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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渠道狭窄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日渐多元化,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盛行和移动客户端的开发普及,丰富了人们获取各类新鲜资讯的便捷渠道。但现今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仍然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相关的网站、微博、微信账号数量稀少。仅有的几个新媒体传播平台也普遍缺乏影响力,信息更新频率低,互动性差,内容缺乏原创性。新媒体利用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种结果——在受众所掌握的最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里却难以找寻到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的狭窄严重制约了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效率,更难以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2.报道议程单一
内蒙古地区主流媒体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新闻议程大多是对于民俗风情、节日庆典或会展项目的报道,虽然有些诸如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已经纳入了固定的传播议程,但是报道的视角也多以展现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生活安定和文化繁荣为主。而年复一年报道内容上的重复暴露出媒体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议程设置能力不足,宣传性框架成为报道主流,缺乏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观照。
3.传播人才缺
失高素质的文化传播人才是民族文化传播过程的关键因素。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上,还是在传播渠道的拓展上,都显现出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尚欠缺优秀的人才资源。造成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内蒙古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影响到人才的培育,特别是文化传播人才、文化产业人才和新媒体技术人才较为欠缺,而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严格的人员编制管理又影响到外界人才的引进;二是区内负责文化传播的单位以往不够重视对在岗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其结果是传播观念的落后和传播技术老化。
4.文化传播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近几年,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2013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6832.38亿元,较前一年增长9%,人均GDP进入全国前五位。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地区社会的发展,2013年内蒙古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97元,比上年增长10.1%,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①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协调的是,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相对落后,区域文化影响力远没有区域经济影响力巨大。虽然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开发观念的落后和对外传播效力的低下,使其尚未能成为代表自治区形象的“名片”,更谈不上文化品牌效应的发挥,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存在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的状况。
路径与策略
1.更新文化传播的投资模式
目前,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和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文化宣传任务的有效实施,但是却因很少顾及传播对象的需求和喜好而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这种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可以带动的社会整体资源较少,难以实现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多方面协同效果。而传播观念和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也给政府的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和文化产业的日渐勃兴,未来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考虑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的融入,将更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开放给更熟悉市场规则和更了解受众需求的民间社会资本,借助于后者所特有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形成立体交叉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2.延伸文化资源的价值链
以往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更多依赖的是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文物古迹的实体展示和节日庆典的文艺表演,这些传统的方式更多致力于对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挖掘。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火爆和文化产业的勃兴,以商业运载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三赢”开始成为区域文化对外传播新的目标和任务。未来,可以考虑结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不断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链,比如,借助于视听媒介技术的进步,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视听化转换;结合动漫和网游产业的发达,设计开发民族文化题材的动漫和游戏;利用3D等多维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造民族文化的体验式传播。而数据库技术的普及和数据化应用理念的深化对于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链也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路。
3.提高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和技术不断提高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首先,新媒体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界限,让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覆盖更广阔的范围,这是其文化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其次,借助于社交网络平台(QQ、微博、微信等),可以创建专业的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账号,通过与受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交流来了解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建立民族文化交流、讨论的圈群,开拓多元的民族文化话题,增进公众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还需注意加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建立起多元立体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4.实施文化传播的品牌策略
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应以突出民族特色为本位,瞄准草原文化、“三少”民族文化等几大方向,塑造品牌优势,这意味着以策划和质量致胜的精品文化项目及以传播和认知为重的品牌化营销。精品文化项目要求对于内蒙古的民族文化资源要以保护性开发为核心,重点着力于对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内涵和精髓的深入发掘,对于文化产业链的长远合理规划,对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综合考量。品牌化营销建立在每一个可能与受众沟通的环节之上,既可以是展会上的品牌推介,也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还可以是活动现场的亲身体验。总之,其重点在于品牌符号的传播和认知,在于利用品牌符号把文化输送到国外受众心里的过程。品牌化策略是增强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5.构建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
2017年第九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这不仅仅是一届花事盛会,同时也是一届文化盛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清华大学景观系教授朱育帆在风景园林师国际论坛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成为博览会设计灵感的源泉。专家学者们的理念很值得借鉴。
宁夏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人口迁移产生了移民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使得宁夏地域文化呈现多元性、创新性、包容性、丰富性特点。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探讨如何在花博盛会及景观设计中融入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以“花”为主题的硬件物质文化与软件精神文化融合
第九届花博会一方面要赋予其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价值,文化底蕴、人文内涵,另一方面也要为文化、艺术、体育运动提供平台和保障。创意民居的设计、民俗活动的开展等文化体育活动,都将有助于实现本次花博会目标,体现硬件性质的物质文化与软件性质的精神文化融合。
(一)花乡留客
利用现有的条件,打造特色花式星级民居,拥抱自然,体验乡村纯朴、悠然的宁夏人生活,参与各类农事、采摘活动和当地的民俗活动。设计风格迥异的风情园,展示银川的建筑风格,体现民居风情与文化。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让更多的参观者、游人感受宁夏人的生活魅力。体现地域文化,突出民俗文化。
(二)花都风韵
花博会的召开,是全面展示城市形象的绝好平台。以花与文化、花与科技、花与生活、精品插花、精品盆景、精品奇石等为主题活动,在园区各花卉生产基地举行插花艺术大赛,邀请国内外知名的景观设计大师及花卉园艺师现场竞技,展示插花艺术的魅力;同时还可以举行以赏花、购花、品茶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将“花”的故事与传说融入活动中。
(三)“花卉沐浴”,美哉服饰
创设以“花卉沐浴”为特色的保健温泉沐浴活动场景,满足更多人洗浴的欢愉,洗浴的环境和形式可多种多样,如保健浴、贵妃浴等。同时开展富有民族风情特色的服饰展,具体如下。
1、戴回回帽:回回帽是男子戴的无檐小白帽,亦称“礼拜帽”,回族在礼拜磕头时,前额和鼻尖必须着地,戴无沿帽行动更为方便,遂发展成一种服饰习俗。
2、戴斯达尔:回族除了戴白帽外,有些也用白、黄色毛巾或布料缠头,俗有“缠头回回”。相传在早期传播伊斯兰教时,头缠戴斯达尔做礼拜。现在多数回族群众习惯戴白帽,清真寺里的阿訇、满拉和乡佬们则缠头。
3、搭盖头:盖头,旨在盖住头发、耳朵、脖颈。回族认为这是妇女的羞体,应该加以遮盖。戴盖头的习俗,一是受阿拉伯国家的影响。二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少女戴绿色的,已婚妇女戴黑色的,有了孙子上了年纪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
二、构建花博网络媒体
充分运用网络媒体,建立银川花博官方网站、微博客、微信平台,提供献计献策平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如“九博会”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征集活动;制作公益广告;张贴、散发宣传画和宣传品;举办“花博会”宣传短信征集活动,评出获奖作品,为其提供宣传平台,在花博官方网站、微信平台公布,扩大“花博会”影响力。通过这种全方位、多维度、多角度、多渠道的方式,宣传推介花博会,让本次花博会的筹办、规划、设计、建设等工作更科学、更合理、更人文。让创意、创新、创作有序地体现在花事盛会中。
