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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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流动的范畴；转化

中图分类号：I0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123-02

一

文学研究通常分为：作品研究、创作过程研究、文学批评、作家研究。这就如一种狭义的研究，而我们现在普遍混合了文学研究中非文本的、文化的元素。诚如钱谷融所说，“文学是人学”，研究人的共通本质，文学研究必然会和社会性、自然性的因素相结合，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文化人类学意义。于是文学和其他知识门类的种种关联可表述为和“文化”的联系。文化也是一个有共识性的私人化概念。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共识独立”和“个体独立”，或曰“日常化的独立”和“先锋独立”，后者总是包括在前者之中，以流动的范畴和流动的形式与前者互相碰撞并转化的，亦即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行为是包融在日常生活的具有共通意识的独立性之中的，但前者的创造性与破坏性，不失为对日常化的生活的突破与反击，从而产生由弱及强的影响——当此影响达致一定程度后，“日常化的独立”就会波及更多层次的人群，从而又反过来影响着“个体独立”——而复杂的过程中还包含了相互融合与分离的可能。我所说的“以流动的范畴和形式相互碰撞与转化”，可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的转化关系，亦可描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即二者总在进行着以各自所统摄的内容为基础的相互碰撞，由此产生着概念、意识、言语表达结构及更多认知层面的转化。这与传统的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有所不同。

文化研究的对象，乃是一切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现象和具体事物（在泛文化层面），将之付诸学术规范和深层次的系统性的探究，就可以获得某种自成体系的结论。起初，是先产生文化性的东西，也就是值得保留的技艺类东西，之后，人们需要在闲暇之余表达日益深化的感情，于是才有了文学。文学首先并不是应用性的，而是抒情性的，因为应用性的文字绝不会表达关系感情的意思。原始的诗词中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就是一种劳动号子似的，但这种表达着对力量的崇拜的词语，难以想象具有多少文学性。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的力量开始显现，人可以经由抒情性语言，或是稍作抒情性修饰的语言不断表达内心和外界变化对于自己的感受，于是文学渐渐上升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魏晋时期，当出现“文学是自觉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更加明显。

二

文化的多元化，是伴随着物质的丰富，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传统发生变革，在某些方面，渐渐与文化研究相媾和，将之式微的姿态重新摆正。文学研究中涉及文化的，文本的文学性又很强，或说很优美又有深度的，像是被重新注入了活力，一些弱势的文字，则被判处了死刑，被纳入了文化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了关于怎么看待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包含庸俗社会学，或说是否包含社会学、政治学批评，都是显见的不应成立的——按陶东风的说法，“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上的”。文学研究在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叙述中，就有对其时经济批评的不相一致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益发影响大，愈益偏离对文化本质的追问，更私人化的元素、更多的个人体验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一些范畴和研究的方式方法的不同点很大。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是显见的，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在现代性发生以后，就包括了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等内容。如语言学、叙事学的发展，就告诉了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在语言的无力和粗糙终于走到尽头之后，开始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归原文本的研究，一是混合文化文学的界限，并模糊之。二者都有各自的原因，不应该继续调和现在的研究方式和内容。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审美性这一被认为是本质的内容，与政治，与社会学，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也应看到，文化的审美特性也是很多的，且其更多的还是被限制在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研究上。文学研究则更多地保持着自律——对主体纯洁性的保护。

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兴起以后，一味坚持审美的文学自律论的论调已不受激赏，这二者固然可以认为是当前的市民文化心理的表现，文学创作也就部分地变得切近甚至迎合它们，而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正是社会矛盾的软化剂。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侧面——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新的本文分析方法，而这方法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意义是不同的——文化研究更多地在追问作品的结构或曰构造，认为文学作品是有各种权力和作家行动的影响的。这些结构的视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导致了这样结构的作品。它把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分析等都打通了。文化研究有很多时候故意逃避着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并未直接跻身于对文化生产的服务中去，而文学研究虽在象牙塔里，却以一种文化发言人的身份，想更多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成果。布迪厄说，“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功利性，是超功利的功利性”，我认为其潜意识里对功利的诉求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才导致文化经济与其他商业经济的不同。有观点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的消失”，依据此说，差异性的消失使得一些人在接受这一变化时产生困难，这也是文化研究和产业脱节的原因之一。

三

可以想象，原初的评论或说批评，是文化研究的初源。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批评，是指文学批评和从文化视角切入文学与社会关系及文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在第一次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冲击后，如今正受着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学既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其他文学，这种不对等的二分使得在文化研究里表现出对“其他文学”的探讨的一种专业化倾向，而对纯文学的文化方式的研究则趋向于理论层面。

综上，文化研究始于文学研究的观点虽不够全面，但是部分成立的。二者的关系可用“流动的范畴”来解释，是互相不对等地转化的。独特的个人化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中介，解决了在这二者之间国人的失语问题——我们过分应用西方话语，致使无法回归自己的母语优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仅具有差异，也具有不少共同点。

对于纯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要侧重外部研究，对纯文学，可以侧重内部研究。这种基于文学层面的文化研究，就可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社会、文本及其内在的文学性，并发现文学之外的文化范畴中未曾涉及的领域。

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其时的文化研究密不可分，在侧重由宏大叙事向个体化的微观叙事演变的同时，以客观的尊重历史的态度来对史料加以互证和考据，当是研究中重要一环。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学与文化，也离不开对西方的理论知识的探究。

参考文献：

[1]程朝翔.“人文”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J].国外文学，2000，（2）.

