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公司文化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创新;文化;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85-02
1 文化引导,构建学习创新型组织
企业文化与学习创新型企业是一种相互包容的关系,企业文化建设包含着学习创新型企业创建,学习创新型企业创建丰富着企业文化。创建学习创新型企业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重要突破口,衡量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搞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企业能否最终成为一个学习创新型企业。所以,塑造和培育企业文化,应该把创建学习创新型企业作为重要内容,大力倡导终身学习、团队学习的理念,做到“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把学习与工作有机地融合起来,努力构建有学习力的创新文化。
广硕企业在学习创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广硕公司领导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重新打造新高品质的广硕企业文化,构建学习创新型的团队,才能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使企业得到永续发展。
为此,广硕以建设高品质企业文化为契机,大兴学习创新之风,加大对普通员工和管理者的培训力度,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活动:广硕企业文化核心内容的学习;精益生产经营管理知识的学习;国内外先进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算的学习以及结合项目引进、岗位变换进行的业务知识技能更新、充电的学习等等。并在实践中总结各种学习方式,鼓励多层次的交流沟通,通过各种手段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内部融洽的气氛,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坦诚的关系,部门之间沟通协作的意识,创造学习、沟通的氛围和渠道,减少了管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崇尚学习、鼓励交流、坚持开放、激励创新,正成为其奉行的新原则。
2 机制保障,提供良好的“学习创新”环境
广硕文化的重新提炼和打造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创新的过程。为了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广硕员工队伍,广硕把培养学习创新型人才作为新的创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广硕高层领导搞好协调和服务,坚持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和造就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把培训作为一种投资,加大培养学习创新型人才的投入力度。
广硕树立“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的观念,将培训作为一种投资。广硕鼓励自学成材,广硕每年拨出专项经费100万元,用于奖励自学成才的职工,奖金高达全部学杂费的60%。广硕公司业余培训中心常年开办各类培训班,还与华南师范大学、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办了英语大专班、商务英语班,还与清远市第一职业中学签订了长期培训合同,合作开办电脑职高班,为广硕和社会培训专业人才5000多人。
为了贯彻落实广东省委、政府推动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响应清远市劳动局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工实施免费培训的精神,与清远市新时代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举办电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电脑(初级)、烹饪、插花等培训班。
广硕导入NOS的精实理念,从源头的培训及实际生产中消除浪费,持续改善,达到最高的品质,最低的成本,更有弹性的生产,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需求。广硕特别整合了培训资源,建立了NOS学习中心,不仅含新员工的培训及干部的提升培训。
新员工进厂后,广硕为了使新员工更快适应公司环境,通过职前培训让新员工了解广硕的环境及状况。由专业老师从理论到实地演练,由浅入深地手把手辅导新员工的学习。
广硕不间断地培训干部。现已培训干部73期,免费为广硕和社会培训干部人才4000多人。广硕特别鼓励内部发展干部,普通员工可以通过预训班,一系列的从礼仪到实务操作,提升为基层干部,还有机会经过干训班,学习一些管理经验及NOS实务知识,提升为中层干部,工厂每年从内部提升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
3 制定激励学习和创新的机制
广硕公司制定了《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技术创新奖励条例》等激励学习和创新的制度,充分发掘员工学习创新的潜力。其中合理化建议活动,为每一位员工提供创新时间、参与管理企业的机会。广硕每年拿出经费,组织获合理化建议奖的员工到外地先进企业学习,给员工以极大的激励。
广硕积极实行技术创新,采用流水线作业,精实化生产。按国际、国家行业及客户要求为标准不断改良工艺,推广无毒低毒的水性环保胶水、外理剂替代传统油性胶水、处理剂,在90%的化学品使用水性产品的基础上,成功将水性橡胶处理剂推上线。广硕2004年通过ISO9001、14001、OHSAS18001认证,2006年成为NIKE全球策略伙伴,并获当年度全球品质大奖。不断提升员工技能及品质意识,完善质量管理。
4 注重实践,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
为有“亮点”的人才创造放光的机会是广硕致力于创建学习创新型企业的重要举措。广硕以政策为保证,通过环境的塑造形成良好的“赛马”氛围,在企业发展的实战中锻炼人。
建立“竞争、择优、动态”的用人机制,使学习创新人才“有位”而“有为”。为了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华的选人用人机制,改“相马”为“赛马”。近几年来,广硕公司开展了中层管理岗位竞争上岗、全员劳动竞赛、技术工人技术比武等赛马活动;在公开招聘中层管理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时,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优胜劣汰;在部门人员的选聘中,也采取考核、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实行末位淘汰制。
广硕每年送职工去越南参加NOS培训,且不定期组织去友厂参访交流,积极派员参加社会各种改善交流的研讨会。在全厂乃至同行业推行品质奥林匹克竞赛,加强员工的品质意识及团队精神。2008年广硕公司一举夺得NIKE南中国区品质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
5 不断提升的NOS创新文化
NOS文化也是广硕创新文化的一种体现。NOS是1美元背面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 的缩写,指新的秩序已经来临,也就是新的生产模式。广硕的NOS就是把鞋子从原材料到成品中的浪费找出来并消除,也就是不断消除浪费,持续改善。NOS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只有不断的学习NOS基础知识,并将NOS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操作,实现“成为世界级的精实工厂”的美好愿望。
广硕导入NOS的精实理念,从源头的培训及实际生产中消除浪费,持续改善,达到最高的品质,最低的成本,更有弹性的生产,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需求。广硕特别整合了培训资源,建立了NOS学习中心,不仅含新员工的培训及干部的提升培训。广硕以月刊《广荣月刊》“精实专栏”作为宣传NOS的园地,积极传播NOS文化,以帮助大家创新思维,改善工作,提高效率。
以蓝线(篮球鞋生产线)针车间为例阐述广硕NOS企业文化中NOS线跟传统线相比的优越性。如果人们刚刚进入车间针车区,开始一定会觉得这里的流程有点乱,横的竖的排列着,不像是传统的两条整齐又对称的平行线那么一目了然。乍看的确很乱,但只要细细观察一阵子,就会觉得如此布局其实是非常科学合理的,比如车鞋舌的这一大套工序,按照传统流水线通常安排在一条线的线头或线尾,做好鞋舌后,用筐子装起来,再由专门的发料员用车子送到另一条线的线尾对鞋舌处,这样线上流动性非常大。而NOS线很少存在这种人员走来走去的现象。只要把鞋舌的几套工序直接搬到对鞋舌处就可以了,减少了人员的流动和不必要的时间浪费,真正使流水线不断地“流”起来。
针车手双脚针车,调了车速。因为学了“纱床”针车培训,把车子提高了一点,天平调到最高点,踏板也退后了,这样操作起来更加科学合理,也更为方便,完全是从操作者身体健康着想。“啦啦啦……”一阵音乐声,稍微抬下头就会看到黄/红灯一闪一闪地亮了,这就是安冻系统。红灯表示“机修请帮我”,如果遇到机器坏了,只要一拉开关,灯一亮,机修就会马上修理;黄灯则表示“干部快点来”,比如缺料了或需要主管帮助时就拉此灯。当然,在线头或线尾都会看到两个很大的物料架。其作用是:裁断把裁好的物料按轮次、码数、部件统一摆放在“清一色”的绿色物料筐里,因为架子是倾斜的,员工很容易找到所要的物料。针车做好的鞋子放在超市车里,也是按轮次、码数一打一打整齐地排在不同的格子里,不再用胶袋装鞋子了。更重要的是不再像原先要把做好的部件先去生管缴库,现在一个轮次的鞋装满后,把车直接推到加工就OK了。
NOS改写了传统,其精细化、科学化、便捷化,体现在日常生产的点点滴滴中,就连每日需要填写的保养卡也变了样。《设备自主保养检验程序表》上,一台针车机有13个部位需要检查、清洁和加油,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再填写《自主保养检核程序表》;还有《针车标准作业表》也跟以前的不一样,它分为工作步骤、时间要素(手动、机器、走动)、关键点(注意些什么),标明PFC,甚至对针、边距,车线类型、针车型号等都一一标注,细致详尽。更重要的是NOS线减少了堆料,使品质得到了提升。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通过把创新文化融入员工知识结构,通过影响培训机制和学习氛围而影响创新思维。由于企业文化的不同,对创新文化的影响效果也就不同。不同的效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创新文化积极作用,一种是消极作用。那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才能起积极作用呢?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企业文化具备以下几点就有可能促进企业中创新文化的发挥:(1)适应时代和企业自身长期发展的合理的价值观,比如重视创新,企业与员工共发展,合理的客户服务理念,合理的经营理念等。(2)完善的培训机制,或者合理的薪酬制度,或者合理的奖罚制度、或者合理的升迁制度,或者能给员工一定行为空间的制度。(3)顺畅的沟通渠道。(4)先进、配套、完善的设备。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具备了这些要素的全部或一些,那么企业中的人就能发挥创新思维。而是说,如果企业文化在上面四个方面中某一点上不具备或相违背的话,那么它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创新文化的发挥。
参考文献
[1]于海龙,孙晓霞.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困境与创新务实[J].理论探讨,2000.
