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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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汉语论文范文

口译，作为入世后的严重短缺岗位，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报考口译证书的热潮一时风起云涌。然而，要想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甚至成为众人瞩目的“金领一族”绝非易事。口译受训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过硬的心理素质，机敏的应变能力，丰富的百科知识，还需要通过长期艰苦训练，掌握一定的口译技巧。口译受训者在上口译课或课余做口译练习时，会碰到相当数量的长句，听完后觉得脑子里不是一片空白，就是只剩下只言片语，没有一个连续完整的印象，更不用说顺畅地说出口了。我国的翻译教学也一直流行以句子为意义单位的句段翻译，整理提供但这种对原语进行“切断式”处理实际上并不利于原文的理解。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在分析长句特征之前，有必要先对长句这一概念作一解释。汉语中的长句一般是有着严密的结构，规范的语法，优美的措辞。但在口语中，长句有时（如有稿讲话，念稿发言）会呈现出上述特点，但更多地是由结构、语法趋于简化，不太注重文采的分句构成，所以与前者有很大的区别。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听到（读到）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进而达到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际行为

1、其语言载体为口语，表现为输入信息时的原语和输出信息时的译语；其基本过程是输入、解译、输出，表现为一个连贯单向的流程。输入阶段是对来源语语流的听辨以及对其的初步理解，一旦在此处少听、未听或误听，就会使译员在后面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因此信息输入要求非凡的听力、反应力和抗干扰力。

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汉语长句即时译成英语的问题。本文认为，对汉语口语中长句特征或者说规律的总结，对于译者之后的解码、记录、编码等过程是大有裨益的。以下几点主要是通过与汉语书面语作比较得出的。第一，从长句本身构成来看，整体上是趋于简化的。由于口语的暂时性，上的相对迅速性，使得话语语句不可能如书面语般的紧凑、周详、细致。首先从语法来看，句中某些在口语里完全不影响交流的语言结构、用法，在书面语中却显得不那么合理。“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定为7%，是经过我们周密考虑，考虑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等等因素来考虑指定的。”划线部分出现结构混乱，前后重复现象。在实践中会发现，汉语长句一般是由内部结构清晰明了的分句组成，外加一些简单的状语性质的修饰成分。这些集群中分句或短句都是主谓宾型的，甚至只是其中一二个成分。“你看我们这四年，物价一点也不涨，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的上下浮动，恰到好处，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再来看口语修辞，与书面语的文辞不同，口语修的是语辞，其中“被动修辞”--利用语流停顿、语气顿挫等方法对口语言语作出的修饰或调整，占有重要地位

2、其目的是确保前后句子内容的明确通顺，这也符合陈望凡先生提出的“消极修辞”（即被动修辞）中的“四端”要求。但在句中也经常使用一些诸如插说、跳脱等修辞方式，这也是受口语结构松散的影响。同样要指出的是，在正式场合（如会议，会晤）的口译，其原语和译语都很正规，表现为规范的词汇、句法和大量的积极修辞，但口译语言载体是口语，受其瞬时性、即席性影响，大多口译追求的是全面，准确，通畅；更何况会议口语的发言，与笔头文章相比，逻辑远不及后者严密，修辞也不够丰富。第二，从长句前后关系看，属于意合法联句。也就是说，分短句是划归前一句还是属后一句的标准是视其意义是否完整一体。原因有二：其一，口语中没有标点符号，口译人员只能完全以意义的完整性为准来划分句子，这是出于必要性的考虑；其二，只有在相关成分（常见的是状语+分句结构）构成了同一连贯的意思处断句，译员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差内通过智力机制活动重组出符合目的语的表达形式。“我想，这两家公司合并是不是能够成功，或者说会不会修成正果，会有自己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孩子，那就是被市场的认可，我想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因为那个合并宣布才刚刚开始，但是我相信，卡莉女士要打造一个新的HP，合并在中间只是占了一个很小的部分。”

这里在斜线处断句是比较理想的。当然，除了意合法外，还有其它参照值，如语流的停顿，语调，声调，语气，手势以及表情等语言外信息，可作为判断的辅助手段第三，从长句的表达内容看，存在信息冗余现象。这容易使人觉得这一特征与长句的第一个特征--结构简化--有冲突之处，这主要是受口语信息的模糊与松散性所影响。因为一般口语表达都没有绝对要求辞藻华丽或是信息准确，所以才表现为此处简化与冗余并存的趋势。冗余度高的信息可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罗嗦言语，它们往往与句法等结构性的虚词有关，但也可以是话语者需要以反复等措施予以强化的言语，这与关键、主干性质的实词有关。

这意味着，冗余的言语是话语者即席进行言语计划时为争取时间而产生的意义不大的言语，如例4中前大半部分讲的就是一个意思，即公司合并能否成功，因此通过译语对原语的加工，试译为：Timewillgiveusanansweraboutwhetherthemarriagebetweenthetwocompanieswilldevelopintoasuccess,thatistherecognitionbythemarket.最后，从出现的场合来看，长句在一些正式场合出现频率很高，如涉及政经的会议、讲演以及一些需要“套话”的场合。除了上述特征分析外，对为何长句会让人头疼这一问题的了解也有利于口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这是原语译语的比较问题，涉及到两个层次。第一，英语重个体思维而汉语重整体思维。英语强调形式结构程式，表现在语言上是追求结构上的严谨性；汉语强调整体平衡，整体程式，在语言上要求全面、周到，突出整体性综合框架，而不惜重复。第二，英语重逻辑思维，反映在语言上重形合和形式规范，语法呈显性；汉语重直觉思维反映在语言上则是意合，更具模糊性，语法呈隐性

3、较之书面语，这点在口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下例，“我们只是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世界的500强中的公司来选择符合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结合得最紧密的这些公司他们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头面人物作为我们的顾问。”当时译文为：(Thereisnootherstandards)butonlyone-thecompaniesshouldbeintheFortuneTop500andtheirindustriesshouldcome,shouldbecomeincompliancewiththefuturedevelopmentofGDProvince.Weinvitetheleadership,themanagementofthosecompaniestositonouradvisorycouncil.很明显，译者此处的拆译以及措辞运用都体现了双语的差异。其次，原语文本的因素。一般来说。较长的复合语句信息浓度高，包括原语的显性信息以及一些隐性信息。而译者主要受自身生理、双语掌握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要全面转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在理解、记忆基础上抓句子的信息要点并结合相关背景信息，而且要保证无遗漏、无纂改以及使译语句子易于为受众接受。这等于从另一方面对其能力，主要是信息保持能力和长句辨析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将加重他们的智力负担。此外，如前所述，由于存在语义重复或无关语句（口头禅，语气词等），进一步使得智力的合理分配成为影响口译交际效果的重要问题。再次，译者本身的因素，包括其双语水平、记忆力、笔记技术等等。

当然，双语水平高低是口译成败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最为人熟悉，所以这里重点讲记忆问题。复合句中的复杂程度与语流的阻塞有关，而分句的连接处最容易出现阻塞。也就是说，语句越长、越复杂，人脑对它们的感知能力就越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短时记忆”的储存量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心理语言学原理，人的短时记忆听觉加工系统有一个阀值，也就是说有个限度，在不借助视觉等其他媒介是通常很难对比较长的复合语句进行纯粹听觉上的加工；何况有时因句中措辞不熟悉而产生不适应，会要求付出更多的生理能量

