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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财政;支农;农业增长;影响研究
引言
由于资本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属性,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很少流向农业,支持农业的发展;同时,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申小莉等(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采用经典的C—D生产函数作为模型,研究了湖南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结论认为湖南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密切相关,财政支农支出弹性达到0.3396。在财政支农投入项目的边际产出效应方面,李焕彰、钱忠好(中国农村经济,2004)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财政支农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项目中,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
一、研究方法及模型
1.变量的表示
(1)财政支农投入变化趋势及虚拟变量(政策变量)Dt的引入财政支农资金是指国家财政提供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支出。从1981—1997年的十七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为5565.02亿元,但是从1998—2005年短短的八年时间,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却达到13051.94亿元。这是由于在1997年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自此以后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财政支农投入在1998年增加到1154.76亿元。因此,我们认为1997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2)变量的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我们把1981—2005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标准化公式为zx=(x-μ1)/σ1与zy=(y-μ2)/σ2,其中zx、zy分别是财政支农投入绝对值(x)与农业生产总值绝对值(y)的标准化值,μ1、μ2分别是二者的均值;σ1、σ2分别是二者的标准差。
2.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及模型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及模型我们运用SPSS11.5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Pearson检验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951,Kendall''''stau_b检验与Spearman''''srho检验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是1.00,以上检验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所以我们认为zx与zy是高度相关的。为了定量研究zx(财政支农投入标准值)与zy(农业生产总值的标准值)的关系,我们构造如下模型:zy=β1EXP(zx)+β2+(β3EXP(zx)+β4)Dt其中,zx,zy是标准化的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β1、β2、β3、β4是待估计的参数,Dt是虚拟变量。
(2)参数的估计及统计学检验
对于参数值的估计,本文运用SPSS11.5软件中非线性回归的方法,运用迭代法通过四次模型计算和二次求导后终止,两次相邻的计算的残差平方和的差值等于1.000E-08。得出结果(见表1):从表1、表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9324,各参数在置信区间的取值不为零,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我们运用Eviews3.1再一次拟合了模型,在可决系数和参数估计值及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等方面得到相同的结论。同时dw=1.676694>du(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上限值为1.454),说明模型无自相关性;同时怀特检验结果nR2=6.119065,说明模型无异方差性,即模型通过了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因此,我们得到模型:zy=3.1841099EXP(zx)-2.3908454+(-3.0542754EXP(zx)+2.9697466)Dt令dzy,dzx分别表示zy,zx的微分,ezy表示zy对zx的弹性,易得如下的函数关系式:边际收益函数dzy/dzx=3.1841099EXP(zx)-3.0542754EXP(zx)Dt,弹性函数ezy=[3.1841099EXP(zx)-3.0542754EXP(zx)*Dt](zx/zy)表1可决系数及相关的统计结果自由度平方和均方回归423.837685.95942残差210.162327.73E-03可决系数0.99324表2参数估计值及其相关的检验参数估计值标准误95%的置信区间上限下限β13.18410990.11467282.94563483.4225850β2-2.39084540.0695646-2.5355129-2.2461779β3-3.05427540.1150110-3.2934540-2.815096β42.96974660.08622602.79042983.1490635
(1)边际收益分析
图1说明在1998—2003年期间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带动农业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在财政支农资金利用方面,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有所提高(边际收益值大于1),但是与1981—1997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见图1)。图1财政支农边际收益趋势,图2财政支农弹性变化趋势
(2)边际收益与弹性对比分析
通过对图1、图2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边际收益变化趋势与弹性变化趋势的“转折点”不同,即边际收益趋势的“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弹性变化趋势的“转折点”却出现在1994年,这说明中国财政支农的边际收益在1998年出现“转折”决非偶然,这在1994年通过弹性的“转折”已经有所预示。
三、结论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2)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即从1981—1997年财政支农投入效率水平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8386);1998—2003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低下(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0.3390);2004—2005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较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3615)。
(3)2004—2005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效率水平提高的新起点。按照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平均效率水平计算,支农投入平均每增加1000万元,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加1361.5万元。
(4)弹性的变化趋势与边际收益的变化趋势相比,弹性变化趋势是滞后的。
(5)从1981—2005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效益的平均增幅为0.104,农业生产总值对支农资金的弹性的平均增幅是0.0554(剔除1994年的强影响值)。假设按照这个水平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整合支农资金,那么到2010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值应稳步达到2.41,而弹性应稳步达到2.26。
四、对策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依赖性很大,目前农业产出增长还离不开国家财政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收益最大化。
(1)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不发达地区、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2)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例,尤其是科技三项支农投入的比例,减少农村行政、事业费的支出。(3)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监管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做到每一笔资金用得清,说得明;对农业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实行项目资金和项目“打包”或“捆绑”,专款专用。(4)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带动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各自的功能,在机制上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共同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有机统一体。
参考文献:
[1]李焕章,等.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农业;信息化;支农资金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039-02
一、农业信息化
(一)农业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泛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过程的概念描述。中国关于农业信息化含义的认识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多数学者认为,农业信息化就是农业全过程的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将改变中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过程的盲目性,促进农业经济协调发展;加速农民增收的进程;促进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科研成果的迅速推广和普及,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使中国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农业信息化还可以促进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业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
邓培军、陈一智的《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得出结论:农业信息化水平对增加农业生产总值具有正向影响。其相关系数为0.733,说明农业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 %,农业生产总值将提高0.733 %。农业信息化指数每提高1 %,农业投资资金投入、农村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0.1318%、0.157%、0.469%、0.096%。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农村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农业信息化却是促其发生质变的重要因素[1]。
(三)农业信息化的现状
中国农业信息化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诸多问题。如:农产品市场信息不畅通,群众信息利用能力较差,信息观念淡薄,缺乏高素质的信息服务人才农业信息化服务建设滞后于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需求等等。
(四)加强农业信息化的策略
1.提供多样型信息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类型应多样化,如文献信息,数据库检索,及时传递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和各种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信息;对网络资源进行分类、主题标引及多层次描述,建立各种索引,为三农用户提供优质、快速的信息咨询、网上导航和专题检索等服务。及时更新,农业专题数据库建成后,最重要的是数据更新,才能保证它的可用性、连续性和竞争力,数据库才有活力。
2.加强农业信息人才培训。加强农业信息人才培训,人才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农业信息是一种知识密集型行业,人才尤为重要,需要有一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素质队伍,加强三农用户的网络信息素质教育。目前虽然农村用户对信息有较强需求,但是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意识薄弱,接受信息能力不强,农业信息化应从提高用户的网络信息检索技能人手,借助现代视听设备或网络设备对农村用户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3.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在今天信息就是生产力。农业与农村信息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区域信息站要借助于现代化传输媒介,实行远程信息服务,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拉近农业技术、农业信息与农民的距离,在农业生产与需求之间搭建起一座新桥梁,帮助农民跨越“数字鸿沟”实现农业新的跨越。
由浙江师范大学承担的主要研究领域及所取得的成果有,作物优异基因的发掘:开展作物优异基因的遗传分析、定位、克隆等相关研究;通过自主克隆或横向合作获得并利用有价值的功能基因。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20余篇 [2]。这些新技术成果需要通过农村信息化,及时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转变为真正的生产力。
4.为政府农业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农业信息化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的信息调研和信息决策,为行政决策部门提供全局性、方向性、预测性的综合信息和可供选择的方案。
此外,农业信息数据库应逐步加大农业数字化资源比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有计划、有目的满足 三农用户的网络信息需求。
二、农业信息化与支农资金
支农资金是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给予的政策倾斜和优惠。
中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从惠农政策颁布以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一)利用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发展农业数据库建设
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内容是以反映当地各类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产品供求信息为主;政府投入这部分支农资金支持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加大投入农业信息化建设,制定有效的政策和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更好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农业信息化为支农资金整合高效利用导航
农业信息化帮助政府为支农资金的整合高效利用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为合理调整和优化支农资金支出结构提供依据,为整合支农资金提供导向。改变支农资金不同渠道的政府支农投入重复、交叉,支农资金支出科目设置不够科学现象,力求支农资金投资效益最大化。让财政支农资金的安排真正体现出对三农的倾斜,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其由分散式的项目建设转变为集中的产业建设,把地域性优势农业与延伸发展产业链衔接起来,推进规模农业,从广泛性扶持向择优集中扶持方向发展,发挥支农资金的导向作用,实现规模效益。
三、农业信息化与农业区域经济发展
(一)农业区域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著名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根据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培育出农业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使之产生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效应,带动其他相关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农业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农业区域经济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区域中的工业未能有效地支援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农业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不高,还有农业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依然存在。农业区域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农业区域经济应把培育支柱产业、培育专业市场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顺应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和开放型经济的思路来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要提高农业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推动产业集群,培育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创造农业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随着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农业区域将是生产生活资料和加工最理想的环境和基地,农业区域的经济质量、环境质量、人口质量和生活质量将全面提高,因此,创造最佳投资环境和最佳人居环境,将是农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必须以现代化眼光来总揽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2]。
(二)农业信息化在促进农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农业信息化为农业区域经济提供特色数据信息支持。农业信息化要积极推进地方特色数据库建设为农业区域经济发展导航。由于农业地方文献具备鲜明的区域性特色,农业信息化特色数据库应根据当地的地域状况、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立足当地农业发展的特点。如农作物品种数据库,畜禽养殖、蔬菜种植、农业商情等数据库,并提供上网服务,以便更好地为政府宏观决策、农民生产及农技人员的技术推广服务。
2.为特色农业区域经济产品提供推广平台。如浙江省有平原、丘陵、山地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地类型多样决定其农产品类型多,品种丰富,可向旅游者提供当地农副产品多样,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省内农村观光资源类型多样,有乌镇、南浔、西塘等江南水乡古镇 [3];区域信息站可以利用自身网络平台推广特色农业旅游产品及其他农业区域经济产品,以此带动相关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
3.为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湖南师范大学王爽英等的《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湖南省农业区域经济评价及发展方向》: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单元……借助DIS数据处理系统,提取出代表各市州的农业发展现状的3个主成分,在此基础上得到各地州市的综合得分,据此将各地州市分为农业核心区、农业优势发展区、农业综合发展区和农业生态发展区,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4]。这样的信息应依赖农业信息化及时反馈给农业决策部门,为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地方农业信息数据库建设要做好地区农业基础资料的调查与分析工作,正确确定区域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规模、部门结构及作物结构;为区域农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的转型升级作出一定贡献。
4.为龙头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农业信息化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生长区为基础,为区域经济选择开发潜力大、后续产业链长的产品为重点,确立主导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建基地。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由兼业经营向专业经营过渡,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和扩散能力。
四、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要积极适应世界经济的需要,谋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对接点,寻找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立足点,全力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争得一定份额。要想实现这洋的目标,都离不开信息支持,因此农业信息化对支农资金的整合高效利用与农业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培军,陈一智.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4):338-340.