[2]王成荣.企业家精神与儒家伦理[J].北京社会科学,1999,(3).
[3]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华人跨国公司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领域,相关概念就不在这里重述。从不同的视角对华人跨国公司进行分类研究,以描述其历程与特征,进而分析其跨国成长因素和逻辑,则是本文的重点。
贸易先导型是从跨国经营起点视角对跨国公司所作的一类划分。当一家跨国公司从创办到初次海外直接投资之前,主要以国际贸易或当地市场批发/零售为经营业务时,我们称其为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这类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经营业务与其从事的贸易或零售业务,通常在产品种类和经营地域两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这类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种类与其贸易或零售业务所经营的产品种类相同或相近,海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往往是其经营产品的生产地或出口地。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是后发展型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要模式之一。这类企业首先从事国际贸易业务或当地市场的批发/零售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尤其是产品生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国际商业网络。以积累而成的国际销售网络资源为基地,这类企业开始在产品生产地进行直接投资,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后向一体化经营,以确保其产品来源充足,供货及时,质量稳定和成本降低。日本的综合商社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代表者,此外,在韩国、南非、土耳其的企业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类跨国公司。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是海外华人跨国公司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先驱者是永安集团(康荣平、柯银斌2007)。1897年,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顺兄弟在悉尼创办永乐果栏,从事水果批发业务兼营中国土特产品;1908年,郭氏兄弟在香港创办永安百货,经营高档日用品。到1918年,郭乐兄弟控制的永安系·企业集团形成,以永安百货为核心,经营业务涉及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等,分支机构遍布香港、中国内地主要大城市;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成立,主要从事百货和银行业务;1921年,郭乐兄弟投资建成上海永安纱厂;1934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成立,拥有纺织厂5个,印染厂1个,纱锭25万余枚,布机1500多台,资本额达到1800万元,职工人数达1.2万人,成为规模仅次于荣氏兄弟创办的申新纺织公司的中国第二大纺织企业。
在本次海外华人跨国公司调研中,我们发现了较多的这类企业,它们大多数集中在欧美国家,是在近20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中国市场拥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从其中选取8家较为典型的企业为案例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主要案例企业情况
法国陈氏兄弟集团(TangFreresS.A.)。陈克威与陈克光兄弟于1976年创办于法国巴黎,从事亚洲食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1981年,陈氏兄弟公司在巴黎13区的“中国城”租用一处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废弃火车货运站,成立了法国第一家专营亚洲食品的现代化超级市场——陈氏商场。1988年,陈氏商场的年营业额为2.7亿法郎,成为荣登法国企业龙虎榜的首家华人企业。2000年,年营业额突破10亿法郎,在巴黎拥有8间连锁商店,进入法国企业500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华人企业之一。早在1993年,陈氏兄弟集团开始在中国投资,到2003年共投资10亿元人民币,主要投资企业有中国豪门啤酒集团(拥有80%股权)、唐山太博尔生物奶牛料研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兴农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法国巴黎士多有限公司(Parisstore)。郑辉1978年创办于法国巴黎,主要从事亚洲食品的连锁零售业务。到1989年,巴黎士多超级市场拥有3,0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可停400个车位的地下两层停车场。并先后获得国际旅游协会颁发的亚洲食品批发商“欧洲最高声誉金质奖”和法国销售委员会颁发的亚洲食品质量和销售“荣誉金牌奖”。与此同时,郑辉还在香港创办了“荣文贸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和中国投资以下生产性企业:达辉食品有限公司(新加坡)、汕头达辉食品有限公司、汕头欧宝兴电子机械公司和承德双通冶炼有限公司。
美国威特集团(WaitexGroup)。李学海1981年创办于美国纽约,当时名称为美国C.G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时装设计、生产与销售。威特集团拥有10多种服装品牌,并获得NBA、RUSSELLATHLETIC等权。在美国东西两岸拥有15座现代化物流中心,每日处理数百个集装箱的货物,年吞吐量超过10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仓储配送物流企业之一。销售网络遍布全美国,2万多家长期客户拥有数百万家商店。威特集团(学海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建有20余家合资或独资服装生产工厂,中国生产的出口服装每年销售额达2亿美元。威特集团还在美国、巴西和中国香港拥有11家全资公司,全球雇员5000多人,其中在美国的雇员达1000多人。
西班牙西菲娜国际集团公司(SigfilaGroup)。张甲林1987年创办于西班牙马德里,主要从事工作服等服装销售业务,在欧洲市场创建了工作服装的自主品牌一SIGCAT。在中国成立长沙西卡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基础上,于2006年投资建成湖南西菲娜服装工业有限公司,并拥有多家OEM工厂,以开发、生产职业服装为主要业务。在中国生产工厂中,设有职业服装研发中心。中国生产的TECNIC-LINE和SIGCAT品牌的工作服已在西班牙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2006年开始进入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市场。
德国飞马集团(FamousIndustrialGroup)。栾伟1991年创办于德国波鸿市,从中国进口精密量具等产品,在德国及欧洲各国销售。从1995年到2004年,飞马集团成功地收购并转移了德国的多个整套设备、工厂及生产线到中国:(1)1995年和1998年把索非亚选煤厂搬迁至中国安徽;(2)1998年把一套塑钢生产线转移到中国;(3)2003年把年产200万吨的德国凯泽斯图尔焦化厂搬迁至中国山东兖矿集团。与此同时,1998年初飞马集团在山东设立独资企业一一烟台飞马精密量刃具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精密量刃具并销往欧洲各国;2003年底,飞马集团收购德国蒂森一克虏伯公司汽车减震变截面板式弹簧生产线,并作为投资于2004年在辽宁盘锦建立了一个投资总额为1.9亿元人民币的工厂一一飞马辽宁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汽车零部件并销售欧洲各国。到2006年,飞马集团年营业额达到8000万欧元,生产的游标卡尺等量刃具在德国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成为宝马集团在内的德国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供应商。
西班牙长城龙集团(Group-long)。李汝龙于1992年创办于西班牙马德里,以中国商品批发为主要业务,建立了西班牙首家中国商品批发市场,所经营的中国商品大多进入西班牙的大型连锁商场进行销售,如西班牙商业龙头企业的大型连锁商场“英国公司”(ELCORTEENGLES)等。1997年,长城龙集团在广东东莞投资建成箱包生产厂,成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产企业。从1999年开始,长城龙集团的业务范围扩展到箱包、鞋类、服装、礼品、房地产和资本投资等多种商业领域,同时,实现了多种贸易的交叉运营,市场区域也扩大到了欧盟、非洲、南美洲等。2002年,长城龙集团在上海等地投资了近7亿元的房地产项目。2003年,又在广州投资兴建了占地600多亩的欧洲工业园。2007年11月,长城龙集团和上好佳联手在菲律宾开发30平方公里的露天镍矿。目前,长城龙集团拥有13家分子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国和西班牙各地。
美国安达控股国际集团。陈卫平与张宗义1994年创办于美国纽约,初期从事牛仔服装销售,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逐渐形成服装销售网络。1998年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投资3,105万美元将智达制衣厂(陈卫平于1989年创办)更名为外商独资企业——台山市智达制衣有限公司;2000年投资1800万美元兴建晶达(台山)织业有限公司;2001年投资2200万美元兴建汇达(台山)纺业有限公司。以上生产性企业年产值达到15亿元人民币,每年向国外销售成衣1,000万件以上。安达集团与海内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尤其是在国外已建立了包括美国AmericanEagleAeropostaleFUBU和PacificSunwent等大型百货公司和名牌服饰公司在内的3000多家销售网络,年销售额超过两亿美元;在美国、法国、中国香港和内地设有纺织服装新产品网络式研发中心;在中国内地,“汉弗莱”品牌经营连锁专卖店已达300多家。
意大利新世界集团(NeworldGroup)。姜际春1995年创办于米兰,当时名称为“意大利新世界进出口公司”,主要从事中意之间的服装进出口业务。1999年,姜际春创立“意大利新世界集团公司”,以自有品牌“NEWORLD”在意大利及欧洲销售服装等产品,并在意大利最大的贸易批发中心——罗马商贸城拥有1200平方米的营业大厅。在意大利及欧洲经营服装、食品、药品和家具批发业务的同时,新世界集团先后在浙江投资建立了多个生产基地:绍兴占地120亩的新世界家具城、杭州新世界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贝尼尼食品(杭州)有限公司、萧山海普制药有限公司等。
三、案例企业的特点分析
以上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具有哪些特点呢?我们将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针对8家具体企业归纳总结其一般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跨国公司;二是从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群体角度,分析贸易先导型在其中的主要特征及其地位。
(一)贸易先导型的一般特征
1、创建人均不在公司总部所在国出生,全部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在中国内地出生并接受高等教育,而公司总部均在欧美发达国家。
陈氏兄弟两人出生在老挝,公司总部在法国;郑辉出生在柬埔寨,公司总部在法国;李学海出生在中国广东,1976年到美国,公司总部在美国纽约;张甲林1943年出生在中国湖北,1962年毕业于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公司总部在西班牙;栾伟出生在中国,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公司总部在德国;李汝龙1953年出生在浙江瑞安,公司总部在西班牙;张卫平1957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当过兵,做过乡村赤脚医生,公司总部在美国;姜际春1960年出生在浙江温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药学系,公司总部在意大利。以上8家企业的创建人有6位出生在中国内地;有3位在中国内地受过高等教育。而他们所创办的跨国公司总部均在欧美发达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2、创建人早期经历与其创业初期业务相关程度高,早期的经商或就学经历以及家族成员关系影响到创业初期的业务选择或企业创办的地域。
