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关键词：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方法；教学目标

中图分类号：G4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257-02

一、高校行政法教学的重要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报告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重要理念，在“以人为本”的同时，更加坚定地推进法治进程。高校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是祖国未来的希望。这个群体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甚至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文化深受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现代高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高校法治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高校法治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可以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行政法与刑法、民法一样，是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门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行政法不但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监督行政主体，而且也能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笔者多年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教学工作，从实践来看，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思维比较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对新知识的领悟较快。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状况来看，行政管理专业由于知识面宽泛，使得他们在就业过程中，有着更加广阔的选择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党政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从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及科研管理等工作。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当公务员还是成为企业白领，行政法的理论和知识都是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中不可欠缺的。因此，《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提高和运用法学基础理论和行政法律实务的水平。

二、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存在的困难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它的课程教学与法学专业相同课程的教学相比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内容复杂

行政法本身的特点在于：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行政法规范数量多，内容广泛；行政法规范明显的易变性；行政法渊源的复杂性。法学专业的行政法教学内容除了覆盖整个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原理，还会涉及与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民法、商法的关系以及区别等等。而行政管理专业的同学并不具有法学专业同学的知识结构，因此有些同学较难深入透彻地理解行政法的相关知识和来龙去脉。专业教师虽对教材的基本思想、基本理念、结构、重点、难点、逻辑等挖空心思，但有些行政管理专业的同学并不领情，他们认为没必要对行政法掌握的那么深。有些教师把行政法律知识分解成一个个知识点，让学生记忆，然后再找一些案例样板去培养所谓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行政法教学，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法律意识将无从谈起。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实践教学难

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基本上也和法学专业的教学一样，主要采取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教学方法即通过书面语言或者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并不像法学专业那么多的实践教学机会。例如法学专业的学生经常有法学实践的机会，他们有很多机会到法院行政庭去观摩、旁听行政诉讼案件。通过行政法教学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认识向高一层次发展，把技能转变为技巧。某些有条件的高校与当地法院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法学专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到法院行政庭实习进行案卷整理等工作。他们有机会参与整个行政审判的过程，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这样造成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对行政法知识缺乏现实理解和感受，对行政法教学更容易产生隔膜感。

（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对象认知差异大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学习行政法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学习行政法基础知识，了解行政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因此它并不能像法学专业的学生那样旨在学习系统的行政法学专业知识，培育法律职业技能，成为专业法律素质的人才和创新型法律人才。因此很多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并不像法学专业同学那样认真对待《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学习，学习过程中也不愿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心钻研，也有学生认为学习行政法与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没有多大关联。教学培养目标的定位不清使得行政管理专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面临两难—既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学专业的行政法教学，又不能趋同一般行政管理课程的教学。

三、加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的建议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既要体现理论性，又要突出实践性。所以，根据笔者几年的教学实践与经验，要上好这门课程，行政法任课教师要通过与时俱进地思维方式，充分运用学校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大胆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加大创新教学方法的使用力度。

（一）在传授行政法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法律信仰

西方法学大师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大学生只有从内心真正信仰法律，才能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地外化为守法、用法和护法行为。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的过程中，要紧紧抓住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点，行政法教学内容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把教学重点放在最能体现依法行政理念、最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法治信仰的部分。那么如何培养大学生这种对法律的“信仰”，笔者认为，关键是必须要让学生认识到法律的优秀品质及法律所包含的价值。“当蕴涵着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在学生身上形成时，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以法律为信仰的法律职业群体就形成了”[1]。因此，作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一部分的行政法教学，应当以培养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为最高目标，使大学生在学习将来职业生活中自觉地严格恪守行政法律法规，做到个体的行为与法律规范的要求融为一体。

（二）行政法教学要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1.做好备课工作

教师应该博览群书，从各种书籍、报刊中吸取与行政法教学相关的精华内容，及时了解行政法学的新知识、新情况，还应时刻关注现实社会行政法制的变化与要求，使教学与社会息息相通。

2.针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点，注重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应以愉快式教学为主，不搞满堂灌，注重讲练结合。教师在教学中注意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例如，笔者在讲解行政法的概念时，先从现实生活中的行政法案例和行政管理专业同学熟悉的行政概念导入，再层层推进论述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行政法等基本概念。在讲授行政法理论时，引入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比较熟悉的公共选择、公共治理等理论辅助理解，启发学生思考、讨论，取到了很好地教学效果。

3.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举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身边案例。例如，讲到行政主体，笔者列举桂林发生的某大学生状告大学案和某村村民因土地征收款分配纠纷诉村委会案，就学生们身边发生的案例引发大家思考与讨论，大学和村委会在本案中到底是不是行政主体。案例教学方法的正确运用，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积极性。

