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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务社会工作定义
医务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其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在医院领域,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必要的医务社会服务,帮助其舒缓、解决和预防医务社会问题,以便使整个社会在和谐的气氛中得到发展。医务社会工作在不同的国家的定义并非一致,也反映出各个国家的结构特征和福利制度,因此,不同国家的医务社会工作的内容不尽相同。随着医务社会工作内涵不断丰富,医务社会工作的概念也具有反映医务社会实务客观发展规律,而以不同名称出现,先后经历了:医院社会工作阶段、医务社会工作发展阶段和健康照顾社会发展阶段。
(二)医务社会工作的起源
医务社会工作萌芽起源于英国济贫法时代医疗救助站,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穷人获得医疗救助,实现社会公平。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工具,工厂取代手工工场,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人民贫富差距拉大等,导致穷苦人民看不起病,这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时便出现了以专业的济贫者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慈善组织,他们帮助穷苦病人看病,这就是早期医务社会工作的雏形。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医务社会工作问题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医务社会工作最早起源于英国,成熟于美国,日本又是借鉴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经验最成功的国家。在发达国家,医务社会工作已相当成熟,有明确的组织章程来规定相关组织的工作目标、基本责任、具体工作,而且从事此类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与医务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人员。他们认为医务社会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摆脱伤病的阴影,同时能够起到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因而,国外有着明确的法律条文,鼓励支持相关人员从事医务社会工作。
(二)国内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发展现状,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缓慢,相关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善。通过分析知网检索到的资料,以“医务社会工作”为中心词的论文自2006年开始出现,迄今不足20余篇,被转载、引用次数较少。以此题支撑硕士、博士论文的数量不足10篇,获得省部级、国家级课题立项的数量也是屈指可数。从研究内容看,研究理论还处于理论论证的初期阶段,虽然也出现了关于对策研究的部分论文,但是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研究,难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三、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一)医疗体制改革需要
为了解决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现状,我国大力实行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目的是为了确保每个人包括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政府的医疗服务[1]。然而,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处理对疾病的担忧又多出对报销情况的困扰和担心。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医院内可以帮助患者理解国家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和措施,以及如何在医院内进行报销。医务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患者理解医疗保险政策和方法,使国家优惠的医疗政策更好地落实到患者身上。
(二)缓解紧张医患关系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社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医患纠纷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医患纠纷已经成为医院最棘手的问题[2]。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医患之间基本的信任度的缺失,医护人员未很好地履行治疗照顾的义务,是医患之间信任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以第三方的身份,促进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向患者及家属介绍医生的治病方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患者和家属理解并及时治疗,同时让医护人员提高自身职业理念和工作伦理和道德,让患者在医院有温馨家的感觉[3]。
四、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社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政府加大支持医务社会工作开展的力度
由于政府对医务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政府相关部门一时也不可能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政策。同时在我国,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律法规层面都没有明确医务社会工作的地位和岗位要求,这对于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极为不利。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软肋”,把医务社会工作纳入社会工作构建中,对完善我国的社会公共卫生体系有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政府应在在财政政策、法律法规、人事制度、就业岗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也要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组织系统的作用,建立流畅的个人奉献的渠道和空间[4]。
(二)加大医务社会工作队伍建设
在我国,由于社工知识、理念没有普及,许多人还不明白社会工作是做什么的,不知道医务社会工作是何物,更不明白医务社会工作的意义所在。还有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在岗人员多由医护人员转型而来,缺乏社会工作专业特色,难以充分发挥医务社会工作者解决问题和服务病人的应有功能,因此加快人才队伍的培养使当务之急[5]。首先,要在相关的医学院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专业性综合素质较高的医务社工人才,既要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素养又要具有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
(三)医务社会工作理论实现本土化发展
长期以来,应用型和务实性是我国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较为侧重的因素,因此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我国的医务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没有充分考虑本国基本国情,把建立在充分社会福利基础上的发达国家医务社会工作理论照抄照搬到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考虑本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于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于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于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6]。同时在借鉴西方已有资源的基础上,面向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展情况和中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迫切需求,尊重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有规律,找准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医务社会工作的最佳结合点,为医务社会工作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融合进行理论支持,为政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务社会工作制度框架做好决策参考,使医务社会工作理论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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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敏,朱惠蓉,李赣,等.医务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与推进策略研究[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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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确立合理的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市场作用有机结合起来、针对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医疗卫生服务实行不同的保障和组织方式等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若干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却不尽如人意,出现了诸如医疗卫生的公平性下降,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降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力图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作一梳理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若干建议,以期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其改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过20多年的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1.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医疗服务公平性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卫生费用不平衡。占全国人口2/3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1/4的卫生费用,而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的卫生费用,而且农村居民占卫生费用的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的人均卫生费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医疗保障的可及性低。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亦即全国近3/4的人口尚未参加各类医疗保险,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张冉燃:《权威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载《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年第14期)