陈氏兄弟中的老大陈克威1934年生于老挝,1953开始在老挝经营木材加工厂,到1976年实业经营涉及碾米、制鞋和味精生产等,为其日后在法国商界奠定了坚实的经营管理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躲避战乱,陈氏家族举家外迁。陈克威带领家族的一支来到法国巴黎,与正在法国留学的四弟陈克光于1976年成立陈氏兄弟公司,主营亚洲食品批发业务。
郑辉1940年生于柬埔寨金边,1948~1958年中国内地学习。随后回金边创业,其商行成为柬埔寨首屈一指的土特产进出口商家。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发生军事,郑辉一家几经辗转于1977年初来到法国巴黎,随后成立了巴黎士多有限公司,从事亚洲食品批发零售业务。
栾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从事机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1989年辞职,只身带有1000马克到德国留学。留学期间,栾伟为那些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德国人提供咨询服务,不仅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用,更重要的是深入了解到中德贸易中的商业机会。1991年,栾伟借款5万马克成立飞马公司,从中国进口精密量具等机械产品,在德国及欧洲销售。
陈卫平1981年在家人支持下开办了台山市斗山镇最大的批发商行——盛丰批发商行,1989年投资创办台山智达制衣厂,生产各款牛仔、休闲服装。1993年,陈卫平的制衣厂陷入“几条金鱼都养不活”的窘境,他带着8岁的女儿移民美国,与在纽约的家人团聚。不久,偶遇台湾商人张宗义,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筹资4万美元开办一家牛仔服装销售公司。
3、以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业务为创业起点,产品范围逐渐拓展,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到初次海外投资之前,已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国际销售网络。
陈氏兄弟集团以进口亚洲食品在法国销售为创业起点,后开办陈氏商场从事食品及百货零售业务。到1990年,陈氏兄弟集团年销售额达6亿法郎,成为法国的大型企业之一,1993年开始在中国投资。飞马集团以进口中国精密量具在德国销售为创业起点,之后产品销售到欧洲各国,业务拓展到收购德国生产设备销往中国市场,1997年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
长城龙集团以进口中国商品在西班牙批发为创业起点,经营商品不断进入西班牙著名的超级市场,1997年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安达集团以进口中国生产的牛仔服装在美国销售为创业起点,销售区域逐渐扩展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98年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其他企业的首次海外直接投资时间不详,但估计是在总部所在国建立了较好的国际销售网络之后。
4、初次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中国内地,主要生产其国际销售网络中经营过的产品。
以上8家企业的初次海外直接投资均在中国内地,以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生产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投资方国际销售网络中经营过的产品,这是一种国际范围的后向一体化战略行为。陈氏兄弟集团不仅在中国内地建有独资或合资企业,而且在2002年6月以收购方式获得法国达能公司在中国豪门啤酒集团中的60%股份,加上1996年中国豪门啤酒集团成立时所拥有的20%股份,陈氏兄弟集团共持有中国豪门啤酒集团的80%股份。飞马集团和安达集团的投资方式颇有特点,前者是以其在德国收购的生产设备作为出资在中国内地进行投资的,后者的首次投资是投入到创建人当年在国内创办的企业中。
从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地区来看,有两家企业与创建人的出生和生活地密切相关。安达集团主要投资集中在陈卫平的出生和生活地一一广东台山市,新世界集团主要投资集中在姜际春的出生和生活地——浙江杭州。
5、初次投资中国内地之后,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地域和产品生产种类的同时,企业创业初期的主营业务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者开拓新业务,进而成长为跨国公司。
飞马集团1997年在烟台建成精密量刃具生产工厂,1998年在德国成立工业顾问公司,继承并扩大了栾伟留学期间从事的咨询业务;1999年,飞马集团在中国生产的量具获得德国有关部门的A级质量证书,同时在德国成立栾奥房地产公司,收购了日本精工德国公司在杜塞尔多夫的房地产(占地面积为1.2万平方米),正在建造一个中国皇家园林式的工贸中心,为中国企业拓展德国及欧洲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飞马集团以世界先进的汽车减震变截面板式弹簧生产线在中国投资,开始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业务。
陈氏兄弟集团1993年开始投资中国,2000年营业额达到10亿法郎,在巴黎拥有8家连锁商店,进入法国企业500强;2001年,陈氏兄弟组建了陈氏传媒公司,开始从事多元化经营;2002年通过收购取得中国豪门啤酒集团的控股权,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啤酒市场。
士多公司在香港拥有“荣文贸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设有“达辉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投资建了3家企业,分别是汕头特区达辉食品有限公司、汕头欧宝兴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河北承德双通冶炼有限公司,多元化经营业务较为广泛。
长城龙集团1997年在广东东莞建立箱包生产厂,当年就成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产商;从1999年开始,长城龙集团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展到箱包、鞋类、服装、礼品,以及房地产投资等,2002年在上海投资房地产项目,2003年在广州兴建欧洲工业园;2007年,长城龙集团业务拓展到菲律宾的镍矿及其深加工,多国多元化经营格局形成。
新世界集团在浙江拥有多家生产基地,主要产品从服装扩展到食品、药品和家具等。
西菲娜集团在投资中国湖南建成职业服装研发、生产基地之后,其自主品牌职业服装不仅在西班牙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在2006年开始进入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市场。
威特集团在中国内地投资了20多家服装工厂,遍及广东、江苏、上海、天津、辽宁、四川等地,还与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华文媒体《侨报》合作建立了“美国侨网”:在香港设立因特网物流系统总部,在北京机场和深圳设立后勤供应中心,一个以纽约、香港为轴心的全球因特网物流系统初步形成。
安达集团不仅在台山市投资建立了“四达企业”,而且还投资成立了“台山市汇通宽频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建有300多家“汉弗莱”品牌服装连锁专卖店。
6、多位企业创建人在当地商会及社团担任领导职务,在领导本集团发展的同时,他们还关注当地与中国的商业合作和当地华人华侨的社团事业。
2002年4月,德国中国工商会成立,飞马集团创建人栾伟当选为会长。该会拥有150多个会员,主要是德国中型企业家和部分大型企业家。有两位副会长,一位是德国前蒂森一克虏伯汽车部门的董事长,现为香港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顾问;另一位是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主席。
士多公司创建人郑辉是“法国华裔互助会”创办人之一,曾任“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二届主席,2003年被推选为“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
新世界集团创建人姜际春现任意大利罗马华人华侨贸易总会常务副会长,欧盟浙江联谊会副主席,浙江省第九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特邀委员。
安达集团创建人陈卫平2001年当选为美国纽约安良工商总会会长,纽约至孝亲公所主席。
(二)海外华人跨国公司中的贸易先导型
在以上关于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一般性分析之后,我们再把他们置于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群体中分析其主要特征。作为一个类别,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在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群体中具有成长时间和公司总部国别分布双重集中、公司创建人多数来自中国内地等特征。
1、成长时间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
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已经历过三个阶段:(1)萌发期,1900~1945年:(2)缓慢生长期,1946~1979年;(3)高速发展期,1980~1999年。在这3个阶段中,以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为主要业务的海外华人企业并不少,但以贸易为先导成长为跨国公司者只是个别现象,例如先驱者永安集团等。由于这类企业并未成批出现,也就难以形成一个类别而进行具体研究。
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贸易为先导的海外华人企业中,有多家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新的类别,我们将其称为“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以上8家企业是其主体和代表,它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初次海外直接投资,并成长为今天所见的跨国公司。
2、公司总部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
以上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分别在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5个国家,这些国家都属于欧美发达国家。
如果把欧美分开来看,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欧洲。在美国24家华人跨国公司中,贸易先导型有5家,占总数的21%;而在欧洲7家华人跨国公司中,除范岁久于1960年在丹麦创办的大龙食品公司(DaloonFood)外,其他6家都是近10多年开始形成的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
但是这种现象在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并未出现。日本的8家华人跨国公司中,除吴百福于1958年创办的日清食品外,其他7家都是近10多年内创办的,其中6家为软件企业,1家为家用电器企业。
3、多数公司创建人来自中国内地
在以上8家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中,除陈氏兄弟和巴黎士多公司外,其余6家公司的创建人均来自中国内地,即在公司总部所在国创业并发展之前,他们都出生在中国内地,在中国内地有过生活、接受教育(资料明确显示有3位接受过高等教育)、工作或创业的经历。
这种现象同样在日本出现。日本的8家华人跨国公司中,除吴百福来自台湾外,其他7家企业的创建人都来自中国内地。
四、跨国成长的因素与逻辑分析
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为什么在近10多年的时间内在欧美国家集中出现?也就是说,它们从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业务起步,是什么因素促使其成长为跨国公司?在它们10多年的成长历程的背后,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一)跨国成长的主要因素
