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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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标准；风险控制；风险预警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经济运行的“调节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面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现实，我们应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全面、及时、动态地把握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水平、速度、规模、比例关系、结构和效益，并揭示其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及其发展规律，为政府制定社会保障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社会保障统计正是观察、研究社会对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及其它需要与应该获得帮助的社会成员，在一定时期内所提供物质保障的范围、内容、水平、规模、效益的状况以及发展的趋势、特点和规律，监督并检查各项有关政策与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分析社会保障对预防和治理社会问题的作用程度的重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构建和谐社会，改革目前的社会保障统计势在必行。

一、改革我国社会保障统计的迫切性

社会保障统计工作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其记述与反映社会情况的真实程度，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决策是否能够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此，尽快改革社会保障统计工作十分必要。

1、现行社会保障统计缺乏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社会保障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是针对我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以及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言的。据有关部门测算，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国仅养老保险基金一项在未来30年内平均每年就要短缺1000亿元。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与支付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及投资观念淡化，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以每年10％～15％的速度贬值。社会保障统计的发展应建立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减少因缺乏合理健全的投资结构、科学有效的收益和风险控制机制导致的社会保障基金亏损，以保证社会保障资源可以长期有效供给、维护社会公正、有人民积极参与、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2、现行社会保障统计指标遗漏项目较多、统计口径不可比。从我国的统计年鉴看，现有的指标有的按产业分类计算，有的按行业分类，有的又按地区分类，中外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在指标体系中有的单独列出，有的归人“其它”。这种极不统一的状况，给社会保障分析、预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应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完善和统一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的统计名称、计量单位、内容和核算范围。当前，由于多头管理，统计口径交叉重叠且有遗漏，即使将各主管部门的社会保障基金相加，也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我国社会保障的全貌。这给决策部门研究和制定计划带来许多困难，也难于进行国际比较。西方高福利国家如瑞典、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已占国民生产总值30％以上，一般发达国家均占10％～20％，而我国只占4％～5％，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障统计中遗漏的项目较多，统计口径不可比造成的。

3、现行社会保障统计信息采集单一、资源管理方式落后。受计划经济影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统计仍局限于收集部门内部信息，采用的是单一的统计报表方式。随着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常规统计报表制度存在的缺陷日益突出，如由于历经的环节过多，被人为因素干扰和加工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并且统计报表仅限于对客观数据的记录和统计，对社会保障主观评价方面的指标无能为力。此外，统计报表制度灵活性差，表式变动周期很长，所提供的数据资料常常不能满足需要。各级统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统计信息的逐级汇总上报工作，而对于与社会保障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没有建立相应的统计制度。目前，在国际上，信息管理已经发展到信息资源管理时代，而我国的信息管理还处于技术管理时期，即信息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社会应用时期。我国社会保障统计信息管理仍局限于统计资料的积累、统计报表的编制、统计图表的绘制方面，而统计定量分析、相关分析、预测分析仍然非常欠缺。

4、现行社会保障统计分析缺乏具有前瞻性的建议。目前，各级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机构撰写出来的统计分析报告基本上是将统计数字进行文字化表述，各种统计信息只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专业统计信息管理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或统计局)提供资料，而没有对本机构的统计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指数分析和统计预测。社会保障统计不能为机构内各职能部门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不能很好地为开展市场开发研究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更不能及时为领导层的决策提供服务。

一套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统计是研究社会保障的基础资料，是政府部门编制计划、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社会保障是进行改革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统计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显得尤为迫切。二、改革社会保障统计的具体措施

改革社会保障统计，维持必要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统计，其改革思路是：建立社会保障统计的风险控制预警机制，完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构建抽样调查与统计报表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保障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强化社会保障统计分析的职能。也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社会保障统计风险控制机制和预警机制。建立社会保障统计风险控制机制，应增加反映人口变动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影响的指标；加强对社会保障的定量系统研究，即把人口变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建立系统模型定量测算，进行风险控制。社会保障统计预警系统由警戒指标组成，可以设置征缴警界线、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警界线和社会稳定警戒线等指标。征缴警界线，即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占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比。企业社会保险费用占工资总额的百分比要有一定的限度，在欧洲一般认定警界线为24％，日本则认为是28％。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警界线，即社会保障费用占GDP的比重，国际社会一般认为是15％。社会稳定警戒线，即失业率，美国政府认为失业率的警界线不能超过5％，而我国的失业率以6％为警界线则较为合理。社会保障风险控制机制和预警机制相结合，可以监测社会保障的经济运行与波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长期有效的保障。

2、构建和谐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反映社会保障体系全貌，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应增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指标，包括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评价指标、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机构配置和运行状况的指标、社会保障实施效益指标、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统计指标等，共同反映各个领域中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工作的执行情况、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情况以及社会的和谐情况。

3、建立既与国际统计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统计标准体系。建立社会保障统计标准体系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避免统计内容交叉重复、杜绝数出多门、规范各项统计活动、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工作效率的重要保障。统计标准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统计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要按照有利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符合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促进统计信息处理和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借鉴国际社会保障统计，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统计标准的经验，加快对统计标准体系的研究、制订和完善。尤其对统计指标体系标准、统计分类标准、统计编码标准等应进一步细化，建立统计分类标准库、统计指标体系标准库、基本单位名录库、统计指标解释库、统计标准语言库等，逐步建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惯例，与国际统计相接轨的统计标准体系。

4、改革统计调查方法，推进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化建设。与统计报表制度相比，抽样调查不仅可节省人力、物力、时间及经费，而且由于相对减少了搜集报表资料的中间环节，还有利于消除统计误差和人为干扰现象。因此，推广社会保障统计的抽样调查技术，建立抽样调查与统计报表制度相结合的中国社会保障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是十分必要的。社会保障统计数据的采集、报送、汇总和分析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化。社会保障统计工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科学性，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化有利于对社会保障统计数据处理工作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有利于社会保障统计数据的开发利用和分析研究工作。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社会保障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社会保障统计信息工程建设，是改进社会保障统计工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第2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要与一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相关研究文献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国外早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保障税存在意义的研究，而当代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税这种筹资方式是否为最佳、社会保障税应达到何种程度为最佳以及如何对社会保障税进行改革以达到最佳等方面。现阶段，我国国内研究的重点为关于是否应该开征社会保障税、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条件是否成熟、开征以后税收制度应如何设计、相关制度应如何完善等问题。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研究

