传播学概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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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一、控制研究主要是授课教师素质的提高

控制研究也叫传播者研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是主要的传播者，授课教师教学准备是否充分、教学内容是否纯熟、教学方法是否得当、教学技巧是否高明，对课程教学效果是有较强影响的。虽然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对其他许多课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部分传播学理论的艰深，如信息的概念、集合行为、沉默的螺旋等，导致学生们在理解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如何较好地诠释理论就成为关键。尤为重要的是提高授课教师的素质。作为授课教师不仅要深入掌握教材中的各类理论，而且要结合理论选用时代感强、简明易懂的案例，联系当前实际来诠释理论。最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当前的社会热点，都可以成为传播学理论的诠释材料与案例。这样才能够使得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二、内容研究主要是教学内容的拓展

在课堂教学中如果仅仅只讲书上的理论，由于大部分学生都已事先看过教材，这样讲不容易提起学生们的兴趣。为了激起学生们的兴趣，授课教师一方面要讲一些精彩案例帮助学生们理解理论，另一方面则要介绍一些超出教材范围之外而又与理论相关的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而传播学又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不仅要介绍20世纪初人文社科领域内与传播研究相关的理论，还要介绍20世纪后半期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自然科学领域内相关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做到文理结合，拓宽文科学生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识。在这一点上借助互联网，进行传播学理论的及时更新就显得很有必要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理论也随之而得到发展与更新，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利用先进的工具手段，不断增加内容，对增强教学效果也大有助益。

三、渠道研究主要是教学手段的创新

渠道研究主要是探讨大众传播采用什么样的媒介工具，如报纸、广播、电视、电脑和互联网将信息传递给受众。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就是授课教师如何较好地使用各种教学工具，即教学手段的创新去提高教学效果。现在的新型手段主要是采用多媒体教学，这一工具已经在全国高校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多媒体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图片、视频、音频对于学生有着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使他们有强烈的现场感，借助多媒体教学课件炫丽的效果，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理论，理解理论。在教学课件的制作中，要注意体现趣味性、美观性、完整性，配合教师的讲解，才能够有效的吸引学生。

四、受众研究主要是教学形式的灵活运用

在传播学里，受众研究主要是对受众自身的各种特性、群体归属等要素进行分析与探讨，反对过去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强调受众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使用媒体，受众具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性。这一点应用在课堂教学中，就是要进行课堂形式的创新来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及其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性。因此，如何创造积极活泼的课堂气氛，是发挥学生主动性与独特性的关键。通过多年的实践，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办法：一是通过引入社会实例或创设情境，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现代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很关注的，作为教师，重要的是因势利导，向他们提出恰当、有效的思考题就能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如在讲授集合行为概念时，先给学生们播放2012年抵制日系汽车的相关画面与报导，让学生自己总结集合行为的特征，学生们的讨论与思考都很积极。二是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讨论。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对理论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可以通过引导讨论的方式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加深学生的理解。讨论式教学把教师讲、学生学的单向的传播，转变为双向沟通的互动方式，将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的探索知识。三是设置多种题型的作业，充分挖掘学生潜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设置多种题型，如围绕主题进行小组讨论、就某一社会热点进行问卷调查，及布置学期小论文和读书报告等充实教学的过程环节，让学生们在课下学会主动学习，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让学生们找到个人的优势，发掘出自身的潜力。

五、效果研究主要是重视学生的学习反馈

第2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第3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概论 课程建设 网络课堂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5-0093-03

近年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新媒体上获取信息。新媒体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点，是传媒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因此，加强新媒体的研究和教学对推进新闻传播学学科进步、人才培养、产业升级乃至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外新媒体教育还处在发展初期，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的教学定位、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建设、学习环境的改善等几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总结，试图找到适合《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优秀方案，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建设提供现实指导。

一、《新媒体概论》课程教学定位

（一）课程教学目的及要求

《新媒体概论》是因新媒体新闻传播事业的勃然兴起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新媒体概论》主要研究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在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专业主干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习者了解各种新媒体的基本概念，把握各种新媒体的传播现状、效果和发展趋势，掌握各种新媒体的技术特征、信息流程以及盈利模式。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在实践中理解、掌握、深化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因此本课程除了进行理论课的教学之外，还有实践教学环节。为《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新闻网页设计与制作》等后续相关课程打好基础，为将来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中工作奠定基础。

（二）《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果、增强学习兴趣、改善教学环境、促进学科发展为指导思想和根本出发点。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基础之上，加强课程内容建设，争取把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成为广东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二、《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的具体内容

为了全面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惠州学院的《新媒体概论》课程建设主要从教师队伍、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和学习环境等方面展开。

（一）教师队伍建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应该由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特色鲜明、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主持建设，教学团队应结构合理。惠州学院《新媒体概论》课程的教学队伍由5人组成，其中教授2名，高级记者1名，副教授1名，讲师1名，学历均在硕士以上，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且都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科研的一线专业教师，是一支具备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符合教学要求的教学团队。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惠州学院制订了课程团队发展规划、青年教师结对培养计划、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等，优化了课程团队。

