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现代汉语语法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 述宾短语 述语 宾语 研究综述
引言
现代汉语述宾短语的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逐步发展,本文力图勾勒出述宾短语研究的发展轨迹,以及研究中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收集,《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论文约有5篇,建国后至约40篇,大部分论文都出现在后至今的几十年来约有千余篇。由此可见,述宾短语的研究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述宾短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及其在句中的地位
《马氏文通》指出了句子的基本结构模式:“起词――语词――止词”。其中“语词”大多由“动字”充当,动字又可分为“内动字”和“外动字”,“外动字”相当于述语,外动字之后是止词,止词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宾语。《国文法之研究》里把述语称为“外动词(Transitive verb)”,把宾语称为“客词(object)”,这两项都包含在“表词”中,并认为“客词”“必在特种动词之下而后有”,所以不是“表词”的主体,只是一种附属品。《新著国语文法》最早使用“述语”,“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宾语”是“述语”的连带成分,是外动词后面一定要带的一种实体词,吕叔湘认为“宾语”这个名称是通过《新著国语文法》得到广泛流传的。《中国文法要略》围绕动词把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这与《马氏文通》止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现代文法》认为及物动词可以带目的位者,即把述语认为是及物动词,宾语为“目的位”。
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和含义在这一时期是不统一的,与我们现代的名称也是有区别的。如《马氏文通》和《中国文法要略》都把宾语称为“止词”,但前者认为“止词”是“外动字”所及者,后者认为“止词”是动作的止点;述语都认为主要由“外动词”即及物动词充当,但各家的称谓又有所不同。对于述语和宾语的地位,大都认为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然而宾语的地位各家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独立的,如马建忠;有的认为是附属于述语的,如金兆梓、黎锦熙。
(二)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
《马氏文通》中认为止词位于外动字之后并又说“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这就从语义关系和语序关系两个方面对止词下了定义:首先止词的位置应该在动词之后,其次止词是动作的受事。《中国现代语法》称短语为“仂语”,述宾短语被归在主从仂语里,王力认为主从仂语是一种修饰关系,修饰是对于意义范围的限制。《汉语语法论》中把述宾关系描述为“引导关系”,“当两个有关系的词语放在一起时,如果其中的一个表示一个事物,而这事物是历程所归止的方向”,分为“引导者”和“受导者”,“引导者必得是一个具有名词功能的词语,相当于一般语法学家所谓的宾语”。
由此看出,对于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也是各持一词,从不同的角度对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进行了分类:马建忠认为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为施受关系,王力把它归在修饰关系里,而高明凯将它放到引导关系中,宾语是引导者。
(三)主语宾语判定标准
吕叔湘(1946)《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就对主语和宾语的辨别标准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和印欧语相比,汉语判别主语和宾语的标准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但这两项标准分析出的结果却不总是一致的。通过十几种句式的分析,讨论了各种分析方法后,作者没有下最后的结论,在文章最后提出确定主宾语的最好标准是“简明、具体、容易依据。还要有些弹性,能辨别句子的多种类型”[1]。
二、建国至时期的研究
建国初期,国内语法研究深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建立了新的语法体系,述宾短语的研究也随着潮流建立了新的体系。
(一)《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
1952年至1953年连载于《中国语文》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述宾短语称为动宾结构,认为动宾结构属于句法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动词后头可以有宾语”“动词、次动词加宾语”是动宾结构,“拿位置作标准定主语和宾语”就可以解决问题。书中分析动词可以分为带宾语和不带宾语的,带宾语的动词也不总是带宾语,而次动词总是带宾语的。有时候动词还可以带双宾语。充当宾语的成分大多是名词和代词,另外还指出形容词、动词、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都可以作宾语。对于动词和宾语之间各种语义关系分出了很多种类[2]。
(二)主宾大讨论中的宾语研究
1955年7月到1956年4月,由《语文学习》编辑部发起了主宾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几十人,在关于如何确定宾语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偏重于意义,认为确定宾语应以意义为主。傅子东(1956)《主词和宾词》、王宗炎(1956)《怎样分辨主语和宾语》、颜景常(1956)《从意义与形式的关系上看汉语动句的主语和宾语》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岑麒祥(1955)《讨论主语宾语问题的几个原则》中也认为完全用位置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就否定了汉语的倒装句,取消了修辞学,把汉语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简单地列成了几条死板的规律。
第二种,偏重于形式,认为确定宾语应以形式为主。如徐仲华(1955)《分析句子应该从语法标志出发》中认为分析句子以语法标志为主要标准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施事受事,在动词前面就是主语,在动词后面就是宾语。另外还有陈庭珍(1955)《分析主语宾语应该根据结构》、唐启运(1955)《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和宾语》等人倾向于这一观点。
第三种,意义和形式并重,胡附、文炼(1955)《谈宾语》、张志公《关于汉语句法的几点意见》、周祖谟(1955)《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曹伯韩(1956)《主语宾语问题随感》、高名凯(1956)《从语法与逻辑的关系说到主语和宾语》等认为不能绝对化看问题,结构和意义是统一的。胡附和文炼《谈宾语》还结合意义和形式分析了宾语,认为确定汉语中宾语的范围最好是先把动词的后置成分通过分析分成若干类,然后再确定其中哪些类是宾语。
主宾大讨论最后在确定宾语的标准上取得了一致,即兼取意义和形式,但偏重于形式,这使宾语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三、后至今的研究
如果说前的述宾短语研究提出了整体的框架和体系,那么后的研究就是在其基础上的充实和发展。
(一)视野不断扩大的述宾短语研究
视野的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体现主要为两方面:
一方面新的理论被不断引进,为述宾短语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比如,配价理论的引进。动词作为述宾结构中述语的主要成分,配价理论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研究了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名词宾语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汉语语法事实。如周红(2003)《动宾式动词配价分析》运用配价理论对动宾式动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索了动宾式句法功能变化的内在原因。还有很多相关论文如张志英(2003)《从配价角度看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陈新义(2007)《二价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张国宪和周国光(1997)《索取动词的配价研究》等。
还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如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一文由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原因入手,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有界”与“无界”对动宾结构的影响。黄洁(2009)《动宾非常规搭配的转喻和隐喻透视》、张建理(2008)《单宾语句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吴为善(2007)《述宾两字组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等,这些论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揭示了述宾短语组合背后更深层的认知支配机制。
“空语类”理论是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课题,“空语类”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空主语”和“空宾语”,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进行了空宾语的研究,如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徐烈炯的(1994)《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语法现象》,韩景泉(1997)《空语类理论与汉语空位宾语》。对空宾语出现的条件、形式、位置以及与英语中的空宾语的区别等进行了讨论,目前空宾语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
另一方面,开始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如姚继中(1997)《日汉动宾结构比较研究》、田文琪(1992)《动宾关系的俄汉对比》、李永燧(1984)《试论哈尼语汉语动宾词序的异同》、袁焱(2008)《汉越述宾结构对比研究》等。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和不同语言的述宾短语的形式和内涵进行的深入研究,不仅弄清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关系,还为高层次的教学提供了资料,更主要的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综观这一时期,述宾短语的研究受外国理论的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将新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结合起来,与建国前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借鉴的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加理智和成熟,紧密结合汉语实际,促进了汉语的健康发展。不仅重视汉语本体的研究,更放眼世界,比较语言学的述宾短语研究也被人们所重视。
(二)不断加深的述宾短语研究
述宾短语研究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述宾短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的全方位考察,主要体现在专著对述宾短语进行的细致分析。如熙的《语法讲义》把述宾短语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述宾结构两种”,根据带宾语的情况对动词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并详尽地讨论了八类宾语[3]。徐枢的《宾语和补语》对述宾短语进行了论述,包括:什么是宾语、宾语的构成、从述宾的语义关系对宾语的分类、动词带宾语的情况、双宾语;在确定宾语时的一些问题、宾语的使用[4]。马庆株《动词和动词性结构》讨论了述宾短语的歧义,名词性宾语的类别,现代汉语双宾语构造等[5]。
另一方面,述宾短语中的小类研究不断深入。如“动宾式动词+宾语”是八十年代流行开来的,但对它的研究却相当充分,主要集中在它的结构特点,所带宾语的类型,动宾式动词的特点及带宾语的条件,流行的原因及规范化问题等。还有形容词带宾语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四种观点:带宾语的形容词就是动词,如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王启龙(1995)《带宾形容词的统计分析》等;形容词带宾语是活用,如吕冀平(1984)《现代汉语的意动句式》、邢福义(1988)《关于形容词短语》等;形容词带宾语后仍是形容词,范晓(1983)《关于形容词带宾语问题》、沈锡伦(1984)《关于形容词的宾语》等;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汉语的特点,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动形兼类:许德楠和董浩(1980)《谈形容词带宾语的几个问题》等。
述宾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对于述宾的名称及界定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如述语的内涵,述语的名称,宾语的位置。对于述宾的关系的类别仍处于开放状态,目前还很难将其遍举,语义关系千差万别,难以进行穷尽式描写。注重述宾共时的描写,忽视了历时和比较的研究。重视语法语义研究,忽视语用研究。述宾研究还有待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叔湘.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家――吕叔湘选集[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535,第1版.
[2]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12:12-39,第1版.
[3]熙.语法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9:110-124,第1版.