4、这也是越长的句子越让人头痛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借助记忆+笔记+语速控制的综合技术。前面的分析都是为口译实践服务的，因此，下面就具体操作层面，通过实例作一下简要介绍。汉英都有长句，但句子结构差异很大，在口译时要注意以下技巧。第一种，断句，即把一句译作多句。汉语长句切分成几句来译，才能意思明了，结果利落，合乎英语习惯。原文：“五百年前，就是明朝年间，广东的商品经济已具有相当规模，形成了四大市场，即香市、药市、花市、珠市，其中以东莞的香市最为兴盛。”译文：Morethan500yearsago,duringtheMingDynasty,Guangdongwasboostingcommodity-orientedeconomyinalargescale.Therewere4majorbazaars,thatis,ofaromaticspices,Chinesetraditionalmedicine,flowerandpearl,amongwhichtheoneofaromaticspicesinDongguanwasthemostthriving.一般而言，可切分处不仅落在并列或承接关系的分句间，还存在于转折关系，总分（分总）关系的句群中。第二种，区分主从，即在逻辑分析基础上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确定主句和从句，按照英文习惯加以调整。产出的译文有两种常见形式：状语性质的从句和定语从句，前者又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表原因、条件性质，方法、手段性质，方式、状态性质的分句群均可转化成相应的状语从句。原文：“新科技产业园占地72平方公里，地处中国最发达的南部沿海经济带和亚洲最著名的穗、莞、深、港经济走廊中段。”译文：Coveringanareaof72squaremeters,theLakeissituatedinthesoutherncoastaleconomicbeltwhichisoneofthemostdevelopedregionsinChina,and,inthecentralpartoftheeconomiccorridorcomposedofGuangzhou,Dongguan,ShenzhenandHongKong,whichisthemostfamousinAsia.第三种，省略，即删掉重复或不影响实质性内容的部分，主要包括显性重复部分和推理性的隐性部分。当然，有时候译员为争取更多喘息、思考时间，更便于听众理解，会反其道而行之。原文：“想要请教的是，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的困难和困境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加以支持。”译文：SomyfirstquestioniswhatspecificmeasureswouldthecentralgovernmentadoptifHongKongeconomyweretofacedifficulties.简言之，本文试从汉语长句自身特征这一角度来探讨口译中长句难译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给阐明了了几大相关影响因素，最后概述了三种应对技巧。希望本文能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对广大口译爱好者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口译实践来促动口译理论的发展，为国内翻译学界的这一相对滞后领域贡献各自的力量。

第2篇：汉语论文范文

[关键词]存在者；指代词；本在；准则；断真；判断词

关于汉语的判断词“是”和判断句问题，历来是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许多著名语言学家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但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是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它与近指代词“是”的关系，还是“……是……”“……是……的”两种判断句式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等问题都仍然是一谜团。近年来，在我国语言学界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对“是”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之时，“是”却成为我国哲学界关注的热点。“是”之所以成为我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西语的系词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如果稍稍关注一下哲学界的讨论，我们会意识到，这和我们讨论了整整大半个世纪的判断词“是”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并提出我们的汉语言学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汉语“是”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词？上古有一组词，如“惟”“为”“乃”也都曾起过判断词的作用，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它词发展为判断词？我们发现，这些问题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能应对的问题，因为“是”的问题既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更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当我们超越传统语言学、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而又以严格的语言科学方法来探讨“是”的问题时，我们发现，“是”之所以发展为判断词的全部秘密隐藏在这里：它自产生之日起就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存在者三个核心概念于一身。

一．tobe与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概念

从语言学角度看，“是”是现代汉语里一个非常基本的词，称为系词或判断词，相当于英语的tobe或德语的sein。[1]而对哲学界来说，全部哲学中没有一个比“是”更为重要的概念了，因为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being[2]意义的探索史，在20世纪发生“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尤其在语言哲学中，对tobe或sein的研究更已成为一大学术前沿。我们之所以在“是”问题上面临许多困惑，就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远不止是一个语言学层面的词汇问题或语法问题，它涉及深层的哲学-文化观念及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棗对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理解。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语言学是“外在的句子理论”，把“‘是’降格，弄成为‘系词’”[3]，这是我们无法解开“是”问题的斯芬克司之谜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是”问题的性质。

本在、存在、存在者，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范畴。在西语中，这三个基本概念不是体现为三个词，而是体现为一个词，即系词。从语言学角度看，系词tobe是一个意义系统，有三个基本义项：本在、存在、存在者。西语是形态语，这三个形而上学基本概念是由tobe一词的不同形态体现的。tobe的动词形态（am/is/are）即存在，动名词形态being有形而上学“本在”、“存在者”两个意义，being表示“存在者”时，可带上复数形态即beings；表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本在”时，它不能带复数，而且须大写为Being。因此，tobe一词是以三种形态分别表示形而上学这三个最基本的概念的。

本在（Being）又叫“本真”[4]，指本真状态，即万事万物之最终的原因。“存在者”（beings）是本在所显现出的各种具体形态，亦即我们理解的世界万事万物。“存在”（am/is/are）是本真状态的展现或外化于世。“存在”作为“本在”或“本真”的基本展示方式，其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断真”。实际上，所谓“系词”是从语言学的语法角度讲的，从逻辑学角度讲它的作用就是断真。本在是什么，什么存在着，存在者与本在是什么关系等等都是断真问题，断真问题和本真的问题是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二者不可分割。同时，断真问题与存在者问题，也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因为没有存在者就没有断真对象，也就没有断真问题。因此，西语系词一身三任，将全部形而上学三个核心概念系于一身。下面是希腊语、英语和德语系词的不同形态所含这三个意义的情况：[5从语言学层面讲，“断真”是个二价动词，它本身即内含着两个方面的语义指向：断真对象和真本身，但跟其它动词不同的是：其它动词所含几方面的语义指向，是需要外在于自身的其它名词性词语来补足说明的。如二价动词“学”本身已蕴涵着两个向度的相关语义：“学”的主体和对象。但完成“学”这个过程，是靠其他两个相关词如“我”和“英语”补充“学”，构成“我学英语”来完成的。对语言学来说，tobe的特殊性在于：起“断真”作用的tobe不需要外在于自身的断真对象和断真依据，它自身就内含断真对象和“本真”意义。而这一切，都因为tobe不是个普通动词，它所包含的秘密是哲学家们一直在探索、而且还将永远探索下去的。这一重要事实不为我们的语言学界所了解，因此，对汉语“是”问题的探索也就长期难有进展。

二．实事求是之“是”、判断词“是”和指代词“是”与“本真”“断真”和“存在者”

（一）汉语“是”具有“本真”和“断真”意义

关于汉语“是”，我国语言学界和哲学界都有自己的困惑。语言学界的最大困惑是：“是”的意义系统和功能极为复杂，这些意义或功能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先秦的“是”一般认为是近指代词，可是，一个代词怎么会发展成一个判断词？哲学界的主要困惑是：西方的tobe具有多种形态，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的概念本在、在者、存在是tobe的不同形态表示的；汉语的“是”虽然意义上与西方的tobe接近，但“是”没有名词性，该怎样准确用汉语来对译西方tobe这个概念？这是关系到对西方形而上学重大问题的准确理解的大问题。

语言学界的困惑是源于对哲学存在论问题的不了解，而哲学界的困惑则源于对汉语“是”的历史的不了解。当我们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是”的历史，我们发现，汉语“是”本身具有名词性的“存在”意义，这就是“事实求是”之“是”；“是”的指代义相当于tobe的“存在者”意义，因此，“是”的指代义与它的判断意义也就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虽然在现代汉语中，“是”主要只用于断真，即只用作判断词，但在历史上，“是”却并非只有一种词性、一个意义，只是它的不同词性都只用“是”一个形式体现，而西语的tobe的若干意义则是用它的不同形态体现的。

