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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艺术设计理念体系的宝库。很多公认的先进设计理念其实并非源起于西方,而是更早之前便在我们的各民族文化中熠熠生辉。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园林规划设计中有着鲜明体现,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正是这种思想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再比如,“美善相兼”、“尽善尽美”是我国民间艺人一直秉承的审美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蒙古族刺绣艺术,不仅有着鲜明的色彩、明快的线条、活泼的针法,而且其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如蒙古包、门帘、毡子、服饰、荷包、碗袋、驼鞍、马鞍垫等等,含盖到蒙古族人住、穿、用、行的方方面面。正是艺术性(美)和实用性(善)的完美结合赋予了蒙古族刺绣蓬勃的生命力,对于现代主义设计中所探讨的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中国民间艺人早就有了深刻的阐释。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设计思想,我们需要真正领悟并提炼出来,使之与当今时代背景吻合,进一步构建出科学系统的中国设计理念体系,这才是中国当代设计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运用民族文化符号,打造个性化视觉风格
艺术设计服务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大体可分为环境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这三类设计的社会功能都需要通过相应的物质形象来承载,因此视觉效果是任何艺术设计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艺术设计同台竞技,缺乏独特视觉风格的设计只会被淹没于信息海洋。中国艺术设计要一枝独秀,必须形成个性化的艺术设计风格。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积累下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财富,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财富为艺术设计提供了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根据文化结构的两层次说,民族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如各民族的建筑、绘画、雕塑、工具、服饰等;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如各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节日习俗、音乐舞蹈等,这些都是中国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中国当代艺术设计对民族文化的利用,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对这些文化符号进行提炼和再创造,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视觉风格。就少数民族建筑来说,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生态环境差异很大,同时各民族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因此民族建筑类型众多,各有特色,如苗族的吊脚楼、傣族的竹楼、蒙古族的蒙古包,哈尼族的蘑菇房、黎族的船形屋等等。在艺术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通过解构方法,从民族传统建筑中提取造型和材料等方面的符号元素,这些符号元素,不仅可以应用到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中,还可以应用到艺术设计的其他领域。精神文化同样能被提炼成具体的视觉符号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中国著名设计师陈绍华设计的申奥标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标志形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采用了流畅的水墨笔触,五环如行云流水,神韵轻柔,极具太极神功。标志完美地融合了传统水墨文化和太极文化,既准确表达了奥运会的主题,其鲜明的中国风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凝聚民族情感,创造丰富的情感体验
地球村的形成把人们的消费区域扩大到了全球范围,激烈的竞争下单纯依靠物质功能已难以打动人心。正如人们选择“iPhone”、“香奈儿”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物质价值,更看重的是它们所蕴含的某种文化意味上的象征符号。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以复杂情感替代纯粹功能的审美需求,而设计师们也在探索着将更多的人文关怀融入设计,注重用户的情感体验是二十一世纪设计界的大势所趋。民族文化积淀着民族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情感和追求。在艺术设计中,创造性地提炼和运用好民族文化的独特元素,不仅能形成极具个性的视觉风格,更能使人们直观清晰地体验到文化符号中蕴涵的深刻情感。“吉祥”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延绵千年的永恒主题,它表达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美满的情感追求。中国人是一个重视感情却又含蓄内敛的民族,在感情表达上习惯于借物抒情,婉转间接地表露内心情感。蒙古族的烟荷包,其用途不仅仅是用来装烟,更重要的是用来传情。蒙古族以烟象征火,用烟荷包来表达红红火火的祝福;烟荷包上的刺绣图案也寓意不同,寿桃祝愿父母健康长寿,双喜花象征双喜临门;烟荷包上的飘带数量也寄予了美好情感,两根飘带送给老人代表长命百岁,三根飘带代表两人心心相印。中国吉祥文化数千年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图形符号,通过暗喻、谐音以及象征等手法表情达意,如谐音“福”的蝠、谐音“禄”的鹿,寓意连年有余的莲花和鱼,寓意喜上眉梢喜鹊与梅花等等。作为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精神信仰,中国吉祥文化的视觉表象及其内涵意象能够增加艺术设计的意境与深度,同时大大提升设计的情感价值。
四、传承民族精神,发挥文化教化功能
在西方文明体系下建构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西方化,而且还包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的扩张。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下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话题。设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承袭了传统文化的血统和基因,又具有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为艺术设计提供养分的同时,也需要艺术设计努力去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美德,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这是艺术设计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纵观历史,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族文化都在培育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方面起着其它方式难以替代的作用。比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苗族古歌《枫木歌》中,吟唱到枫树干和枫树心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蛋孵化出人类,这个起源神话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同时,在苗族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思想。“坐在一块土,便是一家人”、“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这些世代相传的俗语充分体现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道德风尚。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所包涵的积极、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脊梁,推动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艺术设计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其内在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理应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一致,否则艺术设计也就缺失了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山西民居室内装饰中有名的“炕围画”在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就兼具文化教育的重任,如以“桃园三结义”宣扬仁义,以“二十四孝图”宣扬孝悌,以梅、兰、竹、菊比拟君子品德,以“打柴、渔猎、耕田”劝勉子孙勤俭等等。大教育家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把教育融于艺术之中是从古之圣贤便开始倡导的。在艺术设计中,适宜地传达出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反映出中华民族积极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够丰富设计的内涵、提升设计的品味,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更履行着文化教化的重要使命。
