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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对风险投资及其特征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不过,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阶段能否引入风险投资,以及风险投资能否多元化发展等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以至于人们对风险投资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认为,风险投资模式可以变革,风险投资流程可以分阶段运行,风险投资还可以前移至企业研发阶段。同时,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阶段还应当引入民间资本、国有大企业资金、外资及技术创新基金等多元化的资本来激活企业。
二、风险投资及其与中小科技企业的耦合
(一)风险投资的涵义
风险投资是指对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通过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所投资企业的创业过程,因此,风险投资又称为创业投资。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将风险投资定义为,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权益性投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则更为宽泛,即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
(二)风险投资与中小科技企业的耦合
风险投资是一个以中小科技企业为平台、以高增长和潜在竞争力的科技项目为载体的投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风险投资者给企业输入资本,助推企业快速成长。同时,风险投资者以资本换取企业股权,当企业成长到可以上市时,投资者即以上市或者并购等方式实现自身和被投资企业双方利益的共赢。在这一过程中,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投资者不仅要参与企业的经营,而且还要参与企业的管理,甚至是决策。风险投资者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资本在起作用。也正是“因为资本这种固有的利己动机、高逐利性特性,催生和刺激了风险资本的出现和迅速繁衍,并与中小科技企业对接”。同时,中小科技企业因其科技创新能力、结构简单、机制灵活、反映迅捷、前景可观,被风险资本家普遍认为是创新之源、机会之源和财智之源。风险资本的金融价值就是寄生在科技企业的创业风险上,它通过承担科技企业发展初期的高风险以及提供增值服务来获得高收益。从该层面看,风险资本是对传统金融市场的补缺,对中小科技企业创业最为本源的融资支持。
三、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引入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面临的困局
据研究统计,我国中小企业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比例只占28%左右,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平均不到1%。而国际上一般认为,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其销售收入的2%,企业才能基本生存,当达到5%以上时,才具有竞争力。由此判断,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中小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实践中,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一般分为几个阶段:种子期、起步期、成长期、扩张期和成熟期。“风险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阶段时不仅对被投资企业的开发项目要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和考察,而且还要考虑到各种阶段进入所带来的收益率和风险度。”在种子期,风险投资者的资本一般不会进入。因此,中小型科技企业缺乏研发资金及其来源渠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引入风险投资的必要性
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和缺乏资金表面上看是近几年出现的问题,但实质上融资难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对于中小科技企业而言,有必要在研发阶段引入风险投资。其原因是:第一,中小型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与研发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据研究,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一般为传统企业的10-20倍。[5]对于如此高的投入,企业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研发活动很难进行下去。而研发投入不足或研发活动停滞就意味着企业没有了创新,企业一旦没有了创新,就等于丧失了竞争力。因而,不难理解和想象,对于一些仅靠内部融资或自有资金开展研发活动的中小科技企业,为什么研发投入不足,为什么研发活动经常处于停滞状态。第二,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程序多,且时间长。企业从事生产开展经营活动往往需要融资,融资首选对象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是,对于中小科技企业,尤其是还处于研发阶段的小科技企业,考虑到风险因素,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般情况下都拒绝发放贷款。即使有机会能给提供贷款,也需要企业提供担保,且在这种渠道下,手续繁琐,程序较多,时间较长。第三,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风险大。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融资的情况下,有的中小科技企业会选择传统的方式,即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手续简单,但成本很高。中小科技企业本身经济实力有限,研发产出一旦出现风险,借贷双方都会陷入很大的困境。此外,由于缺乏政策引导和规范,近几年民间借贷产生的问题很多,风险也很大。综上所述,基于中小科技企业自身的力量和研发的特殊性,依靠传统方式无法解决研发所需资金问题。引入风险投资,不仅可以解决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阶段的资金难题,还能使风险资本家从研发阶段介入,帮助中小科技企业改善研发管理,提高研发创新水平和提升企业整体价值。因此,中小科技企业要想获取竞争优势,在其研发阶段有必要引入风险投资。
(三)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引入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分析
风险投资既是一般的经营活动,又是特殊的投资活动。作为一般的经营活动,风险投资涉及投资方和被投资企业的共同利益;作为特殊的投资活动,风险投资必须规避风险,并把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有鉴于此,投资者选择风险投资的方式非常重要。这里强调的投资方式,就是说,风险投资者如果把风险投资分阶段进行投资和运营,风险投资本身的投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分阶段投资是指风险投资公司对风险企业采取分段资本注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公司一般并不将全额资本一次性投向风险企业,而是在企业发展的若干个阶段分批投入资本,并保留在任何一个阶段放弃投资和进行清算的权利。有学者为了研究风险投资主体对高新技术企业分阶段投资的时机选择,构建了实物期权模型,并对分阶段投资和一次性投资两种策略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分阶段投资比一次性投资的成本及风险低。由此看来,如果投资者能把风险投资作进一步的细化,传统的风险投资模式可以进行变革。
(四)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阶段引入风险投资的SWOT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阶段引入风险投资的可行性,下面运用SWOT作一简要分析。SWOT即Strengths(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ies(机会)、Threats(威胁)。优势分析:优势一,“项目加资金”。风险资本进入后,解决了资金的困境,突破了瓶颈的制约。有了资金的支持,研发投入有了保障,研发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这一环节实质性地解决了中小科技企业靠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为中小科技企业奠定了竞争的基础和比较优势。优势二,“研发加管理”。风险资本进入后,中小科技企业不但在资金上有了保证,而且在研发管理甚至整个企业管理方面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和提升。因为,风险资本进入的同时,也把相关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管理人才一起带入,即一个整体的技术开发和管理团队。这个团队进入后,研发效率会得以提高,研发周期必将缩短,研发管理也更加规范,由此可以促进企业总体管理水平提升一个档次,这一方面是很多中小科技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三,“人才加经验”。一般来说,中小科技企业,规模不大、实力不雄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缺乏的现象。风险资本及其团队的进入,既能给企业培养人才,又能使企业原有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得到锻炼并增加经验。优势四,“成果转化加回报”。一般来说,风险资本看准的研发项目,其成果转化率较高,往往回报率也较高,即投入产出比匹配性较好。优势五,与投资者共担风险,把原有的风险最小化。劣势分析:风险资本进入后,由于风险资本本身的特点和运作规律,中小科技企业原有的发展计划往往被暂时打乱,原有的管理方式会受到影响,原有的管理结构也会被加以调整。尤其是企业研发阶段的决策权会被弱化。机会分析:企业获得风险资本后得到快速成长。当企业成长到可以上市时,投资者通过企业上市或运用并购方式等,与被投资企业实现双方利益的共赢。即风险资本实现其金融价值,企业获得收益和新生的机会并迅速壮大,进入成长和扩展期。威胁分析:风险资本的进入,是因为看到企业研发项目的增值性和企业的高增长性,对于中小科技企业来说,研发阶段引入风险投资几乎不会对自己产生任何威胁。从以上分析看,中小科技企业在研发阶段引入风险投资优势多于劣势,机会远大于威胁。
四、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融资对策
从目前看,民间资本、国有大企业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及国外资本等都可以作为风险资本进行投资,而且这些多元化的资本应当是中小科技企业走出研发困境较理想的资金来源。民间资本需要引导;具备一定条件的国有大企业,应当允许进入投资;国外资本,应当继续鼓励进入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应当积极发挥其投资的支撑作用。
