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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环保考察报告
赴巴西、智利在生态保护、城市环境规划与建设、环保产业及有机食品合作等方面进行考察和项目洽谈,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考察期间,以巴西、智利如何利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解决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带来得环境保护工作、生态保护的问题为考察重点,先后访问了巴西环境保护部、巴西国家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相关部门及官员对来自于中国山东的环境保护考察团表示了热烈欢迎和周到的接待,并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流,提供了包括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府行动计划,专项环境保护项目规划在内的各类资料近20套(盘);参观访问了圣洛克市政府及环保局,并以城市化带来得环境问题,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工业污染与医用垃圾的处理技术等为主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研讨,同时了解了巴西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所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参观访问了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位于里约市的会址,进一步了解了世界环发大会的宗旨和主要内容;考察了两国城市生态建设与规划、医疗垃圾与有毒有害废弃物处理、自然保护区、河流、湖泊、森林保护现状。针对有机食品发展,先后考察了巴西、智利有机食品市场,并与巴西有机食品贸易公司进行了交流与合作的会谈,在此期间,中国住巴西商务领事参加了该交流,并表示出了进一步促进该公司与山东有机大蒜贸易企业的合作意向。
考察期间,在团长张凯局长的带领下,全体考察成员利用机场侯机、参观考察、房间座谈等时机与形式,先后多次进行总结、交流和谈体会,每到一地首先明确考察主题和任务,采取了“听、看、访、问”等形式,获得了大量关于生态、环境、有机食品发展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同时结合我省生态省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创建、生态市建设以及有机食品发展目标进行了专题讨论和调研。
在考察期间,利用各种交流和访问机会,介绍了我国、我省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等现状和重大事件成为了华人和华侨的骄傲,成为当地人羡慕和询问的热门话题,同时重点对我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地方法律、法规以及标准的制定,特别是生态省建设,生态市建设,济南市、聊城市环保模范城创建以及烟台环保模范城群创建等举措以及我省有机食品发展现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兴趣和注目。
二、主要收获和体会
1、法律法规的制定是环境保护的根本,实施法律、法规更重要
巴西的环境保护工作是在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农业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大量出口、城市化速度过快等过程中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中发展起来的,其环境法律、法规的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巴西的法律、法规以联邦立法与地方立法两级立法相结合,除具有法律法规的共性特点外,还具有适应性、针对性和多样性强的特点,在注重农业、矿业带来得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的历史背景下,更加重视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各项法律、法规在修订过程中也越来越严格和法制化,例如制定和颁布了《环境犯罪法》(ENVIRONMENTAL CRIMES LAW),对任何引起生物多样性,动、植物种类灭绝,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将被罚款外,还将被诉逐法律程序,定为环境犯罪,同时对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除受到经济重罚、勒令停产外,环境承担恢复生态原貌的责任,在巴西的《刑法》中,具有对公众、法人等量刑的具体条款。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的召开,以及在会议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虽然不是巴西的环境法律法规,但是对巴西的环境保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巴西环境保护的行动准则,影响巨大。
在对巴西的访问和考察期间,无论是国家环保部、国家环保研究院还是政府的职员、研究人员,当谈及巴西环境保护的主要经验和主要举措时,几乎无一例外的认为“执行法律法规,实施行动计划”是最重要的经验和举措,巴西以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的召开以及两个纲领性文件的通过为契机,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议程和行动计划,并由政府强制性的监督实施,使巴西的热带雨林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现实,依然具有“地球之肺”的美名。
2、重视城市化过程中带来得社会和环境问题
巴西向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着力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城市化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率和恶性犯罪率增多的现象,同时无业者和无居房者 “开山建房,开山建城”,形成了巴西所特有的大片山岭、山区建成了穷人区的社会现象,造成了大量的山林和植被被破坏的现象。以圣堡罗市为例,警察着防弹背心、穷人区年年扩大、穷人城不断增加的社会现象和环境破坏现象尤为严重并且仍在持续。因此,加快城市化速率的同时,要处理好发展与控制,发展与科学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在科学发展的同时要重视和兼顾社会和环境问题。
3、经济高速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巴西拥有拉美最完善的产业体系,经济实力具拉美首位,历巴西曾经是一个单一的农业强国,矿产资源大国,20世纪初,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自50年代起,巴西推行了“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依靠大量外债获得经济腾飞。1967-1974年间,创造了连续经济年增长率高达10~11%的“巴西奇迹”,由于当时只注重经济指标的增长,再加上外债偿还的压力和亚洲、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影响,其后的近20年时间内,经济处于停滞、严重衰退和通货膨胀的状态中,同时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事件和现象也制约了巴西的经济增长,人均产值持续降低。在世界经济发展巴西GDP总量曾居世界第8位,20xx年已降至第15位。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避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避免单一追求GDP增长,忽视环境、资源等保护的现象,提倡使用绿色GDP的概念。让我们更加体会到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
4、发展有机食品,培育本国市场尤为重要
在考察中,先后多次考察了巴西、智利超级市场的有机食品专柜和市场,根据调查和了解,目前巴西和智利的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税收优惠和减免有机食品进店费等措施,鼓励有机食品进入超市、鼓励超市设立有机食品专柜、鼓励消费者消费有机食品。
5、城市环境规划与建设中,体现了环境保护与以人为本的理念
巴西的城市建设中在许多方面体现了环境保护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城市中“可渗透性铺装路面”处处可见,许多城市将绿化率纳入到地方法规内容予以约束,公交车网络密布、专用车道醒目,科学的调控交通信号管理,提高车辆平均速度和通行量,提倡和鼓励使用乙醇为燃料,提高燃油标号,减少尾气排放量,无障碍性路段和建筑,尊重妇女、儿童的行为。
三、建议:
1、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省建设。要认识到生态省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要确立科学发展观是生态省建设的核心,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推进生态省的建设。
这一次斯文赫定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柏林至上海的空中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查。中国西部对赫定来讲并不陌生,他自1890年第一次进入中国西部,曾前后四次在那里探险近十年的时间。赫定这次要带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计划像以往考查一样,带队进入中国西部的大漠。
然而赫定没有想到,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和的洗礼,中国学术界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此时的中国已非彼时的中国。赫定的考查活动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抵制。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中国学者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这个协定曾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它是现代中国学者公认的、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背 景
19世纪中期,西方探险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欧洲、北美洲的考察,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的地理概况也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及欧亚大陆腹地作为仅有的几个未知领域,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地理考察的进展,西方学者逐渐把目光集中到亚洲腹地,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中国在东亚、中亚占有辽阔的疆域。这里不但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丰富的文化景观。中国人对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代张骞开通西域后,国内介绍中国西北地理概况的著作不断问世。到了清代,西北藩乱不断,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建设,有关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更加丰富。
经过清代几百年的经营,中国人对于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现象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出现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地理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徐松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张穆的《蒙古游记》等。但是中国传统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多以地方官员、僧人及流寓边疆的文人学者的著述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还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探险和考察。
从19世纪的最后10至20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中国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形的外国人云集这一地区,其中既有带着侵略目的的政客,也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H.M.Przewalski)和他的学生科兹洛夫(P.K.Kozlov)曾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并掘走了大量的珍稀动植物标本和西夏文书;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德国人李谷克(A.von Le Coq)等人,也都曾劫掠过中国西部地区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这一时期,有数百名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来中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广大疆域,考察报告和相关论文、论著数以千计。这些成果有些在中国发表,更多的则发表在世界各国的科学杂志和著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在众多的科学探险考察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1837~1923年)于1862年至1865年的横穿欧亚大陆之旅,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i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68年至1872年对中国的广泛考察。他们掀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考察的序幕。尤其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震旦纪”、“黄土高原风成说”、“丝绸之路”等概念和学说,曾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以后,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
