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养成计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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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清朝皇帝养成计划范文

[关键词]徽商；诉讼；好讼

[作者简介]王亚军，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安徽合肥230039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205－05

“无讼”仅仅是官方主流思想的一个价值判断，不尽然符合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形。传统中国在明清时期的诉讼风气到底是什么状况，检讨目前中国法律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此尚无一致意见。但徽州地区历来就是一个“好讼”之地。早在北宋时期，当地百姓已经养成了“习律令，性喜讼”的民间习惯。曾被宋仁宗时被列为“民事繁剧”的18州之一，由朝廷中央重点委派官吏加强治理。到了明清时期。徽州民间“健讼”之风愈演愈烈，时人曾谓：“小民之好讼，未有甚於今日者。往时犹在郡邑纷呶，受其累者不过守令诸公而已。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不足威摄同辈，必欲置之宪纲。又虑我控於县，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控於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竞走极大衙门，自处於莫可谁何之地。”

一、官府“抑讼”的措施

面对徽州地区民间日渐盛行的好讼之风，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地方各级官员无不采取以教化与打压并用的手段，造成民众“耻讼”或“惧讼”心理，以此达到减少民众的诉讼活动，实现“无讼”的境界。

1、推行乡约制度，定期宣讲圣谕，以德化民

明初，太祖朱元璋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特别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谕令天下“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引，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只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督励各级地方官吏奉行教化百姓为己任。

“康乾盛世”的奠基者康熙，作为满人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坚持传统儒家“明刑弼教”的思想，重视以德化民，强调“有天下者，唯贵以德化民，使之无讼。”于康熙九年颁行“圣谕十六条”，告诫全国上下民众息讼止争：

敦孝悌以重人伦；敦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做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身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为了落实明清最高统治者的圣训，徽州地方各级官府重视提倡建立乡约，明嘉靖五年(1526)，应天巡抚陈凤梧行文徽州府各县，率先在徽州地区推行乡约制度。徽州府各县纷纷响应，在当地士绅的大力支持下，一时间，徽州府成为全国乡约建设得最为发达地区。《徽州府志》载：“明太祖有《劝民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令木铎于朔望向民间宣之。今圣上(指康熙皇帝)有十六条劝民，命乡约时时宣讲。更为明详。”嘲徽州各级官吏札令“乡约大意，惟以劝善习礼为重。不许挟仇报复、假公言私、玩亵圣谕”，“慎举绅士耆老足以典型闾里者一二为约正，优礼宴待，颁发规条，令劝宣化导。立彰善瘅恶簿，俾民知所劝惩”。以乡约为阵地，通过道德教化人手，匡正民风，革易陋习，以期从正面消除民众争讼之心。这类乡约不仅是指导民众行为的准则，而且也成为地方司法官审断民事案件，教民息讼的原则。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州县放告收呈，须坐大堂，详察真伪，细讯明确，如审系不实不尽者，则以圣谕中息诬告以全良善教之；审系一时之忿，及斗殴并未成伤者，则以诫仇忿以重身命教之；审系同村相控者，则以和乡党以息争讼教之；审系同姓相控者，则以笃宗族以昭雍睦教之”。网

2、设置诉讼障碍，使民众产生“畏讼”、“惧讼”心理，以达到减少民间诉讼活动

为了实现“无讼”的价值目标，明清统治者几乎动用一切手段来限制和禁止民间诉讼，人为地设置各种诉讼障碍，造成民众产生“畏讼”、“惧讼”心理，以达到减少民间诉讼活动。康熙宣称：“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门，且信公道易伸，则讼事必剧增。若讼者得利，争端必倍加。届时，即以民之半数为官为吏，也无以断余半之讼案也。故朕意以为对好讼者宜严，务期庶民视法为畏途，见官则不寒自栗”。正如美国一历史学家所述：“假如人们不害怕法庭，假如他们抱有信心，觉得在那里总是能得到快捷、圆满的审判，那么诉讼势必会增加到一个可怕的数量。由于人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容易自欺，纷争于是就会漫无止境，帝国的一半人会无力解决帝国另一半人的诉讼。因此，我想，那些诉诸法庭的人不会得到任何同情，这样一种对待他们的态度，使得他们厌恶法律，并且一到司法行政官面前就浑身哆嗦。”但这仅仅是官方一厢情愿而且不切实际的期待而已。

