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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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一、精选
新课改后，高中阶段要学习《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三》即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另外还有《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外历史人物评说》等四本选修史。而事实上有些内容是在考试中较少涉及到的，因为历史高考突出检测主干知识，试题选取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突出对学科基础知识的考查，在教学时如能参照教学大纲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考试说明》涉及到的知识点、历史概念及概念体系，然后把这些内容选出来，可以使教材越读越薄，越读越精，从而减轻学生的记忆负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要点，达到有的放矢的目的。
二、精讲
精讲并不是说要少讲，而是把精选的内容进行精心讲解，教师站在“主导”地位，不断给予学生导疑、导读、导思、导议。教师在讲解中，着重突出重点、难点，突出学法指导。通过这一过程，让学生掌握知识，明白知识间的隐性联系，整理知识网络结构，培养其历史思维能力。例如讲必修二《“蒸汽”的力量》时，首先讲工业革命的政治前提是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确立，然后从资本、劳动力、科技等方面分析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从市场需要方面说明工业革命的必要性，就可得出工业革命必然要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发生的结论来。其次，通过图示、表解形式把工业革命的进程简洁明了地展示出来，学生就能对工业革命中各部门、各行业环环相扣，一个环节的变革推动另一环节的变革的连锁反应一目了然。最后分析工业革命的后果，归纳教材所列的三大后果，即它使生产力迅猛发展，东方从属于西方和两大对立阶级产生。此基础上，要引导学生继续思考、继续分析，得出一些隐性知识联系：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他们要改变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于是引发了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潮流，如必修一学到的《英国代议制的确立和完善》中的“议会选举规则的制定”，选修史学到的《1861年俄国奴制改革》；由于英法等国家进掠夺殖民地，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引发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如必修一学到的《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由于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而他们从产生那天起就不断斗争，从而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如必修一学到的《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通过以上的讲解、分析，学生不仅能很好掌握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进程、后果，而且还能把工业革命与其相关知识联系起来，从而懂得这时期历史发展的阶级特征。这样达到指导学生把分散的、孤立的历史知识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形成“知识树”，变成主干分明，脉络清晰的知识网络。
三、精练
精练的内容主要是知识重点、难点及易混淆点或易疏忽的知识点。这是巩固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同时通过训练还能及时反馈学生知识掌握程度，暴露存在的问题。精练应遵循三点：
（1）由浅入深、狠抓基础，注意能力。基础知识是掌握知识的基础，近几年高考从试题的赋分情况看，60%以上的试题考查的是对学科基础知识的记忆、理解和运用，实际上高考题中也常常出现由基础组合而成的试题。因而我们可以在训练小基础题的基础上，把几个相关的基础题进行合理组合。对于基础题，学生比较熟悉，在此基础上答较难一些的大题相对就会顺手一些，进而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信心，又逐渐培养了能力。
（2）练习形式多样化。练习的题型不能单一，练习也不要拘泥于某种模式。既可训练选择题，也可训练材料解析题、综合评价等题型，既可以作业练习，课堂问答，又可以阶段测试，还可以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如在专题训练或平时训练时，把一些重点专题归类任务分配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动手整理。这样，既完成了繁杂的专题复习任务，又节省了时间取得较好的复习效果。
（3）针对性。不能搞题海战术，要全面分析有关内容，精选题目，有的放矢。除了要把当年《考试说明》中列举的高考真题全部做一遍外，还要把近五年的高考真题认真地做一遍。做题时要明确试卷结构，把握试题特点，熟悉命题手法。同时要做到三限：限间、限量、限值。
四、精评
第2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一、基于“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这一层面设问一般要求“依据材料”回答问题，要求从材料中直接获取信息，分为四个层次：
1.根据材料结构分层次、简要、完整地作答，利用所给的结构提示，如分号、句号、破折号、省略号等，直接从材料中分析、归纳、概括提炼出答案。
2.比较材料中的不同信息，了解信息之间的关系如并列、递进、因果、转折、条件、承接等，形成有序性的思路，图表材料要注意横向和纵向的信息比较，按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秩序有机地组织答案。
3.辨析材料的真伪和精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一过程需要调动历史知识和基本的历史学科常识进行推理判断，抓住关键词和或材料别强调的论述，结合材料背景进行综合性的信息解读。
4.综合材料信息或信息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多个材料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在明确主题的基础上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关注材料所体现的时间线索、结论线索、人的线索、概念线索等，这些为答题思路的切入点。
二、基于“调动和运用知识”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这个层面的设问一般要求“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所学的背景回答问题。历史背景体现的是主干知识、线索和主要概念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是高考考查的重点，据此，笔者把这类问题的解答分成以下两个方面：
（1）重大历史概念联系法
如世界近代史：
经济问题常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金、市场、劳动力、政治前提、环境条件、技术、原料”“近代化的进程”“工业化”“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化”等概念。
政治问题常用“资本主义代议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三权分立”“限制王权”等概念。
文化问题常用“人文主义”“因信称义、先定论、宗教宽容、教随国定、信仰自由”“启蒙思想”“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人民”“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
（2）历史大事联系法
如世界近代史：
文化问题常联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经济问题常联系：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
政治问题常联系：英国光荣革命、《权利法案》的颁布、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美国《1787年宪法》的颁布、法国《人权宣言》的颁布、法国1875年宪法的颁布、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一战、十月革命。
这些概念和大事涵盖了世界近代史的主干知识和线索，有利于指导学生形成系统的复习思路。
2.结合阶段特征回答问题。如要求学生掌握世界史的阶段特征并学会运用于主观题的解答，以世界历史14世纪-19世纪中期为例：
第一阶段：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时期――14世纪-18世纪
政治上专制王权反对教皇、宗教改革、形成早期的民族国家、英国成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重商主义、商业发展、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国际上先后兴起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早期的殖民国家、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早期工业兴起；文化上人文主义发展和启蒙思想的成熟。东方国家专制和重农抑商及闭关锁国、早期殖民者东来、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却缓慢发展、理学占统治地位、文化上进入总结阶段。
第二阶段：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早期和中期
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成为历史的前进的动力，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三次浪潮，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兴起了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和三大运动，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启蒙文化激发了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也促使科学的最终形成及发展。
三、基于“描述和阐释事物”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这个层面的设问一般会要求总结或揭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1.综合多个材料的信息而得出总结性或规律性的认识，即某种历史结论。要关注几个材料之间的共同问题及反映的信息的不同角度，注意完整性和概括性，如特征、主要因果问题、本质性的问题等。要求要有一定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一般要涉及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或阶级属性等。
2.利用多个材料对某种历史问题和结论进行思辨性的认识。要关注材料的方向性，注意问题评价全面性，要依据历史评价四个标准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及有利于文明的演进等，要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等，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
3.图表材料反映出的规律性和趋势性的问题。一定要关注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所反映出的信息，经常采用“上升”“上扬”“下降”“下挫”“停滞”“徘徊”“逐渐上升”“逐渐下降”“逐年上升”“逐年下降”“分布不平衡”“重心在……”“比例上升或下降”“占较大或占较小比重”“占主导地位”“居次要地位”“出现新兴产业”“传统经济或行业仍占主要地位或逐渐瓦解”等词。
四、基于“论证和探讨问题”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应用相关的时代精神作答，比如“和平、发展、民主、法制”“和谐”“以人为本”“合作交流”“全球化”“开放、开化、开明”“团结统一”“实事求是”“文明进步”“文化传承”“扬弃”“平等互利”“独立”“互相尊重”等。