[2]陶东风，刘张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陶东风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7，（7）

[3]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J].文学批评，2000，（3）.

第2篇：文化研究范文

疍民职业流动状况与反思

二战后香港的闽商发展

闽侨海外办报实践探析

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与茶叶的西传

授人以渔:当代闽商的社会新责任

陈德仁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近代旅沪闽商与其它商帮之比较

建立小微型红树林保护区群的构想

当代福建地下钱庄成因及问题探析

近代闽西木材贸易与潮州意溪地方社会

吴华新:调整发展节奏紧随时代步伐

姚明:积极“入世”提升国际竞争力

闽、闽越、疍民与南岛语族辨析

郑成功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侨批文化及其对闽南地区的影响

明清时期福建儒商并重的文化传统

台湾的华舶遗存与复原重建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

早期福建北部闽商及其发展背景

华商网络与战后菲华工商业的发展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的两个问题

闽南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互借现象

倾心教育事业塑造民族未来

日本福建同乡恳亲会与阪神大地震

他者的目光——施舟人对南音的研究

明清时期闽商往来长崎商路之旁考

族群与帮派——胡文虎的跨界商业网络

明末清初在西班牙属马尼拉的福建人群体

荷兰国家博物馆藏彩绘《妈祖神迹图》内容考

踏浪万里为寻根——南岛语族的寻根之路综述

中国海洋文化中薯榔染的起源与工艺技术

“北京大学季羡林东方学研究讲席”在京启动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闽商对福建经济的反哺

《琉球诸岛图》的作者及相关问题之管见

1949—1957年闽省侨批业解付局改造研究

《闽商发展史》编撰情况及系统工程的意义

企业家的成功与社会进步都需要文化建设

关于福建与琉球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清至民国时期厦门港海洋性聚落经济与人口结构初探

清廷对琉球册封过程中供奉的福建地方护海神补探

民国时期莆田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宋代泉州商人的职业背景与城市经济发展之关系

“云中谁寄锦书来”——侨批:从家书到文化遗产

论清代郊商之义利并举——以日茂行林振嵩为例

从马来西亚闽商的投资问题看海外华人的困境

马来西亚闽籍华人的宗乡组织及其社会参与简析

全球化视野下的侨批业:兼论侨批文化的海洋文明属性

第3篇：文化研究范文

今天延边家庭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了，这是新时期妇联组织发挥家庭工作阵地，不断拓宽工作领域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挖掘延边深厚的社会文化资源，推动和谐发展的有效载体。这是我州前所未有的工作探索，很有创意，非常符合延边实际。首先，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致力于延边家庭文化研究的会员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借此机会，我就家庭文化研究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把握时代性与规律性，充分认识开展家庭文化研究

的重要意义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离不开家庭。当今社会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留守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单亲家庭孩子的人格培养、心理健康和能力发展问题，社会转型期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问题，等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应对不当，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文化建设必不可少，家庭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因此，希望广大教育、文化和社会工作者，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全面把握新时期家庭生活的规律和特点，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那些我们有能力研究、又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引导树立符合延边地区特色的家庭文化理念，为构建文明和谐新延边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突出针对性与实效性，准确定位不同时期家庭文化研究重点

文化建设是支撑发展的软实力，家庭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石。应当说家庭文化建设既包括家庭教育，也涉及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和其他意识形态，具有交叉学科多、涉及领域广、综合性强、内涵深刻、外延丰富等特点，因此在从事研究过程中，要避免面面俱到，注重特色研究，着力破解难题，确保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延边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底蕴深厚，时代特点鲜明。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劳务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州家庭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留守流动儿童大量涌现，科学家庭教育知识匮乏，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呈现出的问题复杂化、多样化，这些现象的存在为家庭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具挑战的课题。延边的发展实际与家庭特点，要求研究工作者要用开放式、国际化的思维深入研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形势下，家庭文化在推动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深刻作用，要善于发现和总结全社会重视的突出问题，选准切入点，通过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有益探索，确立建设先进家庭文化的有效途径，提升和定位新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朝鲜族特色的家庭文化。

