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证券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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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关键词：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人民币汇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6月12日

一、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对人民币币值变化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讲，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那么一国的货币将会贬值。从我国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化来看，国际收支顺差规模最大的年份集中在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保持在4，000亿～5，000亿美元之间，特别是2013年的国际收支顺差高达5，090亿美元，但是从2014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呈现出大幅度减少的状态，2014年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仅为2，579亿美元，较2013年减少了2，511亿美元，2015年的国际收支顺差仅仅实现了1，882亿美元，较2014年减少697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重大改革形成了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的条件，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的持续扩大，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出单边持续升值的状态，由2005年末的1美元兑换8.0702元人民币，到2006年末的1美元兑换7.8087元人民币，到2007年末的1美元兑换7.3046元人民币，到2008年末的1美元兑换6.8346元人民币，到2009年末的1美元兑换6.8282元人民币，到2010年末的1美元兑换6.6227元人民币，到2011年末的1美元兑换6.3009元人民币，到2012年末的1美元兑换6.2855元人民币，到2013年末的1美元兑换6.0969元人民币。伴随着201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大幅度地减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呈现出不断贬值的状态，由2014年末的1美元兑换6.1190元人民币，到2015年末的1美元兑换6.4936元人民币，到2016年3月末的1美元兑换6.4612元人民币，到2016年4月末的1美元兑换6.4762元人民币，到2016年5月末的1美元兑换6.5315元人民币，到2016年6月初的1美元兑换6.5679人民币。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的增加，2011年我国的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顺差2，600亿美元，2012年我国的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360亿美元，2013年我国的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顺差3，430亿美元，2014年我国的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514亿美元，2015年我国的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高达4，856亿美元，创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

2015年我国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直接投资的顺差规模大幅度减少。我国直接投资差额，2011年顺差2，317亿美元，2012年顺差1，763亿美元，2013年顺差2，180亿美元，2014年顺差1，450亿美元，2015年顺差直接下降到了621亿美元；二是我国证券投资差额由顺差改变为逆差。我国证券投资差额，2011年顺差196亿美元，2012年顺差478亿美元，2013年顺差529亿美元，2014年顺差824亿美元，2015年逆差665亿美元；三是我国其他投资差额顺差逆差交替，逆差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其他投资差额，2011年顺差87亿美元，2012年逆差2，601亿美元，2013年顺差722亿美元，2014年逆差2，788亿美元，2015年逆差高达4，791亿美元。

直接投资顺差的减少，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逆差的增大，是导致2015年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因此，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分析，国际收支顺差的减少，特别是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的大幅度增加是引起人民币贬值的一个基本因素。

二、人民币贬值对非储备性金融账户差额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讲，当一国货币出现贬值预期时，将会引起国内资本外流，一定会引起一国非储备性金融账户差额的变化，或者是使得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顺差规模减少，或者是使得非储备性金融账户出现逆差。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来看，自2013年末创1美元兑换6.0969元人民币历史新高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出现了有升有降，不断贬值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我国的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顺差规模在减少，甚至出现了很大规模的逆差，由2011年的顺差2，600亿美元，到2012年的逆差360亿美元，到2013年的顺差3，430亿美元，到2014年的逆差514亿美元，到2015年的逆差4，856亿美元。

第2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是中美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在低位徘徊，直到2007年还只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本文在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采用美国经济数据局的数据)在中国承接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根据中国商务部披露的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数据，2008年1-9月，美资也仅占2.98%。按照美方的观点，中国的投资审核程序、潜在的投资壁垒和对美国投资者不完全的法律保护阻碍了中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中国。

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中美经贸摩擦不断显现、财富基金引发种种争论以及总额已经高达1.91万亿美元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中国显然更具有缔结两国间BIT(双边投资协定)的现实动力。然而，这些理想中的收益是可实现的吗？

根据对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关于“美国在华资产交易情况”、“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中国在美资产交易情况”的近一年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一年来中美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基本呈现以下格局：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增加的权益和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要方式是出售在华持有的证券；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增加的负债、中国增持的美国财政部证券、以及美国非银行部门报告的在美非分支机构持有的美国负债，流出的主要方式是私人部门减持财政部证券以外的美国证券。

由于从各个渠道披露的信息来看，金融部门很可能成为中美BIT中的例外领域，因此我们将主要考察BIT对中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BIT应该是通过影响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市场规模、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FDI（国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而影响FDI流量。对上述FDI决定因素，BIT只能起到辅的作用。

考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可以看出，其他远比BIT更为重要而广泛的制度变革并没有刺激美资的大幅增长。

这些变革包括：2001年中国入世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自主进行的单边投资自由化，后者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最早的1994版和最新修订的2007版之间的巨大差异上。趋势显示，直到2006年和2007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量上才出现突增，但同时这种突增从中国所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例看并不明显。