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要因素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外部环境因素,二是企业内部因素。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状况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形成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则是它们从贸易起步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要内部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两大因素直接与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形成密切相关。首先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大规模地进入欧美国家市场(这可从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加以证实),使得以国际贸易或进口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批发/零售的海外华人创业企业得以获得丰富且低廉的进口商品,从而积累了资本,逐渐建国际销售网络,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网络;第二是中国内地拥有的低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优势(这是世人皆知的),这些企业拥有国际销售网络和一定的资本之后,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制造加工业,从生产其经营的产品开始到其它类产品生产,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制造”的优势。
这种后向一体化的拓展,使其获得了更加可靠的货源保障,进一步扩大了企业整体的盈利空间。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增强,再加上其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提升,促使这些企业进行到新的行业,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
以上宏观经济因素对所有海外华人企业同样存在,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呢?这取决于企业创建人的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只有那些认清以上商业机会,敢于并有能力抓住这些机会的企业创建人才能领导其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
为什么这类企业在欧美较多,而在日本并未出现呢?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的综合商社一直承担着中国产品向日本出口的功能,没有为在日本的华人企业留下多少商业机会。欧美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与中国距离较远,国际贸易关系逐渐形成,本国并不存在类似日本综合商社的企业,因此为在欧美的华人企业提供了这样的商业机会。
(二)双向天生国际化的成长逻辑
“天生的国际企业”是外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描述了一种企业迅速国际化的道路。众多学者的用词和定义各有不同,Oviatt&McDougall使用“国际新企业”一词,并定义为“一个从一开始就从使用多国的资源并向多国销售中寻求重要竞争优势之获取的企业组织”;Knight使用“天生的国际企业”一词,将其界定为“一个从成立之初就从国际市场销售中寻求相当部分的收入的企业”;……等等。还有学者把“成立之初”具体界定为“成立后的两年内”,把“国际市场”具体化为“5个以上国家”,把“相当部分的收入”具体设定为“25%以上”或“40%以上”。
如果严格按照以上定义和指标,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并不属于“天生的国际企业”。但是,借助这个概念的本质内涵,我们认为,双向天生的国际化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成长逻辑或理论。
首先,我们撇开上述具体指标,深入到“天生的国际企业”的本质特征中,这主要有两点:一是企业在成立之初就拥有很强的国际视野,二是国际化的方式不同于现有的国际化阶段模型理论(薛求知,2007)。然后,我们再看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主要特点,这主要有3点:一是海外华人华侨创办,二是以国际贸易或批发/零售为主要业务,三是与中国存在双向的商业关系(从中国进口产品在当地及其它市场销售,在中国内地投资制造加工业和其他行业)。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不难得出下述结论:“双向天生的国际化”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成长逻辑或理论,“天生”是指海外华人华侨“三重性”(中华性、本地性和国际性)(韩方明,2002)所决定的国际视野,“双向”是指海外华人企业与中国市场之间存在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也就是说,海外华人华侨“天生”的国际性决定了其国际视野:这种国际视野既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外国人,而是以其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双向”关系为特征的;当他们创办企业时,这种国际视野就“自然地”发挥其作用,主要从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或进口中国商品在当地市场批发/零售开始创业;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利用多年经营积累的资本和能力,再加居住国与中国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这些企业开始在中国投资制造加工业;在垂直一体化经营取得成效的同时或基础上,这些企业逐渐拓展其业务范围或地域范围,最后成为一家跨国公司。
五、对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的启示
我们一直认为,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较为合适的学习对象。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与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存在较大的可学习性,它们的成长历程及其逻辑为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了以下多方面的启示:
以“中国制造”优势为主要基础。“中国制造”优势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成长的主要外部因素,正是“中国制造”优势的存在和利用,以贸易为先导的海外华人企业才能成长为跨国公司。中国本土零售企业也应该以“中国制造”优势为主要基础,从事跨国经营活动。再从零售业全球化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在诸多跨国零售巨头的压力下,“中国制造”优势也许是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的唯一基础。
选择有潜力的国家为目标市场。以当地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潜在需求量,目前满足需求的程度,以及当地企业进口中国商品销售能力等为主要考虑因素,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目标市场,并排出优先进入顺序,制定出进入市场战略路线图。根据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经验,发达国家市场先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日本市场基本可以不考虑,美国市场可考虑,欧洲各国市场可作为重点。
以某个品类产品经营为业务起点。在地域目标市场基本选定之后,经营产品品类的选择至关重要。在目标市场所需的产品品类中,首先选择某个品类为业务经营起点,而不是一开始就经营范围较宽的产品品种。这是集中战略法则的表现,把全部资源集中在某个品类经营中,较为容易形成竞争优势。在巩固某个品类市场的基础上,才拓宽产品品类范围和市场区域,是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的经验,也是中国零售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
以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为核心力量。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创建人的企业家精神和能力是其成长的主要内在因素,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也应是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为核心力量,尤其是在海外业拓展的初期。中国零售企业可以在国际化经营实践中逐渐培养这类人才,也可吸引当地华人华侨(尤其是从事批发/零售业务的人)加盟,利用其本地性优势,把中国零售企业的优势在当地市场发挥出来。
以海外华人企业为合作联盟伙伴。海外华人及其资源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企业与其它国家企业相比拥有的独特资源。中国零售企业也不例外,可将当地华人企业作为主要的合作联盟伙伴,通过多种灵活的合作方式,同时促进中国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和推动海外华人企业成长为贸易先导型跨国公司。
本文作者:程宏燕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立足于世界交往思考科技的发展和传播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交往”这一中心词,范围涵盖远古时期氏族部落,近现代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瑞士等尚处于封建社会的诸国以及印度、中国等殖民境遇的国度,在世界性视域下他们考察工商业的交往活动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对于科技传播机制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不仅强调区域、城乡、民族、国家之间工业、商业等的横向交流和历史上下的纵向传承,而且还特别揭秘分工体制、资本运动和科技进步的互促性。(一)横向交流和纵向历史传承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传播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交往的范围仅仅限于相邻的局部地区,在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侵入之前,“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5]但是当一个地方被排除在商业交往之外,那么这个地区的发明,包括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就将逐渐消逝,被历史掩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交往越具有世界性,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性竞争越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保存和活动创新;另外还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如果离开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实践,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6]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存在、发展既要有工业这种连接人与自然的、满足现实需求的活动为土壤,又要有商业这种满足人与人、社会各个区域种种交往需要的活动为中介。社会每一历史阶段都是后人继承了前人大量的生产力、资金、人造自然环境和科技成果,并予以再创新和再传承,所以人们周围的感性物质世界并不是周而复始,而是科技推动下“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由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7],甚至樱桃树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商业活动而移植到德国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基于物质生活世界和科技的历史传承所构建的社会交往理论被哈贝马斯改造为基于“语言”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为了澄清被扭曲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概念,提出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交往理性,只有通过交往行为合理化,才能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互相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而这,又必须依赖于“在政治的和重新从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过程的一切层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8]。