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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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第2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第3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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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职业发展前景

【前言】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具备极强的综合人文素养。经济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新经济时代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生产生活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国的建设大业中贡献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笔者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职业发展前景”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概述

（一）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为谋求进步所从事种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中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出的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得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实践，如：生产、交换、配置、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中进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长时间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产生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的总和，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发挥最大功能的是生产关系[1]。

（二）经济学发展历程

经济学是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相生相伴的一门科学。人类文明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经济活动开始产生，这一时期古希腊开始出现经济学萌芽，以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针对经济学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换理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等。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这一时期经济学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进行经济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成熟；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19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和分析，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20世纪钟声敲响之际，经济学完全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独立学科。一路走来，经济学可谓凝结了无数智慧和汗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杰出力量。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元化的学科，伴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呈现动态趋势，若想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笔者针对经济学产生根源和经济学形式划分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基于经济学根源

经济学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人类在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应用相应的资源，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的欲望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这种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经济学的产生可谓为上述矛盾开出一剂良方。针对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机会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学带来了四大研究课题：第一，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劳动力、多少成本、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第三，生产出的产品将会去向何处？第四，在该项生产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根据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以上四大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

（二）基于经济学标准

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时间标准可以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按照应用的标准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但是最为权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区分，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两部分。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量的总量是怎么决定与变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观林而不观木”，即学科术语中的“bird's eye”。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是针对个体经济单位行为及经济变量的个量是怎么决定和变化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归纳为“观木而不观林”，即学科术语中的“worm's eye”[3]。

三、经济学职业发展前景

伴随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学科。因此，经济学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研究经济学能够掌握金融相关知识，未来可以在具有商业性质的银行系统进行发展，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亦可将职业生涯规划方向着眼于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所以就业范畴可以拓展为各类具有经济性质的行政单位，如财政、审计、海关等部门。第三，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经济学之后可以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方面工作。总而言之，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经济学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文章首先对经济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针对论点系统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根据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莘莘学子对经济学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经济学原理和知识，能够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综合人文素养，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邱海平，张宇，郑吉伟，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3）：90-107.

第5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第6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课标；高中政治；教学；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6-0035-02

新课标要求高中政治的课堂教学不仅要把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还要注重学生政治素养的提高。高中政治对学生德育的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高中政治的课程内容，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哲学，都与现实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在课堂上要体现时展的特色，对学习的理论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高中政治课还要立足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发展需求，科学理论知识要与实践经验相结合，还要充分发挥政治课的教育作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传播积极的正能量。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高中政治教学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教师也开始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但是还是有很多偏离了新课标的要求或是很多改变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深入理解新课标的要求。本文首先立足于新课标的要求，分析高中政治教学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1.高中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只注重知识的传授。新课标要求政治教育要达到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但是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很多的政治课程还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就是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对学生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当然这种教育现象与高考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也与教师对新课标的理解不深有关。

1.2 学生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不高。政治这一科目本身是文科科目，可能大家认为文科科目的主要任务就是背诵，所以只要在临考试之前突击背诵一下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有了这样的观念，学生在课堂上就不会认真听课，课后也不会花时间去预习、复习，如果教师的课堂氛围比较死板、沉闷，那么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更低，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1.3 与社会实践的联系不深。政治课其实与社会现实的联系非常深，很多社会现象、社会热点、国家政策、国际事件等等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长时间以一种封闭的状态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那就会限制学生的眼界。如果仅仅考虑高考的题目分数，也应该让学生多多了解事实，因为现在的高考题很多立足于社会热点。当然我们的高中政治教学不能仅仅考虑高考分数，还应该有大局观念，为了学生未来的发展而努力，培养学生做一个热心人，见闻广博的人。

新课标的推行对高中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高中政治课堂也像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面对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实要想从根本上改善高中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观念上改变对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育人，不是为了所谓的分数，如果目标错了，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2.针对高中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2.1 转变观念，坚持"三位一体"。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实行"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策略，认为只要把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根据考试大纲的要求把需要记忆的知识记牢就可以，但是教师忽略了学生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要时时指导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在遇到比较难以理解的知识时，要用生动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语言让学生首先理解所要学习的概念；在学习与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科技进步等相关的知识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但是在进行德育教育的时候，不要讲很多的大道理，学生对这些大道理并不容易接受，德育教育要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教师首先要培养学生热爱自己的生活，爱自己身边的人，有积极的能量去面对生活中的小事，以小见大，循序渐进，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格。