“是”产生之初即有的名词性的本真义，即“实事求是”之“是”。《说文解字》：“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以日为正，则正于日也。”《尔雅·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说文》作为最早的字书，是专门讲汉字的本义的；《尔雅》这部最早的辞书，也是讲字的基本意义的；它们对“是”的意义的解说，历代语言学家从未提出异议。仔细分析“是”字的形体和古人对它的解释，可以看出“是”包含两个因素：准则、断定。“日”即准则，以“日”为标准断定其它事物是否“直”“正”即为断定。以“日”为准则，反映我们祖先原始时期的存在论观念棗自然神崇拜。“日”即万事万物之源，即“本在”或“本真”。《尔雅》所谓“法则”，是将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具象化的一种表述：“法”，《尔雅·释诂》：“法，常也。”这个“常”是常理、规律之意；如果将它形而上学化，就是“道”。所谓“实事求是”之“是”，就是指的这个形而上学之“道”。“道”是我国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如果抽去具体的哲学内容，就形而上学最高概念这一点看，“道”就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本在”。因此，“是”从产生之时起就含有“本真”意义。

“是”的“日”是“本真”义，而以“日”为准则断定世界万事万物（存在者）的性质即为“断真”。“是”作“本真”讲时，它是一个名词；表示判断时，它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汉语“是”同西语tobe一样，既含有being的名词性的“本真”义，又含有动词性am/is/are的“断真”义。二）汉语“是”具有“存在者”意义

“是”自产生之初即含有“本真”义，但语言学家们看到的事实是：“是”在上古文献中却主要是用作近指代词。如：“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6]“萋兮斐兮，成是贝锦。”[7]“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8]“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9]因此，语言学界关于判断词“是”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定位在“是”是什么时候由代词变成判断词的。这个定位有一个预设：代词“是”与判断词“是”是两个不同的词。因此关于“是”问题，就一直沿着“是”原本是个代词、后来才变为判断词这个方向行进着。可是，为什么代词“是”会变成判断词“是”？上古指代词“斯”“兹”“乃”都是代词，为什么它们没有发展为判断词？

王力先生对“是”为什么发展成了判断词有一个解释，他说：“在先秦时代，主语后面往往用代词‘是’复指，然后加上判断语”；“‘是’字经常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10]王力先生所说的是上古文献中常见的这样一种情况：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下》）

从上例我们看到，这些“是”的显著特征是，它们总是处于一个语段的开头，但它们的前面又有一个实际的主语，如“是折枝之类也”前有“王之不王”。这就是王力先生所说的“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王力先生是首先把“是”看作代词，将它解释为复指前面的主语，而把“是”后的成分看作谓语，因此这个“是”是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但是，对这类处于“中间”的“是”，还有另一种意见：这类“是”为判断词。

认为此类“是”为判断词的一方提出的重要论据是《论语·微子》中下面一段对话：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

这段对话有两个事实支持“是”为判断词的意见：一、“是鲁孔丘之徒与”的“是”只能讲成判断词。因为“是”不作人称代词“你”讲，也不作远指代词“那”讲，只作近指代词“此”讲，即使可作“那”讲，也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因为桀溺当面问子路，不可能说‘那人是鲁国的孔丘吗？’”[11]这样，这个“是”就只能讲成判断词。二、此段对话中“为”与“是”交替使用，作用相同，如果“为”具有判断功能，“是”也具有判断功能，而“为”具有判断功能是基本共识。但持否定意见的一方问道：既然如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什么不能换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知也”呢？[12]这两种意见长期争论而没有结果。

认真考察两种意见和他们的论据，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一、上面的例子中，争论双方都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和“为”的语法位置不同。4个“为”判断句，有两个问句，两个答句。问句的“为”前都带有主语，只有答句明显的是省去了主语。而3个“是”判断句，[13]有两个问句，一个非问答句，“是”却无一例外都居于句首。不仅在这段对话中是这样，前面所列举的具有判断性的“是”无一例外都居于句首棗这正是主语的位置。

二、如果“是”“此”“斯”都是近指代词，这类“是”又作主语，为什么同样是近指代词的“此”“斯”不能出现在这一位置上，就是说不能替换这个“是”，而“是”却能替换看起来处于同样位置的“此”“斯”呢？例如：

“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左传·文公七年》）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能。“是”的这一超出“此”“斯”的功能，是不是就是“为”所具有的判断功能呢？

三、一个词的发展变化总有其内在的根据，“是”也不会仅仅因为外在的原因就由代词变为判断词。汉语历史表明，这类原来只能出现在主语位置的“是”，后来前面能带主语和状语，成为了真正的判断词。代词和判断词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语言学上长期争论的两派虽然观点截然不同，但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沿着非此即彼的思路进行的。下面我们将要证明，这类“是”既不是纯粹的代词、也不是纯粹的判断词，而是同时具有代词性和判断性的判断性代词。

我们已经看到“是”只能居于主语位置，而且能替代近指代词“此”“斯”，这充分说明“是”确实具有指代功能，这也是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语言学家为什么认定“是”为近指代词的原因。但“是”却不仅有代词性，还有判断性。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是”具有超出指代词“此”“斯”的功能，而“是”和“为”能能交替使用，作用相同，因此“是”可能还有判断功能。下面我们将进一步确证：“是”所超出指代词“此”“斯”的功能，正是“为”所具有的判断功能。

我们知道，语言的形式是读音，不是文字。语音形式本身反映语言的结构和层级性，但这种层级性被平均占有相同空间的汉字所掩盖。要认识语言现象，就必须摆脱文字的干扰，直接从语言形式棗语音入手。当我们直接从语音入手时，我们发现“是”和处于相同文字符号序列的“此”“斯”读法不同，而与“为”的读法相同。

语流结构的松紧反映语言结构的层次，层次高、结构关系松散的就读得较为舒缓；层次低、结构关系紧密的必然读得相对紧凑。主谓结构较之述宾结构层次高，读得就较为舒缓；述宾结构较之主谓结构层次低，读得就较为紧凑。上面例句中，“此”“斯”与其后的成分之间有一个语音间歇（表现为“此”“斯”读音延长），反映出二者之间结构较为松散；“是”和“为”与其后的成分之间相对而言没有语音间歇，反映出二者之间结构较为紧凑。这就是说，语音上反映出“此”“斯”在其语流中是居于主语位置，它们与其后的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为主谓关系；“是”与“为”在其语流中居于谓语的述语位置，与其后的成分之间的关系为述宾关系。这说明，这类“是”具有超出“此”“斯”的、与“为”相同判断词功能。

上古判断句主语为复杂短语时，用“是”复指这个复杂短语、同时兼表判断，也就是说，这类“是”一身而二任，同时具有代词和判断词的功能。

发现这类“是”同时具有指代功能和判断功能，也使过去长期争论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为什么“是”能替换“此”“斯”？因为“是”具有指代功能。为什么“此”“斯”不能替换“是”？因为“是”还具有判断功能，而“此”“斯”只具有指代功能，没有判断功能。为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能换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知也”？[14]因为上古判断句主语为复杂短语时，用“是”复指这个复杂短语、同时兼表判断，“知也”是判断句的宾语，它前面是主语和系词的位置，而“为”只有判断功能，只能填补系词位置，而无法填补主语位置；只有一身而二任的“是”才有资格出现在“知也”前主语和系词的位置上。

