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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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字；战争；思想；军事术语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52—04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就是古代的祭祀活动，“戎”就是军事活动。可见在古时候，军事活动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可以从现今出土的甲骨文得到印证，大部分的甲骨文内容都是围绕祭祀和战争的。

战争既然对先民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战争中的一些信息也会渗透到先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字是记录先民生活的重要工具，那么从古文字的字形中我们也可以探索到一些古代战争的文化信息。

一、汉字与古代军事战争思想

在生产极为落后的上古时期，生产单位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氏族公社，人民都生活在相互协作紧密的群体之中，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难免不起摩擦，从繁体的斗字可以形象地看到两个人相互厮打的场面。甲骨文中“斗”字作 [XCz1.TIF；%50%50，XQ]，左右两个符号代表两个人，一副怒发冲冠，徒手相搏的样子。叶玉森认：“古斗字像怒发相搏形。”字形中可以看出在“斗”字产生的时代，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尖锐，打斗中并不使用器械，一般也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随着部落经济的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和创造，部落间的矛盾也进一步的激化和升级，用于战斗的工具也就应运而生，从此就出现了武器。从“战”字的字形来看，它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繁体的战作“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它是一个形声字，“單”表音，“戈”表意义。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准确性，“單”字不仅仅是表音部件那么简单，他与“战”字本身的意义十分密切，在甲古文中“單”字作等几种字形，从字形上看是一个捆绑着石块的树杈，这很有可能是狩猎时使用的一种防卫型工具，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战斗时很可能就是一种防卫型武器。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经典谓之干…。所以扞身蔽目。用扞身，故谓之干。”由此可见，“干”就是一种防卫器械。春秋时期的一个钟上铸有“攻占无敌”的铭文。其中的“战”就写作，其中的“攻”和“战”应当理解为一对反义词，即进攻和防卫。

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专门用于战场上格斗使用的武器，戈是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攻击性武器，所以“干”和“戈”结合，有攻有防，才形成了“战”的本意。可以说“战”字的出现时古代战争残酷性加剧的集中体现，群体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再停留在“斗”的水平，而是你死我活的杀戮。由此可以推断“战”字的出现应当晚于“斗”字。

关于“争”甲骨文中它是一个会意符号，左右两只手，中间一竖。意为两只手争夺某物，这其实是一个抽象意义，两只手既可以表示两个人，也可以表示两股势力，中间的一竖，更加的抽象，它有可能是具体的事物，如财物﹑配偶，也有可能是权力﹑地位等。《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争，引也。”，“引”就是拉弓紧张的一种状态，发生“争”这种状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资源相对缺少，而两种力量又势均力敌的时候。资源丰富，就不会去争夺了，力量相差悬殊也不会发生争斗。资源不足，两派又实力相差不大，人们就会为有限的资源而争，在“争”的同时可能会“斗”，甚至会因此而“战”。

一旦发生战争，参战的双方一般都是军队，“军”字在甲骨文中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它的解释是：“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车，兵车也。”从造字法角度来看，“军”字是一个会意字，即用兵车围起来。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在古代军队在止宿时，为防止敌人的偷袭，往往用兵车围城圆围，启到类似于城墙的防御作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四千人为军。”古代军队大约是以军为单位围城一圈。因此军事编制单位便与保卫共用一字。《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十阵》：“疏而不可蹙，数而不可军者，在于慎。”文中“军”的意思就是包围，又此圆围乃军队止宿之圆围，故有引申出驻扎﹑营垒等意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行军》：“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这里的“军”指的就是营垒。可见“军”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指代军队。

二、汉字与古代军事术语

第2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一、今古文经之间的异同

儒家经典的传播因秦朝的焚书坑儒等措施和秦朝末年的战乱而出现了断裂层、这就导致汉代的儒学经典出现两种传本、一种是由经师依靠记忆、背诵，口耳相传下来的，用当时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来的文本，称为今文经;一种是由地下或孔壁挖出来的和民间所献的，用不易辨识的籀文、六国文字等先秦古文字抄写的经书传本，称为古文经。在此基础上，今文经学侧重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经常借题发挥;而古文经则常通过文字训释、名物考证等手段来阐明文本的含义。今文经出现时间早，汉初传授者多是前代遗老，因而得以立官学，古文经相较多出现得晚，再加上古字不好辨识认读，因而在当时的流传范围和影响都较小。

二、今古文经的发展演变

学者一般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进行了四次较大的争论，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后期，另三次则都发生在东汉，直到东汉末今古文经合流，这种争论方才告终。在四次斗争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得到了各自发展，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

大体而言，在西汉哀帝之前，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之学盛行;说经重在经文义理的阐发，其中略带阐述己意，有空而不实的特征;今文经学注重通经致用，将学经与治世相沟通，而不纯专为学术而研究经学、在今古文经的争斗中，今文经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改变:章句逐渐由繁而向简转变，由近于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史实和名物训话方向发展，由通经致用的功利性向着学术味较浓的条例化方向发展。简而言之，在治经方式和治经风格等方面今文经学都明显表现出向古文经学靠拢的倾向、这是今文经学在与古文经学争斗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东汉末期今古文经能够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今古文经与汉代政治

经学无论是今文经或是古文经都是以为政治服务为最终目标，尤其是今古文经之争和二者地位的此消彼长，都表明了经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

(一)今古文经自身的学术旨趣与统治者倡导的时代主流

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的导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君主喜好决定着政治的走向。比如，东汉建立者光武帝善谶，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及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言。说明谶纬在东汉时代掌握了学术的话语霸权。光武帝虽有提拔《谷梁传》的意愿，但《谷梁传》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不晓图谶恰恰反映出古文经学者独立不依的学术操守和学术品格，这也正是古文经学备受人尊敬的地方。对于政治的依附，虽然能够使学术获得发展和辉煌的机遇，结果是俗儒趋于功利的追捧，他们目光所及是仕进的希望和由此而获得的拜官封侯香车肥马，今文经学的发展现状就是古文经学无法逃脱的宿命，这或许就是桓谭、卫宏并共毁訾废古文经于学官而欲使其保持自由发展的不可为人所道的原因、

(二)今文经的通经致用

今文经学与谶纬相结合，揉进阴阳五行、神话传说、方术迷信等内容，长时间在汉代占据官方学术地位，并逐渐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今文经家为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顺应谶纬的变化，作出体面而又合乎时宜的反应，便用谶纬之说来解释儒家经典、

今文经学通经致用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为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服务，在实践中经义往往也是断定是非的有效标准，对国家政治的指导作用日益增强。今文经学者认为无论什么大道理都出自于经书，他们五经经义的阐释，因阐释者不同以及阐释者时代不同，可以对经作应时之需、应势之需的解释。汉代政治尤其是东汉政治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带有了一层神秘色彩，现实政治也走向神秘的怪圈。如: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经》当谏书等。而王莽为了在后来的改制之事上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继承者，便以今文经学作为思想基础，他利用着当时的学术潮流，利用着当时的民间迷信，以欺骗汉家的孤儿寡妇，并欲以一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种便利是西汉经今文学派赐给他的。经与谶纬结合相当密切，但决不可认为今文经学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存者，而古文经学只是斥纬书为诬妄。

(三)古文经中的作伪

刘昕作为第一个为古文经学摇旗呐喊的人，在主张古文经学的同时却也利用谶纬为王莽的代汉提供依据、他重新整理了古史系统，为了迎合五德终始说，在《左传》文公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以不经意的方式故意插入三段叙述夏代豢龙氏刘累为陶唐氏(尧)之后的文字，篡改了帝系，杜撰了少皞帝，欺骗了人们近两千年。

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尤其是在王莽执政期间地位有所上升，体现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必然是与政治相联系的、史载: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这也是东汉之初，古文经学日渐成熟并且大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3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原则途径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j.cnki.kjdkx.2018.01.060

1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课题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实践是一切知识获得的前提。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能力培养，特别是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学生素养的提高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2]