另外，从直接投资的收益来看，2004-2007年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收益/FDI存量）一直保持在19％-22%的范围内，显著高于中国同期对美直接投资仅2％-3%的收益率。这意味着当中国在技术、管理等诸多方面与美国市场上企业存在较大差距且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的大趋势下，BIT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将是有限的。

第3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关键词：流动性；风险管理；中信银行

一、引言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也一直是风险管理关注的重点。21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信贷规模不断扩张，2013年出现的“钱荒”暴露出银行风险管理水平落后、流动性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的问题。中信银行作为中国发展较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加强对资产流动性风险方面的管理的同时也存在资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影响资产利用效率和银行的发展。本文将对中信银行资产方面的流动性风险进行剖析，并为加强中信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供建议。

二、中信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现状及问题

（一）中信银行资产管理现状

第一，贷款增加带动资产增长。截止到2014年底，中信银行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1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4976.22亿元，同比上升1367%。贷款余额为2.1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65.76亿元，同比上升12.45%。

第二，贷款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截止到2014年底，不良贷款余额284.5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4.88亿元，上升4251%，不良贷款率1.30%，同比上升0.27个百分点。

第三，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总量增加，占比下降。截至2014年底，中信银行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共计人民币5384.86亿元，增幅为846%，从2013年的13.6%下降到2014年的13%，下降幅度为4.4%。

第四，证券投资资产有所增加。2014年度，中信银行证券投资金额共计人民币4158.7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696.7亿元，增长20.12%。债券投资利息收入139.92亿元，比上年增加2.38亿元，增长1.73%。

截至2014年末，上述资产项目占中信银行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1.7%、15.8%、13%、10%，中信银行贷款比重超过了资产的二分之一，现金资产和证券投资所占比重较小。

（二）中信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问题

1.贷款资产比例过高，贷款结构不合理

截至2014年末，中信银行贷款余额总计为人民币21，879.08亿元，比上年增长12.71%。招商、中信、浦发、华夏、光大、民生、平安和兴业2014年底各股份制银行贷款占比依次为53.1%、51.7%、51.3%、49.5%、46.4%、45.2%、44.8%和36.2%。对商业银行来说，贷款和租赁是传统上流动性最差、盈利性最高的资产项目。如果银行的主营业务如果始终是贷款的话，一旦贷款不能在二级市场转让会导致流动性风险增加。

2014年中信银行按产品类型划分，贷款构成主要是公司贷款、个人贷款和票据贴现，各项贷款分别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71%、26.1%、2.9%。以公司为主要贷款对象，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容易造成资金难以收回的风险。

2.证券投资占总资产比率过低

银行资产项目除了库存现金、存放央行准备金及存放同业等属于一级流动性储备范畴之内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以外，二级流动性储备主要是用银行的证券投资来衡量。证券类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能够及时地在二级市场中变现，有效解决银行经营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的矛盾。中信银行与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占总资产比例对比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近两年部分股份制银行证券投资占比情况

图1 中信银行2011-2014年现金资产占比情况

由表1可以得知，中信银行近两年证券投资所占比例为9.5%和10%，与其他相比，证券投资占比低。中信银行证券投资占比增长率为5.26%，仅大于光大银行。流动性较好的证券投资资产的不足会增加中信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3.现金资产占比逐渐减少

本文的现金资产包括库存现金、准备金和存放同业款项等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起到第一保证作用的资产。2014年底，中信银行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共计5384.86亿元，增幅为8.46%，存放同业款项共计1621.71亿元，同比下降36.16%，虽然中信银行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在增加，但存放同业款项在减少，导致中信银行的现金资产占比下降，流动性风险增加。中信银行2011-2014年的现金资产占比情况见图1。

（三）小结

从变现能力的角度而言，现金资产变现能力最好，其次是证券投资，最后是贷款。中信银行贷款占资产总额比率偏高，资产中大部分都是变现能力差的资产容易产生资金回收风险；证券投资与资产总额比率过低；现金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资产的流动性减小。以上三种问题导致了中信银行资产结构单一，而资产业务结构的不合理将增加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为：①在中国，监管当局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限制，商业银行不能够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在总量和品种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②银行贷款依赖的习惯及对证券投资的风险恐惧心理，导致单调的资产结构以及较差的流动性。③中信银行方面过于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大和良好的经营业绩而乐于贷款，贷款的回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扩大了流动性风险。

三、加强中信银行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降低贷款比重，实现贷款多样化

资产过度集中于贷款本身就存在较大的风险，不仅仅是流动性风险，应将贷款在资产总额中的比重降到合理的水平，以分散风险实现资产多样化。从中信银行的贷款结构来看，贷款按期限划分的2014年、2013年短期和中长期贷款比率分别为55.7%：44.3%和57.1%：42.9%，14年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有所上升；按产品类型划分主要为公司贷款。维持较高的中长期贷款和公司贷款的比重是银行追求盈利性的目标要求但不得不牺牲一定的流动性。为保证流动性，银行必须调整贷款的内部结构，控制中长期贷款和公司贷款的比率，发展流动性较强的短期贷款和贴现贷款业务，并注重贷款流向的行业和地区多元化。