五、结语
巴蜀地区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是诗歌创作的首选。中晚唐时期,朝廷疲敝,政治衰微,文人雅士们仕途屡遭不顺,心中多有郁闷;避难至蜀地以后,一看到这里俊美的自然风景,便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闲适和恬静,寄情山水、超离世俗的情怀也油然而生,他们的诗歌多表达对远离尘世喧嚣的巴蜀地区的山水景色的喜爱和赞美。乾元二年(759年),“诗史”杜甫从秦州避乱来到蜀地,被巴蜀地区别致的自然风貌深深吸引而不能自拔,遂作诗一首,名曰《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7]来到蜀地之前,杜甫曾在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生活过,这些地方四季分明,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则寒气逼人。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面对巴蜀之地旖旎的风光,情不自禁地写下两首山水田园诗,名曰《水槛遣心二首》。第一首诗的开头两句“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描写了杜甫自己所居住的草堂周边的环境,说草堂不仅远离城市的喧嚣,而且周围也没有村落,因此能够放眼远眺;之后四句“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7]则是对草堂周围的景色的细腻刻画。第二首诗先对巴蜀地区多雨的气候进行叙述,“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7],正因为温和多雨,才产生出后两句中“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的景象;通过诗的后四句,“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7],杜甫表达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山水之中而对功名利禄早已厌倦的情怀。类似地,诗人韦庄的《雨霁池上作呈侯学士》也是一首赞美巴蜀美丽风光的绝佳的山水田园诗:“鹿巾藜杖葛衣轻,雨歇池边晚吹清。正是如今江上好,白鳞红稻紫莼羹[8]。”整首诗语言纯朴、平实,乡里气息浓郁,读来令人心旷神怡,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描绘巴蜀之地俊秀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是蜀地诗人创作的主流,他们大多在游赏风景胜迹时有感而发,寓情于景,寄情山水,借山川美景表达自己超然脱俗的高尚品格。
(二)巴蜀浓郁的地域气息勾起诗人客愁情结
由于巴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们是为了躲避战乱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蜀地,而在入蜀之前,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心理状态普遍不佳;来到蜀地之后,感受到这里与家乡迥异的文化和生活状态,更容易勾起客愁情结。当黄昏来临,年迈的杜甫因远离家乡、客居蜀地而乡思尤甚,在嘉陵江边独自落泪,“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又睹巴蜀这与家乡全然相异的景色:“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更感到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最后道出“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7]的苦水。“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至后》)[7],巴蜀的梅花已经含苞欲放,杜甫睹物思情,不知远在洛阳的兄弟可否安好?李商隐客居巴蜀时,目睹巴山夜雨的景色,触景生情,十分想念远在长安的妻子,遂作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5]晚唐诗人郑谷长年在外,命途多舛,尽管身在巴蜀,但心始终留在家乡。在《通川客舍》中,开头一句“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首先对自己奔波劳苦的一生感到遗憾,也说客居巴蜀并非自己的本心,而“渐解巴儿语,谁怜越客吟”是说在巴蜀之地呆得久了,已经逐渐能够听懂这里人们讲的方言,但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家乡话了,道出自己客居他乡的悲苦和对故乡的怀念,末句“黄花徒满手,白发不胜簪”则将内心的哀思更加形象地表达了出来[9]。郑谷最著名的思乡怀远诗要数《渠江旅思》:“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9]。”竹枝歌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作为外乡人的郑谷,每天晚上都听得到这富有巴蜀特色的民歌,更增加了怀乡的伤感。诗人生逢乱世而流落他乡,家乡熟识的亲戚朋友大半已经过世,自己也已渐渐老去而无所用,读罢此时,无尽的悲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郑谷一生曾多次踏入巴蜀之地,蜀中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其中尤以“凄凉”为主要风格。
(三)唐诗中的巴蜀宗教文化
文化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精神底蕴以及由这种精神带来的促进民族进步的创新意识。我们之所以将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先进民族文化意识的冲击。对于一个开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识不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的内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民族文化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思考。
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进步与否其实有它的显著标志,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力。如果我们承认汉民族在经历了古代灿烂的文明之后,现在离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行列还有一定距离,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勇气面对先进民族,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学是从模仿开始,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上,因为模仿容易陷入对“他创力”的崇拜。从模仿开始,我们需要走向对“自创力”的培养。我们之所以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为他能够勇敢地颁布“胡服骑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学习。但是我觉得赵武灵王要学的不仅是“胡服骑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识的决心。因此他对匈奴民族的学习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民族进取精神上。现在我们的文化考察团经常到欧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们不能只是去看他们的繁华的建筑,先进的科技,回来后便学着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头丧气地指责我们这个民族的落后,叹息无法“师夷之长”。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就像读一部书,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读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领悟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晶,我们才算真正地将先进民族的文化精华学到了手。