实践教学是教育体系范畴的一个重要組成，一般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实际操作为主，获得知识与技能，提高综合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3]实践教学力主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实践结果表明，单一的知识教学不可能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同的活动与不同的素质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对应性。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实验、体验、实习、课程设计、论文、调查等具体的实践环节，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个人潜力。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应用性和针对性很强的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专业必修的基础课，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该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主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研究在上古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古代书面语言，以及东汉以来所发展而成的古白话。虽然古代汉语课程本质上属于语言学课程，要求学生认知汉语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但从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语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通过有限的课堂教学，很难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从学生角度来看，现在的学生普遍接触古文很少，基本上对古文没有太多感性认识，毫无古文功底可言；另一方面，从课程本身来看，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理论问题，本身既涉及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又要求对汉语历史演变特征细致描写，对于古文阅读能力薄弱的本科低年级学生，课程难度极大。鉴于此，要求古代汉语课程具备较强的理论性，既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教学目标。王力先生曾指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古代汉语，以便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4]当前，古代汉语课程工具性特点和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这一课程目标已取得学界的普遍共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一目标的设置也是可行的。

古代汉语课程所涉语言时代跨度大，教学内容多，任务重，教学难度大。当然，本科阶段的古代汉语教学，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能够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帮助学生认识古今汉语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的修养，增强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因此，古代汉语课程的这一目标就要求在教学上要有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让学生充分提升古书阅读能力，牢固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

2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施原则

2.1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古代汉语课程为语言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理论性。考虑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又必须以古代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为工具，以此指导学生的古书阅读，帮助学生从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实施的过程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实践教学建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在基础理论的充分掌握的前提下展开实践教学，理论教学应当培养学生古代汉语方面的实践能力服务。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阅读一定量的古籍作品，并在阅读中对其殊句式表达、虚词运用等语言现象作出某种程度的总结概括，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和主动探究的能力，帮助学生在古书阅读的实践中将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并进一步指导古书阅读的实践活动，切实提高学生古书的阅读能力。从近几年的教学情况看，不少学生能够自发地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并能在读书笔记中整理出质量较高的课程作业。理论和实践结合，大大加强了学生对古代汉语知识和现象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养成了学生自觉观察古代汉语现象、搜寻古代汉语材料的习惯，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2.2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相结合

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能力则是掌握知识的目的与归宿，而能力的提升又可进一步促进知识的掌握与深层次理解。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明确指出，人的知识存在两种类型：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5]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二者共同构成个体总的知识体系，而显性知识又植根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个体获得显性知识的背景与向导，支配着个体的认知过程。而隐形知识的获得，并不能仅靠理论教学，必须以实践为途径，在实践教学中获得隐性知识，从而提升能力。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学生的隐性知识的获得显得更为重要。学生一方面要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必须将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内化为阅读古书能力的提升。这一过程离不开实践活动，只有学生亲力亲为，在对相关古文一定量的研读练习过程中，才能系统构建起自己古代汉语完整知识体系，促进自身运用知识的能力发展。

2.3信息反馈与课程调节相结合

教师在充分发挥教学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学过程真正处于师生协同活动，相互促进的状态之中。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从教和学的活动中及时获得反馈信息，以便及时了解教与学的情况，并能够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达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目的。在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充分利用练习、作业、见习等环节，建立并疏通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信息交流渠道，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方法、学习效果以及自主性等方面信息反馈的及时性与通畅性，在实施实践教学的环节中不断改进教学策略与方法，优化教学程序，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阅读技能的提升与古代汉语能力的发展。

3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现途径

3.1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调整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构建起以文选、通论、常用词三要素相结合的内容体系，给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堅实的基础，也给建国后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虽有各类古代汉语教材不断面世，但王力先生主编的这套古代汉语教材，经过不断修订，仍然是当前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该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从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实践及当前古代文献研究现状来看，完全按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就容易忽视专业特点和古代汉语教学的实践性特点，因此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非常必要。

（1）增加有关汉字方面的教学内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专门人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要能胜任面对国外母语非汉语的学生汉语教学的任务。而汉字历时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构形特点，国外学习汉语的学生往往对汉字的兴趣极为浓厚，这要求该专业的学生需要扎实掌握汉字的有关知识理论，能对一批常用字的构形以及字形的发展演变做出正确的分析。汉字构形多与意义相联系，加强汉字教学也能促进古代汉语词义方面的学习，可以提高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能力与运用水平。

（2）调整文选部分的篇目。古代汉语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古代文献的阅读能力，这一教学目标的设置无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合适的。因此，文选部分是古代汉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的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部分，所选篇目较为丰富，但内容以文言文为主，并主要按时代编排，虽自成体系，也颇能遵循汉语发展的时代顺序，但不利于教学过程的循序渐进。如教材将《左传》《孟子》等先秦部分难度较大的文言文置于初始段的教学中，无疑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对自主性学习有一定的障碍。故在不破坏汉语时展的顺序性的同时，有针对地按照文选的难易程度很有必要。如将相对较容易的《战国策》以及学生较为熟悉的《论语》中的一些章节置于教学前期，学期后段再学习《左传》《孟子》等，由易而难，有利于学生学习。

（3）增加古代汉语的练习部分。当前的《古代汉语》教材并未设计练习部分，学生无法在预习中充分把握学习目标，明确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课后也无法通过练习检测自己的学习效果。这不利于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可以在教材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课后思考与延伸学习的设计。结合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思考练习环节，使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更强、自主性更高。并且对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专门列出有关重要的参考文献，以供学生按图索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拓展学生学术视野，促进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

3.2课堂教学方法的借鉴与革新

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大多以讲授法为主，通过教师对相关问题的讲解分析，使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知识，学生互动较少。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学生系统掌握所学知识，但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也无法真正理解所学知识，更无法真正应用，难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因此，借鉴新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如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可以结合自主探究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环节。在要求学生充分预习的前提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先准确地揭示课程学习目的，通过适当引导，使学生围绕学习目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问题进行个体探究，经过类比、分析、归纳等，得出初步结论，并完善结论。教学中给予学生自由探究的时间，通过课堂讨论、合作交流发现新知。鼓励学生敢于质疑问难，发表不同意见。如在教学文选时，可将具体章节落实给每一学习小组，通过自主探研、小组讨论，对文选中的重点句式、重点字词加以研讨，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相关句法特点、词义演变规律，以获得并巩固新知。这样既凸显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也强化了学生学习的实践性，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3.3实践环节的优化设置

首先要优化设计好练习环节。利用多样化的作业形式加强学生实践。如阅读训练、课程论文、文言文创作等，尤其是要加大文言文的阅读量，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其次，充分利用大学相关社团、系、院乃至校级平台发起并组织一些有关古代汉语方面的活动，如有关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识竞赛，汉字听写赛，词语理解赛等，这些活动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古代语言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加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再次，可以充分利用好系、院的学生实践基地，如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孔子学堂等，让学生真实感受古籍形态，熟悉古代文献，感知古代文化，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还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帮助教学的完成。如嘉兴南湖景区的揽秀园，荟萃了文徵明、何绍基、董其昌等历代文人所书碑刻九十余块，可让学生利用课余，走出校门，研读并整理这些珍贵的古代碑刻文献，标点翻译其中的一些篇章。通过辨文识字，离章析句，感知古代文献的整理方法，加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认知，开拓学生眼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2] 张英彦.论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教育科学[J].2006（4）. 

[3] 封传兵.实践论：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其意义[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1）. 

[4] 王力.古代汉语（一）[M].北京：中華书局，1999：1. 

