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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困难是难免的。谁都会有怀才不遇、事业不顺的时候,此时,大部分人会选择沉沦,这样对吗?不对!人应该乐观!
沉沦是悲观者的一大特点,他们终日不管不顾,只陷在自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直到把自己逼上绝路。人们认为屈原是世上最伟大的爱国诗人,我则认为他是中国所有悲观者的先驱,爱国不应是靠写诗抒发的。他虽然沉入江河,但还是永远的悲观者,痛苦者。阮籍呢?只因无法报国便终日浑浑噩噩,任牛把他拉到多远的地方,他只是喝酒,喝完便号啕大哭,什么爱国人士,只是一个酒鬼罢了。悲观者只知一味的摆脱现实,而乐观者则生活在最好的世界中。
在精神上快乐,在生活中悠闲。这是乐观者的世界,没有权势的争夺,没有名利的负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乐观的抛弃了一切金钱权势,寄身于一个世外桃源,弹琴,读书,喝酒,赏花,还能有人比他更逍遥吗?同样是怀才不遇,同样是爱国人才,思想不同,乐观者是不是要比悲观者舒服得多呢?
乐观的人都会积极正确的面对现实,这是悲观者永远也比不上的,爱国的乐观者,对祖国的热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秒也不会削减。“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辛弃疾一生都没有放弃希望,他坚信,他又上阵杀敌的一天,他有精忠报国的一天,他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报国中去,他坚信他可以做到,他坚信他宝岛未老。是乐观的精神支撑着他的信念,还能有谁比他更坚定吗?同样的境遇,同样的爱国,精神不同,乐观是不是要比悲观者坚强得多呢?
一、教材分析
1.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画从题材内容来分类,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三大类。所以《中国古代人物画》在整个教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节内容属于民族文代传统类教材,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激发民族审美情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教材特点
(1)本教材彻底抛弃了以美术史为线索的编写思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线条)和独特的艺术特点(以形传神、气韵生动)
(2)教材篇幅过长,一课时难以完成任务。我在不违背大纲原则的基础上,只选用《籫花仁女图》《蒙娜丽莎》《韩熙载夜宴图》《苏武牧图》。
3.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2)能力目标。
(3)美育目标。
4.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着重理解中国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和
独特的艺术特点。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掌握美术作品的欣赏方法,提高美术欣赏能力。
二、教法
教学方法是教育观念的具体体现,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
段。我根据“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采用比较分析法、引导探究法、八字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运用投影仪辅助教学。
三、学法(主要培养其思维能力)
美术欣赏活动是一种个性化的情感活动。在教学生掌握美术作品欣赏方法的同时,也应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充分的培养和锻炼,比如:描述,感受,理解,评论。
四、教学程序
1.组织教学,检查学生课前预习情况
2.引入课题
教师提出一个关于绘画方面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世界上什么事物比较容易画呢?从而引出人物比较难画,人的神韵更难画。从而导出课题“形神兼备,迁想妙得——中国古代人物画”。(板书)
3.作品欣赏
提问: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是什么?其艺术特点是什么?(要求学生带着问题欣赏作品,并找出答案。)
(1)比较欣赏中外两幅作品《籫花仁女图》(中国)(主要造型手段是线条)《蒙娜丽莎》(外国)(主要的造型手段明暗、色彩)。比较得出古代人物画的主要的造型手段是“线条”。
(2)运用美术欣赏方法:“描述—感受—理解—评论”,引导学生赏析《苏武牧羊》图,作者任伯年,题材是汉代使臣苏武。描述:画中苏武在北海放公羊的情景。苏武站立在漫天飞雪的北海,手紧握着使节杖,目光注视着祖国的方向。他的衣服、鞋又破又旧。陪在他身边的只有那些羊。感受:从苏武的神情中,似乎感觉到他对祖国与亲人的思念以及他崇高的气节。理解:作者注重描绘任务的神情,以形传神,把苏武这样一个伟大、有气节的爱国人士描绘得淋漓尽致,极富表现力的线条,增强艺术感染力。评价:清代末年,由于吏治腐败,闭关锁国,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国家,出于拯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强烈责任感,画家画了此画,此画激荡着画家对侵略者的无比痛恨之情,以及以国家危亡的担忧之心,包涵着悲愤反抗的
精神。
(3)从《苏武牧羊》的赏析中,概括出欣赏的方法:
欣赏的方法归纳起来有:描述(你看到什么?像说明文手法)。感受(你有什么感觉?像散文手法)。理解(作者想表现什么?像议论文手法)。评论(你喜欢这件作品吗?为什么?像文学评论手法)。
五、板书设计
中国古代人物画
1.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线条
2.中国古代人物画的特点:以形传神、气韵生动