我们的文化有着灿烂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历史,但是,承袭不能代替创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然而,打破传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眼泪,许多辛酸,许多依依不舍。这里我们可以从汉语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个历史回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性文化意识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表现出的沉重。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汉语在本世纪初停止了它的繁衍,从它的母体内裂变出的现代汉语开始蓬勃地生长。纵观汉文明历史长河,汉语言一直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古代汉语已经静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形成的语言断层。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便是频频回顾,因怀念而生发眷念,因眷念而生发热爱。如今我们凝视着汉文化的踪迹,读着汉民族几千年的沧桑,我们似乎顿生汉文化依旧生机勃勃的意识。但是我们其实是站在断层这边遥望已逝的美好,不断地回顾给我们带来的是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但是,我们又明显地感觉到古文化与今文化的隔膜。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导致我们在民族文化传统面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们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五四提倡抛弃旧有的语言形式,那是为了用新的语言形式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去适应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语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假如语文的功用确实以这两点最为重要,那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当以其实际应用价值为追求目标。既然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掌握古代汉语知识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古汉语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学文言文呢?
但是,旧有的语言形式里面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艰辛才得以形成的历史积淀,它闪烁着一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和智慧。我们担心一旦抛弃了文言文教学,我们不仅会失去旧有的语言形式,我们还会失去比这更为重要的可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们采用了现代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共同发展的策略。现代文教学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学生的语文使用的良好习惯,让语文成为学生认识生活,改造社会的基础工具;而文言文教学则帮助学生了解汉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样做其实用价值在于:其一,利用语文的工具性,认识社会,推动民族的进步,关键是重视创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力,关键是重视民族精神蕴藉。
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我们就应当将语文这种工具转化为激发学生创造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逆转意识,它是为了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洗涤,以换取民族文化意识的觉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的形式更新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变化而已,要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意识,并非仅仅能依靠这种方法去实现。更新语言的旧有形式最多不过表明了文化主将们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而至关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改变我们这个民族滞后的思维意识。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现代语文仍然以承袭型思维为主体向前缓慢推进,新意识、新思想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显得步履维艰。已经意识到应当拥有的东西却无法拥有,已经意识到应当抛弃的东西却无法抛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语文教学改革至今,许多有识之士都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作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很多语文教师的意识仍然处在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固有的传统教学思想以一定的历史磁性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引力。他们除了偶尔抬头对新思想表示一点羡慕或几份唾弃而外,便只顾低头拉车,他们对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思维意识的代代承袭,必然的结果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负担。
谈到这里,我想从文化意识的角度对语文高考说两句。可以这么说,语文高考试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语文高考尽管在艰难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但是向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意识学习的决心已经一次次显露在我们面前。阅读和写作可以说是语文高考的主体。如果我们撇开试卷的命题形式从内容上来窥视汉文化意识的趋向,我们不难发现语文高考命题显示的文化意识是进步的。
从近年来的试卷分析,阅读基本已经定格为三种形态,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说明文以及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从文言文到现代文阅读,我们尽管感觉到汉文化的语言断层,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对文言文阅读的考查,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识在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现代文阅读的两个部分——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和科技说明文那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创造的精神,以及“师夷之长,补己之短”的决心。在这里文化意识的趋内和趋外,继承和创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写作命题更显示了一个进步民族所应具备的文化意识特征,那就是主体的精神意识和创造意识。从《尝试》到《战胜脆弱》,从《近墨者未必黑》到《鸟的评说》,从两幅漫画的比较评判,到三则材料的综合提炼,无不渗透着命题者对考生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挖掘。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语文高考在追求创造的主体文化意识背后,似乎还隐藏着许多非创造性的模仿,这种模仿会使我们对各民族文化意识的学习步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阻碍民族文化意识中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发挥。