固然,人们日常生活世界里语言、行为等外在形式表征了交往的内容、分群和社会地位等,彰显了政治意志,但哈贝马斯在各个政治群体的划分根源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形成根源上却摒弃经济基础,在纯粹精神范畴内思索语言交往世界。(二)分工细致的机器和工作流程是科技创新与传播的另一重要条件交往的重要前提是各个地区、部门商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在现代社会里分工流程和专业化机器又为生产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商品提供了可能。作为世界工业中心,英国大规模应用机器使农业劳动和手工作坊、工厂生产进行分工,使农村和城市职能具有明显的分工趋势,蒸汽机在交通工具上的应用使产地和加工地可以远隔千万里而进行协作性分工生产,分工的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反过来,世界市场、国际化生产和世界贸易又促使机器、各种机械化工具日益改进,也就是说,“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9]商业贸易扩大了产销地的圈子和联系,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十八世纪时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各种生产上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的不断改进,并应用于各种原料生产地与商品销售地。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延伸,各种先进机器也就随之在世界各地散布推广,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技艺也随之传播。(三)资本的投入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现代科技、资本及其依附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者几乎在同时期诞生。资本运动推动科技进步,两者紧密结合,互为前提,共同促进蕴含科技含量的器物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他们仔细研读并加以吸收运用当时诸多经济学家著作和科技史书的思想,[10]从经济学角度解读科技与资本、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仔细分析了资本的概念和运动过程,并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以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资本是一种物,一种对象化的劳动,把资本外化为劳动工具或等同于单纯的货币的观点表示了不赞同。他认为资本是一种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1]。即资本是作为简单生产过程出现的一种自我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货币,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购买了劳动力的支配权,劳动就被并入资本,随后资本开始发酵并成为生产过程。资本换进来的是工人这种活劳动,“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劳动不是对工人本身来说,而只是对资本来说,才是不同于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12]工人以工资方式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给资本家,资本家获得了这种力量,并转换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资本。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里说到工人的劳动就是他们主人的资本。问题在于,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与付出的活劳动资本之间差距过于悬殊,所以,由于活劳动以微薄的补偿转换为活资本,和其它资本一起参与为资本所有者赚取绝对丰厚的利润。因此,科技创新及其最主要的机器产物在资本生产过程中成为工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在工资收入与劳动付出之间永远地、绝对地不公平的前提下,货币资本驱使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资本家压榨劳动者利益、以赚取最大化利益的保证和基础。机器越是革新,工人处境就越悲惨,资本家就越能赚取更多利润。英国、法国的现代化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立足于人的精神世界思考科技的文化价值
通过对多个现代工业发展前沿城市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现代科技与哲学、宗教、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种种文化形态的彼此关联。他们认为正是科技器物如机器、交通等的世界性扩张,以及商业贸易的世界性往来,引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斗争、磨合和融合,反过来又促进科学精神、科技器物创新、科技知识体系等各个方面的提升。(一)现代科技冲击着传统的哲学、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诸形态人的精神文化形态实质上由人的生存处境所酝酿而生。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个体行为规范、社会价值体系和国家运转机制这些精神世界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实地考察曼彻斯特和亲身体验英国工业成就,比较了英、法、德国和瑞典的发展状况,意识到现代科技的社会化应用和国际化交往趋势对传统文化形态的冲击。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德国和瑞士农业社会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古典文化模式在现代工业文化冲击下面临分裂与重构。对于哲学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多年来德国黑格尔派的思想土壤是相对闭塞、落后的农业社会,遗憾的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所以迷失在黑格尔思想的“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13]。那么如何产生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呢?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都在强调唯物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结合的产物。“如果说瑞士的工业生产几乎还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方式,那又怎么能指望生产者的头脑中,除了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以外还会有其他思想呢?如果说蒸汽机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又怎么能够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呢?”[14]马克思指出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促使农业与手工作坊为主的印度等亚洲国家那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就社会发展而言,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每一种历史文化总是在科技的节节推动下渐次发生变革。现代工业文明必将取代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引发思维模式、思想制度、观念范畴乃至于社会方式和活动方式等的渐次变更。所以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英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5]。(二)现代科技所滋生的高额利润加固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自私人性思想的社会主导地位英国的科技社会化所带来的巨大利润推使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日益膨胀,法国唯物主义思想中关爱人类整体的博爱意识逐渐被自私自利思想所排挤,导致异化现象蔓延到各个阶级。社会弥漫着“物化”气息。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异化”包含了两个方面:工人异化为替资本家赚钱的机器,丧失自我精神和身体的自由;资本家异化为金钱的奴仆,步入自私的泥潭,丧失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丰富人性和个性自由发展空间,也丢失了人本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对人自身的重视精神。资产者对工人的态度以是否有利于赚钱为基本判断标准。工人只是赚钱的工具、另类机器而已。一位资产者在听完恩格斯讲述曼彻斯特工人糟糕处境后无动于衷地说道:“Andyet,thereisagreatdealofmoneymadehere.”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是否赚钱这一中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金钱与工具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他不能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是看做‘手’(hands)。……金钱确定人的价值。……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16]正因为如此,即使英国拥有最能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各项实用性技术,但是对于工人生活区的道路建设、排污建设、居住房屋的建设却是资本家所忽略的,原因在于改造它们并不能给资本家直接带来利润和明显的经济效益,投入多少并不能带来相应经济收益。所以就用最少的投入、最省的空间、最差的材料来建工人居住的房子。也就是说,现代机器进步和相应的工厂制度对维护劳动人民的淳朴本性和保证其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帮助,科技的社会化反而加剧了贫民窟的悲惨状况,摧残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工业生产的恶劣环境使工人们的生活状况远不如身为农民时期。所以,恩格斯在关注草根阶层和资产阶级的精神异化后总结道:“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17]那就是在利己主义之上,还附生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冷淡与不近人情。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性和伦理问题。《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围绕机器细致探讨了技术设计理念、技术活动流程、技术产品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技术创新的利益落脚点等对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和文化价值的意义。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文明的一切进步“所发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8],这种文明的进步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绝不是单单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这也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科技进步的最重要价值在于促进人的精神富足,“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能够使人的“个性会得到自由的发展”[19]。在现代科技发展基础上真正实现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博爱,这才是最终的价值诉求,即恩格斯所强调的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应当是迈向心灵、人性、空间自由的一步。那么,要消解这些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身体与精神的异化,就应当触及私有制和一系列不合人性的管理机制,科技发展应当以促进人民的生存环境和日常生活进步为基本落脚点,这样才能让科技造福于包含劳动者在内的整体人类,而不仅仅是资产所有者受益。