2.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严重。医疗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的增长和卫生费用的增长极为迅速,大大超过了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1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9.3%,而在同一时期,平均每一门诊诊疗费和日均住院费则分别增长了96.5%和99.8%(葛延风:《中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反思》,载《中国卫生产业》2005年第9期)。
3.医疗卫生服务和卫生投入的绩效低下。有关卫生统计表明,虽然中国人口还在增长,但医疗机构的门诊量却在下降。2003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门诊总量为20.96亿人次,比1993年减少了1.09亿人次。但同期城乡居民的两周患病率却从140.1%提高到143.0%。(张冉燃:《权威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载《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年第14期)另据统计,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24%,2003年超过5.4%(葛延风:《反思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6日)。但尽管如此,居民综合健康状况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
4.卫生资源的布局与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与短缺现象并存。我国的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一些高精尖医疗设备的占有率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明显过剩。而医疗机构为了收回投资成本和追求高收益,随意对患者使用大型医疗设备,乱检查、重复检查的现象时有发生,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与此同时,市县以下公共卫生机构特别是一些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却缺乏一些基本的医疗设备和条件。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走向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移植到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中来。二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责任缺失:如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卫生资源的配置极不合理,对医疗卫生机构缺乏有效地监管等。
二
要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问题,既不能继续沿着完全市场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也不能走回头路,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体制。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在总结以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
一是要明确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定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确立合理的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要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目标定位,坚持这一目标定位,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一般来说,在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坚持了公平,就会影响效率;讲究效率,就会有失公平。但两者不是绝对矛盾的,也有相统一的一面。如果经济活动的规则公平,制度完善,管理科学,是能够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绩效十分显著。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卫生体制改革中,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关键词:政府卫生投入 资金 绩效管理 指标
2009年以来,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加大了资金投入。政府卫生投入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通过支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使人人能够公平合理地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政府拨入专项资金管理的现行基本模式是:医疗卫生资金在各级财政预算中以单独的类款项存在,医疗卫生机构将全部经济活动纳入预算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与控制。财政补助资金将以绩效目标审核作为安排预算的前提,使用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此管理模式在程序上相对完善,然而实际运用中,还存在卫生经费投入与民众健康绩效、民众医疗保健满意度的不匹配,也就是政府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仍没有提高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满意度。因此,要充分发挥卫生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做好政府卫生投入资金绩效管理是必要的手段。
绩效是指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取得相应结果的有效性和效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绩效”和“绩效管理”开始引入政府公共管理,绩效管理成为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成为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按照绩效管理的“3E”原则(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 )),可对卫生投入资金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追踪问效,通过绩效评价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科学性、效果性,保证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使用。
一、卫生投入资金绩效管理的内容
目前政府投入医疗卫生机构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承担的卫生公共任务。卫生资源的配置重点是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与人民群众需求相统一,因此强调产出或绩效拨款比以投入拨款为基础的模式更有效率。对资金投入项目绩效管理不仅是对卫生投入活动的过程进行评价和监督,更是以政府卫生投入活动的效果为最终目标,其核心是政府卫生投入活动的目标与结果,以及结果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确定绩效管理的内容:政府卫生投入资金绩效目标要制定合理明确;建立科学、规范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对绩效目标管理结果、绩效跟踪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实施考核与评价;强化考评结果的应用,落实整改措施,增强支出责任,压降运行成本,促使政府卫生资金投入公平有效。
二、卫生投入资金绩效管理的思路
(一)完善专项资金投入的制度与规则
做好政府卫生投入资金的专项管理,首先要从项目管理的各环节入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项目立项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卫生事业发展的技术经济政策;其次对专项经费拨付与使用形成科学的运作流程,对开支范围、核算方法和经费补助将实现的目标,做到事前控制;最后在项目建设过程、完工验收后要通过绩效评价体系进行跟踪问效,确保以制度规范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
(二)对政府卫生投入资金实行全面绩效预算
绩效管理良好的开端就是要做好全面合理的绩效预算。绩效预算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以项目成本为衡量标准.以业绩评价为核心的一种新的预算管理模式。绩效预算的明显优点主要有两点:一是易于横向比较。同一水平的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同样任务,资金如果存在较大差距,可对差异进行分项比较,则低效或无效资金的使用部分就会显现出来。二是便于纵向比较。在专项资金使用跟踪过程中,定期将预算执行情况与预算的计划目标和时间节点进行对照,查找问题,及时调整偏差。绩效预算实行目标管理的流程一般为:医疗卫生机构建立项目数据库,按照轻重缓急原则,选择下一年度优先进行的项目,可自行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明确项目负责人,收集绩效评价数据和材料,对项目首先自评。在编制下一年度收支预算时,同时根据自评结果编制项目立项报告,在立项报告中对项目进行具体的可行性论证,将申请资金的理由、预算资金构成以及未来能达到的绩效等作详细论述。财政专家将根据立项报告对项目进行评审,通过后,财政拨款才正式下达。通过绩效预算,大大提高了政府卫生资金使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三)强化政府卫生投入资金监督机制