（二）发展证券投资业务

中信银行与其它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投资业务所占比例较低且增长缓慢。现阶段，各种期限长短不一的国债、公债、建设公债等政府债券是银行投资证券的理想对象。此种资金投放形式能为支持国家基础产业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有效提高银行资产的三性。同时，监管当局应合理放宽投资限制。

第4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自去年以来A股市场风格差异达到极致，大盘蓝筹股股价严重低估，而小盘股被捧上天堂，很多股票被严重高估。

央行在最新《2010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香港子公司在境外募集资金进行境内证券投资业务试点，也就是市场所称“小QFII”。小QFII表述由以往“稳步”变为去年“加快”和目前“深入”， 指允许符合条件境外机构投资者经批准汇入一定额度人民币资金，通过专用账户投资我国长期或短期证券市场，其投资本金、资本利得、股息收入等资金经批准后，直接以人民币形式汇出的一种资本市场开放模式。

为此，香港人民币证券买卖产品推出呼声越来越高，相关方面准备工作加紧进行，港交所日前结束了一轮为期4天的人民币股票交易系统测试工作，主要是让前期未能达标券商再次参与测试，港交所测试主要包括交易所参与者人民币资金过户、人民币计价证券模拟交易(包括电子认购首次公开招股、交易、结算及交收)等。经过此次测试后，向香港交易所确认准备就绪的券商，将允许处理人民币计价上市证券交易。

据港交所统计，香港共有486家券商开业经营。另据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日前公布数据，截至3月7日，全港约380家券商开设了人民币账户，占比超过70%，市场占有率86%。吸引海外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股票和内地资本流入，人民币计价产品重要性大幅提升，港交所市值和平均日成交额都将会大幅上升，这将是推动港交所中长期利润增长，人民币计价产品将推动香港市场大发展。香港在人民币投资产品推出之前，将推出小QFII作过渡性产品，人民币投资产品推出后就不再需要小QFII，届时可能取消这个品种。目前香港人民币存款并不够进行人民币“展”业务，而港交所即将推出人证港币交易通，只能视为一种后备措施，若要在香港发展人民币计价股票业务，不能光靠港交所小型资金池，还需更大的人民币“资金”池。所以，香港有望建成境外人民币收付、结算、投资平台，成为区域人民币综合性多功能的货币中心。由于内地资本市场不会很快完全开放，香港可将人民币离岸市场从容量、产品、覆盖区域，以及人民币资产定价等方面实现长足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金融安全，提升自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说是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大好时机。

上述因素必然影响境内机构配置资产的思维方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是证券市场规律，虽然股价偏离内在价值是一种常态，但当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或高估后都将向价值中枢回归。A股波动性远高于境外成熟市场，导致股价常常大幅度偏离内在价值，如创业板和蓝筹股板块，所以，当前A股市场正在进行估值修复性行情的演绎格局，岂不是正常之举吗？

第5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美联储在此时加息对内旨在应对渐热的经济，恢复利率水平正常化；对外则会推动美元持续升值和导致全球资本进一步流向美国。其中，新兴国家资本外流似难避免，从而延缓新兴国家经济复苏。一般而言，应对这种局面，传统政策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次性货币贬值到位，税收和商业政策调整如征收或提高资本流出税，提升基准利率和收紧资本管制。如果前两项政策负面影响过大不可取，所剩政策选择就只有后两种。而究竟哪种选择更为有效可行，还要看一国资本流动的机制以及政策间成本效益的比较。

利率调整和汇率预期

市场惯性的升息反应，实际在隐含地假设，我国境内资本流动有足够的对海外利率调整的敏感度，从而资产配置会导致相应的资本外流。就是说，这部分投资会因本国与外国的利差变动而流进流出。如果央行不以加息应对，则资本将因追逐收益而离去。但仔细分析，情况或许并非这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的估计，我国的热钱规模大约占全球热钱的三分之一，约1.4万亿美元。实际上，从2015第一季度以来，通过国际收支项下的“证券投资”“衍生品” “其他投资”以及“净错误与遗漏”（按50%计算）流出的总额就将近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真正对升息敏感的所谓热钱已所剩不多。何况，来自各方面的观察似乎显示，海外主流投资主体，如退休基金、相互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甚至对冲基金尚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或短期进入的准备。而国内如保险公司、资管等针对二级市场产品的海外配资在资本管制收紧的情况下，也不大会针对现有利差变动有大的资产配置变化，即便利差进一步加大。

