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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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信息传播主体发生结构性变化

移动互联网中传播主体的多元、自主特性，正在使信息传播面临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一，便是在信息传播中的信息由中心节点（传播者）向目标圈层（收受者）的流动过程中，以往的“熟人型结构”正逐步转化为“陌生人型结构”以及“混合型结构”。

所谓传播的“熟人型结构”，指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的一定意义上的熟识程度，即双方对彼此有着较为长期的接触，地缘上通常较为接近，在传播心理上，因为对彼此相关信息较为充分的掌握而形成较好的信赖关系。总体上看，这种“熟人型”的信息传播结构，存在于较为传统的体制内媒体机制中：传播机构更多是本地的体制内专业传媒单位；在数量方面较为有限；空间分布上较为均衡；在准入方面，受到较为严格的资质门槛限制；在机构从业人员方面，从业人员不仅数量相对有限，而且业务能力须得到相应部门的从业资质认可。

所谓传播的“陌生人型结构”，是指在互联网技术的背景下，信息传播主体间形成的彼此之间（特别是信息接收者对信息传播者）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收受者之间出现了愈发明显的认知“间距”：传播者的身份不再是既定的机构、有限的数量、知名的品牌，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的大多数。

所谓信息传播的“混合型结构”，是指信息传播中由于新媒体发展而产生的“熟人型结构”与“陌生人型结构”并存的传播结构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其一，由于传统媒体的存在，使得信息传播中的“熟人型结构”依旧是其主要形态；其二，新媒体传播中，由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渠道而传播的信息，也维持了“熟人型结构”的特质；其三，一些直接产生于新媒体环境下的知名信息传播机构与知名个人传播者，同样维持了信息传播的“熟人型结构”；其四，更为海量的并非产生于传统媒体的微型、非知名内容传播机构及个人，则生成了广泛存在于当今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陌生人型结构”。

契约缺位凸显网络空间治理困境

新媒体条件下网络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潜在的重要影响之一便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导致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基于委托――为基础的健全的契约关系的缺位。所谓委托――关系，即指信息接收方作为委托方，信息传播方作为方，双方基于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关系，形成为共同促进信息传播活动所需要的彼此激励与约束。

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活动中，这种契约关系往往是隐性的。但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媒介变化中，隐性契约关系往往并不具备先在的约束力，因而使得网络空间的治理困境最终凸显。

在新媒体发展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背景中，网络空间治理需要综合经济、声誉、法律与伦理道德四者为一体的新型治理机制，也即形成基于经济、声誉、法律与伦理道德四者为一体的显性契约机制，通过健全契约关系，来应对网络空间治理中出现的困境。

其一，从经济契约的角度看，经济契约是将信息传受关系纳入市场的机制中，通过传受双方规范的市场契约，通过经济上的激励与约束措施，以权衡经济上的成本与收益为途径，明确双方在信息传受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

其二，经济契约关系能否落实，需要有完善健全的法律契约关系作为保障。法律契约关系不仅要对经济契约关系提供法律层面上的制度性支持，还要不断在以下两点进行完善：第一，对新媒体相关的治理法律进行动态性的修订；第二，对有关新媒体内容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新媒体等手段进行有效传播。

其三，与法律契约关系相联系，还需要使得从专业主义精神出发的伦理道德契约关系不断完备。内容监管方与内容消费方在沟通中形成一套既体现监管方的社会导向目标，又兼容信息消费方普遍社会共识的新媒体内容传播伦理与道德契约框架，是亟需推动的工作。

其四，基于声誉的契约机制，也是一个重要考量要素。新媒体品牌的自我更新成本极低，导致其对维护品牌的声誉与价值的相关激励机制减退。

另外，上述四种契约机制还应在关系论的层面上注重其联系。四种契约机制需要统一到完整的基于网络空间的治理机制中，这是机制建设方面的考虑。在机制的执行方面，则需要在内容生产者、内容消费者、内容监管者之间建立沟通反馈的机制，让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形成“三方共治”的局面。

“差序格局”与治理机制设计调整

新媒体信息传播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最大不同点之一，便是“差序格局”的存在。在“差序格局”的原典中，其被解释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格局形态，在这种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

新媒体信息传播不仅实现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形态的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传播中多元传播主体地位的凸显。其以类似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方式，以千差万别的多元组织、个体传播主体为波心，基于千差万别的圈层，形成同心圆式的信息次第传播。以此视角看待网络空间治理，可以发现，伴随多元主体的传播活动，在信息传播以无数波心为圆点进行发散式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伴随处于一圈圈波纹线上的圈层内传播，还包括因为波纹交叉所造成的不同圈层间的传播。离波心越远，代表的关系越稀薄。因而，网络空间中的劣质信息正是由于这种无数传播主体波心引起的波纹间的随机交叉，造成了其传播路径的复杂网络化。

综上所述，对于网络空间治理路径而言，规范的契约机制设计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分析视角。只有良好的契约机制，才能基于有效的制度，更加有效地逐步化解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中存在的劣质信息现象。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强、李路路、林克雷：《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2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新公共管理和社区媒体

新公共管理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角色进行了新的定位，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二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企业化政府是“政府再造”的重要特征，强调政府经济、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新公共服务”则是对前者的反思与超越，着重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这两种理论在讨论政府与社会关系时都引入了“企业”“中介组织”，以及“开辟新的对话和讨论渠道”等第三方组织概念。事实上，伴随着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改革，基于新公共管理基础上的新一轮政府职能改革，也急需第三方组织出面，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到稳定器、链接者和展示平台的作用。而在近年大量涌现出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中，脱胎于大众传播时代都市报母体单位、又与基层街区政府职能改革紧密嫁接的新型社区化媒体，因其在波浪式大幅度向前推进我国新一轮政府职能改革中起到独特的展示平台、连接纽带和三角稳固的作用，俨然已成为功能高于任何私营或市场化NGO（非政府组织）的、具有公信力和凝聚力的新型第三方组织。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媒介发展现状，移动互联与自媒体兴起，使传统媒体的社会监督、公共利器等功能加快萎缩，这已是不争事实。取而代之的是，不少都市媒体已经或正在向媒介服务业快速转变。正如多年前都市化媒体的产生一样，在一片纸媒衰亡声中，以购买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主的媒介社区化竞争浪潮，又一次悄然到来。自2013年以来，笔者先后对我国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广东、上海等地传统媒体做了调研后发现：至少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纸媒改革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政府买断的党媒公益化，二是以购买社会服务为主的媒介社区服务化。