也许作为一种学习,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但是从今后语文高考发展的方向考虑,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思考、探讨,这有利于我们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给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批示时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的意识已经在21世纪到来之时萌芽,我们如何将先进的民族文化意识转化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动力,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在强有力的改革大潮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已由承袭转向创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扩大,知识经济时代悄然到来。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欧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时,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应有的谦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们敲响了谨防西方文化霸权的警钟。警钟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时,但是千万不能敲掉我们这个民族要求进步的诀心,不能敲掉中学语文教学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设计师通过民族文化这片沃土吸收传统符号和传统色彩,发挥传统思想带来的设计观念,进而更好的设计符合大众审美的作品,民族文化也像化肥一样滋养着、充实着招贴设计的发展。中国传统审美强调一个“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为招贴设计的基础。在《新时尚》里,设计师用中国传统的环形发髻为基础,利用发髻的形状与奥运五环相似,加以变成彩色;一位中国女性穿着端庄典雅的旗袍盘着中国传统的发式带着红色圆形耳坠,凸显出浓浓的中国风。这幅招贴设计独具匠心将中国元素与现代语言相结合,体现着中国民间文化的特征。此招贴设计不仅得到世界各个国家的认可,也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特征。
二、招贴设计渗透着民族文化
一个国家的文化历程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通过对设计领域的深入了解,设计是人与图的对话,如何让设计深入人心,就必须对人的思想意识有深入的认识,人的生活习惯和人的甚或情趣。例如在德国农业中土豆是德国人不可缺少的食粮。冈特•兰堡在土豆文化招贴设计中,把土豆原来的特点做一个“小手术”,改变土豆的属性,并用土豆创造一个独特的意境当中,通过视觉语言改变我们的心理感受。还有日本的现代设计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较高的水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可以把日本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利用传统文化,结实际各民族特点,使其设计具有创造性、供人类使用,给人类带来方便,让设计永葆生机。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招贴设计中的图像上的体现和影响
这里所谓的图像有三种含义:由视觉感官传播的;具象、直白、灵动的形象;可以起到沟通作用的符号。大家经常把这里的图像称为图形语言,它在主体与外界间扮演桥梁的角色。视觉元素的范围内,色彩和点、线、面等元素形成某种图形和外观,并通过这些暗示和引导受众,在视觉的感官中达成沟通的目的,这就是图形语言的作用。现如今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形形的文化资源可以迅速的传达到任何一个人的手里。对招贴设计而言,能否从更深层次理解和解构民族文化资源,并将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现代的招贴设计理念紧密的结合,使用明喻、暗喻的图形深化民族文化内涵,是中国招贴设计是否可以与时俱进,是否可以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例如,“中国红”是外国对中国产优质红色颜料的称谓,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钟爱红色并善于使用红色的传统。然而,古代中国的红色象征,会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处于流变之中,或表示尊贵,或渲染吉庆,或用于辟邪。这一切使红色与中国人得民族情感连为一体。再者,道家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多多少少又一定的影响,老子宣扬的“天人合一”体现着中国人普遍的审美情趣。“天圆地方”是汉族阴阳学说的一种体现。这些元素不仅影响着中国人,同时也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名片,是中国的审美法则。这些审美法则正是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锤炼出来的。为现代的招贴设计提供着丰富的图形语言。
(二)现代招贴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间的融合、沟通
著名艺术学家、民艺学家张道一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文化实在是太丰富了,不论东方或西方都在汲取着她的智慧,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为她的博大精深自豪的同时,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个“文化包袱”,怎样通过符合现代审美的招贴设计让人们能够深层次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其中的关键是去粗取精,也就是精简。东方中国的文化是“和”的文化。道家宣扬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争”的文化,与自然争、与他人争;从这里我们发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封建社会时期东方人主要靠种植为生,素食为主;西方人靠打猎、放牧为生,肉食为主。从几千年前我们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文化的不同,性格的不同。中西方文化互有不同,相互补充,形成了世界多元化文化的格局。中国的招贴设计应该着力于领悟和精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形成中国特有的符号。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信息传达的方式多种多样,招贴这种传统的方式依然没有衰落,说明它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以静态的形式展示出要表达的主题,内容精简,主题明确。就像靳埭强先生的招贴设计“德国中西画廊”,这幅招贴的画面主元素是太极图,辅以水墨和油彩上色,不仅结合了现代的设计手法,而且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的体现出中西方融合的主题。
三、结语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积累,它体现着民族审美的习惯,是一切艺术文化之源。但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画经受着空前的挑战。基于此种形势,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画的内在潜力,把握其文化内涵,重构中国画审美理想,促使其真正成为当代民族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和昭示者。如果中国画失去这种深层的民族文化传承和超越,也就失去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资本,失去中国画的内在元气,因此,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特色,才能使中国画雄立于大文化之中。当代中国画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会充分体现出民族感情和民族内涵,以多样化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并形成不同的风格。当代中国画在发展的过程中,很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吸收写意水墨画的特色,并受到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影响,体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
二、中国当代绘画对于民族文化中的绘画艺术的借鉴