引导学生关注时政热点和国家大事，关注具有长效机制的热点，并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切入点。关注历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强调对时序思维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分析与历史解释能力、历史研究能力和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同时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理解和把握概念，学会反思和论证历史的技能，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第3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一、财政法的概念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和财政支出等;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规定的显性制度,也可能是财政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有待法律确认的隐性制度;最后,财政还可以指一种社会关系,它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从形式层面看,财政法就是调整财政关系之法。按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这种界定方式因为凸现了财政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以可以使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分。由于这种定义方式颇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涉及到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适应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财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从其调整财政关系这一点找到。也正是基于这个共性,财政法学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从而形成财政法制史或比较财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为前提的。当事物的共性被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时,其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弃。对于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的个人或团体来说,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种与自身发展密切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不可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国家产生、法律创制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法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财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君王或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财政权力只是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财政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相反,它们是压制人民权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法仅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财政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缺乏独立的与民众利益声气相求的价值取向。财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财政支出方面则仅仅停留在技术性层面,满足于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监督。
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问题上。封建君主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市民革命由此爆发。如英国的历次革命均因国王滥施税负而起,最终为人民通过议会争得“课税同意权”;美国的革命则发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缴茶叶税,最终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基于这个前提,财政法的宗旨和原则都较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财政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其次,财政权力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同时也在此范围内受人民的监督;再次,财政的民主基础备受重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权成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最后,财政法的功能开始转向保障财政的民主统制,财政权力的失范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凸现。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法明显不同于君主专制时期的财政法,尽管它们都符合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共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部分国家胜利后,尽管消灭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为人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传统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实施并没有为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提供太多的机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的利益当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权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也曾因为不受限制和监督而酿成大错。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保障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具体的表现是,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财政法未能走出权力的阴影,其先进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财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调整财政关系的形式共性当然必要,因为这有助于界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解构,可以构建财政法的活动范围与内部体系,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财政法学来说,仅仅满足于此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揭示出财政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法治建设也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故此,财政法的概念还有待于从时代特性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从实质的层面出发,我们认为,现代财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以增进全民福利和社会发展为目标、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具体内涵包括:
(1)民主是财政法的制度基础。财政法的民主性体现为,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组成代议制机构,也可以直接通过全民公决行使财政权力,决定和监督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与的关系表现为,财政法涉及到公权力的分配,因此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都是财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财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此而言,财政法其实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化。
(2)财政法的目标在于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尽管广义的财政法包括税法、费用征收法等可能导致公民向国家让渡财产的领域,但从整体上看,财政法应该是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为基本宗旨的。无论是财政收入法还是财政管理或运营法,其除了保证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权力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经济发展。即便是财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据除了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在于通过调整资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气周期以及保证合理财政支出等职能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并最大可能地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财政法的目标不仅在于体现宪法基本权利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在于从量上扩大权利的覆盖范围及实现程度。