面对徽州日益盛行的“好讼”之风，为官一方的父母官一方面颁行大量的官府告示。加强对民间诉讼的规范管理。在徽州各地官府规范民间诉讼的官府各类告示中，尤以徽州知府吴宏颁布“词讼条约”最具有代表性，现摘录如下：

为晓谕事：照得本县身为膺民牧，原欲为尔民伸冤理枉，除暴安良。凡职分之所当然，未尝少惮劳瘁。但刁健之风虽所在有之，从未有如从未有如休邑之甚者。每见尔民或以睚眦小怨，或因债负微嫌，彼此相讦，累牍连篇，日不下百十余纸，及细阅情节，又并无冤抑难堪。本县逐加裁决，有批示不准者，亦念尔等不过一朝之忿，且冀少逾时日，则其气自平，诚欲为尔民省争讼，以安生理之至意。不料尔等嚣竞成风，无论事情大小，动称死不离台，固结仇连，不准不已，风何薄也。诸所由，必因刁恶讼师，专在衙门包告包讼，幸准则彼自居功，坐诬则与彼无涉，置身法外播弄愚民。每一念及，辄为发指。此辈若不早知敛迹，一经本县廉访得实，定当详究。按以重典，断不姑容以为民害也。今农事少暇，开忙例届，诚恐好讼之徒，仍蹈故习，所有条约，合行开示。为此示仰代书及投词人等知悉，嗣后民间讼牒，务照后开款式，恪守遵行，如敢仍前混渎，除以违示不准外，仍拿代书究责。凛之。

――凡民间口角细事，亲邻可以调处，些微债负，原中可以算清者，不得架词诳告。其有户婚、田土不明，必待告理者，代书务宜问明原告。照依事情轻重，据实陈述。如隐匿真情，移轻作重谎告者，审实，拿代书严究。

――所告事情，务必开明起事年月，不得混写上年、先年等字，希图含混。

――词讼止许一告一诉，临审再各投到呈一纸，不得重复渎陈。词内务要遵用新颁副状格纸，照式誉写，附入正词之内。正状批发，副状存宅，以便不时查阅。如无副状者，不准。至各诉词并到呈内，必开明某月某日某人具某事词，奉批云云字样。不开者，不准。

――妇人必真正孀妇无嗣，及子幼而事不容缓待者，方许出名告状，仍令亲族弟侄一人抱告。如有夫男之妇，擅自出头者，定拿夫男重责。

――词内不许混引远年及赦前旧事，摭拾人罪。违者，不准。

――告词投到正副各词，俱要代书戳记。如无，不阅。

――关系钱粮并编审之事，俱开手本具禀，亦不得混写无益不关紧要之话。

以上条约，务宜遵守，如敢故违，决不轻恕。

另一方面，徽州一府六县都无一例外的依照国家律法严惩“教唆词讼”的讼师活动。讼师的存在并非是产生“好讼”的根源，但是讼师的大量出现却是“好讼”的现实反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徽州的“好讼”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徽州讼师广泛参与了包括徽州地区田土、商业、户婚、继承等民事诉讼案件，促成了徽州地区的“好讼”之风愈演愈烈。因此，官府想要遏制“好讼”之风，就必须依法严厉打压讼师包揽词讼的活动，正如日本学者夫马进指出，如果承认了讼师，也就不得不容忍“好讼之风”和“健讼之风”。

二、徽商“好讼”的成因

明清统治者虽采取一切手段防范和抑制徽州地区民众的争讼，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总是不可避免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即便官府人为设置重重诉讼障碍，只要民众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切身利益的纠纷还抱有一丝的希望，诉讼活动就不可能根除，“在中国农民眼里，每一粒谷子都是珍贵的”。公权曾说：虽然中国乡村的农民以性好“和平”而著称，可是一旦基本利益发生危机。或者人身受辱、家族声望受损，个人情绪将被激发起来，他们仍然会为任何一种想象得到的事情进行争执和斗争。是故，身处四民之末的徽商公然违背官府倡导“无讼”价值观，屡屡涉讼不止，究其原因，这完全取决于徽州地区的“好讼”的社会背景。