赫定签署的协定及中国学者的反应
当斯文赫定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时,中国的科学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不但出现了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而且已经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十几个。中国学者“历观前事,痛国权之丧失,恐学术材料之散失”,早就希望组织学术团体协会,以便联络各学术团体,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赫定的到来,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的催化剂。
赫定来到北京后,首先寻求瑞典、德国驻华大使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他的计划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不但西方的驻华大使表示全力相助,赫定的考察计划还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赫定为了考察事宜曾拜访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顾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会同意考察计划中的驼队探险,但计划中的航空探险,却要得到中国军方的同意。为此,赫定又拜访了航空署长刘光克。刘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很感兴趣,但他提醒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之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为了避免麻烦,赫定决定先进行驼队探险,并取消了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
在赫定的努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了他的考察计划。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奉系军阀亲自接见赫定,为赫定出具介绍信,并打电报给新疆军阀杨增新,通知他探险队的抵达时间和目的。
在争取得到北京政府应允的同时,赫定也在积极准备具体的考察事宜。他派随行的西方学者前往包头筹建考察团总部,并准备购置考察用品。
正当赫定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事态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
事情起因于1926年底赫定与北京政府农商部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考察工作,赫定在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的建议下,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草拟了探险大纲。协定的原始文本现已无从考证,但关于协定的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学术界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协定要求赫定的考察队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考察的结果将发表在中国的古生物学杂志上,考察团所有的采集品均留在中国。考察团定名为“中瑞联合考察团”;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协议规定,考察团采集的所有地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两人伴行,负责与当地各级官厅接洽,到新疆后即返北京,由瑞典人前去接替。而考察队的名称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尽管目前无法断定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更符合事实,但毫无疑问,1927年3月中国各界听到的是后一种声音,于是“全国舆论大哗”。一时间,北京的大小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报道了赫定带来数架飞机,当局无法阻止赫定偷运文物的消息。
不但中国报界反应强烈,中国学术界更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反对赫定的考察活动。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集各学会代表二十多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第一次联席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促进筹备建立永久的机构,进行学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瑞典远征队来华。
在3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决定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改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将其确定为永久机构。与会代表拟定了14条《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并于5月2日呈报教育部。章程规定,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地质调查所等14个学术团体及学术机构组成。
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赫定谈判考察事宜。
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签署
自1927年3月5日,第一次学术团体联席会决议公开反对赫定的考察计划后,又于3月10日在北京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斯文赫定的中亚远征计划,并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发斯文赫定等人的护照;11日,又致函甘肃、新疆等地的相关机构,要求阻止斯文赫定前往。
赫定不希望与中国学术界发生冲突,另外当他得知北京政府可能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而收回曾经承诺过的支持时,赫定为了解释情况和平息事态,于3月9日致函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示这次考察并未打算携带古物出国,并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10日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面见沈兼士等中国学者,解释这次考察的目的,并商谈合作的可能性。
为此,学术团体联谊会于3月1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赫定的来信,并于14日复函斯文赫定。信中认为,赫定信中提出的合作办法,与第一次联席会议中提出的由中国人主办的方法相违背,因此不能接受。但信中仍向赫定表示,愿意与他“作友谊的晤谈”。
3月17日赫定再次致函联席会议,进一步解释考察的目的及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办法。赫定还就中国学者反对中亚远征队的名称问题,提出可将考察队定名为“北京学术团体联合组织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或者其它中国学者认可的名字。
在3月19日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中国学者详细讨论了赫定的来信,决定推举周肇祥、刘复、袁复礼和李济四人与赫定接洽,并建议赫定于3月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研究所考古室面商此事。
3月20日下午四时,赫定偕同当时担任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邀请四位代表到六国饭店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这次谈判,中国学者主要关心的是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否涉及军事内容、西方考察团的成员是学者还是军人、考察路线、时间、经费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赫定一一作了说明。他尤其介绍了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地理、气象、天文及地磁学,而考古及地质学是附带目的,如果中国学者反对,可以取消相关的考察内容。谈判结束后,赫定向学术团体协会提交了他整理的14条会谈纪要。
就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考虑如何与赫定合作的问题时,《顺天时报》以“瑞典考古队已首途赴新”为题,突然报道了赫定的考察队已经出发的消息。中国学者大为惊异,于是再次致函赫定,请他“诚意答复”,并同时致函绥远都统,请他们在协会与赫定谈判没有成功之前,监视考察队的行动。3月22日赫定回复中国学者,称报上的消息不准确。强调只是部分人员先到包头做准备,他本人将留在北京商谈此事。赫定还专门请安特生向中国学者解释此事。
3月24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赫定整理的第一次会谈的14条内容。经过仔细商议,与会代表向赫定提出11条合作办法。办法的内容包括:考察团的名称应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的具体事务由协会组织理事会负责;所得物品应全部交与理事会保管;不得毁坏沿途古物建筑;不得以私人名义向当地居民购买古物;不能够绘制比例尺超过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等等。会议还决定由周肇祥等六名学者继续与赫定商谈。
3月25日,六名代表与赫定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这次商谈的内容涉及中西方团员的具体人数、薪金,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法,气象台的设置,团长的人选,出版考察报告的方法等具体的合作内容。会谈结束后,赫定要求中国代表将所提条件以西文形式送给他,并于29日复函,大体同意中国学者的要求。但赫定提出,在中方的要求中,理事会的权力太大,并希望在采集的古物和考察报告的形式上,中方能够有所退让。
就此,4月1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提出八点决议,表示,名义上可以商量,但在权益上不退让。
4月2日,中国学者与赫定举行了第三次谈判,逐条讨论中方的意见。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团长的权限、理事会的作用等问题。
就在中国代表与赫定商谈合作办法的过程中,各大小报纸不断有关于赫定组织的考察团已经出发的报道。一时间消息混杂,难辨真伪。为了更好地交流与合作,第三次谈判结束后,中国代表仍以电话或书信等方式与赫定交换意见,并又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各项内容。最后,赫定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在与赫定基本上达成共识之后,中方推举徐炳昶、马衡、刘复三人负责起草合作办法,李四光、袁复礼、李济三人负责合作办法的翻译。
4月20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讨论新起草的合作办法。23日周肇祥与刘半农带协议征求赫定的意见。赫定提出考察团的名称应由“学术团体协会组织考查团”改为“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组织考查团”、外方团员应该由赫定任命而不由协会任命等意见。在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同意了赫定提出的要求。
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4月26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周肇祥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至此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以中外合作、并以中方为主的形式圆满结束。
1927年5月9日,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和中方团长徐旭生共同率队,自西直门火车站离京前往包头,开始了首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
12月15日至21日,医疗保险分会应澳大利亚莫纳施大学的邀请,组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评估标准及方法”课题组有关成员赴澳大利亚考察医疗保险,重点考察了澳大利亚的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和药品优惠计划的实施情况。在澳期间,全体考察团成员遵守纪律,团结合作,保证了这次考察任务的顺利完成。现将考察情况汇报如下:
