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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科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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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科学论文

第1篇:土地科学论文范文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生产上的创新,也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思想上的创新。因此,企业家应具有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才干,具有创新意识,要善于制定正确的市场战略,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新产品能够占领市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关键是把握市场的脉搏,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无论是提高产品质量,还是实行产业升级、培育优势产业,除了要依靠制度创新外,还需要狠抓科技创新。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弱,主要在于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新产品开发慢。而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滞后。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一、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

近年来,我国在科学知识生产数量方面增长很快。从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献索引(EI)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序来看,20世纪90年代前5年我国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稳步上升,到2002年已跃居第6名。从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来看,我国2001年分别达到16万余件和近10万件,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来,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相继涌现,如水稻基因组精细图绘制成功、13.1万亿次并行机研制成功,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等。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许多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促进了产业的技术改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外技术依赖的程度较高等问题和矛盾在近年来开始凸现。这种现象不尽快解决,必将使得我国众多企业未来不仅面临发展权问题,还将面临生存权问题。尽管我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然而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论文产出比较,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较小。从占世界SCI论文数量的比例上看,美国基本稳定在30%左右,英国、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我国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从衡量科学知识生产质量的论文引用率来看,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引用次数与美英德日等国相比距离较大,只与我国台湾和韩国接近。按照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生物医学的不同领域分析各国科学论文的影响力,得出的结论类似。这些数据显示:我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走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所共同存在问题,即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在关键领域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突出矛盾。

技术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指标是专利数目及其类型。专利是由各个国家自主授予的,很难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比较。但我们可以从我国和美国专利申请和授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专利战略的实施,我国专利申请量从2000年起大幅增加,2001年比1999年增长51%,从1999年的近11万件猛增到2001年的16万余件,在高技术领域内我国机构和个人发明专利的申请尤其活跃。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发明专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85年我国实施专利法以来,我国企业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约为2.2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14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6.4倍。在目前近5万件我国授权的发明专利中,国外公司占了60%。2001年,外国人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总数的52.5%和66.9%。特别是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我国基本上受制于人。

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缺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中以科技立国,实施科技创新战略。要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困难,只有坚定地切实地实施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战略方针,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克服所有困难的关键。这种战略的实施已经是我们自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是决定我们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决定我们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的根本。切实实施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科技创新是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我们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保证。

二、科技创新的内涵

科技创新是科学原创和技术创新的总称。科学原创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现象及其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发现和发明带有规律性的新知识及其所用的器具;技术创新就是人们为了改造自然而进行制造和操作过程中,总结发明或发现的新知识和发明的新技艺。科技创新也就是:科技知识的创新;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创新;以及人力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创新。

科技以知识为本,知识本质上是人的智力活动的成果,人的智能具有汲取原有知识和创新知识的神奇的功能。尽管信息经济时代的智能机也拥有不断增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但它永远不能取代人的高级智能功能,和取代人的智力源的地位与作用。可见,知识为本,知识以人力为本,决定了科技创新首要的是掌握科学与技术知识和进行知识创新的智力劳动群体的培育及其积极性的调动。

科技创新,关键在一个“创”字,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以达到另辟蹊径、缩小差距、后来居上的目的。这就是科技创新应遵循的原则。我国的资源有限,事事都创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此弄清楚为何创新,怎样创新,创什么新,就显得非常必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需要有明确的政策规范。

科技创新也要有风险意识。有没有风险意识取决人们对事物有多少了解。知道风险有多大,风险在何处,才能决定自己敢不敢冒风险。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家少一点书生气,企业家能多一点书香气,情况就会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科技创新不是随心所欲,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在发掘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我们在进行任何一项科技创新时,首先需要了解前人做了哪些工作。科技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对比、不断修正的过程。

三、企业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到研究开发当中。而在我国,2.8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科技投入不足主营收入的0.5%,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另有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全部国有企业和有一定规模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的总和,还不如一个福特汽车公司当年研究开发经费的一半多。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不搞短期行为,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为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留下充分的资源、空间和条件,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持续优化是基础,经济持续增长是条件,社会持续进步是目的。这三大持续的实现,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我国的科技研发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个鸿沟――科技研究与开发与企业联系不紧密: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远离企业和市场,研究的许多项目目标不明确,甚至不符合市场需要;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研究开发机制。近20年,我国企业的进步非常大,但这个进步基本上是靠引进成果。引进是要受到限制的,靠引进推动我国的科技产业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企业最强的生命力,就在于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加快科技创新,增强竞争能力,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家思想创新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引导企业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着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产品,实现企业发展由单纯的技术引进、加工组装向自主创新、自主制造转变。