民国时期,从贵州安顺走出了三个杰出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著名教育家和爱国人士黄齐生、达德学堂的创始人和艺融中西的画家黄干夫。黄干夫是黄齐生的长兄、王若飞的大舅。舅甥三人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但都对中国革命或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主要论述黄干夫的绘画艺术。
黄干夫名禄贞,字百廉,号干夫,祖籍江西抚州,同治十年(1871)生于安顺幺铺一个小贩之家。少从外祖父王紫霑和表兄彭雨生学习,彭为天主教徒,随外国传教士研习数理化,常从教会借回绘有精美插图的书籍,黄干夫因此得以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任贵州提督学政的严修创办经世学堂,在全省招考高材生40人,黄干夫以算学、物理入选。毕业后他邀集凌秋鹗等先后成立算学馆和达德书社,光绪三十年(1904)又在达德书社的基础上创办达德学堂,被公推为堂长。翌年黄干夫受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任贵州提学使学务公所实业科科长,兼贵阳优级师范选科等学校物理、图画教员。其后历任贵州实业司司长、下游矿务总办,并曾在青岩开设陶厂,自行设计图案。1917年迁居北京,任职于农商部。黄干夫寓京之初,曾住在同乡兼同学姚华的居所莲花庵,姚见他绘画功底深厚,便把所藏古代绘画、碑帖供其观赏学习,为了帮助黄干夫融入北京艺术界,姚华还介绍他与陈师曾、王梦白、汤定之等画坛名家相识,使黄干夫眼界大开,艺术日益精进。1928年后黄干夫不再担任公职,其间一度南下投奔黄齐生,晚年移居镇江,与当地文士结成梦溪诗社,定期雅集,又醉心研习佛籍,时与僧人往来。1935年2月中风去世。
黄干夫主攻人物画,副攻山水画,其人物画有三种题材:一为释道鬼神,代表作有《白描五百罗汉像册》、《安禅制毒龙》等;二为文人雅士,代表作有《冰髯雪笠图》、《梦溪咏社雅集图卷》等;三为底层百姓,目前只发现一幅《挽车人物图》,而正是这一幅作品奠定了他在贵州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挽车人物图》作于1924年,绘一瘦骨嶙峋、头系长辫、神色疲惫的老人,手挽人力车在晚风中踽踽独行。画上有黄干夫、姚华和乐嘉藻三人题咏的诗文,据此可知描绘的是后一些前清遗老因特权废除而生活无着,被迫以拉人力车养家糊口的社会现实。整幅作品立意鲜明,形象生动,笔墨简练,技法上融梁楷减笔画法和西画写生技巧于一炉,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20世纪20年代,像这样用写实手法表现底层百姓生活,在艺术上又如此精湛的作品,可谓是凤毛麟角,它不仅在贵州绘画史上开创了近实画风的先河,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
在贵州绘画史上,黄干夫学画的经历十分特殊,他是从西洋绘画入门,然后转习传统绘画的,也是前贵州画家中有出国经历的三个人之一(另二人是姚华、张寒杉),他的作品融中西于一体,清晰地透射出传统绘画从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演进的痕迹,凡此种种,都使黄干夫成为贵州绘画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李 坤)
关键词:雕塑;空间:创造力
还是先对题目做个简单的解释:这个题目比较暧昧,能给人遐想的空间,暧昧在于加了两处引号,否则读者可能会以为我语气太过狂妄。“东西”这个词在汉语里常用,特指或泛指某一事物,中国人是不会将某一事物称作“南北”的;“东西”两字又指两个空间方位——东方、西方。东西方又皆有雕塑,彼此又有着联系。于是,我想借此题目来简单地谈一下我从事雕塑艺术以来的一些心得。
引用大师罗丹的一句话:“雕塑就是一门敲敲打打的艺术”。雕塑也是一门加加减减的艺术。雕塑古已有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那时的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却出现了一批纯真、感人、生动的作品,东方西方皆是如此。这是艺术界,鉴赏界与考古界一致认可的观点。其想象力之奇特丰富是我们现代人所望尘莫及的。
东西方当初进入文明社会,因空间的相对封闭,生产力及科技均欠发达,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形成并发展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西方多是海洋国家,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重商的文化而非重农。同时也会重视公平,重视数字,重视个人权益及个人权利,因此激发了平等意识思辨意识的出现。于是,一种理性的二元哲学出现了。哲学将指导人类的各个领域,这是必然的。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了西方的写实传统。其早期哲学是融多学科一起的——物理学,天文学,逻辑学等,当然也涵盖数学。哲学家研究美的规律,发现了伟大的黄金分割定律并用于艺术,西方传统文化是重视人的,人是上帝创造的最完美的“物”,以致西方人对身体的深度迷恋,相继涌现了大批卓越的雕塑大师:菲迪亚斯,米隆,米开朗基罗等。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影响着整个亚洲的文明。中国虽然也有大面积的领土临海,但在古代其实属于一个内陆国家。古代中国少有出海征战的经历,无非渔民的近海打鱼活动,这样一来土地对国人便至关重要,人紧紧地和土地牵连在一起。于是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以农业为主题的文化。这种文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形成紧密的伦理关系包括阶级关系。与土地紧密关联的中国人便不会有西方人那样的平等及思辨意识,反而独辟蹊径,形成了属于中国的哲学,出现了老子、孔子及春秋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我们的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家重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不热衷于西方式的思辨的对立的哲学思考,而重视自身的生命体验,研究人与宇宙的和谐共生。