[2]吉宏,杨太康,龙瑜.中国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策略[J].统计与决策,2005,(15):50- 51.
关键词: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生产;“三农”问题;江苏证据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早日解决“三农”问题,单纯依靠农村自身投入已经很难实现,政府必须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强对“三农”领域的财政支持,为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而政支农支出则是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具有其他任何农业保护政策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和使用给予了关注,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研究的方向有所不同。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多为利用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侧重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文献相对较少,Ram[1]对全球115个国家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Weber[2]利用美国二战以后有关数据估计了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包括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两个方面,相关学术成果非常丰富,但关于支农资金区域配置的文献相对匮乏[3]。
在财政支农的总量分析方面,李焕彰[4]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学者利用灰色相关度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胥巍和曹正勇[5]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研究表明,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非常显著。魏朗[6]研究了1999―2003年我国各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的贡献大约占农业经济增长的30%。孙红霞[7]研究认为政府每投资1单位的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约1.65个单位。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总量问题,但由于不同学者选择的研究样本和数据存在差异,所得结果不尽相同。郭玉清[8]通过C-D生产函数模型发现财政支农规模达到最优时,财政支农支出为农业产出的8.26%。何振国[9]利用Barro分析方法得出促进农业生产的最优支农规模大约为农业产出47.10%的结论,胡振虎[10]则运用Devarajan提出的模型得出最优支农规模是农业产出76.06%的结论。
在财政支农结构分析方面,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的是统计年鉴口径,即在2007年财政收支分类项目改革前,年鉴中“财政”栏下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具体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等。以农业经济增长作为财政支农支出的目标,国内学者对各项支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肖新成[11]分析认为弹性系数排在首位的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其后依次是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财政价格补贴支出。钟文明[12]对财政支农的结构进行了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其边际产出依次呈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王文普和陈伟[13]通过VECM模型分析认为,农业生产性支出和农业消费性支出的作用方向不同,前者对农业经济增长呈正效应,而后者呈负效应。李琴等[14]分别对狭义和广义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进行分析,其中狭义支出产出弹性从高到低排序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广义支出产出弹性从高到低排序则为农业医疗卫生投入、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农业天然处于弱势地位,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因而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经济发达省份,江苏亦是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大省,自身的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发展特征非常相似,故对江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理论上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但不同性质的项目支出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效果并不一样,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更是存在差异,需要进行准确的计量分析。国内学术界由于研究口径和数据的限制,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支农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从上述背景出发,
由于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支农项目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为科学严谨,本文研究数据集中在2007―2012年。在此期间数据划分口径完全一致,弥补了财政改革之后国内现有研究的不足与空白。为了更好地改进财政支农政策、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本文利用江苏省财政厅提供的财政支农相关原始样本数据,建立模型经验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二、江苏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
江苏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近年来全省财政支农政策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为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相对而言,农业仍是江苏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洼地,未来江苏农业将进入发展新阶段,由传统外延增长方式转变为现代内涵增长方式,因而增加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是各级地方政府首要完成的任务。下文将分别从总量、结构与区域配置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一)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
江苏财政支农力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表1所示,2007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支农支出总量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达到了10%的国际标准。支农支出总量的提高是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保证,但目前相对于农村实际资金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
从表1中可以看出,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30%―50%的要求仍然差距明显,因此,为了稳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江苏未来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规定建立起支农资金的长效稳定增长机制。与国内传统研究使用统计年鉴支农口径不同,本文从江苏省财政厅获取了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13个省辖市财政支农各项原始数据,根据实际需要重新划分了财政支农支出的研究口径,可以发现,2007年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超过50%,农业补贴、农田建设保护和农业技术推广支出比较均衡,而农业合作经营支出相对较低。2007年以后,江苏加大了对农业补贴和农田建设保护的支持力度,农业技术推广支出略有下降,相比之下农业合作经营支出增幅最为明显。
(二)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分析
长期以来江苏一直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经济鸿沟,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地区无论是整体经济状况还是农村综合发展水平都存在明显差距,“南工北农”的两极分化格局对江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虽然近年来省级财政不断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支持力度,但支农资金的区域配置效率仍有待改善。如表2所示,2007年以来三大地区支农支出总额都在稳步增加,从绝对值来看,初期呈“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苏南地区平均支农支出要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但自2009年开始,苏中和苏北地区已经赶上甚至超^苏南地区。但与此同时,三大地区支农支出的相对值依然差距明显,苏南地区在支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情况下,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却一直在显著提升,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反映了财政支农政策的力度和深度,是政府重视农业、支持农业的重要体现。相比之下,虽经过多年努力,但苏中和苏北地区在该指标上与苏南地区仍有很大差距,从南到北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三、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根据农业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原理,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基本模型,产出变量以广义的农业生产为对象,投入变量确定为劳动力、资本与财政支农支出。巴罗和萨拉伊马丁首先提出了包括政府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5],本文以此为基础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财政支农支出引入农业生产函数,在中性技术进步假设条件下表示为:
Y=AKαLβGγ(1)
其中,Y为农业生产的产出变量,这里用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表示;A为一个常数,反映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K为农业生产中的固定资本投入,用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额衡量;L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用第一产业年底从业人数衡量;G为财政支农支出,G1―G5分别代表了农业补贴G1、农田建设保护G2、农业综合开发G3、农业技术推广G4和农业合作经营G5;α、β、γ分别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
本文旨在分析2007年财政改革之后支农结构的最新变化,因而可根据上文财政支农支出的划分口径,将式(1)改为如下形式:
Y=AKαLβGγ11Gγ22Gγ33Gγ44Gγ55(2)
对式(2)两边取对数,并引入随机误差项μ,可得需要估计的计量模型如下:
lnY=lnA+αlnK+βlnL+γ1lnG1+γ2lnG2+γ3lnG3+γ4lnG4+γ5lnG5+μ(3)
其中,Y、K、L的数据来自于2008―2013年《江苏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支出G1―G5数据来自于江苏省财政厅,Y、K、G均以万元计量,L以万人计量。国内传统研究通常采用GDP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数据进行缩减处理,但本文中的五类支农支出性质和用途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统一指数进行平减,为了使研究数据保持准确一致,经验分析均采用当年价格表示的名义值。下文将以江苏13个省辖市2007―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江苏农业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农支出的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不但可以描述样本数据的规律,还能捕捉各个省辖市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区域差异。
(二)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生产的结构分析
本文研究对象的样本区间为2007―2012年,横截面为江苏13个省辖市。先进行F统计量检验以确定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判断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效应模型[16]。利用STATA11软件计算得到:F(12,58)=37.8800,Prob>F=0.0000。查阅F分布表得到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为2.0300,因而拒绝原假设,应建立个体效应模型而非混合回归模型。再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卡方统计量为39.8200,接受原假设的概率为0.0000,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则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此时模型方程的拟合度比较好,R2= 0.9522,F(7,58)= 164.8800,Prob>F=0.0000。
本文最终采用离差变换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资本投入K的系数显著为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反映现阶段农业生产对固定资本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劳动力投入L与农业经济增长负相关,产出弹性系数非常小且不显著,说明同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过多,富余人员过多导致实证检验呈现负效应[17]。总的来看,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与带动作用,五类支出中农业补贴G1和农业合作经营G5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农田建设保护G2和农业技术推广G4的效果相对弱些,而农业综合开发G3没有显著作用。具体作用机制分析如下:(1)农业补贴G1。G1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而给予农民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该项支出不仅可以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模型结果表明,在五类支出中,G1不仅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而且弹性系数也是最大的,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率,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农业补贴的额度。(2)农田建设保护G2。G2主要用于对现有农田的保护和农田水利建设,目的是提高农业土地的生产效率。农田保护会抑制当前农业生产的规模扩张,模型结果也说明G2的作用效果的确要相对弱些。不过其效应发挥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现阶段农业面源污染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该项支出的长期意义非常重大。(3)农业综合开发G3。G3一方面用于土地治理和产业化经营,提升现有土地的产出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开发新的农地资源,主要是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滩涂开发利用。G3的根本目的是缓解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虽然模型结果表明其系数并不显著,但该项支出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非常深远,不过短期作用效果难以体现而已。(4)农业技术推广G4。G4主要用于加强农民技能培训以及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江苏农业生产已进入科技兴农阶段,该项支出应该对农业生产有正向促进作用,模型结果也说明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系数大小仅次于G1,但显著性要差一些。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因此,长期来看G4的作用仍然不可缺少。(5)农业合作经营G5。G5主要用于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补贴和资助,目的是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江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位居全国前列,这与政府的财政支持密不可分。模型结果说明该项支出的确正向影响非常显著,仅次于G1的作用效果,这也是江苏近年来农业经济的亮点之一,因而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加大对G5的资金支持力度。
(三)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分析