四、企业科技创新的战略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已形成世界性潮流,劳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已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知识资源成为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首要因素,前沿科技成为创新竞争的主要焦点,攻占这些科技高地的竞争已成为创新的主要焦点。科技集成成为创新的常用形式,当前面临的许多科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集成现有的技术加以解决,公司并购成为重组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以“引进”、“跟踪”、“模仿”为主的对策型发展方式,不可能使企业在此创新时代获得必要的竞争优势。科技企业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制定科学的科技创新战略。

科技创新的战略既要遵循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一些创新的逻辑。比如,原创优先问题、常规扩张与突变革命交替发展问题、路径依赖问题、知识的非线性迭加问题,等等。在创新的实践中要有所综合,有所创造,有所集成,有所超越。

加强科技创新,必须大力推进体制上的创新。创新更需要科学的态度。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妄,科技体制的创新和良好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而决不能以创新的名义,行主观意志办事之实,切忌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如果说,“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那么,“科技创新”则是生产力发展,进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生命力所在。

科技创新离不开继承、科技创新离不开坚持、科技创新离不开积累,科技创新离不开借鉴,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还离不开落实。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继承的最终目的。勇于坚持才能有所创新,不能坚持就难以创新。科技创新,谋求的不是表面的华丽,而是一种实质性社会进步与企业发展。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价值观,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观念贯彻于科技政策的各个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主张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意识,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技价值准则,在科技政策中充分体现生态思维互利的科技政策价值取向。

第2篇:土地科学论文范文

1985年,顾永平从江苏靖江中学考入南京医科大学,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5年大学生涯弹指而过,顾永平即将被分配到南京市的一家医院,但是只能从事CT影像之类工作。为了学以致用,他主动申请前往郊区六合人民医院工作。在那里做了3年普外科医生后,为了在医学殿堂里“再上一层楼”,顾永平毅然决定考研。

1993年,顾永平报考了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主攻心脏外科方向。天资聪颖的顾永平,为了确保考研成功,每晚埋头苦读,最后竟然将一本英语词典全本背了下来。

当年研究生英语考试成绩40分即为达线,分数公布的时候,顾永平的成绩73分,竟然整整比分数线高出33分。于是他信心满满去找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胃肠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黎介寿,想投其门下就读医学研究生。黎教授是顾永平十分崇拜的教授,他不但是著名普外科专家、肠外瘘治疗的创始人、临床营养支持的奠基人,还是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开拓者,在静脉营养学方面有着非凡建树,曾于1994年完成了亚洲第一例人同种异体移植术,在国内外普通外科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学术地位。

当顾永平站在黎教授面前,递上自己的研究生考试成绩时,黎介寿也对面前这个成绩优异的小伙子一见如故,不但答应让顾永平跟随自己做研究生课题,还主动提出每月支付1200元工资给他。顾永平非常开心,于是按黎教授的嘱咐,去找黎教授的一位秘书安排具体报名事宜。

当顾永平兴高采烈地找到黎教授的秘书时,秘书却一脸茫然地告诉顾永平“黎教授并未安排,不知道要帮你做什么”。听完此话,顾永平一筹莫展。因为当时黎教授正出差外地,研究生录取工作接近尾声,如果不敲定一家医学院就读,自己将面临无校录取,这年的辛苦备考也功亏一篑。

沉思了两天的顾永平为了稳妥起见,最终选择了去南京铁道医学院就读医学研究生。这一读,就与著名的外科专家黎介寿教授失之交臂3年。

事后顾永平才知道,当初黎教授有好几位秘书协助工作,而自己竟然阴错阳差地找错人,真正等待为顾永平办理研究生手续的那位秘书,却一直没有见到他。

三年的医学研究生学业结束后,顾永平决心继续投到黎介寿教授门下工作,于是1996年,他正式成为黎教授门下的科研工作人员。当年有一个科研项目是做小动物模型,顾永平外科手术精湛、细心稳健,他的工作结果令黎教授十分满意,因此一项刚开的“小动物模型”课题,便交由他担当。

顾永平两年期间在黎教授的指导下专业水平突飞猛进。1998年,韧性十足的他决心再次报考黎教授门下博士生,皇天不负有心人,通过国家博士生招录考试后他终于如愿以偿。

国际科学论文中抛出重磅炸弹

顾永平成为黎教授的学生后,凭着踏实、勤奋、细心的品格赢得黎教授的器重。尽管小动物实验与普外科有相同的工作内容,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小动物试验,均要在10倍显微镜下进行,技术难度要求非常高。而作为实验医生的工作内容又苦又累又枯燥,顾永平很快调整好心态全力应对新的挑战。他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将一只小白鼠胰腺、肾脏取出,移植到另一只200克的小老鼠的腹部动脉、静脉上,同时还要将很多的细小血管都一根一根接好,最终必须保持血管血液畅通,才算完成一次成功的移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顾永平博士一边做着“小动物模型”课题,一边在两年中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了4篇具有影响力的医学论文。

