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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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试论 通过 舞蹈 文化 审美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的舞蹈文化都是按照各民族不同的审美习惯、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按照民族认同的“美的规律”“美的法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而流传至今的世界的舞蹈艺术。而各个民族的舞蹈文化都是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经过千百年的继承、发展和积淀所创造出来的舞蹈文化的结晶。舞蹈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也是许多原始民族的“文化焦点”，直到今天，许多民族还保留着自己的特色鲜明的舞蹈文化传统，甚至有的舞蹈文化还作为国家象征而得到推崇。因此可以说，不了解舞蹈文化，就不能说完全了解舞蹈这个世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今天所言的历史是经过考证、经过修辞的文字的历史。舞蹈文化是一条奔腾的历史长河，是舞蹈审美的观照物，而舞蹈审美则是一簇燃烧的求索之火，透射着舞蹈文化的真谛。

一、肢体语言美

舞蹈是身体艺术的极致，舞蹈通过肢体动作将人物的感情、性格特征、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意境创造表达出来。“肢体动作”是舞蹈的“语言”。身体语言在自然表达中逐步丰富，身体因之获得了强大的表现力。一般来说，作为舞蹈艺术之物质媒介的舞蹈演员，都有着漂亮的容貌，婀娜的身姿。也就是说，构成舞蹈的美的物质媒体――人，本身就是美的。舞蹈动作作为人体的艺术表现，更有着特殊的、独特的形式美感和艺术表现功能，有着一种艺术魅力和感染力。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或其他一些语言作品被改编成舞蹈、舞剧，或是人们用舞蹈、舞剧来表现某一题材内容时，表演者用动作表情表现故事情境，常常会产生一种其他某些艺术难以达到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生活中任何一种素材，无论是静态的花草、树木、桌椅，或是动态的谈话、爬梯、等待，甚至是抽象概念的空间、速度、力量、平衡等，也尽可以用表情性动作、表意性动作、装饰性动作去表现，从而产生特殊的审美效果。世界各民族的舞蹈，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各自永恒而独特的魅力。芭蕾舞以“开、绷、直、立”为美，中国古典舞则以“拧、倾、圆、曲”为美，各民族民间的舞蹈的呈现，更是纷彩绚丽、千姿百态的美！

二、强烈的抒情性

舞蹈善于用肢体动作抒发人的内心感受，表达人的精神面貌。强烈的抒情性是舞蹈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也是舞蹈表达强烈情感的直接形式。《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德国艺术史家恩斯特・格罗塞说：“再没有别的艺术行为，能像舞蹈那样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可见舞蹈艺术是情感表达的极致。这种动态艺术所显示的生命之美，比静态的造型艺术和抽象的语言艺术及空灵的音乐艺术更有力度。任何一种情感的存在必然有其社会根源，情感是一种个人与社会互相交汇的产物，也是个人社会交际在个人意识空间的映射，人们很容易通过情感产生共鸣。舞蹈以其特有的表现手段，通过肢体语言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来深刻反映人的内心世界。舞蹈形象是人类情操的高度升华，它以鲜明的美感和强烈的抒情性深深感动着人们。舞蹈以情感为动力，以艺术化的人体动作为物质材料，以外化的人的思想与情感作为美学特征。舞蹈家将客观生活的情感融合在肢体语言中，通过艺术表演将情感表达给观众以引起观众的共鸣。肢体语言是情感的载体，所以，身体是艺术表现的最直接的媒介，身体艺术是最具直接感染力的艺术，而舞蹈是身体艺术的精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