(3)财政法以财政关系为调整对象。财政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拟制,它指的是财政行为未经法律调整以前所引发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财政关系的分析,可以划定财政法的内部体系框架,理清财政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从而确定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动态过程受制于外在环境,但也是外在环境的创造力量,而内在联系则是对动态过程和外在环境更高层次的概括,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时以财政关系为最优。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财政职能的理解不同,财政关系的范围也随着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也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很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预资源配置。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省略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财政的职能开始不断扩展。首先,财政应当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财政活动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结构,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其次,财政开始通过自身活动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以缓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实施社会保障等。最后,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如在经济过热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生产和生活都通过财政进行控制,不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或生产周期波动,因此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也就将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完全包容在内。另外,由于财政活动无所不包的禀性,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与金融都呈现难舍难分的关系。如,国家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仅可以取走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折旧基金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款的拨付也都是通过财政直接进行的。这样,企业财务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从而依附于国家财政。又如,银行不能自主从事贷款业务,却必须按照财政的意图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设资金,银行存款成为财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也被称为“第二财政”。
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财政职能的探索已经出现了显着的进步。第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视为独立经营的商业主体,其财务关系与财政关系完全分开,财政只是在投资和利润分配时才与企业发生联系。第二,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也已经理顺,财政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银行发放贷款,但是不能进行强迫。财政关系的范围至少将商业性货币资金关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开始显现,开征个人所得税、实施社会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财政开始主动寻找反周期的对策。如为了消除经济疲软,我国近几年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财政改革实践中开始接受公共财政的观念,财政的活动范围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据此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对设计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单位,财政不再对其提供资金;对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介于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位,财政不再全额承担其费用,差额部分由其通过收费加以解决;对于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领域则不断增加投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现在又在逐渐向农村推进;在财政投资方面,对于竞争性产业,财政不再作重点投入,财政资金开始明显地向基础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活动范围的一条准则,公共财政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第4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现代史学理论；运用
优秀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能够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通过对目前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情况分析，教师重视基础教育教学理论、学生历史学习理论的设计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史学理论的有效应用。这是因为我国的高中历史教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处在教教材的层面，较少或者没有突破历史教材的限制。另一个层面上，因为很多高中历史教师经常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代替历史学的理论，导致教师对现代史学理论了解甚少，不能灵活使用现代史学理论进行教学设计。
一、历史解释学与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契合
历史解释学隶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它强调历史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解释，提出了：解释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职务的观点。著名的史学家伽达默尔总结得出，虽然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一段时间客观存在的形态，但是因为受到历史思维自身固有的历史特性，决定了人们认识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历史解释学的恰当使用能够提升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创新，对于有效引导学生在观点交流中加深对历史事件、现象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在高三历史复习课《》这节课上，师生在讨论对这一历史事件评价的时候，教师可以根据人教版《中国历史》1956年版本、1978年版本、1981年版本中对的不同评价作为设计的依据，这一设计体现了明显的历史解释学的思想。
二、现代化理论对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优化
人类历史从16世纪开始，从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变迁，新的工业文明在不断缔造。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工业文明社会的政治是民主与法制化的，工业社会的经济是市场与专业化的经济形态。工业文明社会思想文化是科学、理性与经济主义，社会方面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不断地加快、社会福利全面提升。个人方面体现了开放、参与与平等的特征。例如，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使用现代化的理论对近代史进行研究，能够得出西方近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处于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产生与演进，逐渐构成了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制化（人民教育出版社《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发展》）。西方国家开辟的新航路、殖民侵略、工业革命等，构筑了市场化的经济、工业化的社会。这些现代化史学理论的纵向与横向的剖析，对提升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时间轴线梳理有着重要的帮助意义。通过这种系统的史学理论分析，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历史学习的有效性。
三、心理史学研究提升历史教学设计的针对性
在历史教学中，心理史学，也称作心态史学，指的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心理史学指出：历史事实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堆积，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所创造的。所以，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做好对历史人物内心活动的考察与分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心理史学研究包括对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两个维度的分析，个人心理史学注重伟大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务是对历史伟人的动机与行为进行全面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心理史学的观点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恰当地使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将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事件等置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来展开，有利于引导学生进行历史学习。
四、整体史学研究方法有助于历史教学设计的精准把握
整体史是法国年鉴学派创立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是罗戴尔，在他的代表作里面指出：在进行历史事件写作的时候，可以通过历史人物、周围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用三个时间段的方式来研究与撰写历史。运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就需要一方面做好宏观历史视野的关注，另一方面要善于把握历史史料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细节。如在进行《》这节课教学设计的时候，通过以“回到戊戌，反思戊戌”作为教学的主题，以中的康有为作为个体研究的对象，从康有为的变法手段着手，研究康有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候，可以设计回到戊戌：后中国局面再认识”“反思戊戌：维新派变法活动再检讨”等两个主要的环节。
综上所述，通过对上述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课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运用现代史学理论进行历史教学设计，能够提升高中历史教学设计的有效性。例如，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于提升历史教学与学习的针对性和高效性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不管是借鉴哪一种现代史学理论，都需要教师认真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避免进入史学理论的误区。教师在运用史学理论的过程中，要注重史料的基础地位，只有通过使用各种丰富、生动的历史史料来进行教学设计，才能够实现高中历史教学的高效性，才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徐金超.现代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设计的创新[J].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12）.