顾永平发表在美国《显微外科》刊物上的《胰肾联合移植大鼠模型》等论文使他声名鹊起,被誉为胰腺、肾脏联合移植小动物手术成功第一人。美国哈佛医学院的20人博士后团队,看到顾永平的论文后,主动向他发来电子邮件,并提出了一些专业问题。顾永平收到邮件后迅速回复,给出了精确答案。

几周后,哈佛医学院再次回邮,正式邀请顾永平加盟博士后团队,并请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院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

年轻的顾永平对于美国哈佛医学院抛来的橄榄枝,自是喜出望外,并得知博士后导师正是1991年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士夫・墨里(Jesph・Mumy)教授时,更加惊喜不已。

与此同时,导师黎介寿也因顾永平学业优秀推荐他前往德国汉堡攻读博士后,而当得知爱徒已经被美国哈佛医学院录取为博士后消息时,欣慰之余全力支持。于是顾永平在婉言谢绝了德国、日本等国家医学博士后研究的邀请,顺利踏上了前往美国深造的行程。

把手足外科建成外科医院

刚踏上美利坚土地,顾永平就被安排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院为病人做手术,任务是“接血管”。顾永平将第一台手术成功完成以后,美国的两位导师吉士夫・墨里(Jesph・Mumy)和大卫・普金斯(David・Perkius)都对这位中国小伙子的心灵手巧非常赞叹。因为在显微镜下,顾永平所接的血管,缜密得像是被一根拉链拉上一样。

这一下,顾永平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实验室里所做的小动物实验变成更小的18-20克小鼠实验,当他博士后毕业时,全世界能操作此项器官移植技术的也仅有三四人。

由于美国对于外科再植要求较高,断肢重接后,不但要求功能恢复,而且还须再造后手术外观效果美观,因此美国的显微外科技术要求极高,实验室技术、设施、条件都立于国际前沿,光一根血管线就价值120美元,实验室提供的血管针也十分细致,只有头发丝的1/12,在手术缝合血管的时候,要求像绣花一样,每一个动作必须精准,否则一针走偏将会碰到旁边的肌肉组织,针随即就会断掉。于是顾永平为了苦练技术,每天光缝血管就要用掉2根血管线,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国际最先进的显微外科技术精华。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学习的28个月期间,他每天不是在医院里做临床手术,就是在实验室里练技术、做科研。每天早晨9点准时去实验室做实验,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离开。

28个月的博士后学程即将完成,美国知名的器官移植公司主动邀请顾永平留下担任器官移植医生,年薪几十万美金。面对去留,他犹豫了。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热爱祖国,想用专长报效祖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正迅速,机械生产企业越来越多,而手足部受伤患者迫切需要高精尖的手足显微外科医生。最终他放弃高薪,毅然选择了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

2004年顾永平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培养他的城市―――南京,正巧江苏省人民医院筹备“手足专科”,知道顾永平在此方面颇有建树,于是又将创建科室之重担交给了他,并专门划出了一层“手足专科”病房。

创建科室伊始,顾永平不畏辛苦,凭着一股不怕苦、不服输的毅力,终于将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手足专科组建得声名鹊起,而且自己带的二十多位青年医生中,已经有四人能独当一面做显微外科手术了。

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顾永平总是心存感恩:庆幸自己遇到了省人民医院吸纳贤才创办“手足专科”的机会,同时更庆幸南京市政府给予更好的创业机会,扶持、鼓励和促使他快速成长起来;在创办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手足外科”的基础上,还支持扶助他在江宁创建“永平显微外科医院”;还由政府担保借贷几千万,在江北大道南京大学浦口校区路口建成了建筑面积2万多平米的南京高新医院。目前,这家综合性的南京高新医院,拥有666张床位,成为南京市医保、江浦区医保、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单位。

仁心仁术口碑传千里

顾永平创办的专业性“永平显微外科医院”和综合性的“南京高新医院”仅2009年全年,就为南京及周边地区的病患者做了2600多例再植手术,其中完全断开的手术有600多例。

顾永平说:面对危重病人,有良知的医生一定会想法设方去救治,哪怕只有1%的希望。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轻言放弃、拒绝病人,一定会“问心有愧”。

在江宁区的“永平显微外科医院”里,经常会有周边的受伤农民被送往这里。直到2008年前,农民们都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更别提看病治疗可以报销50%了,因此很多家庭不富裕的农民,往往在“永平显微外科医院”手术成功后,却付不起费用。虽然“永平显微外科医院”里的收费标准只相当于大医院的1/2或2/3,但很多农民仍会拖欠手术及治疗费。面对这些,救死扶伤的职业让顾永平没有其他的选择,不断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贴进去。