三、在花博园中设计西部美食迎客厅
用西部美食迎客,应着重突出“清真”的特点。这也是民族饮食文化的体现。追溯历史,其实早在唐宋时期,许多文人就喜欢用“清真”一词,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清真”一词入诗,唐李白的诗句“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是指“自然质朴纯洁,摒弃雕琢”,把回民喜欢的饮食作为待客的佳品,如八宝茶、油香、馓子、烙面、长面、白皮臊子面、生汆面、八宝甜饭、手抓羊肉、烙羊羔肉等。
四、以花为媒,见证爱情
开展迎花博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提升花博会人气。在花博园中僻出举办婚礼的场地,举办“花好月圆・回汉联姻新人集体婚礼”;同时还可以举办“浪漫一生・金婚庆祝活动”。在宁夏自治区征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人和金婚老人,并各选出30对参与上述庆典活动,让金婚老人为新人证婚。
五、设计体现本届花博会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工艺品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广告 传播模式 表层文化 深层文化
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际广告就已经进入中国大陆,但只有在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广告才真正进入全球化传播的时代.跨文化才成为广告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一、问题广告
2003年第12期《汽车之友》杂志刊登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霸道广告,2004年9月国际广告》杂志刊登的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恐惧斗室广告片,2005年6月美国快餐巨头麦当劳在我国播出的”下跪篇电视广告等都引起了很大的广告风波。
这些问题洋广告不符合我们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不适应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如立邦漆广告拿龙做文章,将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龙滑落成一堆,将其任意解构“霸道”的广告让石狮子向丰田汽车致敬,引发了一种不安的联想:石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古老符号,让石狮子向日本的汽车致敬意味着要中国文化向日本的商业文明俯首称臣石狮子又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沟桥于是,霸道的广告就这样被”解读”,从而激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
二、国际品牌,本土传播
国际广告传播中的问题广告并非只在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引起了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告批评就涉及到了洋广告和广告的崇洋问题,但真正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研究则在加入wto之后。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的研究和介绍第二是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中西文化问题。
关于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李永、肖建春和陈绚分别做了介绍.他们指出.有三种基本模式:翻译式广告.模板式广告和指导式广告。
翻译式广告是根据在某国使用过的广告,用广告国的语言翻译过来。图像、音乐等部分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做不仅保持了广告的原汁原味,而且通过语言上精心的翻译,适合当地的语言特点和美感,更加让人易于接受。例如.可口可乐公司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个以“can’tbeatthefeeling“为主题的广告,这一口号在我国翻译成挡不住的感觉“,日文的译文大致为我感觉到coke”.意大利的译文为独特的感觉“,智利的译文为”生活的感觉“……电视画面同样都是一群青春活泼的男女在跳舞的情景。但是.由于各国语言表达的差异.有时仅仅靠文字的翻译难以把广告的信息准确的表达出来。
模板式(样品式)广告是公司总部根据消费国市场调查发现的共性,设计出一种广告的模式,最终由广告公司根据各地的情况具体制作。如2001年足球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期间,在中国各地电视台上播出的阿迪达斯公司的广告中,画面是两支由世界各国明星组成的足球队在进行激烈比赛.最后射门的任务是由中国的足球明星完成的。其实在不同的国家播出的这则广告,都是由该国的足球明星完成最后的射门动作,而其余的广告画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广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牢牢地抓住了当地顾客的消费心理通过某种他们所向往事物的表述引起共鸣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博得了消费者的好感。
指导式广告是由总部对广告的策略、运行.预算及目标提出指导性意见,然后由地区经理或广告公司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地区经理和广告公司有很大自由度,他们可以根据总部的要求自主的设计符合当地文化风俗习惯的广告,比样品式广告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柯达总公司为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提供一个中心的广告策略,由公司在当地确定媒体,而总公司会一直关注、监视着广告的策划与质量.只是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活动时总部才会派人亲自出马。如壳牌石油公司曾要求其广告宣传应围绕”壳牌帮助你””壳牌是驾驶员、摩托车手的好帮手”的主题,各地可以依据当地的情形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广告创意策划、表现。指导式广告为子公司提供了更大余地的自由度,各子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出更能适合当地需求的广告,最大限度发挥广告宣传的作用,只要不与总公司制定的广告主题相违背。
上述”创意标准化.表现当地化或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广告制作模式考虑到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广告的传播.即它所负载的使命.二是传播的目标地域的相关情况.包括社会道德规范、文化艺术特点和消费者的利益等。因此.这些模式的选择和运用,实际上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如何沟通的问题。
在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洋广告,之所以引起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愤怒,主要是广告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道德不相适应。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传播模式来进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让国际广告能充分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用能表现当地文化特色的表现方法,将国际品牌的标准化创意表现出来,从而突破文化隔绝之屏障,达到广告传播的目的。
三、文化的趋同化与多元化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策划和创意中.要充分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和共享性,更好地实施”国际标准.本土传播”的方略。但是在实际的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冲突和交流是在所难免的。当代中国的学者们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中突的层面。张殿元《文化宰制辨析一种广告传播的视角》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冲动力”主宰了社会的前进发展.自20世纪初开始的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形式的出现.使享乐主义观念大行其道。他把以消费的行为过程和经验的商品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全球进行的整编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霍志坚、夏盼认为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必然导致在文化对话中的强弱关系结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差距.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对话并不可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显现着一种不平等关系.制造了一种特殊的知识话语权利.并在以经济和政治为后盾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跨国传播中的广告是负载了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渗透倾向和攻击性。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其传播的内容所体现的:其一.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阶段.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培育了与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的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并通过广告、运用媒体将这种理念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二.发达国家在倾销商业文化的同时也在改变输入国人民原有的生活形态.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甚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达到文化渗透与拆解作用。
孙顺化通过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历史考察指出.在跨文化传播学形成之初.国家权力和利益都是最受关注的.无论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还是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家都受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操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经济上的强势更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触角伸向全球.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输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孙顺化认为.”恐惧斗室”的广告创意、广告表现有着鲜明的美国特征。基于美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的强势地位.美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要战胜而且能够战胜让它恐惧的所有异类.”恐惧斗室”中勒布朗·詹姆斯的战无不胜即传达了这种观念,由此我们看到隐藏在广告背后的国家权力的作用。
这些对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中突的观念.显然是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的批评。在他们的批评话语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命运的深深忧虑:西方广告通过媒体的传播,在无形中输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中国的青少年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个性的张扬、个人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含蓄和谦逊.青少年正在受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耐克和阿迪达斯.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同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能剩下多少?还能保持多久?我们是否应该对于西方广告的文化扩张造成的民族文化的流失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回应?