第2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汉语 双宾语 英语语言学视角
引言
语言学涉及范围广泛，涉及了语言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多种学科，这种理论认为在创建学习以及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都要通过人们的认知去对这些过程进行解释。从英语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的双宾语结构进行研究，由于不同的语言存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差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从“五四”运动开始，我国的汉语形式得到了全新的发展，白话文替代了传统的文言文，形成了现代汉语。对现代汉语的语法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现代汉语的基本功能。在对现代汉语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和了解的基础上，国外很多语言学的理论以及研究的方法都能够对汉语的研究起到相应的指导作用，但同时由于不同语言背景下的语言理论有所不同，因此也会对现代汉语结构的研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双宾句是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个重点项目，在对双宾语结构进行研究时应该要对所利用的语言学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在研究汉语文学的过程中必须要以汉语文学为基础进行研究，才能更加贴近现代汉语的特点。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在双宾语结构研究中的应用
在语言学基础上对语言结构进行研究时一般会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研究，即语音、词汇、语法。在语法的研究过程中对于词类以及语法成分的对应关系的研究较多，对于一个句子成分的研究比较多。即在分析句子结构时会考虑一个句子由哪几种成分构成，哪些词语在句子中担任主语、谓语、宾语等。对于双宾语结构而言，是现代汉语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宾语主要是对能够进入双宾语的动词进行分类，不同的学者对于双宾语有不同的定义。比如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外动词，即人与人之间进行事物交换的一种动作，比如送、寄、赠、给、赏、吩咐等，一般都会有两个名词与动词进行组合而形成的词语结构就叫做双宾语。另外有学者认为一个动词的后面可以接两个宾语，一个叫做间接宾语，即动词所表现出来的动作所影响的人；另一个是直接宾语，指的是动词所代表的具体行为。双宾语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即给予、取得、教授、借。如果以动词为核心对双宾语进行分类，则可以对动词后面的两个宾语进行很好的理解。当前有很多学者利用双宾语的概念以及含义对古代汉语中的一些句子结构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方法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出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在双宾语的研究上对于双宾语动词的语义特征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一方面拓宽了人们对双宾语动词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对汉语研究进行了细化。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对语言的结构进行描写，对语义的考虑较少，因此对汉语双宾语句子的研究，如果只是利用英语语法的理论和视角，则很难找到一种对现代汉语中的双宾语结构进行解释的合理的方法。
二、生成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的双宾语结构
生成语言学理论是在1980年之后出现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现代的语言学研究过程中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真正了解这种理论的人并不多。有学者认为，这种理论与英语一样，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双宾语和与格结构，而且双宾语结构是由与格结构衍生而来的。经过一定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两种结构之间是没有转换关系的，但是从生成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法结构之间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这两种不同的结构之分，在结构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是得出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之间没有相互转换的关系的学者，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语法结构的深层以及表层结构的叙述都不够详细，因此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前仍然在研究之中。在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利用英语语法的理论进行研究，还引入了与格语法的理论，对双宾语进行研究时可以看出，双宾语结构中比较理想的动词一般都是三价的，比如“施事+V+与事+受事”，其中一个动词和三个名词性的成分之间进行搭配，当动词进入到双宾语结构中之后就具有了三价动词的特征。
三、从功能主义、认知学派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汉语双宾语结构进行研究
在英语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认知功能是一种重要的基础。从功能主义和认知学派的角度出发对双宾语结构进行研究是英语语法研究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将其运用在现代汉语的双宾语研究过程中还有一定的缺陷。英语语言学中的形式语言学对现代汉语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对此功能主义语言学也开始积极渗入到现代汉语的研究过程中来。有学者讨论了功能语法和现代汉语研究之间的问题，经过研究指出现代汉语的使用者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混杂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汉语里的表现变得更加明显，比其他语言要显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过于相信自己的语言感受，在理解语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在汉语研究过程中使用功能语法的理论进行研究，对于汉语的深入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功能语法更注重从语言的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对语言的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较高，但是对于语言研究来说，更多的不仅是要从外部环境着手，还要加强对语言本身特征的了解、对语言深层结构的理解，才能促进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和掌握。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语言的研究开始加强了对语言现象的解释，有的学者在对语言进行研究时还加入了更多心理学、哲学等相关的理论，形成了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试图通过对人们认知情况的分析来揭示语言现象背后的一种深层次的原因，认知语言学对现代汉语的双宾语结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构式语法理论中。在构式语法理论中，从句式角度对汉语中的双及物结构式进行研究，认为有的动词之所以能够进入双宾语结构中，是因为在不同的句式中句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结构赋予功能，使得本身不具有该动作意义的词语在特定的句式中也具有了动词所表现出来的动作含义。但是，由于“语言哲学观模糊不清”，这种语言学研究理论本身就存在一种缺陷，在理论上还有一定的理论问题，因此用这种方法对现代汉语结构进行分析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四、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应该要走独立的道路
在现代汉语结构的研究过程中应该要走独立的道路。其他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有的理论可以借鉴使用，但不同语言的产生本身就具有不同的背景，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照搬其他语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国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借鉴了英语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从传统的语法理论到结构主义，然后到功能主义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理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结构皆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任何一种食物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语言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产物，因此也具有这种特性。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各种语言学的理论，本身就是以西方形态的语言为基础，对于汉语的结构并不一定适合，如果一定要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对汉语结构进行研究，则会对汉语语言结构内涵的展示以及人们对汉语结构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削弱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理论对于汉语的语义、语型、语言等方面的特点并没有考虑进去，与汉语的事实之间会存在一种格格不入的问题。长期的研究表明，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只是一味地引入一些国外的理论，并不考虑到现代汉语的基本结构和特征，就不能很好地了解现代汉语的本质。语言作为一种人类认知以及表达认知的方式，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形成都会具有一定的背景，语言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民族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人类的语言不仅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差距。进行语言的研究，只有将语言之间的共性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个性进行有效地衔接，才能开辟一条独立自主的语言学研究道路。现代汉语研究想要走独立的道路，也不能完全脱离西方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应该是在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结合汉语的本质以及内涵对汉语的内容进行研究。西方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些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办法也可以积极地利用。
结语
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学者对汉语的结构、语义等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在对双宾语结构的研究过程中引入了很多西方语言学研究的理论，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对于现代汉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应该要辩证地认识这个问题，将英语语言学的理论与现代汉语的双宾语结构进行结合，从而加强对汉语结构本质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吴克炎.汉译英过程中正反转换法的语用、修辞功能[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5）.
[2]徐海.双宾构式在英汉学习型词典中呈现效果的实证研究[A].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C]，2007.
[3]莫启扬.英语双及物结构的认知语言学分析[A].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C]，2006.
[4]赵东升.英语双宾结构后接不定式短语的句法和语义解释[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04）.
[5]张宝胜.与双宾句相关的两个问题――兼论“描写”与“解释”的关系[J].汉语学报，2006（02）.
第3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基本上都采用“能愿动词”这一名称，但由于缺乏明确指导的统一大纲，对外汉语教材在实际处理能愿动词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太一致的情况，对能愿动词的名称、范围、词性、习得先后顺序、内部分类以及各个能愿动词意义和具体用法的讲解等都不尽相同，这无疑给留学生习得能愿动词增加了一些障碍。例如郭志良《速成汉语初级教程》收录了17个能愿动词，刘珣《新实用汉语课本》收录了11个能愿动词；杨寄洲等编写的《汉语教程》能愿动词的习得先后顺序是“要-应该-会-能-可能-愿意-得（děi）-该-敢”，荣继华《发展汉语》中能愿动词的习得先后顺序是“想-要-会-能-可以-应该-得（děi）--敢-愿意-可能-该”。