2.2 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虽然高中政治教学很大一部分的目标是为了高考的分数，但还是要强调一点，我们的教育不是培养高分人才，而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接班人，因此教师的眼界要放宽，要看到学生的未来。在确立远大的教学目标之后，教师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学生的成绩了，为了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丰富课堂教学形式，让学生爱上政治才是教师应该努力的方向。新课标强调要实行开放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和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民主的课堂上，充分发挥主动学习、合作探究的能力。比如说在学习党史的知识时，教师可以结合历史知识让学生进行讨论，给党的产生和发展绘制一幅"生命图画"，深刻体会党的宗旨和内涵，并且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感想。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可以多让学生拍摄一些生活中的感人场景，在课堂上和大家分享，教师也要多搜集一些案例供大家讨论学习，还可以多带领大家去观察生活，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第7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Value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第8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职业经理人精神 MBA精神 成长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渐繁荣，以企业为生存平台，逐步形成了企业家、职业经理人、MBA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伴随着对这些新兴阶层的关注，人们不禁要对其做出更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一系列的疑问。而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及其三者的关系正是这些纷至沓来的疑问中的焦点之一。

一、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的定义及内涵

尽管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MBA三个阶层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而且三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不同的企业经营者面目而独立存在的。然而在当前逐渐成熟规范的企业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最初是MBA学员，而后步入职业经理人生涯，最后又创办企业，成为一名企业家。如果说早期的企业家更多是先从事企业实践工作，而后返回来学习MBA课程的话，那么有理由认为科学、规范的企业经营者成长模式正在日趋完善，并最终在企业家成长轨迹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即：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

1.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含义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家尚没有一个全面而统一的定义，溯其渊源，企业家一词的原文是法文：entrepreneur，其含义带有冒险家的意思，指当时领导军事远征的人，这种人需要承担风险，因而十八世纪后期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鲍杜认为：企业家具有承担风险和创新两个重要特点。首先给予企业家较严格定义的是萨伊，他在《政治经济学论文》（1803年出版）和《政治经济学精义》（1815年出版）两本书中，把企业家看作经理人，经理人“把他所有的生产手段结合在一起，取得产品的价值，……不断重新建立起来他们全部资本，他所得的工资、利息和地租，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随后，充分论证企业家定义和职能作用的是熊彼特，他认为经理不能都有资格被称为企业家，只有当他对经济环境能做出创造性的或创新的反映，从而推进生产的增长时，才能够被称为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是促进物质生产增长的中心人物。

“企业家精神”是指人们竞相成为企业家的一种行为，其内涵是“着手工作，寻求机会，通过创新和开办企业实现个人目标并满足社会需求”。从以上对企业家的不同理解中，可以归纳出企业家精神表现为：

(1)承担风险精神。正如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博龙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承担不确定性”。(2)创新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被称为“创新的灵魂”。正如1942年熊比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指出，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就是对传统生产力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使企业家成为企业的“催生婆”或走出困境的领路人。(3)强烈的责任心。

2.职业经理人及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含义

职业经理人是指运用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机器等生产资料，通过运用各种科学管理知识，使其与员工进行最优匹配、整合，并对市场信息进行把握、运用，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具有专门职业能力的企业经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经理人应该在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两个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同时具备管理和决策两大社会职能。

本文认为职业经理人精神首先应该包含企业家精神中的诸多方面，其次也有其独特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

(1)克已敬业的奉献精神;(2)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具有领导力、想象力、判断力、组织力和坚持性;(3)敢于领先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卓越的监督管理才能，充分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较强的学习能力;(4)当机立断的决策精神。善于捕获时机，相机做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3.MBA及MBA精神的含义

MBA是工商管理硕士的简称，首创于1908年的美国哈佛，于1991年引进中国，是一种注重实战能力的教育。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MBA神话。所谓的MBA精神主要指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崇尚冒险和创业,鼓励对事业的追求,强调勤奋工作以创造富有生活,强调个人能力、毅力、智慧和决心,注重理性分析,讲求实际和办事成效，在某种意义上，MBA精神也可以说是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精神的一个综合，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诚实守信精神。要想做事，先学做人。而做人最基本的一条信念就是要以诚实守信为立身之本。(2)开拓创新精神。熊彼特曾给企业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它说明了创新不仅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样的，创新也是MBA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面。(3)积极主动精神。MAB要争当企业的“领头鸟”，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主动寻求企业发展契机，勇于承担责任，努力学会从CEO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凡事积极主动，先人一步。