自从“永平显微外科医院”借用南京航空航天江宁校区医院,正式收治住院病人以后,更有一些在江宁区宽敞的大道上被疾驰的车辆撞伤的流浪者,被老百姓或好心人紧急送来救治,面对身无分文的他们,顾永平都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手术。

在治病救命的过程中,顾永平还会为这些病人贴伙食费、生活费等,当受伤的流浪者病情稳定时,还帮助他们联系远在异乡的亲人,买车票把他们安全送回家。而这一切,使顾永平的妙手仁心得到了见证,也使顾永平每年都要搭进去几十万。

老百姓也对身处南京市江宁区的“永平显微外科医院”越来越信任了,口口相传之后,附近的百姓出了问题,都会推荐来到这里就医。

“不过,目前的医疗环境不是太好,不少医生为了减少纠纷、避免麻烦,在做手术的时候,小心再小心,甚至遇到了高难度的手术时都不太愿意冒险做。”顾永平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平日里从来不喝酒,目的就是为了在做手术的时候,保持精准,用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做好每台手术。”

为人敦厚的顾永平,在创建综合性的“南京高新医院”的2008至2009年间,他的还贷压力非常大,最多一天要做十几台手术。有时遇到了大手术,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

目前在高新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坐诊的大都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加上收费低廉,诸多医生仁心仁术,如今口碑已远播在外,附近的百姓看病都会选择到这里来。2010年8月,专心科研的顾永平又研究出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整形外科“肌腱复元术”,破解了一直以来众多喜爱打篮球的年轻男孩损伤手指后,造成指关节弯曲形成椎状指难以复元(俗称兰花指)的问题。这项显微外科发明,又发表于SCI(国际科学引文索引)的《整形重建外科》杂志上,论文题为《肌腱移植修复椎状指》,再次引起全世界医学外科界的关注,并将大量使用到实际外科手术案例当中去。

顾永平的太太、儿子已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多年,但顾永平却因为一颗赤子之心保留着中国国籍。

顾永平既是一位出色的显微外科医生,同时又是2家医院的管理者。怎样平衡这两个身份呢?顾永平笑着说,“我太太是学医药的,很有管理才能,是我的得力助手。同时还有两个团队:一是业务上的团队,即临床一线的医生们,他们一丝不苟地帮我打理着医疗、教学、科研上的很多工作。二是行政团队,即各个科室的行政人员。在这两个团队的协助下,我才既能专心于医疗工作,又能做好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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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土地科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转基因作物;作物多样性;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育种

中图分类号 Q34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2-0015-04

Abstrac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ransgenic crops on biodiversity has been a topic of interes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dvances of the researches that based on the impact of transgenic crops on crop biodiversity and agro-biodiversity. The agro-biodiversity included following aspects:the major influence on soil communities of micro- and other organisms from transgenic crops;the effect of herbicide-resistant transgenic crops on the composition of weed communities;the effect of insect-resistant transgenic crops on target pest and non-target organisms;and the herbicides and pesticides application effect on transgenic crops. Based on the review,the conclusion may be drown that transgenic crops could continue to decrease the pressure on biodiversity. The negative factors should be reduced to the lowest level of the new variety breeding of transgenic plants.

Key words transgenic crop;crop biodiversity;agro-biodiversity;breeding

生物多样性的物质实体就是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基本的食物和各种工业原料源自生物多样性,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育种性状(如抗病抗虫性状、优质性状和高产性状)的基因也来自生物多样性[1]。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的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作物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转基因作物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3]。转基因作物到底该不该种植这一话题也一直是媒体和群众的热议话题之一,转基因作物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包括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转Bt抗虫作物的种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转基因作物的杂草和害虫的田间管理两部分内容。该文综述了转基因作物对作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多样性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旨在为转基因作物育种的发展提供参考。

1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对作物多样性的影响

作物多样性大致有2层含义,第一是指栽培作物种类的多样性;第二是指同一作物种类品种和生态类型的多样性。合理安排作物布局,保持农田作物种类的多样性,对增加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转基因作物也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在农业生产上得到较多的应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也在影响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已经是一个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的背景下,这一话题更受到关注。在最近的综述文章中,著名生态学家Carpenter[4]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了大量文献中报道的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范围涉及到具体作物、农场范围及更大的区域规模。目前在转基因经济作物种植地区,通过增加保护性耕种措施、减少杀虫剂使用和使用更加环保的除草剂等方法降低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耕地上进行的农业生产效率越高,产量越高,可持续性则越强,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危害则越小。转基因作物产量的增加也缓解了将更多土地转换为农业用地的压力,间接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农业对生物多样性最直接的消极影响是造成自然栖息地的大量丧失,这是由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必须的土地过多地转化为农业用地所造成的。Carpenter[4]发现大量且不断增长的论文显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已经提高了产量,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一份由Carpenter对全球农民所做的调查发现[5],发展中国家作物平均产量的增加率:抗虫玉米为16%,抗虫棉为30%,而在一份对抗除草剂玉米的单独研究中,产量增加率是85%。发达国家农民的产量报告显示,抗除草剂棉花没有变化,抗除草剂大豆增加了7%。Brookes等[6]估计,产量提高带来的好处是减少了土地转化为农业用地。他们还估计,如果不使用生物技术,可能会有264万hm2土地被用于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生产。