(一)引导民间资本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风险投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储蓄不断增加,民营企业主自有资金不断积累,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已经形成了民间资本集聚区。但是,由于市场准入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民间积累的大量资本没有稳定的投资渠道。在科技研究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对中小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民间资本也往往是可望而不可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现阶段中国的风险基金除了外资以外几乎都是政府或者金融机构建立的,民间私人资本几乎没有。这种状况与国内投资需求旺盛而投资渠道相对狭窄是一对较大的矛盾。因此,为民间资本寻找稳定的投资渠道是当务之急。事实上,在现行政策和投资环境下,民间资本可以作为风险资本引入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阶段进行投资。这样不仅能解决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资金的难题、助推中小科技企业的转型和创新,还可以使民间资本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内风险资本,如果没有民间资本的进入,资金规模将非常有限,投资主体也无法多元化。因此,只要政府和市场适当地和适时地引导并加以规范,民间资本在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风险投资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具体来说,民间资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对中小科技企业进行研发投资:一是通过地方银行对中小科技企业进行专项投资;二是运用目前已经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联合投资;三是自然人资金直接注入中小科技企业进行研发。地方银行成立以来,以传统的贷款方式为发展地方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科技和金融密切联系的形势下,以地方银行为投资主体,按照风险投资模式进行运作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专项投资,应当也是一种服务地方和提供支持的形式,可以使地方银行和中小科技企业做到“双赢”。同时,按照有关政策成立和目前正在运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以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项目为载体,同样以风险投资模式运作,通过合同约定进行联合投资。此外,自然人可以以新增股东身份出资,也可以按照风险投资模式以直接的投资人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投资。总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中小科技企业发展,民间资本都可以在合规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投资。
(二)允许有条件的国有大企业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风险投资
对于国有大企业能否进行风险投资的问题,有的学者赞同,有的反对。实践中,多数地方国资委不允许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有的地方规定不允许非金融类国有企业从事高风险投资。然而,国外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方式不拘一格,有直接投资方式,有间接投资方式,也有通过结为战略合作伙伴或战略联盟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实际上,本文所说的有条件的国有大企业是指那些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备一定经营规模,有资金实力,有较好的研发团队和管理团队且发展稳健的大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企业和中小科技企业具有合作的基础和需求。基于大企业和中小科技企业各自的比较优势,大企业在试验性研发以及跟踪技术研发前沿,需要与中小科技企业联合,或者直接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风险投资。这样的合作是以大促小,联合发展,应当予以支持。从未来风险投资发展的趋势看,大企业也应当是风险投资的积极参与者。当然,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和政策条件下,国有大企业要参与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阶段的风险投资,还需要进行试验性推进和实施。比较稳妥的的方式是,成立国有企业专项投资基金。国有企业专项投资基金,原则上应当和国有资产一样对待,总体上要保值增值,但要允许该基金按一定比例进行风险投资。不过,国有大企业要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方案,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尤其是风险控制制度。如果风险防控得当,对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风险投资的风险应当是可控的。
(三)鼓励国外资本对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风险投资
2003年我国就出台了《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允许和鼓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来华从事创业投资。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科技部等多个部委2005年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办法》出台后,国外资本进入我国开展了风险投资业务,投资额不断增加,可见,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有巨大的潜力。而美欧国家风险投资行业起步较早,发展基础较好,一些风险投资公司有丰富的风险项目投资和管理经验,并且国外风险资本家近年来也在全球积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因此,中小科技企业要用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研发项目吸引国外资本。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吸引外资对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进行风险投资,绝非一厢情愿的事情,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需要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和服务者继续转变管理作风和服务态度。此外,外商投资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研发,不仅看重研发项目本身的的发展潜力,还看重中国的投资环境及其政策透明度。因此,对于允许外商投资的中小科技企业研发领域和研发项目,要及时公开信息,以便外商和中小科技企业及时对接。
(四)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作用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风险规避
一、人力资本的界定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
1.人力资本的内涵界定
人力资本(HumanCapita1)的涵义可从内容和形成两个方面去界定。从内容角度去界定人力资本涵义的学者比较关注人力资本所包涵内容,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及其所表现出的劳动能力等的总和。其主要代表是舒尔茨(Shuhz,1990),他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从形成角度去界定人力资本涵义的学者比较关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和劳动力流动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而其中的教育投资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其主要代表是贝克尔(Becker,1993),他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是指特定行为主体通过有意识地投资活动所形成的,由知识、技能、体力或健康及其所表现出的劳动能力等组成的,能实现价值增值的,依附于某个人身上的存量资本。
2.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就是以人为投资对象、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的企业投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劳动力流动、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实现。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的一部分,这部分投资往往是由政府支持的,其投资的效果与政府教育政策、教育重点有关。在进行教育投资时,企业主要是支持员工进行在职的继续教育。培训投资是直接服务于现实的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源的技能存量的投资,包括就业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两种。劳动力流动投资指劳动力流动是现代经济社会普遍现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在动态中不断地组合,形成最优配置,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卫生保健投资主要是为了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使员工保持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
二、基于人力资本特性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
所谓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指企业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或完成特定的任务而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开发人力资源,但由于被开发主体的原因而导致企业经营后果与经营目标相偏离的潜在可能性,即经营后果的不确定性。
1.人力资本与其承载者的不可分性及其流动性
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主要表现为蕴藏在人体内的一种劳动能力,其投资形成的资本形态与其承载的主体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作为生物形态的人力资本主体由于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会出现年老、疾病、死亡等生物现象,因而所投资的人力资本会因为被投资者的年龄、健康、意外伤害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人力资本的损失,从而使投资者减少或丧失投资收益。既然人力资本依附在人身上,那么它必然会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人的自利性决定着他时时刻刻要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一旦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单位)内不能实现该目的,他就会在流动中寻找自身价值转换以及匹配环境和机遇。近几年落后地区人才向发达地区,落后企业向发达企业转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3.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一是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不同的主体,由于年龄、性别、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同样的投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使相同性别、年龄和身体素质相同的人,在进行同样的投资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果。若外部环境条件比较差,激励机制不健全不合理,则很难调动人力资本载体的积极性,其努力程度就很低。二是人力资本具有主观能动性,即人力资本在受到激励的时候能够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为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收益;而在受到不利环境和负面影响时,又能够减少或者丧失投资的收益。同时投资是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产出成果如产品研发及管理改革成效的取得都有一个时间差,同时,其成果也不可能像其他物质产品那样可通过市场调查来判断其销售情况及相应的绩效。衡量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时,很难把其它要素的贡献剥离出来,因此我们很难从最终产出中判断出具体某个人的贡献是多少,这就存在“偷懒”或“搭便车”的现象。因此人力资本产出成果质量和数量及其产出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4.人力资本形成的长期性和投资者主体的多元性