二、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的比较分析

从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MBA三者的关系来讲：MBA以培养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为直接目的，而职业经理人却并不都能成为企业家。据此分析，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和区别，三者只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在“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这一成长模式的不同阶段中，着重拥有的品质的一个凸现。换言之，三者的精神是一个统一体，只是在经营管理者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中，这一精神统一体的不同构成要素交替发挥着首要性作用。

1.MBA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对比

从“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的经营者成长模式中可以看出，MBA在某种意义上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为直接目标，因而，可以认为MBA是职业经理人的初始化阶段，而职业经理人则是MBA的实践过程。因而现实中的MBA教育必须和职业经理人市场挂钩，加强学员对企业管理基本要素和经济环境的了解，对各种行业和行业典型企业的了解，对商业思维方法和沟通能力，信息收集和研究能力等的掌握，并在MBA教育中积极强调职业道德等文化教育。侧重培养职业经理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需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实践经验和组织能力。职业经理人则应在管理实践中充分运用MBA知识，并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力培植实战能力。

2.企业家精神与MBA精神的对比

在“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这一企业经营者成长模式中，MBA和企业家分处首尾两端。我们说，每个MBA都渴望有一天能独掌大权，成为企业家。因而MBA是经营者的最低阶段，而企业家是经营者的最高阶段。其最明显的阶段差别，说明了MBA应侧重于不断的培养管理技能、方法和信心，致力于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的塑造。而企业家则要树立敢于承担责任、务实创新、善于协调各种关系、豁达的胸怀、平和的心态等企业家精神。

3.企业家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对比

首先，从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与企业的所有关系来讲，职业经理人有别于企业家。职业经理和企业家不同，他们通常不是其所管理公司的所有者，而是被雇佣来管理公司日常运作的人。其次，企业家注重创新精神，是企业的创立者；而职业经理人更注重管理能力，是企业的维持守护者。职业经理人的才能可以通过正规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而企业家则被理解成具有非常的创新、敏锐、敢于破坏和敢于建设的人，他们身上那种最可贵的创新精神是不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后，企业家是敢于超越自己的资源去开拓事业的人。而职业经理人则主要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最大程度使其发挥作用。

三、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在参与企业运作过程中的冲突

尽管从单一的经营管理个体来说，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是不同成长阶段上的统一体。然而在由不同成长阶段上的经营管理者共同组成的企业管理层中，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三者却在参与企业运作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迥然的作用，有时会产生尖锐的冲突。

1.MBA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

MBA精神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这样会使MBA学员一面憧憬于典型的创业英雄事迹中，生搬硬套成功人事的所谓成功秘诀；另一方面，多从自己的成长角度出发，锋芒毕露，试图抢夺一些大事的决策权，从而导致急功近利。而职业经理人精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有时会以牺牲个人的代价来谋取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当放任和规范、利己和服从相遇时，MBA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也就发生了。

2.企业家精神与MBA精神的冲突

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常常使企业家会做出一些非同寻常式的大胆决策，这些决策更多的是建立在企业家以往的经营经验基础之上，带有随意性，冲动性和直觉性。而MBA则早以熟稔了成功企业家的创业事迹，在不知不觉中会陷入对他们的无意识模仿，并会在实践中囿于其中。这样，在遵循前车之鉴和信服超人直觉的两难抉择之间，往往就导致了企业家精神与MBA精神的冲突。

3.企业家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

企业家多数具有英雄主义特征，有着传奇式的成功经验，如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柳传志等。这样的风险冒进精神在企业创立之初，往往会极大地鼓舞士气，对于企业的顽强生存和迅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恰恰又是这种精神在企业发展并走向正规化后，会因为所谓创业时期的成功经验，创造性举动以及企业家的管理随意性等，给企业的发展造成障碍，甚至毁灭企业，如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团，以及马胜利和他的超级小造纸航母的由盛至衰。然而职业经理人精神则更加侧重于基于科学预测定位基础上的程序化规范管理。这就势必产生企业家精神和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是要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意志性管理，还是要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规范化管理；是循规蹈矩的发展，还是冲动型的开拓。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从“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这一经营管理者成长模式出发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MBA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各自有其独特具体的内涵，并且有时会出现抵触情况。但从一个经营管理者完全的成长模式来看，MBA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只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精神体现，是一个互为基础的统一体，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正如一个人从幼年到青年到老年会表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着重注重经营管理者在其特定成长阶段上的阶段性精神培养，使三种精神贯穿于经营管理者的整个经营管理职业生涯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德鲁克彭志华译: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第9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互补性制度

