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制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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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一、新农地制度的内容及政策意图

新农地制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要求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②实行“大稳定、小调整”；③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④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流转；⑤预留机动地不能超过耕地面积的5%；⑥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廖洪乐等，2003）。

以上内容在《土地承包法》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规定，很显然，这是政府在立法层面上对地方制度创新的追认和对以往学者批评的回应。不少学者对改革初期自发性的农地制度创新严重偏向公平的政策取向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土地调整影响了农业绩效，土地福利化影响了土地流转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农民承包权常被侵犯，等等。从《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条款可以看出，新农地制度旨在这些问题上寻求突破。

新农地制度明显的政策蕴涵有二：一是强化承包权意图，即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巩固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限制基层干部权利的滥用；二是突出效率意图，即以稳定承包权和促进土地流转及劳动力转移为手段提高农业效率。《土地承包法》在第十四条“发包方承担的义务”和第十六条“承包方承担的权利”上的相应规定，以及对土地承包期限、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应规定，都是在力图强化家庭承包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以保障农户的承包权和提高土地经营的效率。

二、新农地制度政策依据的不充分性及其效率意图的内在矛盾

新农地制度政策倾向的调整首先是对许多学者对原有制度的批评做出的回应。实际上，这些批评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即使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建立在这些批评之上的新农地制度的效率意图也可能无法实现，因为效率意图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

（一）新农地制度政策依据的不充分性

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效率缺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①承包权不稳定（主要是指土地调整），这影响了对土地的投入，进而影响了农业绩效；②土地福利化分配，这影响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同时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至今依然争论不断，尚未形成共识。虽然一些批评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尽管有不少学者对那些批评提出了质疑，但是，基于大量规范研究的结论还是被作为了制度设计的依据。

在土地承包权稳定与土地投入进而与农业绩效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基本上认同短期投入与土地承包权稳定与否无关，但是，在对长期投入的影响上还存在争议。有些研究发现，农地产权是否稳定和产出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它们不仅包括国际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的研究。事实上，首先，承包权稳定能否影响农业的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例如，农业生产要受到农作物生物性的限制，无论农民如何投入，一亩地的产出也不会增加太多；另外，现在农民普遍兼业，在投资时必然会进行效益比较，具有其他投资渠道的农民很可能不愿意向比较效益低的土地投资。其次，农民是否愿意对土地长期投资还取决于其对未来的预期，事实上，农民很难进行长远规划，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今天，非农化是大势所趋，长期投资能否在自己意愿的经营期内收回是不确定的，这就造成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缺乏长远目标。最后，既往研究对农地长期投资的界定是相当模糊的，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无非是土地改良、绿肥的使用等，这些投入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投资，例如水利建设等，更多的是作为公共物品由集体或政府投资的，这些投入与承包权是否稳定没有多大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提高中国农业比较效益的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土地生产率。在劳均经营规模过小的情况下，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动力是有限的，把提高土地绩效作为政策目标很有可能是不现实的。

关于土地分配的福利化限制了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批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反而得出了相反的论断。。尽管如此，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其深层原因是一些学者心中都有一种“大农业情结”，而没有考虑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现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如此严峻的人地矛盾，中国的发展道路绝对不会和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同。还有一种批评是基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实践经验，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为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做好准备。但是，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湾省的约束条件、发展路径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大国（地区）经济和小国（地区）经济的不同。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户均耕地0.8公顷，尽管从1961年开始政府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但是，到了2002年，日本的户均规模也只是1.46公顷。几乎在同一个过程里，日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原来的50%左右降到5%左右。反观中国的状况，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哪怕是适度规模经营在中国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能是一个战略目标，而不应该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

（二）效率意图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退一步说，即使学者们的批评能站得住脚，新农地制度的效率意图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内部还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一般认为，承包权不稳定会使农民对所经营的土地缺乏长期的预期，从而限制了农民对土地中长期投资。因此，稳定承包权就是要鼓励农民对土地投资，从而提高农业绩效。同时，既往的批评也认为，土地的配置效率低下影响了农业绩效，从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比较效益的角度考虑，应该促进土地的流转。新农地制度同时照顾了这两种观点。例如，《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同时，《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还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不过，这个政策意图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第一，要真正实现稳定承包权就不可能流转，更不可能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第二，要流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承包权。《土地承包法》所认可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等，不过，在转包等前三者可供选择的情况下采取转让方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实现规模经营的角度考虑，真正有效的流转方式应该是转包和出租，但是，这两种方式会使得土地的经营权很不稳定。这是因为，首先，紧张的人地矛盾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缓解，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经营规模是0.43公顷，而美国是59.4公顷，法国是21.5公顷，即使同是东亚小农国度的日本和韩国，其劳均规模也分别达到了1.7和0.7公顷。中国现有的3亿农业劳动力即使有2／3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劳均规模也不过1.3公顷。不过，其在笔者看来，这个过程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紧张的人地关系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其次，中国的耕地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压力，目前，耕地仍承载着3亿劳动力，为农民提供着将近一半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短期内农民还不能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就业渠道还是相对有限的，土地依然是农民最后也是最稳定的生存保障。最后，农民基本上都是规避风险的，在非农收入不稳定和非农生活不能得到稳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不会放弃土地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农地流转市场应该是卖方市场，供给方的市场实力应该远大于买方。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在土地流转合约上供给方会更倾向于短期契约。只要契约是短期的，承包权就不可能稳定。这样，关于承包权不稳定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就很可能难以解决。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新农地制度政策倾向的转变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在此基础上的政策意图也很可能难以实现。因此，笔者对具有强制性特点的新农地制度的合理性表示一定的质疑。如何看待农地制度的公平问题取决于对农地性质的理解，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农地的性质。

三、重新理解农地的性质

如何看待中国农地制度的效率问题，实际上就能够反映出如何看待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以及农村土地的性质。上面已经提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规模经营（包括适度规模经营）不应该成为中国农地制度的主要选项。在这种条件下，应该重新理解农村土地的性质。