媒介社区服务化，导致了社区媒介服务单位的诞生，完成了社区治理和传统纸媒的创新结合。媒介传播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回归与适时扩大，而不是异化。从这个角度，媒介社区化所反映的理论内核，与传统权威的新闻价值理论并不矛盾。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空前变革，使当今受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更加便捷、愿望更加强烈，两者一经结合，便使传统媒介在客观上强化、彰显和复归了新闻价值理论中关于贴近、服务等部分的内容（其中公共监督功能，很大程度上被自媒体取代）。媒介社区化产生了各类社区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等在内的各类传统媒介都在借助移动互联等手段，实施进驻社区、终端营销的大量实践。社区报应运而生，这种针对特定区域的小众读者的（免费）纸媒，已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存在百年，只是近10年来才伴随着上述变革，被我国结合实际嫁接新生。社区报在中国的兴起，是传统媒体应对我国城市化快速布局和新媒体发展的自我变革，更是媒介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在信息化和后工业时代的自然融合，也是我国政府在基层管理创新实践上的必然需求，是未来基于全球化、信息共享和充分交流后，务实的、科学的政府治理观在当今时代的自然选择。

2013年5月22日，在继上海和广东等先发地区创新实验后，合肥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合肥晚报》，推出了安徽省也是整个中东部地区除上海外第一张专业社区报《滨湖新闻》。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合肥晚报》先后创办了11张社区报，并力争年内完成15张的布局任务。通过对该地11份社区报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合肥地区社区报在一年之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团队的创新和苦干外，更在于他们对于社区媒体与基层政府管理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尝试。为了更好地阐述社区媒体对创新社区管理的积极作用，笔者以《合肥晚报》创办的社区报为例，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社区再造”中的社区媒体

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即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

社区报运行模式与办报理念。《新闻晨报》《珠江时报》《合肥晚报》等开办的与真正街区合作、扎根基层的系列社区报，目前无论从肇始时间，还是从经营规模上，都集中代表了我国新型社区媒体的典范（笔者认为其他各大中城市都市媒体的所谓社区报或社区版，都是传统都市媒体的变种，而并非专业的社区媒体）。考察这几家社区报可知：他们最典型的运作模式就是与基层政府合作。虽然其中有少量社区报与部分企业通过赞助资金的形式开展，但这些企业不与报纸在运营上发生直接关系。各家社区报负责人的共同看法，是必须保证社区报内容的最终话语权在基层政府中。他们认为，社区媒体中的商业赞助，虽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微薄效益，但最终也是最安全的生命模式还是背靠基层政府。目前经验也已证明，与政府牵手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在办报理念上，不少基层政府负责人开始时还习惯性地按照传统报纸的做法来定位社区报，但做着做着，他们自己主动转变了观念。一些街道书记甚至坦诚表示：不要报道我们，要更多报道老百姓生活，让他们参与社区自治。

研究得知，各家社区报在与街区政府合办过程中，都秉承服务原则。报纸的直接经营者把社区报严格限定为非新闻纸，少数负责人甚至认为，现在的新闻哪还需要报纸传播？尤其是作为周报的社区报，在传播新闻上已不是强项。大家将社 区报定位为“关系纸”“链接纸”，明确其为政府与社会、居民之间建立联系的服务和中介功能，一张社区纸，把社区里人们的情感、需要和服务很贴近地链接起来。

借助媒体优势，提高管理效率。一是受众细分，有效传播。以《合肥晚报》为例，自2013年推出《滨湖新闻》《北城新闻》《老城新闻》等社区报以来，该报就利用社区报的高渗透率，信息传播的高贴近性，解读服务政策，反映百姓心声，进行舆论引导，有效畅通了居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促进和加强了社区和谐建设。比如《老城新闻》曾对该市庐阳区推出的“一线为民工作法”做了跟踪报道，使群众对此有了深入了解，一些民生问题得到解决，政府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二是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一些谋求社区服务转型的传统媒体认为，政府基本行政事务之外的更多社会服务，理应交由第三方组织负责，由社会组织来整合各种服务资源。比如家庭紧急开锁，以往“牛皮癣”广告铺天盖地，老百姓不放心，政府很头疼，一家社区媒体就通过引入政府主管、统一认证的办法，拓展了经营空间，优化了政府服务。

三是与时俱进，搭建平台。《合肥晚报》《珠江时报》等专业社区报还从纸上到线下，通过广泛建设居民议事厅等，积极开辟对话渠道，帮助政府构建良好社区关系，扩大了居民表达权，发扬了社区民主。议事厅设在社区编辑部里，有专门编辑记者接待，倾听百姓心声，纸上成为社区报品牌栏目，线下也成为城市街区外宣的亮丽品牌。

“新公共服务”中的社区媒体

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

贴近服务。当前国内专业社区报都把“承担服务”当作自己的定位，强调“归属性和认同感”，这与社区建设中的“对人的关怀，变管理为服务”理念相契合。此外，社区报作为纸媒还可以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不仅将服务以新的方式传播，拓展服务的范围和公民的意识，而且能够整合各方资源。比如《合肥晚报》社区报在采编构架中规定，读者不仅是读者，也是作者；在自我定位中明确，社区报不仅是新闻纸，更是互动纸、关系纸；在甄选内容中，不仅要当社区“消息树”，更要当居民“百事通”。所以，社区报里类似“辖区大妈带你逛菜场”这样的内容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篇幅。