早期研究首先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过程。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认社会救济制度，而随后德国的历史学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保障税存在的基础和意义。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马克思(1885)则从社会必要扣除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设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总产品在分配前必须扣除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扩大生产的部分和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的必要扣除理论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确立了指导思想。

(二)当代对社会保障税的研究

第3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一、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税的产生与发展

根据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障司的定义，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是：“社会采取一系列保护性措施，以帮助人们度过由于失业、年老、疾病、生育、工伤而造成工资或收入损失的难关”。所谓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由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贴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最早是在19世纪由德国俾斯麦政府提出来的，当时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政策思想风靡德国，社会矛盾对立严重，政府不得不在采取高压政策的同时，实施一些改善劳工生活的社会保障政策。自1889年德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以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他们几乎包括所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通过什么方式来筹集资金，各国的做法不一样，社会保障筹资的具体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1.社会保障统筹缴费。即由雇主和雇员以缴费的形式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政府财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而是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和运营，所以它不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不足部分由财政补助。实行社会保障统筹缴费的国家一般保障项目都比较繁杂，且每一项目都有相对独立的一套缴费办法。如德国实行的就是这种筹资形式。

2.建立预算基金账户制。即将社会保障金融化，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具体办法是，将雇员的缴费和雇主为雇员的缴费存入个人账户，这笔款项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其所有权归雇员个人，政府仅有部分使用权和调剂权，因此，这种方法在性质上更接近商业保险。这种形式缴费较高，适用于人口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目前新加坡实行的就是这种办法。

3.开征社会保障税(SocialSecurityTax，也称社会保险税)。这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形式。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不仅保障项目简单明了，而且缴纳和支付均需遵循统一的章法即税法，社会保障税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为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征社会保障税与保障统筹缴费、预算基金账户制比较，更符合效率原则，具有更强的法律约束机制，更能体现公平原则，更具适应性。到目前为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50多个国家中，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甚至已经成为主体税种。

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1986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被称作劳动者的“安全网”、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经济社会运行的“减震器”。在此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企业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截至2007年3月底，我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963万人、16209万人、11193万人、10407万人和6632万人，分别比去年底增加了197万人、477万人、7万人、139万人和173万人，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现收现付制，实行统筹管理，企业出钱，国家管理，个人只出一小部分钱。在缴费制度上，它以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为计量基础，个人和企业按照规定的缴费率计算应缴纳的统筹费用，由企业代扣代缴。1998以来国家则将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加以建设，“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中之重。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法律依据。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障法》，所以我国现行社保资金的筹集方法是政出多门，主要采用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筹资比率的方式。而且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的缴费标准各异，费率差别悬殊，负担不均，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也无法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提供及时、足额的资金，影响了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

2.基金多头管理，营运效率低下。目前，我国实际参与社会保障管理的机构，除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之外，还有人事、民政、金融、卫生、计生、财政、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这种多头的分散管理，使不同部门职能交叉，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资金的统筹能力，极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社保基金的行政管理、投资营运与监管三位一体的模式，难以形成高效的营运机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各种违规问题屡屡发生，基金无法做到专款专用。

3.名义费率高，实际费率低，费基核定困难。目前，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是职工的工资总额，费率是20%。在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我国，劳动报酬工资化、货币化程度不高，统计工序繁杂，使得缴费工资总额往往小于统计工资总额及实际工资总额。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近期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就社会平均而言，职工工资外的工资性收入至少相当于工资收入的30%。这样，统计工资总额只占到实际工资总额的70%多，缩小了30%。另外，据专家推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缴费工资总额约为统计工资总额的90%。由此可见，缴费工资总额小于统计工资总额，更小于实际工资总额，两项合并，费基缩小了30%之多。若考虑实物收入，差距更大。费基缩小必然导致名义费率偏高，收缴困难。所以要使名义费率与实际费率一致，必须推进劳动报酬工资化、货币化的改革。

4.覆盖面过窄。根据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我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只是覆盖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而另外一些集体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员工和广大的农民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社会保障。

5.筹资方式不统一，不规范。目前的社保基金收缴方式各地很不一致，一部分省、市、区社保基金仍由社保机构负责收缴，另有19个省、市、区的社保基金由地方税务局负责收缴，但地方税务局只负责征收环节，既无权确定参保对象、核定征费基数，又无权对缴费基数的合理性进行核查，这种被动的征缴使地税部门的征收人员很难保证征缴行为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6.统筹层次低，缺乏互济性。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社保基金大都局限于地、市级统筹，还有不少尚停留在县(市)级统筹的层次上，只有少数地区实现了省级统筹，这种状况使社会保障的共济性受到限制，分散风险的能力也大大削弱。

7.征缴制度混乱，征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国务院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只是一个大框架，在征费率等方面未作具体规定，因此各省、市、区都制定了本地区具体的社会保险费征缴规定或办法，致使征缴制度比较混乱，再加上我国社保基金仍以“费”的方式征收，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约束，刚性不强，征收难度大，欠缴、逃费现象屡有发生，致使征费率不断下降，征收成本不断提高。

8.社保基金缺少有效监督，“空账”额度大，挤占挪用情况严重。按照规定，社保基金是群众“保命钱”，应存入银行或购买风险低的国债，或委托基金管理人投资于其他金融证券。不过，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尽管国家对非税收入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因为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不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一些地方、部门管理使用社保基金的随意性较大，转存、挪用甚至盲目投资房地产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保障基金缺少有效监督，去年曝光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便是一例。

三、我国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可行性研究

(一)社会保障“费”改“税”的理论依据

1.从本质上分析，社会保障资金与税收都来自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及社会总产品扣除原理时就提到，社会总产品在实行个人按劳分配之前，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社会总产品在进行个人按劳分配之前，还得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而设立的基金。”上述扣除中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就是社会保障，因此，从本质上说，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于剩余产品的价值，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税收的实质也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与社会保险费的性质相同。