三、发挥广泛性与创造性，切实提升家庭文化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文化建设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个独立学科的课题，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整合资源、紧密配合、齐抓共管。作为主管单位，州妇联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优势，指导家庭文化研究会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吸纳不同领域的会员参与研究。要充分利用社会化研究手段，借助社区工作平台、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社会资源，建立家庭文化研究的协调机制和长效机制，形成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研究网络，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主题，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共同做好研究工作。要创新各类研究活动载体，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不断提高会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家庭文化研究的活力。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提高会员的理论素养，把优化家庭文化作为重要任务，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研究、吸收国内外家庭文化研究领域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不断完善具有延边特色的家庭文化研究理论体系。

第4篇：文化研究范文

西域文献的数字化本质上主要是指西域文化研究对象的数字化，数字化的这些成果带来了文献检索方式的革命性的变革，将对西域文化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1.1西域文献数字化的应用，提高了文献学研究的效率，弥补了传统文献检索的不足

传统的文献学家或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者靠的是“皓首穷经”，效率极其低下。他们靠的是手抄、笔记或无数的卡片，这种“獭祭”的功夫，非十年或数十年的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传统文献学研究并不仅仅是版本的考证，图书的编目和使用，书籍的校勘和辨伪，其宗旨，按照章学诚的说法，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一基本宗旨基础上展开的。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宗旨既明，以此为目的的研究都应属于这一范畴，文献数字化的兴起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

1.2西域文献数字化有利于西域文献的应用和传播，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接触到之前难以看到或不能看到的文献

西域文化研究在这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应归功于内外学术探险发掘的结果。过去根据散见中国和西方诸国记录中的史料，关于西域文化的许多学说，或被否定或被肯定，同时对过去未曾涉及的许多历史上重要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成功地揭示了古往西域文化的原貌，为西域文化研究工作带来新的进展。新发现的这些贵重的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虽很多，但多为残简断片，而且在典籍和记录中，有的是用现在尚不太明了的语言写成的，这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其研究成果只有待之他日。西域文献数字化则可以给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与途径，也必将西域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

1.3西域文献数字化有利于促进相关学科建设

边疆民族动态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心，西域文化重大问题都与民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故研究西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民俗学都不偏离民族学这个根基。学科建设上固然主要依托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艺术、文化人类学，但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研究手段上，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文献论证、考古资讯，而核心所聚的田野调查在环塔里木多元文化融合与发展、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抢救与保护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西域文化研究院相继设立了宗教文化、民族民俗、屯垦文化等研究室。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不断发展充实研究生教育，培养研究队伍，建设成西域文化研究重镇、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西域文献数字化的优势

2.1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塔里木大学位于美丽的塔里木河畔的阿拉尔市，座落在文化积淀异常深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特殊的地域环境下开展西域文化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大学周边就有诸多的历史文化遗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1年塔里木大学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所(现批准成立为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研究院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追溯西域兴衰荣辱的历史变迁，对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求酝酿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人文精神，推进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为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拓展一片新的领地。西域文化研究院在周边西域重镇库车、阿瓦提、新和等县建立了龟兹文化、刀郎文化以及汉唐重镇等研究基地，并且还将在南疆其它地区建立多个类似的研究基地，从而形成南疆环塔里木文化研究基地的有机网络，在促进西域文化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的同时，对促进地方文化事业及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塔里木大学特殊的地缘环境为西域文献数字化的开展奠定了特殊的优势。全国各地高校图书馆不少就是利用了自身地域优势，例如，宁波大学图书馆建立的“宁波市港口物流特色数字文献数据库”，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建设的“河洛文化数据库”，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文献数据库”，成功利用地缘优势，抓住自有的特色文献，找准了自己在数字资源建设中的位置。塔里木大学也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地缘优势，加快西域文献数字化的步伐。

2.2与传统文献相比具有降低原件丢失与损毁风险、提高文献利用率的优势

西域文献数字化能较大程度上减少珍贵西域文献的破损及遗失等现象。在西域文献中，有许多价值很高的资料，部分文献由于出版渠道以及发行数量等原因，如不及时收集那些存世不多的历史资料，则日渐流失。这些文献往往是许多用户反复查阅和使用的对象。对于这类极容易导致文献损坏、丢失所带来的损失通常难以弥补。而文献数字化有利于贮存、传输、检索和复制，更好地解决了西域文献的藏与用的矛盾。一方面可以使珍贵的原件得以完好保存;另一方面，数字化的文献信息也可以被多人重复使用和同时利用，提高文献利用率，充分体现了信息的共享性。

2.3以特色资源提升图书馆竞争力的优势

图书馆坚持走特色化道路是文献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图书馆若是没有自身特色信息资源就无法吸引读者，无法在数字图书馆服务过程中承担应有职能。特色即是优势，特色也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西域文献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地方特色、依照信息共享共建原则，打造该区域有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发展形成多种学科、多种层次、优势互补的文献信息资源格局，加强开展文献资源特色服务，以便更科学、更合理地利用文献信息资源。