1.引进高层次、高水平人才，优化教学团队。惠州学院建立高级人才引进机制。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引进一名具有硕士学位的教授担任课程负责人。课题负责人近十多年从事新媒体与网络新闻学教学与科研。担任《新媒体概论》、《传播学》、《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新闻网页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教学，主持2013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研究》。还引进一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担任课程第一主讲，该主讲教师担任省级精品课程《传播学》的负责人，主持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项目《网络非理性舆论的社会风险研究》，对新媒体课程教学有丰富的经验。

2.促进青年教师博士化。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一名主讲教师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选修了与《新媒体概论》密切相关的课程。该主讲教师2011年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与治理研究》等都是关于新媒体的研究。通过教学结合、教研结合，深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3.鼓励教师参加学习交流和学术考察。课程主讲教师先后参加过中国新闻传播学年会、中国网络传播年会等学术会议，了解学科、专业的发展趋势，与新媒体、网络新闻学等课程教师探讨交流教学经验。教学团队反复研究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媒体与网络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教学体系，完善《新媒体概论》课程体系设置。

（二）教学内容建设

1.更新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惠州学院通过对国内外院校相关课程的比较分析，结合本校的教学情况，按照整体优化课程体系、有利于学习者能力培养的原则，增设了一系列增强学习者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教学环节。改革前的课程总学时为36学时，没有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后增加了12个实践教学学时，总学时为42学时（见表1）。

2.调整优化课程内容，保证教学效果。关注最前沿的新媒体动态，使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发展的前沿，保证学习者能及时获得最新、最有用的新媒体知识和技能，是《新媒体概论》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首先，惠州学院调整了教学大纲，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视频网站”、“社会化媒体”、“手机之外的移动信息传播”等内容。其次，主讲教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把新媒体发展最新成果及行业发展动态与趋势，整理、归纳、整合为教学资源，提高课程的科学性。通过改革，《新媒体概论》的教学内容具有清晰的逻辑性、系统性，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还具有丰富的知识点和信息量，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深受学习者欢迎。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1.“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本课程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教学方法已从最早的老师单向授课模式，变为教师授课、学习者讨论、个人和小组报告、师生互动、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模式，成功地将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转变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习者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理念。

2.“案例工作坊”的教学模式，强化实践能力。《新媒体概论》课程在教学改革中引入“案例工作坊”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是以主讲人为核心，15名左右的成员组成的小团体。结合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主讲教师把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各种新媒体实际应用范例结合起来，让学习者围绕某个话题、案例进行讨论或实践操作，引导学习者对问题实质进行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与动手能力。由于该教学模式强调面对面交流、参与者的互动学习以及实践操作，所以，学习者可以获得更多通过普通讲课无法获得的思考和成长体验，可以把课堂上的体验内化成专业素养和行为态度。课程组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大部分学习者在“案例工作坊”教学过程中积极性很高，并认为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3.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效果。在教学中积极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发完善了多种网络资源和PowerPoint的演示教材，充分利用教学互动平台进行师生的互动。值得一提的是，《新媒体概论》课程利用魔灯教学平台，建立了具有多媒体特性的网络课堂，开展网络教学。利用魔灯教学平台提供的论坛、测验、资源、投票、问卷调查、作业、聊天室、Blog和Wiki等丰富的课程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开展在线自主学习、在线作业、在线答疑、在线自测/考试、在线实时交流等教学活动。使教学理念从传统的教案设计向课程设计转型，内容设计向“资源+活动”设计转型，教学方法从传统的传授型向传授型、研究型、社区型相结合的多样化的教与学方式转型。比如主讲教师和学习者可以通过新媒体网络课堂的课程管理中的资源上传、 下载教学资源， 以达到教师与教师、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与学习者多方位资源共享的目的。再比如，通过新媒体概论的论坛或博客，学习者可以在线提问，教师可以在线答疑，在虚拟的网络空间，突破空间的阻隔进行实时的同步交流，也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时间进行异步交流。

（四）教学条件建设

1.教材的使用与建设。本课程早期采用中科院新媒体研究专家闵大洪研究员编写的《数字媒体概要》作为教材，该教材在编写中强调学理性、实用性、工具性、前沿性、延展性、交互性的统一。但是，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该教材部分内容难免过时。目前，该课程使用本课程主持人周海英教授著《数字新媒体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为课程的主教材，并选用了如下书籍作为参考教材（见表2）：

2.课程相关资料建设。课程组成员密切跟踪，及时购买与本课程相关的国内外最新出版的图书、资料，并向学生推荐阅读。比如《网络社会的崛起》（纽曼尔卡斯特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网众传播―― 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何威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微博―― 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新媒体概论》（宫承波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研究新媒体的著作。本课程组还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目前已有国内外新媒体传播类图书约100多种，与本学科相关期刊论文数百篇，光盘数据库文献资料也非常丰富。

课程团队积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跟踪和吸收国内外有关本课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教会学生熟练使用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硕博士论文库、传媒学术网、传播学论坛、中华传媒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等，增强了学生自主获取学术信息的能力。

3.网络教学环境建设。教学改革重点之一是学习环境的改革。当前，课程学习环境的改革主要体现为学习者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环境的建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课程团队在惠州学院的网络教学平台上搭建了《新媒体概论》的课程网站。在课程网站中，根据《新媒体概论》的教学定位、教学内容，建设了课程介绍、教学大纲、师资队伍、教学日志、电子教材、教学课件、练习与习题、参考资料目录和教学录像等基本资源，并且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及时的更新。在基本资源的建设中力求涵盖新媒体相应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系统介绍《新媒体概论》的相关知识，既实用又易用，能共享，为《新媒体概论》的教与学提供平台。