再有，根据资本流动的一般规则，利差只是决定资本流向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投资者对货币升贬值的预期。近几年，在全球量化宽松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名义利率水平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正利差，如过去三年中，10年国库券的平均收益率高出美国国库券收益率约50%即100个基点左右，但国际收支“证券投资”净流入在2012至2014年大幅增长之后，连续两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净流出，总净流出额达前三年总净流入的60%。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无疑是导致“证券投资”逆转的主要因素，而目前的名义利差优势并没有阻止这一趋势。

另一方面，除2013年外，国际收支金融账户项下的“其他投资”自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大幅净流出状态。结合“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动态变化，这似乎反映了市场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综合预期以及由此预期产生的经济行为。2012至2014年，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导致大规模的套利行为。一种做法是，套利者在境外市场借入超低息的外币短期债务，流入国内换回人民币后投入到国内的金融资产，在人民币升值或至少基本不贬值的情况下，“无风险”地赚取国内金融资产和国外债务间的利差。而在2014年以后的两年，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逐渐被贬值预期所代替，“证券投资”也由净流入转成净流出。自2012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四季度，“证券投资”净流入累计增加1830亿美元，而自2015年第一季度起到2016年第四季度，该项累计净流出则达1100亿美元。与此同时，“其他投资”项下的对外债务也开始有所减少。

在货币贬值预期下，利差只有足够大，才能抵消贬值带来的损失，从而吸引资本流入（或防止资本流出），并逐渐扭转贬值预期的程度。比如，拉美国家一些经济体如巴西，这几年其所谓“无风险”利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几的高位，是美国同样期限无风险利率的十倍以上。在如此高的利率之下，巴西近一年才渐渐逆转了这两年因经济衰退带来的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局面。显然，在市场普遍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试图以小幅升息来抑制资本外流或吸引外资，可能是杯水车薪。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证据显示，我国资本流动的主体似乎主要是来自本国居民而不是外国的非居民。比如，目前国外投资人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主要还是通过QFII和RQFII的渠道，投资规模尚还有限。虽然去年对外国投资人进一步开放了银行间市场，主流外国投资人仍为数不多。再比如，直接投资项下，来自香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地的投资，多年来一直占外国直接投资的70%左右，个别月份甚至高达80%以上。假如目前的资本管制收紧已作用于国内主体，而国外主体又不占资本投资的主导地位，依靠升息来缓解资本外流，是否会是无用之功？何况，主动调息势必要以现存市场利率为基础。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央行逆回购和MLF操作下，目前我国短端中标利率水平一直处于上浮趋势，反映了市场主导的利率动态的总趋势。最后，央行的升息更主要的是要考虑国内经济现状。在目前国内经济逐步走出低谷之际，贸然因资本外流而大幅升息恐怕是不明智的。

收紧的资本管制

抑制资本外流的另一个手段，也是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资本管制。在一国资本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是必要的。近年来，我国大约50%～70%的对外投资是由外储减少而生成的。适当的资本管制有利于限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流出，防止非法所得的财富流失，阻止以欺诈手段而实现的资本外逃。然而，这种行政手段固然有效，但其代价也不容忽视，甚至其有效性有时也不免引发争议。

一种代价在于，如果资本管制不能区别对待，很可能会造成一刀切的局面；而过严管制则可能会波及正常贸易，增加进口障碍，增大对外债务违约风险，导致原本资本账户项下的问题演变成经常账户项下的问题，进而影响经常账户原有的相对自由进出的现状，到头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也有人质疑资本管制在我这类高度开放经济下的有效性。据美国里海大学甘特教授的研究，1998年以后的五年里，虽然我国依靠金融交易造成的资本外流减少了1050亿美元，但利用虚假进口发票，通过贸易项下的资本外逃则增加了950亿美元。通过高开进口发票实为资本外逃的虚假进口，以海外购并为目的的虚假投资，以香港为目的地的各类隐蔽式资本外流的手段都是近年常见的资本外逃方式。今年二月，在资本流出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我国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口额同比增长44.7%，创2011年二月以来新高，人们纷纷猜测可能与资本外流有关。事实上，这类资本外流的形式早已不足为奇。2015年12月，我国内地从香港进口额同比猛增60%，市场普遍猜测也和资本外流不无关系。

第三种选择

有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资本外流的动态并不能完全用利率和汇率变动等加以解释。据估计，2005至2014年，虽然人民币累计升值约25%，但资本外流却从2005年的1250亿美元加速到2014年的4840亿美元。

第6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扭曲造成严重的低效益。一边是低收益的资产，一边是高成本的负债，使得对外开放的效益低下。以2011年为例，我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7747亿美元，但投资收益是-268亿美元，另外还有855亿美元的估值损失，累积亏损1123亿美元。因此，基于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迫在眉睫。

2012年是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的关键一年。在质疑和批评声中，随着已有政策落实到位和新的改革举措出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加快。从2012前9个月的变化来看，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明显的改善：

第一，从资产方看，官方储备的快速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在对外资产中占比降至66.7%。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去年出台了一系列投资便利化举措，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净增加582亿美元，在对外资产中占比从2011年底的7.7%升至8.3%。二是2011年允许企业将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在去年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明显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给企业开辟了在境外持有外汇资产的渠道。