由于江苏内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鸿沟,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域差异。为了对比分析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财政支农支出作用机制的区域差异,本文将针对这三大地区的样本数据,分别建立各自的实证分析模型[18]。与上文全省结构分析遵循同样的研究步骤,F统计量和H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三大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分析同样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详细过程此处省略,具体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资本投入K和劳动力投入L在三大地区的作用效果相似,固定资本投入K对农业生产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L则影响不显著。这与上文全省实证分析的结果一致,也符合当前农业生产的现实。此外,三大地区常数项的检验结果表明,苏南和苏北地区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要强于苏中地区。总的来看,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与促进作用在苏南地区效果要明显好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这说明虽然近年来江苏财政加大了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支持力度,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仍不能有效满足两地区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未来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另外,五类支农支出影响效应的发挥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农业补贴G1在苏南地区的效果好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这是因为苏南地区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很小,而苏中和苏北地区则由于农业经济规模太大从而导致补贴资金相对不足、效果逊色。农田建设保护G2只在苏北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因为苏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当农地休耕保护时,在短期内会受到负面冲击,相比之下,苏南和苏中地区反而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苏北地区长期仍是向好的。农业综合开发G3只在苏北地区产生了一定效果,因为苏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潜力很大,而且滩涂资源也主要集中在苏北沿海地区,苏南和苏中地区则是进行耕地置换补偿。由于滩涂开发意义重大且全省广泛受益,需要另行分析,本文不对此进行单独分析。农业技术推广G4在苏中和苏北地区效果好于苏南地区,在苏北地区影响系数更大,这同样是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有关,苏中和苏北地区有推广利用先进农业技术的潜在需要。农业合作经营G5在三大地区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近年来,江苏加大了对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三大地区作用效果的区别与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以及政策支持力度有关,如果后续资金能够跟上,其效应的发挥可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无论是结构分析还是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五类支农支出中农业补贴G1和农业合作经营G5的作用效果都是最优的。不过上文对二者影响效应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应该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重点探索,因此,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四、农业补贴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农业补贴政策在增加粮食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国内传统研究通常针对农业“四补贴”政策,与之不同,本文采用了全新的研究口径[19]。为了深入分析G1的作用机制,本文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提供的原始数据,将G1进一步细分为农业结构调整补贴GNS、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GNT、农业生产保险补贴GNI和农资综合补贴GNC。考虑到农业生产中粮食产量与农业补贴紧密联系,本文选择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从农业补贴的视角对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研究。采用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模型,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本文以C-D生产函数形式构建粮食生产随机前沿模型如下:
lnYFit=β0+β1lnGNSit+β2lnGNTit+β3lnGNIit+β4lnGNCit+β5lnKit+β6lnLit+β7lnFit+Vit-Uit (4)
其中,i=1,2,…,13,表示江苏的13个省辖市;t为年份,本文选择2007―2012年;YFit为产出变量,用粮食总产量表示;Kit为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动力投入;Lit为劳动力投入;Fit为化肥投入;
Vit ~ N(0、σv2)为随机误差项,表示样本单元在生产中不能控制的因素;Uit为技术效率损失,是非负随机变量,且独立于Vit,通常假定Uit ~ N(mit、σu2),模型中假定mit=Zitδ。本文构建的技术效率损失函数选取了3个衡量指标及1个地区的虚拟变量,具体表达式如下:
mit=δ0+δ1Z1+δ2Z2+δ3Z3+δ4Z4(5)
其中,Z1为有效灌溉率,用有效灌溉面积/年末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来表示;Z2为农业总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Z3为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Z4为地区虚拟变量,以区分第二、第三产业非常发达的苏南地区和农业处于比较重要地位的苏中和苏北地区,苏南5市为1,其他皆为0。
(二)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Frontier 4.10,本文采用一步法对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和效率损失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1.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机械动力投入K对粮食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用发挥有待改进,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农作物需要的机械动力不同。劳动力投入L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劳动力投入存在过量现象,导致不必要的人力资本浪费。化肥投入F对粮食生产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远大于K和L,说明江苏粮食生产非常依赖化肥投入,可能存在过度施肥现象。总之,在江苏粮食生产的过程中,物质要素投入比劳动力更能带来产量效益。
总体而言,农业补贴的作用效果优于其他投入要素,四类补贴的影响效应各不相同:(1)农业结构调整补贴GNS系数为负且并不显著。该项支出用于推广应用先进农业科技、发展现代农业,作用效果存在一定滞后性,而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难度很大,未来仍需加大投入。(2)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GNT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最大。该项支出用于补贴农民购买、使用相关生产资料及技术设备,覆盖整个粮食生产过程,模型结果说明其的确起到了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3)农业生产保险补贴GNI系数也显著为正,效果仅次于GNT。该项支出用于购买相关农业保险的资助,免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4)农资综合补贴GNC系数为正,正向影响弱于GNT和GNI。该项支出是对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肥、柴油、种子等)实行的直接补贴,覆盖范围和力度要逊于GNT,因而效果差一些。
2.效率损失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效率损失模型中各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各有不同:(1)有效灌溉率Z1系滴负,对技术效率有一定正向影响,这既说明有效灌概率的提高对粮食生产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现阶段江苏各市农业灌溉条件方面已差别不大。(2)农业总产值占地区GDP比重Z2系数为负,与Z1类似,也对技术效率有一定正向影响,说明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时,农业的竞争优势会受到冲击,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也会有所下降。(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Z3系数为正,对技术效率存在明显负向影响。财政支农支出相对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升反而导致技术效率下降,看似不符合常理,其实是因为苏中和苏北地区农业经济规模庞大,从而导致财政支农支出相对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农业急剧萎缩的苏南地区,而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要落后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苏中和苏北地区。(4)地区虚拟变量Z4系数为正,对技术效率有着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与Z3类似,同样说明苏南地区粮食生产效率显著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国内学者的前期研究表明,2006年前后苏南地区粮食生产效率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但近年来,苏中和苏北地区在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开始逐渐赶超苏南地区。
五、农业合作经营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农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农业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可以实现单个农户无法实现的集体功能[20]。与国内现有研究侧重微观分析不同,本文重点从政府财政的宏观层面分析农业合作社的积极作用。考虑到现阶段种植类农业合作社是江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构成,同时也是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本文将以狭义的种植农业为对象,深入分析农业合作经营G5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根据农业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同时为了减少数据波动和消除异方差性,采用双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lnYC=α+β1lnWl+β2lnWk+β3lnWf+γlnG5+μ(6)
其中,YC为不包括林牧渔在内的狭义农业总产值;α为常数项;β1、β2、β3、γ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Wl、Wk、Wf分别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机械动力投入和化肥投入;G5为政府财政对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和补贴。
(二)模型估计结果
下文将通过江苏13个省辖市的市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了确定模型形式先进行F统计量检验,利用STATA11软件计算得到:F(12,61)=26.7000,Prob>F=0.0000。查阅F分布表,结果拒绝原假设,则应建立个体效应模型。随后进行Hausman检验,计算得到卡方统计量值为49.3700,接受原假设的概率为0.0000,因而拒绝原假设,则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相应的估计方法。此时模型方程的拟合度比较好,R2= 0.9026,F(4,61)= 141.2900,Prob>F=0.0000。这里同样采用离差变换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Wl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存在富余劳动力,应继续推广农业规模经营,转移剩余劳动力。机械动力投入Wk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最大,说明对各种农业机械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未来应该继续加大资助。化肥投入Wf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可能是由于过度施肥导致了化肥影响效应下降,为了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应该合理使用化肥。总的来说,劳动力、机械和化肥等要素的影响效应与前文农业补贴中的分析除系数显著性有所区别外,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前文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合作经营G5对农业生产有着非常明显的促进与带动作用。表5的结果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农业合作经营G5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对农业生产的正向影响非常明显。但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支持规模的限制,相对于其他投入要素,农业合作经营G5的弹性系数还比较小,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影响效应,未来提升空间很大,迫切需要政府财政的广泛重视。虽然目前江苏在农业合作社的普及推广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但江苏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已从初期的数量扩张过渡到质量提升的新阶段,无论是合作社覆盖范围还是产业深度都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改进,发展方向的转变亦需要政府财政未来全方位的支持和鼓励,同时还要给予政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江苏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生产的研究,证明了前文在理论上所做出的推断: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农业补贴、农业合作经营支出更能促进与带动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支出在不同地区间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异,在苏南地区效果要明显好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效应,提升支农资金的政策绩效,未来江苏要继续加大投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建立支农资金长效稳定增长机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积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江苏财政支农政策应突出重点,在努力保持农田建设保护、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技术推广现有资金规模的前提下,应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持农业补贴和农业合作经营等领域,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努力提升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绩效。为了促进全省农业经济平衡发展,省级财政层面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照顾和扶持,以弥补由地区经济水平差距导致的支农资金不足,同时也要注重完善两地区支农资金的配套体系和制度建设。(3)合理利用农业补贴促进江苏粮食生产。四类农业补贴作用效果各有侧重,在努力发挥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农业生产保险补贴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可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以获得更好的长期效果。(4)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农业合作社的增产潜力很大,未来既要加大重视程度,积极增加专项资金投入,又要对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广泛扶持,推行企业化、产业化经营战略,更要真正落实相关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避免流于表面。
参考文献:
[1] Ram, R.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A New Framework and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ata[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3):191-203.
[2] Weber, C.E.Fiscal Policy in General Equilibrium:Empirical Estimates From an Error Correction Model[J].Applied Economics, 1999, 31(7):907-913.
[3] 王勇.财政支持江西新农村建设的效应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6-10.
[4] 王胜.财政支农的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09,(1):57-61.
李焕彰.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5] 胥巍,曹正勇.我国东西部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基于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J].软科学,2008,(5):95-99.
[6] 魏朗.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9):11-17.
[7] 孙红霞.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与最优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8,(5):16-19.
