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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论文范文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论文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的论文范文二:中小企业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2.国家及社会相关机构应当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出易基金以及对外投资基金,从而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现状,国家要放宽相应的融资政策,放宽中小企业的上市条件。国家要制定关于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从而对中小企业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然后,积极动员进出口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关于国际贸易的相关讯息,并积极开展一些展览会和商品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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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何以领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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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这需要富有远见的理论指导。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中国地域辽阔、区际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发展尚有很大潜力,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可以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为了加快国内统一商品与生产要素大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应大力发展全国区际交易网络,允许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兼并,切实推行政企分开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冲动,从而降低自然及人为原因引起的区际交易成本。
(2)重视扩大开放,积极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实际上是国际经济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肯定。我们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出发,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紧密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入世”、外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情况下,我国企业与外资跨国公司的相互关系,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资企业的当地化战略往往需要寻求中国当地企业作为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股权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企业有可能通过股权纽带与外资跨国公司形成某种“激励兼容”机制,从而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国际销售网络的步伐和创新进程。
(3)重视用现代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相对的概念,对于传统产业,应该利用现代适用技术,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和试金石的,它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也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技术成果在技术上最优并不自动等于经济上也是最优。如果某项成果实施成本过高或难以产业化,就只能处于“样品”阶段。在产业内贸易量趋于增加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与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运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例如,同是生产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生产,也可用机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去生产。欲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两条途径。其一,通过技术创新,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后消化、吸收的技术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国生产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其二,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细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差异特性。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我国企业生产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价格竞争优势。这两条途径也可兼而用之。
3.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关竞争优势的上述决定因素对于一国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广义比较优势概念内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视制度因素为给定的前提而没有予以关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克鲁格曼在阐述新贸易理论的论著中多处引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将人力资本视为某种“存量”。经济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学习曲线”也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导致动态生产效率提高的观点,但这一概念没有把技术进展与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训方面的投资联系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在国际商务领域,交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因素能对企业家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经济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是最有效的。萨伊曾指出:“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产权明晰的制度可为人们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和积累提供确切的预期,故可对一国具有国际水准之企业家群的产生提供可持续的有力激励。欧洲诸国早年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家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海外商贸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注意用创新的制度将货币收入、股权、住房、福利等一揽子综合经济利益与企业员工(尤其是企业家)的贡献业绩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既应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口素质差、就业人口文化程度低这个严峻事实,也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塑性。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无疑是培育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益,必须改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由单纯的买卖观念转变为全面市场介入的现代国际营销观念,建立信息来源准确、渠道通畅、反映灵敏的国际营销网络,从原来只能把产品卖给中间商、转口商,转变为把产品直接卖给进口商、批发商,甚至大型超级市场和连锁店,努力提高单位出口额的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得以进行的根本条件和逻辑起点是允许并鼓励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当合法的追求,并通过制度对人们以贡献性努力而得到的正当利益予以维护。舍此,经济主体就会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企业组织结构自我演进的活力源泉就会被堵塞。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动因就是人们对提高经济效率的追求。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g),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3)制度创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战后50余年的经济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义的“守夜人”。刘易斯曾指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进步的。”