一般来说,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在短期内难以收回;另一方面,企业人力资本的收益期限也较长,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内为企业创造财富。人力资本是多方面、长时期投资的结果,投资各方都要得到收益。企业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这样,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承载者和投资参与者,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和一定的收益权;企业投资只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享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多元化,导致人力资本在使用和收益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三、基于人力资本特性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规避
1.确立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产权
确立员工的人力资本产权,就是一方面承认职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当期收入,另一方面更要承认广大职工在利润积累中的贡献,这实质上触及了收入分配的问题。职工参与企业分配的方式,一是依据按劳分配分得一定的工资和奖金,二是职工作为企业价值增值的创造者之一应当按比例形成他们在本企业的股份。职工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事实上就是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回报的一种方式,而这个风险是企业和职工双方承担的。比如我国的内部职工股,“持股人”既不是单纯的股东持有,又不是单纯的“管理者”持有,而是包含工人在内的“员工”持有。资本所有者让渡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消除“持股人”、“管理者”、“工人”在所有权上严格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之间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这样,“资本”、“管理”和“劳动”这三者之间,存在的是交融、协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企业形成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保征。
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忠诚感
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一旦形成之后,则会对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使企业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政策留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客体是人,而人又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所有影响人力行为的因素都可能影响人力资本效能的发挥。作为社会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客体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人格特性,在思想、感情、经历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时,在投资角度来看是最佳的投资项目时,也可能由于个人的偏好认为该项投资不符合其个人意愿,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文化建设使得员工与企业的目标、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相一致,从而尽量地缩小企业与员工之间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分歧,进而使投资收益能达到最大化。企业文化的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目标之一,应当渗透到每一次个体的投资过程之中。同时,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率,进而减少人力资投资风险。
3.实施企业员工职业发展管理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具有长期性,投资收益不可能当时获得,因此投资周期长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的成分多,投资风险大,为了将不确定的因素降到最少,企业可以通过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将员工在投资期间可能发生的风险减到最小。作为企业首先制定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计划,并把它纳入企业总的战略发展计划。其次,建立本企业的人力资源档案,通过日常绩效考评及专门的人才评估活动,了解员工现有的才能、特长、绩效、经历和志趣,评估他们在专业技术、管理和创新开拓诸方面的潜力,确定他们目前所处的职业发展道路,作为制定具体的培养、使用计划的依据。其三,企业鼓励和帮助员工,尤其是对骨干和潜力较大者,要做好自我分析,妥善制定个人的发展计划。其四,企业根据员工个人发展计划、人力资源档案,结合企业未来发展对人力的需求,便可确定具体的培养与开发目标和计划,通过培训已有员工或在必要时招聘新人,以满足企业的需要。
需要风险投资医疗消费需求增加与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迫切需要医疗器械产业投入的增加,我国医疗管理部门和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诞生了深圳迈瑞、山东新华等一批优秀企业,具备47个大门类、3500多个品种、12000余种规格产品的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疾病诊治的需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我国医疗器械产业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产业规模依然很小,仅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很难满足国民的医疗需求。二是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较差,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产品研发水平较低,原创技术与原创产品极少,核心专利数量更少。产品品种虽然比较齐全,但中低端产品多,关键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高端产品主要以仿制、改进为主,原创产品几乎没有。三是医疗器械产业资金投入不足,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很多社会资金不愿意投资这个领域,而向银行贷款风险较大,银行总会尽量回避这类贷款,通常期限较短,一年以上就为长期贷款,到期需要收回贷款,而且需要抵押,门槛高。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需要大笔资金以及高效的管理策划,并且能够承担风险,而风险投资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Investment)是对创业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并对所投企业进行培育和辅导,在企业成长到相对成熟阶段后退出投资实现自身资本增值的一种特定形态的投资活动。它具有以下六个特点:(1)以投资换股权方式,积极参与对所选择的新兴企业的投资;(2)协助所选择的新兴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3)投资风险大、回报率较高,由专门人员不断进行各项风险投资;(4)追求资金利用率,要求投资尽快回收,不以控制被投资企业所有权为目的;(5)风险投资公司与所投资企业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的;(6)投资对象一般是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企业。所以,风险投资不是单纯的投资行为,不仅仅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提供特有的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支持;与长期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以获得股息为目的的普通资本投资不同,风险投资在企业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就会退出投资。风险投资进入医疗机构,可以为医疗服务业和医疗器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且在后期会退出这一领域,不会导致垄断或者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国家放松了对这一领域的限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机构,多家风司已开始进入民营医疗器械制造企业,有效促进了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快速发展,2014年的市场规模在3000亿元以上,已经占到全国药品市场的17%。
二、风险投资与医疗服务相结合的前景
2013年1月15日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在京正式了《2013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蓝皮书》,提出我国医疗产业应该向高科技、人性化的方向迈进,目前生物智能以及机器人智能发展速度很快,必须在将来的医疗器械生产过程中加入高科技因素,如机械传感器材、智能器械临床实验系统等。另外,医疗器械产业必须重视适用于家庭自我监护与诊断及远程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在第十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上,参会者对清洁技术、TMT和医疗健康三个产业的发展和投资前景充满期待,其中,医疗健康产业被评为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之一,多数人认为医疗健康产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值得重视的是,在论坛的首场高端对话过程中,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深创投总裁李万寿、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达晨创投创始合伙人刘昼均十分看好国内消费行业,其中重点看好的就是健康业。随着我国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就医群体的需求在不断分化。由消费理念、收入水平、就医习惯等因素的差异而导致的差异化就医需求,将成为我国未来医疗服务领域的一大特点,各种面向细分的、不同人群的医疗服务将会逐渐形成。目前,诸多公立医院都开设了特需门诊,各类私立医疗机构面向人群的细分则更加明显。新一轮医疗改革给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服务行业提供了机会,经过一年摸索,资本已经找准细分市场,见缝插针地瞄上它们。之前,大量的风险资本在医疗服务产业门口徘徊不前有其原因,随着医改的进行,我国医疗产业将迎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医疗产业也将进一步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风险投资与医疗服务的结合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优越性。