1、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方面，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明初，作为遭受元末战乱重创的徽州地区，各县地方官恪守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条》，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致力于战后社会经济恢复和秩序重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如此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激烈变迁之中。徽州地区原本淳朴的民风和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质变，评价人的标准已从单纯的重道德、仁义转向重利轻义了。正如《徽州府志》记载：“自古各郡俗以不义为羞，衣冠不变，士多明理之学，邹鲁称名。顾承平日久，日异而月不同。污俗相传，上行而尤效”

2、徽州地区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明初，明太祖为了“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之弊，十分重视法制，相继制定和颁行了《大明律》、《御制大诰》四篇和各种榜文等，以求“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为使人们知法守法，明太祖还鼓励和倡导人们学习法律。在《御制大诰》颁行后，他即要求全国“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将《御制大诰》“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具有良好文化底蕴的徽州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到了明中叶后，随着徽州经济文化的发达和经商社会风气的形成，徽州各种诉讼案件日益增加，“片语不合，一刻颜变，小则斗殴，大则告状不休”，导致于“讼案山积”非常普遍。

3、宗族的大力支持，也是徽州地区“好讼”之风盛行。宗族“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旧一旦宗族利益受到侵害，便会形成诉讼，一些强宗大族为赢得诉讼，甚至不惜以族产作为支持诉讼的资本。明代嘉靖年间歙县呈坎罗氏宗族为与侵其祖坟的杨干寺僧进行诉讼，就曾动员全族力量。前后讦奏7本，历时8年才最终胜诉，是明代徽州宗族卷人民事诉讼典型代表。

另外加上大量无良讼师的教唆词讼，徽州地区俨然一幅“讼案山积”的“好讼”景象，“我们必须明确地舍弃一种所谓‘常识’或‘偏见’，即：由于明清时代基本上是农业社会，所以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应该距离诉讼相当远，或者当纠纷出现时，应该付诸审判前，在村落、宗族、或行会等小范围的团体或集体内部调解解决。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涉及诉讼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作为以经商逐利为业的特殊群体――徽商，自然而然会成为徽州地区最主要的“好讼”力量。小本起家、辛苦经营的徽商在生活方面较为节俭，“在外者苦挣，在家者勤俭，叫他吃着，尚且惜费焉”。但经营致富后，受到光宗耀祖心理等宗法观念的影响，往往将千辛万苦经营所获得的巨资投向故土，购置田地和风水坟场，修建祖墓和祠堂。部分富可敌国的徽商还染上奢侈的恶习，为了显示富有和名声，特别看中面子而与人争诉，正如王士性指出：“新都健讼，习使之然。其地本勤，人本俭，至斗讼则倾资不惜，即官司笞鞭一二、杖参散，便以为胜负……若巨家大狱，至推其族之一人出为众死，或摸额叫阙，或锁喉赴台，死则众为之祀春秋而养子孙。他方即好讼，谋不至是……至于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

三、徽商“好讼”的弊害

徽商迫于生存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养成“好讼”的风气，一方面促成徽商更加不遗余力依附封建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也将徽商深深烙上封建性商帮的色彩。为其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多潜在的弊害。

1、经营活动的成本加大。帝国官僚机构和对商业活动的介入和渗透。不可避免将官僚作风带入商业领域，导致正常商业经营异化，加大商人的经营成本，尤其是国家对特定物资进行经济管制的流通领域体现的最为明显。明清时期，徽商的龙头行业是盐业，在两淮众盐商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故以明代开中制的“盐引”制度为例证：

一旦从南京户部得到盐引。运司就把持有者(盐商)的名字填在空白处，商人凭此下场支盐。所有的盐场被分为三类，即上、中、下三等。下等盐场生产的优质盐较少。离批验所更远些，这样就包括额外的运输费用。……原则上，盐商不会得到全是上等或全是下等的食盐。

盐课司按盐引支盐，撕下盐引的一角。然后商人运输食盐到批验所向运司报告。他已经完成支盐。于是运司撕去盐引的第二角。这时食盐被暂扣，在官方检查之前，商人必须等到运送到批验所的全部食盐到达规定的数量批验。……当达到这一水平时，运司要求巡盐御史批准核查和称量。……核查人员通常是当地通判和主簿，由巡盐御史委任。当每包盐被称量且付清额外税费后，盐引的第三角被撕掉，这时商人能够把食盐装船运输到指定码头。这些码头由盐运司决定而非商人。全部分配依照一个总的计划，按照各府的人口精确地规定应该行盐引数。当食盐运抵指定码头，商人要向地方官员报告。在完成出售时，已经被撕去三个角的盐引，要送到最近的府州县衙门，由官员撕掉最后一角，上缴给户部与最初的期号相符。即使是在理想的条件下，一个商人要完成这一交易也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记录显示这有可能花费五六年，或是更长的时间。