在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意见》别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卫生投入的管理监督。政府卫生投入资金要依法接受人大、审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保障政府卫生投入资金安全使用和发挥效益的关键。因此以政府审计为主导的监督体系至关重要。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工作,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内部审计制度,以政府审计、社会审计为主导,将审计监督全覆盖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审计结论应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使政府资金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共监督之下。这都将加大社会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管和督察力度。通过建立问责制,落实经济责任,也有效防范医疗卫生机构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
(四)财政卫生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的使用
对卫生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包括对项目的合规性、效果性、效率性、可持续发展及公众满意度综合分析评价。按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操作性与经济性相结合原则,选择相关的评价标准,制定合理的评价指标。结合不同项目性质,可研发运用个性指标及绩效标准。在使用绩效评指标时,应结合项目实施部门提供的项目申请书(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支出预算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完工报告以及部门年度预决算。
三、合理选择绩效评价指标
近年来我院根据以上绩效管理思路,合理运用绩效评价指标对拨入医院的各类财政性资金进行绩效跟踪评价,都较好地完成了绩效目标任务,使政府投入的卫生资金在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发展、病人救助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效益。现以医院专科建设,使用财政补助资金为例,介绍绩效评价指标的使用。
(一)合规性指标
实际到位率:医疗卫生机构实际收到的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到位资金总额×100%
资金流失率:被截留、挤占、挪用等资金总额÷医疗卫生机构实际收到的专项资金×100%
资金使用率:该项目专项资金实际支出÷全部专项资金实际支出总额×100%
预算完成率:项目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财政资金投入乘数:(项目投入金额合计-财政投入金额)÷财政投入金额。指因财政资金而能带动的全部资金倍数,反映出财政投入外自我创收的能力。
通过以上指标评价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可以对具体项目实施和卫生专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进行评价,资金使用部门可深入分析是否因项目资金未及时、足额拨付到位或资金流失等情况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及项目效益的发挥。及时采取措施,保证对专项资金从拨付、使用到最终决算都得到全程监督和控制。
(二)效益性与效果性指标
效益性与效果性指标应是指标体系的重点,一般可以从五个方面对产出的效益进行衡量:对医疗产出的影响、对科教产出的影响、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项目性质的不同,可选择投资回收期、机器设备使用效率、教学效能、各级别科研项目数量、科研论文数量、资产收益率、应急突发事件能力、服务费用等指标搜集数据分析评价。
医疗卫生专项资金支出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目标可通过效果性指标反映,代表性指标为专项资金目标实现率:专项资金实际实现目标÷专项资金预定实现目标× 100%
需强调的是根据专项资金支出的目标性质,有些项目的效益与效果用单一指标难以全面表示,可使用综合指标进行计算。在各分目标单一指标的基础上,再按各分目标的重要程度加权平均,最终以综合指标反映。如重点专科建成后本地区病人可得到及时救治,降低转诊率,有效解轻病人医疗负担,医疗机构通过人才培养与医疗技术提升,弥补该学科空白,创造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假设项目预定实现的目标为新增固定资产情况、人才培养、项目对新医疗技术创新、新技术应用到临床等贡献能力、医疗新项目开展病人受益情况、病人满意度等6项,总分100分,可根据分目标设置6个参数,前面五项权数为15%,病人满意度的权数为25%,项目考核专家对该项目的评分分别为88、93、96、91、95、92,综合计算该卫生专项资金目标实现率为92.45 (88×15%+93×15%+96×15%+91×15%+95×15%+92×25%)。
(三)持续影响与发展指标
可持续性评价可在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后,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要求,对既定的绩效目标是否按期实现,决策程序是否具有可重复性、项目是否可持续保持产出较好的效益等作出评价分析。可持续性包括:项目效果的持续性、医院发展需求的持续性、人才培训的持续性、社会效益的持续性、环境保护的持续性等。
(四)社会评价指标
政府卫生投入支出的社会效益是长期的、间接的,很难用价值来衡量和评价。可使用定性指标,如受益单位或公众满意率、患者投诉发生率等。通过社会评价指标促使医疗卫生机构一切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主导,将保护人民群众权益等真正融入到日常运作中,并保持良性循环。
四、结束语
对政府卫生投入资金做好绩效管理及评价,使仅对资金投入的关注转移到对投入效益与目标实现的关注。医疗卫生机构根据投入资金绩效管理所形成的相关项目论证信息、考评报告及自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合理准确地做出项目计划进一步安排,提高政府资金管理决策水平,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得到效益最大化。同时也会建立健全政府对卫生投入的引导机制,积极吸引社会有效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卫生投入体系,做好保障人民健康的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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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对《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杂志怀有一种无比深厚的感情,缘由是杂志不仅诞生在安徽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而且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它一直与我一路前行相伴,源源不断地为我所从事的卫生管理工作提供着理论、政策、经验、决策等有益的帮助和支持,可谓是我的良师益友。尤其是我对它常怀一种崇高的敬意,感慨它:当19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当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卫生工作模式受到严重冲击时,杂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和以对农民健康高度负责的历史担当,坚持正确的导向,呐喊着、鼓呼着要坚持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坚持中国特色的初级卫生保健这一世界性经验、着力宣传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乡村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优越性,这一难能可贵的使命感、责任感,常常令我感动,难以忘怀,油然而生敬意!值此杂志创刊30周年之际,谨表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是在改革开放中诞生,从1981年创刊的《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研究》起,到1985年公开发行的《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继而于1987年更名为《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30年来,杂志始终高举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旗帜,满腔热情地宣传党的农村卫生方针、政策、指导思想和新的改革精神,紧紧围绕各个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面向农村,服务基层,及时从宏观上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国内外农村卫生的信息;适时报道各地在农村卫生工作中的新情况、新思想、新经验、新措施。积极研究、探索农村卫生工作中出现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交流解决的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热情地引导广大农村卫生工作者提高管理理论、水平、技能、经验。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广泛开展学术活动,凝聚各方面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政策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很强的学术研究论文,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国内研究农村卫生管理的一份权威和核心期刊。《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历经30年风雨,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其成效是辉煌的,影响是深远的,为促进全国农村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尤其是为安徽省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纵观《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历年关注的问题和基本学术成果,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卫生研究的发展规律和丰硕成果。30年来,《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积极参与卫生改革发展并忠实记录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历史性巨变。30年来安徽和全国一样,农村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1990年代全省以初级卫生保健为龙头,全面推进农村卫生工作。至1997年底,全省85个承担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任务的县(市、区)全部经过了“基本合格”和“合格”两轮评审达到“合格”标准。全省78%的乡(镇)卫生院、88.1%的县(市、区)卫生防疫站、91%的县(市、区)妇幼保健所(站)达到了“一无三配套”标准。通过实施初级卫生保健,使各项公共卫生任务得到有效落实。2002年以前,全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乎是空白。自2003年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2008年实现“全覆盖”,全省参合率达96%以上,人均筹资水平从每人30元提高到今年每人230元,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20万元,以户为单位受益率达100%。98.9%的统筹地区开展了门诊统筹。全面推进即时结报,实现“一卡通”就医。初步实现了农民“住院有保障,门诊有补偿,看病花钱少,报销很方便”的目标。新农合的发展,初步解决了农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问题,受到广大农民广泛拥护。同时,促进农村卫生机构的发展,仅“十一五”期间,全省投入20.36亿元,为1269所乡镇卫生院、14411所村卫生室改扩建业务用房、配备常用设备,同时,投入15亿元,改扩建81所县级医院,投入2.2亿元加强了14个重点中医院建设。连续累计公开招募医药卫生类毕业生5000多人到乡镇卫生院工作。