[8] 郭玉清.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5):68-72.
[9] 何振国.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J].中国农村经济,2006,(8):61-65.
[10] 胡振虎.中国最优财政支农支出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34-39.
[11] 肖新成.财政资金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度[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5):55-58.
[12] 钟文明.财政支农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6):88-92.
[13] 王文普,陈伟.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J].华东经济管理,2008,(3):45-49.
[14] 李琴,熊启泉,李大胜.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8):10-16.
[15] 刘涵.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10):30-35.
[16] 兰草.截面、面板数据分析与STATA应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88-290.
[17] 刘宏杰.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发展:1978―2006――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9-43.
[18] 黎翠梅.地方财政农业支出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J].中国软科学,2009,(1):182-188.
论文关键词:农业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发展方向
一、农业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不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作为宏观调控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农业财政政策,更是各国政府用于支持和保护农业,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虽然各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政府农业财政政策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主要目标有三个:
1、生产目标。
即促进农业增产。在二战前后,发达国家中的很多国家农产品都不足,例如欧洲的法国、德国、瑞典等国,亚洲的日本等国,各届政府都很重视农业的增产和农产品的自求平衡。例如,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历届瑞典政府都把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保证国内主要农产品的自给有余,特别是保证国家紧急状态下如战争时期的粮食供应。日本至今仍把农业增产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以满足国内农产品的需求(牟爱春,2003)。
2、收入目标。
稳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缩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保证他们收入水平的基本平衡。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虽然从总体上说很发达,但由于农业是一个受自然条件制约很大的部门,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而且不稳定,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营规模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民,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一直是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
3、效率目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农产品的价格要合理,在国内能为消费者所接受,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另一层意思是要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在以前农产品生产不足的时期,各国都很注意生产目标,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各国政府不仅注意农产品的产量,更注重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更注意农业的持续、长远、稳定发展。
各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是这三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策目标的重点或次序有所不同。例如,以前生产目标优先,目前效率目标优先,但增加农民收入在各个阶段都是重要的政策目标。
二、各国农业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1、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投资,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各国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两个重点:一是重点支持生态农业建设政策内容,二是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美国为了保护土地和自然资源,政府推行停耕、限耕政策,对停耕或限耕的土地给予补贴(吉力、林桢,2003)。法国对于投资于西部、西南部、中部和东部等落后地区的工矿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包括搬迁补贴、税收优惠、减收地价费、燃料费及其他奖励措施等。瑞典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加强了投资和补贴,以遏制这些地区的人口和资金外流,并且对退耕还林的农民按公顷给予补贴(牟爱春,2003)。
2、通过财政补贴和关税政策保护国内主要农产品的生产
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本国农业给予了保护,保护的手段主要是财政补贴和关税杠杆。财政补贴主要有价格补贴及其他补贴,包括目标价格补贴,最低价格补贴,出口价格补贴等。目标价格补贴是对农产品规定一个计划价格,当农产品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时,政府就给予补贴,瑞典、日本都实行过这种补贴。最低价格补贴是指对农产品规定一个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保证价格时,政府就组织收购,对收购的公司给予补贴,欧盟、日本、美国等国都有这种补贴(冯青松、孙杭生,2004)。出口补贴是为了鼓励本国农产品出口,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的一种措施。如欧盟对于出口到非欧盟国家的农产品,对其高于国际市场的价差部分给予补贴。美国政府更重视农产品的出口,对于国内收购的过剩农产品,政府通过发放贷款和价格补贴等办法,支持农产品出口,另外还通过对别国的各种“援助”倾销农产品。关税保护是很多国家用于保护本国农业,防止国外农产品低价倾销竞争的重要措施。如瑞典实行浮动税率,即当国外农产品进口的价格低于国内同类农产品价格时政策内容,关税税率自动上浮,直到关税使进口农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基本一致。目前欧盟对进口农产品征收差价税,涉及酒类、水果、蔬菜、花卉、蛋、禽、肉等。
3、运用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支持改善农业结构和提高生产效率
各国主要的做法有:
(1)对农业结构的调整给予财政补贴。欧盟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旨在完善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共同农业政策对得到批准的各成员国的单独项目和共同体计划项目提供资助。①
(2)支持农业的科技进步,帮助农民提高经营管理和科技水平,主要是支持农业的科技研究和推广。例如美国从19世纪就通过拨给各州公用地,让其出售公用地再创办一所农学院或有机械系的大学,以发展农业教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联邦政府又从出售公用地的收入中给各州拨款,帮助建立农业实验站。1914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联邦政府向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在各州及县内建立农业推广组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同时,各州政府也对农业教育、研究和推广进行资助。(吉力、林桢,2003)
(3)支持农场的规模化经营。这是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从50年代到70年代,瑞典政府对农场的合并提供直接补助,目前该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为30公顷,平原地区达到了50公顷。澳大利亚政府在1992年实行了一项新的“农业调整计划”,对农场为提高生产能力的贷款提供利率补贴,提供贷款支持农场升级和提高财产管理能力。澳大利亚政府还对离开农业的人给予补贴和贷款,以帮助他们寻找新的职业。②
(4)支持农业产、加、销一体化。为了提高小农场的竞争能力,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支持“农业综合企业”发展,即改变以前对农业只看生产,忽视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和销售的做法,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待,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收益率,增加了农民收入,还帮助农场特别是小农场提高了效率。瑞典、法国等国的农业合作社,都是农业产加销一条龙、系列化的范例,该项改革对农业效率的提高和农民的增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③
4、运用社会保障政策、补贴和税收政策等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
例如瑞典作为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其福利政策的最大优点是推行了普遍的社会保险金制度政策内容,不仅为非农业劳动者而且为农民制定了较完备的社会保险计划,包括救济金计划、劳动安全计划、农民社会保险计划、奶业农民提前退休计划、欠收保险计划等。澳大利亚为了稳定农民的收入,针对其旱灾多的问题,制定了旱灾政策,主要内容有:政府帮助农民实施风险管理,通过收入平等保证金和农场管理债券,让农民按照公共管理计划把农场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农场需要时抽回资金。政府还实行收入平均税方案,以确保农民和其他收入波动较大的人与那些有稳定收入的人以同样的税率交税;对于遭受特大旱灾的农民提供福利补贴。
三、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发展方向
在现阶段,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措施对农业加以适度保护是必需的。财政与农业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农业获取积累的阶段、向农业回报的阶段、逐渐减少补贴的阶段。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进入第三阶段,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我国财政与农业的关系正处于向农业回报的阶段。在现阶段,加大农业财政投入,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并逐步向农业支持过渡,是必不可少的。
1、应建立和健全农业政策保护体系,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从美、欧、日的经验来看,他们实施农业保护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促进了农业的稳定发展,而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业还非常落后,农村市场不发达,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内容,对农业的保护势在必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2、应有效增加农业财政资金投入。
我国农业落后,农业的GDP占比大,农业人口多,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业商品化率低,农户自我积累能力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业生产率低。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支持,农业就难以保持健康发展。而且,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财政支农资金优先供应,对挤占和挪用财政支农资金的要严肃处理,使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按要求进度正常拨付。同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政策引导机制。不仅财政本身要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而且要引导社会各方面增加对农业投入,包括预算外资金、信贷资金、农村集体资金、农民家庭资金、外资,要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税收、贴息、投资、补贴、债券等来达到引导社会增加农业投入的目的。
3、应选择切实可行的农业财政补贴方式
我国现阶段农业保护水平还比较低,再加上我国农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突出,农业的弱势特征明显,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尤其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仍然是一项重要政策。但由于财力有限政策内容,不可能做到已大量资金反哺农业,其目前环境下,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的刺激作用已相当弱化,价格补贴在我国受到了许多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的重点,应从市场流通领域调整到农业生产领域,即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方面。除了保留对农民一定的直接收入补贴外,还应增加科技投入补贴、对农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等) 的补贴、其他收入补贴等。另外,当前农村的非税负担沉重,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如乡村机构人员工资由财政支付,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支出由财政全额负担,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补助由财政统筹等,这些措施虽非财政补贴之内涵,但却实际有效的起到了财政补贴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姚莉,论国外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J],湖北社会科学,2006(9).
2、佘定华,浅论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财政政策[J],商场现代化,2007(6).
3、吉力、林桢,美国的农业财政政策及借鉴[J],世界农业,2003(7).
4、冯青松、孙杭生,美国、欧盟、日本农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与启示[J],世界农业,2004(6).
5、牟爱春,农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3.
6、财政部课题研究组,瑞典、澳大利亚农业财政政策考察报告[J],财政研究,1996(8).
7、贾康,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8、徐全红,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的比较和我们的选择[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8).