第4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和多媒体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存在诸多缺陷，而网络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是教学模式改革和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网络教学平台与传统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当前最为理想的教学模式，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对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古代汉语是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这一课程的学习，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古代汉语来阅读古代文献，这对于我们了解祖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非常重要。然而，以往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模式并不理想，以致影响了教学的效果，所以对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和改革显得尤为必要。

一、网络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必然趋势

古代汉语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略述如下。一者由于古代汉语课程自身的特点，需要列举大量的语言实例，而且要保持古代语言的原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差错，所以，在传统教学中，古代汉语课程会有大量的板书，既耗费时间，又可能因清晰度不够而造成可接受性较差，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再者古代汉语作为语言课，其语言知识是抽象的、枯燥的，教师用“一支笔、一块黑板、一张嘴”讲授，缺乏形象性和趣味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突出的问题是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着课程容量的有限性、师生交流的时效性、教学效果反馈的滞后性等问题。诸如此类问题要求我们改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模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教学进入了古代汉语课堂。多媒体教学是通过借助计算机等电化教学设备，在古代汉语课堂上以使用课件来授课为主要方式的一种辅助传统教学的模式，综合运用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手段来辅助教学，具有形象化、趣味性的优点，可以改善古代汉语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中板书多、教师单纯讲授的枯燥性等状况，但是多媒体辅助教学仍然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法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中课程容量有限、师生交流的时效、教学效果反馈滞后等问题，因此多媒体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不过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改良，并不能解决传统教学模式的诸多缺陷，所以多媒体教学并非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理想辅助模式。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网络来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是改革和发展古代汉语教学模式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网络教学平台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辅助作用

实施网络辅助教学活动，首先需要搭建一个支持网络辅助教学的平台，也就是要建设一个网络教学平台，并在此环境中开展网络辅助教学活动。利用网络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也要建立一个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是构成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资源与教学活动的载体，它包括支持网络教学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以及支撑网上教学的各种工具和资源。网络教学平台是一个包括教学资源共享、网络交流、网络答疑、网络自学、网络作业、网络考试以及教学效果反馈和评估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教学支撑平台。

1.网络教学平台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预设作用。一堂课的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备课情况。传统的古代汉语备课方式，往往是教师以笔记的方式将所要讲授的知识写在教案本上。多媒体辅助古代汉语教学模式也只是教师在课前制作相应的课件来展现教学内容。这两种备课方式完全是教师的个人行为，在进入课堂之前，教师的备课内容是不曾与学生谋面的，因此，教师备课的思路也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得到预想的贯彻。网络教学平台能够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内容、思路和过程做出预设，做到未雨绸缪。教师可以将课程的相关背景资料、备课的思路、课堂的设计方案等内容在课前布置在网络教学平台上，便于学生课前预习，既了解了课程的背景材料，又为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这种预设作用保证了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

2.网络教学平台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再现作用。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以用笔记的形式将教师讲授的知识内容大略地记录下来，但是某些细节是无法详细准确地保留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模式中，虽然多媒体课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教学内容和课程的脉络，但是离开了课堂，学生是无法随时随地调用的，还是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网络教学平台能够再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全内容、全过程。教师可以将教案、课件、课堂教学录像等教学材料全部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只要有网络存在，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课堂过程的重现，来弥补课堂上的缺失，对课堂所学知识作进一步的理解和巩固。

3.网络教学平台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延伸作用。在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和多媒体辅助古代汉语教学模式下，一堂课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教师的传授和学生学习的完结，充其量教师提供若干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章，然后布置一定的课后练习和作业，但这些都是既定的、静态的，学生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缺乏课后的动态的交流。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兴起，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网络教学平台辅助课堂教学模式正好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倡导相吻合。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网络教学资源、网络交流、网络答疑、网络自学、网络作业、网络考试等形式，实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加强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课后的动态交流。

4.网络教学平台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拓展作用。在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和多媒体辅助古代汉语教学模式中，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是有限的、闭塞的，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相对单一。相对于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网络教学平台使学生的学习形式更具多样性。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中，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几乎就是来源于教材和教师的传授，而网络教学平台为学生构建了一个无限开放的学习环境，拓宽了获取知识的途径，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能力、需要以及认知方式来进行自主的、个性化的学习，网络教学平台充分发挥了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拓展作用。

5.网络教学平台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反馈作用。由于教学条件和时间的限制，在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和多媒体辅助古代汉语教学模式中，课堂时间内的师生交流是个别的、有限的，课后的教学效果的反馈是滞后的。网络教学平台能够利用网络交流、网络答疑、网络作业、在线测试等手段来及时反馈各种教学信息，可随时调整教学过程，以符合教学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使教学过程处于最佳状态，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三、网络教学平台与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当前最为理想的教学模式

网络教学平台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一种教学模式，对待这种成长中的教学模式，我们既要看到网络技术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优势，也要认识到它并非一种全能的教学方式，更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它是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与发展。网络教学平台与传统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当前最为理想的教学模式，合理有效地利用网络技术，优化教学模式，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邓萍，蒋君好，蒋启华，等.高校网络辅助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09（15）.

第5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代汉语 应用型人才培养 局限性 可行性

随着应用型本科教育理念的成熟，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正在实现研究型精英教育向综合应用型素质人才培养的功能转变，意在培养本专业的毕业生具备专业化、职业化、类型化的综合应用型素质。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能力培养一直存在能力含义、培养目标难以界定，培养方式难以操作，能力效果难以短期显现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古代汉语课程中表现尤为突出。能力培养最终需要课程体现。而具体课程也要紧跟专业能力培养的取向，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探讨“古代汉语”课程实现综合应用型专业能力培养取向的途径和思路，探讨课程的能力培养方式，对课程本身和专业的建设都具积极意义。

一、明确现有应用型专业能力培养理论对本课程能力培养的指导意义

各界同仁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应用型”教育的培养方向进行了大量研究探讨，大致形成这样一个系统论述：

（一）视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岗位中“能否体现专业能力”为能力培养的核心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学历教育与职业素能培养的有机结合，能力培养的方向兼顾专业特征、职业岗位需求和学校定位、学生的能力需求等因素。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除从事编辑、文秘、文案策划等传统“业内”工作外，还会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在职业竞争和母语环境中，本专业毕业生能够表现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专业特点，是我们能力培养的核心。具体而言：同样的企业策划，本专业的学生应有更缜密、严谨的思维表述，更浓烈的文化氛围；同样的文案应用，本专业的学生应有更多的词汇语料积累，具有优于其它专业的文字驾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专业职业能力培养。

（二）专业能力培养应具有类型化培养性质

对学生进行分类培养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方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不同的社会工作岗位，对人才类型有着不同的需求，职业能力需求呈现类型化取向。能力类型决定着人才类型，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类型与社会需求的能力类型对应度越高，其社会认可度才能越高。经过一些院校的系统调研，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培养的人才类型除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传统类型外，由于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我们的专业培养类型还出现了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等多种“业外”类型。专业能力不具有类型化特征，谈不到“应用”。

（三）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在于发掘大学生自我培养的潜能

学校教育不具有终身制，但应具有终身性。能力培养，应虑及培养对象的能力需求，发掘大学生自我培养的潜能。一方面利用大学生已有的语言能力，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另一方面，利用学生的能力需求和能力取向，投其所好；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充分认识到“培养能力，其实是培养自我创造力，自我能力滋生力”。任何能力都不是他人赋予的。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一种能力创造，是使学生不断完善自己的潜能和意愿，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提高和充实自己。

系统的专业能力培养理论指导各门具体课程。而具体课程实践、实现能力培养目标，要在虑及社会岗位职业需求、学生能力需求等因素的同时，从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评价方式等要素入手。

二、明晰现阶段古代汉语课程能力培养的局限性

古代汉语是专业能力培养的有机组成。但在现阶段专业能力培养的构建中，古代汉语课程的能力培养并没有多少举措。除一些师范类高等院校在此类课程的实用性方面进行了适度探讨外，非研究型的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的课程改革尝试都不多。师范类高等院校学生的培养方向，兼有研究型和教学型特征，这一职业应用能力的独特性决定其课程的改革探讨并不适于其它职业应用型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

现阶段，多数普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明确了自己的培养方向，如涉外文秘、企业文秘、影视编剧等。但古代汉语课程的设置基本沿袭研究型培养模式的框架，教材也选用传统的教材。比如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等。这类教材理论体系严谨，内容含量大。任课教师纷纷苦于课时量的不足，只好将教学内容一压再压。同时，课程严谨的语言学理论，对部分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而言，艰深枯燥，学生学习兴趣偏低的状况一直难以改变，有些院校的学生就戏称古汉语为“苦汉语”。教师只好缩小课堂容量，降低学习难度。可这样做的结果是知识起点降低，甚至与中等教育重复，非但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失去了课程本身的学习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课程设置时起，王力、陆宗达等前辈就将古代汉语的课程性质定位在“工具性”范畴。王宁近年还进一步提出课程培养的目的在于“形成起码的中级语感”，“建立终身阅读的观念，为终身阅读打好基础。”这样的课程定性和培养目标在研究型高等院校具有普遍意义。但在以培养职业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缺少相应的“应用型”特征。加之教学实践中，师生对这一性质的理解都存在片面性。觉得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基本不会进行大量的古代文献阅读，忽视了古今汉语的共通性和语感培养，让注重实用效应的普通大学生难以在短期体会到能力效果。