三、总结
1.决策者投资决策失误引发的投资风险
一个企业是否能够发展壮大,一个企业能否抓住发展的机遇,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企业决策者的决策,因此投资者的决策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在进行一个项目投资的时候,由于投资者事先没有进行市场的考察,或者由于投资者自身的素质比较低,从而使得在项目管理时出现混乱,从而使得投资的项目的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企业的效益。因此管理者进行的管理决策是企业的项目投资风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利率升降引发的投资风险
宏观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也不例外。由于国家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的利率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就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有所影响。例如,当利率下降的时候,企业的银行贷款的利息就会下降,这就有助于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提升,并且也有助于企业的筹资,从而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总之,这就有助于企业的迅速发展。反之,当利率上升的时候,则不利于企业的投资发展。
3.购买力变化引发的投资风险
购买力的变化主要是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当通货膨胀的时候,企业的投资到期进行销售的时候,就会出现购买力下降的现象。货币的贬值,物价的上涨容易使得“钱”不值钱,这样就使得原本同样的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就下降了。在这个时候进行企业的投资的风险一般比较大,反之,如果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货币升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投资风险就会降低,因此通货膨胀对于企业的风险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我国中小企业投资风险的对策
1.完善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预警
在社会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因此中小企业只有不断的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才能够不断地规避和降低投资的风险,从而实现企业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例如,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中我们应该设置风险管理的部门,从而进行风险的识别、风险的评估、进行风险的决策,并且处理风险,只有不断地完善企业的内部的风险管理,才能够使得我国的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位。
2.健全中小企业的内部制度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在不断地在我国的中小企业内部进行实施,因此要想提高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我们就应该健全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从而实现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降低由于决策失误导致的投资风险,这样就能够促进企业的健康持久发展。例如,企业的战略性的投资必须经过企业高层领导的集体决策,并且也要通过企业内控委员会的批准与审议,这样就可以对于企业的投资进行全方位的审核,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并且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就有助于企业及时的引进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从而降低由于项目管理不善导致的投资风险。总之,健全中小企业的内部制度,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
三、结束语
【关键词】政府风投;中小企业;行为模式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中小企业已成为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基础。到2005年,全国登记的中小企业有3980多万,对我国GDP 贡献达50%以上,城镇人口就业方面占75%,全国税收占40%,全国专利占66%,技术创新占74%,占全国新产品研制82%。2008年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中小企业是防范国际经济动荡的重要防火墙,同时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因素。目前,鉴于我国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长期严重不足,政府货币银行政策对此问题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中小企业本身更是无能为力因应其融资问题上表现出的明显的“市场失灵”。因此建议政府直接进行风险投资化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一、政府直接风投于中小企业的必要性
经合组织的《政府对技术型小企业的风险投资》(OECD,1997)专题研究报告认为,由公众部门进行直接股权投资是向一个经济体系中注入风险资本的最高级方式。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有两个原因:(1)政府风险投资计划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推动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2)政府风险投资计划有助于填补投资空白区域。由于受到其自身规模和财务状况的限制,中小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小企业来说可能性更小,那些处于起步期,技术风险较高的小企业就成了“投资空白”,政府计划的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有目的的参与和引导,填补这些空白,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二、政府风投中小企业的目的
对中小企业创业性风险投资主要来自两部分:私人部门的风投资金和公共部门创业投资。在成熟的风险投资环境中,私人部门的风投资金应该占绝对主导地位。然而我国风险投资严格地说是刚起步,私人风投资金难以启动,此时的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不足表现为“市场失灵”,风险投资面临同样的困境。政府作为资金的供给者或作为风险投资者的目的表现为:(1)引导私人创业风险资本。在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的融资过程中,公共创业风险资本所投资的都是具有政策导向的项目,所以倾向于在创业风险投资项目风险较大的初期阶段进行投资。投资一段时期后,如果项目运转顺利,在项目的后续阶段,公共创业风险资本将吸引私人创业风险资本的进入。(2)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3)资产增值和保值。(4)后经济危机时代,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让经济平稳度过危机并扩大国内需求。
三、政府风投于中小企业的行动模式
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与其他资金供给者的本质差别是:政府以推动中小企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为最终目的,而其他风投者以资金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换言之,国家风险资本存在的理由主要有两条:(1)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往往远超过企业本身所获得的效益,即“溢出效益”和“正的外部性”;(2)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投入会对私有资本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这是产业投资政策的目的,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鉴于此,政府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考虑行业特征、企业技术、产品特性、发展前景、产业导向作用和行业指示作用等,尤其要考虑投资对象的发展对产业、行业及全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政府作为风投资金的供给者在筛选投资对象的标准与其他投资者的差异。我国政府参与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采用的行动模式是:政府“船员”行为模式和政府“船家”行为模式的复合模式。政府“船员”行为模式表明政府是经济活动主体,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享受经济利益,承担经济风险,具体表现为我国中小企业风投资金的供给者,与其他类型风投资金供给者没有差别,二者均按市场规则行动。如果存在差别的话那就是:前者风投合作的交易成本少,后者由于反复的谈判而导致交易成本较高。政府风险投资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投资行为的“船员”行为模式必须在特定时点上的终结。因为一直充当“船员”的政府最终要回到“掌舵”的“船家”的位置上。当船乘风破浪到达彼岸时,也就是企业已发展壮大时,政府早期投入中小企业的创业风险资金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且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继续把资金留在这些企业所产生的社会边际效益快速下降,政府必须通过私有化,撤回资金,转而投入新的企业,使国家风险投资资金进入新一轮“载企过河”的使命征途。
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共同问题,这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和中小企业的产品的多样性及市场适应性直接影响我国国内需求水平,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也可以说涉及到国际经济安全的问题。当中小企业资金供给处于“市场失灵”的状况时,政府有必要直接参与中小企业风险投资,投资效益可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投资的直接收益;二是创造就业;三是引导企业投资。
参 考 文 献
关键词: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投资主体,民间资本
一、山东省发展风险投资业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实力较强,发展风险投资的潜在资本供给较为充裕
2006年山东省GDP总量突破2万亿元,人均GDP逼近3500美元大关;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居全国第一位;进出口总值达94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达100亿美元。此外,风险基金的设立、各种公益基金、保险基金沉积的大量资金、国外风险基金的进入和城乡居民稳定的高额储蓄,也为山东省发展风险投资业提供了坚实的资本基础。