2.从性质上分析，社会保障费也属于公共产品的“价格”。现代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公共产品是指区别于私人产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消费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物品或劳务。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市场无法有效地提高公共产品，需要政府通过征税方式为公共产品筹集资金，因此，税收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而社会保障属于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按受益程度可分为两类，一是受益可分型。即这些物品与劳务的受益对象可以明显地划分确定，如高等教育费；二是受益难分型。对受益难分型则要采用税收方式来弥补成本，这是由于无法准确地确定受益者受益的多少，因而无法向受益者收费。社会保障是社会实施的保证劳动者在遇到风险的情况下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共产品，对劳动者而言，风险是不确定的，受益也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属于受益难分型的公共产品，应采用税收形式弥补成本。

3.从特征上分析，社会保障费与税收具有相同性。社会保险费的收缴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具备一定条件的公民必须参加；具有固定性，缴费比例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法规规定；具有无偿性，不是即刻、直接的偿还，更不是等价的偿还。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部分地区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也实行了社会统筹。从1998年开始，一部分地区改革了养老保险费的征缴体制，由税务机关为社会保险机构代征保费，这使我国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征管力量。再加上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比上年增长14.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7%，职工工资的快速增长使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丰厚的税源。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老百姓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强，只有现在交纳了社会保障税，将来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才能排除将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所以老百姓更容易接受这种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专款专用”的社会保障税，从而使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目前，在世界上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50多个国家中，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开征了社会保障税，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保障税制和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良好的可行性。

四、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框架构想

(一)建立我国社会保障税制的基本原则

1.通盘考虑，分步实施的原则。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制表明，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制并非单一税种，而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税收体系，如德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就细分为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老年人关怀保险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可以划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若干个税目。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需要，成熟一个，开征一个，分期分批实行，最终形成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2.负担与受益相对应的原则。按照谁负担、谁受益、负担与受益相对应的原则，国内各类行政与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自由职业者均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税，不缴纳者不受益，缴纳项目、缴税数额的多少与受益项目及受益程度相对应。当然税法另有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

3.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即国家财政预算安排部分社会保障资金，其余由单位和个人以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共同负担，以单位负担为主。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则应完全由个人负担。

4.专款专用的原则。社会保障税的收支应建立专门的预算管理制度，以保证社会保障税收入能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对于收入大于支出的结余部分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用于直接或间接投资，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制的框架设想

1.纳税人。根据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的通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应包括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单位主要包括各类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非财政拨款)；个人主要包括上述企业的员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中方员工和自由职业者。对行政机关、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征收社会保障税，实质上是对财政的行政事业经费支出征税，无实际意义，但财政部门应为这些单位所承担的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列入预算支出，划拨给社会保障机构，同时这些单位的职工应认真履行由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鉴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较低、管理水平落后的现实情况，在农村可暂不开征社会保障税，采取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方式，待时机成熟时再逐步纳入。

2.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在开征之初不宜过于复杂，可以借鉴英国模式，将各类纳税义务人的全部工资收入作为课税对象，既简便又不会使征纳双方产生异议。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确定劳动报酬难度较大，根据社会保障税专款专用和负担与受益对应的原则，可以将他们取得的毛收入作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扣除减免照顾项目后的余额，即为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同时，可考虑在计算社会保障税税基时，把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予以抵扣，避免重复征税。

3.税目、税率。税目、税率的确定是整个社会保障税制框架设计中的核心。社会保障税税率通常有三种类型：一是单一比例税率；二是分项比例税率；三是全额累进税率。结合我国情况，为了便于管理，可以采用分项比例税率。对于税目的设置，应坚持通盘考虑、分步实施的原则，先设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项目，其他项目待时机成熟后开征。税率的确定既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个人的负担能力，是整个税制设计中的难点和重点。按照现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项目的缴费标准，三项合计，大概综合税率在20%～25%。其中，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承担17%～22%，职工个人承担3%左右。

4.减免税规定。对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障税，可根据各地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费标准合理确定起征点；单位负担的部分不设起征点。减免税项目必须严格控制，体现普遍征收的原则。

5.征收管理。社会保障税应有地方税务机关按月属地征收，税务机关征收后，先入地方金库，然后再将税款转作社会保障基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三)开征社会保障税的配套改革。

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出发，开征社会保障税，必须首先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1.必须尽快制订和出台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规范社会保障各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也是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法律依据。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法可明确参加社会保障的各主体在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与义务，把社会保障范围、基金筹集、托管运营和发放，以及国家对基金的保障与监督管理等从法律上进行规范，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确保社会保障税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社会保障法可以规定社会保障税收入的安排使用，做到有法可依，税务机关负责及时足额把社会保障税征收入库，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税的预算管理和资金安排与监管，满足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需要，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社会化发放工作。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法，鼓励商业性人保业务的开展，构造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2.改变社会保障收付模式，将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改变为部分积累以至完全积累模式，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设立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增大受益原则的透明度，确保资金筹集与运用管理的规范性、合理性与公正性。

第4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资金问题是建立社会保障的关键问题，在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保障中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资金筹资问题。目前，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原则是，个人缴费为主、集体为辅、政府给予适当补贴。这种原则不符合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实际，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不可能成为缴费的主体。如三江源地区，大多数移民没有生产收入，主要靠补助生活，在此情况下，让移民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是不现实的。另外，水库移民中把业主、政府、移民自身作为供款方的做法，也不适用三江源生态移民。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提供的是社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无法确定具体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收益方法。因此，在选择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模式，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出资原则。一方面，国家财政专项拨款，保证移民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根据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收益地区的情况，长江、黄河等流域的补偿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同时，按照社会保障缴费共担的原则，生态移民也要相应承担一部分资金。总之，要形成“政府出大头，下游直接受益区出小头，移民承担一小部分”的多方筹集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基金的格局。此外借助社会力量，通过发行彩票，组织捐赠，义演活动以及建立互助基金、扶贫基金等途径拓宽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