这种哲学是非二元的,是多元的,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时至今日仍然发挥其能量。人与自然宇宙要和谐相处,顺应自然规律。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下,艺术领域逐渐形成了写意的传统,重神轻形,而非西方的严谨的比例、解剖等等,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夕。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并没有几个雕塑家的名字流芳于世,他们多被称为匠人、手工艺人。其主要工作是听从统治者的指令,去开山造佛,地位远不如画家和文人。他们虽是匠人,但是作品的造诣是很高的。比如平遥双林寺之韦陀像、山西晋祠的彩塑仕女等都体现了雕塑家极高的艺术造诣。写意精神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古代艺术,出现了大量的画论著作及艺术观点,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关于东西古代雕塑历史还有很多细处,在此不作罗列,只作提纲梳理。我们把重点放在清末以后。
五四时期乃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主张以救国,提倡民主科学。大批爱国人士远渡重洋西去求经,西方的写实艺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以至后来成为主流。写实艺术对救国运动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一定要充分肯定的。写实艺术十分直观,便于用来进行宣传工作,通俗易懂,有最广泛的影响力。
于雕塑艺术方面,一整套的学习模式由欧洲引入并成为建国后各个美院的教学主流。而此时西方的艺术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艺术革命,他们在工业革命伊始的时候便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前进。建国后,国人似乎对传统文化有很强烈的排斥心理,时隔半个世纪,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已是隔着棉袄搔痒,完全不存在语境。也许因为我们有过民族危难的痛苦经历而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卑感,时有热心人士强烈主张全盘西化,更有甚者主张废除汉字以“啊(a)哦(o)呃(e)”代替之,这不是民族文化自卑感又是什么呢?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民族强大。一个民族不尊重自己的优秀文化其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只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及艺术精神有其精髓所在,我们拿着人家的东西去和人家比较,这有意思吗?张大千对艺术追求之精神可佩,长途跋涉去拜见毕加索大人,谦虚好学且有理,却招来毕加索大人的责难:学艺术不用来西方,真正的艺术在东方,在你们中国。意味深长,胜我千言万语。
上述所论内容似乎表现出我是强烈排斥写实的,其实不然。写实艺术也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和大师,比如罗丹。罗丹驾驭泥土之能力犹如中国古代道家之“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和“浑然天成”的境界,这是我一直敬仰的。庄子认为,“技近于道”,我所反对的是整齐的单一化,对艺术的厚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今雕塑界呈现着参差不齐的写实性作品,很少有新东西出现,时间久了观众会视觉疲劳。美的女体也会有看腻的一天,这是人类的视觉需求规律。
我是广州美院的上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我们当年的雕塑教学体系一直沿用至今,而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入学后依然是教室中间站着或坐着模特,围着一圈学生,脑袋里都是骨骼,肌肉,比例,解剖,但是脑袋里就是没有活生生的人物。这样的学习是割裂的,拼凑的,兴奋点放错地方了,搔脚背时人是不会笑的。我们有解剖课,但是在没有理解解剖的情况下那只是零散的医学术语,而非艺术的某种技巧或能力。造型比例,根据我多年经验理解,比例是因个人的理解偏好观念等来协调的,而非简单照抄模特之比例,肌肉是服从造型需要的。罗丹说“型”就是空间的起起伏伏。“造”乃创造。“造型”是要体现人的创造力的,是不拘一格的,而远非多么精确准确。依我看来,应该将写生课当作创作课来对待,或者干脆分成工作室,一些学生研究写实,一些学生搞抽象,各得其所,因材而定。
雕塑是对空间的占有,能美化空间,但是也能污染空间。我们国家曾经一度出现不高明的公共雕塑,并形成模式,如表现知识的雕塑其人物手里拿本书或手上高举着球;表现科技的雕塑其人物便举着飞机之类;再者就是彩带满天飞的类型。我并不是将其全盘否定,而只是大面积地重复一个事物就显的没有创造力且造成视觉疲劳。相比之下,西方的公共雕塑便形式多样,艺术家更注意雕塑与环境的和谐。西方有用雕塑来装饰环境的传统,中国古代则以石头代之,更具自然天成的和谐之美。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对现代雕塑的历史积淀或形成体制的理性的协调,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视觉的污染。
一
台湾有大大小小近千座关帝庙,它们都是在古代从海峡西岸的福建东山岛分灵过去的。
东山岛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台胞重点祖居地,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码头。名闻遐迩的东山岛关帝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号称全国五大关庙之一,被誉为“海峡第一关庙”,是台湾关帝庙(宫)的香缘祖庙。《台湾寺庙大观》记载:“全台关帝庙都是明清时期从闽南东山岛的铜陵关帝庙分灵过去的。”
