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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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罗纳德科斯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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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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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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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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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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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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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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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宏观调控中国经济

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同意，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或者说增长时期。其实，本轮增长周期早在2000年已经启动，其标志之一，即是驱动目前这一轮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在当年已先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拉动当年经济增长一举进入8％的增长通道。只是因为2001年遭遇世界经济“互联网萧条”的打击，中国经济出口受阻，上行态势才受到影响，但不料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本轮周期的怀疑和争议。2001年，中国加入WTO，汽车生产和消费被引爆，加入到房地产、城市化等牵引的增长合唱之中。2003年，即使遭遇SARS冲击，中国经济仍奋力达到出人意料的9.1％的高速增长，至此才平息了中国已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争议。对此，中央文件承认，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上行期。

问题在于，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于上行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判断各异，特别是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焦点，争论激烈，进而影响政策的出台。可以说，不同的形势判断将导致不同的调控政策，而不同的调控政策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轮经济的走势，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动态变化。

正如国务院领导所公开表态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重要关口。对于处在重要关口、徘徊于政策调控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冷静的回顾、反思和前瞻，而把握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这一关键则是把握当前宏观经济态势，合理出台宏观政策的要旨所在。

一、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究竟是否过热？

未来中国经济究竟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为主要趋势？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转型，是应该实施紧缩政策还是顺其自然？自2003年3月以来，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在国内经济界已持续一年。不妨梳理一下有关各派观点。

剔除“左中右”的意识形态色彩，借用其作学术观点的分类，则当前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至少有左中右三派的判断。左派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中间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尚未过热，或至多只存在过热的迹象、苗头，或者只有局部过热；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过热，甚至存在陷于通货紧缩的危险。

持左派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有樊纲、吴敬琏、许小年等。其中樊纲是最叫预警中国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旦遇到了“生产资料瓶颈”，就说明它至少已经接近潜力的充分运用了，如果非要超越，就是过热。樊纲举出了两条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证据，一是物价的上升，二是投资增长过快，中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已是历史之最。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的趋势，他指出，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比如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上涨，早晚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上去，因此中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吴敬琏也坚定地认为经济过热，并对通货膨胀表示忧虑。但是，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他的观点与樊纲不同。在他看来，经济过热并不会导致物价同步上涨，通货膨胀会滞后一阶段才抬头。另外，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物价，但也是通货膨胀泛滥的信号，值得警惕。许小年坚持“经济已经过热”的论断，其观点的独特之处是不仅指出投资过热是过热根源，而且同时指出投资效率低下将使增长难以为继。在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问题上，他否定过热会导致价格上升。他提出，由于消费增长缓慢，投资拉动的“过热”只是引发生产资料等中间产品紧缺和价格上升，而消费物价指数也没有明显上升的状况，对此他称之为“没有温度的高烧”。他还警告，高速的投资增长将使得通货紧缩时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需求上升没有导致价格的上升”，中国存在重新走入通缩的危险。

持观点的也聚集着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厉以宁、刘国光、萧灼基以及宋国青、胡祖六等。厉以宁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在健康轨道中运转，而且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勿轻言经济过热。刘国光认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过热现象，如银行贷款过多，钢材、水泥等行业很热，但与总体过热还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9.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现实增长率正向潜在增长率提升，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萧灼基从六个方面否认中国经济过热：第一，2003年虽然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如果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比较，则是正常的。第二，上世纪90年代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但未能充分释放，2003年增长幅度较高，是这种潜在能力逐步释放的表现。第三，产业升级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房地产、汽车、钢材和电子信息产业的高增长，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第四，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世界经济的回升，2003年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出口贸易增长32%，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五，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国外投资大量增加，2002－2003年，居民存款增加3万亿元，利用外资1050亿美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第六，看待经济增长是否过热，最根本是看与增长关系密切的重要指标是否正常，而目前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是正常的。而宋国青则明确否定当前经济过热，认为原来的基数很低，一年的高速增长并不说明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增速持续两三年，那么可以认为是过热了。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宋国青认为，目前的这一波经济增长过程，短期来看是受投资拉动。投资先行一步，工资却还没有追上来，但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时滞，不需多久，情况就会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走出通货紧缩的基础”，即将出现“宏观反转”。但是，宋国青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政府调控不当导致通货紧缩回归的可能，虽然目前居民消费价格回到负数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央行收缩信贷，并采用其他4项政策，即提高汇率、减少出口、提高外商投资优惠、减少财政赤字，那中国就没有什么通胀不通胀的问题。胡祖六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均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达到10%左右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但胡祖六同时强调，政府应当警惕经济可能出现的局部过热。由于目前国内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有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信贷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急剧增加，一旦房地产价格有所调整，将对银行体系乃至宏观经济造成风险。此外，由于国内外汽车厂商大幅增加对国内汽车业的投资，有可能造成汽车产能过剩的风险，虽然汽车需求也在上升，还是有可能引发汽车工业的投资泡沫。