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指公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中，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从而实现增进邻里关系和管理身边事务的两大目的。《合肥晚报》社区报一年多实践以来，共举办了各类不同规模的活动200多场，如“社区狂欢节”“帮客志愿者”“社区植树节”“相亲交友会”等，促进了邻里互动，拉近了媒体、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社区报还主动承担责任，组织居民对社区事务开展多种形式的“参政议政”，比如长丰县下辖的《北城新闻》就曾通过举办“美好乡村请你回家看”活动，征求居民对社区建设的看法意见；同时，大量的以居民为主体组成的市民记者队伍，更是让社区报充分发挥了链接和调动居民的功能，社区民众直接成为报纸“主角”，真正实现了主动融入；大量的社区志愿者队伍诸如“合肥帮客”组织在社区报平台的凝聚和建设，甚至受到了团中央和安徽省文明办的高度重视，成为合肥一景，《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这种社区自助模式，认为其对构建人们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等大有裨益。

在新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区（街道）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专家学者已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呈现出各种弊端，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单位制瓦解，邻里关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社区服务机构自身性质、组织结构、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局限。另外，社区事务本身又极其繁杂琐碎，触及各方利益，难以面面俱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社区报为主体的社区媒体参与社区管理创新，是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社区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和良好呈现。就目前国内社区媒体的定位和发展现状来说，社区报作为社区媒体对社区建设和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等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社区媒体的兴起，不仅仅是传统纸媒应对危机、寻求自我转型发展的探索创新，从本质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寻求沟通之道的必然产物。社区媒介不仅与“对人的关怀，变管理为服务”的社区管理理念相契合，还弥补了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不足，增添了社区活力，提高了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在纸媒唱衰、媒体格局大变的今天，社区媒体与社会管理创新或社区管理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共赢，也给公共管理和传媒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与思考。

作者朱杲系《合肥晚报》编委、

第3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11 新闻传播学院(电话:025-83686366)  70 　 　 本院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独考试。 055200新闻与传播  36 　 　 　 01 新闻与传播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1102 新闻与传播业务综合 《当代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张宸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9版），埃德温-埃默里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广播电视概论》，陆晔、赵民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广告策划与创意》（第2版），蒋旭峰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阿兰.B.阿尔瓦兰 主编 崔保国 杭敏 徐佳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复试参考书：《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网络传播概论》（第4版），杜骏飞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初试参考书适应于复试。专业学位，学制2年。 050302传播学  20 　 　 　 01 传播史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0 传播史论④959 研究方法与传播业务　复试科目:1103 传播学综合及研究设计

不设特定参考书目，请参阅近年来出版的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媒介经营与管理等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译著，并关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热点。方法部分参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材。 　 02 影视传播 03 网络与新媒体 04 传播社会学 05 广告学 06 媒介管理 07 南海舆情管理 050301新闻学  14 　 　 　 01 新闻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2 新闻传播史论④946 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　复试科目:1101 新闻学综合及研究设计

不设特定参考书目，请参照近年来出版的新闻学、传播学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译著，并关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热点。方法部分参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材。 　 02 新闻业务 03 媒介融合 04 媒介经济 05 新闻学

第4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1. 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践表明，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方面，社会组织与国家是可以相互合作的，两者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对于提升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质量，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都是不可缺少的途径。社会组织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标，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利润分红；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监管，社会组织能保证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弥补市场化企业在某些公共物品上的供给不足；从组织结构上讲，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高度科层化体制有所不同，它实行多样化、灵活的、平等参与式的组织架构，使组织具有灵活高效的运作方式，能向社会提供众多的服务，承担某些政府、市场所不能活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社会组织将这种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使社会组织不但确立了在市场、政府之外的重要地位，还推动了多国政府进行新公共管理改革，发挥了提高维护公民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替代性满足机制，相反，政府是弥补志愿失灵的有效机制。正是两者在各自功能上的优势和不足，才需要相互依赖与合作，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灵活有效。

2. 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提高社会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功能。社会组织能够培育公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社会组织发达的地方，居民自治程度高，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低；相反，社会组织不发达的地方，政府管得多，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弱。社会组织能够推动公共精神的塑造，只有加入自愿组织，公民个人才具有客观的伦理性。居民只有更多地参与社会网络，才有可能为了公共利益而合作。社会组织构成与种类的多样性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训练、机会和方式，也为社区自治与自我管理提供了必需的组织基础和形式，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

3.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组织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政策倡导。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非营利组织比较项目的数据，发达国家平均从事倡导活动的社会组织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所有社会组织就业的比例大约2%。在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认识到了双方的作用，积极寻求合作。从政府政策制定角度看，了解公众的需要和愿望非常重要。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向政府反映民众利益和需求，提出政策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保证制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由于这类组织成员基本都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阅历广，有丰富的经验，具有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因此能够提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建议。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征求社区的意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级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通用的做法。随着社会功能的发展，政策倡导成为一些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数量虽然不多，但影响大。他们有明确的政策主张，关注社会公正，并通过政策倡导影响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 二、 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及其能力诉求

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组织形式，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机制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当下，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期，政府需要利用社会组织作用和功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社会组织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和难题，限制了它们正常功能的发挥。