(二)科研投入逐年增大,科技综合实力有所提升
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发展风险投资的前提,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近几年来山东省主要科技指标逐年增长,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力度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额以年均28.3%的速度增长,2005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均排在全国第5位。
(三)政府重视投资风险业的发展,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
2000年5月,山东省政府出资6亿元建立了风险投资基金,并计划今后逐年增加,3年内达到20亿元,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及科技成果转化。2002年10月,为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山东省科技厅和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山东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机构认定及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扶持确认办法》,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机构的认定条件予以明确,并在投资资金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在2006年2月的《山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事业,鼓励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支持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依法依规开展创业风险投资业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山东省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发展开始起步,表现为:由政府注资组建了山东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等风险投资机构;在现行法规下,采取政府出资为主的方式建立基金,通过风险投资公司来招募基金管理人或管理团队;在项目选择上,严格规范项目标准和投资管理程序,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内部约束制度和运作机制。
二、山东省风险投资业存在的缺陷
(一)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风险投资项目缺失
2005年全国R&D经费投入为2449.97亿元, R&D经费占GDP比重平均为1.34%,而山东省虽然比重虽然逐年增加,但2005年仅为1.0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国外研究表明,要实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R&D①投资必须占到总产值的5%以上。山东省与之相比更是相去甚远,2004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6%。这说明企业科研与市场脱节,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
(二)风险投资主体单一,风险资本来源错位
目前山东省的风险投资主体主要是风险投资公司和商业银行,而且风险投资公司占有主导地位,其他的投资主体如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个人投资者由于政策法规不允许和投资渠道不畅通等原因都难以投入到风险投资业中来。山东省20余家风险投资公司由于大多是政府独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无法进入。
(三)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正式的有关创业投资的法律,各地的风险投资所依据都是一些地方性法规。目前山东省使用的是2002年颁布的《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和2005年颁布的《山东省高新技术发展条例》,带有很大的区域性,而且是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法规中捎带着对风险投资业提出了一定的规范和约束,没有完整、准确的风险投资法规体系。
(四)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完备现象突出,投资额度不高
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主要包括公开上市、股份回购、企业购并三种方式①,根据美国的统计,公开上市占20%,企业购并占35%,股份回购占25%(见表2)。目前山东省主要采用公司收购和企业回购两种方式。对于公开上市方式,由于资本市场体系不够完善而无法采用。风险投资退机制的不完备,再加上投资环境、法规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山东省投资额度不高,风险资本规模有限。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的统计,山东省风险投资额度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仅仅是中下水平。
三、山东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路径选择
(一)促进高科技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提供有发展空间的投资项目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和主导力量。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为科技的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和支持,更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持久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重处理好经济与科技的关系,推动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把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上来,科技发展要自觉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根据《山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十一五”末,山东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要进入全国前列,社会R&D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5%,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到2020年,山东省科技综合实力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建成创新型省份。
(二)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从发达国家看,风险投资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其中主要有富裕的家庭和个人、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银行、国家资金和外国资金和大公司的资本。就山东省的情况而言,风险投资业的投融资体制需要按照“多方投入、拓宽渠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充分发挥不同投资主体的作用,拓宽融资渠道,实现风险投资领域的投融资市场化。在当前法律体系对投资主体仍然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应该改变政府投资为主体的状况,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帮助中小创新型企业发展,同时要引进外资,建立项目市场。一旦时机成熟,政府投资资金可以逐步退出,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导的风险投资投融资体制,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三)完善风险投资业的法律体系,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的政策法规环境
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风险投资业都需要在若干环节上加强法制建设。建立规范风险投资运营机制的法律制度,是保证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为了适应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立法机构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快风险投资的立法进程,尽快颁布全国性的《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等风险投资业的核心法规,将风险投资与常规投资区别开来,规范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山东省在全国性法规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就风险投资机构的创立、运营、风险转移等方面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制订适合山东省风险投资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努力创新宽松的政策环境,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引导各种风险资本进入。
(四)构造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一般而言,在投资项目进入成熟阶段以后,风险资本就要考虑退出问题,通过一定的退出机制来实现其风险收益, 然后再可进入风险投资的下一个循环,否则风险投资的持续发展就得不到有效保证。针对山东省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推动建立二板市场,为高新企业上市做好准备。从支持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长期目标出发,建立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势在必行。山东省应该抓住机遇,提早准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培植合乎标准的企业;对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可借鉴国外高科技企业上市的经验,使之从开始就按照规范化标准进行运作,为将来能够上市并使风险资本成功退出做准备。2、完善山东省产权交易中心建设。在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健全的产权交易市场是实现退出的一个关键因素。山东可以以建立健全产权交易中心为契机,建立公平、透明、高效、有序的交易系统,逐步构造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风险资本选择多样化资本退出方式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 李艺,《中国风险投资战略与制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 李月平、王增业,《风险投资的机制和运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 宿玉海,《培育和发展山东风险投资市场的思考》[J]. 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0(10):8-10.
[4] 余凡,《发展江苏风险投资的对策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6(8):71-72.