［作者简介］李玉珠（1981- ），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与管理。（北京100875）韩春梅（1975- ），女，山西定襄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北京10003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3YJA88025，项目主持人：和震）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7-0012-03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开展的一系列和人才培养相关的合作。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颇具困难，存在多层面的问题，然而各种跨部门、跨领域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制度建设上着手。目前，我国政府正大力在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但校企合作制度建设工作进展缓慢，缺乏实质性的突破。本文试图从互补性制度理念，分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构建与完善的互补性制度问题，以期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补性制度

（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互补性制度理念

制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由一套表现为规则和准则的对人类行为的约束所构成，是由一套对偏离规则与准则的行为进行探测的程序所构成，是由一套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所构成，这种行为作为一个轮廓约束着规则与准则如何被详细规定以及如何被实施的方式。”①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指出：“一个域的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制度的互补性存在意味着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单个制度在孤立情况下都不会被轻易改变或设计。而为了改变一项帕累托低劣的制度安排，需要同时改变互补性制度。”②西方学者也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或多或少地是一种综合体系，其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劳资关系制度、金融制度、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及企业治理制度等）通过种种途径密切地黏合在一起。”西方政治经济学者“霍尔和金杰里奇通过分析不同发达国家的数据，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制度体系之间相互匹配的确是存在的”。③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对于一个领域定制度安排，如果在相邻领域中存在一套与之兼容或匹配的制度安排，那么将会“提高制度的回报”。也就是说，在某一领域内，不同制度之间呈现出一种互补状态，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而与某项制度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的其他制度，称为这项制度的互补性制度。

互补性制度意味着教育制度变迁最终必须实现制度结构的整体变迁，只对个别具体制度而不对其关联的其他制度安排和相应的制度环境进行改革，新制度将因缺乏相应的互补性制度的配套改革而处于失衡状态。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诉求，近年来人们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其发展，效果都不理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我们只关注了校企合作制度自身的发展，而忽视了其互补性的制度建设有关。解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多层次问题，需从互补性制度理念出发，制定完善的、与校企合作相互匹配的制度结构。

（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补性制度框架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种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合作制度，其制度框架的确定是一个复杂问题，可谓见仁见智。布斯迈尔和特兰普施在对德国、瑞士、奥地利、丹麦和荷兰的职业教育体系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技能形成的四个因素：谁投资（Who pays）、谁提供（Who provides）、谁主导（Who controls）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处理（Relationship of training to general education）④。四因素模型因其对技能形成的“合作方”分析得较为全面，在国际中颇具影响力。四个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技能形成制度的互补性制度。

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为技能形成的关键，其制度框架除了自身的制度建设外，也应包括相应的互补性制度，参照布斯迈尔和特兰普施技能形成的四因素模型，即职业教育的投资制度（解决谁来投资的问题）、合作培养制度（解决谁来提供培养的问题）、资格认证制度（解决谁来及如何监管的问题）和技能人才成长制度（解决谁来学习，及如何保障学习者权益的问题）。投资制度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基础制度，合作培养制度是核心制度，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是重要制度，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四者相互影响，成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互补性制度。

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互补性制度的问题

在我国校企合作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互补性制度的建设，有的尚不完善，有的严重滞后，有的甚至处于缺失状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校企合作制度实施的效果。为了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补性制度问题，笔者对中高职院校的校长、副校长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其中，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企业和学校有效问卷均为32份；访谈74位，其中学校领导32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42位，本文所用数据均为此次调查结果。

（一）投入制度不完善，投资主体单一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投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学校、政府等。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投资主要是政府承担，教育投资主体单一。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其经费来源在我国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和学杂费投入为主（占90%），其中，2005～2009 年，国家财政性投资占到其经费来源的一半以上。⑤虽然职业教育具有公益性，国家对其进行投资义不容辞，但是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承担者，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最终使用者和受益者之一，具有相当大的职业教育责任。我国于2007年颁布的《就业促进法》也明文规定，“企业应按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企业未按规定提取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然而，目前这一政策的落实情况较差，我国企业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投资严重不足。调查显示，在企业员工的培训经费中，培训经费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21.4%。有近乎一半（48.4%）的企业没有培训部门或相关机构。企业对现有员工培训的投资尚且如此，更何况投资于与学校合作的人才培养项目了。