三、舞蹈艺术编排的独创性

舞蹈的独创性是舞蹈的生命源泉。创新意识对于舞蹈艺术而言，犹如阳光、空气和水之于生命。舞蹈文化包括舞蹈审美的发展，是以创新意识为根本动力的。创新是形成舞蹈审美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纵观舞蹈发展的历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舞蹈都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程式化、格律化的长期稳定，甚至是停滞状态下开始寻求新的创作观念，寻求全方位的探索，获得长足的进步的。而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提高，当那些陈旧的主题和内容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时，就需要有一些“精品”应运而生。所谓“精品”正是要靠创造性的劳动来打造。纵观古今中外优秀的舞蹈作品，几乎都具有创新的艺术风格。今天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提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舞蹈是包罗万象的艺术。鉴于舞蹈文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其传承中也一定给舞蹈艺术带来综合性的审美特征。舞蹈有着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魅力。同时，舞蹈又与其他各门类艺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舞台表演以“舞”为中心，而音乐、美术、戏剧、文学、武术等都可以成为舞蹈的辅助手段。舞蹈精彩绝伦、音乐动听感人、舞美神奇变幻、道具造型逼真、剧情扣人心弦、内涵丰富雅致，舞蹈也可以气势恢宏博大、多位一体，这正迎合了当代人的审美品位，铸造了独特的舞台魅力。但是，舞蹈的综合性也存在着一定弊端，在多位一体的交融中，如果出现配合不当，也很容易使整个作品受损，成为各种门类艺术的拼盘。只有避免这些问题，循着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其他艺术门类中碰触灵感、汲取营养，但又不让其他因素在作品表现中喧宾夺主，让舞蹈和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姊妹艺术结合得丝丝入扣，才能将舞蹈艺术丰富的审美内容和特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总之，舞蹈文化和舞蹈审美机制应该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这样才能创造出美妙的作品，才能使观众闯入玄妙的、美的舞蹈世界。

参考文献：

[1]于平.舞蹈文化与审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2]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5.

[3]瓦尔特・索雷尔著.欧建平译.西方舞蹈文化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0.

[4]隆荫培，徐尔充，欧建平主编.舞蹈知识手册[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4.

第2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家  道德文化  现代意义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礼俗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礼让的东方古典主义的人文品格,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现代化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精神领域,即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一、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关于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笔者拟概括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所谓内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现代道德主体心性的修养、人格塑造的作用,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内心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是“内在”的;所谓外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协调和规约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作用,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功能,具有工具性,因而是“外在”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3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一、领导者要有“恩威并施”的领导艺术

孙子提出：“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1]文即政治道义武即军纪军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

首先兵家主张领导应当与下属建立情同父子、亲如兄弟的至真、至纯的感情，讲：“吾辈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般”，[2-3]并通过感情的交融达到增强己方战斗力的目的。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社会属性，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感情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情感的巨大大感召力。作战取胜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上下同欲，而这种仁爱的力量不仅能够把下属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领导者所希望的轨道上来，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下属参与实践的热情。有部分领导者不关心、不爱护下属。他们认为，强制性手段更直接、更容易产生直接效果，其实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感情的需要高于生理需要与安全的需要，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为了满足高层次的需要人们宁愿放弃低层次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下属“可与之赴深?G”、“可与之俱死”的原因。尤其是人处于危难境地，或是组织力量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感情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会远远超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压迫所产生的作用。所有的领导都要正视这样的一个命题：感情可以转化为一种力量。所以，领导者必须学会掌握驾御、控制、运用这种力量的本领。

其次兵家还特别强调治军必严。因为仅仅对下属进行感情投资还是远远不能完全达到领导目的的。兵家认为如果只有仁爱，可能会出现“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的局面，[3]所以，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说法，[4]治军过程中，兵家认为还要用“武”的一手。或许有人觉得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使用“武”的手段呢？孙子指出：如果上下级之间没有建立必要的信任和感情就直接运用惩罚的手段打开局面，树立威信是非常不妥的，“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5]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先“文”后“武”，文武并举不可偏废。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素质，下属才能“凡与敌战”“宁进死，而不肯退生”。

二、领导者要有“贵信贵当”的领导艺术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中也有大量犒赏三军的记载。这里涉及三个问题：奖什么、奖哪些人、奖惩的原则。在《作战》篇中孙子指出：“取敌之利者，货也”。也就是说，夺得对方的物质财富，必须犒赏下属，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三略》中也讲到军中没有资财，士卒就不能招徕；军中没有奖赏，士卒就不会向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在兵家思想体系里，其目的当然不外乎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等等。