1. 政府理念与社会组织管理的冲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社会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中央虽然出台了相关制度与政策来保证社会组织的自主与自治，但是，目前很多社会组织仍然缺少独立性，许多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的主要领导都由机构改革后分流出来的政府官员担任。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普遍很欢迎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进入组织领导层，他们认为“一个社团的状况通常取决于参与的单位领导的分量”，官员的权力和资源将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因此，不仅大部分官办、半官办的民间社会组织没有摆脱业务主管单位的控制，而且很多纯民间型的社会组织宁可放弃“民办性”来换取与权力资源挂钩。这就导致了以下困境：首先，失去自治或独立性不强，弱化了组织的倡导作用；其次，“卖方主义”会导致机构在寻求政府资金时扭曲自己的使命；第三，带来官僚化或过度专业化，失去灵活性。这种社会组织对体制资源的依赖，导致了“行政为本”的观念与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与运作产生了冲突，即双方都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并使用严格苛刻及绝对的标准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2. 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高，支持系统不足。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增长随之带来的是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变化，而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大小最主要的取决于该组织的专业化与组织化程度。这种专业化与组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的组织形态的标准化。二是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的标准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等规范基本上是个别大型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确立的，存在着诸如标准过高、小型社会组织负担过重等问题。三是社会组织相关法律的标准化。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统一法典，虽然制定统一的法典不是必然的，但是相关法律的逐步标准化是一种管理趋势。

3. 缺乏职业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人才。没有高素质的管理者，就没有高水平的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公众越来越理性化。拥有高素质管理人才的社会组织，能力强、公信力高，人们更愿意参与和支持这类社会组织。但是，目前我国大多社会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普遍水平比较低，管理的专业水平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足。大多社会组织在招聘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时普遍遇到困难，即使招聘到了人才，由于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员工的稳定性不强，流失率很高。以上情况都从长远上影响着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程度。

4. 社会组织商业化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商业化是社会组织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商业化背景下，资源竞争加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将建立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这就把社会组织推向了市场，社会组织不仅要和同类组织竞争，还要和营利组织竞争。而营利组织在资源、人力、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对传统社会组织形成了巨大挑战。社会组织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和持续发展，必须探求新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和使命，社会组织要学会运用市场营销理论，必须迅速掌握运用商业化模式解决组织发展问题的能力。实际上，非营利营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已经非常普及。 三、 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管理路径：疏导式管理

在社会组织已成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的时代背景下，过分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等硬性管理显然制约了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与发展，探索疏导式管理方式，更多地运用政策指引和服务的方式来培育与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同时对其绩效进行监督，对于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可以提供管理上的思路。

1. 完善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提高社会组织的有效性。从全世界来看，政府的拨款是大多数社会组织们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资助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能够在不额外增加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在实现组织理念的同时，又获取了运作资源。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政府出资与保证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是出资方，很容易事无巨细都予以干涉，使社会组织失去自主性以及应有的价值。目前的困境在于，政府如何购买服务，购买谁的服务，如何判断服务的效果以及规范购买行为，保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过程中，比政府自己提供创造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与灵活性，同时保证项目的运营也合乎标准，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开展有效的评估认证，加强项目过程监督，是提高购买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可以采取项目规划、完善评估指标体系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2. 成立政府协调管理机构，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合作。国外实践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与服务的提供状况与是否存多方协调机制密切相关。实施多方协调机制的机构通常在对于服务的开展及机构的运行上有较好的沟通，对于运作及资源的提供过程中矛盾与冲突较少，而缺乏协调机制的机构往往存在的冲突较大。在美国，联邦和州、市都成立了一些规划、协调、服务于社会组织的机构，例如，纽约市市长办公室下属的“市长志愿者中心”掌握了纽约市2万多个社会组织供给服务的信息，通过及时了解社区予民众的需求，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向社区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成为了社会组织、社区、市民和市长相互联系的枢纽。2006年5月英国在国家层面成立了第三部门办公室作为英国首相内阁办公室的分支机构，该办公室负责社会团体、社会企业、慈善机构以及互助组织等的协调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促进社会组织永续发展的环境，以及找出及协助克服市场失灵，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的合作。

3. 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重点，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增强社会组织公信力。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众多，并且处于迅速发展期，政府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监督，民众和媒体在监督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很大。很多机构的不当行为都是先有媒体曝光后，然后政府才介入调查的，效果很好。为了让公众更多的了解社会组织的运营情况，政府应向社会公开社会组织的有关资料档案，尤其公开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务税收状况、内部组织结构和活动情况。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组织透明度方面的管理。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完善信息披露立法，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制性。目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使得披露信息的强制性不高，变成一种自愿行为。（2）扩大信息披露范围。我国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范围有限，内容不够详尽，无法解决社会监督中信息部对称的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公益性强、接受政府资助以及其他支持的组织，法律应详细要求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3）充分利用媒体，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披露不应该只是程序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义务的履行，充分尊重可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实现了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广泛监督。为此，应该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使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具有可获得性。

第5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数据新闻理论、实践与发展

数据新闻国内研究综述

国外数据新闻研究综述

数据新闻中国本土化研究

计划单列市形象调查报告

网络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大数据与社会舆情研究综述

从渠道运营到内容运营

澎湃新闻上线一周年的探索与发展

美国媒体品牌构建的影响因素

中国互联网二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网民互联网使用习惯调查

新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

新媒体环境中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新媒体环境中网络舆论研究

新媒体环境中商业模式的演变发展

新媒体环境中市场营销的变革与拓展

新媒体环境中国民文化生活的变迁

关于新媒体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反思

关系视角下微信广告的传播效果研究

主题演讲:新媒体与信息社会

新媒体传播思维与大数据应用

结合中国现实和历史环境谈新闻传播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教育的变革

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

“《新媒体与中国社会发展》精选”说明

大数据背景下的舆情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综述

新媒体时代两岸故宫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新媒体时代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新格局