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引起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能否引起文化殖民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能否消融”民族文化”。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正反映出当今的人文学者对我们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命运的关注。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的观点,其一是肯定的答案.即经济的全球化,必将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并不是经济上的强势民族,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也就堪忧了,这正是大多数人文学者所担忧的问题。其二是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因为当今世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经济基础.更没有形成统一的上层建筑,也就不会出现全球文化的一元化。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出现的貌似文化全球化的现象.不过是文化的表层现象,而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是不会被同化的,正如中国人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并不会变成美国人一样.美国人用中国生产的瓷器,美国的少年儿童用中国生产的玩具也不会因此就变成中国人。
论文关键词:云南文化;文化产业;视觉文化传播
自1996年云南省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目标以来,在促进文艺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培养文化人才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改革,云南省的文化知名度、影响力、竞争力和整体综合实力显着增强,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的“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目前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电子音像、文艺娱乐、网络、体育、会展和乡村特色文化等主导性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云南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一、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传播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传播技术迅速变革,视觉文化时代早已悄然而至,人们被各种各样的视觉刺激包围着——电影、电视、招贴海报、商品包装、杂志插图、书籍封面等,已经身处视觉文化的包围之中。视觉文化是影像和形象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而与之密切联系的“视觉文化传播”是“指经由形象媒介,特别是影像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
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能得到更为广泛和更为自由的传播,而其他非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也可以借助图像、形象等视觉符号进行传播。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更为快捷,更为自由。在这样的发展机遇中,云南的文化产业可以借助视觉化传播的优势,加大产业发展,使云南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二、云南视觉文化传播的现状
云南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文资源丰富和神奇,自然资源瑰丽和多样,被誉为音乐舞蹈的海洋、美术摄影的殿堂、影视摄影的基地、文学创作的富矿、民族文化的金矿,为云南省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总体上看,目前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实力,呈现较好的前景,文化云南的形象日益显现,正在实现从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迈进。
首先民族歌舞文化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云南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民族歌舞资源丰富。民族歌舞文化利用影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走向京城,走出国门,打造成为云南省的文化品牌之一。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巧妙地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质朴的艺术魅力结合起来,“并采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音、视频和多媒体舞台设备,最大程度地再现了民间舞蹈的感观氛围,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试听刺激和心灵冲击,形成了一道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迥异的文化奇观”,不仅成为云南省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而且也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大型民族风情歌舞《丽水金沙》以舞蹈诗画的形式,荟萃了丽江奇山异水孕育的独特的滇西北高原民族文化气候i亘古绝丽的古纳西王国的文化宝藏,通过优美多姿的舞蹈、扣人心弦的音乐、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立体恢宏的舞蹈场面、出神人化的灯光效果,全方位地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后相继出现了《七彩情》、《舞彩云》、《贝叶之光》等一系列的大型民族歌舞,让观众在如诗如画、亦真亦幻的七彩云南的艺术景观中,深深感受到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云南以及云南民族艺术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其次,像丽水金沙演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映象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影视、演艺几大龙头企业,培养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并推出一批云南品牌的影视精品。以《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表现了少数民族人们的特有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精神风貌等,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拓宽了民族电影的创作类型和表现领域。2005年9月,由中国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影视创作指导小组具体策划组织实施了“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该系列预计在云南的l0个地域拍摄10部电影,“云南影响”新电影旨在通过电影营销云南、输出云南,让“云南影响”影响世界。目前,云南省充分利用了云南香格里拉、三江并流、石林、大理、西双版纳、腾冲火山热海、红河元阳的梯田打造“天然大摄影棚”,依托曲靖翠山影视文化城、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丽江束河茶马古道影视城等建设了一批适宜电影电视剧拍摄的人工景点及景区,并创造了影视制作的相关条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是与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各地地方文化节的开展。“视觉符号是事物和知觉之间的中介,是地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和传播载体”。地方文化节是以区域文化特征为基础,紧紧围绕特色文化而开展。
云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彝族白族的“火把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瑶族的“盘王节”、景颇族“目脑纵歌”、独龙族的“卡雀哇”、佤族的“新米节”等。有些地区结合自身的优势,举办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文化节,元阳梯田文化节、德宏葫芦丝文化节、罗平油菜花文化节、腾冲火山热海旅游文化节、晋宁古滇文化节、临沧茶文化节、扬武烟盒舞文化节等节日,着重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民俗资源和区域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而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昆明国际旅游文化节更是扩大了云南的影响力。
最后,云南省利用自身优势,打造香格里拉、石林、三江并流、茶马古道等等一批云南特有的文化品牌;大力扶持新闻出版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云南出版业打“特色”牌,使滇版图书不仅内容丰富、品种齐全,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先后出了一系列的精品书籍,并编辑出版了《文化云南》、《祥瑞云南》两本高质量的邮册;云南本土的各影视动画公司创作了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云南本土气息、有自己原创品牌的动漫产品,充分展现了云南在本土动漫创作上的巨大潜力;通过文化交流和国外演出表演,有时还搭载“中国文化年”的东风,使海内外的朋友领略到与众不同的云南民族文化,扩大了在海外的影响。
云南省在以上项目中充分发挥了媒体的传播优势,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地欣赏丰富而神奇的滇文化,并引领人们参与其中,亲身感受滇文化的无穷魅力,这就是云南文化的视觉化传播效应。
三、加强云南省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
近年来,云南省文化在视觉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仍需调整思路,拓宽领域。
(一)借鉴原有经验整合云南文化资源,打造视觉传播平台。
云南省是一个“最美、最大的天然摄影棚”,《无极》、《千里走单骑》等大片相继来滇取景。通过影片众多的观众领略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迥异的古滇文化,同时对云南心驰神往。在此影响下,应利用视觉化传播扩大号召力;同时加大对云南本土电视节目进行整合和市场化运作,打造出在全国叫得响的电视栏目;对各个地方的特色文化进行整合包装,充分发挥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音像电子等领域的优势,将它们联合起来,打造成符合本土特色的视觉传播平台。
(二)多渠道塑造视觉效应。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视觉媒介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种类也日渐多样化。图片、博客、播客、广告、动漫、创意概念、DV个人作品等都可以作为传播云南文化的渠道,并联合相关文化产业,形成双赢的文化产业链。以网络为例,网络有的视觉元素可以成为宣传民族文化、民俗风情、环境人文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感召力的传播方式;就动漫产业而言,动漫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以鲜明动感的形象,时尚的流行元素等吸引着人们。但目前云南省的动漫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提高动漫产品的水平,拉动衍生周边产业的发展。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手机动漫、影视正处于蓬勃发展中,云南省文化借助这种新媒体可大有作为。