对于中国而言,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上经济欠发达,但从局部看,仍有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只要政府积极予以引导和扶持,可以使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和转移技术的机会,加快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和适用技术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进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争取更大的比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本国已经拥有之要素的品质。例如,外贸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多地引进及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而且能使本国企业由此掌握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经贸信息,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技术、生产和市场需求态势,感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励技术创新的增多。这在高新技术变化与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全球化 语境 汉籍外译者 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汉籍主要是指所有能体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反映中华民族的语言特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著作。汉籍外译者主要是指从事汉籍外译工作的中国译者。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紧密的联系,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词汇,而是我们真实的世界进程。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在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如何既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精华,又保持本族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文化发展同样面临如何在与世界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问题。这其中在全球化语境下汉籍外译者文化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汉籍外译者的文化意识源于他们的文化使命和由此产生的文化态度。为此,本文从全球语境下汉籍外译者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态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其文化意识。
一 汉籍外译者的文化使命
有史以来,译者的职责便是将本国的文化介绍给其他民族,同时将外族的文化介绍给本国人民,起着两种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而汉籍外译者的主要职责便是将我国的优秀文化介绍给其他的国家,这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起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不同时代的汉籍外译者在时代的要求下有着不同的文化使命,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汉籍外译者更是肩负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的文化使命,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弘扬中华文化
众所周知,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还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始于该民族的语言,同样也终结于该民族的语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而英语的历史优势使得各国对英语的学习和重视与日俱增。全球“英语化”的浪潮更加凸显了弘扬民族语言文化的迫切和必要,因此汉籍外译者的首要文化使命便是弘扬中华文化。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不仅源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更在于我国人民所创造的深厚丰富的文化。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属于我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伟大成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曾说过21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毕竟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重新占据主导的地位。这句当时被很多西方媒体嘲笑为夜郎自大的言论在今天已经被历史所证实,由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所引申出来的“和谐”不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更是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矛盾的主流思想。
而汉籍外译工作者的首要文化使命便是弘扬中华文化。这不仅是我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的关键时期,客观、积极地弘扬中华文化将有助于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将有助于中国以更加独立、绚丽的姿态融入世界全球化中去。在汉籍外译过程中,翻译者应该主动地把中国优秀的文化著作翻译成外语,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从而让世界共享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
2 与全球多元化文化平等对话
当前,我国人民正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中,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应该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成为世界文化对话论坛中的一个主要声音。
翻译工作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起着文化的引进与输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桥梁作用。在当前全球语境的大环境下,汉籍外译工作者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与全球多元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是时代赋予其的又一重要的文化使命。在翻译的过程中,工作者应该以平等为前提,从客观的角度,立足介绍中华灿烂、丰富的文化的基础上,把传统和现代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思想和具体的科学文化精品作品翻译成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让属于中华文化的经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时让中华文化以平等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到全球多元化文化的对话中去。我们展示中华文化,但不会违背其他国家的语言规律;我们不会称霸世界语言文化,但也不会屈服于其他语言文化的压迫。
当然,在争取与全球多元化对话平等对话的过程中,汉籍外译者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应该以博大宽容的胸怀,兼收并蓄的思想方针,克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既反对文化霸权真友谊,也不一味盲目地排斥外族文化,使中华文化在与全球多元化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弘扬中华文化,共同推动世界进入一个多元共存、各抒己见、百花争鸣的文化开放的新时代。
3 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程度加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造成了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和复杂度,从国际较为主流的观点中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主要以文化、人力资本、政治以及法规制度四方面为主。这四种因素给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制定造成很大的困扰,例如:对于员工的招聘需要考虑到员工的居住地,培训计划上与国外同类企业的差异等。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风险增加
经济全球化使企业的经营范围进一步延伸扩大,这就造成了对人力安排上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例如最常见的劳务关系的处理,由于不同国家在文化、法律、历史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劳务关系的确定很难顺利完成,企业领导与员工在进行管理上的沟通时会产生沟通误会,导致沟通成本的增加,从而埋下很多的管理风险。
(三)加剧了对人才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在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的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各国市场在空间上的距离,而企业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取得足够大的市场,获得市场先机,而这一前提就是企业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实力,企业竞争实力的增强取决于内部优秀人才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当前的企业竞争中,竞争的重点开始转变为对人才的争夺,尤其是对技能优秀且熟知国土文化的综合型人才的争夺,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这就增加了企业间对人才的竞争力度。