[2]魏德才.试论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J].基础教育研究，2007（9）.
[3]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及走向[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7）.
第5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在当今的历史考试中，选择题所包含的容量大，涉及的知识点多，而且又具有机阅的客观性，所以往往成为拉开比分的重心，故有得小题得天下的说法。把握高考，当然要了解高考的命题特点和命题模式，并且要根据命题的模式和分类掌握必要的解题方法技巧。
一、高考题的命题模式及特点
1.高考命题的目的是有利于高校的分层次选拔；有利于引导中学实施新课程改革及素质教育。命题立意应遵循政治性、科学性、公平性、原创性的原则。
2.根据命题立意所涉及的考点，在正规出版物上查找与中学教学实际相适应的材料（文字、图片、表格）。材料在课外，答案在课内；起点高、落点低。
3.高考题情景无论怎样花哨、材料无论怎样晦涩、设问无论怎样灵活，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准则就是它一定是面向高中学生的。它不是考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也不是脑筋急转弯或智力测验。一定有中学教学的依托，或紧密或松散，或直白或含蓄，或机械或灵巧。这就要求考生根据所学过的知识和具备的能力来解题，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不要自乱方寸。要学会审题，找到试题与本学科所学知识的关联和依托，抓住材料的核心内容和有效信息来破题。
二、选择题的方法和技巧
（一）基本方法
1.根本原则：静心、耐心、完整、准确地读题、审题，彻底弄清题干给定的客观信息（知识点）、主观信息（立场、情感、观点、意味），尤其是材料型选择题。
2.把握该题的命题意图（它想考什么），尽可能地找到与课本基础知识和基本观念（课本和教师对该知识点的评价和认识）的依托。自我判断，不能与教材知识（史实）以及我国当前主流观点及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例：前，有些农民突击杀猪砍树破坏农具。）
3.对于教材依托性不明显甚至毫无依托的材料型选择题通常是考查历史知识的理解、运用、历史观以及解读材料的逻辑思维能力。这类试题的审题要求较高，一定要理解和领会材料的主观信息（立场、情感、观点、意味），选择与题意联系最密切的一项，不能随意教条地照搬教材。
（二）解题的技巧
根据考纲所列举的考试能力，总结出对应考试技巧，并辅以近年典型高考题例，希望考生能够用心揣摩。
1.（知识迁移和运用的技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一武器的――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这里的“武器”是指（ ）
A.暴力革命 B.代议制民主
C.先进的生产力 D.科学社会主义
2.（认真审读选项的技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句话的意思是（ ）
A.所有国家都会成为工业发达国家
B.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趋势
C.西化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唯一选择
D.工业化会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3.（题干要求与选项连读的技巧）“农功既毕，始牵牛车，载其所有，求易既无，远行买卖，用其所致珍异，孝养其父母。”《易传》描述的中国古代经济的主要特征是（ ）
A.人们经商意识强 B.远距离长途贩运盛行
C.珍奇珠宝是主要交换产品 D.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4.（知识情境结合的技巧）报载，武汉工人提出“车间就是战场，工人就是战斗员，开快机器，多做一件活，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鞍山钢铁厂工人“把行李搬到工厂，昼夜守护在高炉旁……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先后生产了大批军锹、军镐、炮弹钢、副油箱等，并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上述场景出现在（ ）
A.时期 B.时期
C.抗美援朝时期 D.时期
综上所述，我总结出选择题应掌握的技巧与大家共勉。
（1）一般选择题：记忆清晰，当即选定；有模糊，需分析，可用逐项排除法。
（2）组合题：每组中凡有一项肯定不符的即整组排除，凡肯是有某项的一组必选。
（3）排序题：先抓头，后抓尾，逐项排除。
（4）逆向题：注意逆向思维，或把顺的选好。
（5）因果题：注意因果莫混淆。
（6）图表题：须对图中地点、时代及相关背景和表中有关时间、数字等记忆分析。
（7）文物题：注意文物名称、时代及相关背景和地点、意义，定位要准，提取相关信息。
（8）程度题：四个选项都符合，须选最优的，注意分析比较，排除，抓住关键字词。
（9）材料选择题：阅读材料，注重理解材料表达的核心意思和倾向，对古文和现代文要准确理解，注意关键字词。
第6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要有出彩的教学语言，既准确科学，精炼严谨，又形象趣味，激情洋溢，诙谐幽默，抑扬顿挫。这不仅充满了教师的智慧，而且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习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情感。
本文就从历史知识的特点方面探讨其对历史课堂语言的要求。
何谓历史知识？乍一说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历史知识不就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吗？这样的观点就把历史原本同历史知识混淆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原本与历史知识的关系，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的关系。历史知识，实际上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的认识。所以，历史认识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历史知识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我们所说的历史知识，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认识；历史教师传授历史知识，实际上是在传授对历史的认识；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实际上是在学习对历史的认识。关于历史知识的特点，史学界提出了不少看法，如过去性、具体性、科学性、思想性、系统性、综合性、阶段性、时序性、因果性等等。历史知识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学语言的特点。
1 历史知识的过去性和时序性特点
这是历史知识最根本的特征。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全部实践活动，是过去的，是不能重复出现。且这种流逝的过去是先后发生的，发生过了就不再会变化了。客观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人和事物都不能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客观历史的时序性特点决定了历史学科体系具有时序性的特点。所以，历史知识，特别是远离现实社会和学生生活的历史知识对于学生来讲，大都较为陌生，除年代较近的之外大多来自间接经验，无法直接体验，而这种间接经验则通过教科书集中体现出来。这一过去性和时序性特点就要求教师在讲授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充分发挥语言艺术，以生动精妙的语言再现过去的历史。
如小农经济史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学生对这一经济模式较为陌生，教师就可以结合《天仙配》的神话故事，以生动的、学生熟悉的素材来辅助，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其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等特点。
