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经营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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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由于股权安排直接与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等相联系因此合适的股权安排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关键，也是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实现控制权进而实现其全球战略的核心要素。而其他控制手段，如关键职位的任命权、技术和资源分配权等，大多是股权的衍生物。一般地，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股权安排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全部拥有。通常是指母公司全部拥有或拥有子公司95％以上的股份，此时子公司即为跨国公司的独资公司。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独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直接掌控，能够完全实施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避免合资等方式引起的矛盾与冲突，并独享超额利润。但由于现在世界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强盛，当地市场情况变幻莫测，因此独资子公司承受的风险较大。

二是部分拥有。通常是指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在5％一95％之间。按照具体拥有股权的多少，还可分为多数股权形式，通常为股权的50％一95％；对等拥有，即母公司与合伙人各拥有子公司50％的股权；少数股权形式，通常为股权的5％一50％。在部分股权拥有下，跨国公司能充分利用当地合伙人的资源和优势，而且更容易被当地政府和人们所接受。但是部分拥有时双方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也不利于跨国公司的统一控制和协调。

三是非股权安排(契约经营)。通常指母公司不拥有，或只拥有子公司5％以下的股权。非股权安排方式往往被视为股权安排的特例。在该方式下，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如特许授权、特许经营、合同制造等方式实现海外经营。该方式风险比较小，而且使得跨国公司在股权参与受限制或不被允许的情况下，仍能参与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对跨国公司来说，实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最小。

二、跨国公司选择不同股权安排的因素

(一)东道国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主要指东道国政府的政局是否稳定，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等。如果东道国政局不是很稳定，而且当地民族主义情绪比较高涨，那么，跨国公司往往不会考虑独资的方式，而更倾向于合资或非股权安排方式。

2．经济因素。包括东道国的信用度，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政策规定，当地合伙人情况等。东道国信用度包括东道国是否存在金融抑制，货币稳定情况怎样。当地合伙人情况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当地市场、营销渠道、融资能力、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的优势，看其与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和理念是否一致等。

3．社会文化因素。主要指东道国的语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等。一般来说，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的社会文化差异越显著，跨国公司越不会选择独资的方式。

(二)跨国公司自身的因素

1．竞争优势。当跨国公司具有工业产权与知识产权优势时，一般会选择在东道国建立独资经营企业，既能保护其新技术和产权，也可以获得新市场带来的超额利润。反之，若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产品已相对过时，往往不太会考虑独资的方式。如果跨国公司拥有在东道国从事经营所必需的主要资源，就不太会选择跟别人分享股权的方式；如果以利用当地的资源为主，那么大多会采用合资方式。

2．全球战略目标。若跨国公司以增加对东道国经营环境适应能力和进人当地市场为战略目标的话，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合资经营或非股权安排方式，以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合伙人的优势；有些跨国公司期望能在全球实施统一的调度和控制，避免不同市场之间的冲突，此时往往会倾向于全部股权或多数股权形式。

3．跨国管理的经验。如果跨国公司在海外一直倾向于某种方式如独资经营，在这方面具备了大量丰富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那么其在新的东道国的股权选择上也会倾向于原来的方式。而在同一个东道国，也存在着管理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随着对东道国制度、政策、文化、市场等进一步了解，跨国公司会逐步减少对当地合伙人的依赖，并倾向于提高股权比例。

4．历史传承。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跨国公司也会表现出对股权的不同偏好。比如美国的跨国公司一直以来比较偏好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以利于其获得控制关键的决策；而日本或欧洲的跨国公司则更注重人际关系及互助合作，往往会采取合资经营等方式。三、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的股权策略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于2004年以《商业周刊》全球1000强跨国企业为主，对其2O05—2O07年在华的投资趋势进行了调研。笔者以这个调研的部分数据为主，对在华跨国公司的股权安排选择进行实证分析(若无特别说明，数据均来源于此)，以下简称“调研结果”。

(一)跨国公司初人东道国的股权安排

一般在初入东道国时期，跨国公司如果更为关注的是争取良好的经营环境，获得有利的资源条件等，那么比较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合资或非股权合作模式。从成本角度考虑，由于是初次进入东道国，由经营环境的不确定带来的外部风险成本明显比较大，因而选择合资或非股权合作有利于跨国公司分摊这部分成本。对于东道国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由于政府对外方股权占比限制一般比较严格，而且市场发育相对不完善，因此，合资或非股权合作经营更有利于进入东道国。“调研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在尝试进入中国阶段，通常采取“介人性投资”，即象征性地与中国企业共同出资，参股比例较低，且不占经营主导权。这充分显示了跨国公司“限制了最初进入的风险，以后的扩张或者终止投资取决于合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或者其他战略动机”。

(二)进人东道国之后的股权调整

1．增加股权直至独资的策略。出于统一、协调其经营战略的有效性及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考虑，对于原非股权安排项目，跨国公司倾向于将契约中约定的权利如版权、专利、商标权、技术诀窍等折合成股本投入，从而取得少数股权或多数股权，成为合资经营甚至是独资经营模式。“调研结果”显示，经过尝试进入之后，在华投资中，跨国公司的独资、控股、实质性投资比例将增加。在影响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时，政策的连续性和兑现度则成为首要因素。部分产品供应行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对行业的规模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应商、成品制造商进入该地区的良性循环。同时，“调研结果”还显示，在生产投资方面，有57％的跨国公司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高于37％的与企业合资的比例。

2．减少股权直至资本退出的策略。减少股权直至资本退出，是跨国公司保护既得利益以及最大限度避免继续损失的重要保护策略。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可能出于以下原因：(1)经营效果未能达到最初的预定目标；(2)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发生了变化；(3)与当地合资方矛盾重重；(4)独资企业引起当地民族主义情绪问题等。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可能在政治、经济或文化因素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此时，跨国公司就会减少现有股权份额，或者是撤出全部投资，出售、清算在东道国的资产。

四、结论

综上所述，股权安排是跨国公司实现其海外经营目标的一个核心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相关的各种因素均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股权安排也处于动态的调整之中。分析跨国公司在华股权安排变动情况，可以发现：

第一，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政策的连续性和兑现度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对此，各级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在具体操作中要确保政策制订和实施的一致性。

第二，东道国其它因素影响相对不明显，主要缘于以下原因：一是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随着中国政府切实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各种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法规逐渐取消，从而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合理、明晰，政府的行政干预逐渐减少，而倾向于通过宏观调控来防止经济过度波动，通过完善市场规则来促进企业之间的有序竞争。三是经过多年来的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第三，正确看待部分行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产业集群的存在，一方面能吸引相关外资的进入，形成良性的循环，但也促进了原有跨国公司增加股权以至独资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产业集群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跨国公司撤资的障碍与机会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向阳．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股权选择行为演变的三层次分析[J]．江海学刊，2005(1)．

[2]聂名华．境外投资股权参与方式的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1999(4)．

[3]商务部研究院管理咨询部．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结果[J]．海峡科技与产业，2005(2)．