(四)员工组成的多元化
员工组成的多元化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所面临的必须问题。员工组成的多元化主要是由母国员工、外派员工、本地员工以及第三国员工构成的。这些员工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其自身的教育背景、文化构成以及价值取向各有差异,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企业在多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取长补短,增强企业活力,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讲,这种多元化结构会导致不同文化间发生冲突现象,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就需要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加大对这一层面的重视力度。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经济全球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工作来说就要根据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立足全球,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企业经营思路和方针需要放长、放远、放大,要有全球化的思维和理念,立足于全球来开展经营活动,这样才可以保证管理思维的先进性,把人力资源管理以战略性模式开展,作为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规划制定的主要依据,提升人力资源在企业结构中的地位,对人力资源的结构构成要做到全面详细的科学化分析,对企业现有人力资源政策与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激励自己所需要的人才是否一致,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能否促进企业的全球化经营战略的实现进行探究。
(二)加大对优秀人才的管理
人力资源虽然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但是仅仅拥有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价值,激发出内在的创造性,可以采取人本管理的模式,人性化管理,充分尊重员工的个性,肯定员工在企业中占据的重要位置,为员工的工作环境创造良好舒适的条件,同时也要制定公正合理的奖惩制度,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增强对企业的忠实度。
(三)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经济全球化虽然缩短了企业间的市场距离,但是并不代表采用国际化经营就必然会促进企业的发展,国家化的经营策略会导致市场分散、机构分散以及员工的分散,给管理和沟通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必须借助信息技术这一快捷手段,通过企业内部的构建,借助网络技术可以把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有效的连接,给沟通和管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人力资源的管理信息传递更为及时高效,而且在一些专业性的软件辅助下,可以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更加的规范有序,节省了时间,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结语
1.STP策划更加精细。
众多的实践表明,在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市场中,STP理论(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targeting、市场定位positioning)能够帮助只有有限的资源能力,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竞争能力缺乏的中小型企业,找准自己的定位,在一定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准确地定位到目标市场中去。更主要地来讲,更精细化的STP策划可以协助中小型企业在一些大型企业无暇顾及的领域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集中资源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以赢得更好的市场利益。
2.注重营销传播的整合。
在传统的营销传播环中,品牌营销是营销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往往受到渠道、价格、包装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企业需要开辟多种营销传播的途径,如“免费试用+在线营销”的整合,或者是“线上传播+线上营销”的整合等等,多种整合方式相结合有助于快速有效地在市场中占得先机,维持资金链和现金流通的良好运转。营销传播更注重的是使企业以最小的投资谋取最大的利益,传播是一种方式,选好媒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3.充分运用网络。
品牌传播与品牌营销整合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利用网络平台。中国的市场环境日渐趋向于成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络媒介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媒介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价值日益得到体现。可以说网络媒介为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品牌传播的平台。
4.建立伙伴关系。
目前市场竞争加剧,为了减少风险、增强竞争力和节约成本,大多数纷纷结盟,一起开展营销活动。这不失为避免经济风险同时又求得优势互补的好办法。中小型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底子不是很厚,自我发展的能力比较差,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由此看来,与其它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如果是与大企业结盟,甚至可以得到大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从而能够为中小型企业日后的技术进步和自身的发展铺平道路。
5.综合营销成本分析。
在当下的市场,供大于求,没有良好的消费环境。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伴随着劳动力资源面临短缺,供应环境日趋紧张。许多企业在成本上进行控制,主要控制的方面有:广告投资成本、产品原料成本、品牌投资。如在广告成本上,要对广告效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采取适合的广告模式,以最少的广告投资取得最佳的广告效果,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竞争力。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小企业营销管理的转型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在提升社会就业率、满足客户多种消费需求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企业营销管理理念上进行创新也是促进中小型企业营销管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1.营销观念的变化。
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由营销观念决定,某种程度上,营销观念决定着企业未来的走向。许多中小型企业认为企业营销只是简单的推销和广告,这其实是对营销的一个错误理解,而在对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选择、市场分析定位方面,一些企业的经验也不够充足。中小型企业的市场营销理念应立足于消费者的需求上,不断追求产品或服务的进步与创新,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或服务。
2.营销人员的变化。
营销人员的管理上出了问题会导致人员流失的现象。营销人员在企业中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手中把控着客户资源、销售渠道信息以及其他公司销售资料,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需要对营销人员采取合理的激励政策,适当提高营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如加入业绩考核后的奖励政策、适当设立营销月额度目标等方式,同时奖励政策的全面执行,薪酬承诺的及时承兑,对提高营销人员忠诚度和归属感有着非常巨大的促动作用。
3.营销组织设置的变化。
企业的营销组织体系包含组织结构与制度两部分,健全的营销组织体系必须考虑到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要遵循“量身定做”的原则。从市场实践看来,中小型企业更适合采用集权制。中小型企业覆盖区域性市场的特点更有利于高层的决策,因此应由高层掌控决策权,以保证决策质量,做到营销的正规化,提高企业营销的运营效率。
4.品牌形象提升方面的变化。
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代表着企业品牌良好口碑的积累,可以提高客户的占有率,形成品牌优势。创立并发展名牌,品牌优势的维持与强化是必不可少的。要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就必须抓住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以此进行核心定位,紧抓消费者的心理,将品牌形象感性地描绘出来,与网络媒介的传播有机地结合起来。
5.目标市场营销策略的变化。
一般来说,中小型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能够维持市场繁荣、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就业。但在另一方面,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差的缺陷也使得中小型企业难以与大企业正面竞争抗衡。因此,中小型企业应充分挖掘自身能迅速融入市场的优势一面,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合理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