完成农村卫生人员学历教育和技术培训3万多人次。目前,全省实现了每个建制乡镇有1所标准化的乡镇卫生院,每个行政村有1所标准化的村卫生室并全面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农村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方案,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自2009年11月启动基层医改,至2010年底,全省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综合改革,建立了公益性管理体制、全员聘用用人制度、绩效考核分配制度、基本药物制度、财政集中支付制度,初步实现了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有保障、机构管理规范化的目标。“安徽医改模式”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安徽农村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效,这其中也凝聚着《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所付出的汗水和贡献。
关键词:熵权;TOPSIS法;综合评价;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海口市,中国海南省省会,地处海南岛北部,北濒琼州海峡,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最大的交通枢纽。在充满活力的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海口市的医疗卫生服务行业也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医疗机构建设如火如荼,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是医疗机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其水平高低不仅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也代表着医疗机构满足社会医疗需要的程度。随着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质量需求的日益提高及医疗纠纷明显增加,医疗卫生服务质量问题已成为医疗机构管理的重要任务和核心问题。尤其面对激烈竞争的医疗市场和医疗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质量管理的重要性更明显地凸现出来。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保证和提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患者的生命安全,是医疗卫生行业的永恒目标,也成为加强监管的核心内容。同时,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监管也是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研究选取海口市2012年~2014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卫生资源和服务效率两方面各项指标,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海口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以期掌握该地区近3年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指标的大体变化与发展趋势,为医疗机构制定长远规划及管理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文所采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2012年~2014年海口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服务信息数据,数据准确、真实可靠。
1.2方法 本研究以海口市2012年~2014年各医疗机构卫生服务质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查找分析优选法,筛选出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两方面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并采用Matlab软件和Excel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医疗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把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通过识别、确定、控制和评价,取得数量、进展和价值的过程体系。本研究从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两个方面选取了12个有代表性的指标对医疗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卫生资源:①医疗机构:医院(X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X2)、专业公共卫生机构(X3);②卫生人员:卫生技术人员(X4)、执业(助理)医师(X5)、注册护士(X6)。
医疗服务:①服务效率:病床工作日(日)(X7)、平均住院日(日)(X8)、病床使用率(%)(X9);②工作量:诊疗人次数(次)(X10)、健康检查人数(人)(X11)、入院人数(人)(X12)。
2.2熵权TOPSIS法的综合评价
2.2.1熵权的原理 在信息论中,熵值是对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信息被解释为系统无序程度的表达,表现为系统的某项指标的变异度。系统熵值越大,所蕴含的信息量越小,系统的某项指标变异度越小,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对应的权重越小;反之,系统熵值越小,所蕴含的信息量越大,系统的某项指标变异度越大,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对应的权重越大。所以在具体的评价分析过程中,可以根据各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权重,再对所有指标进行加权,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综合评价结果[3]。
2.2.2 TOPSIS法简介 TOPSIS法是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它是借助多目标决策问题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去排序,也称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其分析原理直观,计算简便,对样本量要求不大等特点。也多用于效益评价、卫生决策和卫生事业管理等多个领域。
2.2.3评价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建立海口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综合评价模型。步骤如下[5]:假设有m个评价对象,n项评价指标,原始指标值记为x
2.2.3.1对原始指标值x进行无量纲化及同趋势化处理,得到Vij。
2.2.3.2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评价对象指标值的比重Pij
2.2.3.3计算第j项指标值的熵值hj。
2.2.3.4计算第j项指标值的差异系数gj。
2.2.3.5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wj。
根据以上介绍的确定权重方法,我们可以得出海口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各项指标的熵权为:w=(0.0924, 0.0894, 0.0716, 0.0723, 0.072,0.0741, 0.0706, 0.0716, 0.1169, 0.0843,0.0716,0.0785)。
2.2.3.6构造加权规范化矩阵,因为各因素的重要性不同, 所以应考虑各因素的熵权, 将规范化数据加权, 构成加权规范化矩阵:
2.2.3.7确定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令Z+表示最优的方案,Z-表示最劣的方案。
2.2.3.8分别计算诸评价对象所有各指标值与最优方案及最劣方案的欧氏距离:
其中,j=1,2,…,n分别代表各个评价指标。
2.2.3.9计算诸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Ci,0
2.2.3.10从医疗机构、卫生人员、服务效率、工作量四个方面分别用熵权TOPSIS法分析。
3 讨论
由于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多系统和多层次的性质, 因此对医疗工作评价时,选用代表性强、较为客观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医院医疗工作的质量。TOPSIS法是一种简捷有效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简单、灵活、方便、实用,对样本量、指标多少及数据的分布无特殊要求和限制, 可以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比较直接并且能客观而真实的反映各比较指标的优劣性和优劣程度。而基于熵权TOPSIS方法,避免了低层次多因素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更符合实际,其模型在应用于实证分析时具有可重复操作性,既可用于不同对象之间的评价比较,也可用于同一对象不同年份的比较分析,是对TOPSIS方法的发展。