[4]王林生，范黎波．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323．

第2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和意识形态载体的中国电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竞争，广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全球化语境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必须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实行“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在电影传播的文化策略、题材策略、艺术策略以及运作策略上广泛借鉴，大胆创新，以“和而不同”的目标作为跨国传播的文化诉求，开创中国电影新局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这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现实语境。“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亦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但走向世界的步伐还是太过缓慢。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参与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4]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在跨文化传播中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中国民族电影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传播的态势下，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国电影只有迎难而上，借鉴世界先进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敢于跨出国门，才能实现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跨文化交流学研究的鼻祖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如中国文化，其强语境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在这样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语、谚语，有复杂而严密的礼仪。相对地，弱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封闭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述，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使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机。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自身的个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为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传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弹”，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抗争，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彰显得更加强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现出一种非和谐的历史对称性。”[9]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作反向运动。”[10]这无疑为中国电影的外向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流动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将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有利于消除人类文化间的疏离隔膜乃至误解敌对，为人类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11]中国电影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为。事实上，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12]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中国电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切断信息传播的闭关自守状态中，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 [13]中国电影走向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已是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编码”策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以实现其传播功效。实践证明，过于本土化或过于国际化的信息编码都不利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固守民族主义是不行的，“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14]其结果只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传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纳国际受众的那些电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电影的文化资本也随之失去它作为信息资本的条件。”[15]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健所在。梅特希约特把电影的文化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晦涩的难以沟通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是可以转换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因素。[16]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开第一个层次，以免“对牛弹琴”，也要避开第三个层次，以免丧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应该致力于追求第二个层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策略，实现两种电影文化的可转换。

首先，从文化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性，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新民俗片”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出现的《二嫫》，《五魁》，《黄河谣》，《红粉》，《炮打双灯》、《风月》等是最早将这一文化策略付诸实施的电影作品，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这些影片借助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如“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营造某种特定氛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镜像”。尽管有论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这类电影刻意为西方营造一个“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所谓“异国情调”、“民俗奇观”，正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可资交换的文化资本加以利用，不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证明是民族电影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17]如果说这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这些电影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性，如其对人性张扬的赞美，对专制文化毁灭、扭曲人性的控诉，对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则是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理解的。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18]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实际上，WTO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国内的电影工业和国际的电影工业进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电影如“《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主要在国外，国内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丽新世界》票房的30%-40%来自国外；《洗澡》60%来自国外，该片先后签下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电影集散地的总共50多个国家的销售合同，票房达200万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两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达3亿5千万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观众中引起共鸣，得益于导演对影片文化内涵的发掘，当然，这种文化，是基于中日观众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开掘的。如《暖》“通过自然，纯美的画面和音响的阐释，探讨人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文生态主义精神，把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思考和人类环境，生存的问题意识并置于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开掘了除画面与音响语言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20]

对这种文化策略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及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大片，这些影片能够成功打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无一不是采取这种“双重编码”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书写中征服了西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创造了华语影片在欧美影院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而张艺谋的《英雄》则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据统计，其海外票房累计已超过11亿人民币；《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仅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就达28亿。[21]有人把李安的《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在成功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的演职人员；二是“远离”华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现实主义动作画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电脑数码技术产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与再融合的文化主题。[2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处就在于抓住两种文化、两个市场的“结合点”。《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也给了大陆导演以启示，张艺谋、陈凯歌等敏锐地意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片就是跨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陈凯歌正着手《无极》，张艺谋则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这些影片走的是商业电影的路线，已经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更加积极的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张艺谋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武侠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精美的视觉效果，影片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英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隐喻。《英雄》的喜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内核确实全球性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已经不再试图展现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用中国式的代码阐释一种新的全球逻辑。”[23]这样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单就片名来说，借自中国传统民乐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经让它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符码，但在《十面埋伏》中我们分明又可看出《谍中谍》式的“卧底与反间”，《卧虎藏龙》的竹林之战，《黑客帝国》中的气势与质感，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有着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驰的《功夫》无疑也是采取了这一文化策略。周星驰坦言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能够被更多不同市场的观众接受，包括西方观众”。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他请来西方观众认可的袁和平做武术指导，精心制作动作特效，同时还加入包括日本漫画风格在内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视的文化策略。由此看来，在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电影中巧妙地编入国际性的符码，无疑是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从题材策略来看，为了引起“共鸣”，中国电影还应该在电影题材，或说电影传播内容上精心选择。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狭窄的电影题材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更有许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当好莱坞瞄准“二战”题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珍珠港》等享誉全球的大片时，作为“二战”受害国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在这类题材的开掘上却差强人意，至今没有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二战”影片，只能归之于创作视野的狭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资源却在悄悄流失。“时至今日，政府层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还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兰》就是一个从中国“窃取”题材资源的典型例子。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不但要好好开掘自己的题材资源，也要注意关注一些国际性的题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题材资源，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题材资源才能征服国际影视市场。“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电影）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导演终于调整策略，开始关注一些“涉外题材”，拍出了一批所谓的“涉外电影”，从冯小宁的“颜色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夏刚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到稍后的《开心哆来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来了》、《浪漫樱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把眼光投向“外域”，关注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种题材策略上的转变，显示了民族电影从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迹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电影探索。在电影题材的开拓方面，“第六代”导演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说“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话，那么“第六代”作为一个整体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题材策略”。第六代导演把眼光投射在当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关注边缘人物的灰色生活，这种“边缘题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关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力量时断言，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第六代的电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研究课题。”[27]作为“后人文主义”实践的第六代导演的以其“边缘化”的电影题材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纵观近年来迅速在国际影坛崛起的伊朗和韩国电影，无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题材资源取胜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8]作为有着丰富题材资源的国家，中国电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一方面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开拓新的题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中国电影在全球形成影响力。

第三，从艺术策略层面看，中国电影要善于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电影的语言表述系统主要包括运动的图像语言与概念语言（如对白、旁白、独白）的结合，其本质特点在于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上。学者梵诺伊（F. Vanoye）列举了电影的“特殊符码”：摄影机运动、画面大小变化、影像蒙太奇、场外用法、电影特技和音画字的综合。他认为电影艺术魅力之所在在于：（一）电影有最大的摄录能力，弥补了其它许多艺术的最大缺憾；（二）电影具有最大的再现能力，包括了写实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学者魏奈（M.Vernet）所谓的“电影非特殊符码”：如涉及透视法的“知觉式符码”、涉及文化背景的“认识性符码”、有涉及个人偏好的“感性符码”、涉及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符码”以及涉及叙事的“叙述性符码”等等，使得电影艺术突破视听限制，营造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梦境世界”。[29]从电影的艺术本质上看，中外电影并无二致，只有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上勇于创新才能在吸引广大受众。台湾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第五导演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对电影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论者所总结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30]没有这种“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电影就无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学者尹鸿先生在总结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艺术策略时概括了三点：一是“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即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二是“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即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三是“纪实化风格”。即在叙事风格上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宁赢的《找乐》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说这种艺术策略在“第五代”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话，那么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对于电影艺术个性的追求与张扬就显得更为自觉。“第六代导演们走出国门，其共同的动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欧洲‘小众型’的艺术市场（即先融资，再获奖，随后出击市场），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对中国当下社会变革某个‘亮点’的发现以及艺术个性的张扬，去征服外域并开拓生机。”[32]这种立足本土，借鉴欧洲艺术电影，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反好莱坞的艺术策略既使中国电影与世界领先的电影艺术接轨，又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中国电影以独立的艺术身分走向世界，进行跨国传播。