一、澳大利亚医疗保障体系
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医疗保障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全民医疗保健;二是私人医疗保险。
(一)全民医疗保健(Medicare)
澳大利亚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于1983年引入,是澳大利亚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支出占联邦政府用于健康保健全部费用开支的18%。主要负责为在公立医院住院的公共病人提供免费的食宿、医药、护理和其他的照顾;为住院的私立病人提供75%的医疗优惠计划费用;为非大额费用的医生会诊提供85%的医疗优惠计划费用。
在全医疗保健制度下,所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只要选择公立医院看病,都有资格享受免费治疗,医生则由医院指派。州和地区政府除了提供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还与联邦政府和专业机构协作以保证服务质量和标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还负担患者在医院外进行治疗的大部分医疗费用,如看全科医生和专家门诊。但医疗保健一般不包括牙科、理疗和按摩治疗等服务。联邦政府为各种医疗服务规定了收费标准,医疗保健负责承担这些费用的85%。许多医生的收费超过标准,患者则必须支付超出的部分。
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每家都有一个保健卡,持卡可以到任何医院看病。澳大利亚采用医、药分业体系,医院只负责治疗、开处方,患者凭借处方到药店购买药品。政府在公立医院的门诊收费标准有所不同,对于普通的居民门诊就医,病人每次最多支付门诊医疗费用为23.10澳元,超过部分由政府承担;每年最多支付700澳元,超过部分由政府承担。对于领取救济金的困难群体,病人每次最多支付门诊医疗费用3.7澳元,超过部分由政府承担;每年累积最多支付280澳元,超过部分由政府承担。
(二)私人医疗保险
联邦政府鼓励人们在使用医疗保健作为主要保障的同时也参加私人医疗保险,以更好地平衡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在整个卫生系统中的作用。为了鼓励居民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政府规定给予购买人购买金额30%的补贴。比如:个人一年购买1000元的私人医疗保险,政府将补贴给个人300元。另外,年收入在5万澳元以上的个人,或年收入在10万澳元以上的家庭,如果不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政府将强制征收其1%的所得税使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政府的这些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999年澳大利亚有33%的居民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到2003年该比例已达到45%。
在澳大利亚,私人医疗保险的投保人可以选择在公立医院进行治疗,或在私立医院进行治疗。在私立医院,患者可选择直接支付医疗费或使用个人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不仅偿付投保人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医疗费,还偿付投保人接受的一系列非医疗服务的费用,如进行理疗、看牙科以及购买眼镜的费用等,但不能应用于药品方面的花费。目前,澳大利亚私立医院床位约占所有医院床位的1/4,而私人医疗保险支出约占全部健康保健支出的1/3。
澳大利亚医疗保障资金来源于国家按公民个人收入的1.5%所征缴的税收。在支出方面,联邦政府既要通过提供医疗优惠计划(MBS)、药品优惠计划(PBS)承担患者一般治疗和药物的费用,还要即为公立医院、居民区卫生保健设施、旅店、家庭和社区的卫生保健等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为卫生研究机构提供主要经费,支持卫生工作者的培训并向高等院校的学生提供资助。州政府和地区政府用于健康保健的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公立医院及精神健康护理、家庭病房、社区病房和老龄人群救助服务。根据宪法规定,州和地区政府有首要责任为人们提供切实的医疗服务,包括大多数急性病和精神病患者的住院治疗。各州和地区还向人们提供多种社区和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学校保健、口腔保健、母婴保健、职业保健、疾病控制和各种健康检查等家庭卫生保健服务和预防性个人免疫服务。
二、药品优惠计划
1993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药品优惠计划,目的是为给全部澳大利亚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且价格可承受的药物治疗。这也使得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强制要求本国制药企业提交指定的药品数据来申请加入药品优惠计划的国家。向联邦政府和家庭服务部部长直接汇报工作的法定机构——健康保险委员会,负责处理和支付《药品优惠计划》中所列药品的费用。
澳大利亚的制药企业加入药品优惠计划的条件为:制药企业必须提供政府要求的药品数据,然后由政府成立的一个评审委员会对数据进行评估,同时政府还要从中介机构提取相关的证明,数据和证明材料全部合格后,方可准许进入药品优惠计划。
药品优惠计划覆盖了93%的处方药,主要涵盖590多种的普通药品, 1460多种有效形式的药品和超过2500种市场销售的不同品牌的药品,但主要的日常保健用药和全部化妆品没有涵盖在内。
药品优惠计划是政府应用药品经济学制定健康保健政策的重要体现,该计划主要包括药品经济学理论和药品价格参考体系两部分内容。药品优惠计划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处方药的价格,从而降低了澳大利亚公民用于健康费用的支出。
澳大利亚利用药品经济学理论来描述和评估药品价格的工具,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给病人提供一个能够承受的药品价格。同时,澳大利亚还建立了一个兼顾相对安全、相对功效、相对花费及费用效率的执行体系。但在行起来却非常困难,而且一些弊端开始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整体的花费逐渐变成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二是增加了政府维持现有药品价格的政策压力。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建立的复杂且独特的执行体系要求提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支持数据,而这些正是那些全球组织所不愿意提供的;同时由澳大利亚决定的药品价格给全球组织带来的风险正在增大;全球组织的风险与收益比例也受到威胁。各方都开始对该执行体系能否持续理想的提供给患者可承受的药品价格提出质疑。为此,澳大利亚提出新的药品价格参考体系,药品参考价格制定主要从仿制品价格、同类产品价格、同类疗效产品的价格三方面考虑。
与其他国家相比,企业认为澳大利亚对药品价值的评估的规定较硬性:首先是可供选择的比较者很少,其次是比较者的价格通常很低,而且已经在专利保护期之外,再次是评估主要集中在临床试验数据,最后是评估时排除掉很多收益和花费。因为证据的有效性、可接受性、通译性及在预测健康结果中固有的不确定性无法得到很好的衡量,所以评价药品价值方法的范围受到了很多限制。
同时,澳大利亚的制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方面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譬如:开发出来的新药品总是与已有的治疗方法联系在一起,技术上的进步不被承认;而由药品经济学硬性规定产生的参考价格很不稳定,而且持续下跌,但是新产品必须要去与之对比,并且要去接近该价格;与此相反,对产品加工制造和研制开发等创新行为投入的费用一直在上升。为了争取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制药企业要不断的提供最新的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的数据,例如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比例等,但是这些数据在新药投放市场时候尚无法得到,这就使制药企业站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上。
诸多问题导致了制药行业逐渐开始延迟或抵制应用政府制定的参考价格,而且有数据表明,最近一段时间接受率已经下降到接近50%了。制药企业开始延缓新产品的研制开发,限制国外产品进口,或者选择在澳大利亚暂时未被认可且无可对比的产品,同时企业开始把产品的销售重点从澳大利亚国内转移到国外市场。制药企业对行业成长的未来及新产品的期望在当前价格评估系统的制约下变得越来越渺茫。同时,这些矛盾还大大限制了在澳大利亚应用药品经济学理论的政策和前进方向,也限制了药品经济学在制药行业和政府工作领域中的发展。
三、启示
澳大利亚具有较为健全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一是全民医疗保健体现了制度的普遍性和公平性;二是医疗保健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主体责任明确;三是在政府政策鼓励下市场机制发挥了充分的补充作用。而且,澳大利亚还在不断进行改革和新的尝试,其医疗保障体系的运行正在培育着一种新的机制,主要是政府责任的分散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其框架正在逐步明朗清晰,作用也逐渐明显。这些对我国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要求下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同时,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最先开始在医疗保障政策中应用药品经济学的国家之一。药品经济学在澳大利亚健康保健体系制定和完善过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有效控制药品费用的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澳大利亚的医疗费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这一方法的应用导致了澳大利亚吸引全球资源的能力受到限制,以及政府和国内药品生产企业之间关系产生矛盾,但其“产出”却达到了预期目的,保证了澳大利亚居民能享受价格可接受的药品。对我国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以保证实现改革的总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本次考察对于我分会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评估标准及方法》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
1、澳大利亚采用严格的程序对药品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对我分会评估药品疗效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2、澳大利亚的药品流通受到政府的制约,而且在医药分家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促进了药品流通的良性循环,有助于我分会对医院药品管理方面的评估设计;
3、澳大利亚医疗保险对支付监控得较为严格。医疗保险只用来支付医疗方面的费用,不支付药品费用,其监控手段可以作为我分会设计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监测评估指标的参考;
4、澳大利亚的药品价格体系较为严密,有效的抑制了药品虚高价格的问题,同时也控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为我分会评估我国医疗保险政策落实情况及药品价格提供了借鉴。
医疗保险分会考察团
团长:王芳琳
成员:李秋华
曹可元
---赴河北保定市、北京市朝阳区学习考察报告
为学习借鉴外地整合和优化区域卫生资源的经验,促进我区卫生事业发展,3月2日至3日由副区长郭景平、大港油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石桂臣带队,区政府办、研究室、卫生局、大港医院、油田医院一行11人,赴河北省保定市、北京市朝阳区学习考察,先后考察了保定市人民医院、保定市第三医院、北京市朝阳医院和垂杨柳医院。虽然考察时间短暂,但是由于考察内容明确,安排周密,考察人员结合我区医疗资源现状去思考和研讨,收获很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初步实现集约化经营的保定市医疗集团。保定市医疗集团是以保定市第三医院为主体,2001年1月7日经市体改委批准、由25家医院组成的具有完整框架、组织结构的多元化医疗集团。第三医院占地面积214.5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总资产1.5亿元。现在集团拥有职工3978人,硕士生导师4人,主任医师42人,副主任医师210人,中级职称868人,博士、硕士研究生35人,学科带头人92人,其中医务人员2700人,保定名医17人;总资产2.8亿元,开放床位3160张,年门诊量153万人次,年收住院5.5万人次,手术1.6万人次,是保定市卫生系统阵容较大、实力较强、功能较全的多元化医疗集团。