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提升中国传媒国际竞争力的路径与策略

主题演讲:“互联网+”时代媒体品牌的再造与发展

新媒体时代广西巴马旅游形象传播研究

网络谣言治理视角的中国新媒体法律环境建设

精神制造与文化市场体系——以上海实践为例

移动微视频应用的社交传播机制——以美拍为例

健康传播中数据新闻实践研究——以埃博拉事件报道为例

使用与满足、关系、符号:微信红包传播中的社交新态研究

什么在决定着网民抵制国外商品?——中国网民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网民主体性重构的人内传播路径及其交往图示——一种由拉康欲望理论出发的解读

基于地理位置服务的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以移动社交工具陌陌的个人页面为例

突发危机报道中数据新闻的易读性叙事研究——以“东方之星”客船倾覆事件为例

数据新闻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应用——以天津“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的数据新闻实践研究——以“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

中外媒体突发事件数据新闻报道特点的对比研究——以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为例

作为灾后报道的数据新闻——以“尼泊尔地震”为例的数据新闻实践

数据可视化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以中外媒体对MERS病毒数据新闻报道为例

第6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摘要】内部控制是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国内外学者们从内部控制建设、会计计量风险以及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讨论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考虑企业本身的规模、经营业务的复杂性、公司治理以及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本文关注社会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分析媒体监督、外部审计和市场竞争等社会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希望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与分析，提高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从社会角度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内部控制；媒体监督；外部审计；市场竞争

一、引言

内部控制是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监管部门、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有关内部控制的研究包括内部控制概念框架的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部控制评价、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等几大方面，其对企业的重要性从各个方面得以体现。然而，仍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我国，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国外。对内部控制的重视，不能只靠管理者的思想先进性，应从社会各个方面实现重要性累加。基于此，本文从社会因素入手，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别从媒体监督、外部审计和市场竞争三个方面入手，考虑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和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二、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

媒体作为当今社会的“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是整个社会民主监督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已经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姜科，2008）。媒体监督对于公司治理的众多方面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然而单纯依靠媒体监督的力量是很难真正发挥出对高管薪酬的治理作用，其常常需要借助其他“路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行政的力量。

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推动，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故当某上市公司受到较多的媒体关注时，其不规范的内部控制行为更容易被曝光，更容易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提高其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动力。即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逯东，2015）。

因此，充分利用媒体监督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十分重要。但正如前面提到，单纯依靠媒体监督的力量是很难真正发挥出对高管薪酬的治理作用，利用媒体曝光，推动政府行政机构的介入，从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三、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

1929年，美国AICPA在《财务报表的验证》文章中指出：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的“检查范围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在一些情况下，审计可能发现需要对账簿上记录的大部或全部经济业务进行审核，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只要内部牵制健全，抽查就可以了”。自此，审计职业界第一次将审计和内部控制联系起来。内部审计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的重要性已得到国内学者的一致认可。

关于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现有研究多考虑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Abbott等（2007）在分析了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后，认为成本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也就是说，当公司内部控制机制无法有效降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成本时，公司会寻求高质量外部审计，以降低成本。杨德明，林斌，王彦超（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在发挥降低成本作用时，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用。文章以沪市、深市的1497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认为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即在审计质量较低的环境下，内部控制所发挥作用更为明显。张川，沈红波，高新梓（2009）也以136家房地产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外部审计评价相比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既有替代作用，也有互补作用，同时作者还得出外部审计能够准确地识别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和实施程度的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可见，当相关法律法规足够完善，外部审计涉及方面更加广泛时，企业将在外部审计机构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提高对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重视程度，并更好的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四、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自愿性信息披露主要在SOX法案实施之前，Bronson（2006）认为，管理层和公司有责任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而内部控制蟾嬷泻有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陈述，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将增加公司的法律责任及公司的披露成本，但是披露能减少财务报告使用者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不确定性，自愿性披露该报告可以向外部使用者发送信号，使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其他公司区别开来，因此仍然有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在该阶段，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使得企业通过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来加强自身竞争力。

我国目前处于自愿性信息披露到强制性信息披露过度阶段，不论是通过信息披露加强自身竞争力还是到强制性阶段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获取长期利益，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都会对企业内部控制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总结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主要回顾和归纳了社会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分别从媒体、社会组织和同行业其他企业三个方面分析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在这之前，对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重心偏向企业本身，对社会因素的关注较少。

内部控制对企业自身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企业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的重视程度仍不够，如何提高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单从企业内部考虑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媒体力量的日益壮大，市场经济的持续重视，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社会因素必将对内部控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因素远不止本文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希望能通过本文的文献梳理，为内部控制建设与内部控制研究方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献出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姜科.当下中国舆论监督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8

[2]逯东，付鹏，杨丹.媒体类型、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J].会计研究，2015

[3]杨德明，林斌，王彦超.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J].审计研究，2009（5）：7480

[4]张川，沈红波，高新梓.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审计师评价与企业绩效[J].审计研究，2009（6）

[5]刘启亮，罗乐，何威风，陈汉文.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会计研究，2012，（3）：5262

[6]杨有红，陈凌云.2007年沪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研究――数据分析与政策建议，会计研究，2009：5864

第7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关键词：传媒类高职院校；传媒产业；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6-0010-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中国高校的传媒教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设新闻类院、系、专业的高校有60所以上，专业点超过100个[1]。进入新世纪，一些高职高专院校也相继开设了传媒类专业①。根据全国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查询，2015年高职高专院校中开设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有110所，开设多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有69所，开设电视节目制作的有29所。有代表性的传媒类高职院校有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重庆传媒职业学院等9所（以下简称湖南大众、安徽广播、安徽新闻、江南影视、山东传媒、上海电影、天津广播、浙江横店、重庆传媒）。课题组以这9所传媒类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以高职高专网所的2016年高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为主要资料来源，辅以各校官网的数据，分析传媒类高职院校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力提供决策依据。