[论文摘要]武川县是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地区。通过入户调查,我们了解了到其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现状,研究结果表明:自生态退耕以来,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民意识得到一定提高,有超过一半的农民仍愿意继续种地,承包、转包、租用的土地使用方式共存。农业政策更有利于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没有明显改善,旱、虫灾严重;农资投入比例明显增大,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普及率低。实证研究结论可为当地政府在制定农牧业科技、灾害防治规划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依据。
[论文关键词]农牧交错带;社会发展状况;武川县;实证研究
农牧交错带具有突出的过渡性和边际效应性。该区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近代以来,生态环境恶化呈加剧趋势,农牧交错带可持续发展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前农牧交错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以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农牧业生产力水平低而不稳,气象灾害发生频繁等为主。对此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提出该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战略构想。针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也做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研究成果颇丰。本文从农户调查人手,试图寻找影响农牧交错带社会发展因素,以期对本区域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一、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武川县属典型的山地丘陵区,山地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48,境内多为季节性间歇河流,气候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为350mm,降水主要集中在7~8月份,年蒸发量约是降水量的5倍多,故而有“十年九旱”之说。年平均温度2.7c,无霜期90—120d,年平均风速3m/s。土壤以栗钙土为主,有机质含量低,土质疏松,易风蚀沙化,年平均土壤风蚀总量达73t。严重的风蚀沙化,致使土壤表层肥沃土壤被侵蚀,肥力下降,生产能力不高,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严重制约着本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内容
1.研究方法。本次研究选取武川县哈乐镇巨宝庄村、泉子沟村、黄羊渠村、巴独龙贵村、哈拉庆渠村五个自然村进行入户调查(见图1)。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2.农牧交错带社会发展状况分析。在本次调查中选取家庭状况、农民意识、农业政策、生态环境与旱、虫灾作为社会发展变化分析因子。家庭状况包括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农民意识包括种地意愿、农资更新意识;农业政策包括土地使用权的来源、农业贷款、基础设施建设。分析结果如下:
(1)家庭人口。被调查区域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主要表现为务农人员减少、适婚女性外嫁两方面。在被调查的56户家庭中务农人口由退耕前的127人降到退耕后的l18人(见表1),其主要原因是武川县2005—2007连续三年大旱,外出打工更容易使农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收入。
(2)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见表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总是由低值向高值转移,耕地种植由低值的粮食作物向高值的芥菜籽、马铃薯等经济作物转移,这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表现尤为突出]。化肥、农药、地膜等农用物资投入力度加大,使马铃薯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平均产量由原来的6750kg/hm增加到现在的9750kg/hm。,同时马铃薯单价提高了一倍,从而使得农民收入有较大的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使农业“靠天吃饭“的依赖性相对减弱,国家对农业的惠农政策是农民收入增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3.农民意识。种地意愿。在整个调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农民普遍对于辛勤劳作与微薄收入之间不成比例的状况有一种不满而又无奈的情绪。在对种地意愿的调查中选择“愿意种田”的占57.1%,不愿意种田的主要集中在“种田太辛苦”、“收入相对低”、“生产资料价格高”等,可以总结为劳动付出与所得的失衡。但即使如此,超过一半的农民仍然愿意种田。“是农民就应该种田”、“起码可以解决自家的吃饭问题”。表明农业对农民仍然是一种生存的基本保障,在调查中“可以维持生计”、“自给自足”、“解决吃粮问题”类似的表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4.农资更新意识。农民对农资需求、更新有自己的认识。退耕前农资基本上每年更新的占1.8%,大概两三年更新的占5.4%,几乎不更新的占92.9%;而退耕后基本上每年都更新的达92.9%,大概两三年更新的占3.6%,几乎不更新的仅占1.8%,见表3,对比退耕后农民对于农资的更新意识明显提高。
5.农业政策。农业土地使用权来源。改革初期实行的土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经过两轮承包合同签订与变更,被调查农户中属于土地转包、租用的占17.9%,其余为直接承包村集体土地,承包、转包、土地使用方式共存。2004年国家实施“三农”政策、“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也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6.农业贷款。生态退耕以来,武川县农业贷款政策主要表现在:为加大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力度和养殖业扶持力度,延长贷款期限,加大额度。如以前农村信用社支农贷款一般为半年期或1年期的小额贷款,一般额度为1000—3000元,现在为2年或3年贷款,贷款额度适当放大到3—5万左右。另外,在支农贷款上开展适当延期还贷工作。2007年,武川县遭受多年不遇的旱灾影响,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锐减,有的入不敷出,还贷成了严重问题。在调查关于农业贷款中有92.9%的农户认为,现在农业贷款的数目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更容易从银行中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农业贷款的额度由原来1000—3000元增加到万元以上。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区域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基础设施在农业生产中尤为重要。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武川县农业基础设施近年没有明显改善,农民对灌溉设施的需求意识越来越强烈。绝大多数人认为灌溉设施不够,只有少数人认为灌溉设施的成本太高,没有足够的资金,农民希望政府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生态环境与旱、虫灾情况。本次调查发现武川县生态环境退耕前后没有明显改善:有71.4的被调查户认为当地树木的数量减少,91.1%的农民认为土壤明显变干,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2007年是武川县旱灾较为严重的一年。全年降水量仅为103mm,比正常年份同期降水量减少161mm,是有气象记录以来降水最少的年份之一。当年旱情涉及全县8个乡镇,严重的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农牧交错带农业科技水平发展。农资投入对比分析。农资是农民在土地利用中投入的部分,农资投入的多少由农民对其作用的认识水平及家庭总收入决定。退耕后农民农资的投入由原来的1866元增加到4415元。农民对农资的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大,退耕前农资投入比重小于44的占被调查户数的78.6%,而退耕后大于30的比重是被调查户数的83.9%,由此可见农民对化肥、农药、优良种子的投人力度加大,农民意识到化肥、农药、优良种子对产量的影响比较大(见图2)。
农用机械数量对比分析。农机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重要装备,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集约经营、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等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次调查以农用四轮车为调查对象,退耕前拥有农用四轮车21辆,占调查的37.5%;退耕后新增农用机械28辆占调查总数的50.0% (见表4)。退耕前后耕作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人力加畜力的耕作方式,而现在的耕作方式主要依赖于机械,其中机种收入的占60.7%,机种机收的占39.3%。武川县机械数量增加明显增加,机械化水平得到提高。
农业科技推广情况。本次调查主要围绕农业技术推广的三个方面,调查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技术对生产很有帮助的占12.5%,对实际没有帮助的占1.8%,没有得到帮助的占85.7%,很显然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得到帮助的仅占14.3%。农民对农业知识严重缺乏,所掌握的农业技术主要还是靠经验累积,普遍对农业新技术不太了解。原因主要是:现有基层农业技术服务机构缺少专项推广经费,造成推广手段落后,致使农技服务只能停留在传统服务领域,尤其是对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的日常指导不够,不能满足农民需求;农业科技人员工作辛苦,工作环境恶劣,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福利待遇低的现状,导致大批农业技术人员纷纷跳出“农门”。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武川县实证研究可以得出,退耕前后的10年中,务农人员相对减少、外出打工人员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民意识得到一定提高,有超过一半的农民仍愿意继续种地,农资更新更加频繁;承包、转包、租用的土地使用方式共存,土地利用方式更加合理;农业政策更有利于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没有明显改善,旱、虫灾严重;农资投入比例明显增大,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普及率低。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调查:思考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涉农金融构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是目前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从辖内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及金融服务状况的调查入手,分析了辖区农村金融在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中还存在哪些难题和障碍,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承德市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情况
(一)金融支农力度不断加大
据统计,到2009年6月末,承德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560.4亿元,比年初增加129.6亿元,其中涉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31.4亿元,比年初增加61.6亿元.占比为41_3%.比去年同期增长34.4%。县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208.6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37.2%.比年初增加46.6亿元,增长22.3%。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中,三家“农”字金融机构贷款占比达到78.1%,其中农业发展银行30.1亿元占14.4%,农业银行19.6亿元占9.4%,农村信用社l13.7亿元占54.5%。县域贷款中81%为涉农贷款。从贷款投向看,农户贷款106.3亿元,比年初增加2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7%,农村各类经济组织贷款25.1亿元,比年初增加7.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0.2%;从贷款用途看,农林牧贷款49.2亿元,农村基础设施贷款38.1亿元。截至2009年6月末,辖区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产业化贷款余额为7.5亿元,其中,仅农业发展银行投放农业产业化贷款就达4.19亿元.农业银行2.7亿元。
(二)央行积极开展窗口指导
人民银行承德市中心支行继续鼓励和引导各金融机构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创新信贷产品,完善担保机制.改进服务方式,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支持有实力的农民工自主创业和返乡创业,有效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出台加大对“三农”信贷投放的扶持政策,为金融机构积极拓展“三农”服务保驾护航。一是利用小额担保贷款等方式加大对农民212返乡创业就业的信贷支持,如丰宁县支行在组织农村信用联社深入企业和农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哺农”、“以农促工”的窗口指导意见,并指导农村信用联社在工矿企业较多的乡镇开办了“农户借款、企业担保、农户到担保企业务工、企业用农户务工收入还款”业务,截至2009年6月末发放此项贷款余额5647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三是进一步加大对符合信贷条件的乡镇企业、县域经济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挥其辐射拉动作用,扩大农民工就业市场容量,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四是加强外汇管理和政策宣传.为出国务工农民提供优质外汇服务;五是成立反假货币工作站。截至2009年6月末,全市已有215家反假货币工作站挂牌.约有400多名反假货币义务宣传员,县域反假宣传员184名,占全市的85%。
(三)涉农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增加
农村信用社加大投放,实行信贷“增量、扩面、延伸”。截至2009年末6月末,全辖累放农户贷款77.39亿元,农户贷款面达59%;全辖建立农户信用档案40万户,评定信用户29.38万户、授信企业500余家.总授信额度达50亿元。创新和推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劳动力转移培训贷款、财政贴息贷款、社团贷款和“个贷企还”等新型信贷产品。同时切实加强农村支付清算系统建设,近期推出了信通卡.全辖377家基层农村信用社开通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6月末,累计发放农民工银行卡4万余张。为农民存取款提供了方便:农业发展银行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方面实现了突破,截至2009年6月末,共向以上两方面投入资金达14.3亿元,比年初增长101.5%。农业银行今年以来利用“三农”课堂.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进行培训.通过发放惠农卡.推广小额农户贷款业务,提高了办贷效率,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8个县支行分别组建了“三农”业务工作组,并选派业务骨干充实“三农”业务客户经理队伍,全行“三农”业务工作人员已达75人,占员工总数的8%。截至6月末,农行累计发行惠农卡65734张,发放小额农户贷款18000万元,分别比年初增长1.1l倍和6.53倍,农户小额贷款授信7500户23250万元;为1761个农户注册了个人网上银行,为1075个农户注册了个人电话银行.发展趋势迅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承德市商业银行不断延伸业务触角,截至2009年6月末,在县区设立分支机构4家,发放贷款13.22亿元,成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有生力量。
二、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农村资金需求
一是由于承德辖区县域经济依然相对落后,经济总量小、综合实力弱、主导产业不强、经济结构单一,以及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交通不发达.加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放慢,全市钢铁冶金、建筑材料、房地产等主导产业面临着愈加增大的市场风险。另外县域信用环境建设与银行贷款投放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农业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难以吸引金融资金向农村的流动。从调查情况看,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金比较有限,很难满足农村资金需求。2008年县域生产总值较2000年年均增速为21.6%,而县域金融机构贷款2008年较2000年年均增速为8.6%.贷款增速大大低于县域经济增速.农村信贷资金不能很好的满足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需要。二是近年来全市农村资金外流问题呈日益加剧的趋势。2008年末,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为43.5%,较2006年下降11.1%,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达175.39亿元,较2006年增长了106.4%。三是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余缺不能相互调剂,一些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而农行有资金但无机构,两者不能有效结合,金融机构存量资金不能发挥作用。四是邮储银行资金有余,但因成立机构较晚,贷款种类较少,信贷资金投放受到限制.其所吸收的资金不能充分用于支持“三农”。如承德市邮政储蓄银行2009年6月末存款47.5亿元,贷款1.38亿元,只占存款的2.91%。