再如对于什么是新航路，学生比较模糊，教师就可以以生动的语言说：新航路是相比"旧"航路来说的，旧航路是指由西欧经过地中海经过亚欧大陆到达东方（中国和印度）的商贸路线。新航路则从西欧出发，绕过地中海，另外再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的航路。
2 历史知识的具体性特点和客观性特点
历史知识的过去性和时序性特点决定了历史知识是具体和可观的。任何历史知识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有确定的情节，有具体的经过，任何历史现象都离不开一定人物的活动。所以，历史知识是由背景、人物、时间、空间、经过和结果等明确的要素构成的，离开了这些明确的要素，历史知识就无具体性可言。历史知识的具体性特点要求历史教师注意课堂语言的表述要符合史实，要精确无误。如这些历史事件或术语：天平天国运动、、、和等等，教师在讲述的时候都要如实讲解，确保准确、严谨。
历史是确确实实发生的，历史知识就是对这种客观的历史的反映，所以历史知识具有客观性，这一特点就要求历史课堂语言要准确无误，力求做到语言确切、用词严谨。如，"秦王嬴政"和"秦始皇"就不能混淆乱用。秦统一中国之前，叫"秦王嬴政"，不叫 "秦始皇"。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才可以叫"秦始皇"，因为皇帝的称号是秦统一之后开创的。如果教师不加注意的乱用，就违背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特点。再比如关于的意义，有的教师说成是：了"封建制度" 或者"封建统治"，这就不准确。只是了封建制度中的政治制度，即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思想制度是在延续到后来才逐渐结束的，所以说不能说是了封建制度。后封建性质的统治依然存在，比如的封建统治，张勋的复辟帝制等，所以说也不可以说了"封建统治"。
3 历史知识的科学性特点
历史知识的具体性和客观性特点决定了历史知识的科学性特点。历史教学语言按其内容可分为一般教学语言与历史专业语言。历史专业语言是指正确运用历史术语，即历史学科的专门用语，这些专门用语是由历史基本概念组成的名词体系，每个词都有其特有的定义域，是不能随意使用的。这种科学性特点就要求历史教学语言也要科学。
历史语言不同于文学语言，不能有任何程度的虚构。对历史过程的讲述、人物生平的介绍，必须符合史实；在分析历史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揭示历史规律的时候，必须从史实出发，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比如在教授《开辟新航路》这一课时，"新航路"、"地理大发现"是特定的历史名词，千万不能进行篡改，用其他的讲法进行表述，如"新路"、"海路"等；在讲行开辟航路的过程的时候要联系到地理知识，掌握西班牙和葡萄牙开辟的方向以及四个航海家的航线。这时就不能表述为：葡萄牙向右，西班牙向坐，而应该说向东和向西。不能说达.伽马先是向下到了非洲最南端，再向上沿着非洲东海岸，最后向右到了印度，而应该表述成向南、向北、向东这样的方位名称。再比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要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不能说成"皇帝制度"，因为后者不具有概括性。
比如在讲宗法制、分封制、皇帝制、三省六部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城邦民主制度、罗马法、资产阶级代议制等制度的时候都要遵循这种科学性特点，不可歪曲、篡改、随意渲染。
4 历史知识的综合性特点。
第7篇：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国家 国际 历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30-36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或国家间关系、世界的结构与进程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历史社会学家的视野。[1] 与此同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等已不能解释世界变化,特别是冷战前后的变化,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区域使两门学科走到一起,国际关系研究便有了“向历史学转向”和“向社会学转向”。[2]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社会学开始出现于国际关系学科之中,历史社会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复兴了,其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沃勒斯坦、霍布森(John M. Hobson)和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等,[3]英国国际研究联合会(BISA)也成立了“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平台。
人们用不同名称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国际社会学”、“世界社会学”等,但历史社会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纷争的概念,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其中充斥着众多相互竞争的派别,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派别界入加重了这种混乱,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由此很难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大致统一。霍布森把“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分为八类:新韦伯主义的、建构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后现代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和女性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等,[4] 内容涵括太多,本文只能从其核心或要义方面简述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一、 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世界的变化,这是历史社会学吸引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5] 沃尔兹强调国际体系中无时间变化的结构(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继承了行为主义的反历史主义传统,因而被指责为“现世主义”(presentism)的、 “现世崇拜”(chronofetishism)的和“现世中心论”(tempocentrism)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向历史学转向”。[6]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受政治理论影响很大,尽管沃尔兹结合经济因素阐述国际政治结构,但忽视了其他因素,这是学论(asociologism)的,[7] 其后果导致了国际与国内区域的分离,国内政治是有等级的,国际政治则被称为“没有政府的政治”,从而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8] 因为国际区域并不是独立于国内事务之外;单位或个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国家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与等级结构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形式,它们可以共存;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国际体系,而是很多,两者相互联系。