不同的对外汉语教材在处理同一个词的时候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例如《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把“必须”一词列为能愿动词，属于甲级词，但是其他大部分语法专著和教材都把“必须”列为副词，如吕叔湘先生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对“必须”一词的解释是：“必须，副词，一定要；表示事实上、情理上必要。”4。又比如“愿意”，大部分教材认定其为能愿动词，鲁健骥的《初级汉语课本》认定其为一般动词。
教材对能愿动词的外文解释也出现了简化的倾向，没有注意到汉外词语的细微差别。如“能”、“会”和“可以”的泰语解释都是“???”，这样会误导学生，认为“???”的所有意义与这三个词的所有意义对应，因此泰国学生出现了“他不舒服，不会上课。”、“你明天能在家吗？”等偏误。教材没有对两种语言意义交叉和细微差别部分加以特别解释，这必将会导致学生因为泰语的负迁移而产生偏误。教材及语法书应根据学生母语的特点和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尽可能对汉语各个能愿动词的意义和用法进行具体分析和讲解。
语法书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两本语法著作制定的能愿动词的范围是相同的，多的有48个，少的只有12个，很不统一。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中列了48个助动词，胡裕树的《现代汉语》和钱乃荣的《现代汉语》都只收录了12个助动词，《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中收录了21个能愿动词。大部分语法书都采用“助动词”这一名称，也有少部分语法书采用“能愿动词”名称，如范晓的《汉语动词概述》、刘月华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等。
如何加强能愿动词本体研究，对能愿动词的义项和使用环境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加强语义相近的能愿动词对比研究，从而为对外汉语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2）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第4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 ：汉语句法 层次分析法 层次失位 层次对等
一、引言
“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又称“层次分析法”或“二分法”，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布龙菲尔德1933年在《语言论》（Language）中首次提出的析句方法。它通过对特定语言片段直接发生语法关系的两个或几个语法单位逐层顺次的分析实现对该片段的结构研究，充分体现了语言系统层级性的本质属性，是一套科学、严谨的析句方法。该方法自20世纪中期引入我国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以来，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自身也在现代汉语句法研究的视角下不断完善、发展，不断适应汉语自身的语法特点。相比于之前的中心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对汉语句法结构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句法研究的进步。在层次分析法的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一些看似细微但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李强（2013）《层次分析法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一文，提出在运用“由小到大”图解法进行层次分析时会产生“层次失位”的问题，导致同一层次的直接成分出现在不同层次或不同层次的直接成分出现在同一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坚持“层次对等”原则。李强的这一发现对于启发研究思维、加深我们对层次分析法中层级理念的认识、完善层次分析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其中一些观点还有待完善。
二、国内汉语层次分析法研究概述
层次分析法自进入国内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学界对其研究的理论深度不断加深，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最初是对层次分析法的引入和运用。大陆地区对层次分析法的运用最早见于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后于1961年在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正式出版。20世纪80年代，层次分析法成为汉语句法研究的主流析句方法，并被大量语法学专著和教材采用。接下来是对其无法揭示隐性语法结构从而无法有效分化特定类型歧义这一缺陷的认识，由此相继产生了弥补其缺点的结构变换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结构变换分析法依照一定的原则，构造与原句语义相同但语法结构不同的句子，通过对比以揭示不同句子隐形语法结构上的差别，从而更好地分化歧义。语义特征分析法则引入语义特征（义素）的概念，对不同结构中关键的语言要素进行语义特征分析，进而揭示造成句子歧义的深层原因，有力地补充了结构变换分析法的功能。句子层次分析法、变化分析法和语义特征分析法共同构成了汉语句法研究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学界对汉语层次分析法的直接关注虽然不多，但是并未间断。利用“中国知网”，以“汉语层次分析法”为篇名进行检索，可以看到截止2014年10月，已经发表的以“汉语层次分析法”为直接论述主题的论文共有数十篇，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和总结，如张亚婷（2008）《现代汉语层次分析法述评》；第二类，对已经探讨过的问题的重新阐释或补充，如张于（2010）《试论现代汉语中的层次分析法》，未春丽（2012）《浅谈层次分析法》等。总的来说，这类文章中有突破性发现或成果的并不多；第三类是对前人成果的质疑和对新问题的探究，如陈曼君（2012）《运用层次分析法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商榷》、南晓民（2012）《论现代汉语句法层次分析的拓展——基于构式语法的应用》、李强（2013）《层次分析法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等。
三、“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的提出
（一）“层次失位”问题的发现
李强（2013）对“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进行了建构。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阐明了层次分析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操作方法。在切分原则方面，他以吴竞存、侯学超在《现代汉语句法分析》中提出的“结构、功能、意义”三项切分为标准。其中“结构”是说“切分出来的每个直接成分必须是能够成立的语法单位”，“功能”是指“切分出来的两个（或几个）直接成分之间能够按照语法规则进行组合”；“意义”是指“切分出来的每个直接成分都必须有意义，而且组合起来后与原结构体意义一致”[1]。操作方法上，主要是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两种走向的框式图解法。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提出了“层次失位”的问题：在以图解法进行层次分析，尤其是用由小到大的方式进行层次分析时，容易导致层次混乱和失位，即同一层次的直接成分被置于不同层次上或者不同层次的直接成分被置于同一层次上。这一点作者用选自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和周建设主编的《现代汉语》的多个实例进行了分析，在此仅选其中一例，如图1所示：
在这一例子中，李强认为，句子中处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直接成分“他弟弟”和“是个劳动模范”实际上没有处在同一层次上：后者在第3层，而前者却在第1层；另一方面，“他弟弟”和“劳动模范”并非直接成分，却都处在第一层，从而导致2、3层部分空缺。李强还认为，对于层次失位这一问题，“学者们也并非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只是谈及者甚少，后来又不了了之”[8]，因而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二）“层次对等”原则的提出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作者提出了解决层次失位问题的层次对等原则，以作为之前提出的层次分析三项原则之外的补充标准：“直接成分的层级对等，就是任何结构的直接组成成分都必须处在同一层次平面上，它们在层级上是对等的。”[1]至于这一原则具体应如何操作，李强提出：第一，要深刻领会层次和层次分析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关注分析中层级的高低以及同一层次上语法结构间的关系等；第二，采用从小到大的方式进行层次分析时，不能按照从左到右的书写顺序进行图示标记，而是要先考察整个结构有几个直接成分，并从组合层次最多的那里开始分析；第三，层次对等原则在运用上可以这样理解和验证：处在同一层次平面上的必须是直接组成成分或者互为直接成分的直接成分而非直接成分跟非直接成分；第四，可以用从大到小的分析方法对从小到大分析的结果进行检验，因为两者分析结果应保持一致[1]。最后，作者举出了数个遵循层次对等原则的分析实例，如图2：
“伟大祖国”和“正在飞速前进”是这一单句中处在同一层级的直接成分，两者在框式图解中也正好处在同样的层级中（第二层）；“伟大祖国”和“飞速地前进”并非同一层级上的直接成分，在图解中它们也处在高低不同的层级上（分别为第二层和第一层）。按李强的观点来看，这样便遵守了层次分析中的层次对等原则。
四、“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评价
（一）理论意义
李强提出的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是有一定价值的。目前，学界对层次分析法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对细节问题关注得并不多。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用“由小到大”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时，可能存在层次不清的细节性问题，其细致认真的态度令我们敬佩。这一小问题实际上触及了处于层次分析法中核心地位的层级理念。层次分析法的最基本要求是对片段逐级逐层切分，每一次切分出来的结构都是对应的上一级结构的直接成分，绝不可以随意跨越层级进行切分。李强提出的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思想上强化层次分析中的层级意识，形成更明晰的层级观念，进而使层次分析，尤其是由小到大分析时的层次观在形式上得到更清晰的体现，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图3、4分别展示的是对同一个单句进行的两次由小到大的层次分析。图3没有遵循李强提出的层次对等原则，图4则遵循了层次对等原则。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两次层次分析的不同之处。
如果仅从层级划分的形式上看，遵循“层次对等”理念的划分图示与没有遵循该理念的图示相比，差别可能仅仅在于不同层级之间连线高度的不同，但这高度的区别并非单纯形式上的“吹毛求疵”。形式上的差别反映出的是分析理念和分析思路的明晰和改进，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由小到大分析法和由大到小分析法体例上的连贯性，凸显了层次分析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而且一目了然，更方便教学。
（二）不足之处
应当看到，作者李强对“层次失位”的认识还有不足之处。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透过层次分析法的形式看到了潜在的层次意识模糊的问题，但实际上即便我们在形式上没有严格遵循层次对等原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层次观念，只是这种观念是潜在的、非显性的，不像由大到小切分时体现得那么明显。对于已经进行完层次分析的片段，没有严格遵循该理念的框式图解一般也不会导致误读。邢公畹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在谈到复杂词组的层次分析问题时，举出了一个采用由小到大方法析句的典例，如图5（图示中“状心”即本文其它例子中的“状中”，“定心”即“定中”，“介宾”即“介词短语”）：
如果严格按照李强的观点，仅从这个短语的划分形式上来看，这种划分同样是不符合要求的：“逐步加强和改进”与“对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是这一短语的两个处在同一层级的直接成分，但是图中前者处在第2层，而后者却处在第3层；“逐步加强和改进”与“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是同一个层级的直接成分，在图中却体现在同一层级上，由此形成层次空缺和混乱。但是，邢本《现代汉语教程》并不是没有层次意识。在进行该项划分之前，作者就强调扩展词组中的词“在组合中是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一层一层的组合起来的……内部构造是有层次的，不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8]（P338）因此，理性地说，邢本《现代汉语教程》决不会仅凭图解的构造就认为“逐步加强和改进”与“管理和服务工作”是同一层面的直接成分。这只是层级理念和划分形式间的一种不平衡现象。
由大到小切分符合一般的思维方式，人们操作起来也往往感到相对容易，结构的层次性也在形式上体现得比较充分；相比之下与之顺序完全相反的由小到大的分析法与一般思维走向相反，因此人们在实际操作时往往在构图上灵活处理，使之更符合人脑的思维习惯，更便于操作。经过实际操作对比不难发现，严格遵循层次对等原则的分析法的思维强度要大于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分析法，由小到大切分时，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五、结语