6.营销利益关注方面的变化。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费者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市场不断地扩大,企业之间也在不断地抢占市场份额。中小型企业相比大企业而言,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营销利益的关注点应当放在更为细分的市场中,避开与大企业正面竞争,以产品的创新、产品的优质赢取品牌知名度,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企业不仅仅只是注重营销利益,更需要考虑到品牌口碑的积累,两者相辅相成。
7.渠道与促销方面的变化。
因经济理念落后、企业信用低,大多企业的营销渠道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扩展。目前,许多中小型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正从单一的销售渠道慢慢地向多种渠道扩展,并引进更多专业的营销人员进行更为精准的市场调查,从渠道的模式、中间商的数目、构建的条件出发,设计更为有利于市场拓展的销售渠道。
8.服务方面的变化。
现今,市场上更需要的是更为细化的服务,中小型企业应当抓住这点,拓展更多的服务渠道,打造更优质的服务。如果企业发展遇到瓶颈,也可以适当考虑服务方向的转变,以适应市场变化发展的方向。
三、结语
一、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新的世界性经济运行机制的启动,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机构、世界性经济组织等成为主要角色先后登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国际联合、控制资源流向、影响经济生活、引导文化潮流、操纵信息媒体,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社会生活,也对传统的权力运作带来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经济超出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迫使人们去寻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转让给跨国机构。对于政府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既有利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从而给予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由于在客观上要求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张,全球化也推动着生产从国内区域间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推动着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格局,推动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向哪个地区,就会加速哪个地区的发展。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各国都在力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的空间和领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典型的后发型国家,中国要成功地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全球化竞争中立稳阵脚,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得力的政府,求真务实、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政府,放眼全球、目标远大、应急有策、精干高效、运转灵活的政府。但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仍旧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从依法治国的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历程十分漫长。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搞“暗箱行政”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造成垄断经济,即“权力经济”,其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壁垒限制;长官意志,一言九鼎;行业垄断,为所欲为;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匮乏。这些表现都与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还不够规范。在政企关系上,我国政府还未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权力性干预和管制依然过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滞后,实质性的审批范围过大。在市场机制的培育上,我国政府的依法管理还很不完善,对经济的干预依然过宽,缺乏现代的公共服务观念。在管理队伍上,我们还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驾驭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人才队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将受到挑战: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绕过东道国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劳动力用工制度,随时转移生产和投资。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政府从传统的行政命令方式转变为行政指导方式,从刚性行政转变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变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实践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论(政治与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结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对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对待政治(如资源分配),并由此导致了一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败。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这一理念是导致政府扩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重要价值原则;同时,政府是外在于市场的公共权力机制,这一观念造成了政府与市场的脱节,使得政府运作缺乏市场效率,市场运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是融合了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有效性)为目标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极大地突出了市场理念和公众的重要地位。
在强化市场理念方面,新理论将政府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中加以通盘考虑,详细评估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公共职能对市场供求的影响;认为应该将公共服务视为重要的市场领域,将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场机制与公共机制的结合;讨论政府在注重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资金运用的市场效率,把政府服务的质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社区化和社会自愿服务,强调在不同的服务机构间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检验。这样,政府就不再是单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其管制和审批部分的权力将大规模释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资源的公开程度和提高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内部机构变革成为必然。
在政府与公众关系方面,新理论强调顾客取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并通过建立企业化政府来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服务。在实践中,全球化使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投资来源的“非本国化”、经营活动的“非本土化”、交换的“电子信息化”以及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众和公民社会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治式运作能力、承受各种风险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强。这对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不再从管理主体的角度考虑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会与公众的立场上考虑政府如何为公众服务、对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理的变革要立足于国际化竞争,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思维模式为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主体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谋取社会公共利益。这要求政府具备:(1)全球意识,即开放的公共管理理念;(2)服务和效率意识,即提供高效、公平的服务,更多地吸引外资;(3)风险意识和责任能力,正确地把握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主动权;(4)应变和整合能力,及时调整管理战略,有效地整合各种因素及利益多元化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参与全球竞争。(5)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即推进“电子政府”建设,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行政。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的取向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法则来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乃是目前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府管理应当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转变