对于奖惩的原则，兵家认为：首先要诚信，也就是答应的奖惩一定要落实，“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6]也就是说凡奖赏贵在守信，惩罚贵在坚决执行。信赏必罚，才能收到赏罚的效果。如果信赏必罚能在大家看得到听得到的地方执行，则未看到未听到的人，自然也会暗中渐渐感化而行善惩恶了。其次赏贵小贵常罚贵大贵当。《尉缭子》中讲到凡诛杀，都是为施行军威。杀一个人，能使三军震动的，就杀掉他；赏一个人能使万人都高兴的，就奖赏他。诛杀贵在以大人物为典型，奖赏贵在以小人物做榜样。应当杀的，虽然权势显赫也必须杀，这是刑罚能够制裁上层人物。奖赏分到放牛养马的人，这是奖赏地位卑下的人物。能做到对有罪的大人物以法制裁，对有功的小人物给予奖赏，这是将军的威严。《六韬》中讲到将军能够诛杀地位高贵的人，则足以立下威严；奖赏地位卑微的人，则足以示其清明，赏罚审慎得当，则令行禁止。

三、领导者要有“先身后人”的领导艺术

古代兵家认为，只有将帅时时身先士卒，处处为人师表，才能带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好军队，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诸葛亮说：“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7]历代名将为了将自己的部属培养成好人、好将，大多强调“身正”，他们把“正己”看作是衡量将帅人格力量的重要内容和治军的根本大计，把能否做到“正己”提高到治人、治国的根本战略高度。

第4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道家文化、寻根文学、传统文化、阿城、汪曾祺

文学是丰富的文化信息的载体，不存在丝毫不反映一定文化内涵的文学。文化包含了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看成是人物的行为、思想、情感反映出文化的内涵。

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道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达到一种“仁者见之谓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1的程度。道家主张摆脱文明的束缚，恢复原始的人性，返朴归真。在面对人生的矛盾斗争的时候，道家主张以柔弱取胜，“以弱胜强”、 “以柔克刚”，而不是直接去作正面的斗争。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道家认为要“无为”，即完全顺从大自然的规律，这是和强调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相反的。

在阿城与汪曾祺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道家文化的影子。阿城在《棋王》中宣扬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棋道”，把主人公王一生描写成为道家文化的一个缩影;汪曾祺在他的系列作品中，流露出淡淡的“道”风味，让笔下人物在不经意之间把“道”一点点渗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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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明式家具的形制风格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由表及里地掌握明式家具哲学思想内涵的精髓，为现代中国家具设计和发展提供参考。

明式家具的形制及结构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东林学派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无论是在审美观念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简朴、空灵、内敛、优雅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设计理念。

一、儒家思想中“中庸”、“礼”的体现

博广的儒家思想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内涵在明式家具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庸之道在形式上重视“中正”、“中行”，在内涵上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要含蓄，以免适得其反。孔子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礼”主张社会上的人要区分名分，如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妇等，然后又指出了各种身份之间应该遵循的礼仪、处事规范等。

明式家具的设计中处处体现着这种内敛、中庸、礼法有度的观念。如明式圈椅对称式的整体构架、外扩内敛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内翻马蹄式的腿足等等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内涵，也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礼有法度”对人性的束缚。

礼法中讲究礼貌的坐姿，要保持上身挺直、双脚放在椅子的前面或放在脚凳上，或盘足而坐。在明式家具许多椅子的设计中，靠背与坐面垂直或接近90。有些椅子的坐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尤其是主要陈列在厅堂的椅子的造型浑厚冼练，稳重大方，端庄中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除了满足“坐”的基本功能，更作为一种礼教尺度，规范人们“行得稳，坐得正”显示了封建社会的理性伦常和家长气度。