（二）培养制度主体缺失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种学校和企业合作的教育，学校和企业共同作为教育的主体，这种模式――“双元制”已经在德国非常普遍。但是在我国，多年来，校企合作一直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状态，企业在合作中的主体作用缺失。调查发现，大部分企业只愿意提供实习岗位（65.5%）或者提供实训基地（53.1%），很少有企业愿意参与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28.1%）或者提供资金（15.6%）。这种校企合作，企业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处在校企合作的表层，并未深入校企合作的内部，承担校企合作的育人主体责任。

企业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主体作用缺失的原因，一方面与企业自身的人才培养意识淡薄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收效甚微所致。从企业的人才培养意识来说，我国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企业未按规定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收取企业应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职业教育。”但是，多年来企业一直从学校直接招聘人才，殊不知企业自身也有培养和培训员工的职责，这种人才培养意识的淡薄，自然导致其履行职业教育义务不容乐观。

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收效上来说，笔者调查显示，企业面临着“挖人风险”，由于我国大环境所致，其参与职业教育有时不但不能收回成本，反而要承担因自己培养的人才被同行挖走而产生的竞争成本。有的企业反映：“我们和学校订单培养的人才，毕业时违约者大有人在，我们根本没办法，反而为别人培养了人才。”调查也显示，企业的人均培训费用与离职率成反比例相关，也就是说企业在每个人身上花费的培训费用越高，员工离职比例也就越高，这种状况使得企业没有勇气承担职业教育的职责。

（三）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改革滞后

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我国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种适用于工人的技能鉴定和认证制度，近年来，有不少职业院校引入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双证书”教育。但是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对于现有职业资格证书制度，59.4%的学校校长认为证书考核内容和形式滞后，应根据产业和技术发展情况适当调整，主张对一些特殊行业要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后上岗；53.1%的校长认为职业资格证书的颁发权统得太死，希望非强制性职业证书考核和颁发工作由有关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学校共同完成。笔者对企业的调查结果与院校调查基本一致：75%的企业认为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内容滞后、重知识、轻技能，不适合企业，还有10%的企业认为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划分不合理。在访谈中，有校长还提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应该与学历证书制度融合，二者的分离，使得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其质量鉴定成为两张皮，拿到了学历证书，还要另花时间和精力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改革的滞后，不仅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作为一项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息息相关的制度，也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没能很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成果的鉴定平台作用。

（四）技能人才成长制度缺位

一直以来，在我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下，我国技能人才都没有良好的职前与职后成长环境。在技能人才的职前培养方面，我国承担技能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几乎未曾得到过与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二流教育”，职业教育的学生也被认为是“二流学生”，我国的各项制度，包括高考制度等都没有平等地对待职业教育的学生，中职生升学受到严格的限制，高职生升入大学也阻碍重重，这种处处受限的技能人才成长制度，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

在技能人才的职后发展方面，我国技术工人的职称由低至高，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最高的高级技师与其他行业高级职称的待遇、地位相差很大，而且技术工人的工作环境也较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没有一个红头文件规定技师与高级技师待遇问题，目前国家也没有取消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的区别，在很多人看来，技师和高级技师是工人的技术职称，不能与干部的技术职称相提并论。这是导致我国现在“技工荒”的深层次原因，也是阻碍职业教育以及校企合作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三、构建与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互补性制度

（一）构建责任分担的投资制度

责任分担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投资制度是校企合作的基础制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耗时耗力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目前学校和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经费不足、投资主体与渠道单一已成为制约校企合作顺利发展的瓶颈，应建立以政府和企业的投资为主，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学生多元投资、责任分担的投资制度。

1.政府应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并设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政府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按比例提高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水平，从专业、规模、资源的需求以及人才培养的数量等方面综合考虑，明确经费的用途，加强导向性，逐步优化校企之间的资源结构。政府可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专项资金，并鼓励多渠道筹集，用于补贴校企合作期间产生的费用，资助“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奖励新产品研发转化等，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和学生生活补助制度。政府还应建立校企合作经费引导机制，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学生提供引导性的专项经费、补贴等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而且并非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所需的全部经费都由国家财政承担，应研究制定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各种切实可行的经济手段，使校企发现和培养其合作的利益共同点，逐步引导行业企业成为承担校企合作经费的主体之一⑥。