（三）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问题导向式教学基础理论之一的建构主义(也称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不仅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更主要是受学习者本身的认知方式、学习动机、情感、价值观等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却往往被传统教学观忽略，进而提出“以学习者为中心”[2]的理论，笔者认为，根据此理论，在行政法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视、听、触觉中培养他们思维方式，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极大地活跃课堂气氛，相应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注意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在保留教师讲解主要内容的同时，加大学生讨论、发言的比重，尽量使学生参与到教学环节之中，变被动听讲为主动思索。例如笔者采取了组织模拟行政法庭的做法，在课前发放案例材料，分配不同学生担任原告、被告、法官等角色。课堂上让学生就不同的立场展开辩论，教师再进行总结与点评。

（四）科学安排学生进行专题行政法实践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如果想使学生发生兴趣,我们就应用心使方法合口味,务使一切事物,无论如何正经,都可以亲切地、诱人地放到他们跟前”[3]，这充分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由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一门应用型较强的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领域的许多理论与制度和实际联系紧密，因此笔者布置学生深入到法律实务部门进行专题社会实践。例如，讲到《行政许可》内容，笔者就让学生到进行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如公安、工商、海关、民政、税务等机关的办事大厅进行专题社会实践，使学生加深对行政许可相关问题的认识，了解相关行政法理论问题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

参考文献：

[1]李盾.在清华法学院做案例教学[G]//宫本欣.法学家素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43.

第2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同属于程序法，都是进行诉讼活动应当遵守的法律规范，都是为正确实施实体法而制定的，有着很多共同适用的原则和制度，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公开，以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合议制，在程序上实行二审终审制，有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以及对已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程序等。

三大诉讼法的区别：

一、因三大诉讼法所要觖决的实体问题不同，故在诉讼主体、原则、制度、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具体程序上，三大诉讼法有着不同的特点。（一）刑事诉讼法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追诉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二）民事诉讼法保证民商法、经济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争议纠纷问题。（三）行政诉讼法保证行政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争议纠纷，即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

二、三大诉讼法所解决的实体内容不同，决定了各自的诉讼原则、制度、程序上有很大差异。例如：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区别是：（一）刑事诉讼多数由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民事诉讼则由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起诉权；（二）刑事诉讼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三）两者在证明责任的划分、证明标准的要求、诉讼阶段等方面也不相同。又如：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区别有：（一）刑事诉讼依法由公、检、法三机关进行而行政诉讼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二）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负举证责任而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一方负举证责任；（三）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给予刑事惩罚和给予什么惩罚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所解决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并不是犯罪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述，三大诉讼法的区别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诉讼主体方面：（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为人民法院。（二）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为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

第二，诉讼原则方面：（一）刑事诉讼法特有的原则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二）民事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当事人平等原则、调解原则、处分原则；（三）行政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

第三，证据制度方面：（一）在举证责任上：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诉方负举证责任，被告方不负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告、被告都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实行被告负举证责任。（二）在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法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是合法证据优势；行政诉讼法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第3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既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行政机关。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这种利害关系包括不利的关系和有利的关系，但必须是一种已经或者必将形成的关系。这就是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一部分利害关系人是原告，而未提起行政诉讼的另一部分利害关系人是该案中的第三人，它既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行政机关，不同的法律调整不同领域各种行为主体间的利害关系，确定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群体日浙趋于多元化，作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可能因违法而使诸多的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直接或间接遭到损失，而且可能影响其它行政主体的合法权益。只有加大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由司法机关有限度地逐步解决行政违法的责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依法行政，这就非常有必要把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有关的行政机关列为第三人。即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着意义的联系，法律在赋予直接受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的相对人以原告资格时，也应当赋予那些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却不具备被告资格的行政机关以第三人资格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二、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未申请的，法院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审判的对象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办事，而且职权的行使也要符合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只要其行为有违法或不当的地方，便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给相对方造成损失时还应予以赔偿。行政诉讼第三人未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职责，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该条款是说人民法院发现原告时遗漏了被告或者有意不告，需要追加被告参加诉讼时，亦应尊重原告的诉讼权利，须征得原告的同意。如果原告不同意追加应当追加的被告，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应当追加的被告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又如具体行政行为经过上级行政机关复议后，如维持原决定，相对人不服复议决定，原行政机关为被告，这时如果把复议机关列为第三人，可以能够促使其履行职责，实现依法行政，同样也可以帮助法院迅速调查取证，明确行政机关各自职权范围，界定其行为是否合法，人而提高行政效率和法院的办案率。

第4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关键词]新行政诉讼法；可预见性问题；完善建议

一、万众瞩目，新法呼之已出

承载着中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界多年的期盼，全新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终于在2015年5月1日开始得以适用。从其修正案通过伊始，这部凝聚着多位行政诉讼法专家、教授与学者心血与智慧的法律就标志着中国“民告官”到达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我国在扭转“告官难、判官难、执行难”这一局面的法制改革路程中迈出了铿锵有力的一大步。

二、不负众望，重大突破

毋庸置疑，全新的行政诉讼法没有辜负专家、学者与民众的期望，它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并对行政诉讼程序规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新法中，民众诉权得到进一步保障，受案范围与被告资格得到了有效的扩张，管辖制度更加灵活、审查模式更加丰富，诉讼程序更加“亲民”，判决类型也得到了补充，增加了民众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有利于为“民告官”提供一个环境更优良的平台，真正做到便民、利民、为民。