在官方看法中，对通货膨胀直接负责的央行对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最为敏感，为此，央行及其官员在不同的场合以及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示了警告。央行在2003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坦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需要密切关注”,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部分行业盲目重复建设,能源交通出现了多年少有的瓶颈制约,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央行行长周小川则一再警告物价上升过快。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他继续此前的判断，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很明显,值得关注。

相比之下，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判断与央行仍有明显差异。例如，国家统计局、姚景源等统计局官员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基础”。根据姚景源的判断，目前国民经济运行的高速增长，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所以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讲，目前没有必要探讨是否过热的问题。在最近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预备会上，姚景源还提出要对通货紧缩予以关注。他分析，中国目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扬并不具有可持续性，2004年中国在防范通货膨胀风险的同时，不能放弃对通货紧缩的关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目前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正逐渐增强，这是宏观经济向合理增长区间回归的表现，并不存在经济过热趋势，仍然要坚持积极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大多数的观点是在中间。其中林毅夫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表面上，林毅夫赞成经济过热的判断，实质上强调的却是“投资，现在是需求，将来是供给，应该警惕潜在通缩”，即不是担忧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而是担忧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反转。事实上，林毅夫并不认为中国目前已出现了堪忧的通货膨胀，因为食品价格很快会恢复正常。和樊纲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林毅夫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仍然未充分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而通货膨胀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他认为，宏观经济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现象。倘若2003年以来的投资热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国就会像1992年至1996年投资过度扩张那样，一二年后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困境将会雪上加霜。因此，林毅夫给出的政策建议丝毫未提到通货膨胀，而是“今年的经济工作既要谨防局部投资过热，也要继续防治通货紧缩。”

如果动态地观察各派的争论，也会发现：一是在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上，争执在弱化，共识在达成，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整体有过热之嫌或至少局部过热，尤其是对投资的极速增长普遍表示忧虑。二是就通货膨胀是否会重现的问题，共识在弱化而争执在抬头，但始终坚持严重通货膨胀将降临的学者仍然鲜见。三是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看法差距并不大。大抵判断过热的经济学家与判断经济增长健康的经济学家都认为9％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常水平。

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它攻城掠地，不断地侵吞别的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领地，因而获得了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的称号。另一方面，经济学的非科学性也在不断地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政策主张常常莫衷一是。在当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上，可以说最清晰不过地展现了这一现象。

二、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

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是否过热”以及物价走势问题上纠缠不清，是因为缺乏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或者不是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谈论问题。一些学者强调的是投资、贷款、货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另外一些学者却举证失业率、商品零售额、消费物价等数据。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指标，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没有身体接触的交锋”。

1.中国已经出现经济过热的否证“过热”应该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即在一定时期中（宏观经济通常只考虑短期也就是一年内的情形），社会总需求过量增长，超过总供给的情形。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过热有三大表现：一是物价持续快速上升；二是居民消费全面高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三是出现产业瓶颈，如能源或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有四点理由，表明当前的“经济过热”难于成立，或者说不是典型的经济过热，而是一个“被扭曲了的经济过热”。

（1）当前物价虽然出现明显上涨，但总体幅度较小、涉及商品范围不太大，而且缺乏持续快速上涨的动力。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说经济已经过热，相反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佳物价环境，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产生通货紧缩压力以来一直盼望却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势。如果仅根据当前的物价水平就说经济已经“过热”，则未免太轻率了。因为以此逻辑推理，经济则除了“偏冷”，就只有“过热”了，不冷也不热的正常态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2）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从理论上来说，判断经济运行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指标，是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对比关系。由于经济潜在增长率无法直接计算，因而人们通常把最近一个较长时期实际增长率的平均值近似地看作是经济潜在生产力水平。据此计算1978－2003年和1994－2003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9.35%和8.88%。应该说9.1%的增长并不算偏高。