保护作物的多样性是被广泛认可的,更多的品种和物种多样性能够让农业系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保持生产力的平衡。随着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对作物基因多样性减少的担心随之增加,因为育种项目将目光投向很少一部分有价值的品种。3项研究(美国关于棉花和大豆的研究、印度关于棉花的研究)已经分析了转基因作物的引入对作物基因多样性的影响。在美国对棉花和大豆基因多样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小,几乎为零。相反,印度Bt抗虫棉,因为刚开始只在少数品种中利用转基因技术导致了农场品种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抗虫棉品种得以使用,这种现象得到缓解[5]。Carpenter[4]认为,长远看来,转基因作物通过增加未充分利用的替代作物的数量使他们更适于大范围的驯养种植,从而增加了作物生物多样性。

2 转基因作物种植对农业生态系统部分物种的影响

农业生态系统是人们利用农业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种群之间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并按人类社会需求进行物质生产的有机整体。农业生态系统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获取高产、优质产品,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其生物多样性的组分和功能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所不同。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可分为生产性生物种(productivity biota),如农作物、林木、饲养动物等,其多样性对系统的生产力、稳定性起重要作用;资源性生物种(resource biota),如传粉昆虫、害虫天敌、微生物等,其多样性对系统内的传粉作用、害虫生物控制、资源分解、促进养分循环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生产力;破坏性生物种(destructive biota),如杂草、害虫等,这些影响系统生产力的生物种是被控制的对象。

2.1 转基因作物对微生物和土壤生物群落的影响

农业生物多样性对微生物和土壤生物群体有主要作用,同时这些微生物和生物群体对土壤系统的功能有根本影响,如氮循环、废物的分解、营养的调动。许多研究对转Bt作物对土壤生物群落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Icoz and Stotzky[7]基于70篇科学论文对Bt作物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发现转Bt植物对土壤中微生物组群的影响程度大小表现为从无影响到轻微影响再到显著影响,他们是不同地理环境、温度、植物品种和土壤类型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土壤类型的作用是暂时的,与Cry蛋白的存在无关。总体来说,Cry蛋白很少或者没有对潮虫、跳虫、螨虫、蚯蚓、线虫、原生动物有毒性作用,关 潇等[8]利用普通水稻和转基因水稻作为材料,研究对土壤生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非转基因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转基因组也具有类似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组相比,土壤微生物生物总量差异不显著,转Bt基因水稻根际土壤中的细菌、真菌、放线菌随季节变化趋势明显,转基因组与非转基因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影响较小。

在美国东北部进行的一项研究中,Hoheisel和Fleischer[9]调查了瓢虫和它的食物(蚜虫和花粉)的季节动态,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蔬菜农场系统,包括Bt甜玉米、Bt马铃薯和转基因抗虫南瓜。结果表明:转基因蔬菜作物对瓢虫提供了保护,减少了25%的农药使用。在一份包含同样作物的相似研究中,Leslie等[10]比较了在种植转基因作物及近等基因系的环境中鞘翅目和蚁科在土表的聚居状态,并未发现物种丰富度和物种组成有什么不同,但发现转基因蔬菜需要的杀虫剂更少。结果表明:遗传修饰技术育种可以被应用于蔬菜病虫害的综合管理系统中,为转基因蔬菜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方法来控制害虫和病原菌的传播[11-12]。

2.2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对杂草群落的影响

转基因植物田间释放带来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抗性基因通过基因流转移到野生植株,从而给农田生态环境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在释放前对其潜在的基因漂移做出确切的评估是很必要的。转基因作物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在于转基因性状向杂草的任意传播。已经有一些转基因逃离和杂草获得抗除草剂选择优势的证据[13-14]。抗除草剂基因从转基因作物品种向近亲杂草的转移的风险已经在大田作物如芥菜/油菜、甜菜中得到证实[15-16]。Rose等[17]证实,“转基因缓和策略”可能会对野生芥菜和油菜之间的杂交产生不良的遗传负担。转基因缓和措施是一种对作物有利的矮化基因,但对杂草防控来说是有害的(杂草由于基因组成变化比同类的非转基因杂草长得更快)。这一发现提出一个观点,即转基因植物总是赋予野生亲缘植物所谓的健壮基因,使其更加强壮,具有转变成超越同类的潜力并成为超级杂草,此外,Palaudelmàs等[18]发现,部分转基因玉米活力低,很少结实和形成花粉,造成异花授粉率低。这样,对转基因植物的种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生态和经济问题,让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去考虑转基因的限制问题。