3西域文献数字化建设的对策

3.1解决好文献数字化建设技术应用问题

文献数字化需要通过三个过程、多种技术的共同作用得以实现。首先是文献信息转换过程，在遵循相关的格式及标准下使用信息处理与加工技术，对数字资源平台的选择要从标准化、开放性、先进性、可靠稳定性、可扩展性等方面综合考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这是保障数字化质量的关键技术;其次是信息承载过程，使用数字化信息平台技术，利用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将有必要的信息储存并且压缩，信息压缩的目的是消除冗余数据，从而达到节省存储空间和传输成本的目的，这是信息得以存储和长期保存的保障技术;最后是信息检索过程，信息检索过程需要利用文献标引技术以及检索技术，安全技术是信息交流与的保障技术。

3.2解决好版权问题

知识版权问题是西域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这将会直接影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范围。若是没有处理好版权问题，西域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和利用将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事实上，知识版权问题已经影响到这类特色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因此，对于即将开展的建设工作，应当提高版权意识，避免版权上的纠纷。

3.3解决数字化标准问题

标准化问题是文献数字化建设的关键，也是建设西域文献数据库的根本保证。尽管标准不断地随技术进步而改变，但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证用户对该数字化文献的存取，也可以为今后数字化产品的技术升级带来便利。数字化建设必须保证数字资源具有可靠性、系统性、连续性、完整性、兼容性，因此，在西域文献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标准化原则，符合国家、国际标准相统一，其中包括数据格式的标准化、描述语言的标准化、标引语言的标准化、文献分类标准化、著录规则标准化、通信协议的标准化、安全保障技术的标准化、数据管理软件及硬件的标准化等。

3.4加大力度全面收集西域文献

第5篇：文化研究范文

这个群体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主持关于摊事的一切重要活动。比如甘肃永靖县杨塔乡，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摊舞活动“七月跳会”，这一活动由六到八个村落“摊精英”负责，他们多是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中老年人，组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长老会”，不仅负责活动的全程安排，而且在节目开头与结尾的重要节目“会手舞”中扮演九督这一角色，带领全村百姓进行祭祀、打卦等神圣活动。这一活动在整个摊文化表演中是具有“定调、定性”地位的重要环节，“长老会”是不可替代的指挥系统，他们往往利用这一时机对全村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规划利用，对村落价值体系进行重新确认与郑重宣布。“七月跳会”属于巴赫金所说的典型的“广场文化”，无论是在村落的打麦场上，还是在村庙的主殿门口，这种广场都是地理与文化传统的复合地点，因此，在娱神祭天的宏大目标中，传统文化得到了集体性的释放与塑造，在这种众生狂欢的文化空间中，百姓的民间情绪得以舒展，信仰需要得以满足，从而整合了人际关系，调整了村落秩序，使得社会有机体以良性的状态运行发展。而“摊精英”则扮演了主持与组织的角色，发挥出了其政治功能。但是，在现代性语境中，滩文化体系以市场姿态面向村落，其中的市场元素(如传承人的经济效益、参与者的劳动报酬等间题)已经成为主导摊文化活动的重要社会因素。在访谈中我们得知，传承人普遍存在衰老与流失的问题，而年轻人则由于报酬等问题而不愿意学习摊仪，也较少参与此类活动，面对这些新的变化，“长老会”难以理性应对，也无法娴熟地通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因此，“摊精英”在村落政治结构中发挥功能的路径、地位便因此而显得复杂、尴尬，主体性困惑也由此而生，这折射出村落政治主体对摊文化现代性间题的集体焦虑。