通过熵权值比较,医院数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用率以及诊断人次数占的权重相对较大,在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评价中占主导作用,而其他各项指标的权重值相对较小,且指标值差值也很小,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评价具有同等重要作用,也是评价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从综合评价的得分排序看, 2014年海口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状况最好,2012相对较差,这说明海口市医疗卫生服务状况在近3年呈现上升趋势。对医疗机构、卫生人员、服务效率和工作量四个方面指标分别进行分析。从医疗机构评价值角度分析来看,2012年最好,2014年最差,其原因可能与该地区医院数量设置有关,医院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而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也有所浮动;从卫生人员、服务效率以及工作量三角度的评价值来看,2014年医疗服务质量效率最好,2012年相对较差。通过熵权TOPSIS法的综合评价, 结果与医院实际情况相符,对医院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具有参考价值,可作为该地区评价年度或阶段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手段,对海口市医疗卫生服务事业起到价值导向作用。
为了海口市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提升医疗机构综合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机制;优化诊区设施布局,营造温馨就诊环境;合理调配诊疗资源,畅通急诊绿色通道;改善住院服务流程,实现住院全程服务。同时,市政府应切实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有效领导,研究制定全市性政策措施,统筹解决全市卫生服务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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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医疗 信息共享 载体 内容
1 引言
我国的医疗信息共享模式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传统共享模式下的手工记录到院域内的信息共享再到现在的区域医疗信息共享模式,从单机单用户应用到部门级和全院级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从以财务、药品和管理为中心到以病人信息为中心的临床业务支持和电子病历应用,从局限在医院内部应用到区域医疗信息化应用[1],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与医疗信息资源的最大利用还有距离,远没有达到区域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即资源互补、共享和信息数据互认[2]。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医疗机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医疗卫生系统的海量医疗卫生数据和信息得不到充分利用,再加上病人重复检查治疗,农合、医保无法实时监管,医疗信息资源不能共享,大量的医疗卫生信息资源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直接造成人民群众医疗支出年年攀高和医疗信息共享的效率低下,不仅阻碍了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还严重制约了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为落实和贯彻各项医疗卫生政策的瓶颈。因此,建立统一、高效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妇幼保健、疾病防疫、计划免疫、卫生监督、医疗费用控制等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整合,已势在必行。
2 区域卫生信息共享模式的内容和载体
区域卫生信息共享涉及卫生管理、医院、社区卫生服务、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科研教学、急救、血液供应等数十条业务主线,而且这些业务又与其他社会部门如银行、保险、民政等相联系,进行各种业务交互[3]。按医疗卫生业务信息产生的来源进行分类,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共享的主要内容包括:
医院医疗业务信息:主要来源于门诊、药房、医技科室、医生站、护士站及财务、人事劳资、医务质量、后勤管理等业务。内容包括门诊业务信息(门急诊流量、挂号、门诊收费、科室及医师工作量、病人资料、处方用药等)、住院业务信息(病人费用、住院病人统计分析、死亡病人统计分析、床位使用状况、用药情况统计等)、病案首页业务信息(分科医疗费用、诊断质量、手术质量、分科登记统计表、疾病分类、年龄分类、单病种质量控制、部分病种费用、死亡分类情况、产科情况统计,就诊病人来源、病案质量情况等)、药品业务信息、医技业务信息、医疗保险信息、处方医嘱信息、科研教学信息、疾病发病信息、病人死亡信息、医院卫生统计报表、医疗资源信息 (人员、设备、床位)等。其中门诊业务信息、住院业务信息、病案首页业务信息是医院医疗业务共享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
社区卫生业务信息:社区卫生业务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健康服务为重点。信息内容包括个人健康档案(出生信息、户籍信息、联系信息、健康信息、疾病情况、个人既往史、过敏药物、手术情况、家族病史、个人行为与生活习惯、就诊记录等)、妇女专项信息儿童专项信息、老年人专项信息(基本信息、老年保健、康复管理)慢性病档案、精神病人档案、残疾人档案、全科诊疗档案等信息;
疾病预防控制业务信息:包括疾病监测、传染病管理、计划免疫管理、地方病和流行病防治、死亡和死因管理等信息,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件管理、卫生检验等方面的信息此外,还有区域内结核病监测、性病监测、恶性肿瘤监测、慢,非传染病防治等业务信息;
卫生监督执法业务信息:包括卫生档案类信息(卫生档案、监督检查、行政处罚、检测采样等),行政执法类信息(行政案件统计报表、行政处罚审批表、立案、结案报告、采样物品明细、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听证及采样记录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卫生监督听证意见书等),卫生行政许可类信息(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卫生许可证申报材料及卫生设施、卫生许可证年检申请书等);
妇幼保健业务信息:主要包括妇女保健(孕产妇保健、分娩登记、计划生育、婚前检查、节育手术、妇女病普查普治等),儿童保健(出生基本信息、体检记录、疫苗接种登记、生长情况监测等),健康教育业务信息(健康教育计划、健康教育知识、健康教育活动、健康教育报告、健康教育普及情况等);
急救业务信息(急救中心受理求救情况、医院出车情况、中心值班人员情况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业务信息(来源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直报、社区直报、社会举报、媒体网络、交通通报以及其他部门等的公共卫生信息);
其他卫生业务信息:包括卫生科研教育管理信息(科研项目实施管理、科技成果鉴定、全科医学管理、住院医师乡村医师培训、学术交流科技情报管理)、卫生技术人员信息(执业资格、考试)、医疗机构信息、卫生综合业务信息、采供血信息、医疗事故信息、财务业务信息、各种统计信息等[4]。
如此纷繁交错的内容要同时反映在一个载体上,不是易事。通过对传统的医疗档案资料和医院电子病历的改造和发展,电子健康档案(EHR)浮出水面。HER是随着“Life-safe”概念的提出,将大量的个人健康保健信息,公共卫生信息,遗传学信息等全部囊括,并以电子化的方式记录有关个人的终身健康和医疗保健行为等信息,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因健康状况的发展变化而接受的各项卫生服务的电子化记录的总和,不仅包括人们接受医疗服务的记录,还包括免疫接种、接受保健服务、参与健康教育活动的记录等[5]。美国医疗信息和管理系统学会(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 HIMSS)对EHR定义为一种为临床医生服务的安全、实时、面向医疗点、以病人为中心的信息资源系统,美国卫生组织卫生标准7(Health Level Seven,HL7)对EHR归纳为是向每一个个人提供的、一份具有安全保密性、记录其在卫生体系中关于健康历史与服务的终身档案[9]。
电子健康档案内容全面充分,实现了多档合一[6](见图1);相关信息能快捷、全面的提取,为远程诊断和人员流动时的诊断提供方便[7];存储集中,有利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流,是实现区域医疗信息共享的最佳载体。 但电子健康档案在区域医疗信息共享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缺乏数据传输和交换的标准
我国独特的源远流长的中医医疗体系,以及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与国外的情况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HL7要在我国进行实际应用,如何进行本地化就成了一个关键。另外,要实现电子健康档案需要整合一些异源异构的数据,必须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完成否则会丢失部分数据。
。
图1 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多档合一
3 实现各种医疗信息向健康档案的统一
电子健康档案还需要和其他信息系统进行互通互连,如人口管理系统,还需要整合卫生系统各个部门的医疗信息文档,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数据中心并制订信息交换格式,提供数据库中间技术。
3.1 构建相关关键事件核心数据结构
如定义门诊数据相关数据结构: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体格检查、检验检查、诊断(中医、西医)、处方(中药、西药)。
3.2 建立地市一级的数据中心
从安全性、可扩充性、稳定性、合理性,以及保护用户的隐私、存储容量、访问并发数、权限控制,网络,各类软硬件性价比等综合考虑具体物理数据中心的建设[8]。
3.3 建立病人主索引
所谓病人主索引信息是指一组用于描述病人基本特征的数据集合。这组信息有效地标识了一个病人区别于其它病人。对于鉴别医疗保健对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主索引信息中体现唯一性的关键是对每一个病人分配一个标识号,无论其在门诊就诊多少次或住院多少次均使用同一条主索引信息,使用同一个标识号作为其唯一标识号。因此,对病人主索引信息的管理实际上是对这个唯一标识号的管理[9]。
3.4 构建标准业务流程,实现健康档案数据自动上传至数据中心并整合
如出院后,由病案室或质量监控室在病案审核通过后,触发数据上传事件,通过调用健康档案数据中心提供的Web 服务,将相关数据上传至数据中心并实现整合。如计划免疫事件发生后、可将时间、地点、疫苗名称、下一次疫苗接种时间等上传至健康档案数据中心。再如某一次出院时,病案室审核通过,将主要病程记录、出院带药、出院注意事项等相关数据自动上传至健康档案数据中心并实现整合。从而实现健康档案数据中心的动态更新与数据的自然积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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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新民.电子健康档案技术.北京电子健康2005研讨会,20050919.