作物生产实践对杂草群落的组成有着显著的影响。当地主要杂草种类的变化现象称为杂草演变。在耐除草剂作物系统中,这样的转变和杂草管理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的耕作方式和除草剂的使用对杂草群落的演变有显著影响。有文献报道,在抗草甘膦作物中,有40种杂草(密切相关的物种的不同组群)的丰富度增加[4]。同一时间,在对美国6个州玉米、大豆和棉花的调查中,36%~70%的种植者反映:种植抗草甘膦作物,再实行轮作之后,杂草压力已经降低。化学除草剂的使用也导致耐农药杂草种群的发展,从而使杂草群落发生变化。在全球的15个国家中已经发现21种抗草甘膦杂草[4]。抗草甘膦杂草的出现需要调整杂草控制项目内容,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控制抗性种群。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引进已经和更多的保护性耕种措施联系在一起,这些措施包括减少径流、增加水分下渗和减少侵蚀等。在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较大的种植国――美国和阿根廷,保护性耕作的应用趋势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并开展了相关研究。然而,在这2个国家引进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之前,保护性耕种早已被一些种植者采用。一些研究已经显示,保护性耕种与转基因抗草甘膦作物之间有着积极的双向因果关系。

2.3 转基因Bt抗虫作物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转基因抗虫作物自1996年被批准商业化种植以来,它的抗虫性和经济效益已得到了普遍肯定。Storer等[19]指出,预计种植转Bt作物对农业生产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些作物成为防治目标害虫的理想物种,通常情况下,害虫以这些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并且能够在较大范围内移动。种植转Bt作物可自然形成较大范围的区域害虫的抑制,不仅减少了技术开发者的损失,还通过减少粮食损失或者减少使用害虫控制措施(例如农药)使非技术开发者和其他作物种植者获益[4]。

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转基因抗虫作物的长期种植以后,次要害虫是否上升为主要害虫,是否会影响有益昆虫,包括重要经济昆虫、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以及重要蝶类的种类及种群数量等,构成转基因抗虫作物生态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有研究调查了转Bt玉米和棉花的引进对害虫种群区域性暴发的影响,美国多地种植Bt玉米和棉花的地方以及中国种植Bt棉花地方的区域性害虫抑制的效果[4]。转基因作物对陆地上非靶标无脊椎动物的影响已经是大量室内试验和区域研究的课题。截至2008年底,已经有超过360篇关于Bt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的原创论文被发表[20]。Naranjo对9种来自17个国家的转Bt作物的135项基于实验室的研究及来自13个国家的5种Bt作物的63项基于实验田的研究,并采用meta分析技术进行分析。一般来说,实验室研究比实验田研究有更多重大发现的机会,这至少在生物研究的差异中得到解释,同时实验室研究相比实验田研究有更多的蛋白质暴露机会。实验田研究表现出更少的对非靶标生物的有害影响,同时杀虫剂对非靶标生物影响比Bt作物大得多[20-21]。最近越来越多的关于Bt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的研究与Naranjo的结论一致[4]。杨 艳等[22]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蝶类和蚕类昆虫的潜在影响,指出虽然蚕类和蝶类昆虫对Cry1或Cry2类杀虫蛋白敏感,但在自然条件下,这类非靶标昆虫暴露于Cry杀虫蛋白的水平很低,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对田间蝶类昆虫的种群密度影响不显著,不会给我国的蚕丝产业带来负面影响。李丽莉等[23]认为转基因抗虫作物的花粉或花蜜是一些重要经济昆虫,如蜜蜂、熊蜂和一些寄生蜂,甚至捕食性天敌的食物来源,另外,花粉飘落到一些鳞翅目昆虫如家蚕或重要蝶类昆虫的寄主植物上,直接或间接对这些昆虫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大多数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昆虫,特别是对有益昆虫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

3 除草剂和杀虫剂在转基因作物上的应用

转基因作物的害虫和杂草的田间管理已经导致了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如果种植遗传修饰抗虫作物的农民减少了针对主要害虫的广谱杀虫剂的使用,那么植物保护部门自然会抑制次要害虫的种群,以便保护鸟类、啮齿类动物和两栖动物捕食的多样性和丰富度。除了研究转基因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及与传统做法相比较外,一些研究还确定了自遗传修饰作物引进后农药的变化量。与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传统作物相比,农药总活性物成分减少14%~75%[4]。Brookes和Barfoot[24]指出,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可以减少喷洒9.1%的农药,通常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量的17.9%就可以达到防治效果,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强调,转基因作物明显降低了作物种植区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当于2010年大街上860万辆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另外,很少研究得到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对除草剂使用量变化的数据,或许是因为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用药情况影响不同种类、数量除草剂的使用,因此,除草剂使用量的变化并不能作为环境影响的一个指标。一些研究已经采用环境指标来观察杀虫剂使用的变化,包括耐除草剂和耐杀虫剂作物,在转基因作物上的农药使用情况与常规作物相比都表现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4]。