二、“有用之学”东林学派思想的体现

明中期以后东林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有用之学”饷实学，提倡改革，鼓励创新。文人的参与为家具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他们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艺要一丝不苟，装饰要简洁脱俗。明式家具中大量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如缠枝纹寓意吉祥幸福、忍冬纹寓意延年益寿、莲花纹寓意圣洁等等，题材寓意大多比较雅逸，颇有”明月清泉”、”阳春白雪”之类的文儒高士之意趣。“有用之学”的思想变迁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造就了明式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结构及重俭轻繁的艺术特征。榫卯结构不用钉和胶，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结构牢固，百年不松动；同时便于拆卸和组装，利于修复时更换部件而不伤整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完美结合。

三、“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道学思想体现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明式家具的形制和艺术特征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尚“无为”，重“天然”，追求“天人合一”和“普遍和谐”的宇宙观，从明式家具的一些设计上也反映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1．追求天然材质“反璞归真”

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美在本真。选择使用天然材质，追求天然材质本身的美感，强调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了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明式家具的用材大都是木质坚硬致密，色泽沉穆幽雅，纹理优美生动的珍贵木材。如黄花梨木性适中，便于雕刻不易变形是制作硬木家具的首选材料且材质温润如玉，受到文人雅士青睐；紫檀木质地坚硬细腻，适于精雕细刻，多得达官贵人喜爱。不同材质的运用体现出不同文化内涵，这也是明式家具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加工工艺上，大多采用通体光洁处理，突出木材纹理的自然美。在许多传世的明式家具上，都把纹理最美的木材用在显眼部位。此外，也有利用不同木材的质地和色泽拼合搭配，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更最重要的是在制作时多打蜡少髹漆，从而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质感和纹理，这也正是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完美体现。

2．崇尚阴柔之美的线型

《老子·七十六章》中写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家崇尚阴柔之美，认为“柔”是生命之初的外象，富有无限的潜力。这种柔美的哲学在明式家具上也得到了体现，明式家具的许多构件，本身就是线条，这些线型与家具一脉贯通，自然流畅，协调统一，优美动人。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几等家具造型中，有不少使用圆材，使其弯转有度，精巧流畅，以表现曲线美。如明椅靠背最上的横木——搭脑，其线形的起伏变化丰富，或翘或垂，或仰或倾，或出或收，或曲或直，或刚或柔，都各具神韵。通过各种直、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体现了以柔克刚、予动于静的哲学要义，极具回转灵动的生命气韵。

总之，明式家具的设计理念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家具风格独特之处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而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加以分析探讨家具风格的成因，可以找寻出明式家具形式之外的精神思想，从而掌握其设计思想的精髓，希望这能给中国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小汾.明代文人与明式家具．观察与思考，2003．4

[2]龚云云．明式家具中的“礼”．科教文汇，2008．2

第6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2]张广保，新道

家在崛起，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2期

第7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五色观”是我国古代在色彩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它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为我国古典色彩关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原始时代的人类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创造了历史性色彩最纯粹的形式。最早发现的原始美术物是距今二万年前的洞窟岩画,标志着人类已经用色彩装饰自己的居住场所,其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用色鲜明浓烈,饱含着原始人类特有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我国黄河中游发现的石器时代原始氏族部落建造的浅穴中,由红、黄、褐等色泥土、草泥和木材建成,表明我们祖先对色彩的掌握和运用迈出了一大步。至春秋战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进入启蒙阶段,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已经形成,并不断地推动着“目观为美”简单朴素的低层次色彩美感认识向高层次色彩审美认识的发展。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色彩审美意识之中。色彩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记录着民族精神的全部过程。中华民族二干多年形成的色彩体系就是世界独特的“五色体系”。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五色观”及其色彩文化内涵,有助于中华民族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鲜明的民族色彩个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经典色彩已经面临数字色彩的挑战,人类的色彩活动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弘扬民族色彩文化,开拓丰富色彩表现语言,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五色观”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民间色彩“五色观”的形成是继承远古人类对单色崇拜,结合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阴阳五行说”,并与构成世界的其它要素:季节、方位、五脏、五味、五气逐渐发展而来的。