剩下的问题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才是“是”的斯芬克斯之谜。这是语言学无法解决、更准确地说是语言学无法提出的问题，因为语言学知道两点：一、词义的发展要有内在联系；二、指代词与判断词没有语义上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为什么王力先生从纯形式的“中间”位置来解决此难题、而此后也没有人就此提出质疑来讨论的原因。没有人提出质疑，并非意味着这一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决，而是我们没法解决这个斯芬克斯之谜。语言学的困惑是：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什么内在联系？而哲学的困惑是：汉语的“是”为什么没有名词性的“存在者”意义？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西语tobe是一身三任，集形而上学三个基本概念于一身；汉语“是”有“本真”（准则）和“存在”（断真、判断）意义，一身而二任，但似乎还缺少tobe的beings所有的“存在者”意义。然而当我们把语言学的问题和哲学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一切便豁然明朗，语言学的问题正是哲学所寻求的答案：“是”的近指代词意义就是形而上学“存在者”的汉语形式。

形而上学“存在者”（beings）概念指世间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它是本在（本真）的显现形式。“存在者”对本在来说总是具体的，但又不等于某个具体存在者。因此名词性的“存在者”在语言上体现为同属体词的、可以代表任何事物的指示代词“是”（此、这、这样），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这样，正如古希腊语、德语和英语一样，汉语的“是”也是一身三任，同时具有“本真”“断真”“存在者”三个义项；不同的是西语的系词是以不同形态体现形而上学这三个基本概念的，而汉语是以“shì”这个唯一形式表示这三个概念的。西语和汉语系词体现这三个形而上学概念的对应关系如下：

三、是的“本真”意义与判断词

对语言学来说，判断词仅仅意味着和某种句型相联系的一个语法词；而对哲学来说，它意味人的存在论观念的全部秘密。即使我们不得不把它“降格”当作“系词”来讨论，我们也必须以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态度来对待它，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是”不是一个自身没有意义、纯粹只是一个语法标记的语法词，它本身蕴涵着“断真”意义和判断标准“本真”的意义。这样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汉语发展史上，那些曾起过判断作用或曾经常起判断作用的词，如“惟”“为”“乃”，都没有发展成为判断词，因为从形而上学角度讲，它们都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或者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最高意义，因此即使它们也曾处于与“是”相同的语法位置，但都注定不能发展成判断词。

“惟”在上古文献尤其《尚书》中起判断作用。如《禹贡》：“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盘庚》：“非予自荒兹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说文·心部》：“惟，凡思也。从心，隹声。”《尔雅·释诂下》：“惟，思也。”这就是说，“惟”的本义泛指思维，这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的概念，与上述三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核心概念无直接关系。但是思维与判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思维的形式就是判断推理，这大约是“惟”曾起过判断作用的原因。

“为”从上古起就常常起判断词作用，如前文所举《论语·微子》：“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考察甲骨文“为”“从爪，从象”，“卜辞作手牵象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因此，从哲学的角度讲，“为”是个形而下的普通动词，也没有发展成判断词的内在依据。[15]

“乃”在上古也起过判断词的作用，中古以后在口语中逐渐丧失了判断性。它作判断词的例子如《左传·宣公四年》：“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史记·高祖本纪》：“吕公女乃吕后也。”关于“乃”的本义，《说文》：“乃，曳词之难也。象气之出难。”“乃”也与形而上学无关，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判断词。

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一组词，虽然历史上起过判断词的作用，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判断词。“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语言学意义上的判断词，不是任何语言学意义上原因，而是因为“是”是集“本真”“断真”“存在者”意义于一身的汉民族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它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判断性，因而注定会发展成为判断词。

第3篇：汉语论文范文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

第4篇：汉语论文范文

在泰国，一些有志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学习者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赴华留学深造。鉴于此，泰国高校设立了对外汉语硕士专业，以满足社会需求、培养本土汉语师资为目标。目前设立此专业的学校仅五所，包括华侨崇圣大学、易三仓大学、泰国清莱皇家师范大学、皇太后大学和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

上述五所学校均为泰国名校。易三仓大学创建于1969年，它是泰国最著名的私立商业大学，是泰国商业精英人才的摇篮，其对外汉语专业设立于2006年。皇太后大学创建于1998年，它是泰国著名的学术型大学，具有较雄厚的语言、社会及文化学术研究力量。近年来致力于汉语学习组织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在泰国皇太后的大力扶持下，学校地位不断提升，其对外汉语专业设立于2007年。泰国清莱皇家师范大学创建于1973年，它是泰国专门培养教师队伍的大学，以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其对外汉语专业设立于2009年。华侨崇圣大学创建于1942年，对外汉语专业设立于2011年，它设有专门的汉语教学推广中心，面向对汉语感兴趣的学习者开放，致力于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汉语人才。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创建于1975年，它是泰国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名学府，其对外汉语专业设立于2012年。

泰国对外汉语硕士专业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起步晚。设立对外汉语专业的时间普遍较晚。最早设立该专业的学校是易三仓大学，设立于2006年。最晚的是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设立于2012年。鉴于汉语在泰国的快速传播，以及对汉语教育类人才需求的增加，对外汉语硕士专业起步虽晚，但这是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专业。

二是应泰国“汉语热”的发展而生。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2005年7月，第一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契机，中国积极推进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于2006年《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进行了总体规划，由此标志着汉语开始走向世界（许琳，2007）。与此同时，中国与泰国的交流日益频繁，泰国的“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持续升温，随着汉语学习者人数的迅速增加，对汉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汉语师资缺乏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亟需培养本土汉语教师以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泰国五所大学的对外汉语硕士专业应需而生。

三是名校引领学科建设。设此专业的五所高校均为泰国名校。在这五所大学中，师范类院校有2所———清莱皇家师范大学和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理工类院校有1所———易三仓大学；综合类文科大学有2所———皇太后大学和华侨崇圣大学。虽然五所高校的对外汉语专业开设时间晚，但其优势也是明显的，比如办学起点高，学校硬件设施完善，资金雄厚，学术力量较强，学术资源丰富，有利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这五所高校教学理念新，不受传统观念束缚，与时俱进，管理规范，能够发挥名校效应，引领新型学科的建设。四是部分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办学。在国际教育合作方面，易三仓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与天津师范大学分别开展了合作培养汉语教育类人才的项目。通过这种中泰合作办学的形式，引进了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中国合作院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合理的教学方式、高效的管理机制和优秀的教师，联手推进汉语教育类人才的培养工作。这样的合作办学有利于引进中国优质的汉语国际教育相关资源，加强泰国本土短缺人才的培养，是一种提高教育整体水平的有效尝试。

二、泰国对外汉语硕士培养模式对比分析

（一）培养目标

从培养目标来看，五所高校的目标基本上一致，即致力于培养汉语教育类专门人才，某些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以下内容均做出了明确规定：培养德才兼备且擅长汉语教学的教师，以满足社会汉语人才的需求；发掘硕士的潜力，使其在掌握汉语基础知识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

（二）入学条件

虽然同属一个专业，有同样的培养目标，但五所高校的招收条件不一，有的学校门槛高些，有的学校门槛较低。五所学校招生时HSK等级要求不一致，皇太后大学要求学生必须达到HSK五级以上标准，易三仓大学则要求学生至少通过HSK五级考试。华侨崇圣大学、清莱皇家师范大学和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只要求学生通过HSK三、四级考试就可申请攻读研究生，入学条件要求较低。入学条件不严格，招收的学生水平差别过大，生源质量不高，培养的难度就会加大。此外，五所高校由于招生时不限本科专业背景，有些入学者汉语基础知识十分薄弱。在两年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当中，由于以前专业所限，学习者既要加强语言功底，又要学习专业课程，时间十分有限，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此类毕业生在未来从事汉语教学工作时，可能会面临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薄弱等问题。招生定位和实际生源存在矛盾。目前泰国教育部门规定，若想担任高校汉语教师，必须持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学位。中国政府提供的丰厚奖学金，吸引着越来越多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赴华留学。一些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的中国人希望进入高校任教，但又达不到教育部门的要求，因此选择了攻读对外汉语硕士专业。从目前的招生情况来看，五所大学的大部分生源均为这一类中国人。而该专业设立的初衷是培养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这就说明招生定位与实际生源有矛盾。