要理解中国农村土地的性质首先要了解农村土地的功能。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土地应该具有两项功能：一是保障功能，二是资本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是以土地为依托，来满足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供给、就业、养老等基本要求；而土地的资本功能则是视土地为资本，通过加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投资者带来预期收益。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土地的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的资本功能在不断上升。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土地保障功能的替代品还难以出现，保障功能还会占据核心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James（1995）和Dong（1996）把土地均分看成是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种集体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性质更倾向于一个生产的平台而不是产品，具有俱乐部物品的特性。集体成员拥有集体土地经营权的依据是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而成员权的基础又是村民的生存权，村民的承包权能否得到保障主要取决于村民的生存权能否得到尊重。正如美国学者Scott（1976）在研究东南亚一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时所指出的：在人均土地资源禀赋极少的小农经济中，农民的理性原则是以生存安全为第一，而不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他认为，农民这种“道义经济”就使所有外在的制度、技术及习俗都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生存伦理而不是经济“理性”。对中国大部分农民而言，情况是一样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农村土地作为一种产品或资本来看待，以此为基础，它们关注的重点必然是这种产品所带来的资本收益。如果从生产平台性质的角度去看农村集体土地，其着重点就应该是集体土地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生存能力，即集体土地所具有的满足集体成员基本生存的能力。

农地制度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制度，它不只具有经济性，还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对农地制度的考察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还要考虑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具有小农特性的大国，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地制度的实施不能不考虑社会成本。

四、新农地制度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

审视农村改革以来二十几年的实践会发现，中国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基本上形成了“铁打的集体，流水的成员”的模式，土地承包随人口调整而调整，尽管周期不定，但土地福利化基本上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共识。这种土地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给予集体成员以生存能力。根据众多人口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仍会维持在6亿～8亿的水平，和现在差不多。进入21世纪几年来，中国人口年均增长800万左右，其中70%是农村人口，随着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到来，这个数值可能不止800万。可以估算，如果土地真的不调整，在未来的30年里将有1.68亿多的农村人口自动失去土地承包权，即使其中有一半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估计也会有0.84.亿农村人口失去土地权益。

此外，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也存在被剥夺的风险。《土地承包法》一方面规定，“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另一方面还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事实上，只要妇女新居住地不进行土地调整，她们得到土地承包权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尽管该法规定了新增人口（自然包括婚嫁的妇女）获取土地的三个途径，但其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5%的机动地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而且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把机动地作为公共支出的收入来源，很少承包给新增人口；第二，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说，根本就没有新开垦土地；第三，当存在转包、转让等流转方式时，自愿交回承包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按照2000年数据，在今后20年要进入婚龄的妇女现在（0～25岁）人数约为2.3亿，按70%比例估算，农村妇女约为1.6亿。这就意味着，如果严格执行新农地制度，将会有1.6亿农村妇女失去土地承包权，即使考虑转向城市等原因脱离农业的占1／2，也将有0.8亿妇女失去土地承包权，除非她们嫁到本村或邻村，但是，这样又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如果真的30年不调整土地，到2036年，保守地估计将会有近1.64亿农村人口自动丧失土地承包权，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的1／4，这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随着人口的调整，农村新增人口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获得土地经营权，但是，这种途径同样也会带来社会公平问题。由于紧张的人地矛盾，土地流转市场很可能是卖方市场，这样就极有可能使承包农户不但要承担转包费，还有可能难以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从而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形成社会矛盾。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新农地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土地流转，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长期非均衡，小农分散经营的局面很可能难以改变。这显然不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初衷。

第2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同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由于法律对第三人的这一规定比较概括，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学术界对第三人概念有较大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第三人的范围上，显示在两个方面：第一，行政诉讼法中所指的“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否仅限在有直接利害关系，还是也包括了与诉讼结果有关系的情况。第二，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涵盖行政机关。目前学术界仍未给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准确概念，但是在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特征上，学术界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1)同提起的具体行政诉讼行为有利害关系。②第三人参诉需以本诉为法院受理并且尚未终结为前提。⑧第三人具有等同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2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比较

由于行政诉讼有着和民事诉讼不同的立法宗旨和目标，故两者虽在第三人制度上有相同之处，但存在更多的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相同点。(第三123人参诉的目的。诉讼第三人无论是与案件本身或与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还是支持原告或被告，其参与到诉讼中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有第三人的参加，人民法院可广开言路，彻底了解案情，从而客观地审办案件。(参加诉讼的时间。第三人参诉是以他人之诉正在进行中为前提，故其参与到诉讼中的时间也就限定在他人诉讼开始之后裁判终结之前，这是第三人性质所决定的。⑨参加诉讼的方式。行政诉讼第三人可根据本人申请经过法院予以准许参加到诉讼中或由法院通知其参诉。

民事诉讼中分为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存在这两种参诉方式。(提高诉讼效率。第三人参加诉讼引起的参加之诉与本诉的合并，同时可以避免第三人因没有参加诉讼而提起新的诉讼，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从而及时、有效的处理案件。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的不同点。①第三人范围的不同。因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利害关系”不同的理解产生的不同。民事诉讼上第三人是指对原告和被告所争议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的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从法律视角来看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诉讼中的第三人存在有无独立请求权之分。另外，行政诉讼法规定，允许与提讼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利益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作为诉讼的第三人参与案件审理。那么此处的“利害关系”是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范围(即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利害关系)还是窄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范围，而仅指直接利害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上面提到过的学术界存在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实务中，对“利害关系”的认定也没有局限在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中，还包括了与案件的判决结果的利害关系。同时我国行政法及其解释并没有把“利害关系”只规定在直接利害关系上。②对民事诉讼第三人范围的扩大。由于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所以不存在行政机关成为第三人的情形。而在行政诉讼当中，其解决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于行政机关的参诉，会区别于民事诉讼第三人的范围。因此这里会涉及到行政机关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问题，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追加被告但原告未许可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可以看出当行政机关作为机关法人参加诉讼时，就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⑧第三人类型的不同。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能够与民事诉讼第三人一样，存在有无独立请求权之分呢?行政诉讼第三人提出的主张存在三种情况：第一，原告与被告的主张均不同意；第二，原告与被告的主张都同意；第三，无主张，当其支持的当事人败诉，可能被判决承担某种义务。由于行政诉讼的情形和制度与民事诉讼的不同，无法简单的参照民事诉讼中对第三人的“二分法”来对行政诉讼第三人进行划分。现在学术界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划分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学者提出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类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划分进行比较，以第三人提出的不同诉讼主张进行划分；一类是借鉴德国、日本、台湾等大陆法国家对行政诉讼法第三人的划分，按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的利害关系进行划分。由于行政诉讼制度很多脱胎于民事诉讼制度，很多学者仍借鉴民事诉讼第三人，但不是简单根据有无独立的请求权进行二分，而是根据第三人不同的诉讼主张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诉讼主张与原告、被告的诉讼主张都不同，即既反对原告又反对被告，则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包括两种，一种是站在被告一方支持被告主张，在诉讼中辅助被告进行诉讼，另一种是提出的诉讼主张与原告一致，辅助原告进行诉讼。也有学者借鉴德国、日本和台湾等大陆法国家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类型划分，根据第三人与案件处理利害关系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辅助第三人。以上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分类都可以为理论和实践提供指导，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与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的分类是很不相同的。