Bennet等[25]对生物周期调查表明,耐除草剂的转基因甜菜比传统甜菜对环境有更小的损害。因为转基因甜菜减少了除草剂制造、运输和田地使用过程中的用量。美国科学院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的一些效益预计会下降,随着该技术被运用到更多的作物上,潜在的效益和风险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大[26]。例如,自从1991年,Bt棉花植株在中国棉花生产中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的危害,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增加了中国农民的收入。然而,2004年得到的数据显示:这些效益正在被用量剧增的其他农药削弱,这些农药被用于控制次要害虫[27]。这种现象已经被Wang等[27]证实,他曾经发现由于种植Bt棉花,防控次要害虫的问题和杀虫剂用量减少相比并没那么重要。在美国,据环保局报道,另一种大田害虫(根虫)已经演变成对Bt毒素具有抵抗力[28]。

4 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和转基因植物新品种选育

转基因作物在过去15年间已经被商业化种植,从中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对生态平衡有积极影响。通过增加产量、减少杀虫剂使用、使用更多更环保的除草剂和采取保护性耕种措施,转基因作物已经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许多研究认为,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几乎为零[4,20]。最近,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作出了一份对转基因作物种植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一般来说,相比较于传统种植的非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对环境有较小的负面影响[26]。因此,随着全球农业系统的扩展,现代农业育种技术可以在现有农业用地的基础上提高产量,在未来30~40年农业可预计养活继续增加的世界人口,转基因作物能够继续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育种人员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29]。

自然界中基因的横向转移现象广泛存在,转基因技术即是模仿自然界中的基因横向转移。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以来,已累计推广15亿hm2,2013年种植面积达到1.752亿hm2,是1996年的100倍以上。目前,全世界27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19个发展中国家种植面积占54%,巴西达4 030万hm2;美国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7 010万hm2),种植面积约90%为转基因品种[30]。2008年我国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重点支持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猪、牛、羊生物的转基因技术研发。万建民[31]基于系统比较分析,建议我国进一步加强转基因植物研发能力建设,夯实转基因育种研究基础,突破转基因核心技术,培育转基因植物新品种,加强产、学、研紧密结合,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同时加强科普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进我国生物型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5 展望

从目前看来,转基因抗除草剂和害虫作物的种植,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轻微。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可以通过增加产量、减少杀虫剂的应用、使用更环保的除草剂及采用保护性耕作措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从农业生物多样性视角表明我国应发展转基因植物育种。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加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时间相对传统作物较短,应该把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以便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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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土地科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未来十年;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有利条件;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3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的内外条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为我国制订符合实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客观判断。

一、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将迈向1万美元。根据历史经验,通过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开放可以使一个国家迈出“低水平陷阱”,即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二战以来,只有少数的后发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来十年,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转变,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加速

我国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持续提高;二是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提高;三是制造业结构中,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低端工序产品的比重开始提高。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根据一般理论和历史经验,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业将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化;三是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核心工序产品比重大幅提高。因此,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继续深化,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进程将逐步加快。

(三)进入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深度城市化趋势凸显

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按照阶段划分,已经进入中期加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逐步适应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需求。对于我国而言,未来十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处于向城市化后期迈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及缓解城市人口增加与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阶段推进城市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深度城市化趋势日益凸显。

(四)商品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要素市场化改革任务仍然较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基础,产品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仍然处于非常滞后的状态,生产要素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主体权属和功能存在根本问题;土地生产要素属性存在内在矛盾;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远没有形成市场配置的基础;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程度将逐步提高,但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

(五)经济开始重塑内外平衡,结构调整步伐开始加快

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经济“再平衡”阶段。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更多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的情况,过去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模式难以长期维系,如何实现依靠内需和外需双向引擎拉动经济发展,即扩大国内消费、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将逐步加快,经济转型的难度也逐步加大。

(六)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分化,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将逐步凸显。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直接表现为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总体贫富差距、区域收入差别和行业收入差别扩大,由于收入差距和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和利益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社会矛盾将空前尖锐,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