论文摘要:从平面广告角度谈广告跨文化传播问题,指出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应跨民族,跨地域传播“共通性”的视觉符号和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掘和运用广告目标受众所熟悉的民族性的、区域性的视觉符号和文化符号,从而达到广告跨文化传播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全球化扩张,其产品必然涌向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跨国广告业也必然追随其客户进行跨区域、跨国界的广告经营和运作,广告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广告国际化,或称广告全球化,是指在世界各地市场上通过采用基本一致的广告传播方式,实现全球市场的营销战略。这种全球化的广告给生产和经销厂商以及广告业者都带来了明显的利益,例如降低了广告成本,树立了品牌和企业形象,提高了迅速推广产品基本概念的能力,简化了市场和促销计划的协调控制程序,等等。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一体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元文化将长期存在。跨国广告的运作不能不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文稿、符号意义、文化象征、诉求主题、视觉形象,到广告经营策略、人才组合与培训、管理模式、公共关系建构都有一个与各地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广告的国际化进程中也包含了本土化过程,广告的跨国传播也就是跨文化传播,国际化和本土化双向趋势是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
如何处理好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乃是实现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本文将就平面广告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略做探讨。
一、文化符号
在世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文化符号有的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区域特征;另一方面,长久以来通过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现代科技提高了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覆盖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出现了更多超国界,超民族的“世界性文化符号”。
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一些张扬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符号。因此,平面广告在传播中,就曾运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进行跨文化传播。因为这种‘世界性文化符号’具有共通性,它可以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中国大量出现的以自由和个性为主题的‘me(我)广告’,如‘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我有我可以’(佳得乐饮料),` i’ m loving it’(麦当劳)等等,便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可见,在跨国广告中,充分利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能收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但是,在人类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目前“世界性文化符号”只占一小部分。“区域性文化符号”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跨国公司在广告运作中,更应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不同的文化要求、文化特征、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文化特质渗透到广告传播的各个环节。运用目标受众所熟悉的视觉文化符号。因为只有受众所熟悉,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才能达到与受众的沟通,得到受众心理认同,引起受众的共鸣,进而传达广告资讯,达到商品销售目的。这也是目前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
跨国广告公司在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中,可充分利用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视觉文化符号,如长城,黄河,剪纸,对联,福娃,门神,红灯笼等等。在这方面,可口可乐,麦当劳无疑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日本市场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尽量顺应和利用日本人的文化特质。如在促销计划中适应日本人的“送礼和娱乐”两大主要消费习惯;在诉求方式中采用“柔性销售”代替西方式的“硬性销售”;在形象符号运用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传统赋予数字、植物、动物的独特符号意义。在香港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洞悉了香港人在“东—西方”、“传统—现代”的两极文化价值认同方面的中间形态和心理情感困境,在广告诉求中顺应并且强化了对香港本土的依恋与认同。在台湾的跨国广告公司“不仅懂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日本对于台湾的生活一审美方式的影响,而且对于现代台湾人的生存境况相当关注,诸如政治敏感度、性向选择、社会治安、儿童健康、新新人类等主题均成为广告创意表现的内容”。作为全球品牌的跨国公司,如果不顾国家与地区市场的文化差异,而固执地以本民族文化观念为背景进行广告宣传,必将遭受滑铁卢,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毕竟,丰田汽车“霸道”广告的教训,对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和为其服务的广告公司来说都是值得警醒的。
二、视觉符号
谈到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不能不说到“视觉语言”。当今社会已经进人视觉时代,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被光怪陆离的形象海洋所淹没。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图像社会”,成为“视觉文化”主导的社会。因此,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广告如何适应这个“读图时代”的发展是成败的关键。事实告诉我们,广告信息只有依靠和公众进行视觉语言的传播和沟通,才可能达到传播效果,从而促进商品销售。
平面广告是二度空间的广告形式,文字、图形、色彩是广告视觉语言的三大构成要素。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也由此分为文字传达、图形传达和色彩传达。平面广告在进行视觉传达过程中必然要创造性地、艺术性地运用视觉符号和符号系统来构成广告视觉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因此广告视觉符号的选择和运用成为广告沟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一)图形
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背景下,除了广义的“文化符号”外,图形语言无疑成为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最为重要的视觉文化符号。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其生理构造和大脑神经的连接关系都相同,所以人类的视觉感知方式和感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图形语言必然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不知道英语victory的含义,但当同伴向你伸出两个手指(成“v”型)你就会领会这是在祝你成功。在由文字,图形,色彩三种基本传达要素所共同建立的平面广告中,图形是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图形有“世界语”之称,它不分国家,民族,男女老少,文化深浅,语言差异,普遍被人所看懂,不同程度地了解其中的含义。好的图形设计可以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透过视觉语言进行沟通理解,可以跨越地域,民族的界限以及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进行交流。究其原因,图形具有语言的本质性能,是具有说明性和说服力的语言形式。同时,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具体,更直接,这正是图形传达优于文字传达的一个方面。它超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无须翻译,却能实现“一图顶万言”的传播效能。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图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同样具有“共通性”和“区域性”特点,它在广告传播中必须符合前面论述的“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规范,即发掘图形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共性”和“个性”。
(二)文字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广告的视觉符号除了图形外,还有文字和色彩两个基本的视觉要素。平面广告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对文字传达和色彩传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当今“读图时代”,文字对广告信息的传达功能大打折扣,图像担负起传播信息的主要作用;然而,毕竟没有达到取代文字的地步,在许多情况下,单凭图形人们仍然不易了解广告信息。因此,往往需要加上文字说明,才能赋予图片意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产生良好的理解和记忆。广告在面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时,笔者认为,“文字图形化”,即文字具有图形表征特点,将成为平面广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传播策略。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在当今视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跨国广告公司对受众所在地语言文化掌握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广告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达到理想的广告传播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跨国广告公司对广告受众所在地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文字传达可以充分借鉴和发掘当地的语言文化宝库,达到更好的融入受众心理的目的,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取得广告跨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丰田汽车在中国传播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借用了中国传统的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巧妙的进行嫁接、组合,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正如图形传达所具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辨证关系一样,文字传达也可以不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不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发掘人类的共性,如在人类的生理感觉上做文章。一代广告大师雷斯为m&m巧克力糖果创造的广告语“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几十年来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发,其威力依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究其原因是因为此广告几乎没有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没有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它只是从人的生理角度出发来说明自己独特的销售说辞。而这种“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美妙感觉正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需要的。