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器物的社会化进程,诸如转基因工程、高速交通工具的研发和先进医疗器械以及昂贵药物的应用研究等,都应当以绝大多数人所需、所求、所受益为目标而展开,而不是仅仅服务于拥有强大话语权的资产所有者、掌握政权阶层等,甚至不顾及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基本的生活环境与物质需求。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构建基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价值观、伦理道德体系等,并以社会制度和管理机制来保障,使人们共同享受科技福利。面对当今许多因物欲衍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违背善良人性的科技伦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价值、尊严、幸福为核心的科技文化思想,避免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异化、拜金意识、环境恶劣等弊端再次产生。如今,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日益依赖于科技的领先性和以此为中心的现代文化综合效应。最重要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科技知识理论与科技活动等处于频繁交流和彼此渗透的世界性发展状态。当代中国更需要敞开胸怀拥抱、交流、辨析发达国家的科技理论知识、科技器物、科技精神以及各种科技文化流派。王一川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从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制度转型论、道气互动说和人权说五方面相互联系入手。[20]那么,这样去建设先进文化,是绝不能离开科技活动模式和科技器物基础上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精神等现代科技文化的基本要素。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抵达它的“经验之梯”就是以人民利益至上的科技文化思想为基础,融合他国先进科技文化理念铸就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技文化思想。它的内容必然应当是摒弃浓厚的工具性、功利性、殖民性、阶层歧视性、自私性和非公正性等弊病,彰显科技知识、科技研发和科学精神中服务社会民生、平等博爱、坦诚率真、尊重人性自由尤其是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等内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基于民富的国强,实现基于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基于现代科技进步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化工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销公司)作为中国石化的全资子公司,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化工品销售企业。由于化工销售有限公司所处的化工行业特性和贸易公司特点,其面临的舆情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流运输的风险性。化工产品销售运输过程中由于意外或责任事故等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容易引发舆情风险。如“7.23中海集装箱坠落海”事件中,部分包装袋及颗粒被海潮冲到香港海域和离岛沙滩,引起舆论关注和民众担忧。在未确定货物权属的情况下,网络舆情汹涌,质疑、指责中国石化,甚至指向中资国有企业,指向香港特区政府。二是经营品种的特殊性。化销公司经营的产品主要包括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原料、合成纤维和聚合物、有机化工原料(苯、二甲苯等)、化肥、天然橡胶等,这些产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性,稍有不慎就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进而引发舆情危机。三是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造就了巨大社会影响力,也带来了“明星”般的聚光效应。公司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社会公众和媒体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形成舆论的燎原之势。四是化工行业的敏感性。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加上一些媒体对化工行业的片面宣传误导,化工行业容易成为社会公众重点讨伐的对象。如果在化工产品销售运输、储存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或责任事故等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将引发不可估量的社会负面影响。五是营销领域的高风险。由于目前国内的商业氛围,贸易经营领域是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高风险区。如果监管不到位,营销人员利用监管漏洞实施损害公司或客户利益的不当行为,容易成为网络舆情炒作的对象,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不良影响。
2化销公司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
目前,化销公司建立了相关舆情应急处置预案,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应对网络舆情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快捷、准确、合理应对并化解网络舆情危机的角度看,尚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舆情危机处置机制不完善。未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网络设施保障,对可能引发的、苗头性问题缺乏政治敏感性;突发性重大事件处置预案不完善,也未对预案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检验,一旦发生网络舆情危机,只能上报集团公司,等待母公司出面解决,难以及时消除负面影响。二是舆情危机收集和分析滞后。化销公司还没有建立由专人负责对网络舆情进行追踪汇总、登记和总结的制度,这就很难通过跟踪分析和研判来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走向、舆论热点和媒体关注焦点,一旦发生舆情危机,难以判断突发及重大舆情的级别和程度,导致舆情处理滞后。三是舆情危机处理的方法滞后。在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等新型社交媒体开始异军突起,我们主要还依靠传统的新闻管理办法,常常处于被动局面。
3完善化销公司网络舆情处置的对策
1.国有企业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融互通的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就在于利用思想教育工作,对员工的行为和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保证企业获得稳定的经济效益。企业文化指的是在长时间的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聚合而成,并被所有企业员工所共同认可的品牌理念、经营理念、企业精神、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均以企业员工的精神理念和思想观念为主要对象,最终目标在于实现企业和员工的稳定发展。
2.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是互补的
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实施方式、作用范围和主要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一方面,从两者的实施方式来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现途径是工会和党团组织开展的活动和宣传,而企业文化建设则能够充分利用各种主动的方式,为企业良好形象的建立创造基础。另一方面,从两者的作用范围来看,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于改善企业员工的思想觉悟、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识,而企业文化则能够在企业日常经营和规章制度之中,融入思想教育培训和管理等工作,从而实现共同的准确和价值观。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在于企业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则在于向企业智力理想和思想素质中贯彻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从而实现两者内容上的互补。
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的途径
1.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中人员的融合
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够由相同的人员和组织结构来完成,不需要复杂的人员系统。管理人员系统的过度臃肿,会对整个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员工和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模糊不清。在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过程中,党团组织应该是唯一的责任结构,且应做到责任分配到人,实现权责分明。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的相互融合,有助于国有企业思想教育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实现人力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有机融合还有助于国有企业自身管理工作的发展创新,增强企业内部员工的团结协作能力以及归属感和凝聚力,体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避免了传统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过程中,人员冗余、管理效率低下、权责不明等多种问题。
2.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中活动形式的融合
在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过程中,需要关注企业员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在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融合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从而深化企业职工对于文化内涵与企业精神的认识,帮助企业员工形成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各个国有企业可以在日常工作过程中,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最大限度激发职工的活动热情与参与积极性,从而充分认可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于价值,融入企业整体文化氛围。
3.国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中导向功能的融合
功能融合主要包括教育功能、协调功能和导向功能的融合。其中,教育功能的融合是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功能的主要功能,指的是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为职工提供正确的思想政治知道,从而提高企业职工道德、法制和其他等综合素质水平,为其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从而由整体上促进企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协调功能融合指的是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源和综合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特定的矛盾,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相互协调,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导向功能融合指的是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两种导向功能的相互融合,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企业职工道德观、思想观和价值观的融合。