三、新法适用之可预见问题

诚然，纵使修改后的新法收获无数赞誉，但法律是客观的，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分析其每一条款，探究其已经出现或将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即“可预见性问题”。仔细探索，新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仍有一些迫切问题需要解决。1.首当其冲的就是民众诉权的保障问题。修订后的新法第二条便明确将旧法中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改成“行政行为”，其中就包括了法律规定授权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这本来是将学术界呼吁已久的“将‘行政行为’取代具体行政行为”的诉求转为法律现实，但实际上这依然无法从本质上划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线，因为其不仅会带给大家关于新法这么规定是否意味着已将“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受案范围的问题（但实际上该法条有没有明确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其中），反而还会给予司法工作人员更大的裁量权，不利于案件的审查。2.其次是扩张后的具体受案范围中的问题。在本次修订中，新法特别增加或修改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征收、公民人身财产权益保障、行政机关与违法行为、侵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履行行政协议等多项列举条款。这在一方面确实看得出新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下足了功夫，但另一方面其在兜底条款中加入“等合法权益”一说，给司法工作人员在受案资格审查方面留下了一大难题。有专家评论“是不是原告的受教育权、选举权等也可纳入受案范围訛譹。”那进一步想，是不是案件都可以通过这一渠道解决呢？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司法秩序的紊乱，许多司法资源也可能因此浪费。3.再者是关于违反行政协议的问题。行政协议本质上是行政“合同”。本来新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诉讼范围就是为保障作为弱势一方“民众”的合法权益。但其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官告民”怎么办訛譺？因此，新法本意是为维护民众合法权益，但实质上却是既可能维持行政诉讼当事人双方不平等地位的现实，给了行政机关极大的强制执行权；也可能让“官告民”走民事诉讼程序，那么该法条的规定岂不是画蛇添足、造成法律冲突？4.然后是关于对复议机关作为被告资格的问题。新法规定，复议机关可以和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一同作为被告。立法者的本意是想让各行政机关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但在实际法律适用过程中，这势必会增加复议机关的负担与压力，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复议机关对复议案件不理不问、变相推脱。5.最后是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中的问题。新法第53条规定，可提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但不包括规章。该法条确实兼顾了多个方面，一方面给予法院一定审查权力，另一方面又因为需维持司法与行政权力的平衡而限制了其权利。但不可否认许多行政行为是根据规章及更高级别文件作出的。所以此种妥协性的限定也将给新法的适用带来一定困扰。

四、完善建议———未来之路

1.针对民事诉权保障可预见的问题，司法界与学术界需共同努力进一步消除“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三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暧昧性”。一方面，学界要通过更多的学术会议与研讨尽早讨论出关于其各自的范围，为司法界提供理论指导；但另一方面，司法界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因为实际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要通过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实际受理案件分析与总结，最终通过最高法最高检两院制定进一步的司法解释规范该范围界定。2.针对受案范围扩大可预见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新法中采取的依旧是正面列举式扩张方式，将更多案件类型纳入其中。因此，有学者提出应该继续支持这种“积极扩张”，即不断根据实际的发展不断添加新的案件类型，并在以后的司法解释和修改中继续提出，比如未来可把受教育权案件、政治权利案件等纳入其中；另一种建议是通过“消极限制”方式更能保障当事人诉讼可能性。即通过具体明确对某类具体案件类型的限制从反面规范受理案件类型，但可能会造成法院审查压力剧增。比较好的办法是汲取二者之长，从正反面双方更好地规范今后的受案范围。3.针对违反行政协议问题，当务之急在于两点：一是确定区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内涵，也需要学术界与司法界进一步讨论是否将“行政案件”纳入民事诉讼范围，但为了司法的专业化趋势，将“行政合同”从民事诉讼案件中脱离出来确实是迫切的；另一方面，赋予行政机关原告资格，也就是说，限制其直接运用行政权力裁决的权能，而是要通过司法程序，这样也从实质上消除了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平等地位，也有利于调解民众与行政机关的矛盾。4.针对复议机关作为被告资格的问题，学界认为新法修订后增大复议机关的压力，因为复议机关可能同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一同作为被告，所以也建议立法机构与最高院能否不要这么严格。但现实在于，以往一些行政复议机关就是有这种“官老爷”思想，反正不用直接承担司法责任，工作也就不认真。恰恰相反，法律就是要做到明确合理分配责任，今后还应更加明确复议机关的独立责任。5.真对规范性文件审查问题，新法里已经其实将审查权限扩张了很多，对当事人诉权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但法条明文规定“规章不包含在内”实则表明了其“妥协性”。因为随着现实中行政争议的增多，未来对行政文件的审查需要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所以这是未来行政诉讼法修改与学术界的一大方向。

五、合理猜想———行政诉讼法院

无论是现实司法界还是学术界，都已经对一种全新的制度模式———建立行政诉讼法院进行了系列的探索。有地区也已经开始了基层行政法院的试行。这是对行政诉讼程序专业性改革的一大实践。在未来的司法生活中，专门行政诉讼法院的实践不仅将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扩张、管辖制度变革、行政文件审查等方面有极大促进作用，更对全民普法、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有重大意义。