我们目前的主流授课模式，也形成于传统课程定性和培养目标指导下。这种“通论+文选”的形式，基本是一种硬性授出，理论输出性强，实践空间小。综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要兼顾专业培养特征、社会职业需求、学生的能力需求和学校的定位等要素。而现有培养模式考虑的角度仅局限在专业的培养特征方面，欠缺对社会职业需求、学生的能力需求和学校的定位等要素的考虑。对专业的培养特征过分突出，追求专业的学习和传承，进而忽视了其他要素。对课程性质的理解、教材的使用、培养目标的界定、授课方式的守袭等现状，都与应用型能力取向形成矛盾。

三、探寻古代汉语课程能力培养的可行性空间

任何一门课程，都具有能力培养的多向空间。我们对语言类课程培养能力的开发往往仅固守在“传授语言理论”，借以指导语言应用和研究，进而培养学生“分析研究语言问题的能力、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形成良好语感”的范畴。但如果论及“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就有两个简单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何为“正确”，语言能力呈何种表现状态，才是一个该专业毕业生应该具备的？举一个例子，许多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工作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也基本不会有多少语言错误。甚至一些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语言使用能力不仅正确，而且超常。相反，一些本专业的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其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并不突出。可见，“运用语言的能力，培养语感”都是宽泛笼统的概念范畴，涉及因素很多。具体到每门课程，就要迎合培养目标，明确“是什么样的语言能力能够体现类型化的专业特征，能够使学生在岗位职业竞争中受益？课程的哪些内容、训练形式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个体的语言能力会有多种运用范畴。研究性培养方向，重在使学生掌握理论。注重对理论的辨析、传承和深入研究，进而推动理论的发展。相反，应用型为主要培养方向的高等院校，学生对理论掌握缺乏兴趣，原因就在于他们感觉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缺少理论的使用机率。他们需要的是观察语言现象的敏锐力，发现、辨析典型现象的识别力，需要对各种语言现象的理解和应用。进一步说，就实用性而言，学习者对经典语言现象、语言材料的积累和体悟，将更有助于实际语言能力的提高，更能体现专业职业能力。

理清这些思路，我们发现，古代汉语及其他语言类课程的能力培养空间其实还在“语言理论+语言现象”的传统格局中，在于对“语言理论”和“语言现象”传授目的的区分。研究型、教育型培养模式突出的是语言理论的传承和研究，应用型的培养模式应当突出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现象分析、积累和应用。为证明这些思想，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基本解决诸如课时有限、课堂气氛沉闷的一些表象，还为学生提供了语言应用的训练：

我校是财经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向定位于 “财经文秘”。按照惯例开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语言类课程。另设有文字学、汉语史等选修课程。古代汉语课程用许嘉璐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1992年版），分上中下三册，课时仅68学时。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来体现“应用型”思路：

1.增加古代文选的阅读量。对教材选文进行筛选，按精读、自读分类。其中精读文占所学选文30%左右。精读选文提供阅读方法、阅读技巧的示范，提供语法规范样本；自读选文要求学生结合注释自我阅读，进行现代汉语的转换复述，放弃逐字逐句的翻译习惯。并利用课余，开展“成语知识大比拼”“我看古今风俗”“讲古事、论古人”等活动，扩大课堂辐射力。

2.保留理论体系“文字、词汇、语法、音韵、训诂”的几五分格局。将“音韵、训诂”两项内容放在选修课进行。“语法理论”的学习，充分利用学生的既有语法知识，进行条例化、系统化，不做研究型探讨性的细化分类，并尽量融入文选阅读中进行。例如“名词”部分：名词的辨析、“名词”的使动、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名词性判断句、名词的活用等知识，基本是大学生的既有知识，只是缺乏总结性的条理体系和对比，缺乏整体观。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只会使理论体系表现更庞杂，并非新知识的输入。如教材将名词作状语部分细分为“表比拟、表态度、表凭借、表工具、表处所”等五种类型，只是便于举例和深入分析语义，其实并没有新知识的输入。但这种细分会给学生知识含量增加直观感受。细碎的分析和讲述还会加深这种感觉。为此，名词部分的知识学习，我们先给学生系统的框架，突出先秦汉语名词的独特性特征。选用代表性语料加以简单证明，使学生建立“整体名词概念”之后，结合《左转·庄公八年》的文选阅读比较不同名词句式的表义效果。

3.注意古今汉语的联系和对比。比如文字部分，我们突出文字的演变，古今汉字的关联，汉字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及现代汉字的使用问题。词汇部分，突出词义的演变、古今词汇的关系、古语词的今用等知识点。对句法、词法的学习，突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的延续性，学生获得古语及典故积累，扩大语言涵盖面；并通过早期汉语书面语特征的学习，培养汉语语感，吸取古代汉语逻辑缜密的表达特征。另外，在语料还原的古语语境中，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鉴别力。

在考核环节，我学院经过多次研讨， 制定了《中文系学生专业基本能力考核方案（试行）》， 将阅读计划的制定、读书笔记、读书报告的完成，即兴演说、报告会等实践活动以及研究性小论文写作等都纳入学生的期末成绩鉴定。

四、教师在课程能力培养中的教学观念的转变

促成能力培养因素和谐发展，实现能力培养的目的，关键在还于教师工作观念及方式转变。

高等院校的教师，特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基本都是研究教育型培养模式的产物，深居象牙塔，藏于书斋，拘于课堂，喜于论道。对管理型、服务型等各职业类型的岗位需求知之甚少。对人才的社会需求状况、人才培养质量状况以及学生个体状况的了解不充分。对专业知识难以有“应用型”选择。加之对专业的热爱和投入，很多教师会努力传授自己的所学所长，唯恐知识含量欠缺。就此，教师首先要形成应用型培养思路下的课程取舍观，对传统研究型语言学知识“懂取舍、敢取舍”。

教师对课程知识体系的取舍，决定因素在于学生的实际能力需求和岗位能力培养需要。要了解这些，教师就要做好社会实践和系统的调研工作，积极开展针对岗位职业和学生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职业需求和学生能力需求。相对于经济管理、商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调查研究一直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中的薄弱环节。教师开展针对岗位职业和学生的调查研究。一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走出书斋和课堂，亲身参加见习活动，设身处地的感受岗位职业状况。二是了解学生的职业取向、能力特点、能力取向等，了解近年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围、从业特点和岗位工作状况，以便更好地确立有实际价值的能力培养活动。同时，相关院校之间经验交流沟通，也是更新教师观念、促进教师教学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除了做好调研工作，教师还应该继续探索课程建设，根据社会经济活动特征制定适合专业培养方向的课程教学大纲，甚至编撰适合本学校定位和培养方向的教材。古代汉语课程能力培养，要与现汉汉语、语言学概论同步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德明.名著演出：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种经典阅读与体验汉语言文学专业课堂舞台实践教学新模式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11，（8）.

[2]江新华.大学生应该发展哪些基本能力[J].人才开发，2008，（3）.

[3]王聪聪.63.6%的人认为大学生实习经历影响就业[N].中国青年报，2009-11-26.

[4]任志新.也谈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内涵和本质[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5）.

[5]阎立钦.语文教育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6]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8.