二、摊文化对村落性别政治秩序的局部维护与整体失控

以男性为社会轴心的村落性别政治秩序是甘肃自然村落的特色，摊文化正是培植这一秩序的仪式性保证之一。在甘肃各地的驱疫驱鬼驱瘟神等具有仪式意义的传统摊活动中，女性大多是缺席的，男性政治秩序由此而得到了仪式化的确立。比如，甘肃静宁县曹务乡张村的摊文化活动“喊牛唠唠”，这一从腊月到正月一直在村落中热闹进行的活动，无疑处于该’地村民春节民俗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驱疫驱鬼驱瘟神等传统活动中，女性被驱除在外，所有的活动都是由男性来主持和参与的，女性只能以做准备工作或辅助工作(比如蒸模、做针线)的形式非常边缘化地参加摊活动。而在另外一些村落中，关于女性的文化禁忌甚至会延伸至举行摊仪时所用的器物上，比如，“摊面具制作时选用的布料必须是新白布，不能用其他布料，使用前要用柏枝香熏，不准女人擂手……”①其苛刻程度令人惊讶。在这样一个充满社会性别政治意味的场域中，所有与女性现代性有关的气质被消解殆尽。但是，新世纪以来，摊文化对村落性别政治秩序的这种维护已经非常局部化了，即只停留在“神圣仪式”的场域之中。而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现代性意识得到了培植与复苏，摊文化则只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成为文化遗产存在于村落的视野之中。尤其是2006年以来，随着甘肃摊文化以“非遗”的时代身姿重新复活于村落文化之中，与之相关的更多是经济效益与宣传动力，许多擅长于经营与沟通的女性更是脱颖而出，表现出了自己与“复活了的摊文化”之间的时代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甘肃的很多地区，与摊仪活动相伴生的有一些民间的娱乐活动，比如说常见的“花儿会”活动，如甘肃省和政县寺沟的摊仪“打酪”活动，在历史上就与“花儿会”等娱乐活动有密切联系。“据几位七十岁上下的老人回忆，他们小时听父辈们传说，寺沟山场清代以前就有，每年端午节，供奉山神土地、雪祖雨师和专管虫害的苗稼爷，打酪祈镶，同时赛马比武和唱‘花儿’。也有少数汉族老人在经堂念嘛呢，并且斋戒一天。这个山场共举行两天，端午节先在寺沟，傍晚抬着神轿转移到牙塘，初六清晨又在牙塘七古山顶为神换脏。然后顺山岭来到大族朵庙滩，在这里又打酿、赛马、唱花儿，傍晚转回寺沟，宣告山场结束。”①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摊仪的伴生活动逐渐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唱“花儿”等活动外，又出现了大量的集市贸易，那些帐蓬饭馆、流动照像馆、流动地摊等，都为农村女性带来了娱乐享受。在参拜了隆重的摊仪之后，女性便轻松地开始了一年中难得的世俗享受，她们自发地按照年龄、村落、爱好结成一组组的“同辈群体”，以唱歌、聊天、购物的方式形成了文化交流的场域，交流主题大多为婚姻、爱情、家庭等问题，比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择偶标准、爱情理想等等在平日里无法得到公开讨论的话题。这样的活动，对于常年居家、社会活动半径局限于“婆家—娘家”之间的农村女性的社会化的过程有着重要的正向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女性的个体意识、鼓励了女性的自我实现、疏导了女性的情感郁积，从另一个层面消解了摊文化对村落传统性别秩序的苛刻控制。在上述的语境中，摊文化对村落性别政治秩序实现了局部维护，但已呈整体失控之趋势，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显得颇为复杂而纠结。

三、摊活动对村落政治文化的表面影响与深层疏离

第6篇：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化；多元文化；云冈石窟；佛教中国化；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237－03

凌建英（1963―），女，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云冈文化；李太荣（1961―），男，山西大同大学校报编辑部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山西大同 0370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云冈石窟审美研究”（项目编号：11BZW012）、教育部规划项目“电子媒介时代文化经典的美育研究”（项目编号：FCB070469）、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大同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07041028－03）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多方面反映了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多次互动与吸纳，反映了中华文化本身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开拓。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优秀代表、北魏的皇家工程、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是一典型代表。云冈石窟融多种艺术造型于一体，是中华文化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物，多种文明融合于此构成为一种世界文明。同时它又追求多种创新以其设计理念创新、开凿过程创新、运用技法创新、题材内容创新、造像形式创新……内容与形式相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冈风格”。即由北魏各族工匠借鉴希腊、波斯、印度雕刻艺术，又有机地融合了中国多民族的传统艺术风格的新的创造。

表现在雕塑艺术上，云冈整个工程的建造分三期，第一期以“昙五窟”为代表，早期佛像在艺术风格上的主要特点，既有秣菟罗佛像躯体粗壮，肩幅宽阔，显得威严强健而坐姿稳定的佛像创作风格，也有印度以及犍陀罗佛像的特色。在云冈石窟开凿时代，中国北魏政权的国际交流异常发达，特别是在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过程中，非常注重采纳来自于印度及西域诸国业已成熟的文化表现。如早在《魏书•释老志》中就有相关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早期佛像中的坐佛像，如第19窟、第20窟主像、第17窟东壁坐佛像等皆双肩齐挺，胸部厚实，身材魁伟，体型健壮，身体略向前倾，体现了较多的秣菟罗佛像艺术风格。佛像皆穿着紧贴身躯的袒右肩服装，是明显的印度早期佛像服饰风格。与此同时的立佛像之服饰，则是被称为通肩袈裟的服装。如第20窟东胁侍佛像、第17窟西壁立佛像、第18窟东西两壁立佛像等。这种服装是犍陀罗艺术创造的典型代表。[1]（P43）