六、结语

第5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关键词 行政诉讼 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修改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这一范围同时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行为的监督范围，决定着受到行政主体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讼的范围，也决定着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实际上是法定的由法院受理并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行政诉讼法中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行为的重要标志，并不是行政相对人可以向法院就所有的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也不会受理所有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相对人只能就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之内的行政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立法模式有概括式、列举式、混合式3种：（1）概括式规定是指统一的行政诉讼法典对法院的受案范围做出原则性的概括规定。所以其立法背景是受案范围非常广泛。（2）列举式规定有肯定的列举和否定的列举两种方式，肯定的列举是指行政诉讼法或其他法律、法规对于法院能受理哪些行政案件，一一具体加以列举，被列举的行政案件属于受案范围，未加列举的，法院不得受理。否定列举也称排除式，是指法律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一一具体加以列举，凡是被列举的事项都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未作排除列举的则都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这一规定的立法背景是其受案范围非常广泛。（3）混合式规定，又称结合式规定，即采取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内容来看，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采用的是混合式规定，即概括式与否定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然后以列举的方式列出了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各类行政案件，最后又列举了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的各类行政案件。在行政诉讼法中的第2条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中包括了两个标准，即：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标准。只有在这两个标准的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相对人才能就行政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中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2）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3）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4）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5）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6）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如果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是没有明确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其他权益受到的损害，可能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也就得不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着不少问题。

在列举式方面，列举式的受案范围规定不合理，虽然列举式的规定能够起到明确界定范围的作用，列举式明确了规定了受案范围，明白清楚，易于掌握，但是，以列举式的方法规定受案范围是不合理的，因为世界是变化发展，多变的，法律无论列举出多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法律的规定是有限的，列举的案件固然也是有限的，多少会有当时没有想到的案件，不免会有遗漏和疏忽的案件，所以用这种方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因此，列举规定的方法是不尽科学的，也容易导致司法标准混乱，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讼、法院受理案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概括式中受案范围中的两个标准：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标准。这样《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诉讼不予受理。但实际情况是，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并不鲜见，且其损害范围超过具体行政行为，受案范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利于保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现在的受案标准，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能被纳入受案范围，而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即俗称的内部行政行为，也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导致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况且，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不一致。《行政诉讼法》规定受案范围时采用了不同标准划分行政行为，使得第11条列举的7项行为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划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结果就造成受案范围的规定语焉不详，列举的7项行为之间相互交叉或者重复甚至遗漏。受案范围中规定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标准，这样使得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无法得到行政诉讼的保护。现行的受案范围定没有将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和行政诉讼法需要保护的权利有效的衔接，从而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在其他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可以提讼的情况下，宪法所保护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等就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有效的保护。《行政诉讼法》有关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限制了行政诉讼范围，也使得有关受案范围的若干条款出现矛盾和不一致，从而给司法机关受理案件设置了法律障碍，也为行政机关规避法律、逃脱司法监督提供了条件。《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够周全。《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既作了肯定规定，即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可诉；又作了否定规定，即哪些行为不能诉。那么处于肯定和否定之外的行为，如行政裁决行为、技术鉴定行为能否进入行政诉讼就成了盲区。

总的来看，对于进一步扩大受案范围的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关键是怎样扩大，扩大到什么程度，如何确定其边界。解决受案范围问题，必须解决好行政权和司法权关系，二者不可互相僭越。

基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存在某些不合理的规定，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从目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充到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范围一般包括相对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这种权益保护范围的限制并无多少正当性可言。在现代社会，诸如受教育权、政治权利、劳动权和文化权等对公民同样重要，离开这些权利，公民的生存与全面发展即面临巨大的威胁。因此，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改革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2）建立法规审查机制，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损害，但实际上很多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对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并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而且即使能够通过提起具体行政行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由于只能针对个案而不能否定整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并不是一种经济的制度选择，因此有必要把抽象行政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3）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扩大民主监督的范围。其诉讼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允许公民以选举人的资格就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作为行为提起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②允许公民、法人或其组织以纳税人的名义要求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就经费开支和政府投资情况予以公开的诉讼；③允许社会团体就政府不当公共政策提起禁令诉讼。

第6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的修改

    证人证言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广泛的一类证据。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制约庭审功能发挥和保障案件质量的瓶颈之一。为了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大手术式的修改,从证人出庭的范围、不出庭的后果以及加强对证人的保护等三方面作出规定。

    1、证人出庭的范围

    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且该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也就是说,同时满足该条规定的三个条件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有争议的书面证言,是否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最终由法官裁量。经过庭前会议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法官可基本确定应出庭证人名单并通知出庭。

    2、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

    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强制措施和制裁条款,司法机关对于证人不出庭无可奈何。新刑诉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也就是说,新法对应出庭而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规定有三种:强制到庭、训诫与拘留。