（三）课程设置

1．本土化强调不够。从五所高校课程设置来看，针对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的特征尚不明显。比如汉泰对比和偏误分析、中泰文化对比、针对泰国学习者的汉语教学法等课程较少，仅有皇太后大学和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重视此类课程。而恰恰是这一类课程有助于培养中泰两国语言文化差异比较的意识，能够帮助未来的汉语教师更好地了解泰国人学习汉语时的重点和难点，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促进汉语教学在泰国的本土化发展。

2．课程整体结构欠合理。泰国五所高校的对外汉语专业硕士课程设置分为三个模块，即必修课、选修课和论文。必修课设有6—7门，选修课设有7—10门。选修课的学分要求偏低。虽然提供给学生的课程较多，但基本上学生只要选择2—4门课程就可修满学分，课程的整体结构欠合理。在学分设置方面，各校学分不一。易三仓大学设有45学分，皇太后大学设有38学分，清莱皇家师范大学设有34学分，华侨崇圣大学设有3分，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则设有46学分。从必修课占总学分的比例来看，易三仓大学为42．86％，皇太后大学50％，清莱皇家师范大学47．06％，华侨崇圣大学46．15％，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34．78％。从必修课的科目来看，各校都设有汉语语法研究，其他科目不尽相同，皇太后大学开设中国哲学专题，清莱皇家师范大学开设现代汉语研究，华侨崇圣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发展，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开设高级汉语及现代中国文学。从选修课占总学分的比例来看，易三仓大学为28．57％，皇太后大学16．67％，清莱皇家师范大学17．65％，华侨崇圣大学23．08％，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39．13％。从选修课的科目来看，各校都设有对外汉语教学，其他科目不尽相同，易三仓大学设有汉语史专题，皇太后大学设有计算机辅助教学，清莱皇家师范大学设有统计学与汉语研究，华侨崇圣大学设有多媒体辅助教学，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设有课堂教学观摩及“二盯一”教学实训。从毕业论文占总学分的比例来看，易三仓大学为28．57％，皇太后大学33．33％，清莱皇家师范大学35．29％，华侨崇圣大学30．77％，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26．09％。五所大学均开设的课程包括：汉语语音教学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与汉字教学法，但在五所高校这三门课程的侧重点不同，有的大学将其设为必修课，有的大学设为选修课。汉语教育类课程，如文化类、教育类、方法类等课程缺失，培养重点不突出。

3．重知识、轻技能。五所高校的课程总体上大都偏重理论知识，忽视技能训练。五所大学所开设的知识类课程包括汉语语法研究、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汉语语音教学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关于技能训练方面的课程却少之又少，只有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开设了课堂教学观摩及“二盯一”教学实训。一名合格的汉语教师应该掌握完备的知识体系和娴熟的教学技能。从培养目标来看，对外汉语专业旨在培养合格的知道“教什么”“怎么教”的汉语教师，知识类和技能类课程应该并重。

4．忽视教学实习。在五所大学中，易三仓大学、皇太后大学、清莱皇家师范大学与宣素那他皇家师范大学均要求申请者有教学经验，华侨崇圣大学对此无特别要求，该校的课程设置中设有实习的环节，而其他学校均忽略了实习的环节。在对外汉语专业教学中，实习与实践应该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渐熟悉课堂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将所学理论与知识逐渐应用于课堂教学的转换过程。不经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过程，毕业生就不能较快地进入角色，从容应对课堂教学和管理中的种种挑战。对外汉语专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技能培养正是该专业的特色。因此，教学实习与实践的环节尤其重要。

三、思考与启示

在泰国“汉语热”的大环境下，泰国高校有责任培养出更多汉语教师。目前，泰国开设对外汉语硕士专业的高校已从最初的一所发展为现在的五所，各校的招生规模也在逐年扩大，毕业人数也将逐年增加。这些毕业生有望成为未来泰国汉语教学的新生力量，充实本土汉语教师队伍。由于对外汉语专业设立较晚，经验不足，教学资源有限，难免存在课程整体结构欠合理、本土化强调不够的问题，导致针对泰国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的特征尚不明显，学科建设任重道远。而与此专业相对应的中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建立于2007年，培养院校已达82所。其目标是培养在国内外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熟练的汉语教学技能和较好的中华文化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定位准，培养目标明确，培养方案完备，课程方案科学合理，并突出强调了教学方法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充实了国际汉语教师队伍，成为海内外汉语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值得泰国借鉴。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和高校应达成共识，通过以下途径积极推动泰国对外汉语专业的建设。

（一）制定统一的指导性培养方案

目前，各高校基本上各行其是，缺乏政府职能部门的统一指导和规划。五所大学的培养方案、招生水平、课程设置及入学条件有较大差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层次不一，没有统一的标准指导。泰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应站在政府的高度，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成立专门的对外汉语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经过科学的论证，制定一个统一的培养方案，统筹规划，明确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招生条件、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下发泰国各高校。各校参照此指导性培养方案，从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可用的教学资源，制定出可行的具体的培养方案，并接受高教委的定期监督和检查。自上而下的统筹领导和自下而上的努力相结合，共同推动泰国汉语教育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修订学分，课程设置科学化

针对当前泰国对外汉语专业课程设置中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失调、培养重点不突出、本土特征不明显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对现有课程进行调整，修订学分，使其科学化、合理化。该专业的三个关键词是“汉语”“教育”“本土”，因此应当强调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课程的本土化特征。笔者认为，攻读对外汉语专业期间，应至少修满40学分，其中必修课20学分，选修课12学分，实践课8学分。专业必修课中应纳入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堂教学与教学设计、语言要素教学（语音、语法、词汇、汉字）、汉泰语对比和偏误分析、中泰跨文化交际等核心课程，为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选修课中应包括方法类、教育类、文化类的课程，方法类应包括汉语测试与教学评估、汉语教材分析与编写，教育类应包括针对泰国学生汉语教学法与案例分析、教育心理学、泰国教育概况，文化类应包括当代中国国情、中华文化才艺。实践课应包括课堂观摩、教学技能训练和实习。上述三类课程构成有机整体，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系列课程的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汉语教学能力，能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的特点开展教学。

（三）加强校际合作交流、教学资源共享

加强校际交流，是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提升教科研水平的有效手段。鉴于泰国五所高校办学经验不丰富，学科建设可用资源有限，应当加强校际交流合作，共享教学资源，让教师“走出去”，与外校教师互通有无，分享教学信息与教学经验，同时把名师“请进来”，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四、结语

