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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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循环农业的指导思想“有机体”是生物学概念，是具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通过研读经典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有机体理论最早是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政治国家看作机体，因而把权利的不同不再看作机械的不同，而是看作有生命的和合乎理性的不同，———这是前进了一大步。”①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提出“社会有机体”这个概念，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②有机体理论告诉我们事物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互为目的与手段，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分化而又紧密联系的统一的“有机体”。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有机体的发展，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发展循环农业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兼顾循环农业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从宏观角度来看，循环农业的发展需要自然和社会等多方面支持，形成一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具体而言，自然资源的现实状况是循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循环农业提供技术支撑，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循环农业有法可依，积极的财政支持为循环农业提供资金保障，这些涉及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循环农业的发展进程。从微观角度来看，循环农业发展体现于具体的循环农业的模式中，不管是桑基鱼塘模式，还是猪———沼———果的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是一个系统，如桑基鱼塘模式中的桑树、猪、鱼、甘蔗、糖厂等要素就构成了一个系统，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担负起这一模式的作用。不管是循环农业的宏观要素还是循环农业的微观要素，发展循环农业应当是全面的、保持内在各要素相对平衡的发展。

二、自然观思想是发展循环农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自然观思想是发展循环农业的基本原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想，即“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提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④。循环农业的发展正是人与自然和解的有效途径，它体现着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思想，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使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在系统自然观的指导下，循环农业的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可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融洽，进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在变革自然界的过程中会产生多元性的结果，进而会引发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等。人类变革自然时破坏自然实际上就是损害人类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发展循环农业也是变革自然的过程，因此，发展循环农业要按照自然观思想，结合循环经济的思想，遵守以下基本原则:1、减量化原则减量化原则是发展循环农业的首要原则，它以不断提高农业资源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为目标，减少进入农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最大限度地节省农业投入成本。循环农业发展的“九节一减”，正是对循环农业减量化原则的体现，“九节一减”是指节地、节水、节种、节肥、节药(含除草剂、抗生素、激素等)、节电、节油、节柴(节煤)、节粮和减人。2、再利用原则农产品的一大特点是可以进行加工，从而连接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循环农业的再利用原则就是使各类农产品进行加工，对于初加工后的副产品及有机废弃物进行反复加工、深度加工。例如，葡萄经过加工可以制作葡萄酒、葡萄干、葡萄汁饮料，废弃物葡萄皮和葡萄籽还可以再加工，制作成保健产品和美容产品。农产品的再利用，不仅能解决农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而且也能使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减少废弃物的污染。3、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农业的再循环原则主要是对农业废弃物、养殖中的畜禽粪便、生活垃圾等进行处理，变废为宝，再回到农业生态系统中去。最典型的是以沼气为纽带的“猪—沼—果”、“猪—沼—菜”、“猪—沼—粮”等模式，为农村不仅提供清洁能源，而且还能制作有机肥料。我国传统农业中提出的“桑基鱼塘”模式也是再循环原则的很好体现。(二)自然观思想是发展循环农业的指导方法自然观从实践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去分析和处理生态问题，揭示出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自然观揭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辩证统一关系。正是由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协调二者关系，维护生态平衡。自然观为发展循环农业，综合地解决人、社会和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导方法。在发展循环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物质价值取向和精神价值取向的和谐统一。一方面，要考虑从事农业生产和加工的农民和农业企业的效益问题。让农民增收，过上富裕生活是发展循环农业的基本点，因此，发展循环农业的原则制定、技术选择、项目开发等，均要考虑到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即使需要先期投入的项目，也要向农民宣传发展循环农业的益处，让农民了解项目的短期和长期效益。国家、各级政府和农业企业帮助农民解决先期投入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素质，让农民不仅了解发展循环农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经济效益，而且也要让农民知道发展循环农业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社会效益。以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作为发展循环农业的哲学指导方法，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科学技术哲学是循环农业技术选择的依据