(三)色彩
色彩的运用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往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传达要素,就远观效果而言,色彩传达更优于图形传达和文字传达。
色彩是一种感情的语言,而且是一种表达力很强的语言,它总是与一定的情绪相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共性。如红色象征热烈、活泼、浪漫和火热,黄色象征光明和希望,绿色象征和平和朝气,蓝色象征宁静,智慧和深远。很多跨国的高科技企业总是用蓝色作为对外广告宣传的主色调,以此来彰显其“蓝色智慧”,并且随着产品的扩展而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可口可乐的红色伴随着可口可乐走向世界,征服了无数年轻人。因此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把握人类的对色彩感觉上的共性,然而这种“共性”只是相对的,它并不能掩盖“共性”下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国家、民族对于色彩有着不同的爱好和忌讳,如红色让我们联想到喜庆、吉祥、生命和幸福,对红色的崇拜是中华先古图腾时代的独尊一色;然而,在西方红色却让人联想到圣餐、祭奠和危险等。日本人忌绿色,视其为不吉祥;而在西亚一些国家,绿色却受到普遍欢迎。因此,通过文化参与了解当地的文化差异,迎合当地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接受心理,充分尊重其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才能取得良好的跨文化广告传播效果。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论文关键词:电视 综艺节目 平民娱乐 社会发展 受众需求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从社会发展、受众需求方面,分析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兴起的原因,对电视综艺节目中出现的平民娱乐化现象进行研究,并对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提出一些看法。
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是指综艺节目中趣味性元素的加强和受众范围的扩大与数量的增加,节目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明星,普通受众也能参与。①电视人以平等的身份、平和的态度、平视的视角融入电视节目内容和节目制作中,无门槛的参与体现了这类节目的吸引力和传播优势。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现象也是一种“娱乐民主”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节目形态不断变化的直接原因。节目形态演变的背后,是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媒介环境的演变。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消费广度和自由度得到扩大,社会文化事业得到全面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电视技术不断发展,“我播你看”的电视综艺节目形式走进了“死胡同”。而此时,各类游戏、竞赛节目由于其强烈的互动色彩,观众从被动的旁观者变成了节目的参与者,由局外人变成了节目的一个部分。
受众需求的变化是推动节目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原因。综艺节目形态的变化是各类电视机构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进行创新的结果,而决定节目形态走向的最终力量则是受众的需求。
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共分为5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②对于电视综艺节目的观众而言,除了满足欣赏需求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用来积累公共话题的素材。他们观看各类娱乐节目并喜欢对一些明星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与周围的人展开讨论,是制造话题的工具。受众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透明人”,共同的话题与互动,才能满足受众对“归属感”的需求。
随着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现象的出现,人们受尊重的需求被开发出来了,观众可参与度增加,成为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受众需求的进一步开发,成就了这类节目的成功,开创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的先河。随着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大型选秀活动的火爆,这让许多观众不仅有了参与感、被尊重的感觉,而且有了自我实现的感觉。
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平民”得到电视节目制作者的高度重视,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对我国社会产生着深远而又深刻的影响。
第一,电视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舆论引导者,“制造话题,引领潮流”成为其最主要的任务。作为一个“社会人”,人人都有被孤立的恐惧感,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最大限度地为大众制造了共同的话题,加强了普通人之间的交流,缓解受众被孤立的恐惧感,让受众获得归属感。节目暴露出的一些社会问题成为人们情感交流的新形式,这样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方式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有利于节目的宣传制作,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过程。
笔者认为,所谓潮流,最大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短暂。社会需要的是主流文化的引导,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来导向,主流意识和精英意识形态在我国的电视文化传播中应当占主导,才能保证社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应当时刻坚持这一原则,让社会的主流意识和精英意识站在这些潮流的前头,才能避免走向泛娱乐化的误区。
第二,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打破了单一的文化市场格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领,受众的需求得到多方面的满足。曾有人预测“平民娱乐”会“娱乐致死”,③这种说法并不是科学的。因为电视原本就具有娱乐的元素,对“娱乐”的需求是受众的一种基本需求,只要这种需求还存在,“平民娱乐”就不会死亡。精英文化占主导的文化格局被打破,通俗文化的市场需求被提升上来,这是大众的需求。单一的文化市场是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随着文化市场的完善,通俗文化的发展会沿着健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虽然目前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节目在通俗程度上的掌握不是很准确,但是并不妨碍其发展的整体趋势。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竞争很有可能出现此起彼伏的情况,但是并不会出现谁死谁生的结局。
此外,电视综艺平民娱乐化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的民族文化主要表现在草根文化即参与者的草根性上。所谓草根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积凝聚的文化。④民族文化的草根形式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比如“超级女声”的流行是“平民民主”意识的苏醒,《非诚勿扰》的火爆也有人说是“拜金”顽症的反思。在节目内容上,民族文化传承也是未曾中断的,在话题选择上,更加注重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人们工作压力的增大、择偶要求的提高,使得“剩男剩女”数量剧增,于是,在现实浮躁的社会风气下,“闪电式的爱情”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上日程供大家讨论及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电视综艺节目平民娱乐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节目制作者热衷于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克隆”国内外同类优秀节目版式, 迅速创建自己的“复制品”。⑤这样的趋势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缺乏创新机制,或是该机制不成熟,没有自己的个性,以至于相似节目泛滥。
个性是电视节目的生命,失去个性的节目终究会被淘汰。因此,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意应求新、求异、求美、求味,要办出电视特色、民族特色以及文化品位来,节目才会有底气。个性的展现最关键的是媒体自身的创新。创新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第一种创新——引进、消化、吸收的创新。节目制作成熟的媒体应该进入第二种创新——集成创新。集成创新要求利用自己或他人创造的成果, 通过纵向或横向集成实现创新。这就要求媒体根据自身已有资源, 有针对性地改造其他节目的元素, 然后将二者结合起来, 为我所用。最后是第三种创新——原始创新。模仿不是万能的, 更不是一劳永逸的。找寻属于自己的道路,创作出别人难以模仿的节目,是在根本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总之,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娱乐化采用通俗的方式使民族文化得到源源不断的传播,很好地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也能承担起建构传播社会主体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表现形态的责任。这种现象正处速成长的青年阶段,需要全面的舆论监督和完善的法制法规的规范,方能使这种趋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郑欣.平民偶像崇拜[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P153.