三、结语
既然“四化”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那么推进“四化”建设就必须运用辩证方法。而抓住重点,以点带面,正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实践中的具体化,也是我们抓落实的一个重要方法。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在观察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抓住重点。大力推进“四化”建设涵盖了工商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我们只有善于抓重点,把重点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才能有力地推动全盘工作的进程。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实践,推进“四化”建设,应突出抓住六个方面的重点来展开:
(一)以规范市场主体准入行为为重点,切实提高登记和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要继承和发展过去登记许可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到三方面:合法登记、合理登记、合情登记。就是既要自觉服务,又要依法办事。我们要结合登记服务工作实际,在建立核准名称提示制度、新型企业登记指导制度、名称核准反馈管理制度、登记疑难问题会商制度、工商联络员制度、登记服务质量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提高登记服务工作的“含金量”,使登记服务从过去的服务设施、服务态度的低层级服务拓展到服务质量、服务内容为主的高层级服务上来,实现登记服务“质”的转变。
(二)以保障市场消费安全和市场公平竞争为条件,切实提高维护市场秩序和市场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市场监管是工商部门职责履行的“重头戏”,而确保市场消费安全又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要科学监管;二是要科学执法;三是要科学保障。市场主体众多,市场商品五花八门,要确保市场消费安全,以最小的行政投入获取最大的监管效益,就必须对商品市场分层分类开展监管。这就要根据不同市场,结合其日常监管信息综合情况,参照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对商品市场分类进行监管。同时建立市场日常巡查、专项整治、应急处置等工作程序,方可事半功倍,而不致“眉毛胡子一把抓”,劳而无功。
(三)以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为重点,切实提高依法维权的能力和服务社会和谐的水平。
当前,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推动12315行政执法体系建设。一是要做好信息网络维权;二是要做好站点网络维权;三是要做好提示体系维权;四是要做好制度体系维权。要拓宽消费维权渠道,进一步推行消费纠纷和解制度、调解制度,探索建立小额消费争议诉讼制度,变消费纠纷由“12315”一家化解为多途径、多渠道并解,使维权更加科学。
(四)以保护商标专用权和维护广告市场秩序为重点,切实提高商标、广告管理能力和保护知识产权水平。
一是抓住保护和维护的重点;二是改进保护和维护的方式。商标广告监管都要适应网络时代要求,与企业建立商标、广告网络管理模式。商标监管中,我们曾推行过“三书六联动”工作机制,应将这种机制运用到网络监管方式中,提高监管的科学性,改变传统监管模式,达到“不出门”便可实施监管的目的。
(五)以打击传销和规范直销行为为重点,切实提高监管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水平。
打击传销应科学地抓好四个方面:一是要盯“人”;二是要“联手”;三是要施“教”。就是要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打击传销的宣传教育活动,实现打传宣教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宾馆、进商厦,使其无“藏身之处”;四是要痛“击”。对查获的传销人员及提供传销场地的当事人依法严惩,重拳打击。
(六)以强化机关和基层建设为重点,切实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管理能力和基层执法服务水平。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刚开始的资本投资规模都较小(从科研人员的数量看),研究人员一般只有十几到几十人,但最近几年规模增长较快。比如,摩托罗拉在华科研人员已超过2000人、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一期招聘科研人员500人、西门子(南京)公司2005年扩招200名研发人员。另外,母国来源不同,研发机构的规模不同。从主要几个母国来源地看,欧美公司的研发机构规模较大,日本、韩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规模次之,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公司的研发机构较小。比如,2003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除日本丰田公司排第五外,其他都是欧美的公司。
二、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区位特征
首先,区位分布比较集中。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地。截至2005年底,总计7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中,有200余家位于北京、170余家位于上海、150余家位于广东、120余家位于江苏,这四地所占比例超过了85%。余下的100家左右主要分散在天津、杭州、成都、西安、大连等地。
其次,不同区位有不同的行业特征。各地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行业分布有所侧重。北京吸引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侧重于电子、通讯、软件等行业;上海还包括了不少汽车、化工、制药等行业;而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广东的跨国研发机构侧重于通讯行业;以南京、苏州、无锡为代表的跨国研发机构侧重于电子、通讯、软件行业;西部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主要侧重于通讯和软件行业。见下表1。
主要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当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产业对应关系
最后,不同区位的研发机构功能和规模有所不同。由于北京和上海分别是我国政治和经济中心,集聚了我国大部分的尖端科技人才,另外,著名高校的云集、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较完善的政策措施,使得北京和上海成为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首选地,绝大多数早期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设立于这两地。广东和江苏由于利用外资最多,有大量的在具体业务部门或合作企业内部设立的研发部门设立于此。西部地区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则多为其在华研发网络中的一个分支机构。
三、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组织特征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设立方式通常有四种: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设立研究机构;在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设立研发机构;与其他企业合资设立研发机构。资料分析表明,欧美国家偏爱设立独立研发机构,日韩国家则较多地在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设立研发机构。为了技术保密,以及其绝对优势的保持,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采用与中方的企业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方式的很少。
早期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多为非独立法人,作为其在华公司的一个部门或一个机构存在。但是,它们一般不隶属于中国的总部管理,其活动与业务有较大的独立性。随着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
另外,其治理模式还与所属行业有关。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信息、软件等行业的研发机构大多是独立的,如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朗迅贝尔实验室等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一些传统行业,如化工、汽车等,其研发机构一般都以非独立法人的形式存在。
四、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功能特征
根据研发机构的功能,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可分为五种类型:技术开发型、技术跟踪型、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基础技术研究型及综合性研究与开发中心。
首先,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为主。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从其功能上绝大多数可以归为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与欧美、日本等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使得其他四种功能类型存在的基础条件不能很好满足。
其次,行业不同,研发功能不同。电子、软件等高新技术行业总体上更加侧重研究。比如:微软、IBM已经开始了一定的基础研究活动。汽车、化工等行业则更侧重开发。比如:为了适应中国的路面而调校汽车的悬挂系统。
最后,市场竞争不同,研发功能不同。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研发机构的功能越强大,如电子、软件和电信行业。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海相高含硫化氢气田,设计生产能力为100亿立方米/年,而正式员工却只有1400多人。1400多人的员工队伍驾驭百亿立方米硫化氢气田安全平稳运行、高效生产,实践证明油公司管理模式这种新型管理模式在普光分公司发挥了巨大作用。建立标准体系,实现标准化管理是普光分公司成功运行油公司管理模式的重要举措。2011年普光分公司以采气厂为试点,率先建立标准体系,实现标准化管理。采气厂标准体系包含“技术标准体系”与“岗位标准体系”,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标准化信息查询系统。专业标准体系涵盖HSE、开发地质、采气工程、集输工程、电讯仪控、设备管理、施工验收、计量化验8个专业,收录标准2000余项。“岗位标准体系”涵盖生产办公室、HSE办公室、技术管理办公室、开发管理办公室、设备管理办公室、采气区、集气站、计量化验站、维护维修站等全部科室的所有岗位,收录标准1100余项。“岗位标准体系”中依据标准在岗位中的使用频率、重要程度,划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配套的标准化信息查询系统实现了体系的信息化、网络化管理,使管理及操作人员能够快速、准确掌握标准、更新信息,方便及时查询所需标准文本,从而提高了标准化管理水平。在采气厂标准体系运行取得较好效果后,普光分公司相继建立天然气净化厂标准体系、应急救援中心标准体系、生产服务中心标准体系。其中生产服务中心因其特殊性,标准体系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更充分体现了油公司管理模式下建立标准体系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生产服务中心有综合办公室、党群办公室、生产办公室、技术办公室、HSE办公室、工程办公室6个科室,在岗人员40余人,但是生产服务中心业务包括供电、供水、通信、司驾、餐饮、公寓、会务、抢维修、污水处理、保安、保洁等,涉及范围广,而且均为业务外包。制度化、标准化管理是保障40多人的管理团队管理好如此庞大而复杂队伍的前提。而一个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结构紧凑、科学合理、覆盖全面的标准体系则是实现制度化、标准化管理的基础。为此,生产服务中心标准体系在建立过程中经过多次讨论与修改,最终确定建立专业、岗位、工作三大标准体系。专业标准体系涵盖供电、供水、通信、信息、餐饮(公寓、会议)、车辆服务、抢维修、污水处理、保安、保洁、绿化养护与花卉租摆等11项业务,收录标准800余项。对于有业务,缺乏相关标准的项目,提出了36项制修订项目,使体系更加完整实用。岗位标准体系中,首先对所有科室、业务单位的各个岗位进行字母编号,形成框架体系,再依据岗位职责将相关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各规章制度纳入标准体系,形成覆盖所有岗位,包含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岗位标准体系。岗位标准体系的建立解决了各岗位工作具体怎么干、如何考核的问题,实现了岗位工作的标准化管理。工作标准体系是在岗位标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提炼精简,将各岗位所有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规章制度依据岗位职责去繁留简,形成一个工作标准,岗位人员只需要依据这个标准就能开展具体工作。该工作标准包括任职条件、岗位职责、职权、工作流程、工作内容与要求、检查与考核几大部分。覆盖了岗位人员的选用、岗位职责的履行、岗位工作考核所需的所有内容。