除了建设《新媒体概论》课程的基本资源之外，还建立了课程的立体化拓展资源。拓展资源包括：图书资源库、多媒体素材库、视频讲座库、案例库等。在多媒体素材库中收集了中华传媒网、人民网传媒频道、新浪传媒、紫金网、中国新闻学评论等传媒学术网和传媒体资讯网，每一个条目设有网站名称、网站截图、网站链接、网站介绍。学习者可以通过这些网站了解传媒体资讯、学术动态以及前沿的学术观点，丰富自己的传媒知识。视频讲座库收集了新媒体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共20场，便于学习者领略传媒领域专家学者的风采，了解传媒热点话题。图书资源库收集了40多本传媒书籍，每一条目设有书名、网络购书链接、内容简介、内容目录、作者介绍等关键信息，为学习者拓展知识面提供参考。

三、课程建设成效

从2008年以来，惠州学院在广播电视学专业开设了《新媒体概论》课程。经过五年的探索，课程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明确了课程定位，完善了教学体系，改进了教学方法，改善了学习环境，培养了一支教学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2012年5月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系列专题研讨会上，惠州学院的《新媒体概论》课程获同行专家、学校、学习者、社会等方面的高度赞誉，提交的教学改革论文《新媒体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2012年《新媒体概论》被评为院级重点课程，2013年被评为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被学院推荐为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学机构、教学团队、学习者坚持不懈、共同努力，才能造就真正的优秀学习者以及惠及相关的教师和社会人士，从而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 参 考 文 献 ]

[1] 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Z].教高[2003]1号.

[2] 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Z].教高[2012]2号 .

[3] 张芹，黄宏.高校网络和新媒体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3）：185-189.

第4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理论传媒专业人才培养

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正在高速发展。2014年，在我国GDP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传媒产业年增长率逆势上扬，从2013年的15.5%上升至2014年的15.8%。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需要人才支撑。高校作为培养传媒专业人才的摇篮，其培养理念、教学方式与教学模式等至关重要。在当前的信息时代，媒介无处不在，甚至无孔不入。随着新老媒体的交融，融合性传媒生态圈呼之欲出，媒介融合日趋深入，而这一切使传播学相关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日趋紧密。

一、传媒专业的发展概况

众所周知，传播学发源于美国，其历史不过百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中叶，传播学才正式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20世纪中叶以后，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被提出，研究领域得以拓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传播学逐渐成为显学，其学术地位也得到了巩固。据统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各大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每年发表的与传播学相关的博士论文达120多篇，并且逐年递增。在传播学的教育方面，目前世界各地的主要高校基本都设有传播院系和专业，一些高校也因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和教学而闻名于世。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也是现代传媒教育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就凭借在传播和新闻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学术优势，率先开展了现代传媒教育。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诞生。4年之后，哥伦比亚大学顺势应时也成立了新闻学院，如今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著名学府，其新闻学院所秉持的人文学科基础与专业技能训练并重的传媒教育传统一直持续至今。

二、我国高校传媒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我国传媒专业教育从20世纪末开始突飞猛进，并很快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据统计，目前我国有600多所高校开设了传媒专业相关课程。1982年，被誉为“传播学鼻祖”的威尔伯•施拉姆访华之后，美国、日本的传播学学者相继来到中国介绍、宣传、讲授传播学。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后，一大批高水平的传播学专业译著纷纷出版，各大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及相关课程。如今，国内开设传媒相关专业的高校都将传播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大众传播学、传播学概论等课程已经成为传媒专业人才在校学习的必修课。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在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由于传媒专业本身较强的实践性，部分高校对传播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传播学理论教学，集中表现在课程设置比例、教学内容，以及学生对传媒专业的认识这三个方面。在对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上，传播学理论的缺位或不足将严重制约高校传媒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甚至不利于我国整个传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高校偏重传播实践教学

传媒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这就导致部分高校传媒专业在课程设置上急功近利，忽视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平衡，简单满足于讲授各种各样的技术知识和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专业素养的培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更像“技工”，而非真正有思想、敢创新、善学习的传媒人才。

（二）教师倾向于讲授传播技术

部分传媒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存在功利化、工具化的倾向。由于传媒专业需要学生在实际操作领域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中更倾向于教授学生所谓的技巧和方法，却忽视了传播学理论的教育。同时，有些教师的教学手段比较单一，仅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上，教学内容也滞后于传播学理论和媒介技术的更新。因为教师在课堂上理论注入不足，导致学生在传媒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

（三）学生偏爱传播技能的学习

部分传媒专业的学生存在厌恶理论学习、觉得实际经验比理论更有用的错误观点。传媒专业的定位是应用学科。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都为增加实战技能做准备，对应用性的采、写、编、播等技能充满激情，并不重视传播学理论课程，也不愿投入精力去学习研究。