②周庆山.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158.
③张同道,刘普亮.制造笑声与创造快乐[J].电视研究,2003(12).P17.
论文关键词:古筝民族乐器跨文化传播
大约从东汉起,筝就传人了贵州高原。这是中原封建统治王朝政治势力向贵州地区扩张后汉文化向边缘地区传播的结果。但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筝并未扎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土壤中,成为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的一员。从传播学角度说,这是一种无效传播。
文化在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民族是一种文化群体,因此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某种文化的跨民族传播。跨文化传播分为有意传播和无意传播等形式,从传播结果看则可分为有效传播和无效传播两种。有意传播是一种有意识的目的性很强的传播,无意传播是一种虽然传播者没有传播意图,但由于某种原因,传播者与被传播者发生接触,被传播者吸收了传播者的文化,使文化传播在无意中发生效果的一种传播。有效传播指所传播的文化被对方接受,成为对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无效传播则指虽然有传播行为或不同文化体系的人群发生接触,但一方的文化未对另一方发生影响、被对方接受的传播。
古筝未能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跨文化传播无效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此进行深人分析研究,对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什么古筝没有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过去,学术界没有人对此做过分析。在本文中,笔者试作初步的探讨。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贵州境内陆续发掘出了与筝有关的文化遗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黔西县境内东汉墓中发掘出一尊抚筝俑,高11.2厘米,身穿右枉长袍,筝横置于双膝之上,低首,作跪坐抚筝状,阴线刻画出衣纹及弦(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30页)。1975年,在兴仁县雨樟区交乐乡的汉墓中发掘出了一尊抚筝陶俑,头著巾啧,身着右枉宽袖服,内着圆领衫,高鼻大嘴,唇上留着短胡须上身微倾,双膝并跪,身前置一筝,琴身一端斜伸向左前方着地,左臂前伸,右臂内曲,以掌沿及中指、无名指、小指触弦面,拇指、食指捏作圆形拨弦弄琴,聆听沉思,似乎正陶醉于自己弹奏的音乐声中(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45页)。1991年12月,在贵州仁怀河马东汉砖室墓中发掘出的“仁怀抚筝俑和听琴俑”,由灰砂红陶塑烧而成。其中一尊高27.5厘米,宽25.5厘米,头着啧,身穿宽袖长袍,盘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双手抚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另一尊听琴俑高24厘米,宽17厘米,为一成年女性,身朝前微倾,头向右斜,凝神屏息,侧耳聆听,显出一副神态祥和的样子,仿佛被悠扬的琴声打动(见《贵州文博》1993年1,2合期《仁怀合马东汉砖石墓清理简报》,顾新民执笔)。贵州黔西文史馆收藏的“黔西托筝俑”是一位双手托筝的少女将筝高举过头,或弹奏,或献给地方。贵州赫章县可乐乡出土的摇钱树缠枝右下角的镂空花抚琴图,从线的形状看,可能是古筝。古筝与古琴外形有着明显的区别:1.古筝底板平,而面板较拱,形成较大的共鸣腔;而古琴的面板较平,共鸣箱较小。2.古筝有前梁和后梁,而古琴则没有后梁。筝与琴还有很多不同,兹不赘述。古筝并非贵州的“土特产”。汉元帝黄门令史游《急就篇》(三):“竿瑟茎侯琴筑筝。”注:“筝,亦小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汉应邵《风俗通》:“筝,谨案《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按;凉州在今甘肃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辟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因此而得名。当时武威郡下属姑减、张掖、武威、休屠、次、莺鸟、扑、温围、苍松、宣围10个县,治所在故减。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13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武威郡属凉州刺史部,凉州之名自此始。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三国魏黄初元年(220),魏文帝置凉州,一直到西晋,姑减均为凉州治所。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建都于此。并州在今山西境内,古属冀州之域,虞舜以冀州南北太远,分置并州。应邵曰:“地在两谷之间,故曰并州。”夏仍为冀州地,周曰并州。《周礼·职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蔽曰昭余祁,曰淖沱、呕夷;浸曰沫、易。”据《舆地广记》载,周并州包括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
上述记载表明,古筝在汉代就已广泛流行于今甘肃、山西一带,其产生的时间还可上溯。据文献记载,古筝至少在2500多年前便已存在。由焦文彬先生所引《甘州府志》(清·王曾翼撰)中的“乐操土风,而以占德,柑击弹筝,本秦声也,西睡最尚”这句话可知,在西周年代,秦人聚居西睡之时,筝就用来作为占卜、伴唱的常见乐器,为秦人所崇尚。到了汉代,古筝被纳人宫廷作为宫廷乐器,古筝曲也成为宫廷中演奏的乐器,在宫廷乐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中,皆有用筝的历史。东汉文人中赞扬古筝的作品也不鲜见,如古辞《善哉行》中有“以何忘优,弹筝酒歌”。张衡的《南都赋》中“弹筝吹笙,更为新声。”侯瑾在他的《筝赋》中说“享祀祖先,酬醉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古文献对古筝所谓“五弦筑身”的描述,“筑”通“竹”,是说筝是一种用竹制作的有五根弦的乐器。它的形制和流行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黄帝时代生产出来的第一代音乐—乐舞开始,乐器作为音乐表达的工具,便已存在。在音乐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器乐逐渐从三位一体的歌舞乐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华夏大地几千年的音乐发展史上,先民发明了数以千计的乐器种类。伴随着先民在音乐活动中对音色和音乐表现力的追求,这些种类纷繁、丰富多彩的乐器不断优胜劣汰。古筝这种源于“大竹筒”制作的五弦弹拨乐器,经受了大浪淘沙,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最终以其优美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独树一帜。到了隋唐时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前繁荣,音乐文化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此时的古筝(近代以前称秦筝),在中原地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出现了“本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白居易《邓舫张稳落第诗》)的繁荣局面。其实,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早在隋唐以前的数百年间,从古筝的产生到逐步发展,已为这一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
流行于中原一带的古筝随着中原封建王朝政治势力的扩张向各地传播。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汉墓中发掘出来的抚筝俑,说明至迟从汉代开始,古筝这种乐器就随着汉朝的军队和官吏到了今贵州一带。