一、办学基础

传媒类高职院校大多是从中专学校升格转型而来，也有的是新创办的职业院校。就所选取的9所传媒类高职院校而言，湖南大众成立最早（2000年），此后的2002、2003年分e成立了1所，2004年成立了2所，2008年成立了4所。9所学校中，5所公办，4所民办，都和传媒行业和管理单位有着较深的联系。

传媒类高职院校主要分布在传媒业比较发达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在生师比、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等指标上基本都能达到教育部颁布的指标要求，但高级职称教师比例还有很大差距。引进的高级人才多为离退休人员，虽然经验丰富但精力不够；拥有行业一线经验的教师不多。各校平均招生专业数为20个，个别学校多达35个。全日制在校学生数基本保持在5 000以下，个别学校发展到近万名学生的规模。由此可见，传媒类高职院校已经过规模扩展期，进入内涵发展期。

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传媒类高职院校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建设有众多的国家级、省级重点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学团队，与行业、企业以及国外高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湖南大众被评为国家首批骨干高等职业学院，也是国家汉办在湖南设立的“国际汉语言文化传播基地”依托学校。上海电影荣获国际性奖项2项，国家级奖项40多项。江南影视和浙江横店都曾被评为中国民办十大知名品牌学校。具体情况见下页表1。

二、办学定位

高职院校的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定位为前提。传媒类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是指在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的指导下，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和社会需要以及公众期望，在科学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学校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人才培养定位、办学特色定位、办学层次定位等多方面。

首先，在人才培养定位方面，绝大多数传媒类高职院校都能立足于所在区域和所在传媒行业，培养适应区域和行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湖南大众把这种人才概括为“创意与操作一体化”的技术技能人才。但个别院校囿于按学科设置系部的传统路径，以及受制于专业设置审批程序上的原因，在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机动地增设新专业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

其次，在办学特色定位方面，坚持学校与传媒企业紧密合作。湖南大众、安徽广播创新实施“前台后院”“前堂后台”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安徽新闻推行“双师”指导，实行“双堂”教学。浙江横店紧密依靠横店集团，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道路。但总的来说，各校的产教融合能力较弱，紧密度不够。

再次，在办学层次定位方面，绝大多数传媒类高职院校都能坚持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属性，面向传媒领域特定职业群培养具有较高业务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盲目追求办学层次的提升，人才培养脱离社会需要。学与术失衡，要么沿袭传统的学科性教育，重学轻术；要么过分强调技术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人文素质的提升，重术轻文。

三、教育教学

教育教学是高职院校的中心任务。近年来，各传媒类院校都在紧密围绕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积极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在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教学管理、学生成长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专业建设方面，呈现出精准对接行业需求，走向集群建设、特色发展的态势。如湖南大众计划通过淘汰、改造、合并、新建等方式，构建以媒介内容生产为核心，以传媒艺术和传媒技术为两翼的特色专业体系，以便发挥专业集群效益，实现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安徽广播致力于打造邻近专业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安徽新闻着力构建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浙江横店采取错位发展打造特色品牌；重庆传媒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在课程改革方面，紧密结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将职业能力、职业资格证书、项目化课程、“双师”指导融入其中。如江南影视根据职业能力需要优化课程体系；湖南大众提出让每一堂课学生都有收获，着重对到课率低、有效性较差的通识课程进行改革；安徽广播推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教学改革；山东传媒进行多方向特色通道班改革，扩大学生就业面；天津广播推行“以证代考”。

在教学管理方面，如何适应工学结合的特点加强教学质量管理，成为各传媒类高职院校探索的重点；湖南大众力图通过发展性评价体系建设促进师生自我管理；山东传媒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上海电影与企业共建教学质量标准；安徽新闻引入企业评价体系；重庆传媒则引入社会行业企业参与评价。

在学生发展上，注重文化的育人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拓展学生的发展平台。如湖南大众通过文化精品项目、原创项目和教学创意中心，引领创意人才的培养；安徽广播以活动育人的形式，强化对学生的教育；江南影视实施“大学生创业实验计划”；天津广播打造“天广众创空间”；重庆传媒打造创业园和创业项目孵化基地；上海电影助力学生出国深造。然而，由于高职招生录取属末位批次，生源质量普遍不高，生源短缺，严重制约着传媒类高职院校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四、科研与社会服务

科研与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的另两项职能，并与教育教学构成相互促进的作用。具体而言，科学研究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而参与社会服务则是高职院校以服务求发展、以贡献赢支持的重要途径。

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湖南大众做得相对较好外，很多传媒类高职院校尚基础薄弱，重视程度不够。很多院校没有设置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由教务处或者其他处室实施科研管理的职能；科研管理制度和平台不完善，科研活动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课题研究主要以教育教学研究为主，大部分是院级、省厅级课题，很少有国家级课题；总量偏少，核心期刊文章更是凤毛麟角。

在技术服务方面，传媒类高职院校积极利用自身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专业领域内的优势，积极为社会提供新闻采编、节目制作、主持表演、宣传策划、摄影摄像、网站制作等技术服务。但总的来说，当前的服务还未能达到引领行业的要求。各学校主要是运用现有技术为社会提供服务，而在技术研发方面很少有重大突破，很多传媒类高职院校的技术交易到款额为零。

在职工培训方面，传媒类高职院校积极为行业提供各种技术技能培训、技能鉴定，参与职I培训包的研发，举办高级研究班等。如湖南大众承接了全省广电行业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培训；安徽广播等学校利用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展技能鉴定和培训；江南影视多次免费为全省小学幼儿园培训舞蹈教师；山东传媒建立了系部、校企多方参与的社会服务体系；天津广播与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广电传媒集团公司在校园合作共建继续教育培训基地。