如果以历史数据来衡量的话，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出：9.1%的速度并不高。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经济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1998年9年中只有3年的时间GDP速度低于9.1%，换句话说，2003年经济增长虽为近7年来最快，但实际上还不到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正常水平。

（3）目前的投资与1993、1994年不具完全可比性。譬如，个人买房这一大头不是算在消费，而恰恰是算在“投资”中的。这就使得当前的投资与1993、1994年难以比较。持投资热的观点还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不是靠消费拉动，因此不合理，并蕴含着对未来增长的风险，搞不好目前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会在几年后变成过剩。其实，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生产和收入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萨伊定律”），从投资法角度计算的GDP与用生产法计算的GDP以及用分配法计算的GDP永远是恒等的。虽然凯恩斯论证说因为某些原因会导致两者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经济波动，但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并视为脱节则是难以想象的。

（4）用投资指标衡量经济过热很不可靠，最好的衡量经济过热的指标还是物价和就业，这才是国际上普遍用以衡量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硬指标。在就业的指标上，不仅得不出中国经济过热的观点，甚至只能遗憾地得出相反的观点，因为近三年来，中国的失业率在不断上升，城镇失业率已由2000年的3.1%升至2003年三季度的4.2%，2004年则可能接近4.7%，可以说业已上升到历史最高记录。

此外，中国经济的所谓“局部过热”迹象虽然存在，但也不同于典型的过热，而是因非经济因素而带来的扭曲表现。其理由是：（1）“三荒（煤、电、油）”主要由电荒引发，而它主要来自宏观控制的失误以及中国进入高能耗的重化工业时代。（2）粮价上涨也是由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失误所导致，因为前几年粮食产量就持续下降，而且一些地方撂荒严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3）高投资率有合理性。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化工业发展需要高投资来支持；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既是投资需求，也是最终需求，另外，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现在投资需求大于消费需求，似乎不相匹配，实际上没有必要担心。（4）行业产能过剩并不等于经济过热。2003年，一些本该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质量的小企业死灰复燃，一些行业由于投资增长较快，一些行业投资急剧增长，可能导致二三年之后的产能大量过剩如纺织、电解铝和钢铁等。这是决策层认为经济存在局部过热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产能过剩是一个常态，不应该认为产能过剩就是经济过热，否则，经济将永远没有不过热的时候。更不应该用供给制时代的观点来看待产能过剩，以为产能过剩等于经济过热，等于浪费资源。除非垄断，否则“重复建设”永远存在。

2.2004年物价的变化趋势以上的分析否认了2003年经济已经过热。但是，今后的经济是否会过热，物价是否会出现反转呢？

2003年的物价变化有一定的戏剧性：在前三个季度，虽然物价保持正增长长达9个月之久，但是却没有人敢认真断言：通货紧缩早已离去。但从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开始快速上升，同比增幅在12月已经高达3.2%。这使得绝大多数人则开始担心：通货膨胀是否将来临？

对这几个月的物价变化，经济界已解释如下：一是从国内市场看，主要是粮食减产所致。二是从国际市场看，因主要粮油产区的产量下降，导致价格快速上升，进而传导至中国国内市场。三是在中国市场改革开放过程中，越来越多过去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服务开始进入市场，使得服务价格形成持续上涨趋势。四是从汇率方面来看，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也出现相应的贬值，导致许多进口产品的人民币标价出现相应上扬。五是从理论上讲,过多货币的投放会造成物价上涨。尽管其内在机理难以完全弄清楚，但从历史经验看,我国M2的变动一般会对半年到1年之后的消费物价指数产生正向拉动作用。

对于上述分析尚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粮食供求变化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食品价格的上涨和服务项目价格上涨是当前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的两大动因。原因在于粮食减产并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实际上，1999、2000、2001年连续3年粮食也都减产。然而，在那几年，消费物价指数在一半的时间里都是负增长。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今年粮食减产导致消费物价指数的快速上升就感到不太理解。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预测学上讲，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最难预测。这也是10月份物价快速上涨让人感到突如其来的最主要原因。