此外，从运作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也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借鉴学习世界电影先进理念与商业操作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如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等）。正如邵牧君先生所说“中国入世后，电影业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全面实行产业化和彻底改变电影观念。”[3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抵抗好莱坞，别无它法，只有如冯小刚所说的“用好莱坞的方式打败好莱坞”。把电影作为一项产业，实施好市场化战略，做好电影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好莱坞电影的投资策略、品牌策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等都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张艺谋说：“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推广，可以明显看出系统地向好莱坞的商业操作规则学习，很有必要，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越接近规范化操作，说明中国电影越成熟，对抗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这就是实际行动”。[34]《英雄》、《十面埋伏》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两部电影也是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策略、思想策略、艺术策略与运作策略于一身的典范，张艺谋本人也不愧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里程碑式的导演。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与“涵化分析”：让西方观众进入东方情境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效的传播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接收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35］上文已经论述了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信息”要注意兼顾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除此之外，传播主体和接收者（传播对象）也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运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涵化分析”理论可以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要素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把关人”又称为“守门人”（gatekeeper），是由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1947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所讲的“把关”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人就叫做把关人（或守门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决定信息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如何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把关人”，但最为最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涵化分析”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G格伯纳等提出的。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媒介对受众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这一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涵化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培养“国际受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体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中国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将中国传统文化时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比照，引起观众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与思考，叫好又叫座；其《卧虎藏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上进一步接近西方人的习惯，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的熟稔把握。“后WTO时期的竞争，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艺术创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摄出富有民族文化节含金量和具有创意的作品，才能切实推进本土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真正开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电影市场。”［36］可见人才对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国际电影品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位导演，即便如极具国内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默默无闻。尽管中国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已经浮出水面，但中国电影要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受众策略。在接收者（传播对象）方面，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处理好电影媒介的“设置议程”功能，运用正确的文化传播策略，让国外观众了解、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中国电影要赢得国际受众，还必须注意研究国际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中西受众“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37］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艺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能使受传者获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对艺术传播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于此，更应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培养人们对美的感觉能力，陶冶人们的品性，养成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38］当然，这种引导“培养”的具体策略还是要落实到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编码”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点”，既注意审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确，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适应，又要引导与提高。实际上，在培养国际受众方面，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几代中国电影人努力，中国的“武侠类型片”已经在海外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今后中国电影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形成样式更加丰富的“中国类型片”，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打造好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品牌。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赢”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在和好莱坞电影的同台竞争中，中国电影是缴械投降，还是积极抗争？是消极抵抗还是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中国电影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需要宽广的文化视野，更需要过人的传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识下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正面价值的资源。”［40］“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诉求，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去个性，相反，参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41]文化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42］纵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可以发现他们并未采取与好莱坞“你死我活”的对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43］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和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唯有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传播策略，广泛汲取，大胆创新，才能实现百年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美好梦想。

[注释]

[1]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转引自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3] 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4] J.Z.爱门森（J.Z.Edmondson）N.P.爱门森 （N.P.Edmondson）：《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5]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6]熊澄宇、程绮瑾：《新媒体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华传媒网 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2005-05-06 20：30。

[7]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8]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

[9]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10]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1] 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第17页。

[12]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3] 陈卫星：《信息传播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创世纪舌战－2001国际大专辩论赛记实和评析》，北京西苑出版社，2001年。

[14]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5]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16]梅特希约特：《丹麦电影与国际化战略》，《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学出版社，2000年，第714页。

[17] 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18]郑晓龙：《从〈刮痧〉寻找人类的家园》，《中国电影报》2001年3月1日。

[19] 李宝江，张江艺：《“艺玛现象”初探》，《中国电影市场》2001年第1期。

[20]刘丹凌，屈独芳：《生活在别处——电影〈暖〉的文化阐释》，《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第12期。

[21]铙曙光：《2004：中国电影备忘录》，《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

[22] 林勇：《猛虎出山，蛟龙下海——论李安的文化定位》，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23]张颐武：《英雄：新世界的隐喻》，《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

[24]符郁：《：港产口味与全球化元素》《经济观察报》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12125，2005-05-06 12：22。

[25]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6]孟建：《“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扩张与中国影视文化的反弹》，《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27]王宁：《全球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28]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29] 阎啸平、彭丽华：《传播研究新视角》，台湾世新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30]彭吉象：《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31]尹鸿：《国际话语境中的中国大陆电影》，银海网filmsea.com.cn/zhuanjia/，2005-05-06 20：40。

[32] 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33]邵牧君：《入世后中国电影的前景》，《戏剧电影报》2000年7月7日。

[34]中国电影家协会：《笑论〈英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25-126页。

［3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36］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37］王国珍：《全球化态势下的中西受众观比较》，《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38］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39］宋家玲：《影视艺术审美心理特性——兼论我国“转型期”影视审美心理的变化》，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40］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能之贡献》，《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41]陈韬文：《不开放不足以成文化——关于全球化中媒体保护与媒体开放的分析》，尹鸿、李彬主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第3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选题依据：上个世纪初期以来，欧美跨国公司纷纷扩大海外投资，利用东道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产品，向其他国家销售产品。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名列前茅的500多家跨国企业中有200多家企业来华投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纷纷贯彻“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战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纷纷投资。目前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包括：营销本土化，品牌本土化，人员本土化，采购和生产本土化，技术研发本土化，利益本土化。跨国公司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

研究意义：1.知道跨国公司的形成于发展 2.明白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 3.明晰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 4.了解以及掌握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战略 5.知道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的原因以及战略特点 6.清楚跨国公司本土化的 7.洞悉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弊端 8.文化需求以及转移问题始终是根本。

选题的研究现状（应该是主要参考文献中的观点综述，即文献综述）

1.近10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新兴市场之一，吸引诸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据统计，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300多家落户中国。

2.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协议使用外资高达4700亿美元，实际引进外资1700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超过28 万家，实际已运行14万家，从业人数达1700万。世界名列前茅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200家来华投资。

3. 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国经营将成为各国企业常用的经营方式。企业跨国经营必然要面对和处理交叉文化（cross－culture）问题。

4. 近一二十年间，虽然各国在跨国经营的人事战略上各有特点，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跨国公司可供选择的诸如人才母国化、人才国际化等人事战略中，人才本土化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国学者的调查表明，44家美国跨国公司中有43家都雇用了当地人员作为高级管理者。

5.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本土化经营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本国的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拟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

主要内容如下：

一、 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略写）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跨国公司雏形

2.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跨国公司的发展

3. 冷战时期跨国公司的推进

4. 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的大发展

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最新进展

二、 跨国公司本土化的重要性

(一)跨国公司的概念

(二)本土化的概念

(三)跨国公司本土化原因

1.本土化有利于合理充分的利用生产要素。

2.有利于绕过贸易壁垒。

3.可能得到东道国政策支持。

4.克服文化的差异。

三、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营销本土化

（二）品牌本土化

(三)人员本土化

1.人员选聘本土化

2.本土员工的培训

3.本土员工的管理

（四）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五）技术研发本土化

（六）利益本土化

五、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重点）

（一）积极影响

1.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程

2.引进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的理念和方式

3.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与管理变革

4.使得各国资源共享

5.促进中国人力紫云水平的提高

（二）消极影响

1.跨国公司相互间建立了策略性技术联盟，形成技术垄断以在东道国获取更大的利润。

2.有可能导致跨国公司的垄断

3.学校国外先进技术受阻碍

4.有可能产生跨国公司投资风险的转移

（三）对消极影响企业以及政府应该采取的政策

研究思路如下：主要是根据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的现状，本土化经营的主要措施，本土化对经济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等方面，针对这些研究成果和自己对本土化经营这一话题独到的见解相结合，对我国目前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某些某些方面有所启示。

研究的创新点及重、难点

创新点：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实质研究以及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的弊端。

重点：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具体战略方式以及特点，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原因及跨国公司本土化对我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影响。

难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稍快，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也随着经济的变化而相应的做出调整，弊端也会慢慢出现，资料相对欠缺，对某些措施不能尽快的了解。