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公开度低,容易导致暗箱操作、违法行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凌驾于一般公民权力之上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社会需求多元化,政府难以继续试图向社会提供垄断。政府应该“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体制”,“选择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要求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政府运作的基本规则应从以往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性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政府规范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
(二)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将不再单纯地限制市场主体的活动,而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它在理论上也不再仅仅采取单纯的管理性行政,更应当实施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服务性行政。
在西方,各国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转变。在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时代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入世的特殊要求。它们预示着政府职能结构的中心将由行政管制的职能逐步转向公共服务的职能,意味着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众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设定政府与公众的地位和关系,也表明了政府行为的公众取向和“顾客”中心。
(三)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转变
全能主义政府实际上就是无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会自治,通过计划手段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从公共行政科学化的角度来说,政府职能应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原有的“包揽一切”转换到“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弥补市场的不足。也只有从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综合并用,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四)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
关键词贸易全球化贸易壁垒对策
1经济全球化的表现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在于生产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个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向纵深推进,在组织安排和管理体制上超越国界局限;二是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建立全球生产体系,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近年来受交通运输、通讯及信息技术发展的带动,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和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行各类生产。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走出国界,实现跨国经营成为生产全球化的主角。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们依靠竞争优势,实施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不仅使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增长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使跨国公司成为各国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加深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与影响,也带来了贸易的自由化。
2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特点
贸易自由化体现了跨国公司生产全球化的市场目的,因此它与生产全球化相伴而生。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国际贸易已经出现了几大特点。
2.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变化
二战后,服务贸易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商品贸易发展速度,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至1997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已相当于当年商品出口贸易额的25%,这一比例数还在逐年提高,使服务贸易越来越成为世界贸易新的增长点,工业制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和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绿色环保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
2.2产业内部贸易比重上升
20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资本的相互渗透,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分工,进而推动了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在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纵深发展,这种趋势将继续扩大。
2.3区域内贸易扩大,全球贸易向自由化方向发展
由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在各地区的相继建立,使自由贸易区内部关税将最终消除,生产要素逐步实现自由流动。因此,在一体化区域内部贸易量将迅速增加,同时将减少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使贸易更多地在区域内部进行。在多边贸易体制另一侧发展起来的区域经济合作以降低贸易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区域贸易自由化正成为全球现象。
2.4世界市场竞争激烈,贸易大国摩擦此起彼伏
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放在世界市场上,为了发展经济,都要扩大出口,市场竞争大大加剧。各贸易大国竞相扩大海外市场,必定会加剧它们之间的贸易摩擦。随着国际贸易体制的改变,发达国家往往打着合法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政策。
2.5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正在稳步上升
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已逐步改变了只生产和出口原材料的情况,发展了自己的多种制造业,且制成品出口日渐增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工业有较大进展的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正在大力发展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这导致了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的改变。
2.6各国外贸额相当于GDP比重大幅升高
195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生产的比重为7%,现已接近20%。到1997年,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占GDP的比例都是1995年的两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1995年的三倍。这些特点将会导致全球贸易额和贸易量的增长。国际贸易额增加使各国外贸依存度加大,国际贸易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据预测,到2020年,贸易将占GDP的50%,世界贸易活动将更加频繁,贸易仍将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3贸易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全球化具有两重性,既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跟他们带来诸多问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是发达国家由于对国际贸易的垄断,长期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使得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断加大工业制成品的全球份额的同时,又不断提高高科技、尖端技术等知识含量高的产品在其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以推动世界贸易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大多实力弱小,竞争力不高,容易受到跨国企业的冲击,一些民族名牌产品消失而代之以跨国公司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际名牌。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着更为不利的影响和更大的损失。