三、传播学理论在传媒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意义

（一）传播学理论是传媒专业课程体系的根基

目前，国内开设传媒专业的高校根据传媒产业的发展，结合市场需求，在传统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新媒体、物联网、网络动漫、数字媒体技术、媒介融合等新课程，使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呈现出宽口径化趋势，这符合信息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传媒市场对人才的现实需求。但诸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网络传播学等基础理论课程应该是传媒专业课程体系的根基，也是评价高校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传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否科学、学生的专业素养是否健全的关键。

（二）传播学理论是传媒专业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

教师在传媒专业教学中扮演着引导者的重要角色。教师的基本理论素养往往直接决定着教育质量。在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时，教师看似应用的是一系列“规则”和“技能”，但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教师的基本理论素养。对于传媒专业教师来说，丰富、多元、完备的传播学理论是其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传媒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媒介不断更新、融合，而传媒专业又具有多学科性，这些都为传媒专业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挑战。如果教师的理论素养不够、知识更新不及时，将难以培养出优秀的传媒专业人才。

（三）传播学理论是传媒专业学生的重要软实力

现代传媒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业界普遍认可的人才往往兼具多层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能够迅速适应工作要求，能够准确分析媒体的本质与现象，并能以复合型人才的身份促成不同媒介的融合。因此，传媒专业人才一定要做到理论基础扎实、知识范围广泛、具备良好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如果将传媒专业学生的技能水平、学历层次和专业类别归结为个人硬实力的话，那么，学生的思想深度、理论水平、学习自觉性、新闻敏感度等就是其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是学生职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传媒专业人才的“软实力”大多是在高校学习阶段培养和塑造的。

四、高校传媒专业应重视传播学理论教学

传媒产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媒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一定数量的传媒专业人才作为支撑。因此，高校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应重基础、重理论、重内在、重实践，只有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修养、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维方法、宽广的国际视野、精湛的专业技能的传媒专业人才，才能使我国传媒产业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

（一）高校应以培养学生理论素养为要义

学科的教育离不开理论课程的学习，传媒专业也是如此。开设传媒专业的高校应重视对学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具备了宽、牢、实的基础理论功底，才不会在浩瀚的传媒知识和纷繁复杂的传媒现象中如堕烟海。树立牢固的基础理论和健全的知识体系也有利于学生建立长远的学习目标，并在实际工作中迅速适应岗位。传媒专业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传播学理论素养为要义，帮助学生整合传媒实践经验，实现认知上的升华。高校在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应科学、合理地规划传播学理论课程和应用实践课程的比例，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应使两者良性互动。

（二）教师应以强化传播学理论修养为根本

传媒专业教师只有传播理论扎实、知识储备丰富、关注理论前沿，才能为学生拨云见月、指点迷津。在提倡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的背景下，传媒专业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重视传播学理论的学习，并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延伸，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从已有知识出发，吸纳新知识，掌握新理论。同时，教师应运用丰富的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授传播学理论知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回归课堂、回归理论，通过合理的学科设置、生动的课堂内容、丰富的授课形式，激发学生对理论知识学习的兴趣。

（三）学生应不断提升软硬实力

学习一门学科和专业，不应以掌握实用性技能为根本目标。就传播专业而言，实用技术固然重要，但技术背后的传播学理论才是学生了解、学习、研究、掌握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真谛。而传播学理论的意义在于能够指导学生进行传播实践，使其具备研判各种传播现象的能力。因此，学生在学习传播专业时，要树立正确、全面、科学的学习观，深刻认识传播学理论的重要性，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成为传播学理论扎实、传播技术精湛的全方位人才。

五、结语

随着传播学的不断发展，理论成果日益丰富。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信息交流系统的构筑、新技术引起的社会变革，以及因社会变革而引起的人际关系的变化等方面，传播学相关理论都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传播现象与媒体的发展规律。就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来说，传播学理论和传媒实践的关系相当于“道”与“术”的关系，道正则术易，道偏则无术。在传媒人才的培养中，理论和实践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只有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传媒专业人才。

作者:柳瑜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赵雅文.我国高校传媒人才培养质量分析与模式研究——以天津市高校为例[J].新闻大学，2013（6）：139-149.

[2]贾平.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传播学教学模式[J].安顺学院学报，2013（10）：55-57.

第5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成就

1.从“传者中心论”向“受众中心论”转变,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在“传者中心论”的影响下,研究大陆传媒的学者在传统上较注重于媒介机构和媒介内容,对受众及媒介效果均缺乏足够的注意和研究。在有关的英文文献中,有上百本书和论文涉及大陆传媒系统的体制、运作、内容等;但论及大陆受众行为及官方宣传效果的寥寥无几。①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受西方效果研究越来越重视受众认知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受众在传播效果发生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被充分认识,“受众―效果”成为效果研究中与“内容―效果”并重的两大方向之一。童兵教授提出,效果的实现,需要传播者、受众的良性互动,需要相当质量的信息,需要畅通无阻的传播渠道。所有这一切共同协调运作的结果,就是满意的传播效果的获得。徐耀魁认为,效果是传播目的的最终体现。而这个体现者恰恰又是受传者,所以,研究大众传播的效果与研究受众关系极为密切。

2.开始重视西方传播效果研究经典的翻译和引进

1978年开始,复旦大学的郑北渭、陈韵昭,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等着手在中国内地正式翻译和介绍传播学。赛弗林和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方法与应用》、施拉姆和波特的《传播学概论》、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巴格迪坎的《媒介的垄断》、甘斯的《决定什么是新闻》等相继被译成中文,但这些都不是专门研究传播效果的著作。