食盐专卖制度将一个简单的交易行为拆为若干个环节，由政府对各个环节施加严密的监控，以致食盐交易过程被拖延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可知，官方的介入，不可避免地造成商业机构臃肿、

运作程序繁琐、办事效率低下、人力物力资源浪费严重，大大加重了徽商经营的商业成本。

2、公平竞争秩序的失落。国家本是公权力的行使者，负有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职责。一旦介入到经济领域内，兼领经济垄断特权时，毫无疑问，会造成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失落。运用公共权力人为的划定经营范围，将垄断国家特定物资的专卖权赋予某些特定商人，从而变相限制、剥夺了另一部分人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而发财的机会。

面对国家严苛的管制，无利可图的商人们或者被迫歇业转行，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违例私贩。但是“贾而好儒”的徽商则是国家眷顾的幸运儿，他们千方百计巴结仰攀上政治势力，轻而易举获得垄断特权。尤其是两淮盐场的徽商，凭借垄断食盐专卖的特权，获得了巨大垄断利润，财富之多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商人无法比拟的。但是从官方获得垄断特权的徽商，往往要以牺牲其作为商人的独立性和市场竞争力为代价，无形之中大大削弱了徽商的竞争能力，一旦失去官方的庇护，凭借垄断特权获利的徽商，也就没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徽州盐商之所以最终败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清朝盐法改纲为票，使其失去世袭的专卖特权。

3、加大经营之外的不确定风险。“的官僚机构尽管精致复杂。但他从未确立过几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政策；他从未制定过全面的商业法规；也未确立过旨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司法制度；他从未发展过一种用以减轻商业风险的保险体系”。如前文所述，在权力至上的帝制时代，徽商不仅面对“天灾人祸”，还有一个潜在的经营风险，也是徽商最无法预测的防范的，就是不得不时刻准备迎接未知的官方意旨。官方的公权力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高悬在徽商的头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官方的一纸令下，就可使徽商千辛万苦经营所得的万贯家财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其兴也速，其败也速。明代官员顾起员曾说：“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孥而远逃者，比比是也。”

徽州盐商凭借垄断食盐专卖的特权富可敌国，同时也是封建政治势力层层盘剥的重点对象。康熙九年十月，巡盐御史席特勒、徐旭龄总结两淮盐商的六大苦，一语道破表面上风光一时的盐商所遭遇的经营艰辛：

其一为输纳之苦。商人纳税，例将引数填注限单，谓之皮票，所以便商下场也，而运库扣勒皮票，每引科费数钱不等，方得给单。而胥役又有使用，谓之照看；纲总又有科敛，谓之公匣。除正纳外，必费一二钱始得筑一引之盐计岁费约数万金。

其二为过桥之苦。盐商出场，例将舱口报验，谓之桥掣，所以便商放桥也。而关桥扣勒引票，每引科费数分不等，方得掣放。而面盐、底盐又有搜盐之费，斤多斤少又有买斤之费。出溢斤外，必费七八分，始得过一引之盐，计岁费有约数金。

其三为过所之苦。商盐呈纲，例必造册摆马(码)，谓之所掣，所以便商验斤也。而未经称掣，先有江掣之费，一引数分不等；又有茶果之费，一引数分不等；又有缓掣之费，又有加寓之费。除割设外，每引必费一二分，方能过所，计岁费又约数万金。

其四为开江之苦。引盐既掣，例必请给水程，每引数分不等；又请给桅封，每张数两不等。以至报状扑戳，引各钱余不等；封引解捆，引各数分不等，每引约费二三钱方能放行，计岁费又约数万金。

其五为关津之苦。盐船既放行矣，而所过盐道有挂号之费，营伍有巡缉之费，关钞有验料之费，计岁费又数万金。

其六为口岸之苦。船盐既抵岸而江(西)、(湖)广进引，每引道费钱余不等，样盐每包数厘不等，查批收房，每船数两不等，计岁费又数万金。此六苦者，实为淮商切骨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