第5篇：汉语论文范文

(一)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突出特征

对外汉语专业1983年确立，1985年正式招生，当初国家设立这一专业，旨在适应世界范围内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因此，对外汉语专业从设立之初就把培养高质量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定为第一位的培养目标，即使是后期增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高校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如何培养合格且具有较强优势的对外汉语教师进行讨论，以凸显出对外汉语专业的特色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一阶段学者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设置的原则，一是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课程模块。课程设置原则方面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教育部《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和《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07)是对外汉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如李铁范、杨同用、赵金广、秦海燕等。关心地方高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学者们还提出，地方高校在依据国家专业整体规划或专业培养目标设置课程的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自身定位、特色、区域位置、教学实际、学生个性以及就业等因素，如熊素娟、石诗、黄剑涛、李丹、张静等。课程设置目的和课程模块方面，2003年，“第一届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的35所院校代表经过讨论后认为，对外汉语专业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及教学技能，并确立了本专业的十二门主干课程，这为本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目的和课程模块奠定了基调。此后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对外汉语专业旨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基于这一培养目标，学者们提出语言、文学、文化、教育教学四大课程模块不可或缺，如李铁范、白朝霞、杨同用、赵金广、李红、李建宏、范晓玲、剧朝阳、郑茹娟、黄继列、蒋协众等。其中李铁范、蒋协众提出以语言学和教育学为主体，以文化和外语为两翼的“一体两翼”课程设置模式，杨同用、赵金广、秦海燕等尤其强调跨文化交际、中华才艺、二语习得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以期凸显对外汉语专业的特色。此外，学者们对其他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何建、李建宏、范晓玲、剧朝阳、郑茹娟、黄继列等学者认为，对外汉语专业应当依据汉语国际教师的知识、能力及综合素质等要求，依据整体性、渐进性和连续性原则开展课程优化和设计，考虑开设基础理论课、主干课，实践课，以增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詹向红、张发清认为，对外汉语专业不能狭义的定位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而应转变培养模式，把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和中外文化交流人才结合起来，强化学生外语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宣炳善认为，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教师必须增加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传承和传播意识，为此必须增加能够促进中国文化对外有效传播的课程。罗小东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性质进行了界定，提出对外汉语教师应“围绕汉外对比、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综观这一阶段学者们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对外汉语专业定位在师范性，旨在培养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是教育部规定的《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1998/2012)以及《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07)，课程设置应集中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文化类、外语类等方面，地方高校还应开设凸显地方特色、增进学生就业的特长课，这或许可以视为对外汉语专业从设立之初到目前为止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所具有的突出特征。

(二)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不足

当初国家设立对外汉语专业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发展世界汉语教学，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专门人才，无论是1998版，还是2012版《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都明确规定，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有二:一是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人才，一是培养从事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专门人才。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大多数院校都把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课程开设也主要围绕“如何培养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展开，对于培养从事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人才则着力不够。课程设置虽涉及文化类课程，但其主要目不是基于语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是基于对外汉语的教学需要。这一阶段虽有部分学者如李铁范、詹向红、张发清、宣炳善等也注意到文化传播类课程设置的不足，提议设置此类课程，但是这一阶段对外汉语专业的主流专业课程设置仍在如何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的框架内进行。因此，过去三十年中对外汉语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的明显不足是仅仅完成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中二分之一的要求，即培养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人才，而忽视了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人才的培养，忽视了交流传播类课程的开设，使得课程设置中缺少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技能的课程。

二、新形式下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依据

新世纪以来，对外汉语专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更标志着对外汉语专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提出了针对传统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六大转变。我们认为，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更面临着自身职能的转变:由过去相对单一的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为主、转型为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培养、语言文化交流及传播人才培养并重的轨道上，这一发展变化本身要求传统的专业课程设置进行转变。教育部1998版和2012版《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明确表明: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应具备两种职能:一是能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一是能够从事与文化传播交流相关的工作。据此，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应改变传统的单一目标课程设置，增加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文化交流和传播知识与技能的课程。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具有多元性特征。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把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介绍给世人，必须拥有懂得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人才。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培养从事文化交流与传播人才的重任，使得本专业的学生通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能够从事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尽管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催生了对外汉语专业，但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真正到国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仅是13.53%，在国内高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仅是4.51%”，因此，从学生的就业角度着想，改变专业课程设置，增加文化交流传播类课程，使得学生毕业后既可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又可以从事汉语国际交流与传播类工作。

三、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课程设置的思考

第6篇：汉语论文范文

《汉语拼音方案》对普通话音节的拼写有如下具体的规定：给汉语注音时，实行分词连写，即同一个词的音节要连写，词与词一般分写。按此规定给两个音节以上的词注音必然会涉及到音节连写造成的音节界限是否混淆这一问题，为了使音节界限明晰，《汉语拼音方案》规定了汉语的隔音方法：主要采用隔音符号与隔音字母来隔音。

《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五部分是“隔音符号”。其中规定：“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i’ɑo（皮袄）。”

这个规定说明了两个问题：

1.“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站用《汉语拼音方案》记写汉语的时候，要分词连写（不是一个一个音节分开写），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就要把两个或多个音节连接着写，音节之间不能有空隙，例如tongxue（同学）、you’eryuɑn（幼儿园）。

2.“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让我们先看例子，拼音词fɑngɑn究竟是什么意思昵？“反感”？“方案”？不易确定。如果要表示的是“方案”，那么，拼音方案规定需写成fɑng’ɑn，即，在音节fɑng和ɑn之间加个隔音符号（’）。否则，就是“反感”的意思。再比如xiɑn，是什么意思?“仙（先）”？“西安”？如果要表示的是西安，就应该在xi和ɑn之间加上隔音符号。另外，x字母大写，成为xi’ɑn。又如前面的例子you’eryuɑn（幼儿园），尽管you和er之间如果不加隔音符号并不会出现“是yo和uer，还是you和er？”的疑问（因为汉语里没有yo和uer这样的音节），可是为了使音节界限更加明晰，在you和er之间还是用上隔音符号为好。

隔音还可以采用隔音字母y，w。《汉语拼音方案》规定：i行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i要改作y或在i前加上y，如yiyao(医药)；u行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u要改作w，或在u前加上w，如wuiwu(威武)；ü行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ü要写作yu，如yuyi(雨衣)。《汉语拼音方案》关于音节没有声母时用y、w代替i、u，或在i、u之前加y、w，以及用yu代替ü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i行、u行、ü行韵母连接在别的音节后时音节界限的分明。试想“医药”如果不写成yiyɑo而写成iiɑo，它的两个音节的面貌是何等模糊难辨。所以，y、w实际上是两个起隔音作用的字母，而“’”则是起隔音作用的符号。前者用于i行、u行、ü行韵母的音节，后者用于ɑ，o，e起头的音节。

二、隔音符号用法新探

隔音符号的使用与隔音字母y、w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可以避免所有的零声母音节与前面的音节界限发生混淆的问题。但音节界限混淆问题并不是只发生在零声母音节上，还可能发生在鼻韵母上。普通话共有16个以n、ng为韵尾的鼻韵母，而n和g又都是可以充当声母的。这样，带鼻韵母的音节就可能与连接在后面的音节界限发生混淆。这样总结起来，容易造成音节界限不明的音素共有8个，即，ɑ、o、e、i、u、ü、n、ng。由ɑ、o、e、i、u、ü六个音素组成的零声母音节与前面音节的界限可以利用隔音符号与隔音字母划分开，暂且放在一边，问题就出现在n、ng两个音素上。

1.辅音n可以作声母，出现在音节开头，又可与ɑ、o、e、i、u、ü组成带鼻音韵母ɑn、en、in、uen、iɑn、uɑn、üɑn、ün，在这些韵母中n都出现在音节末尾作韵尾，可见辅音n具有双重性质，因此，当以n为开头的音节与前面的音节组成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时，如果前面恰巧与ɑ、o、e、i、u、ü相连，那么就很容易将n当做前面音节的韵尾，如“姑娘guniɑng”,“比拟bini”两个音节中的n本属于第二个音节，如果不加入隔音符号就很容易与前面的音节相拼为“gun”和“bin”。

2.ng是n和g的组合，是辅音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出现在音节中时不能作声母，只能充当韵尾。辅音g既可作声母出现，又可出现在音节末尾，与n组合为ng，这就为音节界限混淆提供了可能性：ng一旦连接在以ɑ、o、e、i、u、ü为末尾的音节后面的时候，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把ng割裂开来，把g当成一个音节的声母，把n作为前一个音节的韵尾，如huɑngɑn；辅音声母g遇到前边音节是以n作韵尾的音节时，容易被人误认作为韵尾ng而使后面的音节成为零声母音节，如，单干dɑngɑn很容易拼成档案。