贵州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首先,封建统治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伐。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史上的统治者对贵州这个地处偏远的“荆蛮”之地曾有过几次征伐。《今本竹书纪年》说:“(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氏羌来宾。”《易地既济》说:“(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说:“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这些都是明证。今贵州就是鬼方的主要部分。伐封时,建古样柯国(春秋时期的贵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曾言:“南至吴、越、巴、群柯……之国,莫违寡人之命。”《(管子·小匡)》史载,楚顷襄王时,派庄踌西征,夜郎战败迎降。
其次,为了加强中原封建王朝对贵州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统治者施行“募豪民田南夷”的屯田制度,大量汉族官吏、军队和民众不断向贵州迁徙。秦代,秦始皇为削弱并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曾迁中原地方的豪富散居各地。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后基本将贵州地区纳人了汉朝的行政管理范围。为利于全国的统一,他对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略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史记·西南夷列传》)并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迁徙不少官僚、地主、商人到贵州。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他开辟交通,设置邮亭,进人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这些迁人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其中自然包含了乐器—筝。
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之所以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古筝,才有了民间制陶艺人的反映古筝弹奏的陶工艺品。在纵横几百公里的汉墓中贵州各县发掘出反映古筝题材的陶艺作品,也说明当时古筝被带到贵州后,流行地域相当广。殉葬物件一般应是死者生前喜爱之物,与死者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太可能随其进人墓葬。以此推测,以古筝作为殉葬物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喜爱弹奏古筝的人。音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功用有很大的广延性,统治阶级把它作为道德教化、政治驯化的工具,封建文人以之作为修心养性的必备之物,民间百姓用来从事风俗活动,作为封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子,尤其崇尚音乐的道德教化和政治驯化的功用。自庄踌王滇,到秦及西汉在贵州地区设置郡县,开发西南,华夏文化的主流,便随着秦汉的大一统态势和一批批汉人的迁徙而逐渐向全国渗透,贵州也不例外。此时的古筝,已不是雏形时期那种“五弦筑身”的形式,而是一种构造较为复杂、表现力较为丰富并被朝野广泛采用的乐器。“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开发边疆,经营西南,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西南地区实行统治时,那些按照皇权意图迁居到贵州的“使者”,自然不会将古筝这一令朝野人士青睐崇尚的雅器束之高阁。
古筝被带到今贵州地区后,似乎并未被少数民族吸收。从出土地点看,古筝分布地区主要居民为少数民族,如布依族、彝族、讫佬族、苗族等。这些都是贵州的世居少数民族。根据汉文献记载,贵州历史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夷多汉少”,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占贵州总人口的多数,这种情况到清代才逐步改变。在这块土地上,各民族虽也曾发生过纷争,但总体上是和平相处的。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音乐文化也是这样。比如,AJr:呐、箫、笛、饶、钱、二胡等乐器在各民族中皆流行,铜鼓、月琴也在部分民族中同时流行。但是,贵州各民族乐器中,惟独没有古筝。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发现汉文献或少数民族文献对各少数民族使用古筝的记载。这说明,古筝虽然早就传人贵州一带,但似乎并未对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从贵州各县出土的表现弹奏古筝的陶佣的服饰看,均为汉代中原一带服饰。比如男子头上着岐,身着宽松的袍。啧是一种包头巾,初为民间所服,至西汉末上下通行。《急就篇》(二):“冠啧答簧结发纽。”注:“债者韬发之巾,所以整靖发也。”汉代的男子大多穿宽松的袍服。这些情况表明,古筝使用者并非当地少数民族,而是从中原进人贵州的人士。
为什么古筝没有被少数民族群众吸收,从而成为少数民族乐器中的组成部分?笔者在此试作分析。
首先,古筝“身份高贵”,而民族和阶级壁垒使其难以成为少数民族广大普通民众享用的乐器。
古筝作为一种古老乐器,战国时期就己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击、弹筝、搏脾,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击、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因此历来就有“秦筝”之名。文中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就是“击瓮、叩击”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辞”又与“韶虞、武象”对举,以及接下去的“今弃叩击、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这样的文字。在这里,作者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它反映的是“乐”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淮上”,指的是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由此可见“叩击、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韶虞,,即“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赢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可见筝原属于秦国宫廷所用的乐器。到了汉代,也是主要的宫廷乐器。
当中原王朝的军队、官吏以及中原汉民来到今贵州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后,从民族关系看,“华夷”之辨的民族观使他们不能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怀着歧视和防范心理,这些进人贵州地区的中原人就与各少数民族民众有了很深的隔阂,不可能打成一片,他们带来的古筝也就难以被当地少数民族接近和接受了。
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中原封建王朝也通过拉拢少数民族上层的方式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比如汉武帝对夜郎侯多同就采取“喻以威德,略为置吏,使其子为令”的策略。但从中原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整个都属于被征服者、被统治者,少数民族上层对于少数民族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双重的阶级差异,也构成了古筝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深深鸿沟。
其次,古筝形制不利于它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发芽。
关键词: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现代传媒
当今社会已是一个需要文化制胜的现代化时代,现代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已逐渐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随着武术文化价值不断被人们认可和传播,尤其是武德价值的不断提升,现代传媒与武术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1]”传统武术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文化的跨越式前进,其传播方式也已经逐渐朝着多元化发展。