    以拘传的方式强制证人到庭,是处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通常做法。例外情形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权拒绝出庭作证,这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但不等于传统的“亲亲相隐”入法,因为近亲属依然不享有拒绝作证权,依然负有作证义务。

    对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尤其是强制到庭后继续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的证人予以一定的处罚是必要的,因为有的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对正确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律明确的处罚方式是轻则予以训诫,重则予以短期治安拘留。

    3、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

    为鼓励和引导证人出庭作证,打消其作证的后顾之忧,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包括人身安全保护和财产权益保护,具体体现在:

    (1)人身安全保障

    对出庭作证证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主要体现在新刑诉法第62条,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对于证人保护的案件范围,考虑到警力现状,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二是对于保护的对象,不限于证人本人,还包括其近亲属。证人的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也可以向公检法机关请求保护。三是保护的措施具体且注重预防性保护,比如,不公开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证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等。新法对证人出庭作证予以特别人身安全保障有助于减少证人因害怕出庭作证后打击报复的顾虑和畏难情绪,也从法律层面给予了证人必要的人身保障。这是旧法所未涉及的。旧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但基本上流于形式,这与法律缺乏对证人的相关保护制度不无关系。因此,新法吸取了这一教训,并结合司法实践与域外经验,强调了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特别保护。

    (2)财产权益保障

    对出庭作证证人的财产保障主要体现在新刑诉法第63条对。即:一是明确了作证补助,对于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并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二是明确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因证人作证而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或其他福利待遇,进一步落实证人不会因其作证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证人出庭作证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可能误工,不对其相应的经济补助,就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证人就很难有出庭作证的利益驱动机制。而保障证人因出庭而减损工资等收入,则从立法上强化了对证人的制度保护,消除证人因出庭而减损经济收入的顾虑。

    二、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下的现实反思

    虽然针对证人不出庭这一司法困境,立法机关结合司法实践和域外经验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以从立法上完善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以避免其司法实务中被架空和流产。但总体上来说,这次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修改还是可圈可点的,将从立法和制度层面给予出庭作证的证人必要保护,通过经济补助等措施激励证人出庭作证。但是,我们却不可过于乐观,仍然值得思考和进一步改进。

    1、法律修改过于保守,没有一步到位。此次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修改仍然趋于保守,如哪些证人应当必须出庭作证,立法采取了保守的试验法,即并未强制要求所有证人均必须出庭作证,而是对可能影响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且该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的,才必须强制出庭作证。即立法属于选择性修改,虽然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却并未强制所有证人均必须一律强制出庭作证。而是只有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且对于证人是否必须强制出庭作证,法律授予了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即是否出庭,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因此,从立法修改这一角度来说,此次法律的修改不仅保守,而且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刚性规定,弹性操作空间不小。

    2、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一个古老的新问题,还需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说证人出庭作证古老,这是因为刑诉法早已对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限于各种条件和现实因素制约,该制度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基本上处于架空,形同虚设。说他是一个新问题,是因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其进行了大调整,从证人的出台的范围、证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及对证人的保护予以了立法细化和制度完善,从细节上更加关注对证人不出庭的问题和症结并给予了相关的制度屏障,以切实化解证人不出庭这一司法顽疾。但限于这一制度处于试验期,我们不当对其赋予过高的期望值,否则将是巨大的心理失落。毕竟我国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司法传统,证人出庭制度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还需要通过加强宣传和引导,提升公众对其的认知,以逐步让公众从心理上接纳该制度。树立一个新的司法传统需要一个漫长的实践与反复的认知过程,我们切不可认为立法修改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司法顽疾就迎刃而解、一劳永逸了。也不可对其试验初期抱有过大的幻想,而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以期不断改进,促进制度的不断完善。

    3、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还需要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技术规范来配套刑诉法的修改,以确保新证人出庭作证的落实到位。

    虽然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了立法保障。包括证人不出庭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对出庭证人加强了包括人身安全与财产权益保障的法律保护。但这些规定仍然过于宽泛和虚化,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为证人出庭候的经济补助由谁来出,证人遇到威胁和打击报复,由谁负责?证人若觉得存在现实威胁,应当如何启动人身安全保护机制,证人出庭候单位克扣其工资和收入,应当由谁来处罚其所在的单位和保障证人的权益,这些立法均未有一个详实的操作细则,而只是一个宽泛的规定,相当缺乏现实的操作性。很难对证人起到切实、必要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并选取一批条件较成熟的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试点,通过重点试验并总结摸索经验,待该制度逐步成熟时,再向全国法院予以全面铺开,或许效果会更好。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思考

    1、加强宣传和引导,鼓励和倡导证人出庭作证,为证人出庭作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立法刚刚出台,可能很多人对证人出庭作证依然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为其并不增加公众的实际利益,反而可能引来打击报复等风险。因而,其在全社会的普遍接受有一个漫长和反复的认知过程。我们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以为有了立法就完善大吉,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历史会就此画上句号。因而,对于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集中宣传,通过运用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各种媒体开展宣传,通过宣传让公众知晓该一规定,减少证人出庭的抵触情绪。宣传不仅是面向公众,也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因为如若单位领导不理解,害怕牵连,而通过克扣工资、解聘等方式限制证人出庭作证,那么证人出庭只能止步于立法,而无法落实到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缺乏司法传统和文化基因,民众对诉讼都是敬而远之,何况是可能会带来打击报复的证人出庭作证。