尽管李强提出的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理论的某些方面还值得商榷，但是其研究作为对层次分析法细节问题的深入关注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强调对形式和层次的关注；加强对可能出现的层次失位问题的关注可以更好地规范我们的研究思路，不断深化、发展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方法。当然，现代汉语层次分析中还有一些难题，如兼语结构的分析，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难题无疑给层次失位和层次对等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目前汉语句法的研究，已经摆脱了西方语言（主要是印欧语）语法模式的束缚，基本建立起了一套符合人类语言一般规则同时适应汉语自身特点的描述体系。不断提高这一描述体系的深度和精度，可以为我们从现代语言学视角进行汉语言本体研究奠定扎实基础。此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可为汉外语言对比、翻译研究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如翻译界对汉英语言“形合”“意合”问题的探讨）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李强.层次分析法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
[2]张亚婷.现代汉语层次分析法述评[J].才智，2008，（13）.
[3]张于.试论现代汉语中的层次分析法[J].青年文学家，2010，（16）.
[4]未春丽.浅谈层次分析法[J].语文学刊，2012，（7）.
[5]陈曼君.运用层次分析法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商榷[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6]南晓民.论现代汉语句法层次分析的拓展——基于构式语法的应用[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7]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第5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摘要：在山西方言中，对“子”缀的语法结构和语法意义作了重点研究，其不足主要是缺少将山西省境内各方言间的“子”缀进行整体的比较研究，以及较少将山西方言的“子”缀与其他周边方言的“子”缀进行比较，更少将其放到北方汉语方言等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山西省境内晋语区的“子”缀的语音形式多有塞音尾，目前对其促化原因有一定探讨，但结论纷繁，仍没有统一认识。本文对“子”缀现象在近现代汉语和山西方言中的研究现状作了简单概述。
关键词：“子”缀 研究 现状 成果 不足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汉语里的“子”由实语素逐渐演变为虚语素并成为一个附缀，而“子”缀在中古时期已经成熟了。“子”缀现象以其特殊性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将对近现代汉语和山西方言中的“子”缀的研究进行简述。
一 近现代汉语中“子”缀的研究现状
近现代汉语中“子”缀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子”缀的语法问题早已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近现代汉语中对“子”缀的性质、功能、构词规律等都有研究，“子”缀在近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研究现状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1 “子”性质的研究。李荣在《北京口语语法》中提出了“子”是名词后加成分。吕叔湘认为“子”是语缀中的后缀。王福霞认为“子”是一种形态构词成分。蒋宗许在《汉语词缀研究》中认为“子”是最无争议的后缀之一等。
2 功能方面的研究。李琦认为后缀“子”能够区分词义、转换词性，可以表微小、表蔑称、表爱称等。杨秋玲的《现代汉语中“子”的作用》一文将后缀“子”的作用主要归纳为：构成词形、区分词义、转换词性等。秦坚认为后缀“子”的意义有：表示词的某一意义类属；表示词的语法标记意义；构成复音词等。
3 类型方面的研究。陆志韦的《汉语的构词法》中把“单音节成分+子”分为：“名字+子”、“量字+子”、“形容字+子”和“动字+子”四类；把“双音或多音节成分+子”分为：向心、并立和动宾三种类型。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从词根上分类将“子”缀词分成“N一子一N”、“M一子一M”、“V一子一N”、“A一子一N”等十几类，并对词缀“子”进行了分类描写。李琦《现代汉语名词后缀“子”的用法探析》中依据“子”的不同用法将“子”分为作名词词尾的“子”、作动词词尾的“子”等类。秦坚《后缀“子”的类型和意义》一文则根据所附词根的属性将带后缀“子”的词分为：“名词+子”、“动词+子”等类型。
4 构词规律方面的研究。兰清在《现代汉语后缀“子”构词规律研究》中指出现代汉语“子”缀的构词规律：音节方面，能够构成真正的纯粹的“子”缀名词的词根大都是单音节的；词类方面，“子”缀只与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和量词性的语素结合构成新词；语义方面，词的特定的语义特征是词能否与“子”结合成新词的重要条件等。
5 语法化方面的研究。王力《汉语史稿》中提出：
“词尾‘子’字比词尾‘儿’字产生得早，至少可以说在上古时代已经有了词尾化的迹象……魏晋以后，到了中古期，词尾‘子’字逐渐普遍应用起来了……在中古时期，名词词尾‘子’字已经很发达了，并且它有构成新词的能力。”
朱茂汉《名词后缀“子”、“儿”、“头”》中认为“子”从上古萌芽、中古正式形成、近古急速发展。蒋宗许在《古代汉语词尾纵横谈》中提出“子”作为后缀产生在东汉，发展于魏晋，唐代开始大量使用，2009年在《汉语词缀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子”作后缀成熟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六朝，在唐代以降已比比皆是。
6 语源方面的研究。王力认为小称是“子”缀化的基础；蒋宗许认为“子”作为后缀是从表示对人的尊称逐渐虚化而来。2009年蒋宗许在《汉语词缀研究》中进一步指出：
“‘子’作后缀，当是由其本义逐渐虚化而来，子，甲文即为生子，像一始生儿形，故可兼指男女。因为有子为可喜可贺，故引申出尊称义，如先秦之诸子，第二人称敬词等；又因为‘子’本义指小儿，于是乎引申而有‘小’义，从专指表小儿而到泛指其它动植物之子；又因小则不足道，不足道则自然微贱。”
7 方言方面的研究。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对全国主要方言区的“子”进行了描述和总结；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对山西方言的“子”做了较为详细的报告；研究各地方言的“子”缀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是对当地方言中的“子”缀进行了分类描写和论述。如：辛永芳的《河南浚县方言的子变韵》、吴继章的《魏县方言的“子”尾词》等。
近现代汉语中的“子”缀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足之处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时平面，历时性的研究较薄弱，近现代汉语方言中“子”的历时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很薄弱，近现代汉语方言中“子”缀大面积的系统的共时描写和研究也较缺乏等。另外，对“子”的语源及语法化过程等的研究有待深入，如语法化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多以“子”的整体语法化过程为研究对象，较少从“子”附缀化后它所能结合的成分及所能构成的“子”缀词语的性质等方面来进行微观方面的详细考察等。
二 山西方言中“子”缀的研究现状
总结山西方言“子”缀研究的现状，首先要提及的是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除了在各方言音系的后面对“子”缀现象作了报告外，还在第九章的“山西方言的语法特点”中对山西方言的“子”缀、“子”变韵母和“子”变调作了专门的报告和研究，其中对“子”缀的语音形式、语法功能及“子”缀词语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报告，并将山西方言的“子”缀与普通话的“子”缀作了比较研究等。可以说，《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是研究山西方言“子”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山西省方言志丛书41种如《大同方言志》、《平陆方言志》、《定襄方言志》等，以及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已出版16种）如《应县方言研究》、《静乐方言研究》、《娄烦方言研究》等，都对山西方言的“子”缀有较为详细的描写。乔全生的《晋方言语法研究》、侯精一的《现代晋语的研究》、王利的《晋东南晋语语音研究》等，也都对山西方言的“子”缀现象作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描写与研究。
侯精一的《晋东南地区的子变韵母》（1989）、辛菊的《翼城方言“子”尾的特点》（1999）、吴建生的《万荣方言的“子”尾语文研究》（1997）、田希诚的《和顺方言的子变韵母》（1989）、檀栋的《五台方言的“子”尾》（2002）、沈慧云的《晋城方言的“子尾”变调》（1983）、王希哲的《昔阳话的子变韵母和长元音》（1997）等，用专题的形式对单点方言中的“子”缀现象作了研究。
已有文献对山西方言“子”缀的语法研究主要从其语法功能入手，而“子”缀的语法功能则集中由“子”缀的语法结构和语法意义体现出来。简单总结山西方言“子”缀词语的语法结构：（1）从音节多少分析有单音节加“子”的形式，如太原方言“席子、桌子”；双音节加“子”的形式，如洪洞方言“下巴子、地窨子”；多音节加“子”的形式，如长治方言“水圪洼子、晚西黑子”；重叠加“子”的形式，如临汾方言“桌桌子、盆盆子”；还有A子B子的形式，如洪洞方言“马子虎子”；四字格中嵌入“子”缀的形式，如洪洞方言“贼眉子鼠眼（的）”等。（2）从“子”缀所附成分的词性分析有名词性成分加“子”的形式，如娄烦方言“桌子、凳子”；动词性成分加“子”的形式，如文水方言“剪子、推子”；形容词性成分加“子”的形式，如大同方言“冷子、秃子”；量词性成分加“子”的形式，如万荣方言“条子、朵子”等。
山西方言“子”缀的语法意义丰富，可构成名词、改变词性、辨别意义，还可表一定的附加意义等。如：太原方言中的“桌、椅”不附缀“子”不能单说；动词“推、擦”附缀“子”后变成名词“推子、擦子”；洪洞方言中的形容词“酸、坏”附缀“子”后，变成名词“酸酸子、坏坏子”，且具有了贬义色彩。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及乔全生的《晋方言语法研究》和《山西方言“子尾”研究》等还对山西方言的“子”缀与“儿”缀、重叠等构词手段作了比较研究，如太原方言的“子”缀与“儿”缀、重叠“一并作为不同的构词手段来区别意义，如刀子泛指一般的刀，多指凶器、兵器一类刀。刀刀指小刀。刀儿指家用切菜刀。非常明显，这里的‘子尾’词，有特定的含义，儿尾词并不表‘小称’。‘小称’让位给‘重叠’了。子尾、儿尾、重叠成鼎立之势”。
山西方言“子”缀的语音研究主要是对其进行共时描写，总结其语音形式声母方面有塞擦音、擦音、塞音和鼻音、边音等，韵母方面有塞尾韵、无尾韵和元音尾韵等。有的方言还有“子”变现象，目前报告有“子”变韵母的方言点为和顺、昔阳、运城、晋城等。“子”变韵母的特点是主要元音（有的是介音）读长元音，有喉塞尾的一律读开尾舒声韵。王福堂专著《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中专门设了一章对“子”变韵母作了个案研究，介绍了“子”变韵母的分布、语音形式和合音方式，并探索了其发展规律；王洪君专著《汉语非线性音系学》第九章综合非线性音系学的理论，则专门分析了“子”变韵母的演化，是目前最有价值的理论探讨；而王洪君的《从山西闻喜的小方言差异看Z变音的衰变》（2004）更为山西方言的“子”变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中对“子”变衰变方式和演变路径的探讨，对所有研究“子”变现象的后辈都有重大的启发作用。
山西方言中对“子”缀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也必须看到，山西方言“子”缀的研究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具体如：
1 目前有关山西方言“子”缀的语法功能、语音类型等的文献主要是对其进行了共时平面上的静态描写，甚至有些文献相互间还有矛盾之处，如《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记录了昔阳方言“没有子尾，韵母、声调也无变化”，王希哲的《昔阳话的子变韵母和长元音》一文报告了昔阳话有“子”变韵母现象，“且数量多，每个基本韵母都有相应的子变韵母”，并已有文献资料需要调查核实。
2 对“子”缀词语作比较研究时，只与普通话比较，且只限于“普通话能加子，本方言也能加子”、“普通话能加子，本方言不能加子”、“普通话不能加子，本方言能加子”这样的简单比较，缺乏对山西方言和普通话“子”缀词语的功能类型方面的比较，山西方言内部“子”缀词语的比较薄弱，对“子”缀词语的功能类型也缺少深入挖掘和比较研究。
3 目前还没有对山西省境内所有县市方言的“子”缀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一些边缘地区方言点的调查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4 已有研究对山西方言“子”缀进行共时静态的描写，且多为孤立方言点的描写，对山西省境内各方言间的“子”缀进行整体的比较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关注山西省境内代表性方言点之间的比较，很少将山西方言的“子”缀与其他周边方言的“子”缀进行比较，更少将其放到北方汉语方言等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
5 山西省境内方言尤其是晋语区“子”缀的语音形式多有塞音尾，目前对山西方言“子”缀韵母的促化原因等有一定探讨，但研究结论纷繁，说服力不强，对其仍没有统一深刻的认识。
综上所述，“子”缀现象在近现代汉语和山西方言中的研究已取得较大成就，“子”缀现象以其特殊性应予重视，但其研究仍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通过梳理其研究现状，可以启迪我们在研究“子”缀时选择新的视角做出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
[2] 蒋宗许：《汉语词缀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
[3] 乔全生：《山西方言子尾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4] 王希哲：《昔阳话的子变韵母和长元音》，《语文研究》，1997年第2期。