论文摘要:目的:探求构建我国全民医保的途径和方法。方法:本文首先引入了教育券模式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医疗券模式的概念。然后,结合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阐述了医疗券模式的运作机理,并分析其优点和亚待解决的问题。结果和结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以医疗券模式构建我国全民医保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最近,香港政府针对70岁以上的年长者,专门制定了一项名为“医疗券模式”的制度,该项制度自颁布实施以来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那么究竟何为医疗券模式呢?医疗券模式的理论源于教育券模式,我们在谈到医疗券的时候,不得不提及其鼻祖—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教育券模式最早是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提出的,当时被称之为“学券制”。随后发展为两种模式:一种是面向所有人的“弗氏模式”;另一种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哥伦比亚的詹克斯模式”。弗里德曼将教育券模式定义为: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由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人的一种形式。弗里德曼之所以提出教育券的理念,目的就是要改变“政府一院校”这一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取而代之“政府一学生一院校”这一以消费者为轴心的资源流动方式,从而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的效率与质量。
我们所说的医疗券是教育券理念在医疗保险行业中具体运用的产物。关于医疗券模式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定论,本文在结合教育券模式定义的基础上,对它下了如下定义:它是指政府将用于医保补贴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参保居民,由参保居民自主选择医疗机构并用医疗券支付部分医药费和相关费用,医疗机构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的一种形式。从该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医疗券这种形式的出现旨在改变传统的“政府一社保机构一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体制,而以“政府一参保居民一医疗机构”这一以参保居民为轴心的资源流动方式来取代,从而优化医药卫生资源的配置,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
1医疗券模式的实施背景
我国在1998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为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原来的医保覆盖范围显得过于狭窄,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1/4的受访者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医疗川。近年来,政府虽然一直致力于大力推动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设,推动城市的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公务员医疗补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为辅的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以期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但是,至今为止,这两项工作仍然遭遇到很多困难,推进的步伐较缓慢。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国民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政府一般要考虑全民医保问题,因为全民医保不仅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而且在建立以后还可以发挥制约医疗机构的作用。因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以医疗券模式构建我国全民医保的方案,以使我国快速达到全民医保的目标。
2医疗券模式的运作机理
医疗券模式的运作机理是:政府将医保补贴以医疗券的形式直接交给受益者,由其自主挑选并付券给医疗机构,以冲抵部分医疗费及相关费用,医疗机构凭券每年向社保机构支取补贴。简言之,其运作机理就是指政府用于资助医保补贴的发放由受益者按实际情况决定其投人的对象
一般而言,医疗券每一年或两年发放一次,参保居民可每人免费领到若干张。一般只能供本人在任何一家医保定点机构使用,一次可使用多张,年内没有用完,可跨年度使用。医疗券可与本人的身份证号、社会福利账号等个人特征挂钩,实行实名制,并随人口流动而流动,这就为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农民工医保难和老年人异地医保难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医疗券模式的实施可使医疗卫生资源的控制主体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供给者控制转变为消费者控制(或部分控制)。消费者获得了医疗服务消费的主动选择权,成为医疗卫生服务的有力影响者,从而给医疗机构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促使其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收费标准。
目前,香港、南京、宁波等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的地区在农村合作医疗或城市低收人阶层中试行后收效良好,这为医疗券模式推及全国并逐步过渡到全民医保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3医疗券模式的优势分析
3.1引入了竞争机制,促进医药卫生资源合理利用
实施医疗券模式最为直观的优点是给医疗机构引人了一种竞争机制,从而有效促进医药卫生资源的合理利用。我们知道,由于医疗券可以在任何定点医疗机构(公立或者私立)使用,居民在领取了医疗券之后,当然会选择效率更高、服务更好、价格更实惠的医疗机构进行消费,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医疗券,医疗机构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那些服务质量好、医疗水平高的医疗机构将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而那些服务质量差、医疗水平低的医疗机构则会被消费者所抛弃,随着医疗券的流动,实现医疗机构的优胜劣汰,形成良比、公平的竞争体制,最终实现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整体提高。
3. 2保证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同时增加居民的选择性
医疗券模式的实施将有利于扩大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贫困人群得到实惠,从而增强社会的公平性,实现社会医疗保险通过社会共济达到分担风险的目标。同时,它还保障了个人选择权的实现,使参保居民能够自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医院,打破城乡限制和地域限制,为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基础。
3. 3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医疗费用的上涨趋势
由于医疗机构要获得医疗券,就必须尽可能地吸引居民,让居民投自己一票,因而,医疗券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选票”,居民会把它投给最好的医疗机构,就像消费者把钱投给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一样。有了这种动力,医疗机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医疗服务水平,而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降低医疗费用以吸引消费者。同时,由于医疗券可以累积使用,消费者也就有了动力去节约使用医疗券以备将来之需,乱开贵重药品的冲动就会受到抑制,消费更加趋向理性化,从而医疗费用的上涨趋势就会得到一定的控制。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分配;政府;公平;公共财政
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
著名学者戴维·伊斯顿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其本质是对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1]对于这里的价值,我们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既包括层面的价值,也包括政治学、学意义上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价值,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其开发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具有丰富的,需要资源的输入与输出。因此,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在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分配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思想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公共政策涵义。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人力资源开发便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政府投入的是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其根本目的。
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必然会有倾向地分配相关公共资源,如谁将先获取?获得多少?如何获取?等等。人力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资源的分配。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如何将一国现有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何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在规模、质量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体质、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的进一步等都需要政府投入相当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内容。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其政策取向是有偏好的,如优先发展基础还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在城市与以及区域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这一系列的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二是就人力资源本身来说,作为一种活的资源,它只有通过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才能切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人力资源本身是政府公共政策分配的重要资源。因此,无论从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利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与具体的组织、群体、个人相结合时,也就转化为了利益分享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关涉到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理念的取向问题。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正外部性规定了政府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
人力资源开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作为一种投资,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征。人力资源开发的收益是多样性的,社会的各方面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人力资源开发中获益,当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为政府时,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公共产品,简单的来说,即一个人消费某一产品并不会损害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产品,它不同于私人产品,如、公司提供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它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的,不能将其分割成若干部分或分别归于由某一个人或组织来消费,如安全、秩序、国防等等。当然,依据受益范围的大小,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尽管如此,公共产品的效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它总是向全国或某个地区的所有成员提供其效用。而私人产品的效用则具有可分割性,市场商品的效用发挥必须分割给具体的“个人”才能得以实现,并由具体的“个人”来支付相关费用。
2.消费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即一个人或组织对某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或妨碍其它的个人和集团同时消费该公共产品,也不会减少其他个人或组织消费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例如,航海中的灯塔,可以为夜间航行的所有船只提供照明;而私人产品则具有排他性,当消费者为私人产品付钱之后,他人就不能享用该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利益。
3.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这里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的价值不会因其消费者的增加而减少,如路灯的照明,这表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无须通过市场采取竞争的方式来获取。而私人产品的消费者一般必须通过市场采用出价竞争的方式来获取产品的消费权,如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获得。
7.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追求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私人产品的提供则一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追求的是私人市场利润的最大化。
公共产品的以上四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它两个特征是它们的延伸。在实际生活中,完全符合以上特征的纯粹的公共产品比较少,如国防;而大量存在的是准公共产品。尽管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来区别一般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是失灵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边界范围,包括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的提供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为政府干预及其职能界定提供了边界,市场的外部性是其失灵的重要原因。外部性是指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个体、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影响,而该主体又没有根据这种影响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或支付相应的补偿。外部效应有外部正效应与外部负效应两种形式,好的或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正效应或外部经济(如一个人养花种草给邻近的养蜂人带来的好处),坏的或消极的影响则被称为外部负效应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如化工厂化学物质和噪音的散布所产生的外部损耗)。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市场是无效的,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以达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沃尔多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活动产生‘外在需求’的地方,无论是受益还是损耗,由生产者满足这些需求都是不恰当的,或者说是不可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这样市场结果将没有效率。因为这些外部受益或损耗是不进入决定生产决策的的。”[2]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外部效应的问题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依据,面对外部效应,政府一般是通过补贴或直接的公共部门生产来推进外部正效应的产生,并通过相关政策、措施来管制外部负效应的产生或弥补外部负效应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其中,政府有效的创建公共福利系统,包括养老院、孤儿院、社会保险机构、残疾人护理中心等;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公共防疫系统、公共保健系统、公共医疗系统等;公共教育系统,义务教育和一些特殊教育的教育经费由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事业和娱乐休闲设施,如博物馆、展览馆、馆、少年宫、公益性休闲场所以及名胜古迹和古文化遗址保护等;从事基础、前沿学科和有战略意义研究创造的科研机构等等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就人力资源开发来讲,教育和健康投入是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两种主要形式。