2.逐步把三江源移民群众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纳入移入区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为促进生态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和，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保障要纳入当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既可以减少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又能够保证规范化的管理和安全的资金运作。此外，生态移民社会保障资金进入当地社会保障资金统筹范围，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风险共担作用，保证生态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的真正落实。政府作为移民工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应担负起移民社会保障的监管责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设立生态移民社会保障处，对全国生态移民社会保障统一领导。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实行分散管理，由地方政府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移民安置实施机构具体管理，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保证工作高效灵活。生态移民相关各地方应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从事包括受保人资格的审查、保险费标准的确定、调整和征收以及为移民提供社会保障咨询等工作。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移民社会保障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尤其是对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营运进行严格的监督。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依法通过购买国债或金融债券等方式实现资金的增值。

3.制定各项支撑三江源移民群众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

在统筹考虑生态移民就业和社会保险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一是制定“就业优先”政策。根据三江源生态移民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以及他们目前或将要面临的生活困难，对他们在迁入区的就业要实行“优先”政策。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对为三江源社会保障提供资金的各类企业实行财政扶植和减免税政策等。三是信贷政策。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兴办社区群众性的互助储金会，将其作为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开放社会保障基金的专项有偿贷款；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储蓄给予优惠利率，对社会保障企业给予无息或低息的贷款扶持等。四是“草场换保障”。在搬迁前，移民社会保障都是以草场为依托的。搬迁后，随着草场的失去，以前草场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应该制定有关政策，为生态移民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五是户籍政策。生态移民虽然大多已搬迁到城市和城镇附近，但是他们在户籍上还不是城市或城镇居民，他们的身份依然是牧区牧民，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生态移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必须改革牧区现有的户籍制度，改变生态移民身份，为生态移民的社会保障和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创造条件。

4.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使移民群众社会保障有法可依

第5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关键词]商业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新型福利国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强调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要实现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在内的十八个总体目标。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分析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对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真正形成一定的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市场经济机制开始引入中国时，利益机制迅速渗透到国有企业，它在带来企业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企业之间由于经济效益和职工人口结构不同而出现负担过重或过轻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于是客观上便出现了企业劳动保险社会化的改革要求，但由于受当时国家财力方面的限制，在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分担问题上，重心主要放在多渠道筹资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改革的关注力很快转向了收支平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积累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形成，加入WTO后，加快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步伐，加速了中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健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问题被列入到重要议事日程，并成为理论界、媒体和企业阶层高度关注和争论不休的热点，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到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保障架构体系初步形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弥补市场缺陷、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以后，当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普遍开始陷入“囚徒困境”，面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

(一)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新的进展，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晴雨表”、“助推器”和“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1994年起推行的国家大中型企业改革为例，当时，国务院推出1013家大中型企业进行国企改革试点，同时，地方各省、市政府也推出了2500多家国企改革，计划3年结束，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改革进程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等措施相对滞后。

21世纪初，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描绘的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无一不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息息相关，当前的社会保障现实却不尽如人意，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不仅占中国人口2／3还多的农业人口基本上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连国企职工、城镇居民的养老统筹、医疗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解决，统筹层次低，统筹收支不平衡，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与调剂范围狭窄，企业负担过重，社会化管理环节薄弱，保障基金的监管能力不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现阶段还停滞于社会保障的技术性环节，未有效形成应有的理论指导与实践体系，社会保障的长远规划有待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步伐，社会保障体制如何迎头跟上，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要不要实行大而全的全国统筹制度?商业保险应当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补充等重大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各项社会保障的改革措施仍在试点与探索过程中缓慢前进。

(三)社会保障结构体系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不能适应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

1.过分依赖个别部门的社会保障能力，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保障功能未能得到综合发挥和充分利用，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化程度日益拉大，上亿农民工的保障和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还没来得及考虑，又面临着大量下岗职工、城镇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压力，迅速增长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风险，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状况不容乐观，从1998年开始，社会统筹账户连续出现收不抵支，迫使政府财政从后台走向前台；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部门、行业乃至企业的自保功能锐减，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特别是对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大功能和作用没有被很好地利用，社会保险部门与商业保险的联动功能和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在发生磨擦，争市场、争客源现象时有发生。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显失公平现象和非法制化因素依然存在，在部分省份还比较严重。突出表现为，一方面，统筹资金受区域划界影响，省与省之间不能实现优势互补，而是各自为保，在一些省份，甚至在市、县之间，都出现互不相剂情况，城镇差、地域差矛盾不但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相反还拉大了省与省，市与市之间在大量流动人口资金转移方面存在的矛盾，严重影响到社会统筹的功能和效率；另一方面，正由于覆盖面和统筹调剂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使现行的社会保险费率明显偏高，造成企业和个人支付压力特别是国有企业支付压力过重，客观上造成企业竞争上的不公平；在农村，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乡村保障体系如合作医疗等已被废除，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日趋恶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1998年以后也基本中断；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相对滞后，管理成本急增，管理效能下降，致使许多改革措施难于得到有效实施。

3.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保险部门负荷太重，一方面，全国仅有的不足10万人的社保队伍面对上亿保障对象，无论在收费层面，还是在支付环节，管理手段、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都亟待提升。但如果扩充队伍，又面临增大成本的重负压力；另一方面，由于项目繁杂，收支方面又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为数不少的欺保、骗保和逃保等现象，迫使社保部门不得不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化解矛盾和问题。同时，由于在保障基金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浪费现象亦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现行制度的正常运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在制度设计上出现的偏差及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形成了目前社保基金巨大历史债务的压力问题。

二、重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市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劳动力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增多，一国之间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增速，个人游离于企业、企业特别是民私营企业游离于国家的现象大量存在，带有中国特色的亿万农民工流动问题最为突出；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调整和变化，进一步带动了社会行为主体作用和地位的变化；重构充分考虑现实市场条件和制度基础的、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适合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有助于推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着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福利国家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学习、甄别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成功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我们中长期的奋斗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勾画好新型福利国家的宏伟蓝图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下大力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当前工作，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社会保障利益问题，又要提前做好远景规划，让广大人民群众能憧憬到未来美好的社会保障。