第2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3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最早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此，马克思深入研究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以及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强调了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并提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然前提。恩格斯最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当时英国环境污染的产生过程、类型、危害、根源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这可以看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起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却不仅限于此，他们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著作当中，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晚年笔记》、《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是通过这些不自觉的、盲目的力量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科学地认识和理解自然规律，并且尊重自然规律。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次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结果，常常又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了。"[1]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9世纪出现的生态问题的分析，认为人们单纯的追求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效利益，却忽视了长此以往下去而产生的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环境代价所造成的结果。因此，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按照事物自身运动的规律来进行实践活动。

2、"双重属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人的本质属性表现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这就要求人们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时，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也要注重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首先，人在自然界中具有自然属性。马克思恩格指出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求我们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无机身体"，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保证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举出不受破坏。其次，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不同，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得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

3、"主体性原则"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而两者主客体关系的产生，是由社会实践劳动来确定的，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坚持"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的观点。主体性原则是认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也是我们认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由于人是主体，那么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就应当自觉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肩负起维持人与自然和谐的重任。

4、"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规定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共同构成了我们常常所说的"自然环境"，我们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中要充分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从而在开发和改造自然中自觉地积极保护生态环境，并使其向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

5、"自然生产力"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中，十分重视自然生产力，充分肯定自然环境与自然条件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来说，劳动生产力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4]人类在社会发展中能够"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那么，自然生产力就能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动力，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能够为自然生产力的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为缓解生态危机指明了方向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只顾发展经济却忽略了生态环境，出现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大片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江河湖海被严重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危机"的理论依据。恩格斯主张人类应与自然界采取"和解"的态度，与自然和谐统一，改变那种把自然界当作敌人，只知索取不知保护，凭借手中的知识、技术和生产工具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利。"[5]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要求人们遵循生态规律，在开发和改造中自觉地积极保护自然环境。

（二）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哲学依据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它所追求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其最终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解、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自然界和人类就是包括在世界这个整体的两大部分，如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不能和谐共生，那么整个世界也就不会持续发展。"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单独生存和发展，它们只能在大的合作背景下，互相竞争和互相利用，在共同维护生命，维系系统存在，促进生物圈稳定的前提下来实现自己的生存进化。"[6]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给我们昭示了一幅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图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处理、调控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类的生产活动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第4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两种解释路径，一种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主题的转换，另一种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方式的转换。与之相应，其实形成了三种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不同理解: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改变，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1］，或者“把关于‘世界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理性思辨，革命地变革为关于‘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哲学”［2］5;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方式发生了转换，即从“思辨的形而上学”转换为“实践”［3］;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不仅在于其哲学主题的转换———“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而且在于其哲学方式的转换———从“思辨形而上学”转换为“实践”。［4］其实，这两种转换是统一的，二者所要表征的都是近30年来学界用以标志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践转向”。而要谈“转换”或“转向”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由“什么”转换为“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向“什么”;谈“哲学转换”或“哲学转向”，首先必须明确由“什么样的哲学”转换为“什么样的哲学”，或者从“什么样的哲学”转向“什么样的哲学”，即“哲学转换”或“哲学转向”前、后的样态分别是什么。上述第一种转向认为，哲学在其主题转换前的样态是解释“世界何以可能”的哲学，这里的世界被看作是“给定的”、“既成的”世界，探求“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以图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本性成为这种哲学样态的最终目标;哲学在其主题转换后的样态是解释“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哲学，这里其实把世界看作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建立的”、“生成的”世界，追求感性的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图理解和把握感性的人的世界本身成为这种哲学样态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讲，这种转向其实是由被动地解释、接受这个世界到主动地改造、变革这个世界的实践转向。上述第二种转向认为，哲学在其方式转换前的样态是“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这种哲学方式是痴迷于本原问题上的抽象还原论思维方式，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哲学，要么是排斥人、敌视人的哲学，要么是只有抽象的人的哲学，要么是只有理念、或只有自我意识的“无现实的人”的哲学;哲学在其方式转换后的样态是“实践”思维方式的哲学，这种哲学方式致力于在实践基础上建立人与世界和谐的现实关系。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哲学，是实现“现实的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实践哲学或生存哲学。这种转向其实同样是由“无现实的人”存在的抽象世界到现实的人建立现实世界的实践转向。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这两种转换统一于“实践转向”，转换前的哲学样态是远离现实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转换后的哲学样态是根植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的实践哲学。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时尚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其人民性转向:“在马克思看来，自觉趋向于人民的生活世界、关怀人民的境遇、倾听人民的呼声、弘扬人民的力量，并以明确的政治立场把哲学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这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真正的哲学’的本质规定，也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实性的证据’。”［5］19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跌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起哲学体系”，他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6］由此可见，在本质上人民性等同于实践性，因为哲学真理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思想力只有通过人民的实践才能实现，哲学变革社会的根本方式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5］19－20因此，人民性转向也就是实践转向。