3结语

第3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 失地农民 生存保障

土地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来源。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土地的征用量逐年攀升,由此产生的农民失地问题也日益严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因此说,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科学、合理地离开土地,不仅符合政府的愿望,也是大多数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相关政策体系的不完善,造成很多失地农民成为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形成的新的困难群体,他们担负着由农村向城市转型的成本,面临着生存、就业、养老等多方面的困难,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严重隐患。

――失地农民面临的“两大难题”

2004年,我们对鞍山市开发区、营城子分区、沙河镇等重点集中征地地区的失地农民的现状作了实地调查,调查中我们发现,失地农民很多面临“进无出路、退无保障”的尴尬状况,虽然目前依靠一次性安置费用,生活水平还没有明显地下降,但从长远看,随着安置费用逐渐用完,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势必凸现,给社会稳定留下极大隐患。

1、出路问题。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维持家庭可持续生计的主要来源。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根本的出路在于就业。但从调查情况看,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在鞍山营城子分区抽查的40家被征地农户中,就业率不到50%,村里更是出现了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2、退路问题。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随着土地的丧失,这些农民就失去了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习惯生存保障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的安置资金随着后续生活及通货膨胀的销蚀,又难以为失地农民再造一个可持续生计。一些大龄失地农民尤其是老年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也没有什么社保和低保,势必成为社会中又一类困难群体。

――“两大难题”形成的原因

1、失地农民就业难。失地农民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和缺乏非农劳动技能等因素,再加上农村就业信息服务渠道不畅通,导致很多失地农民无法向二、三产业转移。即便有一些由政府安置就业转移,而一旦企业合同期满或精简人员,这部分人往往首当其冲被裁减。

2、保障体系不健全。从总体上看,目前各类建设用地征地补偿普遍偏低,而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还没有全面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范围。失地农民也只是注重眼前的利益,主要考虑的是今天能分到多少钱,很少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村里由于资金等原因也无法将土地征用款用于解决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3、补助方式不完善。当前政府和农民普遍乐于接受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的办法,但从长远角度上看,该办法没能充分考虑到土地对于农民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生存和生活的保障的事实。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便永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如果缺少谋生手段,就会坐吃山空,成为"三无"(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农民。

――“两大难题”解决的办法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必须保持社会的平安、稳定、有序。切实解决失地农民出路和退路问题,维护好农民切身利益,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关键是要构筑四条保障线,逐步建立起“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经济补偿”三位一体的长效保障机制。

1、构筑就业保障线。失地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就业,政府在征地的同时,应建立失地农民再就业实施体系。一是安置就业。对失地农民实行“开发性安置”,即以土地换就业。推荐失地农民到用地单位和园区企业就业,鼓励用地单位和企业把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给被征地农民,对多招收失地农民的企业还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补贴;二是自谋职业。免费为失地农民办理农转非手续,建立失地农民的劳动力档案,统一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加大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力度,积极引导失地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三是自主创业。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扶持和倾斜,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建立失地农民就业援助制度,让他们享受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失地农民发挥其农业生产技能,承包经营农业园区、基地等,继续从事种养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解决生活出路。

2、构筑养老保障线。养老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当土地被征用后,建立适合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已迫在眉睫。一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引导失地农民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二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对所征缴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设立专门机构,实行专户储存和管理,确保失地农民保障资金规范化管理、安全运行和实现保值增值;三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统发机制。基金主要用于充实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中基本保险部分和补贴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费用。对农村被征地人员在按一定标准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费后,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办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使被征地人员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

3、构筑生存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解决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一是对60岁以上或没有达到城市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全部进入城市低保,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让失地农民中的困难户、特困户直接进入城镇居民的低保体系;二是在保证失地困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的同时,为失地农民统一规划建设了安置房,实行集中安置,为失地农民提供住房保障

4、构筑政策保障线。征地补偿是征地问题的核心,也是征地制度改革的难点。政府作为征地所有权的绝对拥有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逐步建立既兴国又富民的配套政策。一是在确认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补偿标准,改变用压低地价来降低城市建设成本的投资理念,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二是改变货币补偿方式。对征地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可实行一次性货币安置。对征地时在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并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达到15年的,可帮助办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不能满15年的,可帮助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可建立基本生活补助制度。

总之,我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切实解决土地征用以及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才能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作者简介:

杨凯,女,出生于1975年10月15日,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系,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现工作于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土地经营管理处、职务科员,职称工程师,从事地籍、土地市场管理工作。

:《谈谈土地统计》《浅析城市用地规模扩展因素》

第4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失地农民是指在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因自己承包的土地被征用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当前我国这个社会群体正在迅速扩大。据估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000万～5000万人。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的预计，2000～2030年，我国占用耕地将超过363．34万hm，失地或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失地农民由于在就业、收人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生活很不稳定，在当前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造成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为此，笔者探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解决途径。