其实，大部分辅音出现在音节中除了参与构造音节外，还发挥出了相当于隔音字母的隔音作用。普通话音节多数是有辅音声母的音节，汉语拼音字母单个音节的拼读习惯是：辅音字母不能单独地构成一个音节，总是跟后面的原因拼合成音节，多音节的只有在后边没有元音的情况下，辅音字母才跟前面的音素拼合，例如shɑng、kɑng、lɑn。这样，辅音字母就起了标明音节界限的作用，但n、ng两个辅音又有特殊情况，后面要进行分析。

隔音字母的运用没有问题，姑且放在一边，问题就出在隔音符号上。按《汉语拼音方案》规定，“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但如上文中提到的例子you’eryuɑn（幼儿园），尽管you和er之间如果不加隔音符号并不会出现“是yo和uer，还是you和er？”的疑问（因为汉语里没有yo和uer这样的音节），可是为了使音节界限更加明晰，在you和er之间还是用上了隔音符号。又如，he’ɑi（和蔼）、hɑi’ou（海鸥）、chɑo’e（超额），不用隔音符号，界限也很清晰，但仍然加了隔音符号。可以总结出以元音为末尾的音节后面连接一个以ɑ，o，e开头的音节，这时要加隔音符号。

我们给“桑塔纳”注音，注音为sɑngtɑnɑ，可能有sɑngtɑnɑ和sɑngtɑnɑ两种读法，但《汉语拼音方案》规定，以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有必要才加，所以sɑngɑtnɑ不能加隔音符号，但音节的界限确实发生了混淆。总结得出，当n、ng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连接处时，如果在它们后面有隔音符号，那它们当然是前附于上一个音节的，如果没有隔音符号，那么必然会导致音节的界限不清，例如zhengɑn、zhene，这就是隔音符号的问题所在。再如，chɑng’ɑn和chɑngɑn，“长安”加了隔音符号，而类似于“产感”的，就不加隔音符号了，我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合适的。单独拿出一个词当然很容易辨别，但如果把它放到语流中去快速朗读，必然会引起读者的怀疑，不知读哪个词好，必然会影响到朗读的连贯性。虽然根据上下文语境可以作出判断，但仍然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和目力。

既然类似于you’eryuɑn（幼儿园）、he’ɑi（和蔼）、hɑi’ou（海鸥）、chɑo’e（超额）这样不加隔音符号音节界限也很清晰的词都用了隔音符号，那么为何音节界限不清的类似于sɑngtɑnɑ（桑塔纳）和chɑngɑn（产感）这样的词就不能加隔音符号呢?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解除隔音符号使用条件的限制，只要音节界限不清晰就可以使用隔音符号，如shɑng’e（上腭）shɑn’ge（山歌），这样，音节的界限自然就变得更清晰了。

结语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汉语拼音方案》中对隔音符号的叙述不科学，“音节界限发生混淆”这一表述的具体表现没有明确，所以，人们对容易发生音节界限混淆和不容易发生音节界限混淆的情况不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应该表述为：“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或以ɑ，o，e，i，u，ü和n，ng同时出现于第一个音节的末尾与与其相连的音节的开头时，如果音节界限不清，就用隔音符号（’）隔开”，我想这对《汉语拼音方案》乃至普通话的推广都是大有益处的。

摘要：我们给多音节词注音时，经常会遇到音节界限混淆的问题，为了避免发生这一问题，《汉语拼音方案》规定可以利用隔音规则来明确音节的界限，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隔音规则并不能防止所有的音节界限发生混淆，据此便是由此入手来分析隔音符号的新用法的。

关键词：隔音符号；音节；界限混淆；n和ng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王艾录.隔音符号用途异议[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5）：72-74.

第7篇：汉语论文范文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第一册汉语拼音部分共13课。编排了情景图、短语、句子和儿歌，认识70个常用字。显而易见，教材采用了多种方式体现出语文学科的综合性、整体性。于是，我把汉语拼音部分视为一个多元化的整体，将学拼音看图识字、看图说话、阅读短语和儿歌等多个知识点互相渗透，分层次有机整合，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兴趣，力图取得最佳学习效果。

一、声母发音与课文插图的整合

新教材汉语拼音部分有几十幅富有启发性的插图，或示意字母发音、或表明字母形体，还有一些是为提高拼读能力而安排的。教学中要充分利用直观形象帮助学生学习抽象的拼音字母。声母的本音虽然都是“标准的音”，但因为听不清，学生学习还是不方便。新教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给这些声母配上了不同的韵母，使声母也能发出响亮的音。这种呼读音，虽然能发出响亮的音，方便学生的学习，但还是难以启动学生自学、自悟、自会。教材又配上了能够表声母音的插图，帮助学生练习发音。如学习g这个声母时，从图导入：从远处飞来了什么？学生看书上的插图，可能回答：“白鸽”“三只鸽子”。教师继续引导：谁能编一句儿歌记住“g”，学生回答“鸽子鸽子ggg”“三只鸽子ggg”。接着让学生发出正确的读音：如“鸽”（ge），然后告诉学生把ge读得轻些、短些，这样的发音就比较接近本音，也有别于音节ge音了。用这种方法可以教b、p、m、f、k、h、j、q、X、Z、C、S、Zh、Ch、Sh、y、W，配合这些字母的插图都能引出声母相应的字音来。有几个声母如d、t、n、l的插图不是取音，而是取形，可以采用其他方法直接练习声母的读音。

二、拼读音节与生活经验的整合

六岁的孩子入学前已会说很多话了。从拼音角度来讲，他们已经会发很多音节的音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和理解为什么要分解音节。如看见一丛草，他们认识是草（cao），却不会将草（cao）分出声母C，韵母ao。更不会有意识地将声母和韵母连成音节进行四声拼读，因此字音（音节）的拼读成了孩子们拼音入门的学习难点。根据新教材增加了许多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的音节的编排特点，教师可以调用孩子已有的生活经验，直接切入音节，拼读难点。如汉语拼音第5课三拼音节：gua、guo、hua、huo、kuo，可以先制作课件从电脑中依次出示一个西瓜、一口锅、一朵花、一堆火和由小扩大的圆等图片，先请孩子们认一认在生活中早已熟悉的事物，说一说它们的名称（实际上已调用他们原有的“语音储备”），然后引导学生：想一想，它们（指这些事物）是怎么拼出来的？当学生理解有困难时，再用课件分别展示出声母和相拼的韵母以及声调，对应摆放在图片下面。最后启发学生：这些声、韵母合在一起加上别的声调就成了别的字音了，你们想认识它们吗？再以此分别推出以上五个音节的四声，让学生读一读，结合生活实际说一说（说出双音节词或一句话即可）。这种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扩展活动无一不是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进行的。

学生初步学习了拼音方法，还要经过大量的“耳听口练”才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力争做到看到音节便能准确、熟练地读出来。教师要充分利用新教材拼音部分出现的209个音节。为了增加学生拼读兴趣和效果，我从学生最熟悉的口语入手；从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入手；从学生使用的学习文具入手；从学生最乐于做的事情入手。每日一句，出示在黑板上方，为学生营造喜闻乐见的拼音音节氛围，使他们爱学乐学，既提高拼音能力又发展了口语交际能力。