(二)商业保险应当而且可以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积极作用

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发挥其应有的强大的保险保障功能，对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商业保险天然的社会属性和保障功能，决定了它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当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商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就其属性和功能看，其触角渗透到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是稳定的“晴雨表”、安全的“稳定器”、发展的“助推器”，它与社会保险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通过保险制度的安排，应用大数法则和概率原理，集合多数经济单位，建立雄厚的保险基金，对约定的灾害事故或意外损失给予经济补偿，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来普及的投连、分红型寿险产品，有很好的“积谷防饥”功效；其次，通过其资金融通功能，一方面为国家经济建设筹措大量可用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资金运用手段，达到升值增值的目的，从而强化保险社会保障功能；第三，是应用其责无旁贷的社会管理功能，参与到社会安全管理、社会救助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各个环节，为国家经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服务。

2.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一是合同的保障性。它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可以避免政策变动或政府行为的干扰，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法律约束力，有利于约束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人为失误和有失公允；有利于化解政府与企业乃至与个人的纠纷和矛盾，解除保障对象对长期有效性的疑虑。二是商业保险覆盖领域广阔，网络架构遍及全国各地乃至乡村；商业保险公司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管理手段和管理能力较强，实力雄厚，基础比较扎实，具有充分的拓展能力，特别是强大的再保险支持系统，是任何保障部门或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三是商业保险有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专业化队伍，180多万保险从业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保险事业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投身于中国的保险事业，保险队伍将不断发展壮大。四是以自愿投保为前提的展业宣传模式容易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可以减少大量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和争执，有助于提升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要具有的对国家、对社会应有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堵截或避免出现赖汉思想和行为。五是通过大量补偿案例的传播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普及和提升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保险保障意识。六是商业保险在投保和支付等方面，不受居民身份、农民身份；集体身份、国有身份；在岗与不在岗等方面的差异限制，可以将社会保险中最复杂最难解决的人口流动矛盾简单化。七是商业保险的费率杠杆功能有助于克服“劫富济贫”或“劫贫济富”的矛盾，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八是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为政府和被保障对象提供了多途径的选择平台，有助于尽可能满足被保障对象对最基本层面的保险保障需求；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服务水准和管理能力。

3.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为核心，国家相关部委(如民政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等)、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以及企业和个人相补充的多元化社会保障结构体系。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资源分散和人员散居比较明显的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底子仍然较薄以及社会保障意识还较淡薄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不应也不可能仅通过某种统一的途径来解决社会保险甚至社会保障的所有问题，回顾我国社会保障的历史发展现状不难看出，无论是起初的“企业自保”还是”98年以后由专门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统一筹划，均很难从长远和根本的层面解决问题，更难适应我国多元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当在社会保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充分调动和发挥国家相关部委、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积极性和资源优势，应当允许和支持有条件的部门、行业、地方政府乃至企业在自主选择投保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只要是有利于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减轻社会保障压力的，都应当给予包括税收政策的支持。德国著名经济学者艾哈德在谈到社会保障制度时曾经指出：为了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经济发展就像做蛋糕，最好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将着眼点放在增加新财富上，而不是如何分割现有财富，出路在于乘法而不是除法。绝对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是不现实的，在国家财力仍然非常有限的人口大国，短期内就希望能将整个社会保障问题统揽起来的做法也不切合实际。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就应当将整个社会保障资源动员起来，在政策与制度设计上，形成以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为双重核心，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责的良性互动机制，重视个人保障，既是国家的责任，同时也应当是企业和个人的责任，任何过分强调“企业人”或“社会人”的说法都不妥当。

现有社会保障机关的主要职能，应当更多地放在宏观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上，同时加强对政策与制度执行的监督；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综合素质提高等方面；社会保险中心在集中精力办好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相关医疗保险等的基础上，关注的人群应当集中在公民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遭遇各种不可预见风险、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保险层面；商业保险应当进一步明确职责和任务，强化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其它职能机构和部门应当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想方设法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构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应当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和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各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努力构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障途径多渠道，资金来源多层次，设计科学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社会化，公平制度化，权责清晰，务实高效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三、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定位

(一)主要任务

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保险业发展，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推进公共服务创新”的要求，努力在保险产品的设计、保险服务手段的提升、保险网络的安排以及扩大保险覆盖层面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对保险保障的需求，为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目标定位

一是坚持商业化经营原则，运用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和手段，按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积极开展保险业务，不断提高保险的风险防范能力和风险保障实力，防止出现越位或错位。

二是坚持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原则，正确处理好保险与保障、近期与长远、责任与利益的相互关系，以服从、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为己任，加强与社会保障机构的合作、沟通和联系，始终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三是坚持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政策思路，积极参与和支持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构进程，找准商业保险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位置，加强诚信建设，拓宽服务领域，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保险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事业服务。

四、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依据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进一步深入，加速了中国社会保障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纵观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正艰难而又积极地从低层次发展向中、高层次发展的社会演进，其走向表现为从一个看似合理而实际并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向看似不合理但总体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发展。

2.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单一的社会保险模式已越来越受到来自内外部因素的挑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社会统筹收不抵支问题，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之间在保险基金的征收和支出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博弈问题，上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广大农村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老龄化问题等已逐渐显现，如果仅仅试图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扩大社会保险统筹覆盖面，提高保险费征收水平甚至降低支付标准，或通过延长申领时间等方法来解决问题，必然会加剧矛盾，事倍功半。其根本出路应当是通过国家宏观推动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方式去加以解决和克服。商业保险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可以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完善的进程。

3.社会保障是一个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需要一个全民共同参与的过程，因此，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去解决现实问题，远要比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去解决要科学，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借鉴，如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当是解决当前农民就医难问题的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好办法，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建立更多的农村合作医疗机构，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险、责任保险、医疗保险等和农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大有可为。

4.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政府与企业和个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因此，能否抓住当前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树立全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将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能否深化并获得成功的关键。

(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措施

1.重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必然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及时加以解决，因此，建议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牵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保监会、财政部、民政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社会保障改革与创新协调小组，定期召开协调会议，沟通信息，研究和解决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第6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主体就是指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初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构成的团体，这一单位意识到了一些目前暂时不能获得的收益，只要能改变制度安排的结构，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帮助初级行动集团获取收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变迁。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次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集团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益，初级行动集团虽然不创造收益，但是，参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划分并考察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帮助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主体的分析。我们要注重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