(二)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难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据调查,2009年6月末,全市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427家(其中县城以下机构313家),金融从业人员3156人.与2000年相比机构减少176家.与1995年相比减少35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较低.目前有l0个偏远行政乡没有金融机构,成为金融服务的空白区。如农业银行丰宁县支行最多时有11个营业网点,目前只保留县支行1个网点,县城以下无营业网点。农村金融机构单一,全辖县及县以下农村信用社就有323家,占全部机构的75.6%,邮政储蓄银行66家(其中代办机构57家),占15.5%。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难以提高。
(三)金融产品短缺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多样性的需求
一是农村既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也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既有种植业、养殖业,也有个体工商业、运输业,既有内销企业,也有外贸出口企业.不同的客户对信贷产品的需求不同,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不一。目前承德辖区农村信贷产品品种有限,仅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助学贷款、抵质押贷款等少数金融产品,很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二是信贷资金供求结构不尽合理据调查,全市前7个月的信贷资金投入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是投入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多,投入“三农”及实体经济的少,金融机构对“三农”提供的信贷服务中,生产性贷款多,生活性贷款少。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发放个人消费贷款5.41亿元,仅占其贷款总额的5.04%。三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周期长、额度大的资金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农村信贷仍以短期化、小额周转性贷款为主.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农村信用社短期贷款余额99.29亿元,是中长期贷款的12.6倍。有的信用社因农业贷款风险较大,信贷投放有偏离农业的倾向.如某信用社2008年1—12月累计投放贷款954万元,而铁矿采选行业贷款就达790万元,占比高达83%,农业贷款所剩无几。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贷款限额一般在1万元左右,只能满足简单的农业生产,对于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明显不足。同时,贷款期限设置不尽合理。
(四)结算和现金服务不到位难以满足新农村多元化经济结算的需要
截至2008年底,承德市辖区共开立各类结算账户1809505户,其中乡镇账户619007户。个人结算账户占总开户的99.2%,所有金融机构全部接人个人身份联网核查系统。但是辖区乡镇现代化支付系统覆盖率低,支付结算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目前农村的支付结算仍以现金、支票和汇兑等传统结算方式为主。
(五)金融资金高利率难以体现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非常明显,风险较大,并且农业利润较低.在贷款利率上应给予优惠,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村信用社在对“三农”贷款利率的执行上全部实行上浮,并且浮动幅度较大,一般都在50%一l30%之间.有的一浮到顶,达到基准利率的2_3倍,没有真正体现对“三农”贷款利率上的优惠,与国家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同时,贷款难的问题依然突出,据调查,87%的农户认为目前贷款不能满足其生产和生活需求。农业贷款的高利率既增加了农民负担,又降低了农业利润,同时农村资金偏离农业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三农”健康发展。
(六)严格的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制约了金融机构支农作用的发挥
一是贷款审批权限的限制。目前,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支行除存单质押贷款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贷款发放的审批权,贷款审批权集中在省市分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小企业和产业龙头企业贷款审批权也集中在省市分行,因欠发达地区符合上级行规定贷款条件的企业较少,有的即使符合条件但由于金额较小,贷款审批往往受到限制。二是严格的责任追究,影响了基层行和信贷人员贷款投放的积极性。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问题影响了基层行和信贷人员贷款发放的积极性,造成信贷人员不敢放贷、不愿放贷。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
一个分工有序、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上.金融组织的结构应当是既有大型、中型金融组织.又有小型甚至超小型的金融组织。因此,要加快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步伐;引导农业银行、农发行县支行加大农田水利、农业开发、农产品加工及其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发挥农村信用社多年在县域经营经验等优势,在服务“三农”中继续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加快邮政储蓄银行建设,督促邮政储蓄资金“取之于县,用之于县”;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让不同类型、多种资本本着市场的原则进入农村,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范围,提高农村银行机构网点覆盖率,形成种类多样、自由竞争、覆盖全面、互补互助、分区高效的银行服务体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使用限制,搞好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资金余缺的调剂,按规定在农村吸收的资金70%投放到农村使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二)人民银行不断完善对农村金融的信贷支持政策
鼓励所有金融机构履行其社会责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对“三农”的资金供给能力。一是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增加农业投入,并根据农业生产特点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实行弹性利率政策,适当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与“三农”经济密切相关的二、三产业倾斜。二是适当限制支农资金利率上浮幅度,正确处理农村信用社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三是规定国有商业银行投入支农资金的比例,财政按比例给予贴息,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所需要的支农资金。四是人民银行适当降低县域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对县域和城市存款实行差别准备金管理。五是限定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上存比例,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将盈余资金调剂到当地农村金融机构,为当地农村金融开辟更为广阔的资金来源渠道。
(三)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提供适合于农业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金融部门在贷款投放上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把贷款投放到农村最需要的地方,促进“三农”又好又快发展。可以针对农村经济的需求,积极进行信贷产品创新。一是贷款流程创新。充分考虑农业经济的实际,重构适合县域农业经济的信贷流程,打造在无需担保抵押的“少、短、快”资金需求渠道。二是信贷产品创新。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量体裁衣,设计符合农业经济需求的创业贷款、商铺租赁贷款、整贷零还贷款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服务领域创新。在服务县域地区传统项目贷款的基础上,不断拓展金融服务农业经济的领域,开拓在家庭作坊、劳务输出、专利创业项目等领域的信贷,根据不同的贷款对象,适当扩大担保抵押品范围,解决小企业和农户贷款难问题满足欠发达地区农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四)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完善贷款责任追究办法
各级金融部门要结合信贷规模,积极调整贷款投放结构,简化信贷审批程序,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村资金需求情况和小企业、农户生产经营和诚信状况,适当下放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实行“综合授信”,使其能够在确定的融资额度内随时获得贷款,为农村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制定科学的贷款奖惩管理办法,对支农工作突出的基层机构和信贷人员给予奖励。对贷款出现的风险,应分清主客观原因,有区别的实行贷款责任追究,切忌实行“一刀切”,达到责权利相统一,保护信贷人员贷款支农的积极性。
(五)引导农村金融合理利率定价
目前,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对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由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利率水平。国际经验证明,农村金融能否成功与利率政策关系极大,哪里分开了小额贷款的利率,哪里的正规金融活动就能够顺利的开展起来。农民就能得益。因此,利率定价不能“一视同仁”,要分类客户,制定差别化利率,同时考虑不同经济收入农户的承受水平,在担保方式、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方面因人而异,满足农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中筹资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供给不足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一问题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已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亟待解决。
1、筹资主体责任不明,存在本末倒置的现象
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但是作为政府筹资主体——中央、省级和基层政府三者间,在责任范围以及相关筹资比例上尚不明确。例如教育一项准公共产品的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有的义务划分与投入责任却显得界限模糊,责任倒置。中央和省级掌握着约60%的财力,却基本上只承担少部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县乡政府只掌握约20%的财力,却承担了绝大部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1991-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占主要项目支出的比重,从3.44%降到2.86%,下降了0.58个百分点,降幅为16.86%;同期,尽管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比重也出现下降,但降速仅为5.48%。应该说,地方财政在教育发展方面做出了更大贡献,承担了更多责任。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卫生、文化和各项农村事业发展方面。
2、预算外筹资加重,存在向农民转嫁成本的倾向
预算外财政收入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2007年期间,我国预算外资金的绝对值增加了2.83倍,支出增加了3.25倍,并且在大多数年份,预算外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税费改革后,地方尤其县乡财政收入的来源更为狭小,收支矛盾陡然加剧,于是预算外筹资被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作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和满足公共产品建设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调查显示,税改后有关农村公共产品的群众集资(主要形式为一事一议筹资)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由于“一事一议”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弊端,诸如“事”权难辨,信息不畅,监督不力等,实际使其在法律层面失效。同时,由于这种预算外的筹资方式缺少对资金收入和使用的制度约束,最终有可能演变为政府各部门向农民集资、摊派甚至乱收费的趋势,进而使农民成为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者,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3、政策惯性作用,农村筹资能力欠缺
由于“以农促工”政策的历史影响,一些政府筹资主体至今在观念上不能与时俱进,潜意识里认为农村落后于城市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这种思想不断受到涤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农村区域间不平衡、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彻底改变。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不仅表现在道路、公共基础设施上,更突出地反映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和疾病预防及控制体系的建设等方面。以医疗卫生为例,我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但农村卫生费用仅占全国卫生费用的30%左右;同时,30%的城市人口占用了70%的医疗卫生资源。目前,只有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建立了农村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绝大多数省市区的农村在这方面仅处于筹备阶段,有的甚至是空白状态。在这种惯性思维作用下出现了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公平,同时由于农村自身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村集体经济的欠发达,导致农村金融产品单调,筹资渠道单一,农村自身的筹资能力欠缺,这方面尤以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明显。
4、资金筹集缺少保障,长效机制难以建立
长效发展机制的建立,既需要公共财政来保障,也需要有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融资机制。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欧美国家均采取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给予足够的经费投入保障。实际上,我国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1992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应该说,这个指标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属于偏低的指标。即使如此,我国教育投入的这一比重到目前也仍未达到这一平均水平。如果按这一标准执行,以2006年的GDP——210871亿元计算,教育投入应为8434.84亿元,而实际投入为6348.36亿元,前后相差2086.48亿元,占当年教育投入的32.87%,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实际比重为3.01%。但以笔者调查所及,目前能真正落实这一规定的在县域比例上也不容乐观。同时还存在一些本应投入到公共产品建设上的资金,不仅不能到位,相反还被用到其他方面。从市场化融资方面来看,由于农村缺少完善的市场运作方式,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一,造成了农村融资能力方面的不平衡,资金不能完全通过市场的方式得以保障。即使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诸如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如何实行多形式的经营和管理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比较普遍采用的是各种非市场筹资,即接受来自国际和民间的资金援助。
二、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透视
尽管目前影响筹资问题的根源诸多,但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筹资的保障措施不健全等,这些最终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1、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