三、认识汉字与观察情景图的整合

新教材拼音部分的内容在声母、韵母、音节、识字、儿歌、看图口语交际等方面进行了巧妙的组合，体现了“以学生为本”观念，也突出了各知识点的科学性。特别是与学习内容紧密联系的情景图，给师生带来了更大的创造性学习的空间。教师应站在学生认知水平的角度上，认真审视每一幅情景图，想办法激活它们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学生借助情景，利用汉语拼音读准字音，会认汉字。

1．看懂留意，练习拼读。有的情景图内容简单，物体的名称和音节对应出现。如第7课，妈妈擦玻璃、爸爸拖地、我做贺卡。可以让学生自己看图、练读音节、认汉字。有的图内容复杂，学生看了图还不能导出音节的读音，如第11课的情景图，教师作为引导者要带着学生仔细观察，启发思维，讲清留意后，引出diéffējī和汉字“叠飞机”。

2．抓住画面特征，记住字形。有的情景图中的事物具有表形的特点，但图上的物体真正表形的往往只在画面的某一处。教学时应让学生先整体后部分观察画面，突出最形象的表形部位，启发学生想像，如第4课的情景图，一只小兔奔跑时的腿形，多像“兔”字下面的两笔。

3．充分利用图加深记忆。刚学会拼音字母的学生，拼读音节是有一定难度的，在教学生看图读音节识字时，首先引导学生看图，看懂图意很容易就拼出音节了。学生在认读时，遇到认不出说不上的汉字，教师可以凭借描述图意，帮助学生复现画面内容，唤起表象，使学生忆起见面字的读音和字形，如第8课情景图，“太阳刚刚升起，可以换成什么词来说？”学生思考后回答“日出”，这样字的形和音的问题迎刃而解。把看图、拼音、识字整合在一起，有益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也益于调动群体学习过程中的互动作用，是提高识字效率的重要方法。

第8篇：汉语论文范文

所谓买卖婚,就是把女子当做货物,用其它的财物交换以作为自己的妻妾的一种婚姻方式。“嫁”这个字就形象的反映了这一婚姻方式。在古代，女子的婚嫁，是以男女家庭不平等为前提而成为事实的。《汉字简史》认为“：嫁”得名于“贾””沽”“购”，而“贾“”沽”“购”都有买卖之意。《说文》:“贾，市也”。“市”就是买卖。“沽”亦为买卖之意，《墨子•公孟》“：当为子沽酒。”成语“沽名钓誉”“、待价而沽”里的“沽”也是买卖之意。“购”的意思则是重金收买。而且，在先秦“，嫁”字确实有“卖”义。《战国策•西周》“：臣恐齐王为君实立果，而让之于最，以嫁之齐也。“”嫁之齐”就是卖给齐国。可见“，嫁”表现了古代的买卖婚俗。正是因为有了买卖的性质，所以就产生了嫁女的补偿问题，也因此出现了女人的高低贵贱之分。

二、从“姑“”舅”看表亲婚婚俗

在我们现在的观念中，我们都知道，“舅”是指母亲的弟兄，“姑”是指父亲的姐妹。但是在古代的文献中，“舅”“姑”这个称谓和我们现在的理解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在古代，这两个称谓不仅指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弟兄，它还可以指公婆。《尔雅•释亲》“：妇称夫之母曰姑”。这是妻子对婆婆的称呼.除了公婆这两种称谓外“,姑”字还是女婿对岳母的称呼。《礼记•坊记》：“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舅”除指母亲的兄弟外，又是媳妇对公公的称呼，亦为女婿对岳父的称呼：“为出生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成辞受帝衣中密诏，当诛曹公。”理论上说，舅姑表婚有三种基本形式。从男子的角度来说，一种是与父亲的姐妹的女儿结婚，一种是与母亲的兄弟的女儿结婚，还有一种最普遍的是双向的姑舅从表婚，即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结婚，这个女子既时他父亲姐妹的女儿，又是他母亲兄弟的女儿。产生这种婚姻的原因并不是一代产生的，而是上一代的婚姻也是从表婚产生的。在有些地方，这三种形式不一定并存，但它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有一定的遗存，如云南沧源侗族中就曾经十分盛行双向交错从表婚。

三、汉字婚俗文化的教学原则

（一）因材施教

由于学生个体的不同，因此，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也就显得略有不同，这就显示出了因材施教原则的重要性。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指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而差别性的选择教学方式的一种教学方法。在因材施教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体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教师应体现出动态性。所谓的“材”就是指的学生，学生是活动的，变化的，因此在婚俗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变化来变换自己的教学方法。第二，教师要体现出整体性。在婚俗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是针对个别的学生来进行教学，而是针对全班同学进行教学，教师教学的目的是提高班级的文化能力。第三，教师应体现出阶段性。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质的飞跃，当不同的学生都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时，教师就应该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有句话说的很好：“事异则备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些方面来看，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进行区别性教学显得很有必要。

（二）循序渐进

对教师来说，婚俗文化的教学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婚俗文化的学习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进步的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在教学中把握循序渐进的原则。人的认识过程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规律，从而更好地进行教学。在婚俗文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把握从慢到快，从少到多的教学节奏。在刚开始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先教学生们进行汉字的书写，如：“婚”“嫁”“娶”等等。在学生掌握这些汉字以后，教师开始逐步地对学生们讲解这些汉字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在学生能够逐步掌握这些文化知识之时，教师可以适当的加快教学的进度，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个缓冲的过程，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保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原则

教师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要用客观的态度来上好每一节课。我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强国，婚俗文化又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教师给学生讲授婚俗文化知识时，不应该夸大其词，更不应该卖弄、炫耀，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在讲解婚俗文化的特点时，应该客观地去讲解，不能私自夹杂个人的感彩。教师更不能私自评价其他国家婚俗文化的优劣，这样容易打消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引发学生的反感。因此，在以后的婚俗文化教学中，教师一定要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教师也应该尽量避开，从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

四、结语

第9篇：汉语论文范文

在汉字不断转变、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再到会意字的过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是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体现，它所包含的具象、隐喻和会意，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长期以来，很多对外汉语老师对于汉字教学认识不足，沿用西方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体系进行教学。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特有的音形义的结合，字形是核心要素，与字义的联系十分紧密，而表音文字的字形与字义的联系确是间接的。因此，盲目地模仿西方的“词本位”理论进行教学，割裂了汉字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忽视了汉字里所蕴藏的中国古老的文化元素。诚然，汉字以其独特且优美的字形激发了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又因其复杂结构令人望而却步。久而久之，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瓶颈。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汉语特点,找到一条符合汉语特点和汉语学习规律的教学思路，在教学中把字与词语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以字为基础去掌握词语，加深对汉字字义的例句。此外，而基于汉字书写形成的汉字书法艺术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民族瑰宝。练习书法，不仅可以提高审美情趣，还有助于留学生全面领悟和体会中国文字的意境美、音韵美和形态美，是对汉语学习的升华。

二、举办传统文化专题讲座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有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时，可以给学生随堂渗透，介绍相关知识文化背景知识，及时为留学生扫除语言学习中的障碍。但是对于一些中文程度较好，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感兴趣的留学生们来说，他们更渴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系统的了解。这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随堂渗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所以，适当举办一些“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就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了。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对某一部分的中国文化有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在知识性文化教学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比如可以开设书法课、剪纸课、中国音乐欣赏课、中国传统手工艺制作课、太极拳课等中华才艺课等，这些生动有趣的文化课程，让学生在学习了一项中国才艺的情况下，也了解了这项才艺的起源，传承和发展。此外，还在特定的节日举行主题文化的交流讲座，这种交流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在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的积极性。学生经过主题交流，对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作详细深入而理性的思考．并且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变被动为主动。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的主题交流讲座既培养了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和汉语写作能力，又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三、组织校内外文化体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