    2、出台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相关实施细则与配套规范,确保证人出庭。

    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细化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化了证人不出庭的后果及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但限于立法的粗疏,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要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关实施细则与配套规范的出台,通过细化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新修订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改进,但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为其条纹的饿粗糙性仍然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助谁来处,发放方式和具体标准均当进行细化。证人受到威胁或打击报复当如何启动预警和保护机制,这都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空间的吗,模糊地带。程序贵的缺乏一方面意味着操作空间答,随意性强。但另一方面有可能意味着无法具体实施和操作或因为缺乏具体的程序条款容易五花八门,无法实现标准的统一化。因此,要落实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可能仅仅止步于现有的法律规定,而应当出台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将证人出庭制度落实到位。

第7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内容提要: 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一方面,侦查措施、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执行制度及特殊程序等方面得到完善。另一方面,人权保障要求进一步提高,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要求更加突出,侦查工作面临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作风和侦查能力等方面的挑战。为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新要求,应当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全面的战略性调整,着力从推行法治化理念、协同化侦查、科技化办案、科学化管理和社会化评价上下工夫,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新发展,确保取得新成效。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大盛事。这次法律的修改凝聚了我国立法、司法和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心血,适应了民主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要求,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向民主、科学、人道方向又前进了一大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加快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依法深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是当前检察机关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机遇

    (一)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强制措施,是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匿、毁灭证据、串供等妨碍侦查活动现象的发生等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完善逮捕条件。主要是对“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进一步细化,规定“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是指: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等。同时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等,应当予以逮捕。法律作出这样的修改调整,有利于实践中执行。

    完善审查逮捕程序。一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二是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

    适当延长拘传及拘留的时间。对于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对于拘留的时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 17 日。具体地说,对于被拘留的人,决定逮捕的时间,在特殊情况下,最长可以延长至 17 日。

    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一是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规定“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可以取保候审。二是明确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规定“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三是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规定“对于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四是明确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一般情况下即除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必须在 24 小时以内,通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五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六是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折抵刑期。“犯罪分子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 1 日折抵刑期 1 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 2 日折抵刑期 1 日。”

    (二)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是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目的的根本手段和重要途径,离开了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收集证据、查清犯罪事实以及查获职务犯罪嫌疑人等都无从谈起。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在保证及时有效侦查职务犯罪活动、完成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任务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明确技术侦查等措施。一是赋予技术侦查权。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在立案后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应当由公安、国家安全等有关机关执行。二是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法律效力。

    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的方式和场所。一是明确可以口头传唤。对于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二是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的证明文件。

    扩大查询、冻结的财产范围。明确将查询、冻结的财产范围扩大至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明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完善侦查监督规定。为强化对侦查措施的监督,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释放、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不依法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违法采取措施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不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贪污、挪用、私分、调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侵害其合法权益时有权提出申诉或者控告。受理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其上一级提出申诉,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三)职务犯罪侦查别程序

    对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等特别程序的规定,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其中,针对贪污贿赂犯罪中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涉及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没收等特殊情况,明确规定了特别程序,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并设置了具体的审理程序。这一程序的立法化,对于有效遏制和预防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职务犯罪侦查中证据制度完善

    刑事证据制度贯穿于全部刑事诉讼活动始终,也是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职务犯罪的严格依法公正文明规范查处以及公正审判、正确定罪量刑等具有重要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完善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一是明确规定电子数据等作为新的证据种类。二是规定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增加规定行政执法证据材料的法律效力,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并将保密的范围从以往涉及国家秘密扩大到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和防止刑讯逼供制度。一是在“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二是增加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三是规定人民检察院等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四是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五是增加规定“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以及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

    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一是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二是明确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及鉴定结论的效力。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三是增加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 10 日以下的拘留。”四是特定证人出庭例外。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完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保护制度。对一些特殊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等措施。

第8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法律教学在我国社会教育以及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律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手段，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遏制违法犯罪心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一门公法课程，其阐述的公法思想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规范政府行为，有利于我国社会建设的稳定，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

相对于“人治”而言，“法制”更具公平性，更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政府或是享有公共权力的组织是法制工作的执行主体，对于弱小的群众个人而言，既依赖政府，也惧怕政府。“依赖”是因为群众在多数情况下会仰仗政府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惧怕”是因为群众担心政府滥用权力，侵犯自己的利益。鉴于此种情况，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所阐述的公法思想便发挥了作用，它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善”的力量，遏制政府“恶”的力量。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本文主要讲的是如何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中应用“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首先分析了我国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践教学中的问题，然后阐述了如何通过“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来提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践教学中的问题