1.传统武术文化的特征
1.1传统武术文化的区域性。“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对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它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具有差异性。[2]”不同地域内的地理环境是形成具有特殊个性的各个民族长期繁衍生息空间的必要条件。在特定的具有差异性的区域范围内,人们习练武术用的技击器械和格斗本领都受到了一定的地理环境的相对制约。“南拳北腿”之说正是对其极具代表性的概括,这正是地理性的差异性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性。虽然它们拳法不同,技击特点不同,但它们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的文化遗存。
1.2传统武术文化的人文哲学性。传统武术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遵循“五行学说”,吸取各家思想精华,逐渐形成了武术的全部哲学思想体系。传统武术强调形神兼备、内外统一、刚柔并济,讲究通过修炼做到练与养、悟与用以及练养与悟用的和谐平衡。要求习武者不但具有高超的武艺也要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经过长期的修炼,还要领悟仁爱、守礼、信义、忠诚、宽厚的人生哲理,使武术由单纯的记忆变为修身养性的教化手段。
1.3传统武术文化的融合性。文化影响着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对文化特点起决定性的作用。传统武术文化反映出的伦理文化,更重视人际关系的特殊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内容丰富精深,社会价值广泛,文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形态。伴随着民族的迁徙移动以及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使各民族的传统武术文化互相交融与渗透。传统武术文化交融性的主要特征就是从世界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中汲取营养来滋润传统武术,丢弃不符合现今时展潮流的糟粕部分。
2.现代传媒与传统武术文化传播
2.1 博弈中的传承断裂。现代媒体的发展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特点与优势顺理成章的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它以方便、快捷、准确的传播方式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当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获取文化信息的多元化途径。由于此类传播方式的快捷性和方便性特点,它不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还更加强有力的促进了传统武术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来说,现代传媒更是悄然渗透于各个角落。无论是精彩的动作功夫,亦是极具吸引力的武侠电影,乃至方便快捷的互联网中的武侠游戏都已经逐渐深入并扎根于人们的视野里,乃至于各个社会文化阶层。
2.2融合中的发展滞后。“当前武术文化传播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还不是如何选择具体传播方式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武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共融的问题。[3]”传统武术的休闲、养生、健身作用与文化调和功能逐渐成为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功能。传统武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因为文化的差异性原因,西方人对武术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困难,也存在一定的误解。过去中国处于封闭的自我状态,传统武术文化在国外传播很少,世界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知甚少,因此造成了片面化与零碎化的理解。
3.现代传媒形式对传统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
3.1物态媒体平面化传播。“随着传媒技术和传媒形态的变化,武术文化传播的路径愈来愈来丰富,多元的传播方式促进了武术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从国内走向国外,并广为人知。[4]”通过以文字描写为主的主要方式为人们可以详尽地描述传统武术文化知识的报纸。一些人在阅读报纸过程中还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根据各自所需分门别类地收集、剪裁有关传统武术文化的信息。这样,无形中又提高了对传统武术文化的重复阅读率。并且大多数报纸历史长久,且由党政机关部门主办,在群众中素有影响和威信。因此,在报纸上刊登的传统武术文化的知识往往使消费者产生高度的信任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刷精美的杂志,具有光彩夺目的视觉效果,且杂志种类繁多,雅俗均有。利用色彩鲜艳、主体鲜明、设计新颖、简单明快等特点来设计传统武术文化的路牌、广告牌,越来越吸引行人的目光。这些户外媒体是不经意间给受众以视觉刺激;不具有强迫性,信息容易被认知和接受,并且户外广告一般的期限较长,能造成印象的累积效果。
3.2虚拟多媒体互动化传播。“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更重要的是为了创造,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5]”广播具有很多的传播优点,如时效性强、覆盖面广、群众性好等。通过利用电台广播的迅速、便捷性,是充分向观众们解读传统武术文化的奥妙也是传播的有效途径。将传统武术的动作,蕴含的武术文化特点及其要表露的内容精神等通过录像的特殊形式将其声音、图像、精神状态等完整客观的保存下来。整理和筛选以后通过电影,电视等同时通过武术动作中器械和发声部分的声音刺激和经典难度动作中的视觉冲击相结合,给观众以美的艺术的享受。电视是继电影以后产生的,受众最为广泛的传播媒介,可谓在当今社会的媒介市场中已经独占鳌头。
网络传播具有信息密度大、内容广泛、结构合理、适应不同人群的特点。近年来,以网络游戏和电脑特技为代表的新兴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影视作品电脑特技对武术的艺术化加工在观众眼中产生的较大的视觉冲击。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如果在原有关于武术动作游戏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的传统武术文化并设计成更具有前言性和趣味性的网络游戏,想必更会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于追捧,从而也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仅为武术爱好者互动提供了更好的新途径,使武术文化传播更生动、更富有趣味性和更有吸引力,也为带动网络事业的发展开辟了空间。
4.结语
“为了用现代传媒更好的传播传统武术文化,我们应不断扩展现代传媒对传统武术文化传播的途径,加大国际化的传播。[6]”将传统武术文化的个性化与社会文化的规范化相融合,并且在利用和发挥现代传媒其固有的优势基础上,做到整体传播并竭力保护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空间。有针对性的制定传播方案,发挥传统武术文化多层面的功效。只有这样“借力使力”,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播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参考文献:
[1]冉学东,王岗.对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新思考[J].体育科学,2012,(01):71-75.
[2]陈振勇.论文化语境与视野中的当代武术发展[J]中华武术研究,2011,01(01):10-11.
[3]杜七一.试论武术文化的传播[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05(03):31-32.
[4]周国霞,张虹.浅谈影视在武术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风格与特色,2009,(18).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