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和增长才干的主要途径,马克思曾经说过:“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劳动部门的基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3]健康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环节,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明确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既是人类发展最根本的目标,又是加快发展的手段。”马歇尔曾指出:“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是财富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最根本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加以明智的运用,它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强壮、体能、智能与道德情操。”[7]这道出了健康与财富间的密切关系。而公共教育资源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这些领域靠市场是很难解决的,政府必须在这些方面发挥主要功能,为人力资源开发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这尤其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人口基数大,充分的保障基础教育和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是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基础性条件,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诸多环节,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包括政策引导、信息提供、人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宏观调控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政府在提供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平、有效的提供和分配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是有效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基本保障。
三、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理念:公平与效率
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主体,其活动是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来实现的,如教育政策、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等等。政府机制的运作不同于市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体,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应坚持公平为先,在此前提下追求高效率,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而市场机制的运作所遵循的是市场,各经济主体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是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政府机制的运作应重在解决公平问题,而市场机制的运作重在解决效率问题,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公平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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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10-31]作者:考研
(一)公平:公共资源分配的价值前提
“公平”一词涵义丰富,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的价值前提,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性的分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从深层次上讲实际上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以对全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促进和谐利益格局的形成,进而实现社会的协调为目标指向。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把握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我们可将体现公共政策公平价值优先的合理性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即通过公共政策的运作,为公众创造平等发展和有利于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策环境。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一是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每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应是相同的,公众对社会各种价值、资源的获取应具有同等的机会,让人们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不能有歧视。二是创造规则一致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是指“在面前人人平等”,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每个人都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各种法律、法规对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效力,依法办事。三是创造收益适当的政策环境,这主要指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一切合法劳动和合法收入都应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公平不是要求绝对的平等,而是强调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资源分配时,必须同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同等对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绝对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公共权力主体可以为公众创造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但其背后隐藏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一个人在进入每一个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中?穴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雪与其他人都平等。”[5]而且每个人在先天素质上也是有差异的,那种绝对的平等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坚持“公平”优先的价值并不是要求绝对平等。政府在对公共资源的进行分配时必须平等考量各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公共利益为旨归,有效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尽可能地把差异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平衡。
衡量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就是要看这种价值分配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否不断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是否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公平的价值观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状态,也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尺度,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利益需要和发展需求,这种需要和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来实现的,是整个社会和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公共资源分配的应有之义
效率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共权力主体对公共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配置时,在公平价值追求的前提下应力求高效率,尤其是对有限的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是考察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客观地确定政策结果并将政策结果与政策的预期目标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越高,表明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越高。如对公共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们的文化程度、人均教育资源占有量以及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等指标来进行考量。二是考察政策投入的产出效率。政策资源投入与政策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反映政策配置资源有效性的重要指标,阿瑟·奥肯指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6]一项政策即使实现了政策目标,或是较高程度地实现了政策目标,但政策投入的资源过多,造成了政策资源的无效利用和浪费,使政策资源的应有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不能认为这种配置是高效的。三是考察社会整体效率。通过衡量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活动产生的,我们可以从整体上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状况,如政策的实施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是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学家曼昆指出:“效率是资源配置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得到的总的剩余最大化的性质。”[7]社会的整体满意度是我们考察公共政策配置资源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学者们通常把帕累托效率作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对于帕累托效率,经济政策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作了如下表述:“从帕累托原则的概念我们可以推出帕累托最优概念。”“如果从社会状态a移动到其它状态,提高社会中某一社会成员的福利不可能不使至少一个其他成员的条件恶化,那么社会状态a就是帕累托‘最优的’。”[8]帕累托效率为考察政策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要使政策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可以无限地去接近它。效率的标准反映了公共权力主体与公共资源之间的关系,标志着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共权力主体有效配置政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并表明了公共资源的利用水平和作用发挥的程度。
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实践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应的公共资源投入,公共资源能否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能否提高社会的整体人力资源水平是衡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标准。市场机制追求的是效率优先,而政府机制应以公平价值为先,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旨归。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利润,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政府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的,其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源水平,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四、公共财政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强有力保障
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有较强的周期性,见效慢。教育投资、基本医疗卫生等投资都是大型的社会工程,这些工作靠市场是难以解决的,只有通过政府对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才能更有效的解决。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开发活动,人力资源开发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而且其收益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既包括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人力资源开发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点,如科研人员所取的攻关所表现出来的收益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还有这些科研人员所在的组织;同时,科研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所形成的收益更是不可估量的,它可以使全社会受益,在国际上也可以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于从事基础、前沿学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创造,政府在这些领域应通过公共财政为其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和实施相应的激励措施,积极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效能。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一词的一般理解是:财政是个分配,以国家为分配的主体,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财政”一词的涵义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理念相适应的,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代替企业成为了社会投资的主体,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财政则认为“财政”应是公共部门经济或公共经济,现代政府不仅是一个纯消费的单位,也是一个创造价值的生产部门,是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即公共经济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社会的公共服务需要,弥补市场失灵。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部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应地,致使财政的职能范围大而宽,几乎囊括了生产、投资,乃至消费的各个方面。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要求政府职能的相应变革,尤其是经济职能,要求重新界定我国财政的职能范围。因此,借鉴有关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与公共财政理论来认识财政的性质问题具有突出意义,即国家财政应是公共财政,它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应主要对市场机制起拾遗补缺作用,公共财政所要解决的是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诸如提供公共产品、纠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秩序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弥补“市场失灵”,这也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范围。我国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相配合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讲,建立科学、有效、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无疑能够为人力资源开发注入强大的动力,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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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维·伊斯顿.生活的系统[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美]查尔斯·沃尔多.市场或政府[M].北京:发展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5]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三联书店,1989.