第6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 黄梅戏唱词 语法规则 突破
一、引言
王艺玲（2007）指出：“语言是地方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戏的唱腔、唱词、道白都与原生地或流行地的地域方言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保护地方戏曲若不研究其语言、保护其语言生态，这样的研究是不科学的，这样的保护是治标不治本的。”[1]但是事实是“关于戏曲语言方面的研究较为鲜见”[1]。作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不仅是安徽省的主要戏曲剧种，而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很有必要对黄梅戏唱词的语言进行研究。
语言的三要素是语音、词汇和语法。但是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讨论黄梅戏唱词语法的学者并不多，只有彭友明（2011）在文章中论述了黄梅戏中句型和句类的选择对表意的重要性[2]。学者们对黄梅戏唱词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语汇上，有的学者从方言角度入手，如鲍红（2006）提出安庆方言语音、词汇的使用是黄梅戏地方性艺术特征的来源[3]。吴功敏（2007）指出黄梅戏唱词、念白的语音、词汇都极具安庆方言特色[4]。鲍红（2009）还详细讨论了安庆方言叹词在黄梅戏唱词中的使用情况[5]。还有一些学者从黄梅戏唱词本身入手，如江结宝（2009）讨论了黄梅戏唱词中俗语的结构、变体及修辞方式[6]。本文将黄梅戏唱词的语法与常规汉语语法进行比较，寻找二者的差异，从而发掘黄梅戏唱词语法方面的特点。
二、黄梅戏唱词在语法方面的突破
1.赋格成分的缺省
生成语法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分支――格理论，格理论要求名词短语在句中必须得到抽象格，并提出“格检验式”（Case Filter）限制无格名词短语在句中出现。“格检验式”徐杰（2001/2004）称之为“格位过滤器”，具体内容如下所示[7]：
（1）*NP，如果有词汇形式但是没有得到格位指派
抽象格是一种纯粹的句法概念，是对名词短语所能占据的句法位置所做出的形式化的归纳，而抽象格能否在词汇层面表现为形态格则因语言而异。比如俄语有丰富的形态格，英语只有一部分词语有形态格，如人称代词有主格、宾格、所有格，而汉语则根本没有形态格。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句中的名词短语虽然没有显性的格位标记，但是汉语句中的名词短语同样需要遵守格检验式。看下面的例句：
（2）*旅游我们。
例（2）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旅游”是不及物动词，不能给其补足语指派格位，“我们”在动词后得不到格，所以违反了格检验式，导致句子不合法。
但是，奇怪的是，黄梅戏唱词似乎可以违反格检验式，没有获得格位指派的名词短语完全可以在句中出现，而且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如[8]：
（3）a.相公出此言诚心已定，为妻早有意家庙求神。（《下天台》）
b.准备礼单，各驾祥云，灵霄走走。（《下天台》）
上述例子中加点的名词短语“家庙”、“灵霄”前面没有能够给其赋格的成分。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要在这两个名词短语前都加上动词“到”，“家庙”、“灵霄”通过动词“到”获得格位指派。
由于赋格成分的缺省，使得例（3）中的名词直接位于动词前，在句法上变成了修饰动词的状语。
名词做状语现象不仅在古代汉语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在现代汉语中同样大量存在，都允许处所名词做状语。如：
（4）a.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9]
b.散军而郊射。（《礼记・乐记》）[10]
（5）a.你等着，咱们法庭见。[9]
b.咱们北京见。[9]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名词做状语现象往往是省略介词造成的，黄梅戏唱词中同样有这类结构，如：
（6）a.董郎前面匆匆走，七女后面泪双流。（《天仙配》）
b.啊，我梁选进这里谢天谢地。（《下天台》）
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要在例（6）的“前面”、“后面”和“这里”前加上介词“在”。
而例（3）中的名词做状语现象则是动词的缺省造成的，这是现代汉语所不允许的。
例（3）和例（4）、例（5）的相同点是动词前面加点的名词可以表示处所。张莹（2011）已详细讨论过名词短语表示处所的情况[11]。具体来说，例（3）中的“家庙”、“灵霄”既可以表示某一事物，又可以表示这些事物所处的位置。这或许就是例（3）中的名词可以用作状语的语义基础。
黄梅戏唱词中存在的这类因缺省动词而形成的名词做状语现象很耐人寻味，一方面名词做状语的用法古已有之，现代汉语中也依然存在，所以例（3）这类结构的存在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黄梅戏唱词对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所突破，不仅允许省略状语部分中的介词，还允许省略表示处所的名词前的动词。
由于生成语法中，动词和介词都被看做是赋格成分，我们可以说黄梅戏唱词中的名词做状语现象是省略赋格成分造成的。从这一点上看，与现代汉语相比，黄梅戏唱词在允准名词做状语方面更加自由，现代汉语只允许省略原本就处于状语位置上的介词短语的介词。黄梅戏唱词中只要名词与动词在线性顺序上直接相邻，而且在语义上能够做动词的状语，就可以省略名词前的赋格成分，使其处于状语的句法位置上，下面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如：
（7）话就一言，贤弟那里走来？（《下天台》）
张莹（2009）已经指出汉语中的疑问词具有名词性[12]。“那里”（即哪里）是询问处所的疑问词，语义上具有[处所]特征，而且“那里”与动词“走来”直接相邻，因此可以省略“那里”前面的介词“从”，从而形成名词做状语结构。
2.特殊的动宾结构
（8）我家住吉安府，吉水县。（《罗裙宝》）
（9）相公打坐前堂！（《罗裙宝》）
由于例（8）和例（9）中的“住、打坐”在现代汉语中都是不及物动词，是不能直接加宾语的，因此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例（8）和例（9）中的加点的“吉安府，吉水县”、“前堂”前面应该加上介词“在”，即“在吉安府，吉水县”、“在前堂”。
由于上面例（8）和例（9）中的“住、打坐”在现代汉语中都是不及物动词，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类结构都是省略了“介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很多在现代汉语中不允许带宾语的动词在黄梅戏唱词中都是可以带宾语的，如：
（10）回娘家理应商量年尊。（《罗裙宝》）
在现代汉语中“商量年尊”应该表述为状中短语，即“和（跟）年尊商量”。
我们把这类结构看做是黄梅戏唱词中的一类特殊的动宾结构，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在现代汉语中无法赋格的动词在黄梅戏唱词中可以作为赋格成分出现，也就是说“住、打坐、商量”等在黄梅戏唱词中被用作及物动词，能够给其后的名词短语赋格。
这类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现象也是对现代汉语语法规则的一种突破。
3.没有动词的句子
（11）话说一言，贤妻那里。（《下天台》）
（12）前面什么地点？（《大辞店之六张德和辞店》）
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例（11）中加点的名词前应该加上动词“在”，即“在那（哪）里”;例（12）中“前面”和“什么地点”之间应该加上“是”。
邓思颖（2002）已经详细讨论过现代汉语中没有动词的句子，他将没有动词的句子分为三类：（一）名词谓语句，其中“名词谓语陈述主语的性质和情状”，如“今天星期日”;（二）空系词分句，指“名词+了”这类结构，这类结构只能做分句，其中包含一个语音为空的系词，如：“？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洁！”;（三）空动词句，这种结构中的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动词来连接，如：“每个人三本书”，“他五次，我一次”。[13]
黄梅戏唱词中没有动词的句子与现代汉语中的空动词句最相似，例（11）和例（12）的两个名词之间都有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动词。虽然例（12）中省略的是系词“是”，但是整个句子可以独立使用，不是分句，所以与空系词分句不能归入一类。但是它又与现代汉语中的空动词句不同，黄梅戏唱词没有动词的句子都是疑问句。
综上所述，黄梅戏唱词和现代汉语一样都存在没有动词的句子。不同的是，现代汉语中没有动词的句子往往是陈述句，而黄梅戏唱词中没有动词的句子则是疑问句。
4.单数人称代词指代复数
在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我、你、他”指代单数，而“我们、你们、他们”指代复数，分工明确。但是在黄梅戏唱词中，人称代词“我、你、他”除了指代单数之外，还可以指代复数，比较：
（13）a.龟蛇二将听旨，与我将两个孽畜打下凡间受苦。（《下天台》）
b.慈悲大士，你莫非与孽畜讲情？（《下天台》）
c.奴丈夫不立业逢场作戏，奴本是女流辈能说难为。他不管店房中缺少柴米，又不管奴身上缺少寒衣。（《柳凤英修书》）
（14）a.我是金秀童子到河傍。（《下天台》）
b.原来你是北极翁门下金秀二位童子。（《下天台》）
c.启奏王母，这两个孽畜，在殿前冒犯王母，理应斩首，念他受了千年烟香，打下凡间受苦去吧！（《下天台》）
例（13）中的人称代词“我、你、他”指代的都是单数，而例（14）中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则指代复数，如例（14a）中的“我”指金云、秀云两位童子;例（14b）中的“你”指代的是下文中的“金秀二位童子”;例（14c）中的“他”指代上文的“这两个孽畜”。
吕叔湘（1979）指出：“指别和称代是不同的句法功能。”“指别”是代词“不同于他类词的主要特征，至于称代，反而不是这类词独有的功能，数量词组合也可以代替名词，的字短语也可以代替名词”[14]。黄梅戏唱词中的人称代词指代复数的现象恰好可以证明吕叔湘的这一论断。由于黄梅戏唱词中人称代词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指别，因此不要求人称代词与其指别的成分在数量上保持一致。在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单复数系统已经建立，人称代词与其指别的成分在数量上必须保持一致，而正是这种数量上的一致使得人称代词的称代功能逐渐增强。
换个角度思考，可以说人称代词单复数系统的完善是人称代词发展出称代功能的必要条件。黄梅戏唱词中人称代词复数的使用比较混乱，有时通过添加“等”来表示复数，有时则通过后加数量短语来表示复数，如：
（15）a.“我等回去了。”（《下天台》）
b.“我二人同下坡去，指告他等道路，好给他二人下凡去也！”
（《下天台》）
少数情况下，还通过后加“们”表示复数，如：
（16）b.我们去做饭吃了。（《罗裙宝》）
a.各位乡邻，你们太客气了。（《下天台》）
这里顺便指出的是黄梅戏唱词中“们”主要用在名词短语后表复数，如：
（17）a.今日孩儿满周岁，夫妻们理应当去酬神灵。（《下天台》）
b.老者们来求神求福求寿;少者们来求神求子求孙。（《下天台》）
c.只因爷娘生寿，孩儿们应当与爷娘上寿。（《罗裙宝》）
三、结论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黄梅戏唱词中所使用的语法规则和现代汉语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同现代汉语一样，黄梅戏唱词中也存在名词做状语现象，而且做状语的名词在语义上都能够表示处所或方位。不过现代汉语中的名词做状语现象是省略介词所致，而黄梅戏唱词则打破了这一条件限制，允许省略介词和动词这两种赋格成分，从而产生名词做状语现象。
现代汉语中的不及物动词在黄梅戏唱词中可以用如及物动词，作为赋格成分给其后的名词短语赋格，从而生成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特殊动宾结构，如“商量年尊”。
黄梅戏唱词和现代汉语一样都存在没有动词的句子。不同的是，现代汉语中没有动词的句子往往是陈述句，而黄梅戏唱词中没有动词的句子则是疑问句，而且内部分类也不同。
人称代词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指别而非称代，由于黄梅戏唱词中人称代词的单复数系统还不完善，因此能够用单数人称代词指代复数。由于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单复数系统已经建立，因此人称代词与其指别的成分在数量上必须保持一致。
总而言之，黄梅戏唱词中语法规则的突破是有限制的，通过与现代汉语语法规则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根据生成语法的观点，二者相同的地方应该是普遍语法原则的反应，而差异之处则是参数变化。
当然，对黄梅戏唱词语法的发掘，本文的讨论只能算是触及冰山之一角，要还原黄梅戏唱词的语法系统，还需要更加细致与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艺玲.谈谈地方戏的语言研究[J].东岳论丛，2007，28（6）：78-80.
[2]彭友明.论黄梅戏的语言艺术[J].社会科学战线，2011（3）：266-267.
[3]鲍红.黄梅戏语言的艺术特征和修辞技巧[J].中国戏剧，2006（10）：62-64.
[4]吴功敏.从黄梅戏的语言风格论黄梅戏与安庆的渊源关系[J].黄梅戏艺术，2007（4）：28-29.
[5]鲍红.黄梅戏中安庆方言叹词的运用[J].池州学院学报，2009（2）：57-61.
[6]江结宝.传统黄梅戏俗语构成研究[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9，28（2）：59-66.
[7]徐杰.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4：91.
[8]安徽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黄梅戏（8）[G].安徽省文化局印，1958.
[9]刘慧清.名词作状语及其相关特征分析[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5）：28-34.
[10]苏颖.古汉语名词作状语现象的衰微[J].语文研究，2011（4）：19-24.
[11]张莹.弱势特征的激活与“代词/名词+时间处所词”结构.语文研究，2011（3）：15-21.
[12]张莹.从“修饰语+代词”结构看代词的性质和功能[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3]邓思颖.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J].现代外语，2002，25（1）：1-13.
[1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3.