首先,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造成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筹资责任划分不清。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虽然划分了财权,但事权仍是模糊交叉的,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权下放得过低,而财权却抓得过紧,基层政府担负着沉重的支出责任,而自身财政能力颇为有限。1994~2002年期间中央财权平均为52%,地方财权平均为48%;中央事权平均为30%,地方事权平均为70%。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为例,乡镇财政负担占78%,县级财政负担占9%,省市财政负担占11%,而中央财政负担占1%左右。本该由上级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也在行政、财政体制改革的名义下,通过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甚至村民自治委员会都承担了较多的责任,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
其次,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也造成了预算外筹资方式的盛行。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但目前,农村公共产品基本上是由基层政府提供的,基层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本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要求和任务,在财政能力匮乏的情况下,必然要通过权力敛取不合理的收入应对不合理的事权,采用向农民集资与摊派,甚至乱收费的形式,用以弥补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产生的财政能力不足和解决公共产品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无形中将一部分本应由国家负担的支出转嫁给了农民,使农民承受着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相称的负担。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国家从政策、财政上优先支持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等,而投入农村的资金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农村和城市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道路,农村的公共产品大部分由农户自筹资金建设,政府仅是给予一定限度的补贴,而城市中的各类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在公共产品筹资上,城市优先于农村的现象也很突出。可以说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直接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单一,渠道不畅,自身筹资能力降低,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筹资问题的根源所在之一。尽管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逐渐被新的即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所替代,但同时在消费结构上也引发了城市对农村依存度的严重下降。总体来看,农村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完善程度远非城市,农村地区利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筹资的能力大为减弱。
3、筹资机制的保障措施不健全
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筹资的发展情况看,无论是公共财政支持的模式还是通过市场融资的模式,都缺少应有的保障措施。首先,缺乏法律保障。我国还没有明确形成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筹资的法律法规。甚至规范性文件。既没有确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产品筹资和建设法,也没有以法律形式将各筹资主体的责任明确,更没有以法律形式规定将国民经济收入中的一部分投入到公共产品的建设上去。由于缺少法律保障,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就没有稳定、可靠的财政来源。同时,各政府筹资主体对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手段缺少支持,对一些想进入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各种市场资本形成了一定阻碍,造成市场“有心无力”的现象。其次,筹资程序上随意性较大,缺少科学化和法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作为规范筹资程序的两个标准,在实践中其功能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在筹资过程中,筹资程序缺少科学的设计,效率和公平难以得到最大的体现,也没有形成“硬约束”,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制,蔑视、违反和破坏筹资程度的现象时常存在。
三、完善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机制
综上,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机制远未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形势需要,只有进一步完善与创新这种制度,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的公共产品和资金需要,从而加快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
1、协调各筹资主体,明确划分责任
各筹资主体之间要进行协调,明确责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筹资主体的筹资作用,保证现有条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最大化。笔者建议,各筹资主体之间应当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来明确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农村的纯公共产品,应采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联合的筹资方式。如在农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应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全权负责建设和维护资金的筹集,根据行政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央政府应该承担50%~75%的资金责任,省级政府承担剩余的部分,而基层政府则给予积极配合,保证中央的政策决策贯彻执行。对于农村的准公共产品,如地区性的农业科技教育、农村道路建设、中型水利工程等,应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采取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市场投资相结合的筹资方式。省级政府和基层政府根据受益范围的大小进行一定数额的补贴,其余部分采用市场筹资的方式。对于补贴的标准,要依据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范围和基层政府的财力状况进行适当安排。
2、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强化制度内筹资能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是加大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不仅做到资金绝对数量上的增加,还要做到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资金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增加,而且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保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增长。同时,要优化支农结构,根据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轻重缓急,优先支持那些影响面大、受益人多、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项目,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力度。这不仅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包括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甚至包括地方对地方的转移支持。各级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避免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平均主义。同时做好转移支付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管理,确保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用的最大化。
3、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村筹资能力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造成城乡筹资能力出现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体制格局。首先是消除在制度层面上的差距。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支出政策,由依靠农民自身解决向以国家提供为主的政策目标过渡,坚持城乡一体化为导向,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其次,积极拓展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一是“向上要”,自税费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央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方面的筹资地位在下降,但地方筹资的地位在增强。基层政府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历史任务的机遇下,多向省、市级政府争取资金。二是“自己筹”。可以通过对已建成的公共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征税收费,将所得的钱重新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去,或成立旨在推动某项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专项发展基金。三是“对外找”。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和给予信贷的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吸引市场力量的参与,例如通过出让一定时期基础设施使用管理权的方式,发动企业或个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提供部分资金,之后回收部分成本。也可以争取企业家的捐助,特别是祖籍是本地区的成功人士。
4、完善筹资的法律保障,建立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的建立,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规则。首先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机制的法律保障。在宪法层面明确规定农民对公共产品的享有权利,以条例、规定等形式颁布行政法规,或以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的形式出台规范性文件,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保障确立依据。在此基础上,可在《预算法》或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加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保障的有关内容,为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筹集提供公共财政保障和市场筹资支持,实现筹资主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机制中存在的特殊性问题,可以制定单行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使筹资机制的法律保障完整化、系统化。其次,要建立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的筹资程序,体现出科学化和法治化,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筹资主体的筹资潜力,消除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和供给之间特定的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在各个筹资主体(政府、市场)之间根据其能力、意愿和法定义务或职责上的区别,按照合理、公平的标准配置筹资义务。现阶段,在追求筹资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必须保证筹资机制的公平,确保筹资程序真正成为一种“硬约束”,并附有明确的责任机制,蔑视、违反和破坏筹资程序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一)历史包袱
农村信用社历史积累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按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实行民主管理还不到位。农村信用社还普遍存在着资产质量低、经营效益差、亏损严重、用人机制落后、电子化水平低、结算渠道不畅、服务功能不健全等问题。这些不仅与金融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极不适应,而且与金融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甚远,同时与中国加入WTO后金融业更加激烈的竞争形势也极不适应。在农业银行代管期间,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执行政策的调节器,同样执行着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近几年它又是支农的主力军,特别是农业银行逐步淡出农村金融市场后,国家支农政策将更多地通过农村信用社体现,因此,其历史包袱独自承担有些委屈,即使有央行票据、税收和拔补原保值贴补利息等政策,但也难以消化。
(二)在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的问题
1、经营的管理监督服务断层。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首先要在管理体制上进行大力度的改革,自而上建立自律组织,形成自上而下进行管理指导、监督、服务的合作金融体系,这是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1995年以前是由农行“代管”,1996年之后是由人民银行“直管”。目前,在出现风险的地方,农村信用社又成为地方政府的管理对象,这就是说地方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这种管理模式在理论上与农村信用社“三性”是矛盾的,在实际操作中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是由于管理者的“责任心”过强而大大削弱了被管理者的权力。
2、产权不清晰。一是产权不明晰,股东难量化。资金难互助,损失难共担,管理难民主,经营难独立,积累难量化。二是法人治理结构名不副实。按合作制原则规范信用社的工作,要求信用社健全和完善“三会四权”,并明确规定社员股东大会行使最高权利,理事会行使决策执行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等,但实际上“三会”设立后,并未真正履行权利,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三会”制度形同虚设,多级法人多级管理,主任的产生虽然也通过了民主选举,但实际是由上级委派和任命的,信用社的现状难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三)在政策落实方面的问题
1、政策和策略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用社一定程度上享受了政策优惠,也因此有了较大发展。但不可否认,某些政策和策略失误也确实给农村信用社造成了危害。另外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的广泛发展,凭借“只存款,不贷款,钱存邮政储蓄最保险”的优势独领。其他商业银行机构则交叉设置,并打着“国家银行、国家信誉”的旗号从事经营,这些机构的影响力和不公平竞争手段,都给农村信用社业务开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2、扶持优惠政策少且没有落实到位。一是税赋过重;二是应由中央财政承担的保值储蓄贴补,由信用社承担,加重了信用社负担;三是农村信用社受到的行政干预、遗留的政策性呆藏、坏账资金无人来管;四是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亏损政府不予朴贴;五是国家用于农业方面的政策性业务如扶贫资金、专项发展资金农村信用社无权受理;六是农村信用社没有坚强的资金后盾,一旦发生支付困难和支付挤兑很难应付;七是上交人民银行的准备金比率过高、呆账准备金提取比例较低,资金上运用不充分,经营上抵御困难能力弱;八是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审批难、数量少,期限短、运用效益低,不能发挥支农作用。
(四)农村信用社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
信用社的领导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改革以来,行、社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信用社自身经营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效益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信用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信用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自己的结算渠道,又不能直接参加国有银行的联行,异地结算只能通过国有银行办理,导致结算环节多、时间长等问题,很不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严重制约着信用社业务的开展。在经营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信用社执行制度不严格,少数人独断专行,违背贷款三查原则;很多农村信用社机构膨胀,盲目布点,人浮于事,加大了经营成本;社员股金不稳定,不少农民入股的目的是得到贷款,如还清贷款就要求退股;职工素质较差;设备相对落后,电子化建设起步较晚,功能不完善,金融技术创新、工具创新、品种创新能力不强。这些都成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趋势分析