（2）当前物价加速上涨包含“预期效应”。如果说去年10月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8%，让人感到突如其来的话，11月上升3.0%同样让人感到吃惊。11月物价上涨的主动力依然是粮食和食品。其中，粮食价格涨幅由10月的3.2%进一步升至10.8%，食品价格也由10月的5.1%进一步升为8.1%。然而，与10月相比，11月市场真正的供需关系变化相对平稳，相差不会太大，另外，去年两者的基数也基本相同。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却相去如此悬殊，唯一的解释就是出现了预期效应。即多年来，企业和居民在购买粮油方面基本上不会太考虑库存问题，但在物价上涨的刺激下，他们开始加大了购买力度。与此相反，过去农民整天发愁的是，如何将粮食卖出去，现在却期望粮价继续上升，许多人因此反而将粮食囤积起来。这样一来，供求缺口被人为拉大，粮价也就被进一步拔高。

2004年，我们分析，物价上涨将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1）物价总体将继续往上涨。理由是：第一，由于10月份以来粮价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而等到农民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增加粮食产量，再到新粮上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二，2004年物价将有个翘尾效应，由于同比基数低，明年前三季度物价照样会上去；第三，从现在趋势看，全世界的经济明年会上升，而且会比较快地增长，这样也会使得物价上升。

（2）通货膨胀不会出现。受各种因素制约，2004年物价也不会涨得太快。第一，这些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基本上每年是以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往下降。这说明，粮食对物价的影响是越来越小。另外，现在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很小，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它传导至工业方面的力度也比较小；第二，很多产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商务部的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下半年6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78.8%仍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出现快速上涨可能性也不大。第三，当前的粮食价格涨幅实际上还是属于政府许可的范围内。根据估算，2003年我国大约有5千万吨的粮食短口，但是粮食储备就有1.5亿吨，只要动用其中三分之一就足以平抑粮价。然而，据媒体报道，目前政府通过拍卖陈粮的方式调用的粮食储备最多仅有130万吨。与此同时，中国本还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的物价，但政府在这方面也未见大动作。第四，政府已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并通过对农民直接发放粮食补贴的方式促进粮食生产，同时扩大春播面积2000万亩。比如，在产粮大省安徽，当地政府从今年6月起直接对种粮户实行补贴。其它的产粮大省也相继进行了粮食补贴方式的改革。这些将有助于促进粮食产量的增长。第五，从货币政策看，中央银行持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对2004年下半年的物价将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第六，国际因素制约中国物价上升。中国现在60％的经济活动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处于下降的趋势，这也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制约。第七，从历史上看，1988年和1993年我国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最主要的成因是价格市场化改革。1988年的导火线是放开工业消费品价格,1993年则与粮食、石油、电力、钢材、铁路运费等产品价格上调有关。但现在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不会再对物价上涨产生大的推动作用。

（3）物价运行特征将由局部、急剧上涨过渡为全面、小幅上涨。当前，我国物价运行的一个非常明显特征就是，少数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多数价格按兵不动。除了服务价格之外，上涨的主要是上游产品，如食品和能源。有关计算显示，去年11月，剔除食品价格之后和能源价格的影响，消费价格指数实际上正在下降。

估计上述特征在明年前一段时期仍将得以保持，甚至短时得以强化。比如，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上海的电费已经实行结构性调整，除了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不作调整，其他各类用户一般上调2.5%至5%。相信有了上海榜样在前，其他电力供应紧张地区也将跟进，全国平均电价水平将因此明显上扬。

随后，物价运行将逐步向第二阶段转移，即由局部、急剧上涨过渡为全面、小幅上涨。理由有二：一是由于目前价格上涨的都是上游产品，受其影响，下游产品的成本将相应提高，企业有提高产品出厂价的内在冲动；二是部分行业可能通过联手制订价格同盟之类的协议，来促使价格上升。最近就有消息说，由于彩电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上扬，如钢材从3810元/吨涨至4100元/吨，工程塑料从7000元/吨涨至10000元/吨，使得彩电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中国五大彩电巨头明年将提高彩电价格。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彩电市场是竞争最为惨烈的市场之一，其价格的变化是整个一般消费品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如果明年彩电价格上扬，则意味着物价水平全面上升的开始。三是由于下游产品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上游价格在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将被明显削弱。多数下游企业只能通过加强管理、做大规模、开发新产品、降低消耗等措施将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内部进行消化，从而使得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不会太大。