第二，从负债方看，尽管外商直接投资还在快速增长，但在对外负债中占比降至60.7%。这主要得益于去年大幅度QFII和RQFII的额度，使得外国证券投资规模从2011年底的2485亿美元增至3131亿美元，在对外负债中占比也从8.4%升至9.7%。

2012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方法。由于存在不同的看法，可兑换改革主要采取的是疏通和拓宽现有的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而不是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来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实际可兑换的程度。例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中推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来释放积极的信号；简化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程序，放宽企业对外放款和银行对外担保的条件，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疑虑也在逐步消除。过去社会上对货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误区的，往往把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外国资本甚至投机性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货币可兑换的实质是赋予一国货币持有者更自由地在国内外货币和资产之间转换的权利。从我国现实来看，也主要是放松、取消国内机构、企业、个人持有外汇资产和境外资产的限制。而且，改革的方法也使得可兑换的风险是可控的。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对外证券投资还存在较严格的限制，缺乏透明的多元的投资渠道，2012年前9个月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在对外资产中占比从5.5%降至5%，而且绝对规模也出现了净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外资产的增加主要体现在银行对外资产上，因为尽管非金融部门持汇意愿增强，但主要是增持在银行的外汇存款，在银行境内外汇放贷有限的情况下，银行只能被动地将多出的外汇以存款和同业拆借的方式存放在境外。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还会继续推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能够承受的可兑换程度也会提高。未来的重点依然是放松国内居民配置境外资产的限制，提高国内资本跨境流动的能力。特别是在证券投资领域，除了现有的QDII制度这种间接渠道外，应开放非金融部门直接在境外投资的渠道。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以完善QFII和RQFII制度为重点，适当放松外国资本进入的限制。在放松外汇管制的同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调控能力，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本刊新闻记者证公示

黎丽，新闻记者证统一编号：

K43115601000001

谢伟，新闻记者证统一编号：

K43115601000002

魏书传，新闻记者证统一编号：

K43115601000003

第7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上证180金融ETF将于5月23日上市交易。这是一只纯粹投资于金融行业的交易型指数基金，有望更充分地受益于金融股近期的强势表现。

随着“十二五”规划大幕开启，2011年以来高端装备制造业个股顺势起飞。国内首只高端装备制造业主题基金日前也应运而生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已获得证监会批准，拟于近期正式发行。

银华基金旗下第二只保本基金银华永祥已获证监会批准，将于近日开始发行。

博时基金旗下首只分级模式的基金产品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基金，已于近日正式获得证监会的募集批准，将于近期正式发售。

华安基金公告显示，华安可转债基金已于5月18日起公开发售。该基金是目前市场上重点专注于可转债领域的基金产品。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基金今日上市公告称，将于5月20日上市交易，上市简称“双债A”。

大成基金5月18日公告称，新任胡琦为大成中证红利指数基金基金经理，原基金经理袁青辞职。

富国基金5月19日公告称，林如惠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信达澳银基金5月19日公告称，新任宋三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公告显示，宋三江具有19年银行、证券、基金从业经历，2011年2月加入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销售总监。

第8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关键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国际资本流动具有紧密的联系，当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一国境内时，既有利于该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促使资产价格泡沫的生产，加大该国的市场风险，一旦国际短期资本迅速且大规模的撤离该国时，必然会造成该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进而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学者研究表明，近年来流入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规模日益增加，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增强，因此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我国国际收支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规模

在目前我国仍实行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国际短期资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和非法渠道进出入我国.

对于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资本，可以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而计算其规模，而对于通过非法途径进出入我国的短期资本则难以统计[1]。国内外学者对隐蔽性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测算，大致分为两类，即直接法和间接法。[2]本文在间接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到通过虚假贸易、地下钱庄等渠道进出入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即热钱规模=外汇储备增加-FDI净流入-外债增加-贸易顺差-C1①+C2②+C3③.

而BOP反映的短期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正常渠道流入我国的短期资本，主要有证券投资与借贷期限一年以内的其他投资，其中短期证券投资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一年内的其他投资包括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货币和存款以及短期其他资产.

综合BOP反映的短期资本流动以及利用修正后的克莱因法测算的隐蔽性短期资本流动，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总规模就得以估算出来.

自97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到2002年，我国短期资本呈现净流出的现象，到2002年我国短期资本呈现净流入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短期内受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影响，国内大量短期资本潜逃。从2002年起，我国经济连续高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逐渐增大，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涌入我国，到2004年达到顶峰，此期间流入的短期资本主要变现为高投机、高流动性的游资资本。此后，短期资本流出规模增大，这可能是因为此时我国政府采取的外汇管制趋向于“严进宽出”，用意在于抑制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从而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一)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总规模的影响

自2001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规模总体呈上升态势，增速不断加快，年均增长率达到33%，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由2001年的0.78万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4.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59.1%上升至105%，这表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能力逐步增强，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国际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从上表中可知，2001来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顺差，国际收支一直处于双顺差格局，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额至2004年底也处于逐年增长的状态，且2004年的增长率高达110.12%，远远高于经常账户顺差额的增长速度。总的来说经常项目顺差稳定增长，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则有较大的波动。并且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贡献度逐渐增加，2001-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合计13793.55亿美元，占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77.85%.