第18窟在主尊立佛像两侧，塑造了佛的十大弟子像。西侧所塑五个弟子像，因风化而只剩突出的头像轮廓，然而，东侧五个弟子像个个慈眉善目，面貌特征均显示了强烈的异域情调。特别是紧靠主像左侧的大迦叶弟子像则更加突出，人物的形象塑造具有浓厚的西方情调，头像雕刻刀法娴熟，细致入微，深目高鼻，笑容可掬，额头两颊回缩，面部颧骨突出，下颚骨形状分明，两眉宇间的眉头以优美卷曲形状雕就，显示了西方人卷曲的毛发，也渲染了人物的欢悦情感。第18窟弟子像特殊的人物相貌，是中原地区石窟寺中绝无仅有的特例。说明云冈石窟艺术渊源之通达长远，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相互容纳而发展的特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时期“太和石窟”第7窟后室南壁明察与窟门间雕刻的六胡跪供养者的画面布局，不仅呈现了犍陀罗希腊式石雕横版画面的格局，其人物数量也与犍陀罗画面相同，画面两边均雕刻了类似于犍陀罗希腊式科林斯浮雕柱的立柱，充分表现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关于“飞天”的造像，飞天系由佛经中的乾闼婆（梵语歌神） 、伽陵频迦（神鸟） 、紧那罗（伎乐） 和迦楼罗（金翅鸟） 等形象中经中亚的石窟艺术如共命鸟等演变而来。但古埃及和希腊罗马及印度文化中原有的那些有翼天神、有翼飞鸟、飞人在云冈石窟中变成了无翼飞人――“飞天”，充分显示了云冈石窟的相融性、独立性和创新性。

云冈石窟站在中华文化的基点上，吸收融合多种外来文化，是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见证，更是今天在全球化面前保持民族精神而不被同化的历史例证和精神源泉。它开拓了佛教文化中国化的新内容。

首先，它是佛教文化与王朝政治融合的象征。云冈石窟被称为“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在中国三大石窟中，云冈石窟作为人类艺术创造最大的文化思想特征就是其造像“天子即佛”、“帝佛合一”、“一体双性”。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北魏王朝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的皇家工程，将佛教文化与王朝政治融合在一起，将皇帝与佛陀相融，佛教得到了当时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云冈石窟开凿的思想理念：“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昙曜五窟则是五个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慕帝、文成帝）造像的表现。以佛像象征皇帝的做法，有悖于印度原始佛教出家人不拜皇帝父母的传统。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使佛教的传入也必然会受到皇权思想的影响。中期的石窟更把这一理念发展至极。这一时期冯太后操纵两代皇帝即献文帝和孝文帝执政，自太和之初，冯太后长期擅政之后，北魏亲贵多并称冯氏与孝文帝为二圣。所以具有象征意义的双窟和二佛并座的雕像大量出现。双窟是云冈中期最流行的洞窟开凿形式，这些双窟由于规模宏大、雕刻精细、设计严谨，成为云冈石窟最具历史性和影响力的洞窟，是北魏佛教艺术发展最高成就的典型代表。这些雕刻不仅丰富了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更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国家政权的历史特征：既有皇帝在位，亦有太皇太后执掌政权，是北魏封建政治在特殊形势下对艺术表现的要求。佛教的中国化、历史化，使中国皇帝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认同，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壮大和中国化历程。