1失地农民问题产生根源

1．1我国土地所有权不明晰 《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但是，法律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大量盈利性商业项目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取得征地资格，尤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为了较快提高经济增长率而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占用土地开发房地产，因此，完全意义上的公益性用地并不多。土地出让只能采取被国家征用的形式，一些商业项目用地都是由政府低价统一征收后再高价转卖给开发商，根本就没有农民与开发商的接触，农民没有与买方讨价还价的机会。

1．2征地补偿标准过低 根据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征地补偿费计算方法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的平均产值的6～10倍，如果支付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综合补助不能超过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但是这种补偿办法忽视了土地资源差异而带来的增值差异，不考虑土地的地理位置，只考虑土地产值。这种补偿办法对大多数失地农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所在区域环境变为城市后的收益，反而要为在城市边缘生活支付比原来在农村生活高得多的生活成本。

2解决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的必要性

2．1征地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 因为城市非农业部门缺乏就业机会，而且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得大量农民失地又失业，我国现在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合理、科学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又没有能力参加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据统计，失地农民参加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只占总人数的5％左右。如果缺乏生活或养老保障，农民就会拒绝交出土地，政府的征地工作难以开展，城市化进程受到较大的阻碍。

2．2农民曾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付出了约6000亿～8000亿元的代价。应该给与农民以国民待遇，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社会公共服务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失地农民被边缘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2．3“农转非”政策遭抵制致使城市化进程减缓 “农转非”政策在实际实施中并不顺利，究其原因在于农民拒绝接受“农转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既失去土地又无权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而被城市抛弃，得不到任何必需的生活保障。农民对“农转非”的抵制必然减缓城市化的进程。只有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彻底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城市化才会更快速、健康、有序地进行。

2．4农民养老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民数量的减少，如果一方面农民数目在减少，另一方面部分改变了户籍性质的失地农民又成为了新的城市贫民，其结果必然造成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两大难题互为掣肘、难以圆满解决的不利局面。因此，政府应及早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助参加养老保险，这样才能够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3解决失地农民养老问题的途径

3．1加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针对目前存在的制度保障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各级人民政府应从政府规划人性角度人手，制定可行方案。尽快制定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政策和条例，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法可依，从法律上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对目前关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还相对处于真空状态的地区，更要加快步伐，尽快制定出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相关保障政策和条例。对于那些已经制定了政策的地区，要根据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加以完善，以更好地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3．2资金来源

3．2．1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同时也是最容易引发征地矛盾的焦点。因此，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失地农民间最佳的利益联结，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标准势在必行，要按照当前土地的市场价格和收益、土地的潜在收益、农民使用土地的年限(至少30年)、农民失去土地的间接损失等因素来补偿失地农民。

3．2．2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提成。地方政府应该拿出土地出让金的一个固定比例投入社保基金，以解决所有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至于拿多大的比例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指数相关。这种制度最好是以省为单位，如果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可以缩小试点范围，以市为单位进行。

3．2．3政府财政每年专项列支。财政补助是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助推器，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各级财政更应该给予适当补助。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补助资金应采取多元化方式进行筹集，其来源包括地方政府划拨专项经费、上级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从农村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筹措一定社会捐助资金、设立专项公益基金，同时，还可考虑将土地使用费、农业产业化经营所得的合理部分纳入法定的农村养老保障基金补助渠道。

3．2．4土地收益价。广东的“南海模式”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农民变成股民，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变为股份分红权，这促进了农民非农化和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同时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保障了基金的来源。

第5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土地征用；土地征用制度；补偿；外部性

目前学术界对土地征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和分析的角度描述土地征用制度的不足及农民权益受损等问题，缺乏精细的分类研究，提出的建议比较粗糙。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不同层面对现有关于我国土地征用的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对土地征用问题及其外部性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关于土地征用制度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地征用制度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一定补偿的法律行为。但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没有严格界定，存在征用范围过宽情况。陈立根从经济学成本和效益性角度分析了政府土地制度征用过宽的诱因，认为在行使土地征用权对政府具有潜在净收益的情况下，政府为谋求更多的利益，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可能会超出公共利益的目标。陈晓军教授则从中国与德国土地的征用土地对比分析指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变革的重点应是征地程序和补偿，应当复原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并且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张慧芳则在文章《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以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论证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外部效应的出现严重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农民权益的受损和社会的零效应问题，因此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可以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来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关于土地征用价格和补偿等相关问题

国内对失地农民安置和补偿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补偿价格的确定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现行的土地补偿价格采用明显偏低，因为现代农业已不是传统农业，其产值都是高附加值，而非传统的粮食和蔬菜等产值可比。刘燕萍认为，应以土地用途变更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确定土地补偿价格；陈波中等认为征地补偿价格应包括一次性补偿和持续性补偿两部分，一次性补偿主要包括农民的货币收入、培训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而永久性补偿主要是土地的增值收益；陈锡斌等认为，经营性用地不应具有强制性，农民应可以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李平等在借鉴美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补偿应以市场公平价为基准，同时规定最低补偿标准，即定下限不定上限。卢海元则提出农民失地是以土地换保障的过程，其理论基础是由于土地自身的生产性而具有保障作用，也因为土地的增值过程与失地农民的产生过程具有同步性，另外还因为土地的财产功能。关于目前以货币安置为主的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应以被征地所承载农民安置的实际社会成本为依据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确立“以人为本”和“就业优先”的政策思想，将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入股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结合起来，已划地安置、住房安置和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突出社会保险安置，切实免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三、关于土地征用外部性表现与问题分析