1995年1月11日,东山岛关帝神像应邀“出巡”台湾半年,首开直航台湾之先例,被台湾媒体称为“海峡春回暖,破冰使者来”。有报道说:“东山关帝庙主神关圣帝君应邀出巡台湾,引得岛内数十万信众,全岛轰动。此乃四十多年来大陆神像跨越海峡之首例。”2009年10月29日,东山岛关帝神像再次应邀赴台湾进行为期3个月的“出巡”。1992年至2012年,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连续举办了21届,每一届都有大批台湾和海外信众前来谒祖祭拜,学术团体举行文化研讨,各界名人纷纷题词赠匾。2008年,这一文化节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列为全国对台交流重点项目,从而成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交往、和平发展的重要平台,并起到相当的推助作用。
在台湾,各行各业几乎都崇拜关公,许多家庭的厅堂正中的位置都是挂关帝像及其对联的。过年过节以及农历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台湾信众都要隆重备办牲礼,虔诚地顶礼膜拜,祈求关帝“关护”家庭、事业、前途、健康,等等。台湾这种奇特的关帝文化信俗与香缘祖庙所在地东山岛百姓自古共奉关帝为祖,“户户皆挂关帝像,家家都是关帝庙”的信俗奇观一脉相承。两地民众有共同的方言、生活传统、心理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组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信仰。
二
关帝崇拜热有着悠久的历史。唐总章三年(670),陈政、陈元光奉旨开发闽南,带来了家乡所奉祀的关羽神像,作为战士们的心灵依托。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召颁天下崇祀关公。当时,东山设置四铺,驻铺兵,皆奉关公。明洪武年间(1368-1398),太祖下令天下郡县建武庙以崇拜,春秋二祭。东山关帝庙位于铜山古城中岵嵝山下,依山临海,气势巍然。罗贯中的名著《三国演义》的诞生,使关公的地位跃居历代名将之上,成为“古今第一将”,正如一副对联写的:“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明清时期,关公完成了“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由人到神的改造过程,天下所建关庙均称关帝庙,儒、释、道三家争相把关帝拉进自己的教门,让他代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完美形象。
关公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不仅成为战神,而且兼及财神、文神、农神。可以说,他是我国民间诸神中威风八面的保护神,受到朝野官民的普遍祭祀,被称为“武王”“武圣人”,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关帝文化是儒家传统文化核心“大一统”“致人伦”爱国爱民思想和“忠、勇、仁、义、礼、智、信”道德精神的集大成体现,同时兼容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千百年来,关帝已成为朝野上下共奉、三教九流同尊、四海五洲华人皆祀的万能之神。关帝崇拜至今已成为一种超乎信仰的价值趋同的文化现象。台湾和东山岛关帝文化独具闽南区域特色和海洋文化特点,集中、典型地展示了海峡两岸地理、血亲、文化、经济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关系,更是蕴涵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大积极意义。
三
台湾著名学者林再复在《闽南人》一书中写到:“关帝庙,被称为‘武庙’,以激发忠诚义勇之气。”关帝在台湾还被当成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乃至招财进宝、庇佑商贾等“万能之神”。
台湾渔民对关公备加崇拜。台湾四围皆海,历史上百姓多以捕鱼为业。由于过去科技落后,渔民常遭台风海啸袭击,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故有“行船跑马三分命”之说。台湾渔民历来以兄弟伯叔相称,他们需要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义气,以能同心协力与无情的灾害抗争,这与关公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忠义思想正好合拍。因此,渔民要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加崇拜关公,渔家人也更为豪爽,更重义气。
远古时,东山岛因海退多次出现与台湾连成一块的景象,形成横亘海峡的“东山陆桥”,史前人类就曾通过陆桥联系台湾。南宋末,东山岛守兵与元兵激战不敌,败退台湾,和当地人民共同拓荒垦业。东山岛人向台湾移居时,大都遵循着一个习俗,离开前习惯到岛上的关帝庙进香朝拜,祷祝圣帝赐予香火,分灵崇祀。他们将关帝庙的香火袋挂在胸前或奉在船上,到台湾后就在当地建庙奉祀或者在家中供奉关帝。在东山岛关帝庙主殿,有明末著名理学家黄道周撰书的楹联:“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台湾许多关帝庙里也有这副从东山岛祖庙传去的对联,可见两岸关帝庙香缘源远流长。
关键词 玄览论坛 传统文化 海峡两岸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
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五书”论,回答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展书”,通过展览的形式将深藏在库房中的典籍展示给民众;二是“出书”,有计划地将重要典籍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三是“读书”,即引导民众阅读古籍、喜欢古籍;四是“研书”,对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将古书中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真正要做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起来”,还在于第五点“用书”,即用记载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变社会与人生。