变化的根源来源于行动层面,产生以上弊端的原因就是忽视了这个层面,尤其是国家层面。例如,在行动与结构关系图式中,沃尔兹强调结构对行动或个体的制约作用,但排除了对单元或国家的分析,忽视国家和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家因此被踢出分析之外。[9] 此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的,[10]因为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威利亚体系之上,非欧洲地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和社会建构的方式没得到认同,无政府主义偏好是欧洲中心论的自然延伸,等等。[11]
为克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应以历史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然而,与历史社会学本身一样,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也边界模糊,其中不仅有一批具有强烈学科意识的学者,如霍布森、马丁•修(Martin Shaw)、林克耐特、沃勒斯坦和布赞等,也有一些使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学者,如费丽莫、艾肯伯瑞和克莱斯勒等。研究方法也具有多元特征,既可以是诱导式的或演绎式的,也可以建立在构成性理论(constitutive theory)或因果关系理论之上,在它们的一端是理性选择、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路径依赖、即时性(temporality)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另一端则为文化的、后殖民的和后结构主义方法。[12]
在方法论中,结构―行动问题尤其突出,其中至少包括结构主义、行动至上和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的三种观点。结构主义强调人类行为的深层次的、普遍的原因,以及它对行动的限制作用,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行动至上论则相反,否认结构(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等)的限制性作用,只从具体行动中探寻它们存在或变化的规律与法则,某些韦伯主义者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观点认为两者相互建构而融为一体,他似乎想建立一种包容一切的“宏理论”。[13]
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与众多学科和思想派别相关联,其中和新韦伯主义影响最大,因此,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方法论上的大致统一,即历史化、社会学化和人本主义(humanism),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特殊社会变迁的类型,变化和“情境化”。
首先,历史社会学坚持整体主义(社会学化) 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其中多种要素如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对而言,整体主义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或历史结构,不管是以世界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分析,还是考克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即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生产、交换或经济是国家体系的基础;新韦伯主义也把世界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都“嵌入”社会之中,它们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而是相互建构,一种因素不能还原成另一种因素。它们都从整体中寻找部分的含义,战争、革命、、国家体系或世界革命等“国际”现象只有在这种框架下才有意义。
其次,整体主义主要是空间上的反映,而“变化”则是时间上的表现,二者相互交织。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很多“不言自明”的前提,主流学派很少去质疑它们,历史社会学家则不然,他们往往探究这些“前提”的来源,尤其是把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它们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进程。而任何事件都存在于时间长河中,他们对变化情有独钟,往往运用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去探究事物发展的历时性,揭示“国际”或“世界”舞台上存在的规律及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结构,从世界历史视角剖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力图纠正其中存在的错误,并以此批判欧洲中心论。
最后,反对国家中心论,主张人本主义,即从人类个体出发,研究社会或国际关系的变化,反对国家中心论。现代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作用十分突出,但它镶嵌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部分,与其他行动者相互作用,相互建构。这种作用也溢出国家社会之外,进入国际舞台,成为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因此,历史社会学家更关注社会中的个体(包括国家)。
二、“国家”和“国际”的重新概念化
历史社会学能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什么?[14] 多数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国家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并重新概念化。20世纪50-7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把国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没把它与民族、社会等概念区分开来,国家研究成为空白。[15] 更为奇怪的是,国家被剖为两半,分别置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中,形成了所谓的国家的“两重生命”,前者发掘出国家的内部特征,而后者分析其外部特征。[16]
70年代,伴随着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国际关系学科中出现了第一次有关国家的争论。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拥有较高的独立性,是理性的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主要对有关安全的“高级政治”感兴趣;而非现实主义者(包括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多元论者)则相反,他们声称国际间的相互依存使国家变得破碎,国家越来越把经济、文化和环境问题等“低级政治”置于“高级政治”之上,国家的作用正在衰退。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内与国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都把国家从分析中“踢出去”了,历史社会学要求运用社会理论理解国家,并把它重新引入分析之中。[17]