外部性概念最初是由剑桥大学的马歇尔（A.Marshal1）和庇古（A.c.Pigou1）在20世纪初提出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两种成本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给外部性做了更为精确的描述：外在性就是当生产和消费中一个人使他人遭受到额外的成本或收益，而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或收益没有经过当事人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时，外在性或溢出效应就发生了。外部性分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就是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负外部性就是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肖屹、郭玉燕在《对土地征用中外部性的经济学思考》中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过低的征地补偿费使得政府在从征地过程中得到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的同时，也使得外部成本增加，减少了社会福利，阻碍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刘玫在论文《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的思考》中认为土地征用外部性的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的粗略化及自相矛盾，导致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不属于公共利益用地同样行使征地权以及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受到限制，无力对抗土地征用，致使征地权行使范围肆意扩张，各种建设项目借助征地的强制性在法律的保护下不断侵害农民集体的权益等等。在分析造成土地征用外部性的主要原因时，肖屹、郭玉燕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主要是来自于政府土地征用的强制性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规定性，使得政府征地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土地价格，促使地方政府的征地规模大于社会最优的征地规模。孙文哲在文章《建立土地征用市场机制》中运用经济学的供求平衡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缺乏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政府地价强制征地会带来征地规模过大、补偿费用过低等不良影响，这不仅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背道而驰”。邹卫中在其文章《农地征用中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博弈》中运用博弈论分析所的结论：“土地征用最后的结果是，农民失去的成了地方政府收益的来源，地方政府得到的是来源于对农民财产权的剥夺，农地征用过程就是一场零和博弈”。

参考文献

[1] 陈利根，陈会广.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与创新：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J].中国农村观察，2003（06）.

[2] 陈晓军.国外土地征用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2006（10）.

[3] 张慧芳.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J].探索与争鸣，2004.

[4] 刘燕萍.征地制度创新与合理补偿标准的确定[J].中国土地，2005（02）.

[5] 陈波中.论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机制[J].财经问题研究， 1994（09）.

[6] 李平.美国土地征用制度[J].域外土地，2001（04）.

[7] 卢海元.土地换保障：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几本设想[J].中国农村观察，2003（06）.

第6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越来越大，失地农民日益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机制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长，征地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失地农民也日益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

1失地农民问题的提出

农民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和利益，都是以土地为载体的，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权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础和实现条件，导致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损害或流失，尤其是导致最主要的权利和利益——生活保障的失去。据统计，从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是200多万hm，2000~2010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是123．33万hm。到2030年，“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4000万人剧增至1．1亿人。

目前，对失地农民安置虽有货币补偿、就业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建立社会保险等形式，但最主要还是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的“要地不要人”措施，征地补偿机制缺陷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既当不成农民，也当不成市民，处于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状态，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有人形象地描述为“承包地被征掉了，说是农民不像农民，说是市民不像市民，出门是宽阔马路，抬眼是工业厂房，有路可走，无地生存”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城市化并不仅仅是建设出鳞次栉比的高楼、平坦宽阔的马路、雄伟气派的广场，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如何解决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2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2．1“公共利益”标准不明确导致公权力滥用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只是原则性规定了征地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哪些建设项目属于公共利益等问题没有进一步具体规定。立法体例只对“公共利益”作了概括性规定，而没有明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地方政府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征地权、随意扩：大征地范；围：提供了制度保障。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球经济增长凭借行政权力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名，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后用于非公益项目，权利寻租现象严重。

2．2现行的土地征收程序设计缺失致使私权利被漠视

《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由于双方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在征收土地之前，既没有召开听证会，也没有仔细听取被征收土地农民的意见，农民根本没有机会以市场方式与建设用地方进行征地协商，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被彻底剥夺。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国家征地往往面对的是集体而不是农民，农民不能参与征地补偿谈判，在这场不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中，农民完全被排挤在外，因此在不同利益集团重新分割土地利益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往往受到侵害。

2．3补偿标准过低和补偿不到位使农民利益受损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从实质上看不是买卖关系，只是对农民为公共利益做出的牺牲而给予的一种经济补偿，而且补偿标准过低、补偿经常不到位。土地是农民最后一道生活安全保障，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后，征地补偿费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成为农民密切关心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不仅涵盖了农民城市化后的基本生活费用、就业和创业资本、社会保障，而且还包括了一定时期内的土地增值收益。例如，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根据征用前的市场价格计算标准，它充分考虑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的价值，而且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同时，在土地征用补偿时，必须考虑补偿因征用而导致邻近土地所有者经营上的损失。

而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是按照国际通行的依据现行市价通过协商谈判来确定，而是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而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导致土地补偿费与土地的市场价值相差甚远，补偿过低l5]。这种征地补偿额度是与市场无关的政策性价格，过于偏离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农民的经济预期；补偿范围仅包括直接损失，没有包括间接损失，尤其是没有包括农民的择业成本和从事新职业的风险]。这种做法未能体现我国土地价格形成的市场性、多样性、平等性与灵活性，不但有损社会公平公正、而且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由于农民没有了土地，交换权利缺失。国家凭借强制性、垄断性行政占有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农民只能得到征地收益的5～109，6，而村集体组织可能得到25～3O，609／6～7O9／6的征地收益归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机构所有。

3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途径

3．1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事先给予公正补偿，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只有为社会福祉，才能允许征收。”我国要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的目的才能征收土地，并兼采概括式和列举式模式，赋予“公共利益”明晰的内涵和外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在实践中，规范征地行为，必要时可以设立“公共利益”的认证程序，对征地项目的公益性进行认证，彻底摒弃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征地行为。

3．2逐步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从源头上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问题。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也是引起征地纠纷的焦点。通过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的市场化来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要灵活多样，补偿时不仅要考虑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偿，还要考虑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居住安顿、重新就业所需的困难补偿。以解决农民现实生存需要和未来的发展需要。

3．3推行高效公正的征地程序

使私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首先，建立独立于审批单位的仲裁机构，将征地机构、征地人员的收益与征地情况分开，使征地机构在经济利益上与政府、用地单位脱离，防止政府部门在解决征地争议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非正常现象；其次，人民政府要组织征地告知、确认和听证程序，切实保障失地农民征地前的知情权和咨询权、征地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征地后的受益权和监督权，增强政府征地的透明度，防止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征地权。