第6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介宾短语　前移　《搜神》　终结点　谓语复杂

介宾短语作补语的历史悠久，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西周时开始出现由两个或多个介宾短语并列构成的补语：从两汉开始，很多介宾短语就出现句法位置前移作状语的趋势：六朝时期，其作状语的比例越来越大：六朝以后，大多数位于谓语动词之前作状语，现代汉语中更是如此。

《搜神记》中的介宾短语很多，本文结合其相关用例具体分析介宾短语句法位置前移作状语的原因。下面分三节作详细介绍。

一、介宾短语语义上是否表示终结点

石毓智、李讷(2001)根据何乐士对《左传》、《史记》的对比研究，认为《史记》中结果、趋向、程度补语的迅速发展是介宾短语大量前移的原因。后来，石毓智(2003)又进一步指出：“跟动补结构的语义格式一样，那些给谓语动词确定一个终结点的介词短语仍留在谓语之后。但是这类动补短语古今也是有变化的。……现代汉语里，动词和表终结点的介词短语之间不再能为受事名词隔开，表明它们已经融合…一”“相对地，没有这一语义特征的介词短语则必须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所谓“终结点”是指补语为动作行为设立一个时间(或空间)边界，表示动作行为在某一时间(或空间)点上结束(或停止)了；广义上也包括表示给予的对象这一情况在内。例如：

(1)奉送蛇於野中。(卷十四)

(2)寄生因夫高木，女萝托乎茯苓。(卷十二)

例(1)中的“於野中”表示空间终结点：例(2)中的“因夫高木”表示凭借。即例(1)表示终结点：例(2)不表示终结点。

下面，将上述两例中的加点部分按现代汉语语序排列(前为古代汉语，后为现代汉语)：

(3)送蛇於野中――(把)蛇送於野中

(4)寄生因夫高木――因夫高木寄生

例(3)中的“於野中”表示终结点，在译为现代汉语把字句时仍作补语，它与动词“送”之间不再被受事名词“蛇”隔开：例(4)中的“因夫高木”由于不表示终结点，在现代汉语中只能位于动词前作状语。

《搜神记》中另有与例(1)、例(2)相对应的介宾短语作状语的例句：

(5)晋怀帝永嘉中，有韩媪者於野中见巨卯，持归育之，得婴儿，字曰“撅儿”。(卷十四)

(6)竺因私请之。(卷四)

这似乎可理解为所有的介宾短语都可以既作补语，又作状语。其实不然：例(5)、例(6)中的介宾短语皆不表示动作行为的终结点，也就是说例(5)与例(1)表义不同。可见，就语义而言，当介宾短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终结点时，必须放在谓语动词之后作补语，古今相同，不存在句法位置前移的情况：当介宾短语不表示动作行为的终结点时，其位置的前后古今不同：在现代汉语中只能作状语，在古代汉语中则可以作补语或状语。

总之，只有语义上不表示动作行为的终结点的介宾短语才可能出现句法位置前移的现象。

二、谓语复杂与否

由上节能否作如下推论：在古代汉语中，所有不表示动作行为终结点的介宾短语都可以作状语?当然不能。这与句子两头的结构是否匀称有关。

(一)谓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复杂

这包括动词本身复杂，如连动式：也包括动词后带复杂宾语或者补语。例如：

(7)泰即於梦中叩头祈请。(卷十)

(8)蛇在皮中动摇良久。(卷三)

此时，谓语动词及其后面的成分已较多，如果介宾短语再作补语，句子结构势必出现前轻后重的现象，所以介宾短语一般前移作状语。随着句子表义的日益精密化，谓语动词势必渐趋复杂，这类介宾短语大量前移也就不可避免了，以致在现代汉语中只能作状语。

(二)谓语动词简单

这时的动词多为单音节的。如上一小节中的例(1)、例(2)，又如：

(9)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於肉中。(卷十二)

此时，谓语动词(及其后面的成分)较少，介宾短语完全可以跟在谓语动词(及其后面的成分)之后作补语，不会出现句子结构势失衡的情况。当然，由于受到上面第～种情况的影响，《搜神记》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即使谓语动词简单，介宾短语也前移作状语的用例。如上一小节中的例(5)、例(6)。

总之，在古代汉语中，对于不表示终结点的介宾短语来说，当谓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较复杂时，它一般前移作状语。

三、其他相关问题

上文讨论谓语复杂与否时，笔者将其中的状语排除在外，下面对此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加以分析。

(一)其他状语的有无及言语表达美问题

吴文(2004)有四处谈及这一问题：第一处，“於+处所”作补语时，谓语动词前无其他修饰语；第二处，“在+处所”作状语时，谓语动词前还有其他状语修饰：第三处，“在+处所”作补语时，谓语动词前一般没有其他修饰语。并分别举例为：

(10)《搜神记》养虎於山……

(11)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美。(《世说新语・栖逸》)

(12)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世说新语・巧艺》)

以上三处没有冲突，似乎可理解为谓语动词前介宾短语与其他状语应同时出现。但《搜神记》中却存在不少与前三处表述相反的用例，如：

(13)楚炕阳举兵，军师大败於野，故乌众而金色者死。(卷六)“於野”作补语，“大”作状语。

(14)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卷三)“在皮中”作状语，“动摇”前无其他状语。

(15)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之。(卷十)“在侧”作补语，“果”作状语。

可见，“於/在+处所”作补语时，谓语动词前完全可以出现状语，但并非必须出现，这要根据表义的需要来决定。至于“在+处所”可否作状语，则与其他状语的有无无关，其前移的前提是它不表示终结点。

另外，吴文在第四处谈到“言语表达美”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与第二处相反的观点。

(16)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扣门者，慎勿应。(卷七)

吴文认为：为了句子两头的匀称，“在内”要移到动词后。对此，笔者的理解是：由于谓语动词“闭”简单，介宾短语完全可以跟在动词之后作补语：如果前移作状语，反而打破了语言结构上的和谐美。可见，言语表达美有助于理解“谓语复杂与否”起作用的原因，二者相辅相成，应结合起来考虑。不过，古代汉语中存在不少与言语表达美规律不符的语句，如吴文在说明“在+处所”短语作状语的第二个特点时所举的六例，谓语动词前皆有其他状语修饰。这是因为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不可能做到每言必美，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满足表义需要、合乎语法规范即可，对言语表达美的要求自当降低一些。

总之，谓语动词前有无其他状语修饰并非具有区别性的语义特点，言语表达美的影响也有限。

(二)谓语动词是否表示方向性

吴文将其当作“在”字结构的一个区别性特点，并且确实举了“落、来”等相关用例，与所持观点相吻合，但在说明另一个特点时所举例句中却有不少与之不符的情况。如：

(17)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世说新语・假谲》)

此例中的“用”无方向性可言。这样，谓语动词是否有方向性也不是具有区别性的语义特点。

(三)介词“於”后的宾语复杂与否

吴文认为“於+处所”作补语时“於”后一般不带复杂宾语，在作状语时可带复杂宾语。实际上在其所举的例子中可发现许多与之相反的情况，尤其是在作状语时所举的17个例子中，除了在“‘於’后可带复杂宾语”这一小节中所举的4个例子外，其他13例皆与作补语时的情况相同，即介词的宾语较简单，如“於终南山、於道上、於平板上、於田中、於梦中”等。在作补语时所举的例子中也有一例介词后的宾语较复杂；

(18)汉武徙南岳之祭於庐江潘县霍山之上，无水。(卷十三)

第7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汉语，偏义复词，分类，特点

俞敏先生在论文《化石语素》曾谈到：“就在语素全部清楚的语言里也不是全部清楚。有些语素到底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有些语素倒弄得清楚可是它不起作用。后一种简直像生物范畴里的化石一样。”他把在意义上不起作用的语素称为“化石语素”。借用俞敏先生的“化石语素”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偏义复词：在形式上是并列结构，整个词的意义只取其中的一个语素义，另一个语素作为化石语素意义已经消失只起陪衬作用的复合词。其中意义上起作用的语素我们称之为主语素，不起作用的称为化石语素。我们可以从分类及特点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

一、现代汉语偏义复词的分类

按照是否稳固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偏义复词分为典型偏义复词和临时性偏义复词。

（一）典型偏义复词。此类偏义复词仅保留其主语素的意义，化石语素的的意义已完全消失。而且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运用上都是固定的，在任何语言环境中都是偏义的，所偏义的的语素也是固定的。此类中又可分两组：

1.主语素和化石语素在意义上相关或相近的关系。就相近语素义之间的关系来说又分为并列关系和包含关系。

（1）并列关系。

例如：

①窗户：“窗”，本义指开在屋顶上的通光透气的洞口。“户”本义指门，此处作为化石语素意义已消失。

②干净：偏义于“净”。“干”指干燥，此处为化石语素。“净”本义为清洁、干净。

③世界：偏义于“界”，义为人间，世间。“世”本义为三十年，引申为时间。“界”义为边界、界限。

④舒服：身体或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偏义于“舒”，本义为伸展。“服”本义指用事、从事。