(一)妥善处理历史包袱问题
1、政府和法律的扶持。要妥善处理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包袱问题,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制定并实施《合作金融法》,明确信用社是公益法人,非纳税单位,免征部分税负,以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盈利状况;二是对由于地方政府干预造成的贷款呆账,由地方政府拨款弥补;三是将邮政储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全部按资金成本贷放给农村信用社使用,并增加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以增加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来源;四是进一步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扩大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利差,增加其盈利;五是允许、鼓励经营管理好的信用社按照市场原则兼并经营管理差的信用社,使农村信用社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农村信用社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之前,以生存的压力来迫使信用社改善经营管理。
2、监管决策部门的协助。一是对信用社不良贷款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对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不良贷款应在严格审核后给予核销,使信用社轻装上阵;二是在增资扩股方面给予信用社优惠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允许保息分红,以利于稳定股金;三是适当放开信用社存款利率,免除营业税,降低所得率税,使农村信用社在与商业银行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以利于信用社壮大资金实力。
(二)组织形式向多样性发展
1、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组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对信贷资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农村信用社继续沿用其传统的体制和服务手段显然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要解决此矛盾,必须在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成立体制最具活力、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适宜市场经济发展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
2、经济较发达地区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组建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可以在现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农村合作银行其内部组织体制、经营管理机制、外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应区别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3、经济欠发达的农村信用社改组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1)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为了壮大信用实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基层信用社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将基层信用社、联社合并为一级法人制,各基层信用社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为联社的分支机构。(2)着眼于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政策性业务,农村信用社与农业发展银行合并,既解决了农发行基层无办事机构,难以服务到位的困难,又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上面无“头”各行其是的局面,真正达到扶持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目的。(3)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联合,组建中国农业信贷银行,以集中优势兵力更好地支持“三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三)改革产权制度
首先要做的是明确性质,建立体制框架。要从历史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来判断,中国农村信用社应该定性为股份制农村金融组织。其次要尽快改变现在的组织框架。要改变现在以信用社为法人的治理结构和挂靠人民银行直接领导管理的体制。农村信用社应该端正经营方向,加强内部管理,建立新型运行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解决:要明确规定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方向和经营宗旨;改革人事制度,加大农村信用社全体干部职工的责任心,使其真正成为农村信用社的主人;全面提高银信干部队伍的素质,建立新的良好的选用人员机制;改善信用服务工具,努力提高资金融通效益。研究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需要从以单一模式为主转变为以多元化模式为主,从以过度性制度安排为主转变为以长期性制度安排为主。
(四)国家应给以相应的政策支持
1、改革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政策。增加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数量,把邮政储蓄由人民银行以再贷款的方式全部安排给信用社使用,解决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延长使用期限,目前的支农再贷款使用期限太短,一般为3-6个月,农民尚未见到效益贷款就到期了,农民还不了,人民银行就直接从信用社账户上扣收。这样不但起不到真正的支农作用,而且加大了信用社的资金压力,给信用社的正常经营带来困难。所以支农再贷款的期限要根据农业的生产周期来确定,与农业的资金周转规律和周转速度相适应。再贷款到期后,信用社因收不回来而不能立即归还的,人民银行可予以延期。同时简化审批手续,简便贷款程序。
2、提高农村信用社呆账准备金提取比例。增强农村信用社核销呆账的能力。可考虑将现行的农村信用社呆账准备金提取比例提高到2-3%;对那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经营困难、历史包袱过重,呆账较多的农村信用社的呆账准备金提取比例也可以提高到4-5%。各级政府要建立农村信用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纳入财政预算支出计划,基金来源一是从地方征收的信用社税额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二是从财政预算中划出一部分资金,纳入信用杜风险补偿基金,这项基金要专管专用,重点解决严重资不抵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困难。在改革思路明确以后,政府(监管部门)应尽快从对农信社的控制中退出,由其监管部门对农信社实施单一的以金融安全为目标的金融监管,而不能介入其日常经营管理。
(五)加快农村信用社经营体制战略性调整的步伐
一是经营理念的现代化。逐步树立起经营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服务意识、风险意识和人力资本意识。二是大力开发新的业务品种,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三是合理调整机构网点布局。
农村信用社应该调整人力资本结构,在金融业、尤其是在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开发设计方面,人力资本的作用更为明显,随着金融业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可变成本产业向现代的资本密集型固定成本产业的转变,资本有机构成大大提高,从业人员数量大大减少,但对人力资本素质要求却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王慧.关于中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思考[J].企业经济,2004(2).
2、姚义勇.农村信用社改革现状评析与对策建议[J].当代经济,2006(5).
3、董正中.浅谈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三种模式[J].合作金融,2002(5).
作者:陈丽娟 单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平监管分局
我国银行业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难点
目前,许多地方农业科技发展计划不是实行课题组制,而是过分强调做项目,考核评价标准是课题成果和论文,缺乏退出机制,忽视将研究出的成熟技术转让给企业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人才不济,农技队伍结构优化迫在眉睫。一是农技队伍存在结构“短板”。同时,农技推广队伍专业结构单一,其中农学专业技术人员占44.26%,其他多种专业技术人员偏少,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科技发展要求。二是农技队伍不稳定。上述科技特派员多为下派单位的技术骨干,必须兼顾本单位工作,加上基层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福利待遇难以保障,易岗混岗现象较严重,专注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保证。我国银行业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制约因素1.农业科技前期投入高、生产周期长、效益产生慢且不确定性较大,银行业金融机构介入意愿不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从理论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至少需要经过“研发—推广—应用—产业化”四个阶段。通常来说,一个农业新品种从研发到广泛推广至少需要6~8年时间,一项农业新技术则至少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同时,在农业科技创新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还面临着技术、应用及市场等各种风险,因此其融资需求必然存在资金占用时间长、规模大、风险高等特点。由于农业科技创新诸多的不确定性与信贷资金的“三性”要求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愿深度介入农业科技创新项目。2.信贷创新产品少、放贷总量有限,企业准入条件不低。从银行方面来看,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农产品抵押贷款等少数创新品种,因受限于担保物的流动性,贷款发放规模有限。具体而言,农业科技企业的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存在价值认定标准不统一、转让不便等问题;应收账款、农产品则存在着自然风险、违约风险等,预期收益存有较多变数,银行在发放此类贷款时,普遍要求提供担保且抵押率较低,无形中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企业自身来看,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业科技型企业,一般都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成熟的创新成果商业化机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依赖度不高;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高度依赖的小微型农业科技企业,由于其处于初创期,技术不成熟,又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很难达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准入门槛,往往陷入“要想做大做强就要有银行资金,而要想得到银行资金就必须先做大做强”的怪圈。3.农险品种少、补偿认定难,风险分担机制未形成。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基本上是在商业保险的框架内推行,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在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地区推广的品种主要以地方重要及特色农产品为标的,农险品种匮乏。同时,由于农业保险在发展中存在着交易成本高、补偿范围认定难、重大自然灾害风险补偿机制欠缺等问题,其风险保障与分担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银行业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模式选择
笔者认为,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应采取“以政府为主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产、学、研各个阶段,实现互利共赢”的模式。(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化融资环境1.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要适当提高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比例,营造一个鼓励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氛围,吸引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农业合作组织、私人等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的有序运转,培育创新主体,孵化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创新技术。2.创新资金运用方式。要鼓励各级财政在自身财力范围内,综合运用无偿及有偿资助、创业投资引导、贴息、税收优惠等方式,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探索财政支农资金的金融化运用机制,由政府与民间金融组织合作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3.完善风险保障机制。要探索建立农业科技创新贷款的风险分担和奖励补贴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发挥保险在农业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保障及风险分担作用,切实解除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后顾之忧。(二)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作为,满足企业资金需求1.创新丰富服务产品。要探索以农业科技型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为质押的贷款担保方式,扩大办理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开发运用“银行+保险”“银行+担保”“银行+保险+财政补贴”等多种组合融资模式,有效支持农业科技创新。2.全面提升服务水平。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制定专门的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管理办法;加强与担保机构、保险公司的合作,设计开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信贷品种;加强银行同业之间的合作,对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大型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组织银团贷款;加强与农业科技部门的沟通联系,将其推介的优质企业、项目列为关注对象,实时跟踪项目进展和评估项目风险,对不同类别的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实施差异化管理。3.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尽量单列规模、单独考核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合理调整审贷条件,简化信贷流程,适当降低贷款门槛,切实保证相应资金需求。另一方面,银监部门科学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适当放宽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不良比率容忍度,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投放。(三)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对接科研活动,加快创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农业科技创新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活动,必须明确界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有效整合资源。目前,全国上市农业企业有100多家,其中60%~70%都有实施科技创新项目,2011年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入科研经费超过230亿元,建议由涉农龙头企业来承担和申请可商业化、应用性较强的科研课题,农业院校及农业科研机构则专注于基础研究领域。由此,银行业金融机构可统筹安排,积极对接,对科技研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分别进行评审,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对效益好、信誉高的龙头企业以及知名度较高的农业院校、科研机构,扩大贷款利率优惠幅度,有效促成“工厂流水线式”的“研”“产”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