就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形势而言，急需要提高教育工作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在新时期，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就是研究如何全面提升教学工作的质量。自恢复高校法学教育以来，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工作也开始在各大高校展开，高校法学教师研究了很多策略，用以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比如模拟法庭教学、法律诊所教学以及遣派学生到公安部门、法院和检察院等机关参与实习。可以这样说，目前就职于我国各种法律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经历了上述几类的实践教学。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方式，让学生参与到不同的案件中，感悟作为一个执法者应该做的工作和具备的思想以及必须要掌握的专业能力，这对于加深学生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的理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实践教学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模拟法庭教学，整个实践过程无法让学生完整的了解一个案件的立案、审理、判决、执行的诉讼程序。因为，模拟法庭教学所模拟的只是开庭过程，而对于开庭前以及开庭以后的程序就很少涉及了。另外，模拟法庭教学无法进行反复组织，学生个人也无法进行反复训练，对于学生学习策略的改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再说法律诊所，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因为法律诊所承担的主要是法律咨询活动，而无法与真正的法律以及诉讼活动相比。最后再讨论下将学生派至公安部门、法院和检察院等机构参与实习的不足之处。首先，社会上的法律纠纷不断增多，使得上述各机构的审判任务加重，在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下，机构内的法官人员根本没有精力接待学校的实习生；其次，我国各法律机构本身就匮乏法律人才，更加不可能专门分出部分人力来带法学实习生。即使有些法律机构接待了实习生，也仅仅只是让其负责打字、送达等一些无关痛痒的事务性工作，实习生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到真正具有深度的案件审讯中。

二、如何通过“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来提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针对目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践教学中的问题而言，必须要改进实践教学方式，以提升学生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理解和应用。“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是一种新兴的实践教学方式，对上述各种实践教学方式中的缺陷进行了补充，在应用的过程中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过程：

（一）选择案例，创设情境

在体验式教学模式中，首先老师要选择经典的诉讼案例，所选择的案例必须要具备代表性，且实体法律问题不可太过复杂，也不能过于简单，最好选择存在一些法律争议的案件，以法律关系的争议性质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案件诉讼主体要尽可能的设置多种角色，以便学生对不同的诉讼角色进行体验。同时，诉讼证据要多样化，以方便学生对证据知识的学习；诉讼过程必须要完整，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完整的诉讼程序。

（二）组织学生，参与诉讼

在案例选择完成并设置好情境以后，老师必须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对学生进行自由分组，让学生自由选择角色，比如被告、原告、诉讼人、第三方人员等。任何一个诉讼体验式教学案例，都应该从整个程序的最初阶段开始，先立案，再是开庭准备、开庭审讯、判决、执行，以保证学生体验的完整性。在教学体验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对自身能力的提升。

（三）总结方法，书写报告

教学体验完成以后，学生要根据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体验写份学结报告，总结自身在该过程中的学习方法、学习所得以及自身的不足。并在之后的学习中，根据自身的不足进行改进，以此渐渐提升自身的法律诉讼能力。同时，在教学体验结束以后，学生之间要加强沟通，互相交流，学习对方的经验。老师也要与每个学生进行谈话，从老师的角度指出学生的不足，帮助其改进，肯定学生的优点，鼓励其继续发挥。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可以拉近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是一种新兴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模式，它作为其他实践教学方式的补充，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需要进行改进。通过经验的积累，相信在以后的教学中，这种教学模式将会得到全面的普及，对于提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有着巨大的作用。（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哲学与法学学院）

该论文系编号为：2012154的齐齐哈尔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角色模拟――体验式教学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中的应用》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曾志华.案例教学法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中的应用[J].林区教学，2012，（10）：34-36.

[2] 罗云方，黄德霞.《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改革模式探析[J].考试周刊，2012，（14）：6-7.

[3] 高丽虹.案例教学在建筑类院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6）：224-226.

第9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范文

公务员在行政法中的地位，通过行政法关系体现出来，行政法关系是指由行政法调整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两类: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1]

一、 公务员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地位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法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是行政主体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其它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法规范对一定社会关系(行政管理关系)调整后形成的特定的法律关系的总称。[2]按不同的标准，行政法律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如果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1.公务员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外部行政活动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务员在外部行政行为中，既不是行政主体，更不是行政相对人，因而不具有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而仅是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一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人。因为:

第一，公务员不能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要成为行政主体，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是社会组织，而不能是个人，公务员本身是分散的个人，所以公务员就不能成为行政主体。二是该社会组织拥有国家行政职权，其行政职权可以是依宪法、组织法或其它法律、法规的授权。三是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即能在法律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命令，并以自己的职责保障这些决定和命令的实施，独立采取行政行为等，能否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是判断行政机关及其它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的主要标准。四是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能否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是判断行政机关及其它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公务员是从事公共行政活动的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因此不能成为行政主体。

第二，公务员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方主体，相对于在行政活动中具有并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主体而言，行政相对人是不具有也不能行使国家行政权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一方，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活动中所行使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都是其为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自身的权利或义务，这些权利、义务与行政主体权利义务即行政或职责相对应。且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的外部行政行为所直接约束的对象，当其认为行政主体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以得到救济。而公务员则不具有这些特征，不能成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人。