向国际化品牌医院迈进的北京朝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地处首都商务中心西区北侧,是一家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2003年实现业务收入近7亿元。医院现设病床1030张,年门急诊量120余万人次,有临床、医技科室49个,职工2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200余人。该院以呼吸、心脏、泌尿、高压氧、职业病、器官移植、实验医学、急诊医学等学科特色和呼吸衰竭救治、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治、心脏病介入治疗、脏器移植、中毒救治、试管婴儿、急诊医学、危重症医学等众多特色医疗项目为重点。“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北京市高压氧治疗研究中心”、“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北京市职业病与中毒医学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健康合作中心”设于该院,同时是“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市临床检验中心”、“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大肠外科专业学组、疝与腹壁外科专业学所在地。承担着首都医科大学及北京市护士学校临床教学任务,是临床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承担百余项国家、部、市级科研项目,获得科研成果300余项,医学居国家医疗机构先进行列。医院把"博爱诚信"作为立院之本,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以先进精益的科学技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团结协作的医护团队,为广大患者提供人文优质、可靠诚信的医疗服务并向国际化品牌医院的目标迈进。
二、 主要做法
(一)实行集团化经营战略。保定第三医院和朝阳医院从发挥现有人力、技术、设备优势出发,注重提高集团医院的整体水平,优势互补、资源重组,减少重复购置,降低成本,形成了集团框架和以合作形式共同构建的医疗联合体。保定市医疗集团抓住集团核心医院这一关键,不断增强驾驭能力,在特色门诊建设上成为保定市之首,在占领医疗市场方面收到明显成效。按照医疗集团章程,确定了集团的性质、宗旨、范围、规划、机构及权利和义务,然后按照独立法人、行政隶属关系、所有制性质、财务核算形式、收费标准、资金所属关系、人事归属不变的原则,在互惠互利、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进行集团组合。组建后的保定市医疗集团由25家医院组成,目前发展到35家成员单位,其中核心层一个,即保定市第三医院;以管理权关系为纽带的紧密层两个,即保定市急救中心、保定市中医院;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紧密层两个,即保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保定市民族医院;以契约法律关系为纽带的松散层30个。朝阳医院集团于2000年组建,核心医院为朝阳医院,北京朝阳医院集团第二医院、中医医院、八里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六里屯街道社区卫生中心、团结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里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左家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朝阳急救分中心为松散层单位,由于没有产权关系,尽管朝阳医院有很强的技术影响力,但目前集团化运营框架已基本名存实亡。
(二)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考察中我们认为保定医疗集团运作比较成功,他们通过核心医院与各成员医院签订协议,建立了专家人才技术、科研教学和医疗设备共享机制。一是人才技术共享。核心医院按协议组织集团内外专家,每月到两个成员单位进行会诊、查房、手术、带教;在成员医院急需的情况下,核心医院做到随叫随到,及时为成员单位排忧解难。去年以来,核心医院为成员单位巡诊46次,解决疑难病症35例,门诊2500人次,手术166人次,收转诊住院病人286人次;并派技术人员,免费为成员单位维修设备。二科研教学共享。集团核心医院多次组织成员单位进行科研、教学活动,并组织到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听国家级专家教授对目前出现的疑难重症治疗报告。集团还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增加对医疗纠纷的防范能力。多次承担代培任务,学习行政管理、业务管理知识,大大提高了科研教学水平。三是医疗设备共享。卫生资源得到充分使用,减少了重复购置,降低了医疗成本,减轻了患者负担,促进了社会稳定。集团核心医院的X-刀、螺旋CT等大型设备,集团成员单位开单来使用的数百次之多,促进两个效益得到同步提高。通过发挥核心医院的“龙头”带动作用,促进了中小成员单位的发展,尤其是厂矿和乡镇医院,其形象、业务、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三)在抢占医疗市场上下功夫。保定市医疗集团强烈的市场意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充分利用各成员单位在地域上的广泛分布,按照市场化和集团化经营目标,强化集团成员的互补性,努力通过集团知名度,提高各成员单位在群众中的声誉,借此扩大服务群体,在努力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朝阳医院抓住品牌建设这一关键,提出“一二三”发展战略,即确定国际化发展方向,在硬件建设和顶尖技术上力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采取开放式办院,积极构建一套适应于国际化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抓住两条主线,一切工作紧紧围绕学术学科和强化经营管理来展开,处理好学术学科为实现两个效益服务,增加效益支持和促进学术学科发展的关系,努力在实现双蠃或多嬴上下功夫;抓住三个市场不放松,努力拓展社会保障市场、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和专科专病市场,创造了主营业务收入数亿元的经营业绩。同时医疗服务对内辐射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所属的行政辖区外,对外逐渐面向全市、全国和国外。通过市场辐射,促进了区域内卫生资源的有效组织,并实现了区域医疗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络的有机结合。
三、 几点建议
我们此次学习考察收获很大,一方面感受到这些医疗单位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所做的大量探索性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这些单位坦诚的介绍中看到由于集团化经营在产权、经济利益等方面不清晰或者不完全到位,对集团化经营带来一定的制约和影响。对此,我们应当充分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明确整合区域卫生资源的思路,以引入市场机制、争取多元投入,实行强强联合为手段,加快医疗资源整合步伐,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新的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区域医疗资源的共享化、医疗水平的现代化、医疗服务的人文化、医疗消费的低廉化目标,确保我区卫生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一)搞好调研,认真编制区域卫生资源整合规划。抓住国家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主辅分离的有利时机,科学做好区域卫生规划,为优化配置区域卫生资源提供依据。一是摸清底数。调查摸底要涵盖全区所有的卫生资源,既包括重点医院、厂矿医院,也包括各镇街、各村的卫生所、个体行医点。对于厂办医疗机构,要认真核实年度经营收入、人员结构、经费拨付及使用情况,为区委、区政府整合卫生资源、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二是立足区情实际。遵循国家和我市要求,立足我区石化基地建设的实际,在区域卫生规划中,以技术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原则,充分利用卫生资源,努力提高服务效率,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卫生需要。三是明确规划目标。在统筹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特别是“六大经济板块”建设、现代城市发展对卫生资源的需求,控制卫生资源总量,优化增量,调整存量,提高质量,促进我区国民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组织领导,借鉴上海、广东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尽快拿出一套符合我区实际的卫生资源优化和配置方案。
(二)创造条件,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集团化整合框架。本次外出学习,给我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这些地方在组建集团时,还没有形成具有产权关系的集团,只是以市场划分或者技术合作、支持下的联合。没有产权关系,必然导致在整体运作上,考虑眼前多、思考长远少,特别是在利益上不能形成相互促进机制,人、财、物过度松散,整体合力难以形成。所以在谋划集团化运作时,要创造条件,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经营性集团,在保证满足政府基本公共卫生要求的同时,为医疗机构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创造条件。在具体操作上,对核心医院可以采取多元投资的方式,增强其经济实力,特别是强化对外投资功能,尽可能多地收购和整合一定数量的医疗机构,形成全资或控股单位,掌握调度卫生资源的权利。同时,根据发展需要,按照集团化运作模式,吸纳一定数量具有协作关系的半紧密层和松散层单位。只有这样,集团治理结构才会合理,整合目标才能实现。
(三)突出特色,在优化新型医疗技术结构上下功夫。现代医学的发展,医院的专科分科越来越细,谁能突出特色,掌握新的专科技术,谁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我区医院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和有培养潜力的中青年医务工作者,要把握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形成具有我区特色的专科。这就要求一些较大规模的医院,必须构建新型的医疗技术结构,在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趋向整体化,在实行多种综合的基础上突出特色。应注重加强横向联合,建立各种诊治中心,如在大港医院建立癌症治疗中心、糖尿病治疗中心,在大港油田医院建立心血管疾病治疗中心,器官移植中心等。只有把特色专科建设好,才能在地区甚至在国内外形成病人流,创出自己的牌子,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才能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四)重视人才,培养-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业队伍。医院的发展取决于高质量的医疗水平,而高质量的医疗水平关键在人才。在知识结构上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要掌握现代医学技术,而且要具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要统筹安排、合理规划、注重医护人员的基本功训练与专业训练,一般培养与重点培养,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相结合。培养一支具备开拓型、智力型的专业队伍。由于人才队伍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瞄准高新技术利用人才。高度重视横向联合,特别是充分发挥京津地区名医众多的优势,加快与国家级医院高新技术接轨步伐,带动本区医疗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档次;拟定国家级专家教授会诊带教计划,聘请一定数量的名医来我区进行技术指导,通过传帮带提高我区医务骨干的技术水平。二是招贤纳士吸引人才。保定市第三医院和北京垂杨柳医院除了为人才搭建一个优越的生活平台外,更注重为这些事业性强、工作热情高的有识之士,创造一个展示才华、施展才干的事业平台。我们可以高薪聘请一些在某个领域具有突出作为的专家,也可以聘请一些退休的专家充实到业务科室,以发挥余热,传授技术,提高医院整体技术水平。三是眼睛向内培养人才。加快对医院内部业务骨干的培养和锻炼,是医院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利用专家会诊的机会,对有培养前途的业务骨干加大培训力度。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把更多的业务尖子送出去进修深造,特别是加大与大专院校挂钩,尽快提升医务工作者的技术水平。
关键词:淮阴工学院;合作办学;对策
作者简介:王树乔(1982-),男,江苏响水人,淮阴工学院教务处;王惠(1984-),女,江苏准安人,淮阳工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江苏 淮安 223003)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2-0011-03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种新型办学模式,也是世界跨境教育迅猛发展背景下在中国出现的特有办学形式。在其发展的十多年历程中,既产生了对其引发的关于教育、教育赢利等问题的争论,也有21世纪初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量的大发展,还有近期对其质量保障、发展前景的思考。国际教育界对跨境教育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国内教育界对中外合作办学尚未系统、深入地开展研究,对积极健康地发展中外合作办学还缺乏有效的引导和借鉴。[1]本文以淮阴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为研究对象,介绍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现状和特点,期望对淮安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订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状况
1.国内学者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