在文化服务方面，传媒类高职院校都能立足于学校所在地区，不断拓展文化服务范围，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为文化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一是主动与周边社区共享学院场馆资源，如湖南大众将演播楼、实验剧场、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等文娱体育设施向周边地区居民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2015年服务10万人次以上。二是“走出去”，运用传媒教育资源优势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如江南影视成立新星艺术团开展“先进文化进社区”活动、山东传媒组织师生为企事业单位进行文艺汇演等活动。

在教育支援方面，传媒类高职院校积极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传媒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湖南大众与中西部地区5所中职院校开展对口支援；江南影视免费招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艺术生，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精准脱贫战略。

五、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与传媒类高职院校合作的单位主要是传媒类企事业单位，与工程技术类行业不一样的是，传媒行业对节目质量和播出安全的要求非常高，且很难提供大批量的实习岗位。因此，传媒类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必须跳出工程技术类专业的传统合作思路，不断探索符合行业需求和专业特性的新思路、新方法与新模式。在这些方面，各传媒类高职院校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湖南大众以前台后院为基础，不断拓展合作范围，推进合作深度，致力于从“引企入校”到“引企入教”的转变；安徽广播在校企合作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目前已经形成“合作目标多维度，合作形式多层次，合作平台全媒体”的局面；安徽新闻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江南影视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基地；山东传媒与众多地级电视台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上海电影与宝山区政府、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产业平台；浙江横店积极发挥集团办学优势，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由此可见，每个学校都在开创校企合作的特色之路，但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当前的校企合作呈现学校热心、企业动力不足的现象，实质性的深度合作还不够强、影响力还不够大、数量还不够多、项目还不够典型。

六、学校治理

治理能力建设是促进高职院校内涵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现实需求和重要保障。2015年8月，教育部出台《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将管理水平提升确定为此后三年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各传媒类高职院校都在积极探索以建立大学章程为中心的治理能力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编制大学章程。如湖南大众把章程建设作为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的首要工作，目前章程已经获批通过，较好划分了行政权、学术权、职工民的权力边界，规范了各项权利的运行机制，建立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与合作的治理结构，系统设计了校院两级管理的内部治理框架。安徽广播、山东传媒、天津广播都在制定章程的过程之中。

二是强化制度建设。在依法办学理念的指导下，以章程建设为基础，很多传媒类高职院校都在开展建章立制工作。如安徽广播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绩效改革为抓手，制定印发了考勤管理、岗位任职、绩效工资等文件，实行分配制度改革，为学院内涵建设注入新动力；湖南大众成立了制度体系建设工作小组，完成了上位制度的收集、整理及编印，确立了制度体系的建设框架和建设步骤，加快推进制度建设。

三是实施二级管理。为适应产业、行业发展规律和专业集群建设要求，湖南大众将教学系全部实行二级学院建制，初步明确了二级学院的权责及其内部架构，理清了职能处室和二级学院之间的工作关系；上海电影也在试行二级学院管理，下设若干专业，将管理重心适当下移，学院在赋予专业系部相应职责的同时，也给予专业系部一定的自，使专业系部成为责权利统一的教育教学主体。

章程、制度和二管理体制的推进，为进一步提升传媒类高职院校的治理能力奠定了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切实的执行，在当前科层制观念浓厚的文化背景下，这一点尤为艰难。而且大学章程建设仅限于学院内部的权力架构调整，无法解决办学自不足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厘清政校权责，转变政府职能，实行管、办、评分离。

总之，从对以上9所学院的分析可见，我国传媒类高职院校已经过了创建期、规模扩张期，正在转向内涵发展期。但与传媒行业对传媒高职教育的期许以及国家对传媒高职教育的定位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传媒类高职院校的发展能力。

注释：

①课题组研究的传媒类专业采取的是“大传媒”的概念，既包括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主持、编辑出版、网络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专业，也包括广告、动漫、数字媒体技术、艺术设计等与传媒相关的专业。

参考文献：

[1]王小河，秦子龙.我国院校传媒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六所新闻传播学院负责人讨论纪要[J].今传媒，2005（7）：8-13.

Study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Vocational Colleges

ZHOU Shan-dong

（Hunan Women's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04， China）

第8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当前，理论界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的理解，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教学方法上的艺术；二是教学风格上的艺术。可以肯定，无论是教学方法艺术还是教学风格艺术，都忽略了教育理念的发展与创新对课程的决定性意义，回避或淡化师生的思想情感基础，师生被当作是传授与接收的机器。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应以师生的思想情感为基础，以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的创新为指导，以多媒体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为媒介，使其教学创新在酝酿、呈现和表达阶段实现有机协调，是教学的一种理想境界。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强调的是教学创新在酝酿、呈现和表达阶段的有机协调；它是创造美、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它是政治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源自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基于特殊的目标要求、面对复杂的教育对象和教育环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内在要求其应超越于技术，表现出活动主体的创造性，它抵制技术层面的复制，倡导艺术是不可复制的。而且，这种艺术化也内在地要求其要融入参与者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内在于其活动的创造性，并且要融入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的思想情感。教学活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以思想情感为基础。以情感为基础要求信息的加工、处理与传输的艺术化形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向我们揭示了传统的“灌输”教育的种种弊端。它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在教室里扼杀了个人的尊严、价值”的行为[2]。因此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化是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倡导人文关怀、彰显个性自由的呼唤。教学中，教育工作者面对差异化的教学对象，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背景、认知结构和非理性表达方式的差异，即使是相同的内容，也要求教师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去表达。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同样的表达在不同的专业学生中会产生不一样的效应。差异化的教学对象使得创新性教学在任何环节都显得尤其重要。对象的差异性伴有环境的复杂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尤其是隐性环境中存在着“隐性艺术化不够的问题”[3]。其实，不管是显性环境还是隐性环境，宏观还是微观，大家在其艺术化方面的重视程度都显得不足，环境之间相悖并存，甚至于相互冲突。有时，再“艺术化”的理论说教也抵不过一个社会事件的影响力，在教学探索中，很多教育者都表达过这样的无奈。可见，环境的复杂性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育中应夯实其艺术基石。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化的现实途径