和新韦伯主义是历史社会学中两大主要学派,而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国家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体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理论等学派活跃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国家当作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政治或国家体系是一个独立领域,而则把国家放在社会或世界整体中,并以生产、劳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权力等分析国家及其体系的进程、特征、行为和利益。其中,经济、生产和劳动是基础,这种分析方式被认为“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世界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现代国家只是它的派生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中心和资产阶级获取剩余的工具,国家被牢牢套在世界经济或体系之中,缺乏国际行动能力。为克服这种决定论,葛兰西追求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合法性,科克斯(Robert M. Cox)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生产具有中心地位,生产结构形成阶级,而阶级结构是国家的基础,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国家又受世界秩序的束缚;同时,国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与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紧密相连。[18] 罗森伯格认为国家并不是“自主的”政治行为体,它受社会关系结构和历史结构的制约,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结构。[19]
对新韦伯主义者而言,国家建立在制度之上,是拥有武力和管理职能的集权化群体,不但在内部与其他群体,而且在不同地域与其他行为者争夺资源,国家、社会和政府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形式。[20] 他们摆脱了“基础―上层建筑”分析方法,追求多元解释模式,强调国内外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多原因分析(许多相互依赖的权力来源)、多空间性(相互依赖的多空间层面)、权力来源和行为体的半自主性、关于历史和变化的复杂观点(历史性)等,分析更加复杂。[21]
例如,斯科奇波尔认为国家对内维持秩序,对外与他国竞争,国家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相互作用,它还要适应国际社会,尤其是战争对国家的影响,国家革命与国际战争关系密切。[22] 梯蒂也有相似分析,但他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欧洲国家形成的国内外条件。[23] 与他们相比,迈克尔•曼的分析复杂得多,他认为国家处于多重社会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的网络中心,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多形态的(polymorphous)的(如资本主义的、军事主义的、代议制的、民族的、意识形态―道德的和父系的等),它既是国际冲突的产物,也受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认同和规范等国内因素的影响。[24]
霍布森则总结了他们的分析,把结构和行动结合在一起,区分了国家的两种行动能力:国内行动能力(domestic agential power)和国际行动能力(international agential power),坚持国家同时具有不同程度的国内和国际行为能力,企图在两者之间搭建沟通桥梁。[25] 此外,马丁•修追溯了在不同时期的含义,布赞重新诠释了“安全”,一些学者指出了国家地理边界的社会和规范含义,等等。英国 “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小组的议题更广,包括殖民地独立与;欧洲、和帝国;战争、帝国与民族国家;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民主与专制,等等。[26]
总之,历史社会学把国家当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时期的国家有不同的特质。同样,社会或国际社会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有把国家放置其中理解才有意义,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中国内外因素互动是解释国家的关键。这是 “国际”分析的出发点。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体系”的概念化很不成功,沃尔兹的国际体系仅仅指国际政治体系,是静态的和国家中心论的。布赞修正了沃尔兹的分析,运用多元分析方法把国际体系分成军事、政治、国际经济和社会文化四种边界并不重合体系,相互作用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因素不能起决定作用,这与迈克尔•曼的观点相似。他运用世界历史观点考察了国际体系进程,认为世界并不总是无序的,等级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可以共存。[27]
对英国学派而言,国际体系可以进化为国际社会,但国际社会研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社会学超越了这种束缚,如马丁•修提出了“全球社会”(a global society)观点。冷战后,全球社会正在形成,它不同于国家社会,是由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关系组成的复合体,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世界,其中,现代生产、市场、交流、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等联合起来的力量与全球的、地区和地方的各个部分及其差异相互作用。他重点分析了全球社会中战争与安全的不同含义与形式,以及它们产生的全球、地区或国家层面的复杂原因。[28]
很少用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概念,而是从生产、劳动、生产方式、资本积累和积累方式等角度研究世界整体,最有影响的当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对他而言,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不同的体系都建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上,而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剩余的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或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并最终扩展到全球,其中不停息的资本积累是发展的动力,也存在着中心―不平等关系,国家间体系或国际体系只是世界体系中地缘政治的表现形式。
国际社会研究依赖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相似性,“国际”没有得到很好的概念化,为此,罗森伯格引入了托洛茨基的“不均衡和复合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概念。“不均衡”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世界是由众多的差异组成的,这些差异包含社会间的、面积大小的、文化形式之间的、和物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而众多社会之间,以及它们不同的水平和形式在时间上共存,即“非同时的同期性”(asynchronous simultaneity)。“不均衡”导致“复合的发展”,即没有一个社会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总之,社会发展是一个由差异组成的整体,也是历时性和同期性结合的产物。[29]
总而言之,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不同,历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或世界整体的角度分析国际现象,涉及到国际或世界、国内和个体三个层面的互动,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不仅包括政治―军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包含社会、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三、历史社会学为国际关系带来什么?