点击中国知网,点文献检索中的标准检索,选“期刊年期”2010~2013,“期刊类别”核心期刊,在“关键词”框里输入“合作办学”,查询到相关文章上百篇。笔者将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对某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情况进行介绍并提出一些问题及建议;高校领导讲话或从事国际交流工作人员写的工作报告或总结;由政府或科研机构出面组织的专项研究,涉及立法、服务贸易等问题;对合作办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究,等等。总的来讲,在中外合作办学这个领域中缺乏系统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指导,没有与教育教学改革的现实全面结合,政府提供的政策依据不够完善,特别是没有人对中外合作院校中的办学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没有人探究过这种院校的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以及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影响。
2.国内学者对世界其他国家跨国合作办学的研究
跨国合作办学是以本国教育机构为基础、从事跨国界的办学活动,最早出现于发达国家,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为主,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本国教育水平以及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能力,纷纷实施跨国合作办学。涉及的相关研究文章有:上海教科院张秋萍、谢仁业的《跨国合作办学的国际比较》,上海市教委江彦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涉外教育考察报告》,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埃文斯的《教育的国际化: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教育机构联合办学的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或报告通过比较研究,对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合作办学有极好的借鉴意义。[1]
3.世界范围对跨境高等教育的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维特博士(Dr.HansdeWit)撰写的《Globalization,Cosmopolitan C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全球化、世界性城市与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行了定义,并分析了国际化与高等教育的关联性以及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国际化策略的发展历程。多伦多大学的Jane Knight博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跨境教育方面的专家,她的最新研究成果《New Typologies for Cross Border Higher Education》(《跨境高等教育的新类型》),提出了跨境教育的六种类型。介绍国际分校的文章包括:《The Business of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Four Australian Case Studies》(《国际分校:四个澳大利亚的案例》),介绍了Monash大学在马来西亚、南非开设分校的情况,RMIT在马来西亚、越南开设分校的情况,分校是跨境教育的一个后起之秀,但是这几个分校都不是非常成功的案例。《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Scale&Significance》(《国际分校:规模与意义》)中的国际分校指的是另一种意义的国际分校,并非为本国的学生提供国际学习的经历,而是招收办学地区的学生,特别是在当地的高等教育供不应求时。典型的案例有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越南分校、莫纳什大学南非分校等。[2]另有一些基于各国不同情况而对跨境教育进行的阐述和研究:《Overseas Collaborative Provision Reports—Introduction》介绍英国海外合作办学情况等等。
二、淮阴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
1.学校基本情况
淮阴工学院为江苏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坐落于敬爱的总理故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淮安市。学校始建于1958年,2000年升格为本科高校,2011年9月获批国家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2011年10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成为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单位。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1336人,其中专任教师997人。具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人员371人,博士、硕士77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4人,省“333工程”培养对象9人、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和优秀青年骨干教师37人、省“六大人才高峰”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6人,省级教学名师1人,省级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对象1个,市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7人,市级“533英才工程”培养对象34人。学校秉承“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校训,大力实施素质教育,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近三年学生考取研究生比例在10%左右,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学校获评“全国学籍学历管理先进集体”、“江苏省平安校园”、“江苏省和谐校园”、“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江苏省体育工作先进学校”、“江苏省教育收费规范高校”,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文明学校和文明单位称号。
2.中外合作办学的概况
多年来学校十分重视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8个国家的有关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与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美国西北理工大学、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新加坡创新计算机学院等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办学项目,每年都有多名学生出国留学,有多名教师赴国外进修、访学,并长期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或讲学。
目前,学校正贯彻落实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教育对外开放的精神,按照全省教育外事工作会议以及学校“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遵循“拓展国际空间、引进优质资源、服务教学科研、培育栋梁之才”的工作理念,不断创新教育国际化的工作思路,推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开创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新局面。
(1)合作项目。
1)与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合作项目。经省教育厅批准,学校与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UNE)通过校际交流、学分互认的形式合作举办国际课程实验班。该项目为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学制与培养方式为“3+1”模式,即学生前3年在我校学习,教学计划由双方共同制定并执行,外方参与教学,如学习成绩合格且英语成绩符合外方要求,后1年到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后,可同时获得淮阴工学院相应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新英格兰大学的学位证书。收费标准见表1。
2)与新加坡Genetic计算机学院合作项目。学校与新加坡Genetic计算机学院(GCS)以校际交流、课程大纲、教材与考试等嵌入式的方式,在江淮学院开展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合作办学项目。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学习年限为4年,成绩合格后还将获得外方颁发的有关水平等级证书。
办学宗旨: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模式和教学经验,全面提高学生的思维和应用能力,打破英语瓶颈,培养既具有熟练专业技能又具备较高英语能力的IT行业应用型人才。
办学特色:一是课程教学国际化。专业教学采用原版英文教材,中方和新方师资合作教学,双语授课。二是专业技能训练和英语能力培养并重。大多数课程都安排了设计环节(即课程设计),英文授课着力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强调专业技能和英语能力的共同提高。三是专业培养应用化。课程设置突出实用性,注重培养学生在掌握现代化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要求培养的学生具有独立的动手能力,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及信息网络化时代对人才的需要。四是课程内容紧跟IT发展前沿。结合IT的最新发展应用趋势,设置课程内容设置,突出一个“新”字 。
3)与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的合作项目。从2006年开始,在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与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开展了合作项目,致力于通过运用NIIT的先进教学模式与优质教学资源为社会培养应用型软件技术人才。在该项目的运行过程中,双方在教师培训、教学计划制订、教学设施配套以及外教聘任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组织和安排,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通过项目的开展,学校先后培养了大约400名学生,其中绝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通过相应级别的证书考试,同时,学校还先后派出了近20 位计算机工程学院的骨干专业教师参加省厅统一组织的在南京或上海的NIIT项目的师资培训并取得了NIIT认证资格,使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特别是双语教学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4)与美国西北理工大学的合作项目。与美国西北理工大学(NPU)以校际交流、学分互认的形式进行合作。我校每年可选送学生赴外方大学学习1年和教师出国进修。学生通过该项目的学习能学到先进的知识、拓宽视野,还能够增加海外的学习经历。目前,我校与爱尔兰、美国等高校进行商谈,为进一步开展新的合作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教师与学生的国际交流。几年来,我校大力支持教职工通过申报国家和省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项目和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的项目出国学习;鼓励教师与海外同行共同开展学术交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开展通过合作项目的教师培训,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拓展,有力地促进了师资队伍的建设。学校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为学生搭建了出国深造的桥梁,学校每年都有十多名学生赴国外大学留学。据外方合作大学反馈的信息表明,在海外大学的国际留学生中,我校学生的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受到了外方学校的称赞。
(3)外专外教聘请工作。我校在省教育厅、省、市外专局等部门的指导下,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按需所聘,按聘所用,用其专长,提高效益”的原则,紧紧围绕学校的发展目标和中心工作,积极推进师资国际化进程,大力营造了多元文化的校园氛围,为教学一线服务,有条不紊地开展外专外教的聘用和管理工作。每年,学校都认真制订外专外教的聘请计划,拓宽招聘渠道,引进6~8名,并在保证英语语言教学的同时,逐渐增加专业类外籍教师和短期外籍专家的聘请比例,积极申报省属高校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重点研究项目资助经费。为满足专业教学与双语教学的需要,学校还不断创新外专外教的管理模式,在严格按照合同条款管理的同时,探索人性化管理途径,提高对外专外教的教学与生活管理的灵活性,保证教学质量,努力提升聘请效益。
三、合作办学中遇到的问题