据史书《周礼》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关于“五色观”色彩理论的记载,由此也奠定了我国传统色彩的美学观念的形成。它比西方的“七色观”,“三色观”都要早上一千余年的时间。在我国洛阳二号殷人墓发掘四幅绘有红、黄、白、黑的四色画幔,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当时的帛画已初具“五色”的丰富性。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五色观”的记载还有:

《尚书》:“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

《老子》:“五色不乱,孰为文彩。”

《庄子》:“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苟子·劝学》:“目好之五矣。”

《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

何谓“五色”?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刘熙也曾作具体解释,他在《释名》中谈及他的观点:“青色为主,生物生长之色;红色为赤,太阳之色;黄色为光,日光之色;白色为启,如同化水之色;黑为晦,如同昏暗之色。”

西周时期,已经提出了“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南朝染皇侃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正色即原色,它与间色和复色相对应,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青、黄、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古人从色彩实践中发现五原色是色彩最基本的元素,是最纯正的颜色,必须从自然界中提取原料才能制作得来,其它任何色彩相混都不可能得到五色,而五色相混却可得到丰富的间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色广泛流行,“五色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色彩审美意识,已从原始观念的积淀中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

五色体系的建立对于推动古代色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色彩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原色的发现和色彩混合规律的掌握,大大丰富了色彩的色谱和艺术表现力。从此,人们从原始的自然单色概念中解放出来,走向色彩艺术创造的多元化,使色彩的装饰应用更广泛地进人社会生活,并注人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如商周时期奴隶制等级制度和宗教礼仪非常严格,色彩用作尊卑的标志,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在绘画和建筑活动中也都有所体现和划分。据《礼记》记载,“木盈,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黄圭。”即帝王的房屋柱子用红色,诸侯用黑色,一般官僚用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用土黄色。除了统治阶级对“五色观”的推动作用之外,更多的因素还源自于民间,烧陶与冶铜术的发明,使色彩得到广泛地应用。从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和发掘出土的墓室壁画、帛画、纺织染色以及陶俑、漆器、铜器上丰富的色彩,可以看出距今二千年前我国的色彩科学技术与色彩装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古代进人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以后,色彩艺术观更趋于成熟。《左传》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天有六色,发有五色,征为五声,生五疾。”古人把“五色”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何谓“五行”?《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即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被视为产生万事万物本源属性的五种元素,并提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五方、五材、五季、五音、五德、五官、五脏等包括“五色”均配属其中。“五色”是色彩本源之色,是一切色彩的基本元素。五行结合生百物,五色结合生百色,五色论完全符合五行论的理论。阴阳五行思想,流行颇广,影响甚大。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理论渗透到社会、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并指导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等一切活动,以后经过不断发展、推广,几千年的文明,一以贯之,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二、中国传统礼教对“五色观”的影响

儒家色彩观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时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它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孔子斥责齐恒公“恶紫夺朱”,实际意义是认为间色紫夺走了正色赤的地位,夺正为不“仁”,违背了礼字规范。他认为“白当正白,黑当正黑”。传统中国画据此发展形成了“计白当黑”的绘画理论。《礼记·玉藻》记载:“衣正色,裳间色”。郑玄注:“谓冕服玄上缫下”。孔颖达疏:“玄是天色,故为正。臻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说:“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才,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后汉书·服制》也载:“尊工贵工,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雍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大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文”即文采,外部装饰的形式美,“质”即实质,内部精神的内容美,“彬彬”即配合适宜。孔子认为文胜质不美,质胜文也不美,过分的外部装饰则哗众取宠,名不符实,缺少装饰则平淡乏味无兴趣。“文质彬彬”最初是孔子对君子人品提出的要求,但进而被解释为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现在色彩上必须符合“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

“比德”是儒家色彩美学思想的另一主要特色,即用色彩暗示人的美德,这一象征性的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虽然没有色彩“比德”的直接描述,但可以从儒家审美的“比德”观念中得到启示。苟子的以玉