显而易见,历史社会学的新视角为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了新思维,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社会学究竟能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什么?这仍然是争论的中心话题。一些学者充分肯定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作用,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两者的结合存在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人质疑这种结合。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质疑国际关系学科中既定的、毋庸置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前提,运用历史社会学理论重新审视它们的含义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尽管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有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仍深嵌于政治学中,而历史社会学则以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为基础,充分地吸纳了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两种视角衍生出不同的知识体系:一种以社会为基础,另一种则从国家出发,聚焦于国家体系。再者,理解不同流派的历史社会学也涉及到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如和韦伯主义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对人、世界、社会和国家等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也影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同样,认识论的差异带来不同方法论。这一切使得国际关系不再囿于政治学、经济学的窠臼,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第二,在批判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时,引入“行动”层面,尤其重要的是把“国家”重新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中,并打开了这个“黑匣子”,揭示其社会内涵;通过国家把国际、国家和国内三个层面的所有因素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分析国际行为的国内根源或国家行为的国际根源,打破了国内与国际的分割,从整体理解部分,或从部分看整体,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情境性”分析为国际关系研究添入了更多内容,如国家与社会,“国际”与“国内”之间的关系,战争、革命对国家的作用等,也使建立综合解释模式成为可能。
第三,在强调行动与结构的互动时批判“静止的”观点,把国际关系置于时间的长河之中,以历史观点重新审视它的发展过程,并分析变化的原因。变化来源于行动层面,如国家、国内社会、革命、阶级冲突、认同和合法性等都能引起国际结构的变化,而对变化的分析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并以此挑战国际关系中“不证自明的” 理论前提和“共识”。
第四,冷战后,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正在发展巨大变化,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面临着严峻考验,历史社会学更关注这时世界的复杂变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以突破冷战思维的局限,探寻世界变化的逻辑。最后,历史社会学崇尚实证研究,引入大量史实进行证伪,把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以确立具有实际解释意义的分析框架。
总之,这些变革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议事日程,如在构建“世界社会学”时,霍布森指出了实证和规范研究的十个关键分析领域,其范围大大超过了既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然而,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两者结合仍然有很多问题。[30]
首先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这也是最基本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为中心,而历史社会学则从社会出发阐述“社会间的”特征及其变化,两者很难相容,历史社会学由此很难为新现实主义提供完整的国家理论。
其次,历史社会学的国际分析中有着现实主义的传统,如韦伯、斯科奇波尔、梯蒂和迈克尔•曼等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出一辙,其结果是国内与国际研究之间缺乏粘连性。然而,历史社会学毕竟与国际关系学不同,它并没有把“国家”和“国际体系”当作是既定的前提,相反,它引入时间概念,具体地分析它们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揭示其新含义。尽管如此,二者的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在经典历史社会学中,“国际”一词缺乏明确的定义。古典社会学理论处于学科分离之前,是整体论的,目的是创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理论,并没有建构起有关社会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后来的社会学高度关注某一或某些社会内部,而对国际研究的依据是“与国内研究的相似性”,因此,“国际”一词没有严格的社会学定义。在历史社会学进入国际关系学科之前,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但不同的学者对此看法迥异。
第四,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历史化,但忽视了史学理论。[31] 然而,对历史的理论化有着太多争议,如兰克学派与年鉴史学派就有很大差别,前者是实证史学的代表,后者则强调“一体化史学”。既然历史社会学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就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但众多的史学理论仍然让人无所适从。最后,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涵括众多学派,各种竞争性观点充斥其中,如何把它们抽象成简洁的理论以指导国际关系研究?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言,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涵括众多流派,来源于不同的认识论,如何把它们拿捏在一起十分困难,只有从方法论上去把握。
另外,历史社会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有的学者担心它会被国际关系驯服;[32] 历史社会学强调结构与行动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建构的关系,把两者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因果变量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实际上是建立综合性的解释模式,而学术界对此极力反对,在具体分析中更难以把握,如霍布森的财政社会学分析便是如此。正由于这些问题,历史社会学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它的独特视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目前正在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新一轮的综合也与之有关。或许,它将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注释:
[1]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
[2]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8, pp. 1-3.
[3] George Lawson,“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en Societ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Voc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 44, p. 344.
[4]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0-41.
[5] J.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 R.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1-148; Martin Shaw, “State theory and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Michael Banks and Martin Shaw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1-6; [英]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22;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20.
[7] Walter Carlsnaes et al.,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2002, p. 75.
[8] John M. Hobson,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20.
[9]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pp. 66-69;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pp. 18-22.
[10]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A British Social Science”(renew),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April 2000, p. 115;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Immanue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1;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英]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第37页。
[11] John M Hobson,“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World History: Orien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Dialogic Conception of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 44, pp. 414430.
[12] George Lawson,“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6-349.
[13] [英]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90页。
[14] 这个问题出现得很早,有关讨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如英国国际研究联合会的“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平台在2004年12月19日和2005年3月5日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国际关系遭遇历史社会学”。
[15] Martin Shaw,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p. 61.
[16] Richard Little, “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Realist Assault: Competing ide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in Michael Banks and Martin Shaw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9-20, 24-34.
[17]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5.
[18] [美]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4页。
[19] 洪邮生:“一种有‘本体论’深度的视角: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评介。”[英]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第256―272页。
[20] 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pp.4-5.
[21]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4.
[22]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lation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9.
[23]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1, 58-59, 76.
[24] Michea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Ⅱ: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5-56.
[25] 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17-235.
[26] .
[27] Barry Buzan et al.,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2-80;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pp. 26-28.
[28] Martin Shaw,Glob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 pp. 17-19.
[29] Justin Rosenberg,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07-310.
[30] John M. Hobson, “On the Road towards an Historicised World Sociology”,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9-284.
[31] “History and Theory in the New Soci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by Paul A. Kowert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3) 5, pp. 7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