⑤诗歌：按照一定的音乐、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学体裁。偏义于“诗”。中国古代把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诗歌一般不配乐，不能唱。因而，“歌”义失落。

⑥步伐：指部队操练时脚步的大小、快慢；行走的步子。偏义于“步”。步，本义指步行，引申指两脚之间的距离。伐，本义指刺击、砍杀。蔡沈集传：“步，进趋也。伐，击刺也。”“步伐”开始作为词组结合在一起意义可能就是向前击刺，后来才慢慢演变为这个意义，成为偏义复词。

⑦死亡：一开始作为词组时意为“死”和“逃”两种情况，后来凝合成一个词之后，“亡”义失落，只有“死”义。再后来由于“亡”经常与“死”连用而沾染上了“死”的意义，成为“死”的同义词。甚至“亡”作为“死”义比“逃亡”更常用。但是这并不影响“死亡”是一个典型的偏义复词。

⑧宝贝：珍贵的东西。偏义于“宝”。“宝”本意指玉石、玉器的总称，后可引申为“珍贵的东西”。古代货币用贝，故“贝”可用来代指珍贵的东西。后来贝不再用作货币，其“珍贵的东西之意”名不副实。“贝”义失落。

⑨方便：便利、适宜。偏义于“便”。方便，原来是“方法”跟“便宜”的复合再压缩。现在“方”义失落，为化石语素。

⑩狐狸：一种狡猾的动物。偏义于“狐”。“狐”本义就指狐狸。“狸”本义指野猫。

此类还包括：国家、人物、质量、妻子、市井、数量、听见、人马、富裕、模样儿、羽毛、雾气、灯火等。

（2）包含关系。（即：一语素义范畴包含另一语素义）

例如：

①面目：面貌。指人的面貌，也可引申指人或抽象事物的面貌。偏义于“面”。“目”指眼睛，属面的一部分，在词中已成为化石语素。“面孔”亦是如此。

②舟楫：船只。偏义于“舟”。 “舟”的本义就是船，“楫”的本义船桨，是舟的一部分。后来，“楫”的意义失落，词中已无单单强调船桨之义。

③炮制：用中草药原料制成药物的过程；泛指编造、制订。偏义于“制”。“炮”是搁到锅里干焙，只是制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制”包含“炮”。

2.主语素和化石语素在意义上是相反的关系。

例如：

①睡觉：偏义于“睡”。 “睡”就是指睡觉。“觉”是指睡醒。两个语素是两个相反意义的语素，后来“觉”义慢慢脱落。

②动静：动作或说话人的声音：情况。偏义于“动”。两语素开始是作为词组出现，意义是两语素义相加。，演变成一个词后，意义有所偏向。

③痛快：舒畅、高兴；尽兴、爽快、直率。偏义于“快”。“痛”本义为疼痛。“快”本义是心气舒畅。

④消息：有关人或事物情况的报告；音信。偏义于“息”。消，指消减、低落。“息”指生长、繁育。

⑤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羽毛美丽。雄的叫“凤”，雌的叫“凰”从汉后妇女带凤冠，慢慢的人们印象中凤雌的，凰是雄的。现代“凤凰”多指女性，偏义于“凤”。

此类还有忘记、女儿等。

（二）临时性偏义复词。此类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是偏义复词，在另外的环境中不是偏义复词，是一般的并列复合词。类似于古代汉语偏义复词的临时性，但又有不同：此类词在语法上、语义上、语用上是完整的一个词，不能插入成分或拆开；作为偏义复合词时所偏语素是固定的；口语中更多得用为偏义复词。

例如：

①兄弟，在口语中偏义于“弟”如：这是我兄弟。有时是一般的并列复合词，其意义是两语素义的相加。

②褒贬：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社科院编）把它列为两个词，并在语音上作了区分：“贬”是轻声时，义为批评缺点、指责。此时为偏义复词。不是轻声时，意义为两语素义的相加。非偏义复词。

③恩怨、是非、得失、成败、利害等多在口语中用作偏义复词。

④好歹、甘苦：现代汉语词典释词时，其中的一个义项偏义于“歹、苦”用此义项时是偏义复词。

此类词处于向完全、典型偏义复词过渡的阶段。大多数词在口语中用为偏义复词，有些词甚至在词典中有了偏义义项，如：好歹、甘苦。更有甚者如“褒贬”作为偏义复词取得了自己独立合法的地位，并拥有了自己区别于作为一般并列复合词同形词的语音。至于这些词能否过渡为典型偏义复词，没有人能回答毕竟语言的发展受太多因素的制约。

二、现代汉语偏义复词的特点

现代汉语的偏义复词是由古代汉语的偏义复词演变而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古代汉语偏义复词都能发展为现代汉语的偏义复词。事实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历代递相袭用才最终发展为现代汉语偏义复词。另外一些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之后渐渐丧失了生存的能力而自行淘汰了，如：“风雨”“车马”等。有的虽未被淘汰，但也未成为典型的偏义复词，仍处于试用阶段如：“成败”“利害”等。因而，虽然现代汉语偏义复词是由古代汉语偏发展而来的，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各自的特点。古代汉语中偏义复词的特点是：（1）从结构上说不固定，语素可以颠倒，所偏义的语素时前时后。如：“异同”“长短”可以说成“同异”“短长”。（2）意义上不固定。古代汉语的偏义复词必须有明确的语境，才能确定其是否为偏义复词。对比研究古今偏义复词，我们发现现代汉语偏义复词有自己的特点：

（一）从数量上看，现代汉语偏义复词要少得多。我们可以试着探讨一下原因，苏新春在《汉语双音化的根据和动因》一文中提出：汉语表达功能的日益发展对汉语的词汇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在词语数量上，要求汉语词汇具有比较强的再生能力，能不断有效并轻松的产生出新词来表达从未停止增长步伐的词义。在词语的意义内容上，要求词义随着思维的成熟而成熟，随着个人认识的深入而深入，与汉民族认识主客观世界的概括化、抽象化的过程保持一致。在词语的表达效果上，要求词义表达清晰、明白、准确。但是古代汉语的很多偏义词不符合这几个方面的要求，特别是第三条。它们要求有明确的语境。

（二）现代汉语偏义复词结构上已基本定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成偏义复合词的两个语素结合得非常紧密，不容许随便拆开或随意添加什么成分；二是化石语素不再时前时后，而是固定的。如消息，偏义于“息”上，作为固定的词不能随便拆开或加入新的成分。

（三）现代汉语偏义复词运用的固定化和规范化。具体表现在：其一由两个语素凝固成一个复音合成词后，其意偏向的那个语素是固定的，不能随文而异，不受“观境为训”原则的制约。其二两语素随并列但是其中一个语素义已经消失，消失的语素在意义上不起作用，在构词上起陪衬作用。如国家的家，人物的物，质量的量等语素义已经消失。

现代汉语偏义复词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特殊的一类，它的形式上是十足的并列联合结构，一个语素成为化石语素，在意义上不起作用。这是与其他词相比最大的特点。鉴于这个特点，有人认为既然实际上只有一个语素在起作用，按照单纯词的定义，就可把这类词划归到单纯词的行列。我们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偏义复词和典型的单纯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偏义词中每一个字都可作为语素在其他词中起作用，有些还可作为词单独使用，两个字并不是一方离开另一方就不能存在的关系。如：“痛快”偏义在“快”，但是“痛”既可以在“疼痛”、“痛苦”等词中做语素，又可在“我今天头痛。”句中单独作词。“快”也可作为语素在“快乐”“愉快”中出现。而单纯词中的某一个字离开另一个字是不能存在的。比如“蝴蝶”中“蝴”离开了蝶是不能单独出现在句中的。鉴于这种差别，基于现代汉语偏义复词本来就是由并列词组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认为还是把此类词归于并列合成词更合理，人们在心理上也容易接受。

参考文献：

[1]余敏.化石语素[J].中国语文.1984（1）.

[2]邓细南.谈古今汉语偏义复词的不同特点 [J].漳州师专学报，1994，（3）.