比德说:“子贡问于孔子日:‘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日:‘……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运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一。(《苟子法行》)在孔子之前管子也有论水玉之美:“视之黑而自,精也~鲜而不垢,洁也~茂华光泽,并同而不相陵,容也”。在玉质与道德的相互比照中,玉负载了超越自身自然品质的道德意义,成为美和善的表征,理想人格的化身。从此,“以玉比德”成为后世广泛认同的社会观念,艺术被儒家赋予了人格意韵。乃以自然事物比拟人的道德,是自然特性的人格化、道德化,从儒家色彩的观念看来,色彩之所以美,是因为色彩的装饰暗示人的美德,从色彩的装饰中可以发现人的高尚人格,儒家的这种类比思维方式对中国色彩艺术形成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我国戏剧脸谱色彩斑斓,不同色彩化妆赋予特定的寓意,暗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如:红色表示忠勇,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儒家“比德”思想直接影响民族色彩观念。如:中华民族崇尚红色,是因为红色象征喜庆、吉祥、庄严的品格。人逢喜庆,都要用红色来装饰;新娘穿红色礼服,新郎佩带红花。人走运了,称为“红运”;受上级重用者为“红人”;古代称美丽女子为“红颜”;相传神农氏为炎帝,炎者红也;刘邦兴汉,自称“赤帝之子”,正是因为“红色”的类比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情感和美的象征意义。

儒家色彩美学思想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合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的色彩观受道家的影响要更多一些。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于艺术的态度,不同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儒家肯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将艺术与礼乐结合,而道家与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非乐”的观点相接近,否定艺术。如老子把社会的争乱归罪于五音、五色、五味等艺术活动与享受,他认为艺术带来了五官功能的退化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毁坏.给社会造成灾难。庄子反对艺术的态度比老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文灭质,博溺心”.“文”带来了感觉的退化和的增加,“博”则破坏了心地的纯洁,带来了争名夺利和虚伪奸诈,竭力鼓吹“无为~无欲”“无知”,只有抛弃音乐乐器,毁掉文章彩绘,才能恢复耳目聪明,实现盛世理想。老庄一方面否定艺术美.但另一方面又肯定自然美,应该肯定道家对自然美的认识,比起儒家将自然的审美束缚于伦理礼义之下的见解,显然有了一大进步。

由于道家主张淡泊无为的思想,所以道家的色彩主张“无色而五色成焉”,“澹然夫极而众美从之”(《刻忌》),体现在艺术上追求无色之美,以无色之感为最美,所谓“至音不叫”,“至言不文”,“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天地》)。道家崇尚自然,反对雕琢,反对五彩。道家的“道法自然”,回归自然,反朴归真,追求自然色彩的平淡素净之美的色彩观对中国绘画色彩观,特别是对文人画家的色彩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淮南子·原道训》载:“色者,自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这里的“自”为“无色,无形”。它与“无色中的青、黄、赤、自、黑中的“自”是不同的哲学概念。前者为虚无,后者为色彩的视觉形象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而无是最基本的,无就是“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实出于虚,有无相生,虚实相宜。按照道家的这一观点解释,自(无色)和五色应该是统一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但是无色是本质,“五色生于无色”。五色与自(无色)相生、相和。