总体判断，去年第四季度是中国物价运行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此正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2004年将是一个物价温和增长年，物价上涨的领域由局部转向全面，由激烈转向平和。初步预测，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约3%左右。

3.中国经济过热与物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在西方国家，物价的上升与生产遭遇瓶颈都是由于居民消费太旺盛所致，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它为“消费推动型经济过热”或“消费推动型物价上升”。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经济过热更多地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的需求推动型，而是“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或物价上升。

这种过热是由过度投资所导致，后果就是：产能大量过剩，产品供给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物价不断下跌。只有在经过长时期的调整之后，市场才能实现“出清”，经济景气才能缓步上升。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未来10年内，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也不可能全面出现大幅上升，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格局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无需担心出现消费推动型的经济过热，所需要防范的只是后一种，即大家还不太熟悉的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

根据诺迪克的研究，东亚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均出现过投资率大幅度上升的“投资过渡期”，在此期限投资率往往能直线上升5个百分点以上，并且伴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提高。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也有可能处于诺迪克所称的“投资过渡期”。它将带来中国经济的一轮高速增长，但长期将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并且无法完全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事实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完全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更长时期的通货膨胀危险，做出过度反应，痛失一轮增长的良机。

至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是合理更是不可一概而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情况与目前美国的情况比。在今天的美国，基础设施、房地产早就都搞得差不多了，人们还能干什么呢？只能靠不断地刺激“消费”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最缺的就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在这些方面的需求目前仍然是方兴未艾。

事实上，投资导致的高需求只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市场对投资有高需求而已。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一段时期投资高并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完全合理的。

三、成本与收益：政策的权衡与选择

形势判断之争背后掩盖的是政策之争。如果我们认同当前的经济基本健康，只有局部的扭曲性过热，而不存在总体过热，则总体上可以否定需要大刀阔斧的紧缩性政策出台。事实上，任何调控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因此政策出台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并掌握好时机、分寸以及组合，而不能简单化。

我们来考虑几种可能的调控成本：

1.导致更多的失业。按照著名的菲利蒲斯曲线，就业和物价存在着替代性。因此，如果以物价为准，并且以稳定物价进而调控所谓经济过热为宏观政策调控的目标，则中国的就业状况会更加糟糕。在所谓“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你还要“把热降下来”，谁吃得消？显然，充分就业相比稳定物价，是本届政府更加优先的目标。为此本届政府再三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关心弱势群体，关心下岗职工，并从上任伊始，即将宏观政策取向从增长优先转移到就业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在不太可靠的基础上断言中国经济过热，再主张治理“经济过热”必然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就可能是代价太大的选择，甚至是不可选择的选择。:

2.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角度看，可能会形成排挤民营经济的客观效果。因为外资经济不受国内融资约束，而国有经济更为容易从现有的金融渠道中获得资金支持，即使在紧缩之后也是如此，因此只有民营资本被挤出。而目前的投资，恰恰是民间投资增长进入资本密集型领域，开始在这些领域与国企相竞争，并逐渐替代国企和进口。如果半途而废，则不仅民营经济的发展受损，而且国企改革的进程也将受到影响。

3.从沿海和内地的角度看，可能会扩大二者的发展差距。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扩张往往是从沿海扩散到内地。从2001年开始，沿海经济已经发力，并且紧缩时沿海的承担能力较强，而内地可能刚刚处于经济上升的起点阶段，并且承担能力较弱，因此较易受冲击。反观中国历次紧缩过程，往往也是沿海和内地发展差距扩大的时候，因此宏观紧缩可能会影响均衡发展的局面。

4.从城市和农村的角度看，可能会对农村向城市的就业转移形成负面影响。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在加大，近年来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腾笼换鸟”的办法，或辞退农民工，或限期使用。如果实施紧缩政策，则农民工更容易受到冲击。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紧缩结果就是导致农民工受到冲击，城市化倒退。这在当前城市化加速过程中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第6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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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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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按:199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题研讨。以下是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碰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尽管市场经济进展到现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现在采取的许多宏观经济措施还是政府主导的,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国企解困、债转股、开发大西北、发债1000亿、配套贷款1000亿、限产压库等等。这些宏观政策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前提,政府是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上,这个前提本身不存在。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信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资源来确保经济运行逼近多重目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比方说总投资、总消费、总股价、总价格水平、总储蓄,政府目前也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总量和速度。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第9篇：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一、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优势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地区保护主义陆续不复存在，外国企业直接抢滩市场，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因而，中小企业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须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市场，抓住各种“出口”，拓展国际化经营路子，以不断壮大的经营实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一）技术优势。尽管我国中小企业在很多领域缺乏现代尖端技术，但却拥有不少“适用技术”，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有广泛的适应性。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技术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找到广阔市场。我国根据自己特点消化吸收的引进技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并且价格也较低，易被发展中国家接受。