1.气韵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水墨画在创作过程中,最看重的就是要讲求气韵,以达到灵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中国绘画的哲学思想中,要义之一就是“气韵生动”,它是中国绘画美学中的一大判断标准,而这也正是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最重要的区分标准,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绘画美学。在中国,“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只可意会,难以言表,更不能用教条礼法加以约束。但是,它又有着强大的维系力,支撑着一定的艺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并体现这些体系的生命力。中国哲学体系中包括“气”这一思想形态,强调要加强“中国气息”的元素,以传承中国哲学的精髓,并加以演化,从而改变中国绘画创作过程中的唯西方理论体系至上的传统的思维模式。
2.笔墨手法的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书写工具与绘画工具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因而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现象。这种一体化的、共生的文化特色和风格,使得中华民族在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评价及审美实践中,都是一体,因而也就促使中国绘画家对于美的认知和评价,是从“书画同源”这一文化共生现象出发的。“书画同源”这一文化现象是靠笔来完成的,主要包括了笔力、笔性、笔格等多个角度的分析和评价。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笔、墨、纸、砚的相互配合。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中国绘画家往往会选择具有较好的吸水性能和浸染性能的宣纸作为主要的创作基础,一旦落笔,就不太可能会有大的改动。因而画家在落笔之前,会慎重思考和构思,在熟悉水墨的基础上,精确落笔,最后保证有着较为理想的绘画效果。这些都要求中国绘画家有着一气呵成、胸有成竹的创作底蕴和创作才华,以保证创作的灵性和神韵。当代中国画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绘画家试图以西画技巧改变中国画,把“中国画”改为“彩墨画”,殊不知中国画源远流长,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和精深,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是中国画所独有的笔墨精神。在当代中国画创作的过程中,融入进传统的笔墨创作精髓和技法,能够使绘画创作具有生动的写意性。如戴成有先生的《金陵十二钗》等人物画很注重笔墨技法的应用,先用类似工笔的形式将人物形象勾勒得很精细,然后在其上泼以大片淡墨,人物与背景浑然一体,使画面不仅具有工笔的精细严谨又有写意的豪放,同时给人如梦如幻的历史朦胧感。
3.诗意化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富有诗意,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到诗情画意,就会使人联想绘画与文学之间的某种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有一部分学者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认为中国画中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画的一大弊端,是中国绘画艺术落后的标志。其实,但凡对于西方绘画艺术有深入了解的人,会发现世界各国的绘画艺术都与文艺创作有着诸多的联系,只不过,中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联系之间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人物故事方面,而中国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诗词歌赋方面,如中国山水画中所蕴含的“诗意”是世界其他绘画艺术所没有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中国当代绘画对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借鉴
1.当代中国画对于触觉、味觉等感知方式的借鉴
西方的审美评判标准是基于视觉、听觉得来的,而中国的审美意识则是建立在触觉和味觉的基础上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味觉、触觉为基准的审美意识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美学艺术,可以发现中国美学中经常出现与“品”、“味”相关的一系列审美学名词,这种不同的审美评判标准,使得中国人鉴赏西方艺术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以中国式的审美理念为基点进行相应的考察和研究,去触摸和品读来自不同国度、民族的艺术创作,自然,中国绘画家在进行绘画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也会立足于中国式的审美标准。
2.中国当代绘画对“三大”美学价值———中和美、自然美、禅宗美的借鉴
“中和”是儒家所提倡的美学中心理念,并在中国千年的文明史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时刻体现在艺术创作领域中。如中国历代的宫殿设计中,都会以中轴线为中心,向两边呈对称形式铺展开来,彰显出儒家文化的“中和”思想。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更是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维护,以“吟咏性情”作为中国人审美心理的一大倾向,使中国诗画朝着抒情达意方面发展。这种抒情达意式的绘画艺术创作方式,对于当代的绘画艺术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对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也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老子提倡施法自然,这一点与儒家人为的“中和”之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儒家所提倡的是父权体制下的施政理念,而道家所提倡则是天地万物于一体的自然而然的生存之道,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母性原则作为万事万物发展的一个基本性的礼法,以顺应事物的自然成长为基本的处事原则。在文艺创作中,书画的拙笔、诗词中的拗体、戏剧中的各种奇特结构、园林中的怪石,都体现出一种刻意打破和谐的人际关系、坚持平淡中的奇怪标准,以无端崖之辞等放荡不羁的形式,获得了奇妙的怪异之美,中国艺术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异样的美。禅宗美学最大的美学哲理是“悟”和“圆满”。李叔同对于禅宗美学的发展贡献极大,他提出了“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顿悟境界,综其一生得出“悲欣交集”的人生感慨,表达了自己既悲悯众生,又欣喜觉悟的复杂情感。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画艺术家而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在有着千年文明史国度的中国绘画艺术家,是很难摆脱这些悠远的民族文化的影响的,而当代中国画要想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也必须植根于中国悠远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中。
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这种兼容并蓄、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发展到近代,增添了新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充分肯定汉学的学术地位。进入近代以后,经世派崛起,他们在批判封建末世的弊端、要求进行变革的同时,从宋明理学、汉学、古文经学等故纸堆里挣脱出来,对汉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致使文人“争治诂训音声,爪剖辄析”,造成了“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这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汉学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到康有为发表《新学伪经考》,更是对汉学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学术争论中,湖南士人则采取了固有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坚持湖湘主流文化的同时,对汉学的学术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学,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在这里,在肯定“义理”之学的首要地位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考据学和辞章、经济之学的地位,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杨昌济更是明确指出:“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为陆王卓绝之识。”他号召“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明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