道家选择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是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的色。老子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天之色一玄(黑)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将黑列为众色之首,并选择黑色作为道的象征之色。道家的建筑以及服色多用黑色。阴阳高于万物,黑自高于五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第8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儒家、道家音乐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做出了简洁明了的归纳和总结，并阐明先秦音乐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学问”，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历来主张以“德为美”。《周礼·春官宗伯》说:“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言。孟子《公孙丑上》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些言语都将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礼乐被儒家视为德的表征。“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其中，礼乐代表西周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些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中都有具体体现。第一:“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文质彬彬”是孔子的审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个人要注重礼乐即音乐文化修养;“质”即实质，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及伦理品德。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礼乐修养就显得气质不佳，但只有礼乐修养而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德便是一种虚饰;所以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具有礼乐修养与仁义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文质协调。第二:“道德之内涵在仁”—即音乐要贯注“仁”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乐”可以感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义礼道，从而发展为君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观点非常明确:礼乐的本质是“仁”，为人“不仁”，便无从对待礼乐。孔子在哲学上崇尚中庸之道，艺术上提倡中和之美泪而胃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将中庸之道运用于音乐并将情感的因素统一起来，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这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 第三:“尽善尽美的和谐”—即音乐形式与内容、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他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善”和“美”。所谓“善”是指内容的完善，“美”是指音乐的形式美好、动听;二者能完美结合就尽善尽美了。这就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和“礼”、“仁爱”结合起来了。他在齐国观听古乐舞《韶》后，认为获得了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接着评价另一部古典乐舞《武》时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推崇《韶》，并要求乐应合乎礼的规范。他断言，歌颂舜帝功德的《韶》乐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高度统一。而《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未尽善也”。而《韶》乐则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在正乐时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将符合他思想的《韶》乐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故历来的儒家音乐既维护“礼”，又满足感官的愉悦。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乐感文化”。

儒家用诗继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鲍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记 ·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所谓“登歌”、“升歌”，皆为人声之歌，而乐器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周人“贵人声”，显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视乐歌所激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发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对道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辩哲学，也是一派实际可用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达到福乐人生的伦理学。道家伦理体系，也以其恢宏的规模、纳米般的逻辑，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铁一般的证据，铸造了它的以“宇宙主义”为理论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为特点的伦理学体系。这样一种伦理学，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其在伦理学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老庄及其弟子和诸多道学的后继者通过对“社会伦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达了他们重自然的天理伦理观。他们的音乐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自然主义伦理观。

道家对艺术审美和艺术所具有的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它高度重视人的理性精神，但反对用特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情感。它主张自然、无为，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和表现。老子认为，理想的音乐是“大音希声”，是合乎道之特性的无声之乐，是白然、恬淡、用之不尽的至美之乐。有声之乐或“五音”则是不合乎道之特性的不完美的音乐;老子甚至告诫道:“五音令人耳聋”。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阐明，合乎“道”的音乐是“天”、“真”之乐，是自然之乐;唯它才具备音乐之“和”(即精神内涵);而这“和”才是音乐中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才是音乐之至美所在。简言之，自然之乐是“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宇宙之乐。老子否定一切人为的有声之乐，推崇“大音希声”，强调恬淡而不可欲，其意义是消极的:庄子则要以追求“天籁”似的自然之乐、宇宙之乐，来反对一切束缚人心、扭曲人性的有声之乐，与此同时，又肯定合乎人的自然之情性的有声之乐，因此，其意义是积极的。老庄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经过《淮南子》以及稽康、李蛰等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稽康音乐思想的伦理观是道家音乐思想精髓在魏晋时期放射出的一道惊世骇俗的异彩。稽康在遵循道家自然主义音乐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声无哀乐论”的命题，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音由心生”、“乐与政通”、“乐通伦理”的音乐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稽康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之“气”所生，因而，音乐独立于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与人的哀乐无关。换句话说，音乐是客观的存在，哀乐则是主观的东西，二者互不相干，音乐不包含哀乐，也不能唤起相应的哀乐。此所谓“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显而易见稽康明确割断了音乐与心(情感)之间的联系。彰显了其崇尚自由、重自由的天理伦理观。

第9篇：道家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 高校 思想教育

在今后几年，“9O后”逐渐成为高校学生的主体，相对于“70后”、“80后”，这个群体所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广，接触的事物更多，所受的思想冲击也更大，加强高校思想工作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尝试将传统文化教育引入高校思想工作，发现结果事半功倍。

一、高校加强思想工作的必要性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群大量进入高校，以及社会其他矛盾，如就业、社会公平等矛盾的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高校管理者有必要加强思想工作教育。