其次，云冈石窟代表了中国传统建筑雕刻形式的出现。云冈石窟在印度传统造像龛（圆拱龛和形龛）大量使用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式仿木结构瓦顶阁楼、洞窟外壁中国宫殿式雕刻和瓦顶屋形大龛。第5窟在南壁上层东西两侧，各雕有高浮雕大象负驮须弥座五层瓦顶出檐佛塔，设计巧妙，雕刻精美，是云冈石窟佛塔雕刻的精品，更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典范。第12窟，是前列楹柱并具前后室结构的洞窟，石雕瓦垅、屋脊，下部为四柱三开间，柱头刻四板，是一斗三升式样的宫殿结构，是北魏开凿时的中国殿堂式的雕窟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6窟南壁明窗与窟门之间的“文殊问疾”图――画面中心是跏趺坐于须弥座上的释迦牟尼佛，左侧为维摩居士，右侧为文殊菩萨，形成双双对称格式，而整个像龛以中国传统瓦垅屋顶式样装饰的大型屋形龛覆盖。这一造像，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国社会现实与艺术形式的反映。从形式而言，维摩源于印度的《维摩诘所说经》，但在印度并未发现有维摩的造像，更没有表现“文殊问疾”的维摩和文殊对坐的形象。维摩的形象是在《维摩诘所说经》传入中国后出现在中国的。云冈石窟是最早以石质浮雕形式表现维摩，大都是“手执尘尾，口谈玄虚”的造像，并且依照《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创造性想象地塑造为与文殊对坐的形式；从内容而言，“文殊问疾”与当时社会思想相一致，即“文殊问疾品”中文殊与维摩对话的内容主题亦为“空”。[2]（P90－91）《维摩诘所说经》作为大乘佛典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思想与中国老庄哲学所倡导的“无”的思想相通，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所倡导的基本教养；同时，维摩、文殊问答场面，符合魏晋以来就已形成的好清谈的风尚。所谓清谈，就是如维摩居士“手执尘尾，口谈玄虚”的造像。玄虚即是玄学，“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说。”[3]（P526）清谈成为豪门士族最热衷的事情，一方面是文人居士的自我炫耀；另一方面是对政事、人物进行品评的风气所致。而且，有家室、田宅的维摩“虽明佛法，常乐世典”，被喻为“火中生莲华”，是在家修行的“居士”“不思议解脱”的典范。维摩作为形式上的世俗居士而取得佛法成就，成为当时社会普通佛教徒追求的榜样，所以，云冈石窟中关于维摩的造像多达24幅。从“文殊问疾”图可以透视《维摩诘经》中国化的发展，同样，这对佛教在当时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云冈石窟也体现了造像服装的中国化。云冈佛教人物服饰的变化是云冈石窟分期中重要的标准之一。早期昙曜五窟佛像服装，沿袭了外来传统造像之服饰，主要有袒右肩式和通肩式两种样式。云冈中期出现的褒衣博带服饰，不仅表现了佛教造像外来传统的被改造和汉族化，同时也表现了艺术创作受到社会形态极大影响的事实。鲜卑民族这个民族具有强悍智慧和协作凝聚的精神征服力量。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征服者，北魏王朝却成为了文明的学生，没有野蛮地强制性地推行鲜卑文化，而是进行“太和改制”。在魏孝文帝包括均田、经济、文化等各种措施在内的一系列汉化政策中，服装改革是很重要的一项。《魏书》记载：太和八年（484），“帝始服兖冕”，太和十八年（494）十二月，“革衣服之制”。孝文帝带头推行褒衣博带式服装。孝文帝的汉族化改革，反映在云冈石窟的人物形象变化上，最显著的就是服饰的变化。在中期和晚期洞窟中，几乎全部雕刻有这种褒衣博带式的服装。“胡人”汉化的过程，更丰富了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程。

主张“文化自觉”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P142）先是创造自身之美，然后是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云冈石窟以一种艺术美的形式体现了这一主张。云冈石窟经过近百年的开拓，从“昙曜五窟”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太和格调，再到洒脱俊逸、秀骨清像的晚期风格，共同构成了云冈石窟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云冈风格”在求新创造中走向成熟：由粗犷进到细腻，由纯朴转向华美，由鲜卑族走向汉民族，由西方化走向中国化，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技巧，充分体现着全球各大文明在民族化过程中的精华，推进了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化的进程，奠定了云冈石窟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重要的地位。“历史证明，中外文化具有各自的特性，在互相审视中发现新异，越是取长补短越能促进文明进程，越是封闭排斥越将萎缩困顿。”[5]（P18）云冈石窟作为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东西方文明融合、南北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化的凝聚，是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和强大生命力的有力佐证。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休伯特•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M]．王冀青，译．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2]王恒．云冈石窟[M]．大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3]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第7篇：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1.1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1.2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第8篇：文化研究范文

1.1研究队伍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团队在近10年来逐渐形成，各个地域的研究团队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团队化和特色化为发展目标。从论文刊发在核心期刊上的数量来看，武术文化研究的主要单位和团队为高等院校的相关人员团队，比如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等。尽管其他综合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武术文化研究，但我们不难发现武术文化研究的主力军还是专业的体育院校，体育院校的体育资源丰富，研究人员的专业性更强，对于武术文化研究更加有优势。总的来说，我国武术文化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过程中，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对于我国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2研究方法从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来看，研究人员主要采取的是研究文献资料的方式，结合一定量的实际走访调查研究，综合采取文献和走访调查获取的资料进行定性研究。因为从文献中获得的往往是间接资料信息，而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获得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样更加有利于定性研究的分析，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武术文化的真实面目和本质化精华，研究人员通常采取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但限于资金、路途等等问题，学者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在现阶段而言还是较多采用文献法，这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是研究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从10年的武术文化论文来看，我国研究人员对武术理论分析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学科广度的扩展和学科深度的挖掘，从学科广度上来讲，武术论文从过去的体育方向论文发展融合入了哲学、经济学等等学科内容。从学科深度上来讲，学者对武术文化内涵有了更加细致微观的分析，而不是像过去只停留在表面和宏观方面。