和杨昌济的思想主张为湖南学界所接受,成为近代以来湖南的主流学术思想。正是基于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这种开放精神,岳麓书院等即按照这一构想来设置课程体系,在主攻理学的同时,对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也不偏废,杨昌济则汉儒并宗,从而推动了湖湘学术的发展。虽笃信宋儒却也不废汉学,主张“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他认为两个学派一属孔子门中文学类,一属德行类,“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本应同存而不悖。在作三十二圣哲画像时,他就列入了汉学大师高邮王氏父子,承认他们学术地位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少数汉学家之一的邹汉勋,一生致力于考证典礼,但除汉学外,又自称“于心性之学则恪守宋儒”,这说明兼容并包是湖湘的普遍学风,并不限于信奉程朱者。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本来也属于对立的学派门户,近代湖南却也多“笃守程朱,不废陆王者”。早岁从罗泽南习理学的湘军大将王鑫就推崇陆王学说,追认王阳明为师,刘长佑晚年取王阳明语将自己的书屋题为“求心斋”,青年时曾一度非议王学,但晚年改而认为朱陆同出一源,说:“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微践履。”又说,程朱学派虽是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对于其他学派,即认为“诸子皆可师”,所以对“诸家百氏,远绍旁搜”。在他看来,不管百家学说表面上如何意见纷杂繁博。其宗旨都是可以归一的“,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二是学习西方。如果说,在国内大环境下,湖湘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否则它就无法存在和发展。那么,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倡言学习西方,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并将学习西方从学理层面转入践行层面,则是湖湘多民族文化开放精神的充分体现。湖南士人倡言学习西方,是从魏源开始的,他在《》中,第一次在中国、在传统士大夫中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影响了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走向。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前期,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仍然以程朱理学为宗,那么,在十九世纪后期,学习西方逐渐成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不能说取代了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但也有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之势。而推动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这种发展趋势的是。与湖南传统士大夫一样,宗程朱理学,因而强烈的卫道与保守意识是思想的主体,虽然他在期间已经开始注意到中英之间的冲突,但并未看出其中隐伏的危机,只是认为:“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则以大小事,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又给他上了一堂教训深刻的课。他将英法的入侵称之为“五胡乱华”,寝食难安,“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悸忧”,当他看到的印本时,更是“呜咽”不已。严峻的现实使他感觉到,要抵抗西方的侵略,以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世之学已经不敷时用,在新条件下,必须学习西方。他接过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在1861年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接着又筹建江南制造局,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开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先河。与不同,左宗棠通过阅读魏源的《》和“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凡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
对西方各国情形有相当了解,一开始就对西方的侵略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比较中西之间的差异,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由此他认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说:“窃以为近世人心之蔽,未能勘破,遂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漫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官,精考工之方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在学习方法上,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形式。引进来,主要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设备,创办新式工业企业。湘人和左宗棠是先驱者和开拓者。1861年,曾国攻下安庆后,即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又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这些企业虽然是军事企业,以生产枪炮船舰为主,但其影响所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流风所及,湖南亦开始创设新式企业,1875年,在长沙首创湖南机器局,以制造枪炮、火药为主。湖南机器局虽然以军事制造为主,其存在的时间也极为短暂(一年多时间),但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种异质文化在湖南立足的肇始,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是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开放精神的重要体现。到九十年代,随着新一轮的学习西方热潮的兴起,湖南的近代工业越来越多,1895年,湖南丰和火柴公司创办,1896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成立。从此,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器物文化开始在湖南生根、开花、结果。走出去,主要是一批先进的湖南人士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实地考察、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种学习方式由郭嵩焘开其端、曾纪泽继其后,到20世纪初一批出国留学的湖南学子蜂涌而起。他们在国外考察、留学,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和理念带回中国,带回湖南,对推动湖南社会观念的转变、对推动湖南新思想、新思潮的萌起和发展、对推动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湖湘多民族文化引导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到的能力和习惯的总和,包含了湖湘物质文化、湖湘制度文化和湖湘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在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中,绝大多数来自湖南本土,对于他们而言,身为湖南人“只有先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只有先了解湖南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至于来自外省的学生,虽然不生于此,却生活于此,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会留在湖南工作和生活,他们同样需要学习和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以促进文化的交流。