1．"90后”泛指1990年到1999年之间出生的群体。由于九十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年代，再加上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90后”的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这个群体接受信息的能力普遍较强。由于时代的变革，“90后”的思维更为活跃，思想情绪波动较大，他们的观念、思想和老一辈人的价值观相差很大。由于成长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他们更加个性更加张扬，性格趋于自我。这些特点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进行引导，以期达到让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

2．“90后”面临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其所受冲击更大。因为高校的连续扩招，以及多年累积下来的就业压力，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以至于已经对入学新生都产生了冲击。甚至在南方一些城市，发生了高中生放弃高考的事件。高中生放弃高考固然有多种因素，就业难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种环境下进入高校的学生，其思想压力可想而知，高校需要加强思想工作，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心理疏解，避免极端事例的出现。

3很多调查数据显示“90后”群体对于社会、对于政治表现漠然，但对于偶像、明星却过于狂热。有人说“90后”是自私的一代，尽管这些话有些危言耸听，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表现在这个群体中的，所特有的特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烙印。如何挖掘这个群体的优点，摒弃他们的缺点，也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传统文化的优势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在亘古的历史中，很多贤人志士留下了诸多文化瑰宝，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的典范。比如，儒家对品德和操守的磨练、道家对事物规律的探索以及法家对法则的研究等等。传统文化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精华，思想高度、亲和力等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从某一方面而言，高校教育对学生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观的培养比对学生的知识技能的培养更为重要。我国传统文化以及我国历史长河中涌现的志士仁人都可以成为学生的精神楷模。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提高学生的人格素养，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1．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文化流传的结晶，与大学生没有隔阂感。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十几个朝代的文化大家的沉淀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了溶于中华民族骨髓中的营养物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大学生从小在这个环境中成长，即使是青春叛逆期，对民族传统文化也是接受和认可的。将传统文化教育溶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会使思想教育工作更加亲切，更加得心应手。

2．传统文化流派繁多，有利于大学生挑选。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流传中，有许多分支、理念在互相争论中逐渐发展成型，像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自然”、法家的“刑名”等等，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些流派，对社会方方面面思想动态都会有影响。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受，或者崇尚“中庸”的儒家，或者喜欢“刑名”的法家，或者喜欢道家等等，方便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挑选。根据大学生的兴趣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起到的效果必将事半功倍。

3．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世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有利于大学生产生自豪感，形成民族凝聚力。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并在逐步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知、接受。利用传统文化教育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必将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进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三、引入传统文化教育。加强高校思想教育工作

1．遵循行为矫正原则，对“问题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问题的定义有很多，比如违法道德规范行为，违反学生守则行为，违反纪律、规范行为等等。针对问题学生，可以运用塑造、消退、强化、模仿、惩罚等手段进行矫正。所谓塑造就是引诱学生的目标行为，并通过奖励等措施使其行为进行巩固；所谓消退就是废除使其行为可以进行下去的一切外在因素；强化则是在消退的基础上进行行为巩固的一种手段；模仿是根据学生的心理，通过塑造学生的精神偶像而达到引导其正确价值观的一种策略；惩罚就是针对学生的错误行为进行处罚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融入传统文化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塑造”，接受传统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何塑造学生的人格，可从营造校园氛同人手，如开展国学课程、国学学习社团、请国学大师讲座等，将国学融入到校园氛围中来，引导学生学习各家流派精髓之处，领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人格精华。再如“模仿”，孟子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孔子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从孔孟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之美，我国文人高风亮节的人格品德，是学生们加以学习的楷模。引导学生掌握国学、了解我国文人志士的故事、塑造学生心目中的精神楷模。

2．开展传统文化课堂，引导学生兴趣。在平时教学中，适当增加传统文化的选修课、兴趣课，或者利用学校的各种社团，组建“国学社团”，在校园内部大力倡导国学精神。在这里，国学不应是仅仅限定于儒家一门学科，还应该含有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派，并引导学生用现论对千年前的文化进行解读。学校还可以定时组织“国学辩论大讲堂”等活动、评选“秀才”等内容，把传统文化借助国学的形式发扬光大，用国学的精华引导学生的兴趣，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在生活学习中，使传统文化对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