第8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正由于“字”在中文表达和理解中强有力的核心作用,所以汉语的思维,从书面语的角度说,本质上是汉字的思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汉字下这样的文化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汪曾祺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更为入木三分地指出:“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饶宗颐进一步认定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苏美尔人(Sumerian,闪族人)在两河流域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他们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了城市,由氏族制度向文明时代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创造成为苏美尔文明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字最初的形态是图形文字。由于它产生于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时期,有的西方人认为它是汉字的源头。甚至发现它也是“先作纵书,后来九十度转为横书”。但就其图形本身而言,饶宗颐认为:“自然以之表达具体的东西较为容易,抽象观念则困难滋多。在乌鲁克时代①,若一涉及泥板上写刻大部分的神庙的有关经济记录,尤以羊牛的数目最为常见,表达的事物十分简单。它的显形文字发展未达规范化,远不像汉文的形声构造的齐整和严密”。更重要的是,苏美尔人的语言是黏着语,大部分是单音节,很少形态变化。“到了巴比仑人②接替了苏的字体时,继续发展这种音节系统,由于巴比仑人是屈折语系,需要在字的音节上来表示意义,不像苏人之为黏着(单音语),只有于‘字’上来取义,于是更增加了复杂性,因而需要多量的限定词(determination),而且每个符号不少为多音节符号”。显然,语言的特征决定了文字的走向。表意字对语言的控制,拼音文字“为语言所吞没”,划出了人类文字与文化类型的深刻界域。

第9篇：古代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轻动词理论 轻动词 核心词

一、引言

轻动词是Jesperson为概括英语“V+NP”结构中的“V”而提出的[1]。黄正德最早把轻动词理论引入汉语研究。黄正德在Larson的“VP―shell”理论[2]、Hale&Keyser的词汇关系结构假设[3]和Radford的轻动词类型[4]的基础上，从生成语义学的角度出发，对轻动词假说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扩展。黄正德认为，轻动词就是事态谓词，它不是空的，有其具体的语义内容，轻动词的语义内容可分为DO、OCCUR/BECOME、BE/HOLD、CAUSE四类。黄正德还指出，所有的动词都是各类轻动词的补足语：所有的行为动词都是谓词“做”（DO）的补足语，表示起始态的谓词内嵌于“发生”（OCCUR）或“变为”（BECOME）之下；状态动词内嵌于“是”（BE）或“保持”（HOLD）之下；使役结构则内嵌于“引起”（CAUSE）之下。轻动词不仅能促发核心动词移位，还能表达不同的语义。黄正德将这一理论体系运用到汉语研究中，发现英语中轻动词促发的核心词移位发生在词汇部分，而在汉语中则发生在句法部分。[7]

继黄正德之后，林宗宏、冯胜利等研究者运用轻动词理论分析了汉语中一些以往难以解释清楚的语法现象，如对“王冕死了父亲”的句法分析等。轻动词理论下的句法解析较有说服力，把学界经常解释、但又总引发争议的“老大难”议题剖析得极为透彻。因而，轻动词理论备受汉语研究者青睐，轻动词理论指导下的汉语研究成果颇丰。

本文主要考察近十年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状况，分析其中存在的争议和问题，并对未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作出展望。

二、轻动词理论下的h语研究状况

近十年来，运用轻动词理论的汉语研究结构类型多样。如：刘贤俊（2008）讨论了现代汉语中能用“名+名”形式进行句法命名的轻动词模式；黄正德（2008）以“他的老师当得好”为例，采用词义分解理论和动词核心移位的假定去解释由汉语句法结构与语义对应失称所造成的“伪定语”句式；沈力（2009）运用轻动词理论解释汉语存现句中的蒙受义句式；黄正德和柳娜（2014）运用轻动词理论对新兴非典型“被XX”结构进行研究；王姝（2015）运用轻动词理论探讨紧缩结构“V个X”的生成等。

另外，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李树珍（2012）运用轻动词理论研究了《世说新语》中的动宾关系，将研究范围由现代汉语扩展到古代汉语；朱秀兰和李巧兰（2007）在轻动词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语方言中的“V人”和“A人”这类“使感结构”进行重新审视，把轻动词理论引入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现象的研究中。

此外，还有关于轻动词的比较研究。Pei-Jung Kuo& Jen Ting（2007）指出了轻动词和重动词的区别；刘贤俊（2008）对比了汉英两种语言中用于句法命名的轻动词模式；Chu-Ren Huang&Jingxia Lin（2013）考察了大陆和台湾地区汉语普通话中多个轻动词共现的语序排列问题；Chu-Ren Huang等（2014）以语料库为基础，以5个典型轻动词为例，研究了轻动词在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中的不同变化的识别。

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比较零散、琐碎，往往是探讨某个结构或句式，所基于的轻动词理论不甚统一。刘亮（2015）打破了此研究惯例，运用轻动词理论系统地研究现代汉语，将汉语中的动词、动词短语和句式放在统一的轻动词理论框架下去研究，这不仅解决了理论基础不统一的问题，同时也根据汉语特点发展了轻动词理论体系，还证实了轻动词是从语义到句法构建动词和动词短语投射的核心实体，各种对结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操作都是围绕着轻动词来进行的。

三、目前研究所呈现出的三个议题

虽然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成果也反映出学者之间的争议。

（一）汉语词法有无轻动词

汉语词法有无轻动词，是轻动词理论引入汉语研究后学界出现的一大争议。有学者，如温宾利、邓思颖、沈力等，坚持轻动词的句法本质，不承认汉语词法中存在轻动词。

温宾利和程杰（2007）认为，当今句法理论中的轻动词概念过于泛化，轻动词的本质是纯句法的，轻动词作为“核心功能语类”，只包含在接口不可解读的形式特征，是一个纯句法的构件，不表达任何语义内容，选择“VP”作补语。温宾利和程杰的观点实际上是指轻动词无音无义，只在句法上起作用，词法层面无轻动词，即轻动词只是“功能语类”，不承担语义特征，是一个空的形式。邓思颖（2008）明确指出，轻动词属于功能词，只出现在汉语的句法层面而不出现在词法层面，不能进入词的内部结构，汉语词法中没有轻动词。沈力（2009）指出，任何词汇中的动词都不含有上位事件的谓语成分AFFECT，沈力由此意识到汉语中的动词内部不包含高层次的事件结构轻动词“V”。显然，沈力认为，轻动词不存在于汉语词法中。

黄正德、解正明、刘亮等学者根据汉语的特点以及深入的研究，认为汉语词法中是存在轻动词的。

黄正德（2008）指出，现代汉语的高度解析性使得核心词移位在构词的层次上几乎无用武之地；而古代汉语综合性强，核心词移位可以在构词层次上出现。轻动词的本质是促发核心词移位。由此，黄正德的观点就是，汉语词法中存在轻动词，即便只是存在于古代汉语中。解正明（2008）考察了轻动词理论对词典释义的影响，认为轻动词是汉语词库中的一种特殊词类，词典释义必须考虑轻动词的特殊性质。也就是说，词典所收录的词目中可能存在轻动词，而且这个轻动词对词目的正确释义具有重要作用，解正明承认汉语词法中存在轻动词。刘亮（2015）在研究现代汉语轻动词体系时，认为现代汉语动词内部是结构化并且可以分析的，词根、语义轻动词和句法轻动词三者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动词。同时，刘亮还指出，与其他语言不同，汉语的复合动词是在词汇概念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需遵循一定的限制，存在语义轻动词组合的最大范围。刘亮的说法相当明确，他认为现代汉语词法中是存在语义轻动词的。

单就理论层面而言，笔者认为两家观点各有可取之处。温宾利、邓思颖、沈力等学者的观点强调轻动词的句法本质，实际上是在维护轻动词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符合生成语法追求的普遍语言规则；黄正德、解正明、刘亮等学者的观点则是根据汉语研究的需要，对轻动词理论加以扩展和引申。从汉语研究的实际需要来看，笔者认为，黄正德、解正明、刘亮等学者的观点更为合适，即承认汉语词法中有轻动词。因为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要根据研究需要适当地发展理论。