西方媒介效果研究著作的英文影印本和译著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相继出现,其中著名者有:洛厄里与德弗勒合著的《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媒介效果》、斯帕克斯的《媒介效果研究概论》、齐尔曼等人编著的《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以及陆剑南等翻译的《传媒效果概论》等等,研究者终于开始把握到世界传播效果研究的脉搏。

3.研究方法受到重视,传播效果实证研究逐步开展

中国传播效果研究长期以思辨为主,实证研究范式缺失。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被引入中国。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共同发起了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受众调查,规模大、统计规范、权威性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卜卫的《走进地球村――中国儿童与大众传播》,孙五三主持的“媒介行为与观念现代化研究”、郭建斌《独乡电视》中对云南独龙江乡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等,也是较为成功的传播效果实证研究。2000年之后,直接以效果为题的著作开始陆续出版,龙耕的《电视与暴力:中国媒介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柯惠新等人的《媒介与奥运――一个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丁未的《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肖明的《传播学视角下的艾滋病议题:议程设置过程的实证研究》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4.在传播效果研究本土化进程中,出现了一批富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包含如下内容:一要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二要加强对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现状的研究;三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四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在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的推动下,“本土化”作为传播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重视,出现了一些富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一些学者尝试用现代传播学方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并研究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观念与传播形式,涌现出一批成果,如张玉法所著《先秦的传播活动》、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等,书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传播效果或影响问题。

理论建构方面,以黄星民提出的“风草论”和李希光提出的“妖魔化中国”理论最为典型。“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像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③循序渐进的“风草论”堪称中国传统的“潜移默化式”传播的代表性观点,孙旭培教授认为比西方的“魔弹论”贴切得多。“妖魔化中国”理论是李希光教授通过对美国媒体报道的亲身感受和实证研究得出的,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妖魔化”即对他国形象的误读,反映了国际报道中大众传媒为国家服务而不惜损害受众信息利益的一种普遍现象。

不足

尽管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传播效果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特点是现状把握型和经验总结型的描述研究多,而深入进行学术探讨和理论分析的研究少,对理论模式的总结不足,这一现实影响了效果研究在内地的进展。虽然效果研究在中国传播学中的地位日渐提升,但相对于西方经多年积累而成的研究惯例与研究根基,中国媒介效果研究依然略显落寞,媒介效果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焦点性的研究议题。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著作译介方面,与“传播效果研究”相关的译著在传播学整体译著中比例较低,效果研究明显是传播学译介方面的弱势群体。

其次,效果研究视野过分狭窄,缺乏理论创新。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革命的图式,认为科学的发展历程遵循“前科学-形成规范-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规范的形成)-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反常与危机-新的科学革命”的模式。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发展到今天,似乎进入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阶段,效果研究领域更多地呈现以几篇经典论文为基础的“倒金字塔现象”――即“大量论文都直接或非直接地与处于塔顶的几篇论文发生联系”,不断重复验证和发展着已有的少数经典理论或理论假设。当前的研究过多地沿着已有的理论或理论假设的思路,只是将之应用于新的媒介、新的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增加新的变量,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中媒介与受众关系的宏大想象,影响了原创性理论的产生。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效果理论仅有“第三人效果”理论一种。

第三,在研究成果方面,受学术训练、研究方法和经费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在数量上偏少;在取向上着重于在中国具体环境下对单个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进行运用和测试,缺乏对媒介效果研究的整体考察与系统观照;在研究方法上既难以复制西方学者设计合理、数据严密的实证研究,又因急于突破传统而不愿重复中国学者更为擅长的理论思辨,因而也缺少了宏观大气的整体反思和批判精神。

学者周葆华认为:中国的传播效果研究,经过了初始的“理论缺位”阶段,到西方经典传播效果“理论检验”阶段,已经有可能走入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理论建构”或“理论创新”阶段。此外,目前效果研究领域正在进行的传统和批判两大学派理念和范式的整合,相信会成为媒介效果研究新动向的起点。

注释:

①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J],《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第68期

②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C],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2394

第6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一、传媒学院简介

传媒学院设有教育技术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数字媒体艺术五个本科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学院拥有现代传媒实验教学中心，设有11个实验室，实验设备价值1300余万元,是山东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山东培训中心、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中心和山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挂靠该院。

学院现有一个博士点，五个硕士点，分别是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戏剧与影视学硕士一级学科硕士点(包括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广播影视语言艺术三个硕士点)、教育技术学硕士点、传播学硕士点;另有现代教育技术、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电影四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传媒学院现有教职工76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1人，副高级职称2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21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7人，另有国内外兼职、客座教授10余人。学院现有本、专科生1700人，研究生249人，其中学术型研究生172人，全日制专业硕士75人，此外还有在职研究生85人。

二、招生专业简介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播音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音像公司、互联网站、电子传媒及其他事业单位从事播音与节目主持工作，能够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的采访、编辑和制作以及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基础课程：普通话语音、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播音与主持艺术概论、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传播学概论、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即兴口语表达、文艺作品演播、形体训练、语言学概论等。