在研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过程中，由于对“实践转向”的理解不同，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两种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实践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实践在这里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这种研究范式其实还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抽象还原论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2］8，即把实践“作为感性物质活动的‘实践’”［7］来理解，这是一种“实践论的世界观”［2］8。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践转向”，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现的。由于形而上学长期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哲学形态，以至于后来的任何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或明或暗地与形而上学通过深层对话才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形而上学是作为“以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为终极追求的特定哲学形态”［8］20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所变革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哲学形态。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史上有过不同的样式，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历史的解构”样式，通过追溯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谱系来消解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论”样式，通过语言分析和语言批判来消解形而上学;等等。我国学者贺来提出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批判”样式，通过“深入到形而上学的背后发掘和揭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8］22来消解形而上学。他认为，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社会批判是“通过双重批判———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即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揭示其使人的生命陷入抽象化的专断本性，从而为摆脱‘抽象对人的统治’、寻求人的生命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开辟道路和创造空间”。［8］25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哲学变革途径的某种自觉。

总之，在研究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过程中，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成就。比如，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践转向解释为一种“实践论的世界观”，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实现实践转向等，都是一些很有创见的理论观点。但是，已有研究中至少还存在着两个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一个是尚未真正触及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已有研究虽然肯定了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并将之归结为哲学主题或哲学方式的转换，但是，由于没有看到马克思对“现实”的理解的根本变革，因此，终究还是无法深入领悟这一变革的真正旨归。另一个是尚未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途径。已有研究虽然看到了马克思哲学变革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来实现的，可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真正统一，因此，终究还是无法深入认识这一变革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二、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的再反思

谈哲学变革，就得明确对什么样的哲学进行变革以及要变成什么样的哲学———即哲学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马克思要变革的是传统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要变成的是建立对象或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哲学。要从根本上把握建立对象或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哲学这种哲学形态，或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谛，关键是要把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以及所理解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现实。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9］54马克思在这里其实总结出三种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一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一是从抽象的能动的形式去理解;一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得出对对象或现实、以及人的三种不同理解。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前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别是机械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理解形式。这种形式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既成的”、“给定的”东西。在这里，主体对对象或现实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反映，而没有从“主观方面”、“能动的方面”去理解和把握。这是对对象或现实的一种抽象的理解和把握。这里的“现实”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一种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活动于其中的现实，因此，只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这里的“人”只是作为对象或现实的对立物而存在，没有主观性、没有能动性、不是从事现实活动的感性的人，而只是一种片面的人、抽象的人。这种理解形式要么坚持客体至上的原则，完全敌视人，要么坚持自然至上的原则，关注的只是抽象的人。［4］它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