二、标准化管理方式用于油公司管理模式的优势
建立标准体系,实现标准化管理可以优化企业管理结构。油公司管理模式属于组织结构划分清晰,责权明确的优越的管理硬件,而完善的标准体系是配套于硬件,保障管理硬件发挥更好作用的软件系统。普光分公司的管理经验也证明这种涵盖技术、岗位、工作三大部分的标准体系确实能够为保障油公司管理模式良好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撑作用。实施标准体系,用标准进行管理考核可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由于油公司管理模式专注管理、业务外包的特点,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管理难度,特别像普光分公司这样的外部市场,还存在着人员流动大的问题,管理难度进一步提升。而标准体系的实施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同一业务,不管哪个专业公司负责,管理方都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管理考核,专业公司也可以依据该标准体系有针对性的对自己的队伍进行培训考核,有效避免了因为专业公司的变化,专业公司内部岗位人员的流动而造成的工作衔接中断的问题,从而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三、标准化管理方式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阿多诺;文化工业;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15-02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首先是由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提出的,其主要批判当时资本主义背景下大众文化的过度商业化,而忽视文化本身精神价值的偏向。阿多诺一针见血地提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认为文化产品商品化、标准化、技术化阻碍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工业应该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途径。阿多诺没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工业,认为大众是无思考、无判断能力的一群庸俗群体,过分低估了受众的能动作用,忽视了人民大众的接受能力。尤其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砝码。所以,在中国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对“文化工业”予以具体分析,从中探索文化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发展文化工业的必要性
阿多诺曾在《文化工业再思考》[1]中阐述了“文化工业”的定义,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既非民间文化,也非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文化,而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的大众文化的特殊形式。所以从这点来看,“文化工业”有它自己的使用背景。
中国的社会环境与阿多诺文化工业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我们应该看到“文化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发展传播学――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发展传播学是研究国家发展和传播之间关系问题的学科。其代表人物施拉姆曾在著作《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中提到,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施拉姆看来,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相对落后,造成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传播闭塞,其后果是严重阻碍了国家现代化。在当代社会,现代化不仅仅是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还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文化上的先进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性。尤其文化上的现代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内核。阿多诺所批判的核心正是经济与文化的矛盾问题。追求经济发展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以损害文化发展为代价。在阿多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经济的发展,过度迎合消费者,文化朝着越来越低俗和同化的方向发展,文化逐渐失去了其作为人的精神食粮的积极作用。统治阶级通过文化控制来达到对人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在占领区积极实施文化控制,如果说经济的控制是暂时的,那么文化控制却深远持久,对瓦解一个国家更是致命的。信息传播在发展文化事业、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大众媒介作为传播知识、发展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文化软实力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利用这一途径,提高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扩展,从而使中国文化逐渐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的重要力量。
(二)全球化大背景下不进则退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传入我国,面对国外思潮的冲击,我国政府部门积极寻求文化发展的新出路。进入21世纪,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全球化快速发展,西方文化扩张、文化霸权越来越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希望。只有文化和经济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化的教育功能,才能抵制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博弈的格局中,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天壤之别。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而言,不仅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生产实践,更重要的,它是宣传西方价值观、开拓世界市场进行“文化殖民”的政治文化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它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保护民族文化,维护国家安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特殊事业。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化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不能抓住大趋势、紧跟潮流,其结果必然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二、“文化工业”在中国存在的适合条件
(一)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国民在文化选择方面具有了分析判断能力,其文化消费也更加理性、客观。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是因为面对“无意识”的大众,他看到了统治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消费引导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但是,现在社会受众不再是阿多诺眼中盲目接受和没有思维的下层民众。大众面对各种文化产品具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文化市场呈现多种多样、繁荣发展态势。比如前段时间青春题材的小说风靡市场,于是一时间出现了大量同题材的电影、电视。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先有了消费者需求,才有了关于这方面文化产品的市场饱和,而不是阿多诺所认为的先生产出来这种文化产品公众必须接受的情况。在现代商业背景下,那些价值取向低俗、恶俗的文化产品必然会被有知识和素养的社会大众抛弃。
(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
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大众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据有关部门统计,2014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2394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占GDP的比重为3.76%,比上年提高0.13个百分点。文化消费不断增长,文化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2]
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生产必须组织化、规模化。综观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之所以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是因为我国的文化发展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发展。比如说迪士尼公司是以动画电影起家的,但是现在其业务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动画电影,而是包括服装、乐园、箱包、玩具、家居等诸多领域,它的品牌价值远远超过其本身产品的价值。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并非缘于市场化过剩,而是市场化程度不够高所致。阿多诺批判的“文化工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描述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些现象,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该以正确的理论为导向,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三、结语
不可否认,阿多诺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他的经验研究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背景限制了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当代社会,尤其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应该对其在新的语境下进行重新解读。
参考文献:
[1]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A].文化研究(第一辑)[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中国经济网.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2万亿[EB/OL].http:///culture/gd/201501/23/t20150123_4417470.shtml.2015-1-23.
[3](德)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