关键词:风险投资;可转换证券;融资结构
现代融资结构理论认为,融资策略是防止企业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有效工具,而努力降低委托成本是决定融资结构的关键。风险投资既不同于通过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也不同于通过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面对投资对象的高风险和高度信息不对称性,依靠传统的委托机制难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为此,风险资本家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一种常见的选择。这就决定了风险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风险投资交易设计中,不同的融资结构对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从而其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效力也是不一样的,进而影响企业的公司价值。传统的融资手段(债务或普通股)难以解决从投资管理到退出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将融资结构理论的最新成果应用于风险投资领域。Norton和Tenenbaum(i993)在对300名国家风险投资协会会员的调查后发现,风险投资家一般会根据其对风险企业相关因素的预期调整其投资工具的选择,如果风险投资家预期风险企业会有相对稳定的高额收入或会提供高值的投资抵押品,则风险投资家将偏好选择债券以作为投资工具,因为债券本息的抵税功能是其他投资工具所不具有的;如果风险投资家预期企业外部将会出现强势的经济环境,并且企业风险预期可被合理控制,则风险投资家将会偏好选择普通股作为投资工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家关心的将不再是其风险的降低,而是试图加强其对风险企业的控制。然而,Sahlman(1994)在对98名风险投资家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风险投资家多倾向于选择优先股作为其投资工具,原因为:一是选择优先股可使风险投资家在现金股利受偿和资产清偿时具有优先权。二是风险企业不会因需要偿付债务而影响其再投资能力。许多学者也认为优先股在降低了风险投资家的风险的同时,也使风险投资家的监控能力弱化。Kaplan和Strom-berg(2003)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合约将现金流权、投票权、董事会权、清算权以及其他控制权的分配分开进行,而可转换优先股是风险投资中使用最多的融资工具。
一、风险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潜在的“道德风险”,即后者以前者利益受损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家有必要通过契约机制对风险企业实施直接监控,以减少风险及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逆向选择。在风险投资企业中,作为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管理者的企业家之间首先存在对企业控制权的分配问题。与其他类型企业不同的是,风险投资契约通常会向风险资本家提供高于其持股比例的控制权,也就是说,风险资本家所获得的控制权并不遵守一股一票规则。Kirilenko(2001)的研究表明,风险资本家在不同企业的额外控制权比例即高于持股比例的控制权份额有所差异,在公司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投资,在研究与开发密集程度较高的公司投资,在发展机会较多的企业投资,风险资本家将会获得更多的额外控制权。如果考虑到风险投资企业的风险是非正态分布,风险资本家要求获得额外公司控制权的动力会更强。仅就向企业提供融资的角度来看,风险资本家和其他金融中介如银行有相似之处。但拥有额外公司控制权的风险资本家必然是企业的积极投资者。他们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普通的金融机构。在风险投资的交易设计中,运用一系列的金融工具特别是可转换金融工具,如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通过它们对被投资企业的资本结构及剩余索取权分割的影响来设计不同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以实现风险资本家与企业家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合理匹配,限制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克服其道德风险,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起来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达到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佳时实施控制权(如清算权),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有利。Dessi(2001)认为可转换证券以及所附带的控制权条款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使风险资本家能够积极地介入企业管理监控以防止风险企业家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积极的监控就需要足够的控制权,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二是使风险资本家通过可转换证券以及附带的回购权力实施清算权。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二、风险资本家的报酬机制
对风险投资企业的企业家而言,风险资本家是委托人,而对风险投资基金中的投资者而言,风险资本家又是人。因而报酬机制是投资者约束风险资本家行为的主要手段。投资者在与风险投资家签订的契约中,往往要求风险投资家具有甄选高质量可投资项目的能力和为项目增值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构成了风险投资家的业务水平值。在一般的委托关系中,报酬与绩效挂钩是一种常见的选择。而在风险投资的有限合伙合同中则不是这样。风险资本家的报酬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固定报酬,根据所管理的净资产提取固定的管理费用,一般在1.5%~3%之间;另一部分是可变报酬,根据基金的盈利提取固定的比例,一般是20%左右。至于这两部分所占的比例,不同类型基金存在差异。新建立的和小规模的基金通常以固定报酬为主,而老资格的和大型的基金则较多运用可变报酬手段。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风险投资家在风险投资初期,往往基于建立声誉的目的,愿意忍受较低的报酬,尤其市场上的年轻风险投资家更是如此,以期建立良好声誉,为未来投资期间内报酬的提高和筹资机会的便利暂时牺牲起初的一些效用。Green(1984)认为将债务和普通股融资结合起来(类似于可转换债券)与单纯债务融资相比能有效减少风险企业家的过分冒险行为。Gompers(1996)的研究表明,可转换债券不仅能激励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还有筛选不合格企业家的作用。Black和Gilson(1998)认为可转换优先股合同为风险企业家提供了一个隐性激励合同,使得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IPO)退出的情况,能够重新得到大多数控制权。
三、风险资本的退出安排
风险资本家只是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者,而风险投资基金是有固定年限的,它不可能充当企业的永久投资者。如果说风险投资是为了取得收益,那么退出则是为了实现收益。风险投资退出决策就是利润分配决策。即投资盈利应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首先是在风险投资公司与企业之间,然后是在普通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分配。最佳时间和方式可以使风险投资收益达到最大化。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首次公开上市(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最佳的退出方式。除公司上市之外,把公司出售给兼并者也是风险资本退出的一种渠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条件不成熟的公司上市的长期效果并不一定好,伯格林通过对美国200多家风险投资企业调查发现,在一期投资后35个月内就实现IPO的公司在当时的收益率较高,可达287%,但两年后就很快降低到69%。而在投资后35个月后实现IPO的公司,最初的收益率为158%,后来为97%。从长期看来,后者的情况要好一些。从风险投资公司的角度来看,Compers(1994)发现,风险投资者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风险投资家,往往会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条件下推动企业上市;Gifford(1995)所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企业IPO过程中,风险投资家作为投资中介拥有企业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和信息优势,企业要借助风险投资家的咨询服务才能实现首次公开上市。因此,风险投资家拥有企业不了解的私有信息,从而有可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在Berglof(1994)的不完全合同模型中,当企业可能以收购方式退出时,收购者与风险企业家谈判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他认为可转换债券既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还能够保护企业家私人利益免受损失。同样在Bergemann和Hege(1998)的动态道德风险模型中,风险资本家与企业家随着时间推移,对项目的质量了解越多,认为将普通股与债务混合或通过可转换优先股,可以在每个时期做出最优的清算或继续融资的决策。Hellmann(2006)的研究表明,可转换优先股与其他传统的债务和普通股融资相比,通过控制权的转移能够做出最优的退出决策。
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由于存在两级契约安排,相对于投资者直接向风险企业投资的委托链增加了,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面临的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反而增加了。由于风险投资契约理论尚处于发展阶段,各种理论还不能完全解释风险投资的实际,但都认为可转换证券在风险投资合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家如何通过融资工具的设计与选择以及管理监控等手段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关系到风险投资的成败。
参考文献:
风险投资的规模是反映风险投资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学术界,常用的代表风险投资规模的变量主要有风险投资金额和投资的项目数量。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采用风险投资项目数作为度量风险投资规模的指标,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将对于风险投资的影响因素,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和区域内是否存在产权交易市场。另一方面是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环境,包括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开放度、人均GDP。除此之外,我们还考虑了滞后一期的影响因素。数据方面,我们基于1997年~2009年中国27个省(个别省份数据缺失)风险投资企业数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了克服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以及残差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采用System-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我们认为,通过对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运作机制、风险投资规模的基本特征,而且对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方法;第四部分阐释了数据来源与实证研究;第五部分进行讨论,得出结论。
二、 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R. H. Gordon(1974),Jorgenson & Proterba(1987),Katharine(1988),Friedman(1989),Gompers & Le- rner(1997),Gentry & Hubbard(2001)的研究表明税收计划对风险投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新兴企业和风险投资行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Karsai(2004),Clarysse(2009),Cumming & Johan(2009),Josh Lerner(2010)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Murry(1994), Bemard Black,Ronald Joilson(1995)的研究表明:风险资本的供给量与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息息相关。Kenneth W.Rind,Gene I.Miller(1980)认为人力资本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Leicht & Jenkins(1998),Dubocage & Rivaud-Danset(2002),Trajtenberg(2002),Josh Lerner(2010)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进风险投资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Douglas J.Cumming,Jeffrey G.Maclntosh(2006)在分析的过程中,证明了宏观经济因素(证券市场的状况、实际利率水平、GDP)对风险投资供给和需求有显著的影响,市场上的风险投资企业宁愿在发达地区被合并,也不愿意投资到偏狭的地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影响因素很多很多。但是,由于环境所限,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我们认为:风险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税收优惠政策、产权交易市场状况、引导基金政策、人力资本、一国的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GDP,下文中的实证研究将围绕这些因素展开。
三、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方法
1. 计量模型的构建。我们用来解释中国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业发展的计量模型使用的是各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在动态面板System-GMM估计方法中,对应文献中相关影响因素,我们所关注的解释中国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主要变量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基金政策、产权交易市场,主要目的是从这三个方面研究政府促进风险投资的政策对于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影响。在计量模型中,我们还考虑了一些中国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业发展相关的重要解释变量,主要有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开放度、人均GDP。
按照空间经济学的观点(Krugman,1991;Baldwin Ric-hard etc.,2003),经济活动存在“自我强化集聚机制”。当投资者计划进入其不熟悉的地区进行投资时,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将要花费较高的信息成本,此时的信息溢出至关重要。当前的投资活动带来的大量信息溢出,现有投资活动产生的大量信息溢出,能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不确定性,并且降低信息成本(贺灿飞、魏后凯,2001),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因此,本期的风险投资存量会受到上一期风险投资存量的正向的动态影响。另外,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组织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些观测不到的社会特征(如文化、资源、习惯等)与我们选取的解释变量相关,我们的模型全面考虑到这些特征的各个方面、界定、与误差项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建立动态回归模型:
模型中,VC是第t年省份i的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数量,VCit-1为其滞后一期项。Xit是一个向量,包含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引导基金政策、产权交易市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开放度和人均GDP一组变量。?琢i是省份的固定效应,作用是控制观察不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滋t是年份效应,作用是控制各地区相同的国家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着it指的是误差项,假设其期望值为零,不存在序列相关,不过或许会有异方差。我们的基本假定是滞后一期项VCit-1和解释变量Xit必须与误差项?着it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值均不相关,这些控制变量在此条件下是严格外生变量。但是解释变量Xit的严格外生性并没有排除其与固定效应?琢i的相关性。为了消除这种相关性,我们用每一个地区i第t期的方程减去第t-1期的方程,得到:
?驻VCit=?茁?驻VCit-1+?酌?驻Xit+?驻?琢i+?驻?滋t+?驻?着it (2)
我们消除了固定效应?琢i,得到方程(2),但是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为?驻VCit-1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如果使用传统估计方法,一定会产生参数估计的有偏性以及非一致性。Bond(2002)研究证明,当随机误差项与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相关时,固定效应OLS估计量将严重下偏,动态项的OLS估计量将严重上偏,随机效应GLS估计量也将有偏,而且其他解释变量也有潜在的内生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Arellano,Bond(1991),Blundell,Bond(1998)提出了GMM估计方法。
2. 计量模型的分析方法。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需要使用一定的工具变量对回归过程进行修正。差分广义矩(Difference-GMM)估计量(Arellano & Bond,1991)通过对模型进行差分,并且设定解释变量差分值的工具变量得出,该方法能够有效解决残差的异方差和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但是会损失一部分样本信息,另外,当解释变量在时间上面的连续性比较长时,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会减弱,会影响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小样本时特别明显(Blundell & Bond,1998)。系统广义矩(System-GMM)估计(Arellano & Bover,1995;Blundell & Bond,1998)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利用了差分变化量和水平变化量,增加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而包含工具变量的动态面板GMM方法比包含工具变量的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更具有弹性,因此,本文采用System-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四、 数据来源与实证研究
1. 数据来源。综合考虑各变量数据情况,我们最终将研究的时间跨度定为1997年~2009年,包括27省际面板数据。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的数据、政府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引导基金、产权交易市场)方面的数据由清科公司提供。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产值,人均GDP,以及人力资本中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和总人口均来自中经网。进出口总额和FDI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2. System-GMM的估计结果及解释。在我们的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种子期、初创期投资项目数,采用计量软件STATA10.0,我们使用动态面板System-GMM估计方法估计结果下:
(1)滞后一期变量系数为0.057 019 9,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上一期风险投资的数量对当期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投资于不熟悉的地区,将会产生更多的信息成本,相比熟悉的地区,可能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并且由于初次投资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可以很好地减少再次的投资成本,这可能使得风险投资愿意在初次投资的区域继续追加投资。