从抽象的能动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唯心主义的理解形式。这种形式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精神、理念或自我意识，完全否认客体性或直观性。在这里，只是片面地发展了主观的方面或能动的方面，将主观的、能动的方面和客体的、直观的方面割裂开来。这种理解同样是对对象或现实的抽象的理解和把握。这里的“现实”也不是真实的现实，只是理念或自我意识，当然也是一种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活动于其中的抽象的、虚构的现实。这里的“人”只有主观性、能动性，只是从事精神活动而不知道感性的活动的人，当然同样是片面的人、抽象的人。这种理解形式要么坚持观念至上的原则，追求绝对化理念或自在之物，要么坚持自我至上的原则，追求个体自我意识。［4］它同样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形式。马克思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建立的东西。在他看来，“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9］66－67这里的对象或现实被看作是现实的个人(或感性的人)在实际从事的活动中创造、构建、占用并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结果。这种理解既体现了主观的方面———能动的方面，又体现了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超现实的个人及其实际从事的活动的客观根据。离开了现实的个人实际从事的活动，便只有抽象的、虚构的对象或现实。这里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建立对象或现实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有着具体和丰富的生命特征的现实的个人(感性的人)。这种理解形式坚持“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至上原则，是在关系中、过程中、活动中理解和把握人及其对象或现实的。它真正关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是一切形态的哲学共有的功能。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哲学才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是由于不同形态的哲学关注、批判、反思现实的形式不同，从而导致其所关注、批判、反思的现实也不同。诚如前文所述，一切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就只能把现实理解为“既成的”、“给定的”东西，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只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一切唯心主义从抽象的能动的形式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就只能把现实理解为精神、理念或自我意识，同样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也只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关注、批判和反思现实，因此，它把现实理解为由感性的人实际从事的活动建立的东西，承认并关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才是真实的现实。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旨归在于他对“现实”的理解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并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东西。诚如前文所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是通过与形而上学的深层对话形成的，他的哲学变革也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现的。从“形而上学”一词的本义看，它是超物理学、超自然科学，讨论的是超自然的———永恒的、最根本的———性质;后来被引申为，承认超越一切而本身不可超越的东西———尤其是超越经验、无法由经验把握的东西，承认绝对不变、绝对无条件的东西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一种“试图从一元化的、非历史的终极本体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迷恋于最终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统一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寻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寻求一元化原则的‘总体主义’、寻求永恒在场者的‘非历史主义’”［8］20的思维方式。

以这种思维方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只能获得对对象或现实抽象的理解，所理解的只能是一种虚构的对象或现实。其实，前文已论述过，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与所理解的对象或现实本来就是对应一致的，即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就会相应地获得对对象或现实的什么样的理解，也就是说，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与内容总是统一的，换句话说，对对象或现实的批判和对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的批判其实也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批判也是统一的，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除外)都是形而上学地批判，即脱离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地批判;与之相适应，所批判的都是抽象的、虚构的对象或现实。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知道感性的人的活动本身，都离开实践抽象地谈论对象和现实。殊不知这样的对象或现实并不是现实的、而只能是虚构的。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则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或革命实践的批判，即密切联系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批判;与之相适应，所批判的则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真实的对象或现实。已有研究虽然注意到了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批判有着深层的联系，但是并没有真正看清楚两者的关系，而且由于把对现实的批判看作是“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的批判，结果恰恰彻底颠倒了这两种批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来实现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只能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才能实现。

三、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价值的再反思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结尾处，一语道破了其哲学变革的功能和价值，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61这一论断，一直以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哲学家们”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马克思只“改变世界”，不“解释世界”;也有学者认为，“哲学家们”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马克思既“解释世界”，也“改变世界”。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识别自己的哲学与其他一切旧哲学，不仅“改变世界”是他的哲学特有的功能，而且就对世界的解释而言，他也不同于“哲学家们”。“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反映或能动地抽象和虚构，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则是能动地建构和变革;“哲学家们”所解释的世界———对象或现实———是“既成的”、“给定的”或精神的、理念的或自我意识的世界，是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没有生活的意义的世界，马克思所解释的世界———对象或现实———则是“建构的”、“生成的”世界，是现实的人存在和生活于其中并被他改变着的意义世界。在“哲学家们”那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对立的，而且所解释的世界是“既成的”、“给定的”或精神的、理念的或自我意识的，因此，他们只是被动地或能动地“解释世界”而不知道如何“改变世界”;在马克思那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统一的，而且所解释和改变的世界是“建构的”、“生成的”，因此，他的哲学既能动地解释世界又能动地改变世界。他解释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是为了实现对世界的解释，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解释世界”蕴含着“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也蕴含着“解释世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改变了哲学漠视真实的现实、远离真实的生活的传统。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天上”拉回到“地上”来，因而具体地以革命实践的方式，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来批判和反思真实的现实成为马克思哲学的真正使命。马克思在其哲学变革或哲学观的转变的基础上，