再者，经常项目顺差与同期GDP之比也逐年增加，截至2008年底，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同期GDP之比达到9.94%。国际收支不平衡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之一.

从外汇储备来看，我国拥有较强的国际支付能力，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较小，各项偿付能力指标都低于国际经验标准。2001-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37.44%，截至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0.3亿美元。[3]

(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结构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对经常项目与资本与金融项目的比例的影响。从下表中可知，资本与金融项目与经常项目之比的变动情况大致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情况相符合，即2002-2004年国际短期资本持续流入我国且净流入逐年增加，而此时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的比例也逐年增加从0.91上升到1.61，而2005-2006这两年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减少，此时相应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而从2007年起国际短期资本又重新流入我国，因而其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之比又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受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投资环境恶劣，美国经济一度处于萧条状态，使得大量美元资金重回美国，因而导致2008年流入我国的短期资本急剧减少，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也大幅度下降.

然而，更具体的来说，一般认为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主要表现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各个短期项目，因此它的流入必然会导致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结构的变化。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际短期资本主要表现在资本与金融项下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中短期项目，从下图中可知，随着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变化，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都有相应的变化.

当国际短期资本表现为净流入且流入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证券投资也随之而增加，而在2005-2006年，证券投资净额也随着国际短期资本流入额的下降而下降。随后又随之而增加。总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通过影响着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变化来影响着资本与金融账户结构的变化.

(三)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外汇储备及国际支付能力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入会造成一国外汇储备增加，反之，当国际资本流出时又会造成一国外汇储备的减少，造成国际收支危机。国际短期资本由于其高流动性、不稳定性以及投机性，极易造成一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变化，产生国际收支危机进而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我国自2002年以来国际短期资本就大量流入我国且增速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我国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2121.65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19460.3亿美元，增长了近9倍。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研究显示，2001年以来我国外债偿债率、债务率、负债率以及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其中2008年我国外债偿债率为1.78%，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0.83%，因此近年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影响较小，我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像较小.

然而。大量学者研究表明，流入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中含大量的投资性资本即热钱，易变性较大，如三、加强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建议由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危机存在了紧密的联系，大量资本流出必然会造成国际收支危机，因此，我国在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的情况下，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短期资本大规模的逆转，从而减少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避免发生国际收支危机.

(一)逐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自身结构问题

国际短期资本之所以大量流入，与我国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有关。我国目前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政策存在的不健全之处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随着利用外资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据了我国出口总额的60%左右[4]，造成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因此，逐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短期资本不断流入我国的局面。因而，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二)进一步加强人民币汇率的调控机制建设

增强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逐步减少干预，增强汇率弹性，灵活调整人民币升值幅度和节奏，使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在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减少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短期内不宜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为防止热钱的流入，货币政策应更多的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加息手段的采用应在防止热钱流入和抑制通货膨胀两方面之间进行权衡①。加快外汇市场发展，保持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适当的干预。在国际上加强对人民币升值的正面宣传和客观评论，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逐步放松资本管制

历史经验表明，不适宜的实行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会给一国汇率制度和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有可能耗尽一国外汇储备，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造成本币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国内资产价格剧跌，因此我国应逐步完善各种制度建设，逐渐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

参考文献

[1]　兰振华、陈玲.中国短期资本流动规模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闭[J].金融经济(理论版)，2007(2):25-27.

[2]　李杰，马晓平.我国短期资本流入规模估算:2001-2006[J].上海金融，2007(10):68-72.

第9篇：人民币证券投资范文

一、引言

资本的本质是获取最大收益,因此从其诞生之日起,资本就开始不断流动以寻取最佳回报,现代通信技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本越来越全球化,产生了国际资本流动。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6)在其经典着作《外援与经济发展》中认为,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填补东道国外汇与储蓄缺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证券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增长日益迅速。事实上,证券投资是分享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而且证券投资通常不涉及控股,可以规避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政府管制。对外证券投资的主要优势是分散投资风险,即投资学中的“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研究表明,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能使投资人获益,DeRoonFA,NijmanTE,WerkerBJM.(2001)指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投资能够显着分散风险,提高收益。Driessen,JoostandLucLaeven指出,跨国证券分散化投资能显着提高收益率,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考虑到货币波动因素,依然能从对发达国家证券投资中获益。Lagoarde-Segot,Thomas和BrianM.Lucey(2007)使用美元和本币两种方式建立资产组合,对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股票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证券投资能够使投资组合获得多样化的收益。