基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内涵的理解，依据其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提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艺术的深层理念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完善其艺术化理念呢？做好三方面的转化应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即在多媒体教学中应注重将教学理论转化为育人理念；将教材体系转化成教学体系；将理论语言转化成教学语言等。

（一）教学理论转化为育人理念，呈现创造美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以，教育教学需要科学的教育教学理论来指导。当然，它在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时，还应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因此说，只有不断创新的科学教育教学，理论才能促使其长足发展。面对教学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其解决之道应以先进的教学理论为指导。教学中，首先要求教师应做个孜孜不倦的理论研究者，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持续不断地在教学中践行先进的教学理念。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在育人，以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其目的是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重在育人是其应有之义，所以科学的教学理论转化为育人理念应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内在要求。在多媒体教学中如何更好地实现育人理念的贯彻呢？根据笔者的教学体会，教师应发挥其主导作用，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授课中第一要做到思想育人，即有意安排教学内容的理论碰撞，让科学的理论放射光芒。第二是辩论育人，在教学中让学生有机会参与讨论或辩论，让他们做一个思考者而不是一个“留声器”。第三是实践育人，教师在教学中应创设情境，让学生体会道德与法律在实践中的意义和可能存在的困境，使他们对相关内容有更加丰富和直观的理解。如果这些育人方法能和学生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激情，并能实现师生在教学互动中的情感交流，从而克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在育人层面收效甚微的窘境。

（二）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实现内容美

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解决方案，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地方。据笔者了解，很多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压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学时的情况，拿“基础”课的课堂教学学时讲，有的高校实际教学学时都不到三十个，用如此短的课堂课时，按课程体系，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主导与教学主体的良好互动、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应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事。那么“，按章教学”的教学思路能行得通吗？可以肯定地说，“按章教学”的教学思路对有的高校来说也是不切实际的[4]。所以，面对现实情况，教师应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艺术蜕变是现实的必然要求。教学艺术依赖于教学美的全方位呈现，而其中的基础是内容的科学美，同时，教学体系应建立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上。教师在应对实际课时压缩、教学要求提高的现实中，应深度挖掘所授内容的科学性；展现其艺术性；不断超越功利，追求并满足个性自由，充满激情地创造，实现教与学的和谐。所以，在教学中，老师应重新编排教材内容的内在合理逻辑，从而突破学时限制，使内容丰满，教学艺术充分展现，并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如“基础”课中，我们可以将绪论第一节“适应人生的新阶段”，第一章的“理想与信念”和第六章第二节的“大学生择业与创业”的内容联系起来讲授。其联系的内在合理逻辑表现在：个人追求各自的理想与信念时必然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生问题，学会适应，坚定信念，立足现实，是通往个人实现理想的必经之路。具体的课件制作可用“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指大学新生常常会碰到的常见问题）来引导教学，“问题教学”不仅能吸引学生，也能为教学的艺术性做好铺垫。

（三）理论语言转化成教学语言，体现形式美

第9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 大学生 思想政治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184-01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新媒体飞速发展，这使得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呈现出更加的多元化的趋势，并且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思维方式。因此，新媒体的发展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政教育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下，如何利用有效的科技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理论结合实际的局面，这是摆在我们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一、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

新媒体已被当代大学生广泛运用，成为其获取信息以及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并影响着大学政治教育。

（一）新媒体的定义及功能特点

新媒体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当前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各种媒体形态统称为新媒体。因此，新媒体的主要特征有三个：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发展的迅猛化和传播广泛化。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

1.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借助于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大学生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在与人交往中更为便捷和自由。大学生表达思想观点的重要选择是网络，网络能充分发挥网民的言论自由并利用网络情感交流的广泛性，这就使得涉世不深的大学生能发表自身的看法，这些使得大学生忽视现实伦理道德的约束，随意放纵自己言行，甚至出现违法乱纪现象。作为高校德育工作者，应该高度重视当代大学生在新媒体日新月异形势下带来的新问题。

2.对学习的影响。大学生利用新媒体可获得丰富的学习资源，这些有助于学生主动学习，改变以往被动学习的局面，但是在丰富学习资源的背后却是良莠不齐的一个形式，学生涉世不深没有区分是非的能力，很容易被负面信息所左右，这些都需要高校德育工作者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

3.对性格塑造产生影响。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在其影响下，当代大学生追求个性化、特征化趋势日益明显，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追求个性化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培养。而当代大学生大多属于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接触社会机会少，还没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缺乏对现实问题的理性判断。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利用多媒体、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的教学，并通过播放最新的社会热点新闻引导大学生通过讨论和评述的方式，提高大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当代高校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由之路。

（一）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的需要

随着当代大学生对现实社会接触的日益增加，其通过网络等新媒体掌握信息量日益增大。利用新媒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引用新闻教学模式，能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知识点加以吸收，学生可通过讨论、分析、解决问题等方式，主动参与加到课堂中。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利用新媒体通过热点新闻事件为与学生教学沟通手段，进一步提高学生关注国家政治、热点事件来提高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在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枯燥、抽象的影响下，就只有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模式，这就使得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降低。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单一就是为了找工作，因此对专业课比较重视，忽视了与现实联系紧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使得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现实问题无法解决。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者应该把学生喜闻乐见的新闻事件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以现实、生动的案例进行教学，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在社会中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

把新闻事件融入到思想理论课教学中，可让学生根据自身爱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事件进行讨论，使学生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激发他们的思维潜能以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教师引导学生自己解决和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融入社会后独立生活的能力。

总之，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对于我们高校德育工作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要端正态度，运用把思想政治教学工作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学生喜欢上、学得会、用得上的课程，为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尹韵公.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