第5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1）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的研究，从而吸取马克思经济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应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7-02

一、关于经济哲学定义的探讨

关于经济哲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提法就频繁出现于我国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处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地带”，所研究的内容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然而，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1]。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似乎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2]所谓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的哲学，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一个学科门类，旨在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西美尔认为，包括经济学和货币学在内的任何经验性学科，上下两端都靠哲学支撑，没有这样的支撑，经验性学科难以成为自身。上端者指学科起步时的逻辑前提，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性自私论、天赋人权论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就是这种情况。下端者指经验事实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解释。经济学能够用经验的方法确定和描述基本事实，如我国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经济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非要回答，只能像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在哲学面前出丑。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高于和优于边沁、康德和马克思的方法。”[3]

二、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认识

经济哲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和哲学相互融合和范式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他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奉献给人类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的经济学也非纯粹的哲学，而是在融合了两者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全新科学，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先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的思想进行批判，这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4]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马克思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这是一种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他还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这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5]，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他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充分体现出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科学性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人文性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6]。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7]，又是能动的、有价值、有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撇开了主体的人，而且缺乏对人的地位体现，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同时，他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抛弃了客观的物，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所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同时，又能够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过程。

再次，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想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观关系，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肯定了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肯定了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8]，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最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这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仅从经济现实出发，而且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性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的过程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是流于形式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哲学之初，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他们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三、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意义

经济哲学在我国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但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界的需要。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面临经济发展、制度转型、走向世界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复杂的、整体的、深层的问题，迫切需要经济哲学的发展。就实践意义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急需理论的正确指导，而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似乎滞后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因此，经济哲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同时也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首先，虽然由于时代的巨变使得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现在这个时代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主体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打破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与时俱进。

其次，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经济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和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从而立足于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客观世界中认识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理解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实性等，从而为确立与之相对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自身价值，从而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意义。

再次，借鉴马克思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方法来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助于我们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误区，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自然成本、生产效率、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最后，借鉴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另一方面，在研究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根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理论加以验证。最终，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刘敬鲁.经济哲学需要研究的三类问题[N].光明日报，2001-10-23.

〔2〕于文军.经济哲学的学科归属[N].人民日报，2000-3-9.

〔3〕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6.

第6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晚年的费尔巴哈将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与此同时,施密特还考证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与谢林自然哲学的理论渊源。他认为:“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1]。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才可以说它是能够破坏的'”[1]。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施密特的推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1]来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相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同时施密特指认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本质。作为劳动的成果及其出发点来说的自然,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2]。在这里,他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另一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纯粹唯物主义者”更具有长处,因为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随着启蒙的进展,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进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这样一种依靠工具而建立起来的中介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而人“作为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工具作为“已经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劳动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关系,即人和他的劳动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通过劳动资料来建立某种关联[1]。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那里通过对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分析,解释和批判了物质变换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自然物质与劳动是绝不可能分离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把劳动同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始基”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但是,谈到感性世界的整体,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时间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在简单的商品形态阶段,商品交换停留于物质内容商品换商品,即实际的物质变换,W-W,商品交换商品,也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使用价值。施密特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方面是针对着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其次,资本的物质变换。所谓的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及了劳动的这个自然始基,同时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在对劳动过程的阐释中,马克思“把仅在人与自然间进行的”劳动过程,而“同样作为规定一切发展形式的特征的东西时”,他总是使用“物质变换”来表达。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而来的,所以他就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劳动的一切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色和本质