（二）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是指，目前，我国现实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基础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就是指基础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国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并影响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的构成及变迁，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我国宪法和法律结构至关重要。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相比，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也是可以变迁的，所不同的只是变迁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安排”的含义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义。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体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设计和安排。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决定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反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从比较静态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新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有两个：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新制度安排为覆盖群体提供利益时，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指虽然新制度安排损害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准确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准确含义，同时，把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准确把握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边际调整过程，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制度创新也会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目前，缺乏适宜的初级行动团体是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一）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对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会缺乏普遍的拥军爱军的主流意识，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因此，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转换指导思想，确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新理念

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对军人所承担的额外义务进行特别补偿是现行军人特别保障的立法根据，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军人社会保障对军人应该如何激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我国军人保障的指导思想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牺牲奉献，轻优待激励”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只强调对军人设置义务，忽略了对军人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忽略了应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立体的激励和保护，在保护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偏差和错位。由于军人特别保障强调“牺牲和奉献”忽略“优待和激励”的制度设计没有回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根本担负不了保护军人的重任，它已经和正在给军人造成制度性的伤害。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转换军人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确立军人激励的新理念，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军人职业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特点和规律，对军人实行科学激励；

（2）充分挖掘“保障”的内涵，对军人实行全面立体保护；

（3）顾及军人的私权性质，对军人实行官方和民间双重保障；

（4）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保障激励思想，完善保障激励范围和保障激励内容。

第7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对策

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传统就业(或正规就业)而言的，主要是指私营、个体经济中等非正规部门的各种就业门类和企事业单位等正规部门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等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被称为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海绵”和“蓄水池”，已逐步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和部分专家的认同。笔者从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健全角度，分析发展、促进我国非正规就业的主要对策。

一、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因为非正规就业是一种劳动关系不稳定的、短期性的、季节性的、临时性的就业形式，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就业具有非长期性，收人缺乏连续性，因此，非正规就业劳动者面临的生活风险远远大于正规就业者。面对高度市场化引起的高风险，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干非正规就业者来说，其社会保障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1.社会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存在明显的歧视性。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社会各界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仍徘徊的“正规”之外，部分人尤其是下岗人员心理预期偏高，选择就业岗位重正规、固定就业，轻非正规、弹性就业，对收人期望值较高;现行的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没有明确的界定，使非正规就业缺乏法律地位的保障。

2.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与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需要严重不适应。我国现行的各项社会保险在计费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据正规就业的情况而设计的，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不适应于非正规就业的情况和特点，从事非正规的人员普遍没有社会保险。例如，由于劳动关系和收人水平的不确定性，雇主和非正规就业者很难按照工资总额分别交纳各种社保费用;正规就业状态下的“续保”、缴费年限连续计算以及缴费责任等规定在非正规就业状态下几乎全不适用。这种情况不仅给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难以同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并放心大胆地进人非正规部门就业，而且给社会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3.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工资报酬达不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克扣工资情况严重;工时大大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而且也领不到加班加点费;劳动和安全卫生条件恶劣;被随意解雇;常常受到老板的污辱甚至打骂，人格尊严得不到维护，等等。上述情况使非正规就业者的处境更加恶劣，他们为了谋生，只得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4、缺乏针对和适应非正规就业的法律规范。目前，劳动法律明显不适应非正规就业情况的有以下几个方面:按月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适应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关于工时的规定一是太死，二是标淮太高;用人单位雇用人员时“必须签汀书面合同”的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实际情况;有关社会保险的制度基本上不适应灵活就业的特点。

以上原因带来的必然后果是:(1)劳动力一旦从正规就业转人非正规就业，就失去正规就业者享有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使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加大，导致劳动力滞留在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从而使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出现失业;(2)社会保障的偏向性使非正规就业者权益受损，使其均衡工资可以远远降至正规就业者工资之下;(3)造成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出现扭曲状态。

综上所述，相对正规就业而言，非正规就业风险很大，却很难得到社会保障体制的保护，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体制对策建议

1.确定非正规就业的法律地位，为非正规就业提供社会认知上的地位保障。正式承认并提升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社会地位，对于进一步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制定专门的法规或行政规章，对非正规就业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确定非正规就业的法律地位，如在专门的法规或行政规章中重新界定“就业”的涵义。

2.以促进就业为目标，重构失业保障体系。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失业风险远远大于正规就业，而且其频繁的工作变动决定了非正规就业者必须及时进行人力资本更新以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在构建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以促进就业为重要原则，以积极的培训和就业服务为核心，通过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来增强其就业能力，从而防范失业风险。首先，应当设立相对独立的失业保障管理部门。许多国有企业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但实施再就业措施的企业管理职能十分分散，对市场需求反映极不灵敏，结果既造成耗费了大量资金，实施效果又远不尽如人意，使下岗职工再就业比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为了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可以将分散在各个企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从企业内部分离出来，进行集中并重新整合，将其设为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中的一个独立机构，并设立市、区、街道三级分支机构，专门负责非正规就业与失业的管理工作。其次，在资金供给方面，可通过盘活一定的国有资产获得的资金并从财政预算中划人一定比例资金建立“非正规就业基金”，专门用于促进非正规就业。

3、进一步规范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针对非正规就业的实际，修订相应劳动关系调整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解除和终止、社会保险缴纳、工伤处理等方面的行为，以适应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变化的需要。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在深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及时进行用工政策的咨询和指导，如协助做好劳务派遣协议的制定和签订，认真把好劳动合同鉴证等，从源头规范多种用工形式的管理。

4.进一步规范用工制度，保障非正规就业者合法权益。劳动保障部门应制定适应非正规就业的法律规范.颁布非正规就业用工的有关法规，对用工时间、最低工资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如在实行以月为单位计算的最低工资的基础上，制定最低小时工资等，力争减少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实现。加大对非正规就业人员侵权行为的监察和处罚力度，尽量使非正规就业人员享有与全日制就业人员同等的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者认可非正规就业方式。:

第8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一、我国失地农民规模和社会保障现状

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8.27亿亩，全年耕地净减少460.2万亩。按照—全国平均减少耕地620万亩和全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89亩计算，“十一五”规划期间将新增失地农民1640万，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超过4000万。—2030年的25年间全国占用耕地将突破670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将超过3545万[1]。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除少数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以外，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已经建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而言，由于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就业安置不到位，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结合长寿区的情况，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不到位