[6]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关键词】近代华北;医疗社会史;汾阳
19世纪70年代前,山西医疗保健事业仅依赖于中医或巫医。以清光绪六年(1880)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在太原府创办西医教会诊疗为端,基督教会医疗事业即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在山西开始。基督教会的目的是将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来博得人们的好感,辅助其传教目的,但无论其目的如何,都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的近代化,其中,对于地处内陆的汾阳县,亦不例外,可以说正是教会医院的进入,推开了汾阳县域医疗等“近代化”的肇端。
一、医疗事业的“扩张”
1.医疗场所的“扩张”。中国社会传统民间历来有中医坐堂设馆给人看病,也有在药铺坐堂的名医。有医生坐守的堂或药店即近代之前中国人所依托的医疗场所,它附有近代医院的功能,并融汇于城镇的民用建筑之中,没有相对对立的空间,且规模较小,但布点较多。近代以来,基督教的介入,导致了医疗场所的变迁,出现了专门的医疗建筑,划定了专门的医疗区域,并开始与民居等建筑“泾渭分明”。
2.扩张的脉络。卫生场所的变迁是近现代公共卫生领域变化最为显著、成效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在《医学与社会》i一书中,威廉・科克议姆认为其经历了四个历程。
医院作为一个向普通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它的发展与它所服务社会的普遍需要、信念、价值观和态度相吻合。从历史上看,医院经历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1)作为宗教活动中心;(2)作为贫民医院;(3)作为临终者之家;(4)作为医疗技术的中心。
受此启发,笔者认为近现代卫生场所的变迁与转型,可以看做是一个:由传统的“经验性治疗”走向“科学的治疗”的过程,由中医的认知走向中西医学兼用、博采众长,从传统的家族式的药店(铺)联营或独立经营模式到西方医院体制建立的过程,最后到成为地区范围内的医疗技术服务中心的实践历程。
3.汾阳医院
汾阳医院前身为宏济医院ii,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开办的教会医院。民国五年(1916),筹建新院址,易名为汾阳医院。民国十八年,扩建了院舍。民国十九年,装备了山西省境内第一台50毫安X光机。民国二十年,床位增至200余张,名声大振,有“华北第二”、“小协和”之美称。民国三十年12月,侵华日军封闭医院,直至民国三十五年重新开诊。195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接管,命名为“山西省立汾阳医院”。iii
4.卫生场所的变迁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汾阳医院清末至今,发展沿袭脉络清晰,且实力不可小视,对近代山西乃至华北的公共卫生的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汾阳医院建立以后,汾阳地区的医疗生活开始逐渐被囊入了一个“医疗网络”,构建起了一个县域的医疗社区。在这个社区中,他们借助于现代科技与各项慈善事业,成功的医治了民众的“恐慌”,树立起了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故而选取对其个案研究的分析,是可取且较有意义的。限于篇幅因素,在此仅就以下几点简要阐释。
看诊模式:汾阳医院建立后,其首当其冲的就是近代的卫生“看诊模式”,步入近现代性的医院体制。清末至民国年间,汾阳县城中医设馆坐堂者颇多,中药铺也多请坐堂医生进行门诊行医。iv汾阳医院建院开诊后,设有男病房、女病房、门诊室、侯诊室、药房、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医师办、总务室和会计室等科室,分科就诊,都对汾阳乃至周边地方的“看诊模式”具有了较大的冲击。
医患关系:汾阳医院为美国模式的完全照搬,其运行同近现代的医院基本没有区别,有一套自身的以西方科学为基础的医患关系处理模式,而非中国传统的坐堂和患者间的以儒家伦理、医药行业行规为准的乡土道德为基础的医患关系处理方式。通过树立医生、护士、社会服务部门等,使患者与医生可以更好的实现诉求。同时,其设立的男女病房、育婴房,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们与当地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其时任的院长万德生,多次参加了山西省、乃至山西省的肺鼠疫等疫病的调查防治工作,著有较为详细的疫事报告v。
医疗教育:在现有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对医疗的教育传承分析较少。汾阳医院在兼营医药事业的同时,也采取了近代的学校制医疗教育模式,于民国十一年,医院附设汾阳护校vi,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三个护士学校之一。中国传统的民间大夫历来遵循“医术不传外”的陋习,家传以“传子不传女”为宗旨,限制了中医学的繁荣与发展。到1951年县人民政府接管前,共招收学员24届,培养出护士320余人。1952年,县立中心卫生院、汾阳医院举办培训班,培训区、村生员78名,卫生员133名。培训科目有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防疫卫生、细菌学等。
二、医疗事业的“内化”
1.医疗卫生意识的“内化”:遥远到日常
上文叙述了县域医疗场所的“扩张”,医疗事业的近代化是基于医疗场所的“扩张”这一实体而进行的,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又进而影响了民众的医疗生活,也即医疗卫生意识的“内化”,是一个“遥远到日常”的过程。
2.传统时代的“卫生”
笔者认为,现在意义上的卫生,更像传统时代的“疾病”这一名词的概念,卫生反倒像是针对“疾病”的一种应对措施了。可以注意到,中国传统时代有很多的民俗和民间的行为,虽然部分具有消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其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积极作用。最为典型的当属禁忌了,“禁忌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vii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普遍的生活在禁忌的网络之中。可知,在传统社会,民间自发性的对医疗卫生有一个认同,并通过民俗将其固定下来,虽不甚科学,但毕竟构架起了传统生活的“卫生观”。
3.近代医药的“选择”
医药的选择,是近现代公共卫生日常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中药向中西结合的转化:在晚清民国年间“除了农村地区有少数传教士医生以外,大多数农村居民只能接受民间疗法师和巫医的治疗”viii,这是威廉・科克议姆对中国当时状况的描述。其实,这一描述是不甚准确的,因为就历史实际状况而言,在民国年间西方医学传入前,当时的中国县城里的士绅也是会倾向于选择“民间疗法师和巫医的治疗”,这一现象到了西医广泛的传入和近代卫生知识的普及后,才有所改观。
选择领域的扩大:该方面是指在当时受西医的影响,当时各地的中药店铺不仅出售传统的中药财,也会兼营一些西医的药。西医院就更不言而喻了。但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等限制的因素,西药在当时可供选择的距离离一般的山西民众亦是十分的“遥远”。
但是无论如何“遥远”,在近代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下,其都在迈向于“日常”,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享受近代医疗的成果,实现“疾有所依”。在此过程中,逐渐树立起了近代卫生意识,实现了一个近代医疗观念“内化”的过程。
本文选取近代华北山西省汾阳县作为一个切入点,以其近代以来医疗卫生社会史的变迁为剖面,通过一个县域范围内的乡村日常民众生活与医疗卫生变迁,展现了代以来华北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脉络,构建了华北县域社会生活的一个医疗史截面,关注于民众的“疾之所依”,对于我们很好的认知内陆地区的医疗事业及民众医疗观念的转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注释:
i [美]威廉・科克议姆.医学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26.
ii 清光绪十五年(1889),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医师阿德在城内西门街开设西医诊所,后来办起戒烟所,同时开展简单的内外科治疗。光绪二十八年,戒烟所扩展为“宏济施医院”从事医疗工作。
iii 本段写作参考了: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839-846.
iv 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839.
v “Bubonic Plague in China in Shansi”,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Vol.33,No.7,1911,转引自曹树基等《鼠疫:战争与和平》。
vi 汾阳护校,全名为“山西省汾阳医院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学制4年。在南京政府有备案,是当时全国仅有的3所高级护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