第7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体系第一次初具轮廓的表述，马克思在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它是马克思当时关于人的本质论述的最初尝试，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本质的论述

马克思以实践的目光去看待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因而这是后来形成的以改变世界为主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劳动或实践出发，研究了人的本质问题。

（一）劳动或实践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即将人视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的类，由此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出来，从人类的整体即“类”的角度去把握人，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找和论证人的本质。那么，人是怎样的“类存在物”呢？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类存在物，其类特本文由收集整理性就在于这种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是指人具有自我意识，即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有意识；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的自然延伸，人因有意识而能够把他自己的生活看作他的对象，可以自觉地调整他的生活，因而这种生命活动是自由的。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劳动的本来意义是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就是说：劳动是人的类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劳动中看到了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把人的本质与劳动明确地联系起来，并指出人的这种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本质的不同。人通过劳动产生了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劳动过程。同时，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反复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的类存在物”。因此，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人的劳动性，作为人类的人的存在和本质是由劳动决定的。

（二）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生活表现为生产，或者说生产成为人的类生活的本质，那么生产又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呢？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生产也就是劳动，这应当是无疑义的。劳动的现实化指的是劳动借以表现或实现的形式，这一形式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说道：“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此，马克思以劳动的产品来反证劳动活动，而劳动产品显然是劳动对自然物体加工的结果，这就建立起了劳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劳动的人将自己自由而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的本质通过劳动凝结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物体上，使自然物体按照人的愿望而成为人的产品。这样，一方面劳动产品凝结了人的自由而有意识活动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人也获得了自然物体何以成为人的劳动产品的性质和规律。这就是生产、劳动或实践的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这种对象化活动对劳动的人有着双重的意义，即人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创造着劳动产品，又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获取对外界的认识。就前一方面而言，人改变着外部世界；就后一方面而言，人发展着自身的能力。由此可知，如果说生产、劳动和实践是人的本质，那么生产、劳动和实践的实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类本质论述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像费尔巴哈一样也假定人有固定的本质，承认一个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并由此出发用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去说明社会历史。尽管当时马克思提出问题的着眼点是具体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的人，但是作为他的理论出发点的异化主体，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它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马克思虽然把劳动当作人的本质，但被当作人的本质的劳动并不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劳动，而是抽象地理解劳动，是劳动本身。

其次，在《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指奴隶和农奴，而是指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因而最终获得了一种理想社会关系的人。

最后，马克思还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扬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把社会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即社会历史沿着“人—非人—人”的轨迹而演进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个描述显然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类本质论述的理论价值

以往人们过分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把它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内容，而忽视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甚至把关于类本质的理论当作不成熟的思想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对立起来而加以否定。其实，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劳动去揭示人的类本质及其特点，体现了一种把握人的本性的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诞生。欧洲哲学史上，历来有人道主义的传统，在许多哲学家那里都表现出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绝对精神”，把人看作抽象的精神性存在。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力图把人看作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看作是类存在，但是他却把人的类本质看作是友谊、爱情、意志和心。在自然性上是具体的，在社会性上仍然是抽象的。尽管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不同，但如果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来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倒是一致的：都是思维与存在二元立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是用劳动来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他认为，劳动生活是人的类生活、类特征，正是由于劳动，人成为现实的存在物，成为自由的、普遍的、社会的和实践的类存在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历史本质的运动和现实社会历史的运动。