不过跨境证券投资对国民经济也有其不利影响。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驱动资本与驱动商品和服务跨越国界流动的动机不同,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正如同经济史学家CharlesKindleberger说过的那样,是恐慌和狂躁,当一国或地区利润率特别高时,猛躁的资本大量涌入,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在恐慌心理作用下开始大量抛售资产,引起资产市场暴跌。由于证券投资对象主要是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流动性高,特别容易受到短期因素波动的干扰,影响金融稳定。以泰国为例,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外部证券投资大规模流入,使泰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在发生金融危机后的1998—1999年,证券投资方式的资本流入则又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银行贷款类资本大量流出泰国,1997年流出25.17亿美元,1998年流出110.96亿美元,1999年流出112.07亿美元,因为银行贷款变现能力强,在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时,外国银行纷纷召回发放给泰国银行和企业的贷款,泰国银行和企业为了偿还外债,被迫中止投资,国内总需求下降,从而影响产出。总体上,学术理论证实了跨境对外投资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的作用,但由于证券投资的特殊性,我们也需要关注对外证券投资的负面影响。

二、国民经济账户的均衡与证券投资开放的意义

对我国来说,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储蓄率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储蓄大于国内的投资就形成了净出口,净出口亦长期保持在正值。由于我国净出口基本保持在正值,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资本账户必须为负值,这就需要资本外流,即资本账户K为负值。不过我国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利差刺激下资本账户亦呈现净流入状态。这使得我国国际收支面临经常、资本两账户双顺差局面。即国际收支无法通过市场平衡,需要政策干预即由政府买入外汇才能实现均衡,这反而又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逻辑分析如下。根据表-2国际收支账户平衡方程,在国际收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资本账户的逆差,因为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国内出口商品或劳务从国外获得金融资源,居民必须以某种方式拥有这种金融资源,无论是以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方式,总之这会形成某种均衡。反之,在不均衡状态,以我国现状为例,经常账户是顺差,而直接投资账户方面近几年由于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上升,不过即使在大幅度增长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仅与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相当,因此直接投资不能单独充当经常账户顺差再溢出的主渠道,这意味着需要通过证券投资账户平衡经常账户顺差。但是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因此通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中直接投资积累的国际资本不能通过证券投资宣泄,只能借由储备变动消化。

三、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的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对外证券投资侧重于国内居民(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直接购买境外证券投资的行为。不包括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使用外汇购买境外证券资产,因为这属于投资的范畴;也不包括商业银行的对外证券投资,因为这与本文所讨论的普通市场主体对国外证券的投资概念不同。目前国内居民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这是在资本账户不放开的情况下允许部分机构先行试行,在国内发行基金产品对海外进行证券投资,与比较火爆的QFII相比,QDII显得比较冷清。根据2014年上半年央行《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QFII)净流入344亿美元,其中:股本证券166亿美元,债务证券178亿美元;而QDII净汇出资金只有27亿美元。二是港股通,即2014年下半年推行的允许合格投资者购买香港证券的投资安排,截至2015年2月4日,2500亿港股通总额度仅使用了237亿元,尚有余额2263亿元,与沪港通推出前的市场预期大相径庭。从QDII和港股通的冷清可以看出,放松对外证券投资可能出现的资金大量外逃并未出现,显示出目前对外证券投资的管制可能过于严格而且并非必要。另外,对境内居民海外投资的过度限制反而降低了境内居民参与海外投资的热情。总体上

,继续执行严格管制的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存在诸多弊端。 (一)资本流动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当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顺差时,根据国际收支均衡表,过量的外汇只能通过证券资本账户输出国外。如果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央行购买过量外汇。这导致巨额外汇资产在央行的集聚,因为央行并不总能完全冲销吸入的外汇,所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巨量顺差往往会带来基础货币膨胀、物价上涨、银行资产扩张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堆积,例如2013年经常账户顺差达1828亿美元,虽然境内机构可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但人民币资产收益较高和缺乏对外投资渠道使得境内机构不愿持有外汇,往往将顺差带来的外汇原封不动地卖给央行,使央行的资产迅速膨胀,仅2013年新增外汇储蓄资产就达4314亿美元。2013年末央行外汇储蓄余额已达38213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338248亿元总资产中,外汇资产已达270681亿元,外汇占款已占据超过80%的央行资产份额,巨额外汇储备使中国货币发行受制于外部因素影响,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