2武术文化研究的缺陷

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背景下也隐藏着不少缺陷。首先，研究结构上不平衡，据统计分析，我国近10年来武术文化研究论文中有64%的文章是研究武术文化的内涵，其方向如武术的发扬和继承、矛盾与传播等等只占28%，比例严重失衡，容易造成武术研究发展的畸形化。只有将研究的各个方向进行结构性的平衡调整才能推动武术文化整体发展。其次，研究透彻性不够，由于现阶段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从间接资料上获得的信息往往不如直接的一手资料鲜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性，特别是有些注重实际研究的学科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深入到一线去获取最为新鲜的信息资料以供分析研究，如社会学和人类学。

3发展武术文化研究的建议

3.1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土化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武术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使用到多种学科的综合知识来丰富我们的分析论证，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起步较晚的情况下，这些科学理论较多采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但很多理论知识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情的前题上的，不能生搬硬套在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当中，我们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所要研究的武术文化的内容摸清，再配合先进的西方知识理论进行本土化分析，避免出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谬误。

3.2理论研究多元化发展过去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学者往往找准一点进行分析论证，然而武术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不是一门学科一种方法就可以阐明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分析，融合政治、经济、历史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在分析方法上可以运用文学和哲学学科知识。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有利于加强对于武术文化的全方位阐释，能够更加透彻地在新形势下解读武术文化。

3.3研究团队联合目前的武术文化研究团队大都是体育专业人士，然后由于多学科分析发展的需要，单纯地体育学科研究人员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体育专业人士应该整合高校研究人员资源优势，吸纳其他学科优秀人才进入本团队进行武术文化研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新研究人员的加入将打开武术文化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口。

4结语

第9篇：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交流　障碍　语言 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不同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同，因而各自的语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等诸语境因素。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人们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因此，在交流中，人们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做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障碍。

21世纪是世界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世纪，国际间的人际交往和商务交往愈加频繁。特别是社会信息化提高。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使更多的人足不出户便涉及跨文化交际。研究这些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问题，对于我们的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诸方面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在现代这样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的时代，人们面临着的选择、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合作和相互依存已构成新的生活方式。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往明显增多，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出现。这种交往势头犹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而中国加入WTO和申奥成功，更是“推波助澜”。但由于中国式隐伏型的文化思维模式的作用。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会见英美客商、洽谈生意、发展相互关系时，对方期望我方从议事的主题人手，而我方人员往往喜欢避开主题，从时间或空间的远方开始，一个方面接一个方面地说明情况，暗示问题或意向，有时还没明确点出主题。对方注意力已被转移到其他方面，因而转换了话题，以致于失去了谈判良机。之所以会发生误解，甚至冲突，究其原因，大多源于文化差异。

有文化差异就会造成交际障碍。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许多的障碍，比如语言问题、心理障碍、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成见等，它们都可能引起误解，导致交际的失败。成功的交际离不开礼貌原则的遵循。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心态，遵循礼貌原则的方式也不同。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英语国家的人曾普遍抱怨。中国旅店的工作人员就像英语国家医院的工作人员一样，把旅客当成住院病人一样看待，服务人员随便出入客人房间，旅客无权得到独处的自由。在英语国家，旅店住房是客人的临时领地，服务人员不经允许无权进入室内。

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又必然地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会有其特有的价值系统。这套系统告知人们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应该赞扬的，什么是应该抑制的。但是，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好的，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就被看作是差的：在一种文化中一种行为被看作是正常之举，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看作离经叛道。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1988年在汉城举办第24届奥运会，世界各国运动员、记者和一些官员都云集于此。韩国人爱吃狗肉，世人皆知，关键问题是。韩国人有一特殊习好，就是在杀狗之前，要用棍棒将狗乱打一通，理由是被打松的狗肉更好吃。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愤懑，在西方文化中，狗被看作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肉是不能吃的，他们认为，吃狗肉已是不义之举，而杀狗之前又用棍棒乱打一气更是缺乏人道主义。以里根为首的美国政府向韩国政府提出交涉，说吃狗肉尚可，应废除棍打这一“恶习”，可韩国政府认为这是自己的传统，他人无权指手画脚。这触怒了里根政府，于是正告韩国，如果不根除“棍打”，美国将对韩国实行经济制裁。权衡利弊得失，韩国政府才被迫下令，全国严令禁止“打狗”。就这样，一场“狗”风波才平息下去。因为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差一点造成经济制裁，这在国际交往史上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实例。

中国学生与英美人交际时，总是不自觉地用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传统方式、观念对英语和英美文化进行对比、评价，甚至把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等同起来。例如，某外籍教师曾经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几乎每次她到英语角去都有学生问她“Howold are you?”她说她真弄不明白中国人对别人的年龄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她回答了“I'm young.”之后，居然还有人追问具体岁数，常常弄得不知所措，感到很窘迫。当了解到学生问此问题并不想刻意去打听别人的隐私，只是想打开话题，避免冷场。为了练习口语随便问问而已时，这位外教才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