研究进程安排（按学校统一安排来写）

第一阶段：2019年1月12日—2019年2月10日 搜集相关资料

第二阶段：2019年2月11日—2019年3月25日 论文第一稿

第三阶段：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8日 论文第二稿

第四阶段：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13日 论文第三稿

第五阶段：2019年4月14日—2019年4月20日 论文定稿

主要参考文献（格式不对）

【1】扬大楷，刘庆生，蒋萍 国际投资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王彦.浅析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在华经营本土化战略 吉林：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3】张新民，张建平.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4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本届成果奖共评选出获奖作品28篇（部），其中获奖论文17篇，著作11部，一些作品对我国外经贸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届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在前四届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首先，在国务院机构调整后，成果奖领导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做了局部调整。请吕福源部长、于广州副部长出任领导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适当增加了计量经济学、法律、海关等领域的专家，并建立了临时评委专家库。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评审程序，使评审工作更加透明、公平和公正。第三，今年申报的作品数量有所增加，内容涉及更为广泛，其中不少作品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第六届成果奖的参赛作品申报工作将于2004年6月开始进行。根据商务部加强内贸、整合外贸、理清外资的职能调整方针，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也将贯彻这种改革思路。第六届成果奖的评审也将扩大研究领域和评审范围，把国内贸易这部分研究成果吸纳进来，让成果奖逐步成为商务领域里的全国性社科类奖项。（肖前）

第五届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入选作品论著奖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加工贸易―――工业化的新道路》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隆国强等

《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林生 范黎波

三等奖：

《跨国公司财务战略管理―――入世后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现实选择》

作者：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赵月园

《全球化与经济摩擦：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赵瑾

《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江小涓

优秀作品荣誉奖：

《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论》

作者：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吴林海 吴松毅

《国际贸易法研究》

作者：南京财经大学 沈木珠

《国际竞争法研究―――竞争法实施中的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黄勇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郭铁民 王永龙 俞姗

《WTO例外条款解读》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陈卫东

《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作者：安徽财贸学院 冯德连

论文奖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WTO绿箱支持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赵玉敏 王红霞 林学贵 马宇

《工商行政管理对电子商务秩序的有效监管研究》

作者：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金明路

《拓展均衡―――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评价与调整》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华晓红

《中国证券业：现状与WTO的挑战》

作者：中澳政府合作项目课题组

中方课题组组长：赵锡军

三等奖：

《中国外贸三强省贸易模式比较分析》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张小蒂 李晓钟

《如何应对贸易壁垒和建立我国的贸易保护体系》

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吕博

《促进加工贸易本地配套和研发政策研究》

作者：商务部科技司、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王晖

《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新调整及我国的对策》

作者：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 俞毅

《中日农产品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何秀荣 陈永福

《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多元化研究》

作者：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赵闯 何伯森 吕文学

《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弹性”》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丁剑平 于群

优秀作品荣誉奖：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形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高志前

《新一轮农业谈判的减让模式和我国的选择》

作者：商务部中澳EFTT合作研究项目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何宇鹏

《中国保险业应对入世开放政策研究》

作者：商务部中澳合作研究项目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刘玮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思路与政策建议》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赵伟

《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对策研究》

作者：中澳合作研究项目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葛顺奇

第5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企业；跨国经营：外来者劣势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85-04

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跨国公司到海外投资会面临比当地企业多一些额外成本，这就是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跨国公司在海外经营成功的一个前提是能够克服这种外来者劣势。但是关于跨国经营的外来者劣势的研究还处于胚胎期(Miller andParkhe 2002)。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引发同仁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概念的提出与定义

Hymer(1976)是首个将企业在海外经营面临的成本上升到理论的学者，提出海外经营成本。外国企业需要花费成本来获得东道国信息；东道国政府、购买者和供应商对外国企业有“老外印记”，会歧视对待；母国政府对进人海外的企业也有不利举措，国外分支机构面临外汇风险。本国企业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他认为在海外经营的成本可以通过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的优势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Hymer的博士论文出来后，研究者集中在研究企业需要什么优势来抵消这些成本，海外经营成本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然而，最近学者开始打开这些海外经营的成本黑箱。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面临外来者劣势(zaheer,1995；Zaheer　＆　Mosakowski,1997；Kostova

＆Zaheer,1999)。Zaheer(1995)给外来者劣势下的定义是“在海外经营的成本，导致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面临竞争劣势……宽泛的定义是企业在海外市场所遭受的额外成本而本地企业不会存在的成本。”外来者劣势是一个相对概念，描述的是外国公司在东道国处在“陌生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Eden and Miller 2001)的一种劣势所付出的代价。

很多实证研究证实存在外来者劣势。Elango(2009)利用3861个在美国的外国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外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相比平均业绩差。De Young andNolle(1996)发现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比美国本土银行赢利能力差。Miller and Parkhe(2002)研究了全球13个国家的银行发现外国银行比本地银行的平均效率水平低。Zaheer(1995)and Zaheer and Mosakowski(1997)验证了在外汇交易行中，外国的外汇交易行比当地交易行的赢利能力低。Mezias(2002)发现在美国的外国公司面临的劳动争议案比本地企业高出很多。潘镇等(2008)以2000余家在我国的外资企业为样本。发现投资国和我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外资企业遭受失败的可能性越大。

二、外来者劣势的组成与持续

后来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外来者劣势进行研究，比较知名的是Zaheer对外来者劣势的分类。ZaIleer(1995)将外来者劣势分为以下主要成本：(1)直接与空距离相关的成本，如旅行、运输、在更大距离和时区进行协调控制的成本；(2)在当地环境下由于缺乏根基和经验带来的成本，如评估风险，更高的学习成本；(3)在东道国缺乏可感知的合法性(erceived legitlmacy)。声誉建立的高成本；(4)国内限制成本，例如限制本国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国家销售(法律限制)。

关于外来者劣势存在的时性，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外来者劣势动态性的一面。Hymer(1976)认为海外经营的成本主要是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时的时成本，他认为这些成本有些会持续。外来者劣势在企业最初进入海外市场后并不是维持不变。Zaheer and Mosakowski(1997)认为外来者劣势在东道国经营的头两年会下降，持续不过16年。Lu and Beamish(2001)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其绩效之开始是负相关关系，随着外来者劣势降低，绩效会提高，因此外来者劣势是随着海外企业对当地环境的熟悉和信息的获取而下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需要学习和适应东道国的环境；另一方面，它们在东道国被感知的合法性也会被增加。Zaheer andMosakowski(1997)估计在外汇交易行业外国企业要花15年以上的时来克服这种外来劣势。

还有学者认为外来者劣势至少有三个方面关于时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外来者劣势的成本是固定的，只是刚进入海外市场时存在，以后不会发生。第二个维度的成本是变动的。会再发生，但是会随着企业在海外市场市的时越久越低。外来者劣势的第三个维度成本是持久的，不会随着时的变化而消失，例如，当地政府、消费者或供应商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空距离成本和文化因素带来的成本。因此，到海外去经营更像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时和当地企业竞争。

三、外来者劣势的来源

1　东道国与母国的空距离。Zaheer(1995)认为母公司和子公司之巨大的空距离阻碍对外投资。空距离包括在海外经营的旅途劳顿和长途通信、运输成本，沟通协调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成本。外国的企业面临更高的管理成本。

2　东道国环境不熟悉成本。(1)东道国对外国企业不熟悉的成本，外来者劣势还有很大部分是由东道国针对国外跨国公司的歧视带来的成本。Eden and Miller(2001)用“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的比喻来形容这种外来者劣势的情况，他们指出这个陌生人是当地人不熟悉的，导致歧视风险。Kosiova and Zaheer(1999)的研究中得出外来者劣势是一种歧视成本，既可以用在外国的产品也可以用在外国的组织上。他们认为东道国的制度缺乏对外国跨国公司的信息，对海外公司和产品有成见，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如果用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反映国家差异的程度，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本国文化差异越大，不熟悉的程度越大，导致不熟悉的成本越大。因此对外国的产品和企业的成见越大。Nachum(2003)认为，这些成见会阻止跨国公司将企业特有的优势应用到海外机构的能力。也会降低海外公司利用东道国资源的能力。而且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习性越不熟悉，越会导致购买者对这个国家有成见。来自更加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购买者会对与本国相似的产品有更好的看法。对与本国不相似国家的产品有不良的看法。本国与东道国之的差异越大，外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相比有更大的劣势(Miller and Parkhe,2002；