湖湘多民族文化作为湖南特有的区域性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秉性和独特性,将之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将大大升华高校文化建设地域特色的文化张力,不仅让本土学生倍觉亲切亲近,也会使外省学生产生亲新感。因此,湖南的校园有必要通过大力宣传和倡导湖湘多民族文化,使大学生对湖湘多民族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敬慕之情,也使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得到提高,从而引导湖南高校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打造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地域特色。近三十年来,从事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研究很多,总体表现为以研究发展脉络、主要特质、基本精神和人物解读为主,在重视其积极影响的同时关注其消极作用,从本体论、意识形态到具体行为表现都展开了比较完善、系统的研究。总之,从文献研究来看,对于湖湘多民族文化本身的研究较多,而如何从其实际出发推动其实用性转化、传承中推动创新研究不足。在强调地方特色的同时通常忽视了国际化的全球视野,容易陷入地方狭溢主义的境地,从而影响高校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关于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高校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的成果零散,不系统,不够深入,缺乏有力的转化框架,停留在浅层次的嫁接层面,没有深入分析其转化路径,研究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蕴涵的区域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湖湘多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种影响今天仍然在湖南乃至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精神实质对湖南高校文化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正是对于当今社会道德缺失的现象的一种纠正和修复。湖湘多民族文化让校园师生明白在高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坚持什么、摈弃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弘扬正气、消灭邪气,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由于高校文化建设的难度较大,因此急需融入湖湘多民族文化,为高校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不凡的进步和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其中还包含了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精神思想,比如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正在不断挑战人们的思想边线,冲击着价值观念。这些思想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偏颇和差异,不仅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给高校文化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湖湘多民族文化”作为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新的切入点,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文化特色与历史底蕴,人文环境的针对性强。湖湘多民族文化是湖南省的地域文化,湖南校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烙印。湖南高校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一层面,不仅能从湖湘大地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名人名著、科教水平等物质文化中找到参照,同时受到湖湘伦理法制、风俗民风、等制度性约束,还能从湖湘文史、艺术等精神成果中汲取灵感。湖南高校应该充分汲取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营养,结合高校自身发展建设的传统与现实,以物质文化为载体,以制度文化为保障,以精神文化为灵魂,培育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立足长远的校园文化。
三、湖湘多民族文化影响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路径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资源形式都必定是产生在一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之中,一些民族文化资源必须在一定的地域里才彰显出自己独有的艺术魅力,因此我们在保护它时,要竭尽可能地保护与其有关系的生态原貌因素,使其成为本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中的一项代表名片和符号。第六种是旅游开发:在这一方式上,我们很多地方都有点走入误区,有的地方开发者糊弄游客,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顾艺术规律,不讲市场法则。这当然是部分领导阶层的文化眼光不长远的原因。怎样把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给人民大众是提高当地文化影响力的重中之重,也是最为市场欢迎的一种最佳保护方式。第七种是数字化、网络化保护:数字化是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最有力的方法,我们用这种方式进行保护和利用是最便捷的途径。所有文字、声像资料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实现全世界超越时空的资源共享和传承。第八种是其它的一些保护: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一种保护方式就是为了保存而保护,让所有人知道了解有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资源影响着大家的文化生活,让人们通过文字声像等就可获得很好的了解和学习,其次就是保护为了开发与利用,更好地创造民间特色的新文化,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保护的方式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方式,在充分尊重民族文化资源特点的前提下进行资源保护。
二、民族文化保护、开发和利用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
第一项是美学原则:我们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应该是民族文化资源中有价值的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资源。第二项是代表性原则:代表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在广泛的基础上有代表性的选择,这样才能产生文化资源的精品。第三项是保持原生态环境原则:任何文化资源的产生都有其具体的人文生态环境,离开环境就脱离了轨道,就会变味。所以对原生态环境的尊重绝对是是核心原则。保护、开发和利用一种民间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在保护其人文和生态环境,这些东西得到尊重才能真正起到传承和发展的作用。第四项是放眼未来原则:文化资源的发展工作主要是发掘其精髓,影响教育青年人,通过他们使民族文化资源发扬光大。不被青年人认同的民族文化绝对是行将灭亡的东西。第五项是分级分类保护原则:我们要根据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育价值、市场价值等进行分类,遵循濒危优先与少数民族优先原则,哪些只能保护,哪些可以开发,哪些可以利用,这样民族文化资源才能得到最好的传承。
三、当前民族文化保护、开发和利用急需要解决的几项工作
首先是一些依靠人为传承的民族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亡、濒临灭绝;许多大量珍贵的资料与实物遭到破坏、毁灭或流失。第二,管理还不健全,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缺乏制度保障。各方面工作都非常薄弱,资金和人员的匮乏普遍存在。第三,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一些县市重开发、重申报,轻管理、轻保护的现象普遍存在,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意识淡薄;少数地方做作化痕迹太重,人为倾向比较明显,有的还借此之名随意胡编乱造,对民族文化资源还存在破坏性开发和歪曲利用。鉴于上面所述的的原因,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和教育,不断建立完善有效的工作机制和保护措施,及时有效地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及时抢救、保护。第二是分类整理。第三是继续推出民族文化科研成果。第四是确定一批保护带和研究基地,努力建好重点文化保护社区。第五是加大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抓紧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对民族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通过开发和利用,在尊重的基础上让其显现出更新更高的价值,达到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理想效果。