主要选修课程：化妆与造型、公共关系学、影视配音艺术、体育评论解说、活动与会议主持、类型节目主持、音乐鉴赏、现代礼仪学、中国传统文化概要、中国艺术鉴赏、西方艺术鉴赏、社会热点等。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培养目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以培高素质、高水准的从事广播电视艺术类节目、栏目、频道策划、编导、制作、主持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为目标。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课程：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外艺术史、中外电影史、中国电视艺术史、艺术学概论、文艺美学、素描、色彩构成、速写与构图、摄影技术与艺术、电视策划学、影视语言与导演、摄像技术与艺术、电视节目编辑、影视特技、数字动画基础、动画艺术技巧、画面造型与影视用光、数字录音制作、电视节目创作、影视美术、影视化装、戏剧艺术、主持艺术、影视表演艺术、音乐基础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五官端正，无形体缺陷，有一定艺术素养;非色盲、非色弱。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电影与电视剧剧本创作、影视编导与制作、影视产业策划、影视艺术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艺术创造、鉴赏及选题策划和市场推介营销能力，能在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与营销机构、各类媒体、相关院校、文化艺术市场从事电影电视剧的剧本创作、选题策划、影视制片、宣传、营销，以及评论、教学与研究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基础课程：影视学概论、影视文学创作、中国戏剧史、外国戏剧史、艺术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精要、创意广告文案策划、影像产品的市场营销、影视编导、视频制作、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经典影片解读、中外戏剧名作解读等。

主要选修课程：艺术传播学、美学原理、艺术哲学、信息与网络技术、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鉴赏、中国古代文学名著选讲、西方文化名著选讲、平面设计、广告创意案例解读、文化人类学等。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掌握影视动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影视动画编导设计、影视动画制作的基本能力，能够独立策划、设计、制作动画作品，具有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的动画创作人才。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课程：动画造型基础-素描、色彩、创意造型，动画艺术概论，动画人物速写，动画角色造型，动画剧本创作，动画美术设计，Photoshop图像处理与数字绘画，美术构成法则，中外艺术史，动画运动规律，动画分镜头设计，动画角色设计，动画场景设计，无纸动画技法，三维动画技法，无纸动画创作，三维动画创作，艺术学概论，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动画后期制作与特效，数字雕刻艺术，定格动画，漫画创作，动画衍生品设计开发，广告动画创作，网络技术与网页设计，连环画鉴赏与创作，动画策划与项目推广，插画创作，动画导演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热爱数字艺术事业和动画创作，有一定美术基础;品行端正，身体健康;非色盲、非色弱。

三、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播音与主持艺术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1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初试3月2-4日，复试3月5-6日。

初试科目：基本素质测试(指定稿件朗读、模拟节目主持)。

复试科目：综合艺术素质测试(指定稿件播读、即兴评述、现场答问)。

广播电视编导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6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3月7日

考试科目：文艺常识、影视创作与评论

1、文艺常识：含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文学、文化热点、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分析。

2、影视创作与评论：(1) 电视编导基础;(2) 命题故事编写;(3) 电视栏目、节目分析。

戏剧影视文学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4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3月5日

考试科目：文艺常识、戏文创作与评论

1、文艺常识：含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文学、文化热点、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分析。

2、戏文创作与评论：(1) 分镜头脚本写作;(2) 命题故事写作;(3) 电影评论写作。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1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 3月2日

考试科目：彩画、连环画

1、彩画

考试要求：根据考场提供的黑白动画截图，绘制一幅彩色动画图像。使用四开横幅素描纸，由考场统一提供;自带画架、画板、三角尺、铅笔、钢笔、毛笔、水粉颜料等。

2、连环画

考试要求：根据提供的动画稿本故事绘出连环画片断，采用写实画法，不得采用变形夸张等手法。包括：(1)设计主人公形象;(2)绘制三幅能代表故事情节的连环画画面;每幅都应画出边框线并注明顺序号;在每幅下面写出对故事画面的文字描述或角色语言对白(每幅不超过50字)。使用四开横幅素描纸，由考场统一提供;自带画架、画板、三角尺、铅笔、钢笔、毛笔等。

第7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一、媒介融合对传播学专业的影响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融合在一起。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多元融合”的知识背景，新闻传播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要求从业人员既具有现代传播观念和全面深厚的知识结构，又具有熟练使用现代传播技术和新闻采编能力。很多专家就媒介融合时代，如何把握“融合”的度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媒介融合要求当前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能应对传统媒体的采、编、播等任务，还要熟悉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熟练掌握新媒体传播的技能。以上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网络传播技术方面的课程群或体系建设问题，但涉及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理念较多，进而影响到课程的设置问题，为本课题的研究间接提供了指导和参考。网络传播技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根据媒体形式的变化，将技术融合到新闻传播学科中，以“融合”应对“融合”，建立完善“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调整优化教学内容，将会为培养应用型传播学人才提供更好的帮助。

二、“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存在的问题

传播学专业是山东省首批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虽然经过长期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定位不够明确

由于历史原因，课程群中的部分课程仍旧按照理工类课程的教学目标设置，并没有按照应用型传播学人才的发展目标来设计。主要原因是授课教师对传播学专业缺少一定的了解，造成授课内容难度大，学生学习困难。如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传播学专业来说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要求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大致理解，不必掌握过多的原理，够用即可。