Naehum,2003)。(2)外国企业对东道国不熟悉。Buekleyand Casson(1976)认为外来者劣势是因为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经济/竞争和政府环境不熟悉导致的经营障碍。本国公司和外国企业相比具有优势，因为它们在本国市场上累积了在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方面的隐性知识。相反。外国企业在理解东道国棘手的不成文的法律、文化和社会制度和它们的影响需要时间并且很困难。本地人获得相关的知识不需要什么成本，因为这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相关的信息，例如他们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这些信息，这些能力是深深根植在不断的实践、反馈、相互交往和共同的经历中。外国企业缺乏这种嵌入性。它们不能够全面地与东道国当地顾客和企业信息流整合起来。东道国的相关信息源要被确定、并与它们现有的信息整合起来对付它们面临的障碍。

3　母国环境。和外国企业从事交易或者到海外投资，母国环境可以增加企业的外来者劣势，通过限制本国企业与海外的一些交易和向海外转移技术。在美国，先进计算机技术和军事设备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在这些领域的美国企业是不允许在某些国家投资和转移技术的。

四、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企业面临外来者劣势程度不同

由于地理位置近、文化的相似度高等原因，来自有些国家的企业比来自其他国家的企业更加熟悉东道国的经营环境。Chen等(2006)认为不是所有的外国企业都面临同样程度的外来者劣势。从空间距离看。Zaheer(1995)认为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空间距离大对国外投资者产生劣势。而地理位置相近可以转化成为区域优势。其次，缺乏与东道国环境的渊源常常导致两国间巨大的社会文化差异。英语系国家和非英语系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就不一样。不同国家在制度环境上的差异形成了制度距离，制度距离引致了跨国投资的风险。增加了跨国经营的成本。潘镇等(2008)研究发现，投资国和我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外资企业遭受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在各种制度因素中。企业管理制度距离和法律制度距离的影响最为显著。企业运行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居中，而经济制度距离的影响较为微弱。

五、对外来者劣势的克服

1　具有企业独特的优势。关于克服外来者劣势，与本土企业相竞争，跨国企业在距离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只有在建立起足够的能力后才能够成功。这可以保证子公司的核心能力足够强大可以克服外来者劣势。但是，即便如此。在距离远的市场经营仍然具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因此，如何利用核心优势降低外来者劣势非常重要。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提出了企业必须具备独特的优势才能在海外成功。Chang(1995)通过研究在美国的日本企业。发现为了降低失败风险，它们常常进入它们有很强的竞争力的核心业务。

2　按心理距离逐步建立海外市场。企业不熟悉海外市场环境，采取渐进的方法首先从心理距离近的国家开始投资，获得一定的经验后再逐步地向心理距离远的国家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也采取先易后难，如先出口后FDI，乌普萨拉模型就是这个思想。按照文化相似性来选择进入的国家，因为文化的相似性降低购买者对外国的不熟悉程度。

3　战略与学习意愿。外国企业采取不同战略面对外来者劣势不一样，学习可以用来提高外国企业的能力与知识，增加本土适应性，降低外来者劣势。当企业追求全球战略时，它采取标准化的产品进行全球销售：当企业追求多国战略时它会在不同的市场调整产品。而产品的特性和消费者口味的多样性影响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那么对于追求这两种战略的跨国公司而言它们的外来者劣势显然是不同的。Pedersen和Petersen(2002)认为管理者的决断，比如愿意进行本土适应性调整，国际企业熟悉海外市场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愿意学习和适应当地环境提高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的能力。

4　海外公司的人员配备安排。海外子公司的人员配备战略影响子公司降低外来者劣势的能力。特别是采用外派人员。有人认为海外子公司使用外派人员越多，面临越大的外来者劣势。有人认为海外子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的来源比底层管理者对外来者劣势影响更大。Mezias(2002)发现，海外子公司采用当地的高管面临的劳务纠纷更少些；其它管理层职位对子公司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也有影响，特别是外来者劣势是来自某个职能区域，例如，生产经理的国籍与生产上的障碍关系重大。外派的生产经理在理解技术上具有优势，而利用当地生产经理在处理当地原材料、与当地供应商打交道更有优势。所以说。理解外来者劣势的性质和外派人员的职位，合理安排外派人员对减化外来者劣势很重要。

5　海外子公司的管理自治程度。管理实践和管理方法是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相关的，所有子公司都面临适应当地环境和维持公司一致性的矛盾和压力。当地适应性的程度影响外来者劣势的程度。东道国适应性有赖于母公司给子公司的自治程度，帮助理解外来者劣势和子公司如何减化外来者劣势。

6　国际化经验与国际化程度。国际化的程度由它在全球经营的国家数量表示。Mezias(2002)认为国际化经营程度越高国际经验越丰富，跨国公司累积的国际经验有助于子公司进入新东道国时避免一般错误发生。跨国公司在某个东道国的经历也可能影响外来者劣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拥有的关联企业数量越多，越可能成功。这是由于创新在关联企业之间扩散或者是间接体验学习帮助管理者确定、理解和成功执行决策降低外来者劣势。另外，数量多的关联企业有更高的形象，从制度的角度讲，更高的可见性导致与社会和文化标准更高的依从性，更高的东道国社会文化标准的依从性降低外来者劣势。这说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卷入程度是决定外来者劣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7　进入模式。Eden and Miller(2001)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降低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利用台湾企业在欧洲经营的进入战略作为案例分析，Chen(2006)的研究支持这个观点。Chen等(2006)用2085个中外合资企业的样本研究了外来者劣势对跨国公司市场进人战略的影响，发现面临低外来者劣势的跨国公司采取资源寻求战略和将自身的竞争战略用在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上。而面临高的外来者劣势的跨国公司采用的是市场寻求和控制导向的战略。

8　进入与本国政治关系友好或欢迎外国投资的国家。与普遍认为外国企业在东道国遇到外来者劣势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外来的企业在有些情况下不仅不存在外来者劣势，反而存在外来资产，存在外来者好处。Kostovaand zalleeI(1999)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外来者容易获得合法性，和现代与进步联系在一起。在欠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在欠发达国家，企业和产品来源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差异程度越大，来源国被优待的程度越大，来源国国家形象越好。

第6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采用例证分析的方法，简述国际和国内化妆品行业的现状，通过对欧莱雅的跨文化营销战略进行分析，发掘出欧莱雅集团通过对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运用，在现阶段将公司的全球化策略细延伸为跨文化战略，目的在于给我国的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做出三大启示:品牌跨文化，销售跨文化和研发跨文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不断深化，企业经营国际化己成为势不可挡的热潮。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技术管理技巧、市场联系、研究与开发等方面与东道国当地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乃至市场规模等优势结合起来，利用跨文化优势，展开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形式。在跨国经营中产生的国际企业，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中，必然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国际企业在跨文化背景、地域下成功运营的保证，这尤其对正在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企业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世界化妆品市场概况

1993-2003年世界化妆品和美容品的总销售额为每年24%的速度增长，2002年全球美容化妆品销售总额是2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25，西欧占30，日本占15}，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总共占30%的份额。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日用化妆品行业进行排名，宝洁、吉利、欧莱雅、高露洁、雅诗兰黛、汉高、雅芳、资生堂、莱士集团、花王获得全球10大国际品牌。如图1所示，世界化妆品市场的分割图中，西欧的市场份额最大，中国未入前三名。