四、结语
1.1中华文化是一元性的封闭的大陆文化,中华民族早就已经形成了重亲情、重仁爱、重天伦之乐、重家庭的民族情感,这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广告语就应充分运用亲切、温馨和浓郁的情感诉求,力争使广告语富有浓郁的感染力。广告语言中的情感设计是促成购买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广告语言的人情味浓厚也是广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南方黑芝麻糊”的电视广告,就是亲情诉求之作的经典。这则广告中并没有太多的表达感情的词汇,然而它的广告画面却将受众的思绪和情感带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时代。开头和结尾仅有的广告语分别是:“小时候,一听见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和“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该广告画面朴实、温馨。卖糊母亲的微笑,买糊孩子天真的眼睛……形象地展示了普通百姓间温良、慈爱、乐善好施的美德和浓郁的人情味,让消费者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从而体味到了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感人情怀。又如,可口可乐的一则广告语:可口可乐,万家欢乐。广告商把“可口可乐”与“家”这个让人感觉温暖,幸福的地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看到“可口可乐”,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从而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1.2谦逊、恭让的道德准则谦逊、恭让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如汉语中的谦词“奴、敝、在下”等和尊称“您、君、贵、尊、阁下”等就是这一准则的直接体现。广告是一种广而告之的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众的购买欲望,最终实现受众的购买行为。如:聆听您的心声。我们的宗旨很简单。让您在旅行中得到企业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适的环境、最完善的设施和最精心的服务。(商务旅游)打开门,等着您的就是梦寐以求的家,无论您想要一座乡间宅邸,或者是一间摩天大楼的顶屋,翻开下面几页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选。(房地产)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一切为了您的子孙后代。(海滨度假地)毋庸置疑,这样的广告语让消费者感觉到广告的谦逊态度,进而便产生了对广告内容的信赖感和认同感。
2广告语言与民族风俗
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民族发展历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该民族的标志。在生活中,一般来说,消费者较易接受顺应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广告语言形式。因而消费者的风俗习惯是广告创作者在广告语言创作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中国人喜欢请客送礼,喜欢在喜庆的日子穿戴红色衣物,把红色视为吉祥之色;而红色在西方人眼中则没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国民间都有趋吉利、讨口彩的风俗习惯,因而许多广告创作者便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心理特点,创作出了许多这类内容的广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销旺旺食品时就创作出了这样一句广告语:“人旺、福旺、财旺、运道旺,旺旺。”这句广告语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在中国,每逢喜庆节日,如传统的新春佳节,人们都会舞龙等以此来欢庆这个阖家欢乐的节日,因为龙在中国人眼中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就更不要说龙会给家庭带来欢乐了。
3结语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族政策的落实,民族文化旅游、民族医药、民族工艺等产业的开发均给民族地区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民族文化是知识经济,通过企业的运作可以转化为资本。如今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贵州是一个自然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富足的大省,而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分布在全省众多旅游景点的各个少数民族中都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如苗族服饰和蜡染、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布依族和水族的铜鼓文化、彝族的彝文古籍和金石刻、水族的水书等在全国都享有盛名。不少民族风情浓厚的自然村寨都成了有名的民俗村,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贵州还是中草药之乡,目前得到国家批号投入生产的民族医药就有200余种。贵州的民族旅游业、民族医药业正在成为贵州的支柱产业。社会的发展急需大批懂得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开发等方面的人才。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形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会更加密切,不同文化群体的接触正在打破民族之间的藩篱。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传入民族地区之后,正在促使人们民族心理素质发生变化,最终将导致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改变和民族文化的变迁。例如,在贵州西部,居住着80多万彝族,由于多数是与其他民族杂居,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语言、服饰、礼俗在部分地区已经逐渐消失,许多用彝文写成的宗教经典,祭祀仪式已很少有人懂得,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研究正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彝族传统的音乐和礼俗歌也因老歌手的去世而逐渐失传。这些文化变迁的类似现象在其他民族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虽然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不少研究民族文化的著作和资料。但仍然有不少的民族文化未被收集和整理,有的甚至濒临灭绝的危险。
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的关系。民族语言文字的产生是民族心理素质上自显性和排他性的表现。当一个民族借用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不再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时,正是自己的民族自显性弱化甚至消失的时候。语言系属是划分民族和民族支系的重要依据,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从词语的语源和词语的变迁可以透视出一个民族过去的文化轨迹,从一个民族的构词心理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从民族语言中借词的使用可以看出民族间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是否频繁。从以民族语命名的地名可以寻觅民族迁徙的踪迹,从民族的姓名制度可追溯该民族的来源。从亲属称谓上可以看出民族的婚姻制度,正说明了语言对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民族语言就没有了侗族大歌、苗族的多声部合唱,没有人再能释读彝文古籍和水书。
二、双语教学在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作用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