2.鼓励企业履行投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责任。企业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最终使用者和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企业具有投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德国，由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有很多种形式，如职业教育基金、培训基金、行业基金等。职业教育基金是所有企业必须向政府交纳的，基金由政府统一分配和发放，只有具有培训资格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职业教育基金，否则不能获得。培训基金是签订了劳资协定的企业要提供的费用，用以培训，费用由劳资双方基金会管理。行业基金是有些行业为了满足特殊需要所设立的，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向该基金交纳一定费用，作为本行业职业培训的共同经费。⑦可见，在德国，企业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资主体之一。我国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资制度，应鼓励和约束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的投资责任。可以参考德国的经验，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中单列一部分作为职业教育基金，由政府统一分配和发放。对实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企事业单位进行资格认证，并进行质量监控，只有获得职业教育资格的企业才可以获得政府补助，否则不能获得政府补助。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中关于“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的规定，形成中央基金。成熟的行业可试行行业基金。

（二）完善技能人才的合作培养制度

技能人才的合作培养制度是校企合作的核心制度。学校和企业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双主体，任何一个主体的缺失都不能发挥校企合作的实际效果。针对我国校企合作中企业这一责任主体的缺失状况及其原因，应提高并明确企业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并建立学校、学生、企业之间的可信承诺关系。

1.明确企业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企业转型升级的起点是人才素质的转型升级，因此，企业应明确自身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地位，重视企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主动承担职业教育的育人主体责任，提高经济竞争力。政府和学校也应明确企业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地位，不能仅仅将企业视为校企合作的参与者，应让企业承担育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并赋予育人主体应享的权利。

2.建立可信承诺的职业教育合同制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收效甚微，甚至要承担风险，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可信承诺关系缺失导致的。为规避企业间“挖人效应”，提高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收效，应建立可信承诺的职业教育合同制度。制定一个培训合同以保证企业与受训者相互间达成可信承诺关系，保障企业很好地开展培训工作并阻止他们剥削学徒工，也保证学徒工为企业服务足够长的时间以补偿企业的投资成本。

（三）完善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

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制度。多年来，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更新和完善比较慢，针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问题，早就有学者提出了制定职业教育与资格证书衔接制度，以弥补现有制度的不足。该学者认为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教育存在互动关系，职业资格证书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加强与就业市场的联系，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而职业教育也能够促进就业准入制度的推行与完善。⑧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应如何衔接？笔者认为应该在更新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课程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制度。

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很多考核内容并不符合企业的需求，技能认证等级也并不科学，应该依据行业企业发展需求与趋势，以职业能力标准为基础，更新现有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当然，职业教育也要做出一些调整，改革中职和高职院校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使其建立在职业所需的能力标准上。这样无论是职业资格证书，还是职业教育的课程均以职业能力标准为基础，在职业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长期、稳固、有效衔接。

（四）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

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可或缺的制度，没有良好的技能人才成长的环境与保障技能人才发展的制度，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就很难摆脱“二流教育”的负面形象，因此，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刻不容缓。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的制定，一方面要考虑技能人才的职前培养阶段，制定普职融通制度，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技能人才在职的发展阶段，制定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制度。

1.普职融通的教育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版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将教育分成了9个等级，两种类型，其中0～5级分成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6～9级分成了学术教育和专业教育，分别对应前面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各级各类教育之间以课程为基础，是互通的。我国可以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分类，制定以课程为基础的、普职融通的教育制度，保障职业教育的学生和普通教育的学生能够依据自身兴趣和条件在二者之间自由转换、自由发展，使职业教育的学生选择的职业教育不再是“断头教育”，保障学生的发展权益。

2.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制度。尽管近几年由于“技工荒”，高技能人才的工资有所提高，但技术工人的整体发展环境、工资待遇、社会地位等仍然不乐观。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长久发展，需要制定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制度，实现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与其他类型人才的职称晋升基本对等。例如，技能人才的最高职称的社会地位、待遇与教授、工程师、研究员等职称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福利等基本对等，从实质上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保障技能人才合理发展。

［注释］

①（挪威）埃里克・S.赖纳特.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M］.贾根良，王中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1.

②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29.

③ （美）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M］.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2.

④Marius R.Busemeyer，Christine Trampusc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

⑤李艳红.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研究［DB/OL］. /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1&recid=&filename=1012446226.nh

&dbname=CMFDLAST2013&dbcode=CMFD&pr=&urlid=&yx=&v=MTg1ODh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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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yV00xRnJDVVJMNmY=，2012-06-01.

⑥和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促进政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1）：92.

⑦耿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研究［DB/OL］. /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7&CurRec=1&recid=&filename=1012007606.nh&

dbname=CDFDLAST2012&dbcode=CDFD&pr=&urlid=&yx=&v=MjY0MThSO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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