（二）区位优势。首先，周边国家较多，且多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我国与其均有着长期广泛的对外联系。其次，我国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靠这种种族纽带，我国企业可以减少跨国经营中的障碍，降低风险，并有利于同当地企业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再次，因为经济、技术、环境的相似性，我国企业在海外就地取材和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强，生产商品或服务的成本较低。

（三）内部化优势。虽然我国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资源有限，但各中小企业如果组成“企业群”，进行“集群式”对外投资，就可充分共享经营资源，形成规模优势。中小企业决策效率高灵活性强，内部环节较少反应速度快，易于管理者考核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效率。

（四）市场营销优势。中小企业机动灵活、市场适应性较强，市场进退成本低，能更多地接触客户，更快地反应市场等优势。在产品的开发方面常常从当地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和生产适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开拓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屑一顾的市场缝隙，其产品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性和独特性。

（五）特色产品优势。大多中小企业经营凝聚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而这一类产品是海外投资企业重要的竞争力来源。一些中小企业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产品，如中式菜、中药、丝绸等，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并具有不可模仿、难于替代等特性，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开发特色产品效率较高，发展空间较大。

二、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思路

我国中小企业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同类企业的竞争，应当根据自身特点积极探索，开拓市场空间。

（一）避开过度竞争领域。1、标新立异战略。将企业提供的产品标新立异，形成全行业内具有独特性的优势。2、目标聚集战略。主攻某个特定顾客群、某产品序列的某一细分区段或某一地区市场，从而在狭窄市场目标中获得优势地位。

（二）寻找适合发展的市场空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可以在一个小生态领域内获得某种领先地位。1、自然生存空间。大企业追求“规模效应”采取大批量生产方式，就为中小企业留下了大企业难以涉足的地带，这就是中小企业生存的自然空间。2、空白生存空间。指产品更新换代期的市场断档，中小企业应抓住机会，取得优势。3、协作生存空间。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从企业外部购买零部件，中小企业就可以成为大企业的协作单位。

（三）弱化过度竞争。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源有限、实力较弱，必须采用适合自己的战略：1、集中一点的“小而精、小而专”战略。可以使中小企业通过提高专业化程度和产品质量而被纳入大企业生产体系，从而走向以小补大、以大搞活、以专补缺、以专配套的道路。2、联合竞争战略。为了开发共同市场或企业间无直接竞争关系，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通过采取联合竞争战略，相互取长补短，利用有限资金、人力和技术力量，克服困难。3、协作配置与承包经营战略。中小企业可以成为大企业的加工承包单位或者依附于大企业的生产系统为大企业提供其必需产品。

三、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对策

（一）发挥地方政府作用，完善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支持体系。我国应努力建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等共同组成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支持体系，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专项预算；同时，改善外贸发展基金、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资金及各项政策性资金的使用方式，加大信息、市场拓展和开发新产品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简化使用手续，适应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外经贸管理部门要将工作重点转到直接为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促进、协调和服务上来。同时，地方政府还应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的外经贸促进和信息服务措施，具体在信息服务、金融支持、优化贸易环境、加强国际市场拓展、鼓励外向型企业创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二）加大中介组织改革和建设力度

1、健全中介组织服务网络，包括各专业分会和地方分会的建设。应在地方商会和协会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商会和协会。全国性的商会或协会主要负责协调、沟通和业务指导等工作；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地方和城市商会，借鉴和推广一些地方经验，更好地发挥城市商会直接面向企业的作用。

2、理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中介组织的领导层应该由企业代表组成，以维护企业的利益。政府可以对中介组织的活动给予指导，将一部分职能通过政府招标的方式委托给中介组织，政府在给予中介组织一定资助的同时，对其执行效果进行监督和检查。

3、通过市场机制，提高中介组织活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中介组织的服务不能形成垄断，要按产品、行业等建立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形成合理分工和有效竞争，以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