淮阴工学院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起步较晚,目前合作办学趋势的发展也未能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由于专业特点、学科优势不同,对学校发展定位、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的不一致性等原因,学校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宗旨、合作伙伴的选择、合作模式、合作规模等问题的理解、认识还处在不断的完善和升华中。
第一,费用分担问题。教育合作必然会遇到经费问题。
第二,学历与学位问题。学历与学位问题一直是教育中十分重要的问题,能否授予国家认定的学历、学位成为衡量一所教育机构是否是正规学校的重要标志。
第三,管理问题。大学间的教育合作不同于经济领域内的项目合作,教育合作除了涉及经费之外,所涉及的教育自身的质量是一个很难估量的问题。
第四,合作模式单一。普遍存在办学渠道过窄、专业分布不合理现象,强强合作、优势互补的原则落实不到位。
四、解决措施
1.正确选择合作对象和合作内容
中国教育部从2004年底开始对所有在《条例》颁布前已经获得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启动了复核工作,意在对照《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规定对各个项目进行逐一清查,解决遗留问题,对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办学机构和项目坚决予以整改或撤销。此次复核工作规范了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了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在《条例》和《实施办法》施行后,所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办学许可证将由教育部颁发,实施高等教育新项目的审批,也将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教育主管部门共同负责。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的规定,申请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中外教育机构都应当具有法人资格。[3]外国教育机构是指按照所在国法律的规定,经主管机关批准。
2.合理选择合作方式
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必须具有法人资格,有独立的校园,有独立的财务和人事权,需要大量的开办经费;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主要指高校中的二级学院,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要有相对独立的教学场地和设施,财务相对独立,建有独立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发展方向和规模都要服从大学的要求,内部管理体制与大学基本相同,但可以带有中外合作办学的特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以设置在中方教育机构中,需要少量的管理人员,但不需建有独立的教师队伍,可以和教育机构中的其他教育项目共享师资和其他资源,中外合作主要体现在引进课程上。在数量上,现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大部分属于合作项目,部分高校中建有非独立设置的机构,而独立设置的机构非常少。当高校着手筹备新的中外合作办学时,究竟采用机构还是项目的组织模式?如果合作双方只是在某一专业上合作,适合建立合作办学项目。
3.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内部管理
在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申报成功后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启动招生工作,加上已经准备好的教学设施、引进的课程、中外师资等,中外合作办学将正常开展起来。在运行过程中,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内部管理是保证教育教学能有序进行的重要因素。在“中外结合,洋为中用”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外合作办学的内部管理体系。学习国外“以学生为本、以学术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董事会、理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将“决”和“行”分开,给予院长及其领导团队充分的自。
参考文献:
[1]宗希云.黑龙江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对策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4):38-39.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这种在现代社会中主要为个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做准备的教育类型,在我国总是由于其将毕业生划分入较低的社会层次中而受到指责,甚至有人从教育公正的角度提出取消职业教育的建议。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却很受重视,被西方一些人喻为“使社会走向博雅的杠杆”。本文评述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反思我国职业教育现实,探索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策略。
目前,在我国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中,中职、高职都只占到接近一半的比例。而且,由于不少低分学生把上职业院校作为不得已选择,职业院校的生源和学生的学习意愿都不高。这些都制约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职业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却很受重视,被西方一些人喻为“使社会走向博雅的杠杆”。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职业教育能使国家的资源利用者、开发者、管理者的技能不断更新,能使整个社会的技术含量、智能含量和精神价值含量不断提升,能使一个国家的整体民族素质不断提高。因此,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在不断更新理念中发展壮大,引领了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潮流。
2012年7月,我有幸赴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基洛纳市Okanagan College,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访问学习。在此期间,我体会到了不同的职业教育理念、方法与成果,可以说感受颇深。
1.教育理念
所谓“教育理念”,是教育主体在教育实践及教育思维活动中形成的对“教育应然”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要求。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可作如下界定:它是指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持的教育思想,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境界。
1.1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
在加拿大,没有把职业教育仅仅看成一种单一的职业培训,而是把它当成联系社会和基础教育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去不断构建。按照终身教育的思想,职业教育不仅要传授职业的知识、技能以及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特殊态度、行为和特征,而且要继续发展所有在基础教育中已经形成的、为社会所认同的优良个性特征。同时,职业教育也是对基础教育所学到的内容的继续和深化。
1.2确立大职业教育观念
加拿大开展全民职业教育。全民职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的学制和课程要灵
活多样,并且要开展职业咨询与职业指导,以使全体社会公民都能根据自身需要接受职业教育。尤其要使失业者和各种处境不利的群体(包括妇女、儿童、早期辍学者、残疾人、农村贫民以及战争冲突结束后的流离失所者和复员军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或非正规的职业教育。开展全民职业教育可以使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从而促进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减少失业人数,增强社会凝聚力,保证社会安定。
在此次培训期间,一位专门从事对家庭妇女再就业的培训人员给我们讲解了政府对这一块人群的扶持情况。加拿大政府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专门针对家庭妇女的免费技术培训,首先让她们试学习多种技能,再从中挑选出自己感兴趣的一项技能专职培训,培训合格后发技能证书,从而再就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很值得我国职业教育借鉴。
2.教学方法
我们此次培训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英语语言培训的教学特点
2.1教学形式新颖
采用圆桌分组的教学形式,教师随时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易于师生
互动,同时也便于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在交流中让学生学会合作,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肢体语言,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便于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教师利用启发的形式让学生尽量地多提出问题和个人见解,然后与学生进行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2.2教学方法独到
教师利用做游戏方法进行教学,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学生很容易掌握所学的知识;另外教师采用的教具简单而实用,利用情景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参与度很高。例如,在英语语言培训课程上,学习日常生活用语,教师会很快将教室变成演练场所,当场模拟教学,生动有趣,效果很好。
2.3不固定教材
进行英语培训的过程中没有固定教材,每天学习一个知识模块,教师会发一些相关的教学资料,这些教学资料是教师精心为培训专门设计的,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随时更新,最后用活页夹加到一起,累加成册形成英语培训教材。
3.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3.1转变思想观念,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
发展经济既需要科技创新人才,也需要能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的应用型人才,还需要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大批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有赖于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人才短缺、劳动者素质低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特别是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就必须从教育人手,特别要突出抓好职业教育,培养出成千上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高素质劳动者。2l世纪我国既需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也仍然需要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使职业教育在2l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认识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大转变,切实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战略位置。
3.2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并举的制度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主要是中学后的职业教育,成人职业教育和培训。不少低分学生把上职业院校作为不得已选择,职业院校的生源和学生的学习意愿都不高。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比高职教育低一等。这些观念都制约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加拿大的教育体系非常完善,高等教育University与职业教育College并重,多数University与College实行完全学分制,并且部分课程的学分是互通、互认的。College可以选择一些以后转读University深造的课程。由于College的学生就业上比University有优势,不少University的学生毕业后反过来再到College学应用课程,拿职业资格证书。这种体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布局合理、相通互融,整个体系是一个以人为本,经济有效的体系。
3.3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学结合,培养技能型人才