目前各地征用土地的补偿只是对失地农民的现象性补助。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一个失地农业人口的费用为上述标准的四至六倍，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土地征用补偿费在经过乡（镇）提留、村社留存后，剩余部分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农户。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在2万—3万之间，中西部地区更少一些。这样的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土地的增值价值。对失地农民而言，补偿水平过低，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只能够农民维持2—3年时间，之后生活难以为继。

（二）就业安置缺乏，就业问题突出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在国有企业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为失地农民在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岗位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甚至不可能，同时受城市下岗职工和外来打工者的冲击，城市中的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失地农民寻找就业岗位越来越难。加之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角色和技能的转化，择业渠道更为受限，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突出。

（三）社会保障缺乏，生活水平下降

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我国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一次性货币化安置。这样虽然极大地减轻了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的压力，失地农民基于眼前利益也易于接受，但事实上，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地后的长远生计问题。土地是农民最稳定、最安全的就业岗位，失地后他们昔日所熟悉的农业生产技能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过程中，又无法与城镇中其他就业群体竞争。待征地补偿费“坐吃山空”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2942户失地农民所作的情况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人均年纯收入2765元，失去土地后人均年纯收入为2739元，约下降了1％。从各地的情况来看，43％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11％的农户持平，46％的农户纯收入下降。[2]在重庆市长寿区，以前的征地中，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也存在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四）医疗保障被边缘化

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不少地方农民就医难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而失地农民在被转化为城市居民后，多数人不再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优惠政策，而城市中的医疗保险体系又大多未延伸到失地农民，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后又失医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被严重边缘化。他们所得的数万元征地补偿费，除了维持基本生活，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往往由于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让一位失地农民跨入城市贫民的行列。

（五）土地补偿费管理混乱

虽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费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土地入股分红、养老保险以及留用地等操作性不强，矛盾多，难度大，因此政府部门和用地单位都较为倾向于一次性的货币安置。但有些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经济实力不足，资金落实到位难，不得已给农民“打白条”，造成对农民征地补偿费的长期拖欠，致使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不断。同时，现行土地补偿费产权不明，管理混乱，许多村组领到征地补偿费后乱上项目，导致巨额集体财产流失，最终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六）子女上学受影响

子女的未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最牵挂的大事，因此也成了失地农民最大的心头之痛。在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中，他们凭借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供子女上小学、初中尚可，但上高中和大学便力不从心了。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失地农民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分析

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形成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经济发展中一些体制性的

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城乡二元割据体制影响的延伸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不平等的待遇和严格的界限。由于这一体制的存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让农民付出了6000—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又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拿走了约2万亿元的资金，形成新时期更为严重的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剪刀差”。[3]所以说，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下“三农问题”的延伸。

（二）是市场机制下不合理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划拨除外）及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该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而实际上他们在土地被征用后却没有得到这些财富。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总体趋势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县乡政府所占比重却逐渐下降。仅有的几个大税种如消费税的100％、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60％都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留归县乡政府大都是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县乡政府财权小了，而事权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乡政府普遍成了“吃财政饭”，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或确保重点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更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来充实其“钱袋子”，有的甚至把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第二财政”，而对随之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力顾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四）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

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曲解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方针，急功近利，最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以发展城市为名，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大搞开发区、工业园，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零地价把土地送给投资者，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由于政府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存在过分看重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忽视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大量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用来进行工业开发，从而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产生。

（五）征地监管机制的弱化

其表现在：一是违规征地屡禁不止。据媒体报道，元月至五月份，国土资源系统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却比同期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达50％，有的甚至达90％以上。[4]这些现状已对国家土地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查处不力。目前我国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绝大多数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而对这些案件的查处，多是责成检讨、补办手续做善后手续，最终使违法征地“合法化”。过轻的处罚力度，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的责任者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浪费。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村级组织在征地补偿费分配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等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这也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

（六）有关征用土地的法制不健全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是指集体所有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一征收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用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质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征用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七）失地农民整体素质上的弱势

对失地农民来说，充分就业是他们最积极、最稳妥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投入等方面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当农村一代的中小学生相继成长为青壮年农民时，和城镇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整体素质无疑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上城镇中各类就业岗位劳动力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下岗工人等对就业岗位的强烈要求，最终使失地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在寻找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思考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居有住房、就业有岗、社保有份，真正成为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这不仅是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针对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形成的原因，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

在征地补偿内容上，除了补偿土地价值、劳动力安置、青苗损失及地面附着物外，还要增加农民在30年内土地正常收益损失、土地的潜在收益损失、相邻土地的损害、土地增值的价格损失，以及农民因失去土地的各项间接损失等项目[5]。即使按现行补偿内容进行补偿，也应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标准，提高补偿标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在最近两年的桃花新区征地补偿中，按征地人口每人60000---80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货币补偿。提高补偿标准，可以确保农民失去土地有能力再创业、再就业。

（二）建

立健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事实表明，低水平的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容易导致失地农民今后生活无保障，容易在农村社会产生新的贫困阶层，不利于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因此，对于土地被全部或大部分征用的失地农民，应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应主要从征地补偿费、土地出让增值提成中列支。同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坚持“分年龄、多层次、全覆盖”原则。比如杭州市规定，对征地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货币安置；对征地时在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的，给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给予参加杭州市政府规定的“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简称“双低”）基本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50—60周岁的妇女或者又不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双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建立基本生活补助制度。[6]总之，长寿区应积极借鉴外地有益的经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将对社会稳定和促进失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在我国农村，由于生产力普遍较低，经济水平整体较差，农民面临养老、疾病和贫困的巨大风险。医学的进步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居民健康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大幅度攀升，致使农村医疗风险凸显，因病致贫已成为人们重返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风险还对生活质量造成冲击。因此，医疗保障也应该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以失地农民自愿缴纳为主，政府、征地主体、村集体三者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社区失地农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总之，解决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参与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重视失地农民安居工程建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住房问题