第8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黑格尔研究市民社会的大成之作是《法哲学原理》一书，马克思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不同于黑格尔及黑格尔派的立场：即不同意黑格尔简单的将市民社会扬弃于政治国家之中、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论观点，认为应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且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一立场对马克思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的思想转变具有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发现的是，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只要在于两点，其一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这一近代社会特征的肯定；其二是批判黑格尔试图消除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分裂而作的那些神秘主义色彩的论述。近代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的法哲学从国民经济学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确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理论。马克思在对官僚政治和等级制国会的批判中深刻的认识到黑格尔理论的优越性，“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固定的对立面、两个真正有区别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但是，黑格尔总是试图要消除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分离。他试图将官僚政治和等级制国会设定为中介机关，以此来避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想用复旧的办法来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性”。黑格尔发现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但又以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将其看成是观念中的矛盾。在他看来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一般观念”，而不是具有实在意义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只有当它们成为观念中的某个环节即成为观念的产物时才有意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实在矛盾最终会在观念中实现同一。马克思对这种主宾颠倒的观点一语道破，“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而这种矛盾当然有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本质”，1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实在矛盾才是主体，才是本质的矛盾，应用这种唯物主义式的方式去解决。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在其上设定普遍性国家的存在可以将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实现黑格尔所追求的同一。马克思则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和分裂是近代社会根本无法回避的现实，“事实上，这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黑格尔的设想只能是一种虚幻。

基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马克思从根本上与黑格尔对立起来，在市民社会这一问题上，他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立的理论命题，但却比黑格尔还更坚持这一对立现实。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是属于国民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与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是根本对立的；但其出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煞费苦心要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消除，设定官僚政治、等级制国会等中介环节，可想而知，这种根本性对立无法真正消除与国家的普遍性之中。近代社会确实是要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分离的问题，黑格尔是以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他或许还忽略了一点，近代社会不同于中世纪的根本特征在于：物质的经济生活与公共的政治生活的分离。所以，马克思坚持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变化：

其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根本对立，这一异质性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二分；要了解这种异质性，就要揭示市民社会的结构；而这必须从黑格尔所讲的国民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达致。这对马克思发现物质的经济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二，马克思的研究重心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并在其后的手稿中意识到，依靠国家是不可能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依靠市民社会本身的物质力量。

这之后的马克思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从《导言》、《德法年鉴》、《论犹太人问题》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从研究国家哲学向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转移。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深刻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本质在于私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但仍停留在较为片面的层面，只从特殊性原理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会。他虽然强调了要从市民社会内部去克服人的政治异化，但没有提出由谁去完成这一任务。随后的《导言》，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是因为，无产阶级产生于市民社会，却失去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资格，被排除在市民阶级之外，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可能从市民社会内部摧毁市民社会，克服人的政治异化，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论述了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阶级分化的现象以及无产阶级的概念，但因缺乏国民经济学的知识，所以只停留在哲学的角度。

第9篇：马克思哲学范文

文化一词，英文为culture，其基本含义为耕种、培养；修饰、打扮；景仰、崇拜。可见，这样一个词，它实际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是指物质生产实践和教养；第二，从精神上享受物质生产实践和教养的成果；第三，。”对于这样一个意义丰富的概念，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精神文明”或“人的学识”自然是浅显和不合适的。

一、多角度文化内涵诠释

众多研究者对文化的丰富内涵给予了特殊关注，他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文化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文化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认为，从广义的人种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种列举法虽论证了文化内容的庞杂性却又未免失之宽泛。文化历史批评学派的博厄斯则十分强调文化的社会遗留性、传统性，他认为社会的整个遗产就是文化。他的观点在肯定了文化历史继承性的同时又否定了文化的创新。文化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习俗――人体的或心理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足人体的需要。他的观点着力强调了文化的功用，却未能深入剖析文化的本质。符号文化学派的集大成者卡西尔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样式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们具有为整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众多界定中，我们认为，文化哲学视域的文化界说最能彰显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文化并不仅仅指谓脱离人类实践的艺术、文学、音乐、电影等具体形式，而是人们可以通过“做”而通达意义世界的过程性存在。正是文化这种世俗的实践，“构成了人们持续发展的‘生活叙事’：即故事，我们以此来历史地阐释我们的存在。可见，文化之意义比对它通常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它既是人类生活的过程，更是实践结果的凝结和沉积”。“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一方面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