二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脆弱,其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发展中国家仍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有所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有所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地位仍然是从属的、次要的。例如,1996年全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60%,而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5%左右,显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比重。如果从国别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份额更是少之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占本国GNP的比重却很高,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加之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贸易存在着严重的依赖,这使得国际市场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多地取决于国际市场,但又无力支配国际市场。
三是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各国逐步降低关税,大大推动了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各国都希望实现本国顺差,纷纷采取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发展中国家由于民族工业稚嫩,工业化时间短,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弱,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比发达国家更多地利用贸易保护政策,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国扩大对外开放,逐步下调关税,减少贸易障碍。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嫌其步伐太慢,要求实行“贸易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大力推行“全球贸易自由化”。由于贸易自由化是发达国家率先发起并积极倡导的,他们的动机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因此建立在以这些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决定性影响建立起来的世贸规则为基础上的全球化贸易体系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比如发达多家对夕阳工业的保护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被合法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一些双边合地区贸易协议更是通过提高“市场准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强加了苛刻的条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高额贸易壁垒,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向有利可图的市场出口;为维护既得的利益和获得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却采取了更具灵活性和隐蔽性的非关税壁等。这说明贸易自由化实际上只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脱离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因而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
四是世界贸易在20世纪下半叶增长了19倍,发展中国家在近十年中,以每年平均5.6%的经济增长率向前发展。这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积极的向各种世界性的贸易组织或者区域性的贸易组织靠拢,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发展是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多边贸易体制中,使自己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二战以后,阻碍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最大的障碍是这些国家贸易体制的不稳定和不透明。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迫使他们建立起稳定透明的贸易体制,这也就自然而然的为他们的出口创造了巨大的潜在好处。并且,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新的市场准入机会以及在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中受到多边规则的保护。
4新贸易环境下我国的对策
面对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反过来加速了国际贸易迅猛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积极参与的,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益处。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双边及多边贸易。我国可以在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下,在一个多边的、平等的、互利的框架下,进行双边及多边贸易,可以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还能利用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机制,平等地解决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纠纷。因此,应尽快调整我国的外贸政策,改革外贸体制,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将大大减少。新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将被创造和涌现,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①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三大特点
(一)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5161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91240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其中只有1998年和2001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和319%。其余年份均有3%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以上的年度有4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2003年和2004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1519%,2004年比2003年增长21%。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自2000年至2004年,世界GDP从32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亿美元,1999年猛增到1086715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近5713%,2000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达到了1387915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年至2003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年底,向GATTPWTO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年5月1日,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个国家、8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2007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协定和NAFTA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
(二)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B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体制之内。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某一国家(地区)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再比如,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IASO)等。其中,IASO目前在世界上112个国家中设立了153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尽管IASO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国家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