房屋和土地是农民一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当失地农民在失地同时又失去房屋的情况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了穷的只剩下兜里“卖地钱”的无业游民了。有的地方虽然为失地农民建造了安居房，却因楼房价格偏高，远远地超出了失地农民的购买能力，少有人问津。在现阶段，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修建针对失地农民的定向安置房，同时房价要控制在失地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例如，重庆市长寿区为化工园区、晏家工业园区、新重钢工业园区三个园区被征地农民修建了定向安置房，—建成的定向安置房房价在500元∕平方米左右，同时在修房、分房的过程中邀请公证处介入，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搞好失地农民的安居工程，不仅是保障失地又失房屋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是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民心工程。

（五）不断完善就业优惠政策，把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落到实处

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促使他们由农村居民尽快转型为城镇居民，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为此，各级政府应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放宽失地农民就业扶持政策。对于因政府行为而失地的农民，应一律将其纳入城镇社区管理和就业范围；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在税收减免、贷款、场地等方面给予其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扶持政策。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安置失地农民就业。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开发准入门槛低、适合农民就业公益性或生产性岗位；加快市场建设步伐，为更多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创造条件；对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应给予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安排失地农民就业数量与用地单位用地规模相挂钩制度；对“零就业”的失地农户采取特别措施重点给予照顾。三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搞好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治本措施之一。在培训费用方面，应全部由当地财政列支；在具体技能培训方面，应通过订单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为主，面向县、乡、村三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青壮年农民的转岗就业能力，促使失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四是完善失地农民基本情况信息库，开展求职意向调查，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有效价值的就业信息，免费为他们提供中介服务，在闲散劳动力较多的地方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介绍，积极组织劳务输出；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和网络，为实现失地农民充分就业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六）对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一样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在征地过程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司法救济所需要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无法体现，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因此，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平等地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比如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7]使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七）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把党和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有三大诱因：一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吃饭财政”，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地生财，再去搞城市建设；二是搞农业富不了，要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发展经济，一些地方官员共同的选择就是牺牲农地搞工业；三是gdp等经济指标是各级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把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与规范政府部门行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面落实党对失地农民优惠政策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围，把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全面而稳妥的解决。

第9篇：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合作医疗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定义

农村社会保障是指以地方政府为主，以基层社区为依托，由国家、社区、公民群体及个人合作兴办，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和个人消费支出集中资金，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向农村社会成员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者、遭受自然灾害者、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者提供物质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需要，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

二、现阶段我国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现阶段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通过对没有生活来源者、贫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工作岗位之后的劳动者给予救助，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消除其不安全感、来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民经常面临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很可能就导致农民家庭生活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因而，现阶段大力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村社会的一道重要防线。

（二）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全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与竞争机制相联系，使社会成员间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均等。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社会保障的各项措施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缓和社会矛盾。

（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手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竞争必然会使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劳动岗位，从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或减少收入而陷入生存危机。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使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农民不再因生计问题而去破坏森林植被，围湖造田，从而会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同时，通过社会各方面筹措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投资于农业生产，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的矛盾，对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四）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被征地农民人数越来越多，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纯农户逐渐减少，农民分化加剧，人口流动增强，新型劳动力就业市场逐步形成。这就要求社会保障制度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不但要求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接纳进城农民工，而且也要求尽快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且随时接纳返乡农民工的转保。因此，加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五）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中国人口政策的持续实施

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使农民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基本生活没有了保障，就迫使他们通过多生孩子来强化家庭保障。

三、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一）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形式单一，水平低，覆盖面小，社会化程度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我国有80%的居民住在农村，但农村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的边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之外，而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2004年已达3.21/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2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分别占全体居民的18.3%、10.7%和13%，还没有达到国际上20%的最低标准。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打破传统农村集体、家庭和土地等故有的保障形式空间，使得农村公共福利事业发展缺乏主体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只进行适当投入，大部分主要依靠集体和家庭投入，土地作为稳定性高的一种保障手段得到充分利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集体、家庭和土地等传统保障手段的功能受到大大的削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增多，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弱化。再者，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开始增加，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大量外出，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向，土地相对收入不断下降，土地保障功能也趋于下降。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更加重了农村的养老保障任务。

（三）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管理不完善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和监督体系。从管理机构上看，突出表现为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等。

四、我国实施农村社会保障的对策

（一）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并监督其执行，建立、完善和管理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承担最后的财务责任。政府之所以要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物品属性，同时，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失灵、政府权威及其强制力所带来的管理上的成本收益优势以及政府的最终财政责任也是其介入社会保障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由政府来精心策划养老、医疗、救济等社会保障计划，以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二）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时与城镇医疗保险接轨

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然而，由于筹集资金总量有限以及政府为了控制道德风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设置了起付线、共付水平和封顶线。当前共付部分仍然很高（共付比例在多数地区达到30%～50%），对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更难支付现金部分，这就限制了这种保险对贫困家庭的用处，贫困家庭依然因无力垫付大病的全额医疗费用而放弃求医；其次，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也就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以及相应的医疗保障。这样客观上形成了富人越富越有保障，穷人越穷越没有保障，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转移支付和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下步政府应尽可能加强投资力度和宣传，改革医疗保障享受条件，寻求科学的缴费方式，同时建立医疗费用控制机制，缓解医疗基金的压力。与此同时，适应城镇化的需要，逐渐提高医疗基金的统筹层次，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大病统筹保险接轨乃至合并。

（三）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作为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

医疗救助制度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医疗保险制度尚不普及之时，其重要性更为突出。我国大部分地区将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然而仍有少部分人群没有参保或参保了但无法享受的，而这些人群往往却是最需要救助的单位。为此，在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还应加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为确实有困难、无钱看病的人群实施医疗救助。

（四）实现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共筹资金，建立多渠道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体系

社会保障资金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总体上社会保障资金应由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共同负担。它体现了责任主体各自对社会保障的责任，同时也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在于，本应有三方承担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只是农民个人缴费，几乎变成了农民的个人储蓄。由于我国农村很多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而在短期内完全以社会保障取代家庭保障是不现实的，政府就要加大用于农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相应的资金比例，通过提高政府和集体对农民参保补助比例，激励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保险，形成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相结合的有效保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