二、我国化妆品市场态势

(一)化妆品市场格局

1.市场产品普及率最高的为护发品

据统计，中国化妆品市场销售额平均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最高的年份达41%，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且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2007年1-11月份化妆品累计实现零售128. 3亿元，同比增长24. 11%，其中护肤品累计实现50. 2亿元，占化妆品零售总额的39. 1%，彩妆品累计实现12. 2亿元，占化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9.5%; 2008-2009年1-11月我国化妆品制造企业销售总额达46529424千元，同比增长15. 01%:2009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

这些产品的主要目标对象直指白领阶层，其中主要的增长力量来自于护肤品和彩妆。六类主要化妆品之中，市场普及率最高的为护发品，美容类化妆品市场远未饱和，大部分人还是素面朝天，市场空间广阔。

2.品牌垄断愈演愈烈

目前，中国已成为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化妆品市场，行业品牌化竞争格局己经形成。在中国化妆品市场上，外资或合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己接近80%;而国内化妆品生产只有通过中外合资，推出中低档产品才能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中高端市场基本被外资、合资企业所占据，欧莱雅、宝洁、资生堂、雅诗兰黛等几家国际巨头形成了寡头竞争之势。

如图3所示，化妆品占有率前十名品牌分别是:美宝莲、羽西、玉兰油、雅芳、欧莱雅、高丝、大宝、安利、小护士、资生堂。其中，排名第一的美宝莲、第二的羽西、第五的欧莱雅、第九的小护士，均属于欧莱雅集团旗下品牌。和护肤品市场相类似，彩妆品市场也是进口、合资品牌占主导地位。

(二)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

2009年我国化妆品市场销售总额仍高达800亿元左右。这一历史性突破意味着中国的化妆品市场己经达到了一个市场迅速扩容的临界点，即将到来的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也会拉动消费需求，未来几年市场将会表现出鲜明的跳跃特征。预计市场跳跃将主要来自以下四方面:

第一，消费需求细分的深化与不断多元化，使得市场已有主流产品的销售空间将进一步扩容，形成整个市场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竞争加剧，促使企业把产品链的重心由以往集中度较高的类别转移到关注度较低的产品类别上来，如彩妆、运动用与旅游用产品等;

第三，消费主体多元化，以往比较边缘的消费群体如儿童、老人、男性等也将获得生产企业更多的关注。

第四，大众化市场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三、欧莱雅集团跨文化营销战略的形成与启示

(一)欧莱雅集团简介

欧莱雅集团是世界著名的化妆品生产厂商，创立于1909年。现在的各类化妆品畅销全世界，广受欢迎。除化妆品以外，该集团还经营高档的消费品，并从事制药和皮肤病研究。欧莱雅在中国的商务始于1966年设立在香港的经销处。事实上，该公司1933年就曾对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进行过市场调查。旗下的主要有L’Oreal- Maybelline等十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二)欧莱雅集团跨文化营销战略形成的理论背景

被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称为“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个国际生产模式”的邓宁(John Dunning)的折衷理论就是体现为这样优势的理论。邓宁认为，企业只有同时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的特定优势，才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FDI)的。

邓宁的理论道出了在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一种潜在的优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信仰传统、市场状况、技术水平、人力自然资源的条件，能给国际企业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丰厚的利润回报。这就可体现为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带来的“跨文化优势”。

从经营学的角度讲，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之前，必须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作出具体的分析与评估，从而作出理性的决策。而在投资环境的因素中，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子，尤其是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这会给企业跨国经营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阻碍，但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正确全面分析和评价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根据公司特性发掘文化优势而作，是企业把握机遇，实现成功跨国经营的保证。欧莱雅在中国的成功经营堪称是实现跨文化优势的典范。两国之间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信仰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差距很大，然而文化的互补性也潜隐着跨文化的巨大优势。可以说，有效分析利用跨文化优势，是欧莱雅集团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欧莱雅集团的跨文化营销战略的启示

欧莱雅公司历来把尊重个体差异，并以多样化的产品和品牌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当做是自身的使命。每个消费者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外表和身体特征，在年龄、肤质和发质类型上各有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同样多姿多彩。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美。对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都有着不同的认知，且这一认知还将随时间不断发生变化。消费者对头发造型、护肤、彩妆和香水产品的个性化选择表达了个体的独特性

欧莱雅的跨文化营销战略中给我国化妆品行业带来的最为突出的启示为以下三点:品牌跨文化、销售跨文化和研发跨文化。

1.品牌跨文化

(1)占领中国市场

从欧莱雅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欧莱雅的中国市场占领进入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由多品牌管理战略和品牌当地化战略结合而成的“中国金字塔”。

金字塔第一层:收购美宝莲。1996年欧莱雅集团〔L’Oreal)以7. 58亿美元收购了市场占有率较低的美宝莲品牌后，将美宝莲总部从孟菲斯迁到纽约。从此海外市场的美宝莲商标后增加了“纽约”两个字，一些原先躺在美宝莲研发实验室里的成果，因此也迅速推向了市场。该举动宣告了科技创新将与彩妆权威更完美的溶合在一起。同年欧莱雅公司和苏州医学院合作成立了苏州欧莱雅有限公司，并且在苏州建立了第一家化妆品生产厂家，专门生产美宝莲(Maybelline)系列产品口这一时期的欧莱雅集团，显然对企业为什么出去投资了然于心。该集团发挥了美宝莲的无形资产的优势，为进军中国市场奠基。

金字塔第二层:引入巴黎欧莱雅。欧莱雅公司于199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总代表处，负责在中国经销欧莱雅公司各类产品。两年后，欧莱雅充分利用了区位优势，在苏州建立第二家生产厂家，生产巴黎欧莱雅(L’ Oreal Paris)系列产品，以期扩大市场规模，实现利润最大化。显然，引入欧莱雅是邓宁的内部化优势的完整体现，欧莱雅集团将拥有的财产通过内部化转让到中国子公司，这样就比通过市场转让给局外人得到更多的利益。同时，该集团还将自身拥有特殊优势(peculiaradvantage)发挥得淋漓尽致，巴黎欧莱雅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能和产品特性、商标牌号，对中国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金字塔第三层:收购羽西和小护士。2003年，欧莱雅中国收购了“小护士”品牌。所获包括“小护士”品牌、除了创始人李志达之外的所有管理团队、所有销售网点以及位于湖北省宜昌一生产基地等。欧莱雅的中国此举，是为了借助一个我国本土成熟低端品牌，完善其在中国竭力打造的品牌金字塔的塔基部分。欧莱雅公司邀请了华裔电影明星巩俐作为其在大中华区的形象代表，力图全方位的将欧莱雅这个集团品牌本土化。紧随其后，欧莱雅集团又宣布已经和科蒂集团签定协议，收购其旗下的品牌羽西。这一时期，欧莱雅集团利用品牌优势进行并购力图将品牌本土化的意图完全暴露在中国消费者眼前。欧莱雅收购小护士、羽西，是为了实现所有权优势中的商标权。通过对中国本土品牌的一系列并购，欧莱雅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很好的结合起来运用，不断扩大在华的市场投资，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入和发展前景。

欧莱雅在美国先后收购了Softsheen和Carson两个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美发品牌，并讲这两个品牌合二为一，从而提高运营效率，他还提出为新的品牌加强研发的支持力度。为此，欧莱雅专门在芝加哥设立了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不同族裔发质特点。

除了占据美国非洲裔消费者的市场之外，欧莱雅集团的整合举措使得Softsheen·Carson品牌可以远征非洲大陆，甚至把目光锁定在了伦敦和巴黎等欧洲城市大规模的黑人社区。