二、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规模实力较为雄厚,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扎实基础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英、法、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渐进加快,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随着我国人均GDP的不断增长,各类经济结构加速转型。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明显下降,由过去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转向以住行服务为主的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其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相适应,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最后,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质量也将明显提高。这些发展都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巨大,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需求条件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增长潜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水平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将大幅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也将对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装备、科技研发等产生巨大需求。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

(四)储蓄率将保持较高水平,能满足经济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目前社会总储蓄率在40%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储蓄率可能将趋于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仍将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于较高水平。在投资效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仍然较为充裕。与此同时,我国继续保持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国际优质资金供应依然充足。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以及外资持续流入,能满足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五)科技和教育水平逐步提升,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建设,我国科技和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09年我国科研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一,科学论文数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第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各年龄层次入学率不断上升,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明显提升,科技教育对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六)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坚实依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能源、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和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已居世界第一,电力装机世界第二,其中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发展速度也居世界前列。电网和油气管网建设加快,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电力和油气输运体系。交通基础设施迈上了新的台阶,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框架。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跃居世界前列,国家高速公路网快速推进,沿海建成了一批大型、深水、专业化的码头,民航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程度大大提高,为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坚实和优良的物质条件。

(七)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近几年,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得一定进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互联网管理等社会管理,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将为我国继续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八)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经过不断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推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得到改善。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潜在的制度红利仍然很大,将不断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进一步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制约因素

(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是累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逐步凸显。第一,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消费率已经不足50%,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高、人民消费水平低以及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还远没有实现现代化;工业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还较低,关键技术自给率低,高新技术产业占的比重较低,信息化应用不足,产业集中度不高,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服务业发展还比较滞后,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43%,不但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51%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服务业还存在着质量水平不高和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影响了我国整体产业的加快转型和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区域发展存在着区域差距大和区域分工不协调的问题,地区间分工弱化,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人口结构出现特征性转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

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左右,总抚养比的下降可以较好地从人口结构层面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到2013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结构将发生转变,劳动力供给将开始减少,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将发生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衰减,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挑战。

(三)技术引进的增长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和软约束的资源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之后,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递减,近几年递减速度有逐步加快的倾向,而自主创新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然而,我国自主技术供给能力还比较弱,培育与发展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国外技术外溢效应消退的情况下,新的技术生产方式又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接续,这成为未来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阻力。

(四)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利益矛盾进入激化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受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健全、调控不到位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目前的约40%,而同时资本所得明显上升,由36.3%提高到了46.1%,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二是人群间、城乡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反映收入人群分配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0.4,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属于较高的程度。城乡差距仍在拉大,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比1985年扩大近一倍,同时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拉大。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别扩大,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8倍,扩大到目前的2~3倍,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明显高出合理水平。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对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形成了障碍。

(五)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面临更多制约条件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投入,200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分别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4%、43%、34%和52%。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较差,依靠国际市场又面临着种种风险,资源约束明显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较大,当前很多地区环境污染严重,重大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我国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四、加快推进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未来十年,从国内发展条件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内部条件的变化和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适度调整。归总而言,面对新的内部发展条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以下几个层面的调整。

(一)战略思路由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变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过去30多年,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依据要素禀赋的特点,遵循比较优势的理论原则,实施适度赶超的发展战略是这个阶段我国主要秉承的战略思路。然而,随着劳动力等充裕要素供给速度放慢,我国固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变,要素禀赋关系变化与充裕要素成本上升将弱化并最终改变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以劳动力充裕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阶段已经正在走向尾声。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战略思维,通过技术创新等内生路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加快提升要素的总体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资本存量质量,推动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为在全球国际分工中逐步转变“低端”生产角色做好战略储备。

(二)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都追求一个“快”字,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的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我国也不例外,过去30年实施了赶超战略的增长目标,单纯追求 “快”的数量型增长,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粗放型的战略目标。这种发展方式与我国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环境相适应,如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低、市场竞争不激烈、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单纯追求数量型的增长目标导致了我国经济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片面追求“快”的数量型增长的战略目标必然要走到尽头。因此,必须重新设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经济的平衡、协调和包容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战略模式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形成了“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模式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这种战略模式实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此,我国需要对一个持续了30多年的发展战略模式做出实质性的调整,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即由过去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向提高效率转变,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降低能耗,走自主创新之路、新型工业之路、农业现代化之路和城镇化之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四)战略要素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

如上所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战略要素条件是低成本的资源和较大的环境容量,因此以资源环境消耗为战略要素的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层面。鉴于此,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然而,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由于资源稀缺程度上升,各国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资源民族主义”上升,中国获取资源的成本将逐步提高;同时,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面临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由此,我国战略实施的要素方式应该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增强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出于经济赶超的我国战略实施的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经济导向型的战略重点。但是,随着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特别是我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首先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收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显著提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等社会领域发展还比较滞后,人民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现阶段,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经济发展丧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有可能因此而停滞。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应该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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