3．4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就业

“农民的土地权利变性成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其一，它不以控制和占有土地为最终目的。其二，它的放弃并不以获得土地本身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为条件，而是以获得进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条件。”]在目前尚未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可行之策是依据“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思路进行制度设计。

3．4．1加强宣传和培训在就业指导、就业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提升农民自主就业的意识，使失地农民在心理方面能尽快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失地农民不仅思想观念落后，而且文化素质、知识技能相对较低，他们没有技术特长和年龄优势，就业比较困难，政府和用地单位要提供资金保障，根据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以推动失地农民由“体力型”逐步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提高就业的能力。

3．4．2提供就业服务用地企业对失地农民要实行“开发性安置”，把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给被征地农民，即以土地换就业，同时政府要加快经济发展，适当引进和培育农业科技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就业门路。

3．4．3积极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构建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公平合理的农民工就业管理制度，使失地农民就业在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岗位和社保补贴等方面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优惠政策。

3．5建立科学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

3．5．1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达到城市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中的基本生存问题。

3．5．2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确保使被征地人员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真正让广大失地农民老有所靠，老有所养。

第7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保险业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在很多地方已经取得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成效显著。这种“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管理模式，能够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风险管理职能。保险业参与失地农民保险的主要形式为两种: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模式和纯商业运作模式。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多层次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失地农民是指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高速公路及路网、水利、机场、城市道路等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和城市扩张中，因建设征用土地需求的增加，而造成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大量征用的人口。

根据预测，在未来十多年里，广西由于建设征地所造成的失地农民还会逐年增加。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是当前党和政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的重要举措，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切实利益的政府“民心工程”。2006年11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探索利用商业保险制度，为库区移民、被征地农民等失地农民建立商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积极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密切配合各级政府，在政府主导下发挥保险业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辅助政府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是保险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务院在《关于加快保险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指引下，在各级政府的积极倡导和保监局的大力支持下，保险业应切实发挥自身的机构网络优势、人才、服务与专业优势，积极投人到构建广西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去。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要模式

目前，保险业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主要有以下二种模式:

(一)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模式

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0年1月出台《关于重庆市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在征得农民同意的前提下，土地主管部门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约2.2万元/人作为本金、向保险公司投保储蓄式养老保险，投保后保险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5年利率每月向被征地农民(男50岁以上、女45岁以上)发放固定生活补助费，同时政府提供5年期银行利率不足10%部分的利差补贴。

(二)纯商业运作模式

如吉林白山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3月出台了《关于转发白山市市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团体年金保险承保失地农民保险，被保险人每年除获得2.5%的保障收益外，还可以享受商业保险公司70%的投资收益，被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年龄到保险公司领取养老金。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广西失地农民劳动保障问题研究》调查报告显示，广西现有被征地农民133.5万人，约占农业人口的3.4%。在广西各地对161437名被征地农民的调查，在16万多的被征地农民中，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仅有331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在现有被征地农民当中，仅有0.66万人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约有1万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目前，耕地被征用能够得到安排就业的农民比例较低，他们主要就业方式是外出经商打工、出租房屋和耕种剩余土地。

(一)失地农民安置工作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

“先征用，再补偿、轻安置”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困扰着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特别是在维护涉及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的养老制度方面，一直没有能在制度上给予明确，给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造成很大的压力。

(二)现有法律法规在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权益方面存在缺陷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71号令《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中，就如何建立移民失地养老保障方面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只是在第二十二条中提到“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6倍。”按照有关规定，土地补偿费是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安置补助费是给安置单位的，农民只能得到个人财产补偿费(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三)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和补偿标准偏低，使失地后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非常突出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广西中央直属和地方水库移民中约有70%为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些移民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人均耕地0.5亩以下的有60多万人，人均住房面积13.75M2，人均纯收人1035元，与安置所在县农村人口相比，耕地减少0.55亩，住房少6.73M2，纯收人少795元。

三、保险业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保险业的参与必将有助于实现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

社会保障部门由于其机构设置的局限性和对基金管理监督缺乏制约性，既是决策者、管理者又是经营者、运作者;同时在运作过程中无法实现对资金的保值增值，也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二)保险业的参与必将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服务水平

政府部门由于人员和服务网点有限，其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结果是必将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商业保险公司具有强大的机构网络，自1980年恢复营业以来，机构网络已经延伸到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具有雄厚的综合实力。失地农民分布在广西各地市县，保险业可以通过发挥网络优势、技术优势、专业优势为失地农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转贴于

(三)保险业的参与必将有利于发挥商业保险公司专业经营的优势

养老保险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主要险种之一，各公司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金运用和风险管理的经验，有国家专门设立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其偿付能力进行有效监督，确保了失地农民在投保了商业养老保险之后的资金安全和按合同要求给付保险金。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必须具备专门的精算人才，商业保险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培养了一支懂经营、善管理、精业务的专业化队伍，这对于减轻政府管理成本、减少政府安置压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保险业的参与必将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通过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被征地的失地农民实现了局部补偿到终身补偿的转变，结束了失地农民“种田田不足，就业无岗位，养老无能力”的历史，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对维护失地农民基本权利、促进广西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保险业的参与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迅速地向农村覆盖，增强社会保障调节功能

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推行多年，而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却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其原因主要局限于国家财力。通过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为他们提供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对今后在国家财力逐年好转的情况下，逐步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纳人社会保障体系中去，以此实现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过渡。

四、保险业参与构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设想

(一)将“先征用，再补偿、轻安里”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先保障，再补偿，重就业”

第一，有关部门在征地前必须首先出台相应的补偿办法、落实补偿费用，由征地单位在征地时明确一次性通过商业保险为失地农民办理不低于15-20年的基本养老保障。

第二，在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确立后，征地单位可以参照基本社会保障的标准从安置补偿费中给予失地农民不低于24个月的一次性生活补偿，以扶持农转非后失地农民从不适应向适应阶段的过渡。

第三，对农转非后失去土地的农民纳人城镇就业、社会保障体系中，相关部门提供就业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帮助其顺利渡过不适应期，实现就业。