[关键词]藏传佛教文化;媒体环境;传播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088-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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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环境下,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继承和发展
(一)藏传佛教文化,继承什么
21世纪的媒体人继承藏传佛教文化继承什么?这是媒体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一千多载,藏传佛教文化历经风雨,但最终在社会变革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思想知识和精神泛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基本上谈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是:遵道守德。比如:“身三”,即不杀、不盗、不;“口四”、即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意三”、即不贪、不嗔、不痴,其中身、口、意代表了行为、语言和思想、诸恶莫作、服务终生;团体和合;自利利人、人我兼利等。因此,新闻报道内容的根,应该立足于此。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能引起百姓共鸣的地方。
(二)藏传佛教文化,如何继承
曾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因此,文章认为,与时代不相符的、落后的负面认识应当有意识淡化和忽略;继承合理的因。其中继承的形式应多样化,比如,在教科书中穿插藏传佛教文化的小故事、既能欣赏其思想内涵和韵味,又能结合当今,汲取营养,确立做人做事的准则和规范。实践证明,媒体环境中,藏传佛教文化的融入能增加报道的厚重感和吸引力。
(三)藏传佛教文化,如何发展
藏传佛教问题既是一个宗教问题,也是一个包括民族文化心理、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内的深层次文化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问题。同其他文化一样,藏传佛教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文化形态,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否则,便没有生命力。因此,在继承中发展藏传佛教文化,文章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与当下结合。媒体下的藏传佛教文化传播,落脚点和出发点应在当下。第二,与时代结合。任何传播都会有时代的烙印。比如,媒体人应当认识到藏传佛教文化在广大僧侣、信教百姓等人群中对实现中国梦的扮演重要的作用。第三,藏传佛教文化须汲取新的营养。藏传佛教文化必须汲取其它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以保持藏传佛教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第四,引领藏传佛教文化向前发展。因此,媒体人有责任和义务引领,藏族传统文化核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向前发发展。
二、媒体环境下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透视和辐射
(一)案例透视
目前,媒体环境下,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藏传佛教文化传播迎未了新的春天。以下是两则案例分析:
案例一:2014年“两会”期间的宗教代表纷纷建言献策,共同为的发展、为中国梦的铸就添砖加瓦:“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代表团听会高僧:佛门弟子要为‘中国梦尽责”等。
深度分析:早在吐蕃时期,藏族人民就与祖国内地有密切的联系,元代以后,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热爱和护卫自己的祖国,非常珍惜同各族人民的团结,积极维护统一和疆域的完整,为开发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祖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人民为保卫祖国前赴后继,浴血奋斗1888年和1904年人民在上层爱国人士和清朝驻藏官员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两次抗击英帝国主义对的入侵。以后,藏族人民多次粉碎了帝国主义企图分裂的图谋,维护了祖国的团结统一。
案例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每个受众跃然成为新闻官。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的大师们利用新媒体传播藏传佛教文化,本文以“加措活佛――慈爱基金”的新浪微博为例。
深度分析:藏传佛教文化自始至终推崇着行善、慈悲、怜悯、宽容、诚实、和谐、利他等人生准则和价值标尺。加措活佛在微博中也是在倡导这些与时代和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合的这些人生和价值理念,比如,“存平等心,行方便事,则天下无事。此外,他自己也在践行着行善和利他的佛教文化传统,2014年4月27日加措活佛在微博中写道:“我的新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全部版税收入也将用于西部儿童的教育。让爱的种子在这个春天播种,愿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爱的路上一直有你!”等。