高职校企合作是学院小课堂与社会大环境直接结合的形式,是企业参与教育教学、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其形式多样。加拿大职业教育在理论教学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践教学,使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掌握更多的实用技能。在我们此次的学习中,校方为我们介绍了一项名为Co-op的实践教育项目,其教学实践目的意在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Co-op,全称为Cooperative Education,是由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三方共同参与的一种教育项目。高中学生11年级或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二、高三年级),在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完成学校部分的学习任务,并通过用人单位面试,学生进入公司工作,用人单位也非常欢迎这些学生到公司工作,在这段工作期间学生定期向学校汇报工作情况,负责这个项目的教师也要随时跟踪学生以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调整学生的工作、学习进度,工作一段时间后,学生要回到学校接着完成学习任务,这样“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直到高中毕业,学生不但熟练地掌握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而且有很强的职业技能,丰富的职业经验。为进一步地学习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3.4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加强职业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
借鉴国外的小班化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参与意识。教室与操作车间连在一起,学生在教室中自学,遇到实际问题可以随时到操作车间进行练习,并有教师进行现场指导,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专业课教师,要通过实践技能培训使其成为“双师型”教师;对于实践课的教师,要通过教育学、教学法及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使其成为“双师型”教师。
4.结束语
总之,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必然要如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不断适应市场的需求变化,更新观念,完善机制,建立和完善具有自己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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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剧教学;本土化;创生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1-0063-05
随着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了我国首个音乐剧班,我国音乐剧教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因音乐剧艺术形式移植照搬色彩较浓,我国尚未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剧教学体系。舶来的音乐剧教学体系因文化思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我国音乐剧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因此,为促进我国音乐剧教育的改革与完善,从本土化的角度探索符合我国音乐剧行业与市场发展规律和社会需求的我国音乐剧教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音乐剧教学的国外移植
音乐剧兴盛于欧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不论是音乐剧剧目的开发与创作,还是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教学,在欧美发达国家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运作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许多艺术工作者、艺术教育家先后赴欧美进行音乐剧人才培养的考察与学习,并在对欧美音乐剧教学体系的移植和借鉴基础上,开始着手筹备、建立与开展我国的音乐剧教学活动。
1. 课程体系比较
笔者将美国两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与我国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剧课程体系进行了整理,并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不同角度来加以比较(见表1)。
(1)课程设置 中美音乐剧(本科)课程体系框架基本一致,由声乐类、舞蹈类、表演类、音乐剧舞台与排演类、音乐理论类等五大模块课程组成,课程设置上都相当重视对学生全方位艺术素质的开掘与塑造。在各模块课程中,中美音乐剧各具体课程的设置,除音乐理论模块课程设置有所区别外,作为音乐剧核心课程的“歌、舞、演、排”四模块的具体课程大体一致,尤其是音乐剧舞台与排演类课程的开设都较为全面。虽然五个学校“歌、舞、演”三个模块的具体课程因各自偏重而有所增减,但都保证了该模块课程中基础课程的开设。例如:五个学校在表演模块课程中,都会开设基础表演和台词课程。但中央戏剧学院因其本身是戏剧类专业院校,因此对表演模块课程更为重视,因此在音乐剧表演类课程中,增设了台词和表演的高级技巧课程。
(2)教学内容 西方音乐剧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对国人传统审美习惯和艺术思维有着颠覆性冲击,从而使得我国观众的音乐剧意识,必然定格或建立在对西方经典音乐剧作品的认知之上,而我国音乐剧教学内容也自然“拿来”西方音乐剧中的经典剧目作为教学训练、实践的基础载体。再加上我国原创音乐剧作品极其缺乏的缘故,挑选与引进西方经典音乐剧作品,从中摘选具有较高教学价值的声乐唱段、舞蹈选场和剧目片断进行“临摹描红”,已成为我国音乐剧各类课程中的主要教学内容。
(3)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我国音乐剧教学发展初期,底子薄、教学资源较为匮乏,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亦难以有所创新,所以我国音乐剧教学主要是以直接感知与实际训练为主的观摩、模仿、练习为主要教学方法。如在我国音乐剧声乐教学中,主要是通过以美声唱法为基础而形成的科学练声方法,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发声方式和掌握一定的歌唱技术技巧,从而使之具备演绎音乐剧唱段的能力。在舞蹈教学中,则以芭蕾基础训练作为坚实舞蹈基础的主要手段,通过对爵士、踢踏、现代舞的学习来培养学生音乐剧舞蹈意识与感觉。在表演教学中,则以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为基础,强调现实主义表演原则,并沿用传统话剧表演教学模式来训练学生的戏剧表演能力。
2. 存在的不足
借鉴与移植国外音乐剧教学的成功经验,无疑为我国音乐剧教学体系的初始构建提供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途径。但我国音乐剧作为“嫁接”品种,其艺术土壤、文化观念、审美习惯、发展状态等都无法等同于其发源之地,因此,对国外音乐剧教学体系的一味照搬,亦必然会引起各种“水土不服”。我国的音乐剧教学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1)中外文化观念、艺术思维的差异 长久以来,我国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与艺术所追求的“中和之美”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民族性格与艺术表达。“中国音乐追求顿悟见性,以感性来把握内部世界,喜欢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以最少的笔墨来制造最动人的韵味,西方文化重实证、逻辑,强调理性教育;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性,而西方文化强调主客分离。” [1 ]由此可见,我国强调内在意蕴与西方强调外在体现的艺术表达方式有很大出入。音乐剧作为“时尚”、“激情”之称的朝阳艺术,其艺术表现形式不但需全身心地投入与释放,更需具备丰富的想象力与张力。在音乐剧教学中,打破中西艺术观念的壁垒、糅合两者之长,以更好地引导我国学生既不丢弃自身文化传统,又能获得自身天性的解放,是我国音乐剧教学中不可回避的本源问题。
(2)艺术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制约 因受传统“传道、授业、解惑”教育思想和西方工具理性思维的双重影响,我国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多以传艺式教学为主,存在明显的技能化倾向,而多忽视对于学生想象、感受与创造能力的开掘与培养。在我国音乐剧教学过程中,相当重视学生“声、台、形、表”基本功、舞台控制力与表现力等方面的提升与训练,并通过对大量西方经典音乐剧片段的观摩、学习与描红来加强学生有机整合各种艺术手段进行表演的能力,以快速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然而,此种音乐剧教学模式,看似是全面开发学生各种潜能,实际上更注重的是音乐剧的表象与形式,这压抑了学生对音乐剧本质的追寻及对艺术理念的探索以及独立、自由的创造意识。
(3)我国音乐剧行业发展对音乐剧教育环境的影响 我国音乐剧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至今,经历了模仿创作、描红搬演、原创实践等时期,虽然得到了快速而蓬勃的发展,但与其在西方一百多年的原始生长相比,明显存在着音乐剧种受众过低、音乐剧原创剧目成功率不高、引进或复制西方经典音乐剧难以适应中国市场、音乐剧市场过窄导致音乐剧人才流失、音乐剧专业剧团难以生存等各种问题。我国音乐剧行业发展的不成熟与不规范,必然会导致我国音乐剧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模糊不清、音乐剧教学实践平台难以搭建、音乐剧教学条件与投入有限等一系列问题。
(4)专业师资队伍的匮乏 在我国音乐剧教育发展初期,大多数音乐剧教师并非音乐剧科班出身,而多为从传统声乐、舞蹈或戏剧表演专业转型而来。因此,这就要求音乐剧教师们必须摒弃以往传统的单学科思维,迅速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学理念,能在音乐剧教学中紧扣音乐剧艺术本质,合理而灵活地运用必要技能技巧,来完成自身教学工作。为弥补和缓解音乐剧教学初期的师资紧缺问题,大多数院校选择把在职青年教师送出国进行短期培训或引进国外回来适宜当教师的青年音乐剧演员或聘请国外的音乐剧专家进行短期讲学等方式来调整与完善师资结构。这些手段虽颇有些成效,但教师们难以将音乐剧基本原理贯穿到教学中;教学多为对国外课堂形式的模仿和嫁接;缺乏音乐剧课例研发能力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5)音乐剧本土化教学理论研究的滞后 我国音乐剧教育作为一门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新兴学科,其理论研究还多停留在对西方音乐剧基本理论与教学方法的译介和归结上,关于其本土化教学理论的研究则相对滞后。鉴于我国音乐剧教学体系多源于对西方的移植,亦必导致我国音乐剧学者在进行音乐剧教学本土化研究时,很难摆脱西方音乐剧价值传递、艺术审美和思维表达的影响。因此,当下我国音乐剧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或是缺乏独创性(对西方音乐剧教育理论进行裁剪)或是过于理想化(与我国音乐剧教学实践相脱节),而难以对我国音乐剧实际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二、我国音乐剧教学的本土化改造
随着我国音乐剧专业教育在高等院校中不断开展,艺术院校附中和部分高职中专院校也相继开始进行音乐剧教学活动,我国音乐剧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成立于2007年8月的中国音乐剧研究会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每年组织召开的中国音乐剧教学与创作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音乐剧学科建设、加强国内外音乐剧教学与艺术实践交流合作、提高音乐剧专业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的良好平台。同时,我国音乐剧学者们逐渐深切关注与寻求如何建立科学系统的且适于我国本土需求的音乐剧教学体系与理论。
1. 教学理念的转变
在我国音乐剧教学发展初期,音乐剧教学多追求对音乐剧表演人才全方位技能的培养。然而,随着我国音乐剧不断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过于片面强调对专业技能的单一培养,往往容易忽视对音乐剧本质的把握,而无法支撑起我国本土音乐剧的创作、实践、生产、推广与运用上的良性开展。
居其宏认为,当下音乐剧教学多为表演单科教学,与我国音乐剧的创作实践两相分离,提倡音乐剧教学应同时开设剧本创作、音乐创作、舞蹈编导等相关培养方向,以真正实现音乐剧行业发展与音乐剧教学的良好互动。同时,其还设计了两种创教互动教学模式:体外循环模式和体内循环模式。“体外循环”模式是指以音乐剧教学单位为主体,通过历届学生参与国内外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之创作演出活动,建立起一种创作与表演教学的互动关系 [2 ];“体内循环”模式是指在音乐剧教学单位内部进行的、将自身的表演教学与一度创作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创教互动关系 [2 ]。两种模式同生互补、共同开展,能有效促进我国音乐剧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培养更具备市场适应能力的音乐剧人才。