(二)突出“五个坚持”，尽快出台广西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法律法规的缺位是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生活没有保障的重要原因。为确保失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必须尽快出台广西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以“五个坚持”为基本原则，即坚持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社会基本保障与商业补充养老保险相结合，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贴和政府扶持相结合，坚持个人自愿与政府倡导相结合，坚持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帐户相结合，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多渠道筹集资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分步实施，稳步推进，建立多层次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三)创新思路，出台适合失地农民投保的养老保险产品

目前，保险业符合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需要的产品不多，可选择性不强，这对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长效机制是非常不利的。为此，保险业要参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首先必须在产品创新上下功夫，在深人调查的基础上，采集大量的数据，对农民失地保险的交费能力、交费的持续性、死亡率、市场的差异化等因素进行研究，在险种设计上实现创新。

第8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虽然近十年中，农用土地流转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经验，各地区根据自身的特点摸索出一些经验，如转让、互换、租赁、反租倒包以及用土地入股合作等多种流转形式。但从整体而言，各地方受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不同而不同。黑龙江省大多数地区土地合理流转情况差异较大，流转交易面小、范围窄、问题较多。目前，国家还没有形成可操作性的土地流转长效机制。因此，建立农用土地合理流转规范管理机制，有利于农村经济客观发展的需求。是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对待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因循守旧只会错失发展的良机。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除固有的与实际不相符的思想意识，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大胆探索，创造条件，在时机适宜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健康发展。

探索建立通过市场调节土地流转的长效机制。针对目前黑龙江省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迫切需要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中介组织，使土地资源按照规范程序合理流动。这样既有利于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要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进入市场。一是建立开放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土流转机制，鼓励土地进入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土地转让价格。同时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土地向生产能手集中，促进规模经营。二是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为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的中介组织，稳步发展民间中介组织。三是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土地入股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相关部门适时出台有关农地入股的文件，规范农地入股行为，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地征用制度

目前，我国对农用土地的征用从法律上还不完善，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使用原则、补偿安置等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适应的土地征用制度，既能满足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内在需求，还能适应我国保护农业用地的需要。

（一）以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征地补偿机制，征地补偿应遵循市场原则，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稀缺的资源，市场机制是实现其有效配置的基本途径

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征地补偿，才能有效保障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于被征收的土地，以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其进行补偿，保障原土地所有人与土地使用人的利益。征地补偿费的计算应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应对农地先行评估，以评估的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价格为依据进行补偿。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价格评估，主要根据我省农地的生产力、农业用途的未来纯收益及农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来确定。

（二）为失地农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失地农民安置机制，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确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一是做好农民的继续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增强其劳动技能，提高就业能力。二是搭建就业平台，安置当地失地农村劳动力。三是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为失地农民提供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

（三）完善征地工作机制，改进征地工作方法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征地工作机制，是征地工作的基础，严格土地征用管理制度和征地审批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是征地工作的重要保证。同时，建立合理的征地纠纷调解机制，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农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尽快建立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的同时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重要的是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

三、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土地使用制度不合理，而土地使用制度的不合理又源于我国土地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在土地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虽然土地承包制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需求，但是，由于土地征用制度的存在，使得土地集体所有制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改变这种现状，可行的办法就是打破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统一实行土地的国家所有，然后再由国家根据社会收入分配，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农民以必要的补助。

在生产关系方面，建立统一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改变基于不同土地所有制关系而产生的不合理分配关系。在户籍管理制度不断改革，劳动人口频繁流动的今天，这样的改革更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农村的劳动人口不断增加，而土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按照既有的土地承包制度设计，总有一天会出现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土地无法承载的情况。

土地的所有关系，确实是我国目前农村改革无办法的办法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农村土地的国有化应当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方向。其实，在现代社会，“民享”比“民有”更加重要，在土地国有化之后，只要建立完善的土地基金，并且用土地基金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村的贫困问题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

还有，在未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要改变以下观念：

第一，要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观念，将虚拟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制，建立统一的土地所有和土地管理制度。第二，要正视人口不断增加与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动态的角度进行土地制度的科学设计。第三，在改变二元户籍制度之后，允许现在的农民自愿选择与国家建立新型的土地使用关系，打破许多地区单一的土地承包法律关系。第四，在土地的流转过程中，国家应当考虑征收土地税或者设立土地基金，服务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五，在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之后，国家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情况加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现在看来，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到现在，农村改革缺乏制度创新，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固然为稳定农村的土地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土地承包制度无法应对农村经济不断变化的情况，因而在一些地区已严重变形，导致农民仅依靠土地生活普遍相对贫困的境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面改革土地承包关系条件尚不具备，政府部门应当在土地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探索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并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土地逐步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土地，在实现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土地资源颁布状况，分别实行土地转移、出租、承包和其他的经营方式，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土地的用途。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要进行合理的农业生产补贴，对那些不愿意进行土地经营的农民，要通过建立土地转移和流转机制以及生活保障制度，保证他们基本权利。

农村需要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创新。土地承包责任不应该成为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普遍模式，各地应当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土地使用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管理制度

第9篇：征地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对失地农民进行养老保障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困境。本文在对兰州市部分失地农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找出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失地农民是丧失原有土地的特殊群体，是农村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学界关于失地农民的界定大致有如下几种:社会学中把失地农民定义为城市化建设下丧失赖以生存的各类土地的农民。从法学的角度看，一种观点认为，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后，他就不能称其为农民，但也无法转化为市民，最终就成了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边缘人。还有学者认为，失地农民既丧失了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包括生活保障、就业机会、土地继承权、资产增值功效、直接收益功效)，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这使得失地农民成为既有别于一般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弱势群体。总之，失地农民就是因丧失了土地因而丧失了生活来源和生活保障以至于相应权利丧失的特殊农民群体。

    一、甘肃省失地农民概况

    据《甘肃年鉴》的相关数据显示(见表1):2000年之前甘肃省被征耕地总面积在每年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缓，2000年以后甘肃省被征耕地面积数据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其中2002年、2004年和2008年征地面积较大。失地人数也在逐年增长，甘肃省失地农民人数在1990年仅有882人，而到2008年，这一数据便已经达到了1 3079人，近20年的时间这一数据增加了约13.8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5.25%。而从甘肃省失地农民的总人数来看，1990~2008年间，甘肃省失地农民总人数达到了122 248人。