（二）有形轻动词能否促发核心词移位

汪国胜和王俊（2011）指出，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使现代汉语离合词能以游离态呈现在汉语中，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使下层的核心动词得不到提升，离合词只能以合并形态出现在现代汉语中。他们还认为，离合词的游离态是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促发核心词移位的结果，离合词的合并态是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即有形轻动词）不能促发核心词移位的保留式。汪国胜和王俊不认可有形轻动词促发核心词移位的观点，而刘长庆（2007）则反之。

刘长庆（2007）考察了汉语中事态谓词性轻动词的基本特征，认为无论是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还是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都会发挥一定的隐性或显性的句法作用。他还指出，有形轻动词和无语音形式的轻动词都可以促发主要动词中心语移位，它们是事态谓词性轻动词的词汇拼出。

由此，笔者联想到一个问题：有形轻动词促发的移位是否与多个轻动词共现时的语序有关？刘长庆指出，“加以”“进行”等有形轻动词可以促发移位。这样，我们可以把“开始加以整顿”“开始进行比赛”这两个例子理解为是轻动词“加以”和“进行”促发动词“开始”移位的结果。Chu-Ren Huang&Jingxia Lin（2013）指出，“开始”也属于轻动词。那么，这两个例子也反映出了多个轻动词共现时的语序问题。由此可见，有形轻动词促发的移位与多个轻动词共现时的语序问题是有交集的。

回到有形轻动词能否促发核心词移位的争议上来。笔者认为，促发核心词移位的轻动词主要指的是无音轻动词。多个轻动词共现的组合在汉语中并不多见，所以有形轻动词促发核心词移位的现象相对较少。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有形轻动词能够促发核心词移位。

（三）轻动词促发的是否是核心动词移位

一个核心词移到另一个核心词的位置上，这就是句法学上轻动词促发的核心词移位。众多汉语研究者认为，由轻动词驱使的核心词移位，在汉语中比比皆是。[16]然而，王姝（2015）对此并不完全认同。

王姝（2015）曾对轻动词假设理论进行修改，认为隐性轻动词（王姝把带音轻动词称为显性轻动词，不带音轻动词称为隐性轻动词）缺少的只是一个语音形式（一个音节），而对这个语音形式所代表的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并无要求，这个特性被概括为轻动词语音需求唯一性。王姝还指出，汉语轻动词结构中的核心词位移叫作轻动词语音充填更为合适。从王姝的表达中可以体悟到：无音轻动词在结构中并不促发核心词移位，只是寻找一个语音形式来填补这个空白。

王姝的说法颇为新颖，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可惜的是，王姝只看到轻动词位置的语音充填，没有看到核心词位置的语音丧失。若将王姝的说法补充完整便是：轻动词语音充填和核心词语音丧失。在描述相同语法现象时，笔者认为，“轻动词促发核心词移位”的说法更加简洁明了。

以上争议，实质上是关于轻动词定义和性质的争议。基于学者们对这些争议的讨论，笔者概括出一些比较认同的轻动词性质：轻动词存在于汉语的词法和句法中；无音轻动词和有形轻动词都能够促发核心词移位；轻动词的本质是促发核心词移位。

四、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近十年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轻动词分类过于繁多复杂，另一个是学者们对轻动词理论所做的补充略显狭隘。

（一）轻动词分类过于繁多复杂

汉语中轻动词分类过于繁多复杂的原因在于：分类标准不统一。

1.基于轻动词纯句法本质的分类

温宾利和程杰（2007）认为，轻动词概念过于泛化，他们根据轻动词的纯句法本质，把广义轻动词分为轻动词“v”、元动词和助动词三类。元动词有一定的语义内容，助动词有自己独立的功能投射。在句法表达和推导中，元动词作为主动词在“V”处合并，轻动词“v”在成分统制“V”的位置合并，各类助动词也在成分统制“V”的位置合并。

温宾利和程杰提出的轻动词“v”相当于Kearns所谓的“真正的轻动词”（Kearns把轻动词分为真正的轻动词（TLV，true light verb）和模糊的动作动词（VAV，vague action verb）两类，其不同在于TLV是以动词为中心的）[27]。他们都是严格按照轻动词的句法本质定义轻动词、对轻动词进行分类的。

2.基于轻动词事件语义特点的分类

Pei-Jung Kuo&Jen Ting（2007）把汉语中的“进行”“加以”“给予”“予以”和“做”等一系列轻动词分成役使类（Make Group）与给予类（Give Group）。役使类轻动词有“进行”“做”等，给予类轻动词有“加以”“给予”和“予以”等。

黄正德（2008）结合Hale&Keyser的轻动词理论和词项分解法，将汉语轻动词分为使役类、所有格类、涉及事件量化的构式类、属格施事类四类。这与Radford把轻动词分为致使类、施事类、事件类三类相似，都是从轻动词的事件语义特点出发对轻动词作出的分类。

Pei-Jung Kuo&Jen Ting（2007）和黄正德（2008）定义的轻动词，实际上指的是温宾利和程杰（2007）定义的元动词，这类词能表达一定的语义内容，但在语义结构的饱和程度方面与普通实义动词有差别。

3.基于轻动词的外在形式和事件Z义特点双重考虑的分类

冯胜利（2005）根据轻动词的外在形式，将其分为不带音的轻动词或空动词（empty verb）、带音的轻动词（phonetically realized light verbs）两类。Chu-Ren Huang（1997）认为，轻动词是事态谓词。王慧兰和张克亮（2014）基于以上观点指出，轻动词涵盖有语音形式的显性轻动词、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轻动词和事件性谓词三类。

朱乐奇（2015）以动作、行为类动词结构为主，分析了轻动词在汉语中的表现和形态实现方式，提炼出CAUSE、DO、POBLIQUE三类轻动词。显然，这是根据轻动词的事件语义特点进行的分类。同时，朱乐奇又指出，汉语中的“V”可以实现为语义虚化的动词性词项（如“令、使、搞”等），也可能因为“V”至“v”的操作，表现为轻动词与主动词合二为一。这似乎又是说轻动词有无形和有形两种表现形式。

C上，朱乐奇（2015）关于轻动词的分类同王慧兰和张克亮（2014）的观点极为相近，都是从轻动词的外在形式和事件语义特点两方面考虑进行的分类。

轻动词看似繁多复杂的分类，其实反映的是轻动词定义和性质不统一、轻动词范围不确定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就会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

（二）某些学者对轻动词理论所做的补充略显狭隘

前文曾指出，王姝（2015）对轻动词假设理论进行了修改，提出轻动词语音需求唯一性，认为汉语中轻动词结构里的核心词位移叫作轻动词语音充填更为合适。笔者认为，这一理论补充并不合适。像上文所讲的那样，王姝只看到轻动词位置的语音充填，却没有看到核心词位置的语音丧失。将王姝的说法补充完整便是：轻动词的语音充填和核心词的语音丧失。没有体现出轻动词和核心词之间的位置关系。

另外，刘馨西（2009）在论述轻动词在汉语双宾句中的作用时指出，尽管轻动词没有语音形式，但是它在句法和语义上的作用都很关键，不仅可以承载取得义双宾句中领属权关系的转移，而且能够体现双宾句中的事件结构。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仅是以汉语为基础得出的，而轻动词理论的出发点是作为普遍语法规则。如果把这个结论归入轻动词理论体系，是极不合适的，应该采集更多的语言材料，通过对比研究去发现轻动词在双宾句中的普适性作用。

五、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展望

本文从研究状况、研究中呈现出的争议以及研究存在的问题三大方面，回顾了近十年来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情况。尽管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大有发展，但仍然有深入研究的空间。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依然比较零碎，系统研究只有刘亮（2015）对现代汉语轻动词体系的研究，而对古代汉语和方言中的轻动词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另外，可用轻动词理论研究的汉语语法现象还有很多，像“十个人吃一锅饭”“吃了他三个苹果”这类汉语语法老生常谈的句式、新近的流行说法“乒乓打哭对手，女排打哭观众”以及构式语法中所研究的一些结构等，都可以通过轻动词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目前，轻动词理论下的汉语研究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根据汉语的特点，尽可能地确立一个适合汉语研究的统一的轻动词概念，既不能狭隘，也不能泛化，并且努力解决目前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运用轻动词理论更加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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