慕羽认为,我国音乐剧本科教育提出打造“歌、舞、演三位一体”演员的培养目标,并非将三者简单相加,而是要求学生能通过对多项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合与运用,呈现出舞台所需的角色魅力。但在我国音乐剧教学过程中,各项专业课程相互独立,彼此联系不大,因此,开发与建立音乐剧“整合教学”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音乐剧专业教学体系的设置,能有效调动不同专长的教师互相协调以提高教学质量,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体悟音乐剧的意义建构 [3 ]。
可见我国音乐剧学者在逐渐吸收和消化西方音乐剧教学理念的同时,开始立足于当前我国音乐剧教育所存在的生搬硬套、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忽视教学与市场对接等现实问题,试图从各个层面和视角来思考真正能适应并促进现下我国音乐剧发展的教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并积极对这些教学理念进行大胆设想与实践,这对于本土音乐剧教学体系的建构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2. 教学内容的调整
随着我国音乐剧市场逐步成熟,音乐剧教学单位开始意识到要培养出与我国音乐剧市场对接的音乐剧人才,对本土音乐剧教学资源的开发变得十分重要。近年来,在充分考虑到教学活动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我国许多音乐剧教学单位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系列挖掘教学资源和创新教学内容的改革活动。
(1)吸收我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元素,创新校本教学资源 我国传统艺术与文化是我国无形的宝贵财富,其与我国社会发展、老百姓的精神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与我国的民间习俗、风土人情、相依相存。因此,我国本土音乐剧的发展与创作,必然离不开对我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汲取与利用。例如,北京舞蹈学院作为我国舞蹈教育最高学府,拥有最丰富的舞蹈教育资源。其音乐剧系在舞蹈具体课程的开设上,不但注重音乐剧基本舞蹈技能的习得,开设了传统的芭蕾基训、爵士舞、现代舞、百老汇风格舞等课程,同时关注音乐剧与我国舞蹈的有机融合,开设了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太极等我国独有的舞蹈课程,以丰富和完善音乐剧本土教学资源。
(2)在进行西方经典剧目排练时,注重与我国语言、表达方式的结合 由于我国音乐剧创作成长期较短,难以出现经典原创音乐剧作品作为音乐剧教学内容,故教学中对经典音乐剧的临摹必以西方音乐剧为主。“对西方经典音乐剧的直接学习和模仿也就不得不成了我国音乐剧教学与实践‘本土化’教育的统一模式,而势在必行的‘描红’又成为了我国音乐剧‘本土化’教育的‘天然属性’。” [4 ]然而,在排练中完全用外文来对话与演唱,学生通过这种非母语进行练习与表达,难以真正理解与寻找角色感,更无从谈及如何探究音乐剧创作与表现本质并尝试进行本土创作。为缓解这个教学矛盾,我国许多院校在经典剧目课中,教师和学生将所有外文对白和唱段,用中文翻译后进行演绎。同时,在具体排练过程中,可在保证原文表达不失真的情况下,以尽量尊重与运用中文表达方式为原则再进行微调。如此教学或许有些无奈,但作为快速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帮助学生探索与熟悉音乐剧创作方式与表现规律的必要手段,也不失为寻求我国音乐剧教学本土化道路上的一种折中之举。
(3)大力重视原创音乐剧剧目的创编与排练 我国音乐剧创作经过多年磨炼,虽累积了一些剧目,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市场与观众的认可度相对较低,对剧目创作规律把握不精准等诸多问题,以致大多数音乐剧学者认为,我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经典音乐剧。因此,加强原创音乐剧创编与排练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不仅能让师生亲自参与音乐剧剧目的创演过程,感悟与摸索我国音乐剧创演规律,提升与整合音乐剧表演能力,更能在教学过程中,有效促进音乐剧教学单位对西方经典音乐剧的合理借鉴和对我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深度挖掘,通过教学与创作的创造性结合,来创新本土化教学内容。
3.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更新
随着我国音乐剧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寻找科学先进的教学手段、创新适应我国音乐剧教育发展的教学方法,已成为提升我国音乐剧教学质量、培养优秀音乐剧人才的重要着力点。因此,不论是各个音乐剧教学单位,还是我国广大音乐剧学者,都相当热衷于音乐剧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完善与创新,并积极使之投入到教学实践中。
在专业基础课教学方面,强调音乐剧作为一门“整合戏剧”形式,任何专业基础课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其内在必然是具有关联性与互动性的。教师在进行某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的教授中,不但需对学生进行相关专业技能的培养,同时还需使学生认识并重视该技能与其他专业技能的有机结合。例如:我国音乐剧教学初期,戏剧表演基础课的教学,多沿用话剧表演的训练模式和授课体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却发现音乐剧表演教学虽基本可建立在话剧表演教学基础之上,但其特有的音乐特性却无法在课堂上呈现,以致学生在音乐剧片断整合排练时,能顺利进入音乐剧对白表演,却难以将表演情绪延续和融入到演唱、舞蹈片断中。因此,为解决与完善音乐剧表演教学中的难点,各大院校对音乐剧表演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与改善,如:借鉴话剧表演基本训练元素但缩短传统话剧训练周期、强调表演训练中对音乐情绪的感受与把握、注重“行动、音乐、舞蹈”的结合式表演训练等。
在实践教学方面,越来越意识到音乐剧舞台实践对音乐剧人才成型的重要作用。目前国内音乐剧学者普遍认为:“优秀的音乐剧人才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舞台上磨炼出来的。”由此可见,如何有效利用音乐剧实践教学环节,缩短音乐剧人才从“学校”走向“舞台”的距离,是音乐剧人才成才的关键。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就十分鼓励本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多参加国内外各种音乐剧的人员招募与选拔,如学生因参加校外实践活动而无法按时完成音乐剧创作与排演类课程时,可由学生所在实践单位在学生实践活动完成后,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给其出具一份详细的工作评价,学校则会根据实践单位的评价来给予学生相关课程的成绩与学分,以促进实践教学环节真正落到实处。
在理论研究方面,由于我国音乐剧研究者多为正投身在国内音乐剧教学一线的教师们,所以对我国音乐剧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探讨成为了音乐剧学者进行音乐剧教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切入点。目前,关于我国音乐剧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教学经验与方法的介绍或借鉴;各院校对自身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总结与提炼;关于某具体课程(尤其以声乐类课程和表演类课程为多)教法的创新与完善等方面。
4. 教学环境的提升
随着音乐剧教学活动的开展,各教学单位对于音乐剧教学设备添购、教材建设与专业师资打造等方面皆颇下工夫。当下我国各大院校音乐剧系几乎都拥有多媒体功能教室、舞蹈教室、琴房、实验剧场等一系列教学设备设施,已具备开展音乐剧教学的基本条件。在教材建设方面,各院校在不断吸收、选择国外经典或现下较成功的音乐剧剧目外,还不断寻找我国相对较成熟的原创音乐剧剧目作为片断教学素材,以寻求音乐剧教学中“西方描红”与“本土融合”的平衡着力点,力求培养出既具有国际化属性又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剧人才。同时,随着国内外音乐剧学术交流的频繁进行,我国音乐剧教学单位在不断引进具有国内外音乐剧舞台经历的且具有教学能力的师资力量外,还逐渐通过各种学术交流平台实现不同教学单位教师资源的互换和整合。
音乐剧行业产业链的逐步形成与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不断创作,也促进了我国音乐剧教学环境的提升。我国音乐剧的现实发展,不但为音乐剧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多实践与发挥的空间,同时也帮助我国音乐剧教育工作者认清我国音乐剧的市场规律与真实需求,促使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及时修正音乐剧人才培养目标,正确对待音乐剧教学、实践、创作与发展的关系,切实可行地推动音乐剧教学改革。
三、我国音乐剧教学的本土创生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以其自身的母体和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为‘基因’。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在本土文化的母体和土壤中找到生长点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最终被接受下来,融合进来,成为本土文化的新营养和有机成分。异域异质文化的交流结合,不是照搬,而是选择;不是叠加,而是重构;不是焊接,而是熔铸;不是改造,而是创新。” [5 ]纵观我国音乐剧教学二十年成长历程,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行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旅上。对我国音乐剧教学的思考与实践,虽已从音乐剧教育“依葫芦画瓢”式的发展初期,逐渐萌芽本土化音乐剧教学意识,但创生出科学、系统且实用的具有我国文化价值与特性的音乐剧教学体系时代还未真正来临。
面对“音乐剧”这一独特综合的舞台表演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和广泛传播,面对世界各国文化艺术呈现出全球化与多元化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融通与创生我国本土音乐剧教学体系,绝不是对国外音乐剧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简单借鉴与利用。因此,我国要创生出本土化音乐剧教学体系,在承认音乐剧作为西方特有艺术形式所具备的价值与特点的同时,切实以我国音乐剧教学、创作、生产、市场运作等实践活动的真实现状和发展趋势为研究依托,从中发现与掌握我国音乐剧所呈现的特有发展规律与表现形态,以更好地指导与完善我国音乐剧教学体系的建构。
在本土音乐剧教学理念、原则与培养目标的提炼上,我们需摸准我国音乐剧发展的特有规律,尊重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艺术差异,根据本土音乐剧自身特点与成长方式,制定与我国音乐剧行业发展现实相适应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实施方案,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创新思维、独特艺术气质和民族文化表征的能适应本土音乐剧需求的实用人才。
在本土音乐剧教学内容层面,其一,应全方位利用国内外音乐剧教学的有效资源,不但使学生获得对西方音乐剧经典素材的积累,同时还可多挖掘我国民族文化、艺术形态中的各类元素作为特色课程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本土原创意识与实践激情,促进本土音乐剧创作与教学的互动循环。其二,学校可利用网络的便利与快捷,创建与打造全面而实用的课程资源数据库,保障学科内部通过最大化自我整合形式来全力发挥我国本土音乐剧教学的整体效应,推动人才全面素质和能力的深入挖掘与提升。
在本土音乐剧教学方法的创新层面,可以以国外优秀音乐剧教学法为基础,根据国人自身民族性格、文化思维和身体素质等现实情况进行相应层面的调整与创新,以期更顺利地帮助学生释放天性、增强感悟力和吸收知识,帮助教师在音乐剧教学和实践中开阔教学视野、提升教学活力,以促使与保障师生尽可能地全身心投入到音乐剧的教与学之中。
在本土音乐剧专业师资队伍的培养层面,我们应充分意识到,我国音乐剧教学体系任何环节的发展与实现都需要教师们的积极参加。“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所指导的行动既有创新的行动也有常规行动” [6 ],国内大多数音乐剧教师缺乏创新能力、合作精神和角色转换意识,打造与培养真正适应本土音乐剧人才培养的思维活跃、富有开拓精神和全面教学能力的音乐剧教师,是提升我国音乐剧教学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其对于音乐剧本土化教学体系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在本土音乐剧教学环境的提升层面,不但应立足本土音乐剧教学所呈现的价值与问题,认真归纳本土音乐剧教学实践经验、探寻本土音乐剧教学理论的根基、延展本土音乐剧教学理论研究,同时,还应尽可能地实现与我国音乐剧市场的良性互动,寻找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的接轨点,建构科学、合理、系统的“产学研”一体化音乐剧教学体系,使我国音乐剧教学活动能真正进入有针对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实施和运行阶段,为塑造优质音乐剧人才奠定夯实的基础。
注 释:
① 中美音乐剧(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对比表的主要资料来源:美国院校课程设置主要参考于廖向红.美国艺术院校的音乐剧教学―――美国Tisch艺术学院、辛辛那提音乐学院考察报告[J].戏剧,2005(20):85-94.我国院校课程设置为笔者亲赴三所院校进行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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