第7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 语法 词类 句子
论文摘 要：本文选取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两套教材，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进行语法方面比较研究，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现代汉语是中文专业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而关于这方面的教材也种类繁多，且各有优劣。本文就选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以下简称胡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以下简称黄廖本）这两套现代汉语教材，从语法部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的异同，试从语法体系、词类、短语（词组、结构）、句子以及其它语法层次方面入手，评述两套教材的理论指导和编写特点，以期对今后的教学研究有所帮助。
一、两部教材版本介绍
（一）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
本书第一版最早成书于1962年，由教育部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和复旦大学六所院校协作编写。1978年修改再版，增加安徽大学为协作单位。《现代汉语（重订本）》吸收了语言学界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并根据使用单位和读者的意见，对原书做了必要的增删和改动。
（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本书是编者原“兰州本”《现代汉语》的增订三版。1991年出版的增订版对原来的兰州版做了大幅调整，增补了如句群、语体风格等大量内容。1997年的增订二版，有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在语法章增加了语义、语用和变换分析等内容。而增订三版在增订二版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章节，使教材编排显得更加合理科学。
这两本教材，胡本编写的特点是简赅扼要，通俗易懂，突出重点，方便初学者了解现代汉语这门课程概况。本书出版早，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是学习入门的好教材。而黄廖本是目前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教材，影响也较为广泛。本书与胡本比较，可以看出其编写详细，几乎囊括所有现代汉语研究的内容，而且构建的现代汉语系统也很严密，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帮助。而且本书的修订一直不断，作者能够适当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书中的内容做出删改，特别是在句法分析上，基本能够为句子分析提供合理的解释，跟上时展的潮流。
二、语法体系比较
在胡本中，是这样定义语法体系的：“所谓体系，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它不是单一的东西，是许多较小的单位组成的；第二，这些单位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语法体系这个术语，也可以用于另外一个意义上，那就是指‘语法学家对于语法现象的观点，及其根据这些观点作出的一切阐述。’”
黄廖本认为语法体系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语法系统，即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语法规律的系统性。一是指语法学说的系统性。“它是研究和解释语法事实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分析术语等的系统性。”
从两本对于语法体系的定义不难看出，二者对于语法体系在概念上看法大同小异，都认为语法是一个系统结构，由其下位结构单位组成，这些单位相互联系，具有规律性。其次，我们所说的语法体系，实际上是语法学家用来分析客观存在的语法现象所采用的一套理论体系。
三、词类比较
胡本认为语法上的词类，“指的是词在语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类别。”“语法上区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词的外部机构关系，说明语言的组织规律，因此分类的基本根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并认为词的语法功能首先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上，能够单独充当语法成分的是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虚词。
据此把词分成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等七类；虚词分为连词、介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六类。
黄廖本认为词类是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主要根据的也是词的语法功能。认为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是实词；不能充当句法成分，只有语法意义的是虚词。
实词下位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拟声词、叹词等十类；虚词下位有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四类。
从二者对于词类划分的标准来看，黄廖本主要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同时以词的形态和词汇意义为辅助标准。而胡本在划分上一般是词的语法功能即以能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为依据。黄廖本认为“语法功能”指词在语句中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词与词或者短语的组合能力。胡本也基本是这样表达。二者都采用两分法，把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但是，由于对词的语法功能内涵的把握和采用其它辅助标准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两家对实词和虚词所包含的范围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为：
（一）胡本把实词分为七类，虚词六类，词类总共十三类；黄廖本把实词分为十类，虚词四类，总共也十四类。
（二）黄廖本从形容词中分出区别词，而胡本不独立出来。
（三）胡本把叹词和象声词归为虚词，黄廖本归为实词（象声词在该本中为拟声词）。黄廖本依据是叹词可作独立成分和单独成句；拟声词可以作状语、定语、谓语、补语、独立语等，也可以单独成句。而胡本认为虽然它们可以独立成句，但一般不与其它实词发生关系，故认为它们是虚词。
四、短语（词组、结构）比较
胡本认为词组是实词和实词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从广义说，词和词的组合都可以叫做词组。但是，词和词的组合，可以是实词和实词的组合，也可以是实词和虚词各为一方的组合。我们这里所讲的词组是狭义的，即专指实词与实词依靠一定的语法手段（如‘虚词’‘语序’）组合起来的语言单位。”而黄廖本把词组叫做短语。认为短语是意义上和语法上都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
比较可知，胡本认为词组是成句单位，而黄廖本也认为短语是汉语句子的备用单位。二者都认为短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结构类型，，一种是功能类型。
胡本按照词组内部的不同结构方式，把词组分为偏正词组、后补词组、动宾词组、主谓词组、联合词组、同位词组、连动词组、兼语词组等。除上述八种，还有其他的一些词组，如数量词组和方位词组等。此外，胡本把实词和虚词各为一方的组合叫做结构，如“的”字结构、介词结构等。与词组是从不同的层面上来讲的。从功能类别上把词组分为名词性词组和非名词性词组等类型。
而黄廖本从短语的内部结构关系上，把短语类型分为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偏正短语、中补短语、联合短语、连谓短语、兼语短语、同位短语、方位短语、量词短语、介词短语、助词短语（“的”字短语、比况短语、“所”字短语等）等十二类。从功能类别上把短语分为名词性短语和谓词性短语两种。同时，黄廖本还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短语分为固定短语和临时短语、单义短语和多义短语、自由短语和不自由短语、一层短语和多层短语等。
比较二者异同可知：
（一）胡本的词组概念略窄，它与结构一起相当于黄廖本中的短语，胡本中的“的”字结构、介词结构等相当于黄廖本中的助词短语、介词短语等。
（二）胡本中的后补词组相当于黄廖本中的中补短语，除上面所讲的结构外，其他词组与黄廖本中的短语大致相当。
（三）胡本在短语的结构分类上所采用的术语与词的构造分类不相对应，讲词组的功能类别时也使用“名词性词组”“非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等词法术语，不能相互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而黄廖本在短语的结构分类上使用联合、偏正、动宾、主谓等术语，这与词的结构分类所使用的术语尽量一致。从功能类和其他方面采用划分出的短语，也尽量做到两分法，如“名词性短语”与“谓词性短语”、“固定短语”和“临时短语”、“单义短语”和“多义短语”、“自由短语”和“不自由短语”、“一层短语”和“多层短语”等。
（四）二者在短语的分析方法上都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相结合的直接层次分析法，而在歧义句的分析上，黄廖本还引进动作的施事和受事等语义分析，更好地解决直接层次分析法的缺点。
五、句子比较
胡本认为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具有一定的结构成分、结构方式和特定的语调。按照句子的语气，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并把它们称为句类。按照句子的结构和格局，把句子分为单句、复句、主谓句、非主谓句等，这些就称为句型。主谓句的下位类型是根据谓语的结构来划分的，基本的类型是名词性谓语、动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此外还有特殊的主谓谓语。又从谓语的结构方式上把复杂的动词性谓语分成动宾谓语、动补谓语、连词谓语、兼语谓语等。
黄廖本认为句子是具有一个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根据语气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叫做句类。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根据句子的结构分的句子类型叫句型。首先分出单句和复句。单句又可以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根据谓语的构成材料，主谓句分为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等。
根据全句主要词语的词性，非主谓具有可以分为名词性非主谓句、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叹词性非主谓句、拟声词非主谓句等五种。认为句法成分是短语和句法结构的组成成分。有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等八种句法成分。认为主语和宾语有施事、受事、当事三种意义类型。
胡本认为句子成分除了基本成分还有特殊成分。所谓的特殊成分是指全句的修饰语、提示成分、独立成分而言。“这三者的特色是：附丽于句，不能离句而独立，但又不是句子所由组成的直接成分，所以管它叫句子的特殊成分。”有全句修饰语、提示成分和独立成分三种。而提示成分又分为称代式提示成分和总分式提示成分两种。
而黄廖本同样认为句子成分存在独立语，即句子里的某个实词或短语，跟它前后别的词语没有结构关系，不互为句法成分，但又是句意上所必需的成分。独立语有四种：一是插入语，二是称呼语，三是感叹语，四是拟声语。
从二者对于句子的定义以及所采用的分类标准来看，二者区别不大，都有“句型”和“句类”这两种划分标准。而如果具体地分析，可看出二者存在以下几点异同：
（一）都把句子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种。根据谓语，大致都把主谓句分为名词性主谓句、动词性主谓句、形容词性主谓句和主谓谓语句。黄廖本划分更详细，还对非主谓句进行下位分析。
（二）在句法成分上，胡本只有传统的六种成分，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大成分，而黄廖本增加了动语和中心语两个成分，这样显得更加严密，因为谓语是与主语相对的，动语是跟宾语相对的，中心语是与定语、状语相对的。
（三）对于主语和宾语的分析，二者都注意从语义和语用平面入手，形成句法、语用和语义三个平面的语法分析。黄廖本进一步分析了主语和宾语在句子语义上是施受关系，指出主语、宾语与施事、受事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把它们分为施事主语（宾语）、受事主语（宾语）、当事主语（宾语）三个意义类型。
（四）两本教材都把“把”字句和“被”字句作为动词谓语句的特殊形式做了深入的讲解，但在黄廖本中还有连谓句、兼语句、双宾句、存现句，在胡本中把连谓和兼语这两个放到动词性谓语中讲，比黄廖本显得简略一些。
（五）胡本所说的特殊成分跟黄廖本的独立语相当，其中的全句的修饰语，一般是作为状语分析，属于黄廖本中的插入语，其他两项相当于称呼语、感叹语、拟声语。
（六）在句子分析上，二者采用差不多的分析法，即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综合起来的直接层次分析方法，与短语分析相对应。
在复句章节中，胡本认为一个复句包含几个分句，分句与分句之间有一定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语序和关联词语——来表示的。按照分句之间的关系，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型。认为联合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平等地连接起来的，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分不出主次。而偏正复句是由偏句和正句构成的，正句是全句的正意所在，偏句从种种关系上去说明、限制正句。按照分句间的关系把联合复句分成并列、连贯、递进、选择关系四种复句，把偏正复句分为因果、转折、条件、让步关系四种复句。
黄廖本认为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句子即分句组成。分句是类似单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言单位。根据分句间的意义关系可把复句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联合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上平等，无主次从之分。偏正复句内各分句间意义有主有从，也就是有正句有偏句。联合复句又分为并列、顺承、解说、选择、递进五小类。偏正复句又分为转折、条件、假设、因果、目的五小类。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对复句的大体认识相同，但在分句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些差异，胡本认为有八种复句，而黄廖本认为有十种。胡本的连贯复句相当于黄廖本的顺承复句，胡本的让步复句归入黄廖本的转折复句中，而假设复句又从胡本中的条件分出来。此外，黄廖本还另外分出解说和目的两种复句。
胡本把分句间的停顿取消了，或者有一些词语省去的复句叫做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直接用“紧缩句”来表示这种形式，不过胡本只提到偏正复句的紧缩形式，而黄廖本包含联合和偏正复句这两大类。
黄廖本里还有句群这一说法。它由前后连贯，共同表示一个中心意思的几个句子组成。根据句际关系，可以把句群分成并列、顺承、解说、递进、选择、转折、因果、目的、假设、条件等等。这与复句关系有对应关系。本书把句群编入语法部分，是从学习复句和连词的用法角度来考虑，掌握句群知识有助于理解语言，运用语言。而胡本不在语法篇章中考虑这些问题。
六、结语
上述两部教材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繁简与通俗的协调上，各有千秋。由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的不同，这两部教材的编写在体系框架、语法点的选择与分析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做出下面一些小结：
二者在大的语法框架上，基本一致，都能吸收新的语法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解释。其次，它们又有不同的特点，相对黄廖本，胡本较为简约。特别在句子成分的介绍上，黄廖本用了大量的篇章来构建这个系统，建立起相对严密的系统，并在逻辑推理和划分标准上尽量做到一致，使其能够量化，可操作性更强。再次，胡本采了用许多传统术语，并进行了一些创新，现在大多数为大家所采用，而黄廖本在术语的规范性上更加科学合理。胡本提出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的尝试，现在也为大家所采用，这在黄廖本中更进一步做出论述。在实用角度，胡本体系清晰，而黄廖本有大量的例释，并配有详细的图解，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孙建强.论黄、廖《现代汉语》（增订本）的语法体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4]许光烈.黄廖本《现代汉语》求疵[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
[5]徐晓琳.四本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语法部分之比较[J].东南传播，2007，（10）.