以上两则案例说明,无论是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在内的藏传佛教道德文化传统,还是“诸恶莫作、乐善奉行”、“慈悲宽容”的人生标杆和价值观,已经在藏民族中形成了牢固的文化传统,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观念和群众性的社会风尚,成为藏族人民强大的凝聚力和深厚的内动力。
(二)能量辐射
案例一中的藏传佛教文化的爱国精神除了在中国民族宗教网做了“两会・宗教之声”的专题报道外,其他新闻媒体也有参与传播正能量。比如:人民网频道――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文化网、2014宗教界两会代表提案辑录――大公网等其他新闻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案例二中的加措活佛可谓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大使,从其拥有的5645386个粉丝来看,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可见其备受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围观。从网友的评论和回复内容来看,也是对藏传佛教文化中所倡导的乐善好施、尊贤重礼等规范给予了充分肯定的态度和认同。这无疑给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航道,并扩大了藏传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影响因素。
三、媒体环境下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责任和使命
继承和发展藏传佛教文化,是媒体人的责任和义务。媒体人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学习提升,变藏传佛教文化为媒体资源
博学众采,自我提高。藏传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媒体人应该夯实基础,自我提高修为的提高,认识水平的提高。只有做到肚中有货,用时才会有神来之笔。只有资源库中的东西多了,媒体宣传的资源才丰富。自然嫁接,为我所用,媒体中宣传藏传佛文化,将藏传佛教文化自然地嫁接到媒体中,融合到媒体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藏传佛教文化的许多方面,如提倡慈悲忍让、乐善好施、安分诚实、利人利世、拔苦与乐、诺恶莫作诣善奉行,其立足点“既在为信教者修持祈福、提升道德,更有利乐有情、安定社会、庄严国土的社会功能”。因此,媒体应当发扬光大藏传佛教文化这种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方面。
(二)提高境界,引导受众感知藏传佛教文化
作为媒体人,应有意识有责任关注人的精神层面的走向和发展,引导及干预人们的道德倾向和走向。因此,通过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实践,一方面,解答了人们的忧虑和困惑,安抚心灵,教育后代,传承文化;另一方面,通过藏传佛教文化精髓的普及和传播,增强了藏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通过汲取藏传佛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养分对于构建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体系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结合时代,发扬藏传佛教文化
在当今时代,媒体人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应做到,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并发扬藏传佛教中的优秀文化。首先是继承,就是要走进神圣的藏传佛教文化。当我们真正走近、了解、学习了藏传佛教文化之后,真正用心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次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在当下孕育出新的活力和生机。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两面性,藏传佛教文化也是如此,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部分,又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甚至冲突的部分。“文化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一代人都生长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自然地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了传统文化,又一定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内容,抛下那些不适时的部分。”因此,在传播藏传佛教文化时,既要善于“扬弃”,有要善于借鉴其他兄弟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根据时代要求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创新。最后是发扬,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因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利用好传媒平台将藏传佛教文化更好地传播和发扬。
结语
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支配着广大藏民的行为方式和民族情感,对藏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民族精神的铸造,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探寻媒体环境下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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