二 、人类的感性生存活动是文化的根基

大凡研究文化问题的学者，总不免去深入剖析文化的根基，即支撑文化存在、促使文化在人类生活中作用日益凸显的根本方面。囿于研究角度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对此便有了不同的认识。

文化功能学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便从人类先天脆弱本能补充的角度阐述文化的根基。他认为人类本身的生物特征、肉体特征与其他动物相比毫无优势感可言，而使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主宰的根本原因便是人类后天创造的文化。人类先天本能的不足一度是个大不幸，但最终却成为人类的大幸，因为人类在认识到了其自身生物本能缺憾的同时，便力图突破自然界其他生物生存的“传统模式”而用后天的创造活动来弥补先天的不足。人的集成群体、制定共同努力的目标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的活动已远远超出生物的本能，而是一种后天的社会文化活动。

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的论述更加明确，他指出：“各种器官的特殊性，使每一个动物在某些特殊能力方面超过了人，但是正是这种优越性，同时也意味着动物的潜力变狭窄了。人避免了这种全部器官的特殊化。因此，尽管事实上人的每一个器官都处于劣势，但人却始终有靠非特殊化维持活力的潜力优势。器官的劣势给人以压力，潜力的优势给人以能力，使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意识的中介，走上一条跟动物完全不同的道路。”

毋庸讳言，上述论述均堪称精辟。然而，时至今日，人类的发展早已突破地域的限制，拓展为立体性的存在。面对全新的生活境域，对于文化根基的剖析理应有我们的创获。

文化的本源、根基或许以弥补生物本能不足为目的，但是，这种补充活动才是根本性的，即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是使人真正成为人的活动，是文化的最切近的本质。在此意义上，文化不是别的，乃是人类获得自我规定而又能够自我解放并体证自由的生存之域。

既然人绝非动物式的平面性存在，既然人要适应和改变自然界的先天结构，那么，人必定有其特定的生存和发展尺度且为此尺度所规约和引领。这一尺度为何？它恰恰就是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人的生命过程正在于不断地进入又突破这一尺度，从而获得又超越某种确定性和先在性的生命流程。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存过程便是真正的“人”的诞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摆脱了动物式的存在与本质的同一，附丽了人文意蕴和伦常秩序。因而，人，不仅是生物性存在，更是社会性、文化性存在。可见，恰恰是人的实践生存活动展开了人的文化性、社会性存在方式。

彰显个体自由和生活方式多样性一度被视为不合时宜。但是，在今天的实践格局中，对于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来说，他们参与“创造”并在此过程中被创造的文化既具有本体性、目的性又具有工具性、手段性。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确证远非人的根本目的，而不过是人类借以认识、提升并实现自己自主自由，使生命内涵丰富完满的桥梁。个人的独一无二性便决定了同一文化、系统和社会中人具体的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人，因此理应有不同的“活法”。

若将个人的具体生存方式推而广之，扩展到民族国家，我们就会看到，今天，一些“文化”有着强烈的“唯我独尊”倾向，这一倾向在交往实践尚不发达时曾经隐而不露，而今则极大地妨害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事实上，我们无意也不可能阻挡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但若由此认定文化全球化便是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或某种文化的全球扩张与横行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经济全球化已被认可的今天，我们所倡导建构的恰恰是保持文化的多元化和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同时解决好民族内部对外来文化的认同问题。只有充分发挥不同民族文化的正面价值，避免其负面价值，并使传统文化转换为体现时代精神并为本民族发展服务的新型文化，才有可能形成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全球文化或称“大文化”。

问题的确复杂难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化的悖论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生存悖论，因此，解决文化问题的最终出路仍在于人的创造性的劳动、实践活动之中。

参考文献:

[1]霍桂桓.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

究初探[J].哲学研究,2002,(4).

[2]参见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法律出

版社，1999:6-47.

[3]衣俊卿.文化哲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11-12，49.

[4]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 ].南京

大学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