如今欧莱雅旗下的十九个国际品牌中，除了巴黎欧莱雅，还包括了日本的植村秀，中国的羽西和小护士，意大利的阿玛尼香水，法国的薇姿和雅漾，美国的美宝莲和THE BODY SHOP等多个国家的知名品牌。

欧莱雅集团利用特殊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同时，也与当地某些生产要素投入相结合，即把投资企业的优势和当地的优势结合起来，以达到取得比单纯出口得到的更多的利益。这就是欧莱雅集团在跨国经营中为什么选择一些国家而不选择其他别的国家的解释原因。

2.销售跨文化

欧莱雅的营销战略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药房专售和百货公司柜台出售相结合。化妆品入市一般会进商场、超市，很少考虑药房。而欧莱雅公司则换了一种思维，认为在化妆品上市时，可以采用迂回战术，通路选在药房，按保健品终端来操作，待取得一定赢利后，再延伸到超市、商场，这样更能扩大销售，创造佳绩。

欧莱雅旗下的品牌薇姿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药房销售的化妆品品牌。但只是药店一种营销渠道，显然不符合传统女性的消费主流市场的观念。于是欧莱雅集团将药妆品牌推向了百货专柜。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调查，欧莱雅集团认为百货专柜定位对旗下的碧欧泉这个品牌更为合适。于是，开始着手强化碧欧泉在百货公司渠道的表现，用生活方式味更浓的形象，使之与倩碧和娇韵诗等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在美国，欧莱雅的团队正在尝试让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摆脱过于依赖百货商店的情况。据《金融时报》报道，欧莱雅过去在美国近80%的业务都依托于百货商店这类渠道。这样的举措也在全球很多地方展开。欧莱雅的产品正在积极进入专业化妆品连锁店销售，不但进入像了Lidl这样的折扣零售商。还强化了互联网销售这样的渠道，甚至开拓像家庭购物网(HomeShopping Network)这样的电视购物渠道。

3.研究跨文化

近年来，欧莱雅集团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上，已将研发视为目前阶段优先级最高的工作。此外欧莱雅还倡导，除了科学家外，各个地区高级市场人员也会参与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中去，与科学家们共同合作，一同发掘最有趣的信息，捕获机会，而遍及全球的研发中心之间又可以共享知识。比如，亚洲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位亚洲女性在涂睫毛膏时，通常每只眼睛会涂60下，而欧洲的数据却显示，欧洲女性通常只会涂10下。这些巨大的差异，都会成为欧莱雅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开发新产品的依据。

据悉，欧莱雅2008年的研发预算高达5. 8亿欧元，合8. 53亿美元，研发支出占了总销售额的3. 3%，例。这些预算不仅仅支持了位于法国的视为该行业内最高比发实验室，在该公司主要的业务地区，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和巴西，都有相应的研发中心，共有3000多位科学家在这些研发中心工作。

四、总结:

当前，我国的化妆品市场有新的增长空间，但是却面临着外国品牌占领中国市场份额加大以及本土品牌被收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现状。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的化妆品企业大多品牌单一，所面向的消费群体也呈单一趋势。未能在掌握了本国消费者心理的同时，寻找国际化的比较优势。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市场上竟争力都处于弱势。

第7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模式以及开拓国际市场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背景中，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对策。 

 

一、引言 

截至2009年底，我国的中小企业已逾1亿户，占中国企业总数99%，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60%，上缴税收接近国家税收总额50%，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全国出口总额60%来源于中小企业，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带动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正在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大发展积极做准备，而我国经济也步入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占我国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危机阴影，抓住机遇迎接新一轮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的中小企业处于生死边缘，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选择恰当的进入方式，制定合理的国际化经营策略，是中小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立足的前提条件。 

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模式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背景中，面对新的国际营销环境和发展目标，中小企业必须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对国际市场开拓模式进行大胆创新，选择正确的进入方式才能达到拓展国际市场的目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贸易式进入方式 

国际贸易是目前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主要的进入方式，但由于对国际贸易环境的熟悉不够，外贸信息渠道不畅，企业自身资源有限，缺少专业外贸人才，出口产品结构雷同，缺少和国际大客户的交往，这些问题如不彻底解决，中小企业将很难走出国门而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 

（二）契约式进入方式 

契约式进入方式主要有许可证贸易、管理合同、特许经营、交钥匙工程、合同生产等。一般来说，规模较小的且又有独特经营优势的企业，比较倾向于契约式进入，因为这些企业由于缺乏国际经营人才和经营渠道，尤其是资金的缺乏，无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转而采取契约式进入来发挥其技术优势或适用优势，进行其跨国经营业务的拓展。契约方式可能是国际扩张的成本最低的方式，但中小企业公司对其产品在其他国家的制造和营销控制权很小，提供的潜在回报也最少。 

（三）投资式进入方式 

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设厂，可以绕过各种贸易保护壁垒，将产品和服务成功地输出到东道国，提高了全球市场占有率。在对外投资的方式上，一般是先合资，后独资，在对外投资的产业上，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海外投资还只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完成海外直接投资的当地化，大部分直接投资简单的将国内员工转移到海外。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分散程度高，对外投资项目较小，投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例也比较小。 

（四）其他方式 

1、贴牌生产 

中小企业利用自身绝对低成本优势与世界知名企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通过贴牌生产或技术合作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知名度。企业从事贴牌生产既可以利用现有竞争优势如成本低、规模大，也可以弥补其产品知名度低的不足，充分利用国际品牌的利润空间，迅速占有市场份额。而且，贴牌生产不涉及市场开拓，不承担产品销售风险。因此，在我国产品在国外频遭反倾销的情况下，贴牌生产模式仍是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可选择的重要方式之一。 

2、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各中小企业的优势也各异，建立战略联盟，形成集团优势，可以增强中小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从事同一生产链上的不同生产活动的中小企业建立联盟关系，在不同工序的加工活动中发挥优势，在生产组织与产品质量方面更有保障，提升了产品的竞争能力，也为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减少障碍。 

3、建立合资企业 

我国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资金、技术、设备等要素往往成为企业的“瓶颈”，但我国中小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中小企业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合资与合作，不但可以获得资金、引进技术设备，而且能通过利用当地合作伙伴与当地供货商、顾客、银行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利用合作伙伴在当地的信誉和经营渠道，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为自己构建起一系列供需网络，将自己的产品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网络打入国际市场，推进了其开拓国际市场的进程。

4、电子商务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电子商务的方式实现管理和营销，形成了一个电子商务的经营和市场环境，这是一个全新的竞争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电子商务是全球商务操作模式发展的长期趋势，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面对大企业的规模成本优势以及地域通路的局限性，电子商务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困难 

我国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虽然具有优势，但是也有很多劣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造成沉重打击，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充分暴露出我国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际竞争力不足，抵御风险能力弱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或是由家族式手工作坊演变而来，或是原有国有企业改制分化而来，产品品种往往拘泥于给大型企业加工零部件或加工简单产品。不少中小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缺乏名牌产品，缺乏独特的企业文化，凝聚力不甚强，产品本身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的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 

（二）缺乏资金，融资困难 

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着我国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为这一难题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使融资难问题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多数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无法扩展市场，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这既有企业自身素质、资产规模、信用水平等内在原因，也有担保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融资制度不完善如金融信贷条件高、创新产品少、上市直接融资门槛高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三）匮乏专业性人才 