(二)课程之间衔接不良，内容重复

由于课程大纲往往由任课教师单独编写，因此难免会造成课程之间衔接出问题。部分知识点在先修课中没有讲到，但在后续课中却需要用到;或者有些内容在先修课与后续课中重复出现。如，HT-ML语言既可以出现在“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中，也可以出现在“网站建设与管理”中，如果两者没有协调好就会出现衔接问题。

(三)部分内容不适应新媒体发展，有待更新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部分课程内容出现与当前实际情况脱离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备课时，按照教学大纲指导的内容进行准备，没有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而高校的教学内容往往滞后行业的发展，这样一来就造成学生对授课内容学习积极性不高，认为所学知识对今后的就业没有帮助，产生烦躁厌学情绪。因此，应适当增加新的课程内容，如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对媒体数据进行挖掘、统计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可以在相关课程增加此类内容。

(四)技术与传播理论的融合程度不深

在多年的授课过程中发现，技术类课程往往容易脱离传播理论而单独存在，成为纯粹的技术。人们往往欣喜于一种新的媒体传播技术的出现或互联网应用形式的更新，却没有对其传播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没有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技术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利用它能为信息传播提供哪些服务，实现传播的目的，因此，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应该在传播学的专业理论框架下进行深度的融合。

三、“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建设方案

(一)建设思路

首先，传播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人才规格是面向社会生产一线，具有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能熟练运用多种媒体传播技术，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这样的人才社会需求量更大，网络传播技术类课程要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这一总体目标。其次，网络技术课程群的建设要调研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掌握当前行业采用的主流技术、发展动态，特别是行业为适应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形势，对用人提出了哪些新的标准，知道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再者，课程体系建设中应重视实践能力培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在媒体高度融合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工作者不仅要能提供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还要深谙各种媒体形式的传播要领，而这些仅仅通过理论学习是不能掌握的，必须通过实践反复练习。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过程要将整个实践课程贯穿到各个学期。

(二)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

课程群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视，其重构一般采用“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方法，纵向来看将课程群分为基础课程、主干课程、方向课程三个阶段，横向上看每个阶段分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网络技术实验课三个部分，这样总体上形成了“三个阶段，三条主线”的课程群结构。第一阶段为基础必修课，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学习网络技术课程打下基础。“网络传播概论”让学生了解网络传播的概念、传播方式及其相关理论，为今后学习其他课程做好准备;“计算机导论”是了解计算机的第一门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认知能力及学科知识;而“程序设计语言”是今后学习网络技术类课程的必备基础，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编程能力，所以放在基础课阶段开设，同时还配备课内实验，实验规模较小，可以单独完成。第二阶段为主干课程，是课程群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精专业”的原则，无论今后学生的专业方向是选择前台美工还是后台编程方面，该阶段的课程设置都可以满足需要。此阶段的传播理论课主要是“网络传播实务”，该课程从新闻传播实务的角度明确学习技术类课程的目标，让学生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把握技术类课程，而不是单纯的唯技术论。“计算机网络技术”侧重于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层技术。通过安排课程实习，让学生能够动手搭建计算机网络环境，为今后的网络传播应用建立基础。“网站建设与管理”让学生掌握网站建设的需求、设计、开发、部署、测试等完整流程。而“网页设计”与“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分别为网站的前端、后台的开发奠定基础，实际工作中需要前后台开发互相配合。第三阶段将侧重方向课程的设置。课题组通过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以及青岛市软件园等开展行业企业调研，结合自己的办学情况，设置为网站前台和后端开发两个方向的课程模块。根据当前行业需求，开设网站美工课程，主要讲授色彩、字体、创意以及用户体验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根据当前网络媒体的发展需求，开设“网络新闻编辑”课程，讨论网络新闻编辑活动的方方面面及新近发展，从理念、运行、事例到版面、图片、音视频以及新兴媒体等。这两门课都是在网页设计的基础上延伸。而在后台开发方面，承接“数据库技术和应用”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网站应用系统开发”以及“手机媒体APP开发”两门课，为媒体行业培养后台开发人员。特别是手机媒体APP，随着近年来移动传媒业的发展，具有较大市场空间。“网络媒体经营与管理”为较高层次的媒介管理理论，可以作为该阶段学生的传媒理论选修课程。同时，该阶段实习任务设置为“网络传播毕业实习”，要求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新闻专题网站的设计、开发和部署工作，可以为PC版，也可以是移动版，以此检验学生对课程群的掌握情况。纵向来看，三个阶段整体上又有三条脉络，分别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程、网络技术实习课程。传播理论从概论、实务再到管理，层次逐渐提高;实习从课内实习、课程实习，再到毕业综合实习，难度也逐渐加大。这样，在三个阶段形成了以网络技术课程群为中心主线，同时以传媒理论为辅助主线，而又同时兼顾实习实践能力培养主线，三线齐发的课程体系。在设置课程体系的同时，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及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使得各门课程间有良好的衔接，同时增加新的授课内容以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

四、结语

第8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传播学专业的国际化发展在当前时代已经具有必然性，但当前高校传播专业的单语性教学方式，不利于深化教学双方国际化的传播意识，也不利于快速引入国外优秀成果和传播案例。基于此，笔者建议立足各校实际情况，设立并优化传播学专业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从教学资源、团队的筹备入手，逐步设立试点并推行课程优化所需的各步骤。