[6]肖 钢.几部通行现代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比较分析[D].吉林：延边大学，2003.
第8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 现代汉语 调查法 主动学习
现代汉语课程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除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性知识外，还必须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观察、分析和解释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能力。
近几年来，现代汉语教材建设不断出现新成果，先后出版了一批既新又实用的教材，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二版、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欲树主编《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江苏教育出版社）；邵敬编的《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等。相对于现代汉语教材的建设和发展步伐，现代汉语的教学方法却是基本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普遍对语言学课程的兴趣不及文学类课程，究其原因，一是语言学理论色彩浓重，学生不易掌握运用；其次是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其三是教学方法滞后，没有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将乏味的理论演绎地生动。如何将教材更好地通过教学途径，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有效地掌握现代汉语这门专业基础课，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1 将现代汉语教学最大限度地延伸到课堂之外
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对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知识的系统讲授，使学生了解语言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正确使用语言，为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但目前高等院校的现代汉语课程计划周时数一般是3：3或3：2，对这一门既要讲授基础知识，又要培养基本技能的课程来说，课时远远不够。一般教师们只能根据经验侧重重点、难点教学，忽视语言学基础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和周密性，基本技能的训练只能停留在可数的几次作业上，即使是讲解作业也常常以贴答案或精选典型实例讲解草草解决。即便如此，课程经常还处在赶进度状态（如词汇和语法部分），学生们也只能囫囵吞枣，对概念、定义似懂非懂，基础不扎实，一触及具体语言实例分析，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不知如何下手或应付了事，这样不仅不利于基础知识的学习，更不利于技能的培养，特别是学生对现代汉语课程容易产生畏难心理，经常处在半知半解的状态下，而汉语的自身的结构特点决定汉语的学习经常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样造成的不良循环，使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难以较好完成，还影响学生对语言学后续课程的学习。
目前，现代汉语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讲授为主，辅之以练习，通过分析练习达到巩固课堂讲授内容的目的，课堂讲授一般要占总课时量的70%-90%。这种方法使用较为普遍。一种则是只讲授基本原因，布置大量的练习，让学生在练习中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对原理的学习。这种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地实践又促进学生提高这种能力。后一种方法更为先进，但它是建立在学生具有一定的语言分析思辨能力的基础上，这对现在刚从中学走入大学的大多数大一学生来说是有困难的，也易使他们产生厌烦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一种就显得稳妥得多。总的来看，目前这两种方法都还是很好地完成了现代汉语的课堂教学任务，但对课堂之外的空间都重视不够。
我们认为，除了紧张的课堂学习，大学生课后的语言学习也是很关键的。相对于广泛的文学阅读而言，大学生课余主动学习或关注语言学的时间是很少的。往往一个学期可以阅读几本或十几本文学作品，却很难看完一部语言学专著，图书馆中语言学方面的杂志、报刊也少有人问津。即使有些愿意学习的，也只是通过课余语言学专著和语言学类期刊杂志了解语言学的发展动态，很少参与实践活动，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去关注身边的语言现象，可以说除了课后布置的练习外，学生几乎没有实践能力的机会，而且这种课后练习往往还处在被动的应付之中，即为了完成作业才上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
2 将调查法应用于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之中
调查法是对某一社会现象通过访问、座谈、测验或发放问卷等方式获得调查指标，以达到分析、研究的目的。调查法在汉语言文字学科中应用的比较成功的是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自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语言调查会，开始运用现代汉语言调查方法进行方言调查，至今已有80个年头了。这期间从1928年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著作――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以来，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专著，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8）、《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1987、1988、1990）、《云南方言志》（1989）、《闽语研究》（1991）等，乃至一些只是记录、描写一县一市一村一镇方言土语的研究专著。调查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成果是引人注目的。
近几年来，调查法的应用已不局限在汉语方言语音上，还涉及方言词汇、语法；其次，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数理统计语言学等新兴语言学科的兴起，为调查法在汉语文字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打开了大门。我们认为将调查法应用于现代汉语教学，是提高现代汉语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
首先，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调查法在汉语言学研究中都已成熟，完全适宜而且能够为现代汉语的课堂教学提供丰富语料。其次，调查法运用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只是一种研究性学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可以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经验和素材，其本质还是一种学习方式，这种方式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社会语言现象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目、或是教师有目的地设置调查研究专题，让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活动中学生学会选择、判断解释和应用，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和求知的积极欲望。这种学习方式能使学生更接近生活实际，让生活中活生生的语料去激发学生分析研究的兴趣，促使他们主动地、积极地基础知识，以满足分析和解决语言问题的需要，从而提高实践能力。这时这种学习方法也有利于学生边探索边学习边积累，弥补现代汉语课堂教学的不足，以课外促课内，提高学习效率。
3 现代汉语教学如何应用调查法
3.1 注意与方言调查的区别
应用于现代汉语教学的调查法，其调查的目的、范围，都不同于方言调查。方言调查的目的是对某一地区或民族的语言进行诘音、词汇、语法全方面的记录，达到描写、分析和比较目的。其调查的范围一般设定为某一特定的地域，和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而应用于现代汉语教学的调查法，则是以收集语料，应用课堂所学去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达到更好地消化课堂教学内容为目的的，对大一的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其调查范围会随着调查的目的、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有时甚至可以是自己身边的一些同学、家长，对调查对象的选择没有很高的要求。
3.2 注意把握语言调查的原则
对于刚入学不久的大学生而言，他们的语言学习理论很薄弱，自主的调查分析有一定的难度，一般无法自己设计调查的内容，也缺乏调查所应具备的理论知识，这就需要先讲清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基本原理，讲深讲透。课堂中的练习是十分必要的，是调查的实战培训。这种练习也可以先从同学之间的相互调查开始，先使他们有所发现，进而引导他们进行一些简单讨论或是写一些评论性的总结，几句话或是体会都可以，主要是激励他们去发现问题，有问题才会有解决问题的需要，才会将问题带入课堂，引发学生对课堂学习的兴趣。同时，那些亲身体会也可以作为课堂例证的有力补充，基础知识的学习又能很快地应用到实践中，让他们领略现代汉语课程学以致用的实质。因而调查的原则应把握：①重过程，即重在学习过程而非研究成果。调查法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其本质是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并获取知识，积累语料；②重体验，即让学生自主参与调查分析研究活动，获得亲身体验，逐渐形成在日常生活中乐于观察、捕捉，并分析和研究语言现象的学习习惯，激发探索和创新的积极欲望；③重参与，即强调学生集中参与，相互探讨、相互促进；④重思考，即注重学生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培养思考的习惯，在思考中发现自方言语法使用调查、自身知识体系的不足，从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3 注意语言调查形式的多样化
语言调查的内容可以涉及现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示等方面，也可以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生们关注的角度入手，如规范用字调查、语音规范调查、方言词汇使用调查，招牌店名用字调查、中小学生错别字调查等。调查的时间主要是利用课堂外的时间，周末或节假日，可以组织3-5人的小组，分区调查，如进行招牌店名的用字调查时分成若干个小组，对城区、近郊、远郊、县城的不同情况，各小组讨论后写出总结报告；也可以个人进行家族内方言词汇使用情况的调查等等。调查报告的设计要简洁，一般分为两个部分，调查内容和调查总结。调查内容必须详细记录调查的时间、地点、被调查人的具体情况；调查总结包括调查的心得、遇到的问题、自己已经能够解决的问题，今后学习方向。对指导教师而言，应强调调查的科学性、真实性、理论性，防止学生将之作为个人调查；在学生需要时给予适当的建议，引导他们认真细致地完成调查。当然对于那些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可以让他们自主设计调查内容，调查报告以小论文的形式完成。
总之，调查法旨在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分享与合作，培养科学的态度和科学道德。在他们丰富的感性认识下，主动构建起对现代汉语课程的基本认识，并把认识应用到本学科和语言学后续课程的学习中，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并为将来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积累丰富的材料。课外的语言调查既能培养兴趣又能培养基本技能，变课堂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又能很好地达到教学目的，弥补教学中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2002.
[2] 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3]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现代汉语(重排本)[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4.