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就必须拥有一批熟悉国际经贸规则与惯例和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的外语、外经贸、金融、营销、企管、财务、技术等方面的专业性人才，而我国中小企业人才缺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小企业长期以来，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开拓和发展，忽略了对专业性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加之多数中小企业用人制度不健全，人才观念淡薄，缺乏相应的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致使许多人才流失，这已经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四）信息资源问题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主动独立与国外客户联系的能力较弱，往往被动地等待外商或商上门联系。因此，由于企业本身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中小企业对国际市场及本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中的地位，根本不了解者居多，信息的缺失或流通不畅，形成了企业一个自我封闭的状况。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对策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小企业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现在是恢复发展的最佳时机，本文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中小企业要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中小企业要从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内部管理、人才结构等方面增加自身实力和提高自身抵御风险以及迎接挑战的能力。要在国际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必须改变目前产品结构不合理，档次低的现状，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加快产业优化提升和提高产品质量档次。中小企业可采取联合、参与、合作等手段，改善投资质量，加强技术创新，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回避国际市场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为中小企业搭建融资平台 

建立和完善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共同搭建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例的规定和国家关于扩大中小企业融资规模的政策，尽力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加大资金支持和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信贷产品，积极挖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密切银企合作，加快构建和完善银企对接平台，健全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互通渠道和长效合作机制，不断扩大银企合作成果。 

（三）健全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配套服务体系 

加快制定和完善有关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法律法规，明确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以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动员外经贸部、进出口商会及驻外经商参处等对外工作机构，为中小企业收集国际市场信息，并协助它们开办一些招商会、展销会、洽谈会等国际交流活动，以使中小企业能够准确把握国际市场动向，顺利开展跨国经营。 

（四）加快信息化建设，努力发展电子商务 

中小企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商业信息系统网络，把握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直接进行贸易，可以大大节省传统业务中人员的花费，运用电子商务还能够使企业向用户提供全天侯的产品信息和服务，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电子商务是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快、最灵活、接触面最广而且最节省的办法。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时应注意信息交易安全问题以及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毛立军.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进入策略探讨[j].中国乡镇企业,2007(5). 

2、洪荧.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障碍[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雷杨.论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进入策略[j].科技创新与管理,2008(4). 

第8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组织结构；海外子公司；战略绩效

1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事业部制组织结构(M型组织结构)出现。Williamson(1975)认为M型组织结构的公司总部类似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它具有比外部资本市场更多的优点。Armour和Teece(1978)等考察了美国和英国跨国公司的经营业绩，证明了M型组织结构的优越性。但是，Cable和Dirheimer(1983)等对德国与日本的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却没有得出M型组织结构会提升公司长远绩效的结论。网络组织结构出现后，学术界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深人和全面。Mohammed和vjc—tor(1991)认为不同战略与公司结构的组合将会产生不同的绩效。Malnight(1996)指出，网络组织结构将为跨国公司获得长远的优良绩效提供更大帮助。

目前的研究未将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与海外子公司绩效关系纳入进来。本文将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与海外子公司战略绩效之间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2研究假设

跨国公司全球事业部型组织结构，通过给与海外子公司更多的经营与决策权限，突破了传统职能式组织结构协调成本高、资源配置不灵活的局限，使得海外子公司具有更明确的经营目标，对市场反映的灵活性提高。这将有效提升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战略价值与经营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相对于职能式组织结构而言，采用全球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绩效更高。网络组织结构的跨国公司更加尊重海外子公司的能力和作用，更能适应跨国经营所面临的动态竞争环境。首先，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网络组织中的各个节点，与当地企业建立独特的外部关系，从而获得网络化布局的优势；其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完全由自己掌控，这种分散控制机制可以减少对母公司的资源依赖，显著改进成本、质量等关键绩效。同时，各子公司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改变由母公司统一调配的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最后，网络化模式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内部网络渠道，将某一节点创造的知识应用于组织中的其它节点，从而获得协同效应。另外，网络模式赋予海外子公司高度的自主权，能够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这些优点必将大大提升跨国公司的整体绩效，这种提升是以海外子公司战略价值与经营绩效的提升为基础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相对于全球事业部制组织结构，采用网络型组织结构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绩效更高。

3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结构化问卷调查的方法。被调查对象满足：母公司控制权属于我国境内资本；至少有一家以上的海外子公司。调查工作从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06份。

本文涉及两个研究变量，自变量为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因变量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战略绩效。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改变主要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及相应的战略转变，体现在海外子公司当地化经营能力、适应能力与战略决策能力的不断提升；和跨国公司内部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内部资源流动性的提升。本文通过海外子公司的当地化程度与资源在跨国公司组织内部的横向流量这两个维度来界定跨国公司的三种组织结构。当地化程度和资源的横向流量都低的属于职能式组织结构；当地化程度高，但资源的横向流量低的是事业部型组织结构；当地化程度和资源的横向流量都高的是网络型组织结构。

如果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当地化程度很低，则说明海外子公司的自身经营能力很弱，资源在组织内部的横向流量也不会很高。实际调查结果说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所以，资源在跨国公司组织内部的横向流动以海外子公司较高的当地化水平为前提，跨国公司如果希望通过公司内部横向协调的方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必须首先提高海外子公司的当地化决策与经营能力。

本文界定的自变量，包括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交流和资源共享程度(X1)、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X2)、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资源依赖程度(X3)、海外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来自东道国的比例(X4)、海外子公司高管层拥有当地化经营知识(X5)、海外子公司适应当地化的程度 (X6)；所界定l的因变量为母公司对所选海外子公司经营状况的评价y(细分为3个子变量)。所有因素的测量数据均来自于调查问卷，所有问题采用5级评分法量表考察。

对7个变量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X1和x2的标准差较高，说明我国跨国公司在对海外子公司之间的组织关系与资源调配方式的选择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另外，X4和X5的标准差也很高，说明海外子公司的当地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我国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定位存在很大差异。

4实证检验

本文用三个子变量来衡量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战略绩效(y)。SPSS的信度一致性检验中的Alpha值为0．7882，标准Alpha值为0．7871，说明调查可信度很高。对三个子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如表2。

由于样本容量只有106个，按照三种组织模式分类后，两个类别容量不足3O，因此采用非参数的Mann—WhitneyU检验和Kolmogorov-Smirnov检验。

4．1对假设1的非参数检验

对假设1的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两个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跨国公司全球事业部制组织结构与职能制组织结构不能导致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子公司战略绩效，假设1不成立。

4．2对假设2的非参数检验

对假设2所做的Mann—WhitneyU检验和Kolmogor—ov—Smirnov检验，P值分别为0．335和0．944，大于0．05，表明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结构与职能制组织结构不能导致具有显著差异的子公司战略绩效，假设2不成立。

第9篇：跨国经营论文范文

外运西安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外运总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公司，刚成立时公司职工仅有20余人，1991-1995年中国外运西安公司的高峰期，业务最多时，月平均发货量达到80多个车皮（62吨/车皮），年营业额上千万，公司资产迅速增加，公司职工也一度达到140人。我是1996年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中国外运西安公司，至1999年底离开，前后近4年的时间。然而，正是从1996年起，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公司营业额逐年下降，公司职工不断流失。到1999年时，公司职工仅剩60余人，而公司外债却达600余万元（均为历年来所欠各船务公司运费，其中仅华润集团一家即达400万元）。可以说经历了公司由盛至衰的阶段。事实上不单中国外运西安公司，外运总公司下属多数内地子公司也存在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呢？

一 、 中国外运公司存在的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国外运）是经国务院批准的120家大型试点集团之一，是一个以运输为主业，全面发展的，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业务范围涉及货运、海洋运输、租船、船舶经营、班轮运输、船务、航运货运、航空快件、铁路运输、汽车运输、多式联运、仓储、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外合作、工程承包、集装箱租赁、森林开发、、保险、、广告、房地产等诸多领域。下属省市子公司有43家之多，然而各子公司的发展却极不均衡，各沿海港口子公司与内地子公司，尤其中西部地区的子公司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外运总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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