    二、甘肃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相关政策

    目前，围绕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相应政策规定主要包括《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甘肃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行办法》以及《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等，其中，《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给出了甘肃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具体做法，而《甘肃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行办法》和《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分别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视角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在以《甘肃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行办法》为前提和基础的情况下，甘肃省的市级及以下城市政府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以兰州市为例，2009年市政府制订了《兰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其中规定:“被征地农民(包括完全失地和部分失地)征收土地时年满16周岁(含16周岁)以上、征收土地占现有承包土地20%(不含20%)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应当参加养老保险。其中征收土地20%~80%的，视为部分失地农民，实行完全个人账户模式，与今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相衔接;征收土地80%(不含80%)以上或征收土地后以户为单位现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不足0.3亩的视为完全失地农民，剩余土地交回村集体，转为城镇户口，纳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完全失地农民，最低缴费标准以本省上年度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按20%的缴费比例乘以巧年计算应缴费总额。个人缴费全部记人个人账户，政府补助全部记人统筹基金。参保时男超过60周岁、女超过55周岁的，每增加1岁个人少缴应缴费总额的十五分之一。男满75周岁、女年满70周岁以上的，个人不缴费。”“部分失地农民，最低缴费标准以兰州市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人为基数，根据征地数量和对其生活影响程度划分若干档次确定缴费总额。原则上，征收土地占现有承包土地20%~80%的，每10%划分一个缴费档次，按照3~8倍确定缴费总额。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资金全部记人个人账户。参保时超过60周岁的，每增加1岁，个人少缴应缴费总额的十五分之一，75周岁以上个人不缴费。”

三、甘肃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  困境及成因

(一)征地补偿低，农民个人实际承保能力低。以兰州市部分失地农民为例，198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农民每人分承包土地0.4亩，这部分农民目前都在29岁以上，征地补偿费人均只有2万元左右，由于个人承包土地集中分散情况不一样，有的征地补偿只有1.3元左右，征地补偿也是10年前一次性发放的，由于当时政府没有根据农民这笔补偿收入制订有关养老保障政策，因此很多失地农民都把这些有限的补偿用于修缮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项目上。2009年兰州市政府制订《兰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其中规定:“被征地农民(包括完全失地和部分失地)征收土地时年满16周岁(含16周岁)以上、征收土地占现有承包土地20%(不含20%)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应当参加养老保险”，也就是说29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才应交纳养老保险费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同区域却存在与政策上的偏差，如规定年满16周岁(含16周岁)以上每人需一次性缴纳1.73万元的养老保险费用，这里的16周岁(含16周岁)以上并不是征地时的年龄，而是指身份证中的年龄，而这样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无地群体，无地群体是没有征地补偿的，这样无形中扩大了保障范围，增加了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的负担。另外，按政策规定，失地农民缴纳保费是以“以小带老”为原则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户中有70岁以上的老人2人，那么家中年满16岁(含16岁)以上的农民必须有至少2人购买养老保险，否则老人不能享受养老金待遇。以5口之家为例，丈夫56岁，妻子50岁，孩子27岁，还有2位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只有丈夫一人曾分地0.4亩，妻子和孩子都无失地补偿，那么这户人家的征地补偿总共只有2万多元，在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再缴纳3口人的养老保险5.19万元，这几乎是十分困难的事。

  (二)集体资产归属权不明，集体资产流失严重。农民离开土地之后，造成了生活保障上的缺失、就业上的困难、资金的缺乏等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他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来保障他们生活、工作的继续，这个主休需要能够提供资金、福利、就业等多方面的资源。面对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国家很难直接承担起这个主体责任，此时发展与壮大集体经济则成为了失地农民寻求新的责任主体的必然选择。集体经济主体承担着资金支持、社会福利的供给、经济发展等多重责任，正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成为保证村级社会保障供给正常运转的基础。根据《甘肃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农村集体资产，是指归乡(镇)、村、组(社)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的资产。”但是在兰州城中村改造、乡改街道、村改社区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归属权却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不明和资产流失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曾属于生产大队的资产在改制过程中流向了改制后的街道(乡)，目前的村级(社区)即从前的生产队资产所剩无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更是无从谈起。在土地征用时，分得的土地出让金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出现了被相关部门分割和大量流失的情况，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这样的情况依然如故。

    (三)作为养老保障主要支撑力量，政府统筹资金的缺失是非常致命的问题。作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国家、集体、个人都应该出资，促使投保资金多元化。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补助意味着对被征土地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各级财政更应该给予适当补助。以地方政府划拨专项经费、上级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从农村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等多种方式进行。政府统筹资金作为养老保障的主要力量必须是稳定和牢固的，否则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在实施中就会出现障碍。

    四、解决甘肃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思路

    (一)发展集体经济，确立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解决土地与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晰土地所有权，让农民享有长期甚至永久土地受益权。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我国《宪法》和有关土地法规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明确村民小组是农地的产权主体。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把村民小组作为农地的产权主体是合理的现实选择。村民小组属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符合关于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数量适中，又是最接近农民的集体组织，村民小组在土地发包、调整过程中往往具有实际的绝对性权威，基本上拥有农地的所有权。确立村民小组为唯一的农地所有权人，可以在明晰产权主体的基础上有效避免征地补偿费被其他经济和行政主体任意占用，使村民小组合法地独立拥有和支配征地补偿费。用好村集体留地，把开发经营的收人用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比如上海市九星村对于失地农民采用“政府+集体经济”社会保障供给模式，集体经济承担起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供给的责任，这对于政府的社会福利供给不足状况起到了有效的补充作用，如在养老保障方面，村里通过集体经济为60-69岁老人，每人每月补贴600元;7079岁，每人每月补贴800元;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补贴1 000元。村内对老人在享受国家基本养老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养老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