【关键词】

传播学；导向型；人本文位；双语教学

一、传播学专业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现状及问题

《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后，以英语等外语作为高校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辅助的运作模式，开始在各个高校的教学优化中次第开展。近些年来，结合传播学专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逐渐摸索出进行复合型双语人才培养的方式，即结合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教学要求和基础知识，按照对外传播的规律和特征，进行既精通传播技能又善用外语的优秀人才的培养。但是与社会传播性人才的基本需求和标准对比，我国目前的培养方式和培养质量仍低于社会期望值，尤其在传播专业学生的导向型双语教学方式的优化方面，其创新度和应用的实践性也相对较低。因此，基于现阶段传播专业学生专业化、复合型培养的要求，笔者建议立足当前现有教学资源，尝试进行现有导向型双语教学的创新性优化。

二、现阶段传播学专业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的优化

1.因校制宜，软硬兼施筹划教学预备资源

进行传播业双语教学的优化，需要立足学校当前教学资源和教学能力，不能为本校的形象或政绩而实施提前教育模式。在具体实施中建议遵从实事求是原则，一方面不断强化主管院校和学校的高度重视，做好硬件和资金的双向投入，如设立专门的摄影室、教学室、录音室等，维护双语教学准备教师所需要的经典案例资料如光盘等。另一方面则需要按照学校目前的师资情况进行合理分配，适当引入一批熟悉英语又擅长传播教学的专业教师，并组织其在以教学为实践的运作中，加大对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教师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作为夯实学生英语基础和专业基础的首要工具，而准备相应的双语教学配套教材，并以教师的研究成果作为教材补充，则是传播业双语教学得以不断提升质量的基础。

2.倡导资源共享，内外合作增加师生课程设计合作率

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是强化传播业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的重要辅助环节，传播学专业双语教学以学生为本，就需要打破现有的传统教学对学生主动学习意识的束缚，尝试增加不同高校间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互溶，如精品课程的各高校流动示范，传播学双语教学网络观摩会等。打破各个高校原有的封闭式办学方法，对各校之间外语与新闻专业融合的资源共享具有重要的效力。高校在传播学双语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结合学生的实践练习需要，与具有双语要求的传播学传媒合办新闻传播双语教程实践点，或者在学生群体中深入调查，梳理学生需求，与学生一起重新设计和实施互动型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等。

3.尝试筹建试点，结合学生学习规律稳步推进课程优化

双语教学作为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传播学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学生为导向进行课程优化可以以试点的教学应用为尝试手段，在具体推行时，必须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允许学生以开拓视野为目标，自主进行是否参与此门课程实践探索活动的选择。虽然传播学专业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以传播专业学生为对象。但是从学生导向型课程设计的角度来看，可允许非传播专业学生和英语专业学生参与到课堂实践优化中来，并虚心吸纳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作为本课程优化的依据。此外试点的设立和本门课程优化的开展，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如在大三阶段开设更为核实，此阶段学生已经连续两年学习了传播学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传播学专业基础，对传播学的双语应用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期待，而连续两年的英语学习也使得其具有预定英语课程的听、说、读、写基础，因此在大二结束阶段，将学生纳入到本试点中，此种教学模式更具有衔接性。

4.设立课程选择标准，增大传播学原著资源引入率

需要注意的是传播学专业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应用的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以学生为教学的主体和核心，还需要精心选择符合当代传播学学生学习的专业课程。当然，并非所有的传播学课程都适合调整为双语教学形式，因此在课程优化时，需要预先制定课程选择标准。部分教师在传播学双语课程选择时，仅侧重传播学的理论知识，而忽视传播学现代化应用需要，事实上，在我国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播学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因此其可以借鉴和使用的国外优秀案例和原著资源自然越多。因此按照其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从国际通用性角度，一些可丰富传播内容的资料如跨文化传播涉及到的人际交往、国外礼仪风情、民俗等都可以引入到课程教学中来，而传播学相关的名著原版也可以作为学生课下学习的资料加以借鉴。近些年来我国传播学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其引入国外先进理论、概念的思维并不快，很多国外新成果、新方法及新观点，尚未在我国传播学的教材中得以应用。针对此类问题，建议学校或教师选择传播学原版的英语或其他语言教材，并开设英语新闻编译、英语新闻写作、舆论学、经典新闻作品赏析等课程，此类课程使用英语进行教学，更能保障教材讲解的原汁原味性。

参考文献：

[1]冀蓓蓓.媒介融合视阙下中美新闻传播硕士教育改革之比较[D].重庆大学,2014(04).

[2]徐可晶.湖南省高职院校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8(10).

[3]邵冬梅.新闻课程中基于知识分类的体验式学习研究与实践[D].湖南大学,2014(12).

第9篇：传播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理论构建；历史发展；学科前景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影视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包括麻争旗的《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尹鸿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郭镇之的《试论改进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李京盛的《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徐明华的《跨文化传播的传媒区域化分析》等。大量文献均指出，我国影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导致我国影视节目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研究指出，若要促成我国影视节目“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我国影视的海外传播必须尽量减少跨文化传播的各种影响要素，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大量植入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