但是公务员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和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因而拥有特殊的地位。第三，行政机关的职权、权限和优先权涉及到公务员，即行政机关的职权由公务员履行，同时行政机关的优先权成为公务员当然的权利，行政机关的职权和权限同样约束着公务员。

第四，公务员在分享行政机关的职权、优先权和分担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时，行政机关有权对分享和分担物进行再分配。如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职责权限进行进一步划分，公务员不仅不能超越其所属行政机关的权限，而且同样不能超越本机关内部公务员之间的权限。

第五，公务员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时，必须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按行政机关的意志进行，在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前提条件下，公务员的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都归属于行政机关，而公务员对外不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支付行政赔偿费用后再根据公务员的故意或过失程度，决定是否行使追偿权，是否追究公务员的个人责任。所以公务员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以行政主体名义，根据行政机关意志在行政机关的委托范围之内，代表行政机关对外行使政权，进行行政管理活动，其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行政机关承担，而在整个上部行政法律关系中，不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对外部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实质上构成一种委托关系，公务员成为行政机关的人。

2.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之间或者行政主体与所属的公务员之间因内部行政管理活动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具有许多内部管理的特征，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及其公务员具有绝对的命令权，下级机关或公务员则有服从的义务等。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有主体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享有特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即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才能享有或履行的。当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或以公务员的身份进行对外行政管理活动时不能享有这些权利，也无须履行这些义务。

第二，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有无自己的权利义务，是判断有无主体资格的根本性标准。如我国《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条第7项规定公务员有权“依照本条例规定辞职”，即有辞职的权利，即当公务员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不愿意继续担任公职，可要求重新选择职业。这种权利，普通公民是无法享有的，他们并未在国家行政机关中担任公职，连辞职的前提条件都不具备，又何来辞职权?而作为公务员，要辞职也只能向其所在的行政机关提出，而不能向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人提出。由此可见，公务员的辞职权是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一项特有权利。以其义务而言，暂行条例规定了公务员有公正廉洁、克已奉公的义务。公正廉洁、克已奉公作为道德要求，对任何公民都适用，但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却仅是对于特定身份的人提出的，公务员就是其中一类。进一步规定了不得“经商办企业及参与其它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这一些义务都体现了公务员与普通公民的差异。由此可见，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公务员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并受内部行政行为的约束，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务员是以个人名义与行政机关之间各享权利，互相承担义务，如行政机关要保障公务员获得劳动报酬和享受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和参加培训的权利，相对国家行政机关而言，公务员须要对国家行政机关履行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尽职尽责、服从命令的义务，而这些义务需要由公务员自己去实际履行，不可放弃。

第四，当公务员认为国家行政机关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时候，可以向有权机关寻求救济。当行政机关给予公务员行政处分，如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或扣除其薪金等，而公务员认为行政机关的这些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公务员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向主管行政机关或专门的行政监察机关申诉解决。 二、 公务员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监督行政，即对行政的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派、公民等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及其公职人员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的活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则是指在对行政的监督过程中，监督主体与被监督者之间受行政法规范调整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行政监督中，监督者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其中有公民、政党、社会组织、国家机关等，然而，公民、政党及社会组织等主体的监督却不会必然地产生法律效力，而国家专门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的监督却会产生法律效力，这类监督被称为行政法制监督。在这一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务员处于当事人的地位。

监督者监督的是行政机关行为和公务员的职务行为，作为专门监督机关实施的行政监察，其监督范围甚为广泛，要监督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政纪、法纪的情况，而不受行政管理部门的限制，且不仅仅限于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公务活动。根据我国《行政监察法》第18条的规定，监察机关的以下权限将会直接涉及到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机关任命的其它人员违反行政纪律形式的控告检举。

第二，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它人员的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第三，受理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它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这三方面的规定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带来直接影响，使公务员在行政监督法律关系中具有自己的特定权利与义务。

三、 公务员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行政诉讼法律关系，是由行政诉讼法确定和调整的，法院因解决行政争议同一切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公务员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能够成为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但与诉讼主体的主体地位有极大差异。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行政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即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的人。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凡是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都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法院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当事人一方，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后，还必须有法院的受理、审理、执行等审判活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方能发生。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中，诉讼主体是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主体，他们的诉讼行为能够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其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不能够直接引起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发生、变化和发展。诉讼主体包括法院、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公务员不能成为诉讼主体，这是因为: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双方当事人和一切诉讼参与人参加下，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制度和活动，以及这些诉讼活动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原告只能是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公务员在外部行政管理活动中，是作为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不可能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

第二，行政诉讼的被告只能是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公务员虽然是以其所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但由于公务员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关系，其活动的后果最终归所属行政机关承担，而公务员并不对外承担行政责任。由于公务员失去了对外承担行政责任的基础，所以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三，共同诉讼人只能是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第三人则是与被诉具体行为有利害关系而参加到诉讼中来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公务员亦不能成为共同原告、共同被告或第三人。而当公务员加入到行政诉讼中来时，不具有诉讼主体身份，而只能以其它诉讼参加人的身份加入进来，具体而言，可以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人或(被告的)诉讼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