(二)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中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大相径庭。从表-3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看出中国拥有巨额对外投资净头寸,2013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净头寸19716亿美元。不过我国的对外投资收益是低下的,该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所得为负值。而日本2013年末3250070亿日元净头寸投资所得盈余为164755亿日元,综合收益率为5.06%,且历年收益相当稳定,2013年平均计算日本每个国民投资收益为13万日元。中国对外输出资本规模非常高,但收益却非常低。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结构失衡,以央行储备为主(如表-4所示)。中国对外资产中,央行外汇储备占对外资产比重达到62.75%,外汇储备投资主要以低风险国债为对象,而居民主动性的对外投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规模小,三项合计14.7%。相比之下,日本居民持有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占国际投资头寸的59.8%,外汇储备资产占日本对外资产比重仅为16.75%。另外,从证券投资的分布来看,日本对外证券投资以债券投资为主,私人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如日本对外债券投资以中长期债券为主,私人部门和银行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可能也正是因为中国对外资产以国家持有外汇资产为主,即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央行这样的非营利机构而言,用外汇储备投资主要目标在于保持汇率稳定,保持储备安全性,收益性只是附带目的。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央行大量外汇投资于低收益的发达经济体国债,如根据最新资料,2015年1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了2%,而据媒体报道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中国想要提高收益率,就必须改变对外投资结构,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限制,扩大普通居民投资者数量。普通居民投资者会在安全性与收益性间进行权衡,按照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优化投资组合,最终会获得高于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

四、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前提和路径

现行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存在诸多弊端,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势在必行。从长远来看,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重要步骤,也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必由之路。不过在操作层面,对外证券投资的开放路径应是渐进的,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健的金融体系、高效率的资本流动监管体系是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的前提条件,然后通过谨慎而又稳健的政策分步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

(一)确立最优外汇储蓄规模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现有外汇储备中有多大部分可以用来进行对外投资。由于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易中使用范围较窄,多数国际经济交易仍然要通过美元、欧元等主流货币中介,因此,由国家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仍是必要的,超过这一份额的外汇储备则可由居民持有对外投资。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概念,根据研究目的,在此仅抛砖引玉做初步探讨,我们假设外汇储备仅满足基本需求: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应对投机性需要。②交易性需求指用于支付进口和偿付外债的外汇需求。一般来说,一国外汇储备需要满足6个月的货物与服务进口需求和清偿对外债务,但对我国来说这是比较保守的计算方式,因为我国目前仍然是出口大于进口,不可能半年之内不出口只进口,另外举借的外债也不可能完全用于消费,还会用于投资扩大产出创汇能力。因此我们以3个月的进口需求和总外债计算交易性需求。2013年我国货物与服务进口21896亿美元,3个月为5474亿美元,截至2013年末,我国扣除企业间贸易信贷的外债余额为5267亿美元,上述合计为10741亿美元。除了满易性需求外,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还要预防外商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带来的外汇需求。2013年末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为23475亿美元,以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为17.5%计,外资企业可实现利润4109亿美元,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借方为2276亿美元,由于我国对外负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我们假设投资收益借方主要为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因此在2013年外资企业盈利中尚有近2000亿美元未汇出,这构成了隐性外汇储备的需求。我们假设央行要持有足以应对三年的隐性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即需要储备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应对投机性需求稳定汇率,比如在本币被大量投机性卖出时,央行可以向市场投放外汇缓解货币贬值压力。所以在储备16741亿美元满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外,还需要额外储备稳定人民币汇率。考虑到国内居民持有的外汇也可满足上述三种需求。由央行持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足以满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投机性需求。当然,这一数额是动态调整的。超过这一数额的过量外汇,可以通过下文所涉及的资本账户投资外汇交易市场,由民间市场主体持有并用于资本账户投资包括证券投资。

(二)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安排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管制需要更灵活的汇率安排,唯此经济体对各种危机方能应对自如,固定或僵化的汇率制度很难包容各种冲击,如果汇率安排更为灵活,市场就不会有一边倒的汇率预期,居民就会扩大外币资产权重以平衡汇率风险。事实上,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不仅是放开资本账户的前提,资本账户逐步放开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此时很难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决策者必须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两者间做出选择。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安排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相对固定的有管理的汇率,猛然实施浮动汇率,进出口商还有投资者都会不适应。因此,首先要建立健全汇率波动风险对冲机制,提供外汇掉期、期货、期权等风险对冲工具,提高交易主体的汇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更完善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统计和监测工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09)认为,目前在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到目前为止,跨境资本流动的渠道和机制仍未厘清,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与流出的渠道和机制,另外在东道国经济低迷时,资本流动是如何逆转流出的,其渠道和机制也仍未厘清。因为证券投资流动性特别高,更需要对其异动保持关注,这就需要我们厘清对外证券投资的渠道和机制,建立健全证券投资统计监测体系,做好扎实的基础统计工作。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放松居民对外证券投资后,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增长速度、变动方向等数据监管部门应当保持重视,掌握其变化趋势,以便在对外证券投资达到风险点时,及时启动管制手段。

(四)对非正常的证券投资流动采取必要的管制手段证券资本流动由于其波动性容易造成金融动荡,正如前文所述,泰国金融危机期间证券资本的趋势逆转引发了金融危机。因此,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规模和结构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当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