第9篇：现代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提到“体”（aspect），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语法范畴。《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说：体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范畴，用添加前缀、后缀或变化中间元音的方法来表示。‘体’表示的时间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叙述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或状态）的过程”。（第471页）
现代汉语中是不是有在体的语法范畴？有不少语法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王力把体称为“情貌”，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大致说来，人们对于事情和时间的关系：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不甚问其所经过时间的远近，或长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时发生。前者可以罗马语系（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后者可以中国语为代表。”
（第151页）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说：“汉语语法构造，则没有时间，而有‘体’。”（第189
页）由张斌、胡裕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认为：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在
词类上的表现之一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第178页）龚千炎在《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
达系统》中说：“现代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而无‘时’的语法范畴。”［①］相比之下，否定的意见
不多，但确实存在。徐烈炯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说：“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
。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
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
’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
‘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
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语法教材和论著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的下述做法：不明确断言体的
语法范畴的存在，但又介绍体助词。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中，是在说明动态
助词“着、了、过”的时候才介绍由它们表达的几种体。熙《语法讲义》中认为“了、着、过”是动词
后缀，分别表示动作的完成，动作或变化的持续，曾经发生某事或曾经经历某事，他也不提及体、时态或动
态。大家知道，除去少数人之外，国内语法学家如果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语法范畴，那么体便是唯一的
范畴。对于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上述教材、论著的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
是为了控制教材的难度，也可能是服从整体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直截承认体是语法范畴不太合
适呢？看来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虚词，它们表示体的意义，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对“了、着、过
”这些助词又作何种解释呢？然而，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则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因为不管怎样，毕竟大家都承认现代汉语中有表示
体意义的手段，承认体意义是有几种类别，这就够了。至于它们是否上升为语法范畴，尽可以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是若能透过表面现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体能否成为
一种语法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它的探讨涉及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分类框架赖以构
建起来的几条重要规则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们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仅
仅把注意力限制在体本身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探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们目前尚不
能对现代汉语中的体能否概括为语法范畴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们也能
透过对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对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
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
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的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
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
些语法意义的概括。”［③］这种观点，和前文所引《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的说法都相吻合。显然，它们的共同性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吴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的：“汉语
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
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第1页）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
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全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利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
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由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
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之前，这些虚词多半还带有规定者的意味。完成体和结果体的虚词则是
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④］高
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提到了五种体，其中三种用助词“着、了、过”表示，短时体（或尝试体）用
动词重叠表示，可能体例如“说得清”“听不懂”。“说得清”“听不懂”之类，按吕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复合动词中插入“得、不”构成的。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副词如“曾经”，准时态副
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
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复、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着性的词，其中体助词或语气词是公认的半独立词（熙认为“了、着、过”是词缀），至于时态副
词之类，有人不同意它们是半独立的词，但它们具有附着性是不能否认的。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中用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时，它们的附着对象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
谓词性短语，又可以是一个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灯还亮着。（“着”附着在形容词后）
②师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帮助过他。（“过”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③程斌终于找到一个没人坐的座位了。（“了”附着在句末）
④洗干净了一盆脏衣服。（“了”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着在名词性谓语句末）
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是外部形态，也无法把有关体的形态变化看作是
汉语动词、形容词所独有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它并不仅仅属于动词、形
容词。由上文可见，一部分语法语学家在给现代汉语建立体的语法范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把该范畴
扩大到谓词短语乃至句子之上的倾向，只是由于他们尚未对此作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这一点目前表现
得并不明朗。这一做法一旦变得明朗，则势必导致对体一类次要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这样
的话，其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广泛的。
三
徐烈炯认为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其理由不外乎相应的概括缺乏一贯性。应该承认，徐烈炯
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热着、上着石膏、晾着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运动、动作正在持续，或者表现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正在持续。又如“他当了三年主任”和“他当过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过三次”意思差不多。“画了一幅画”和“画着一
幅画”意思不同，但是“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现
象徐烈炯没有提到，即有时候用不用体助词意思也差不多。《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指出：表示复数的“们”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独立的词，“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
号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第1页）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可用而不用体助词主要是“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
⑥浦东开发又有一个新题目（新闻标题）
⑦由市委、市府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拉开帷幕。（新闻正文）
有时候标题不用“了”，正文则用“了”，如：
⑧英重新关闭与爱尔兰通道（新闻标题）
⑨英国警方5日重新关闭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三条通道。（新闻正文）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范畴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因此，范畴必
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⑤］比如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兹维
金采夫认为：“语法意义用语言中具有体系性的某种标志来表达，这就使语法意义变成了语法范畴。”［⑥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指语法形式必须系统地表示语法意义，如果不系统，就不能概括出语法范畴。用这样的
标准衡量，现代汉语中的体的语法意义似乎无法上升概括为语法范畴，因为甚至像“了、着、过”这类体助
词在表示体意义时也缺乏一贯性，又何谈系统性呢？不过，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贯性是否
意味着无例外。如果承认一贯性并不排除例外现象，那么结论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尔默在《语法》中说：“英语的过去时不只是指过去的时间。它还有另外两个功能。”（第21
3页）即除指示过去时间，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还能一、用于间接引语，以便符合
“时的呼应”这条规则，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说他每天去伦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盐递给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约翰真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尽管存在上述两种用法，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语法学家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中概括出“时”的语法范畴
，其原因在于英语动词的这类变化在本质上和现在时、过去时的表达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其他与此不一致的
现象是非本质的，并且是有条件的，可以得到解释。
在俄语中，大部分动词构成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但也有少数动词是单体动词，要么属于完成体，
要么属于未完成体；另外还有兼体动词，其中的大多数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体，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体。
如果使用兼体动词，有时候体的意义“只能根据语句的总的意思来确定，例如：
（附图[图]）
尽管如此，但因为动词的大部分有体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体的体系性的范畴特征”，［⑧］并
且使得语法学家得出“体的范畴囊括一切动词”［⑨］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有形态的语言中确定诸如“时”、“体”这样的语法范畴时，国外语法学并没有把一贯性
等同于无例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示对立意义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说本质上
系统的区别。现在我们不妨对本节开头所说的三种情况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们反映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以下顺序讨论。
情况一、“着”有时表示运动、动作的持续，有时表示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的持续。这个现象其实不
难解释，问题和“着”无关，而和动词有关。根据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一文的说法，“坐”这一
类词是强持续性动词，“盖”这一类词是弱持续性动词中的“挂类”。前者带时量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持续
的时间（左按：如能带“着”，则也表动作行为的持续），后者加“着”既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又
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可见，不论情况如何，“着”表示持续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其他意
义的变化仅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情况二、“了”和“过”，“了”和“着”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义基本不变。对这个现象目前似乎还
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但它大体和句子的时相有关，特别和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则似乎是能够肯定
的。这里我们先提出下列三条可作进一步修正的规则：
一、当后带动量成分并且该动词可后带“了、过”时，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过”可以互换，如：
⑩去了一次——去过一次
①①伤了两回——伤过两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过一次
二、当表示一种特征或伴随方式时，弱持续动词的一部分，即马庆株所说的“挂”类动词后面的“了”
和“着”可以互换。比如：
①③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开了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
三、在存现句中，持续动词后的“了”和“着”可以互换，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着花
情况三，体助词“了”可用而不用。我们对此的解释也是初步的，可作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其条件如下
：
一、当动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时，后带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但是这一点
和整个句子的时相有关。如“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因时相制约，该句不能加体助词“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坐”无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在“他坐一会儿就走了”中，却因时相制约而带上了完成义。
二、当满足条件一时，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大都仍须后带“了”，若是双音节动词，则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张丢了一把伞——小张丢一把伞
①⑧小张遗失了一把伞——小张遗失一把伞
三、若补语是表结果的双音节动补短语，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队员们登上峰顶
四、若非充当文章标题，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往往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上条件中的一个
：
1．有后续句，如：
②⑩小张遗失一把伞，小王也遗失一把伞。
2．句未使用否定副词“没有”或语气词“了”。如：
②①小张丢伞没有？
②②队员们登上峰顶没有？
②③小张丢伞了。
事实上，条件四中的第2项小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符合该条件，即使动词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
，也常可不常体助词“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没有”表示的是对完成的否定，而语气词“了”则表示对变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况一其实不能证明“着”在表体意义时不具备一贯性，情况二、情况三则很可能是有
条件的，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了、着、过”之间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体助词“了”和不用“了”
即所谓的“零形态”之间的区别。因此欲凭此据来证明在现代汉语无法概括出体的语法范畴，其说服力是不
强的。
四
以往的讨论的特点是大多把体当作一个语法范畴、语法概念看待，其实，对体应该从语义、语法（词法
和句法）、语用三个平面来看待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放开眼界，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为全面、
准确和深刻。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
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如果某种语言无法在形式有系统地、有区别地表示不同的体，该语言
中就不具备成系统的语法上的体，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给语义体以更大的关注。韩忠诰在《德语动词的体》中
认为：“在德语中，动词的体没有固定的语法特证，没有形成独特的语法体系，而是从语义角度出发，用不
同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因此，在德语中，体属于动词的语义范畴，表示出动作行为的特征”，［⑩］当代
英语中有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be、have等看作助动词的语法学家认为英语中存在体
的语法范畴，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链接动词（catenativeverb），则应该承认英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
畴。Huddlesfon和Rodney认为，在英语中体意义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词汇化的，为了避免术语“体”
在意义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语法体和语义体区分开来。［①①］
国内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
对语义体的一种分类法。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
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自然语言中表示体的语法手段可以是词法范围的，比如俄语中的ⅡPOPeB3a（完成体）
——ⅡPOPe3aя（未完成体）（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围的，比如汉语中的“了、着、过”等；又
可以是词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当作助动词，则英语中的be、doing（进行体）——havedon
e（完成体）（干、做）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在汉语
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说，他讨论的时间系统“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①②］可是这个时间系统赖以建构的三元中，有两元都是语义性质的结
构：句子的时相结构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决定，时制的九种基本形式是一种逻辑分类。时态结构（即体结
构）是什么性质，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陈述看，恐怕仍在是语义结构。这样一种类型的系统还说是语法范
畴，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
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论语）一句中，对动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既曰
归止，曷又怀止？”（诗经）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
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是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
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体的类别和人们怎样使用句子即怎样实施以言
行事行为有关系这种现象上。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研究得很不够，本文也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打算说一下两个
处于语用、语法、语义边缘上的问题。
一、有些体意义的表达看来和语句内部的上下文有关。我们曾经提到过：体助词“过”在“我吃过粽子
”中表示“经历”，在“我吃过粽子了”中表示“过去完毕”，区别就在于前者句末没有带语气词“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语气词“了”。［①③］这说明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产生变化，而条件可以是话语内部上下
文的变化。
二、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曲卫国的谈论英语中现在完成体的意义时认
为，过去对这个体的研究都囿于语法或语义层面，把本来的语用含义当成了语法意义。他说：“所谓的‘现
时关联’，‘不确指’或‘延伸’并不是语句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为它们不是现在
完成体这个结构内在的、一定有的语义，它们借助于语境，经过推导所获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是由说话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里赋予的，并取决于人们对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联系的理解。’”［
①④］因此现在完成体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类似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动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
于体的范围，［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时量短）
②⑤他挥挥手表示告别。（表动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表尝试）
我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
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而尝试义的形成
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②⑥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②⑦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
尝试义的。马庆株指出“自主的持续性动词可以重叠，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①⑥］他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实际。这就为解释在短时义基础上怎么会产生尝试义提供了一个方便：重叠动
词在句中充当谓语主要成分时，它的主语常常是有生的，极可能是人，而生物实施短时动作总有原因，一个
基本原因便是尝试，当谈论的是打算实施的动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观察表明，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义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②⑨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动词重叠形式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理触
发器。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五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
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达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汉语中有体的语法范畴，那么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对其他的次要语
法范畴如“式”、“数”等作相同的处理，这样，就会导致分类框架的大变动。同样，如果我们能对“了”
的用与不用，“了”和“过”可有条件地替换的现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统的解释，并对其他的半独立词
的类似用法也作出同样有效的解释，那么我们所描绘出的现代汉语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写出的面貌。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围的价值。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
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半独立的词在运用时比较灵活，难以捉模，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它们的使
用条件；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
对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寻找原因。为了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
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如上所述的那样，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
研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概念，概括出来的体的构成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及或许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体的语法范畴，可望能更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的面貌，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
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载《中国语文》1991．4．第252页。
②第471页，左按：“语气词”似为“助词”之误。
③见《汉语语法论》第104页。
④见《汉语语法论》第198—199页。
⑤见《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第497页。
⑥见《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
⑦⑧⑨见《俄语语法》第350页、第348页、第34页。
⑩载《现代外语》1993．4．第35页。
①①见EnglishGrammar第73页。
①②载《中国语文》1988．6．第401页。
①③第四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关于动态助词“过”的几个问题》。
①④载《外国语》1994．2．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