(2)税收优惠政策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931 180 4,表明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对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影响不显著。风险投资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运作机理在于,一是增加预期收益,二是降低成本,利用市场行为主体的逐利动机激励社会成员参与风险投资,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从实证结果来看,中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验证了动作机理,对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有促进作用。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种子期、初创期的风险投资没有太大影响,说明中国风险投资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的激励力度。
(3)政府引导基金的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明政府引导基金对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具有明显的影响。不过,政府引导基金的系数是-1.733 065,为负值,与我们事先的推断相悖,表明中国目前的政府引导基金政策阻碍了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的发展。产生这种结果,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很可能是:①中国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时间比较短,对风险投资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有效的发挥;②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引导基金的引导,撬动社会资金流向风险投资企业,但是由于引导基金设立时间短,缺乏管理经验,某些企业利用其中的漏洞钻空子,造成资金被私人套用后并没有投入到风险投资的发展中去。另外,由于这些无意于投资风险投资的企业或个人加入了获取引导基金支持的竞争,无形中提高了风险投资企业的成本,因此整体上对风险投资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4)我们选取的变量产权交易市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开放度(KFD1、KFD2)、人均GDP均不显著,表明从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来看,产权交易市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开放度、人均GDP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影响不是很明显。主要原因可能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风险投资业处于起步阶段,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不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环境存在着抑制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①文化。中国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求稳定的思想注定中国国民大多数是风险规避型的,这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②国情。中国从1978年至今一直在进行基础建设,近年来,中国经济对基础建设的需求逐渐达到饱合,创新需求才悄然探头,风险投资的需求,也刚刚产生。③体制。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对中国国民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集权,中国人所崇尚的是当家作主的理念,喜欢的是“我说了算”的感觉,对于现代企业中的股份制、合伙制从潜意中很排斥。从国际上风险投资的发展史来看,有限合伙制更有利于风险投资的生长、发展。在中国,有限合伙制引进的时间不长,目前还处于逐步被国民认识、接受的阶段,要想大力发展,可能还要假以时日。
五、 讨论与结论
中国的风险投资业税收优惠政策开始于2002年,到目前为止,国家级的政策共有8项,没有专门适用于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分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直接优惠指的是减税、免税、退税,侧重于事后的利益让渡,间接优惠指的是税收扣除,加速折旧等,侧重于事前优惠。两者相比,间接优惠对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的发展更有利,但是中国现行的风险投资业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直接优惠,对种子期、初创期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激励作用不理想。
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的设立阻碍了风险投资的发展,违背了建立政府引导基金的初衷。以色列的YOZMA项目是目前国际上政府引导基金较为成功的案例,不过中国和以色列的情况有所不同,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国内资源有限,引进国外资金和人才非常重要,中国则要从自身的特点考虑,借鉴以色列成功之处,建立有效的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政府参股或引导风险投资公司时,应根据该公司的投资定位问题制定相关的引导政策。比如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商业性资本一般不愿意进入,这就需要政府介入,并且充分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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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呀70903046、71073101),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号:11PJC 06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2009FJB004、2011 BJB008),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号:CX JJ-2011-311)阶段性成果。
在南京金陵饭店,赛富科技创始人高胜涛花了一个下午,为几位专业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伙人进行了一次集中路演,几个小时下来,这些大佬们听得云里雾里。当晚,大家留下来一起吃晚餐,一位下午没能赶过来的投资人姗姗来迟,他是海澜集团分管投资的负责人,晚餐时恰好坐在高胜涛旁边,他迅速理解了赛富的商业模式,两个月中完成了这轮投资。
高胜涛发现,普通风投普遍对他的模式很难理解,主导B轮投资的海澜集团与此后主导C轮投资的悦达集团这类产业资本则更容易从产业链的角度理解他的模式。赛富所专注的领域是以分销金融为核心的一站式分销整合服务。在他开始着手创业的2007年,几乎没人听说过这个新名词,甚至会怀疑其存在的合理性,B轮之前的融资更像是天使阶段的“赌一把”。不过,对于目前每年超过20亿元的平台交易额,2000余万元利润的赛富科技来说,市场的接纳程度已经不必再担忧。
虚拟总代
“赛富”这个名字取自供应链金融的英文(supply chain finance)的首字母S与F,恰好也与一家风险投资机构重名。
高胜涛曾在中学任数学教师,几年后改行做了程序员,2003年到一家中美合资的公司任职董事总经理,核心服务是将在美国成熟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在中国本地化开发销售。这套软件可以从厂家引入原物料开始,到产品制成,此后涉及销售的每个环节,可对其进行追根溯源。2005年,他向海外总部提议在日本建立合资公司,切入金融软件市场,为野村证券等机构做系统外包,但并未成功。
两年后,他有一个在银行任职的朋友完成了在职研究生论文,写到的话题是供应链金融。当他和高胜涛提起时,高胜涛恍然大悟,发觉这与自己的想法非常接近。
高胜涛分析认为,在消费品的供应链条上,一款产品从厂家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总、省级、区级、经销商与终端渠道。供应链上的所有角色都受困于资金、渠道、运营能力:厂家希望迅速铺货;但商没有资金把货品买进,就没法往下铺货,几层商与经销商往往都欠着“三角债”;银行没有专门贷款给商与经销商的类目,原因是没有担保机制。
高胜涛的构想是,既然银行的诉求是降低风险,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供应链管理软件,将整个过程管理起来,限制风险比例,让银行的资金流入供应链。
基于此,高胜涛创办了赛富。他的生意需要软件配合,外加一套自成体系的系统。供应链管理软件可以收集到供应链条的各类数据,例如哪类产品在哪些渠道中销售,并分析出经销商是否有实力“吃”下货,继而判断一个分销体系能支撑多大的销售量。
赛富的挑战在于撬动各个角色,建立体系。首要问题是解决资金,需要谈下银行这个金主。银行没有负责这项业务的部门,高胜涛曾经托很多朋友找到了一些银行的分行行长或者支行负责人。很多人客气评价“不错”,然后没了下文;有些人直率地告诉他“这和我们的业务没关系”,一口回绝。
“做这个行业,最初甚至像空手套白狼,还好我看起来不太像骗子。”从熟人介绍开始,早期几年中,高胜涛一点点突破,而且“责无旁贷”地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希望得到银行的授信。“把银行的资金拉到供应链里面,拉进来100万元,还要确认能绕回来120万元,而每一根链条背后都是几十家公司一同参与。”
此后需要撬动的资源是厂商、经销商与零售渠道。面对厂商,高胜涛形容自己为“虚拟总代”,只要能找到厂商老总和财务总监,就有机会继续推进;经销商是最容易驱动的角色,因为他们在资金、货量和渠道数量几方面常常处于欠缺状态。
赛富的另一个诀窍是,通过合作圈住更多资源。与经销商合作之后,它的渠道也可以成为赛富的客户。在这种滚动之下,几方资源都会倍增,在生意的盘子增大之后,赛富还可以顺势提供资金。
遵循零售本质
目前赛富的客户中,品牌方包括以格力、美的为代表的家电厂商,以苹果、三星为代表的手机厂商,母婴日用以及特色农产品;渠道方则囊括所有A类商超与十几家电视购物渠道,以及天猫、京东等电子商务渠道等;经销商不计其数。赛富内部根据不同的品牌与渠道来划分业务和利润,与各类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个分销链价值整合服务联盟体系。
赛富的客户越来越容易获取。例如,有些家电行业的大公司已经开始将商“收编”为分公司,让渠道变得更扁平化。2009年,高胜涛打动了格力,这家企业已经“很有远见”地选择了自建渠道,每年销售额上千亿元。在华南区域,格力开始拨出几亿元份额与赛富合作,通过赛富的经销体系去销售。目前双方的合作已超过了3年时间。
“我觉得赛富的做法更接近零售的本质。”高胜涛认为,中国的多层级制让渠道费用高企,物价跟着提高,只有扁平化才能解决;大众开始接受的电子商务是渠道扁平化的先驱,而开网店可以赚到钱的,往往是那些线下商,因为他们能拿到更便宜的进价。
他的预测是,未来零售行业中的公司,将由厂商、几家赛富这样的分销整合企业以及各种负责对接终端销售与服务的经销商组成。各级将会逐步退化,每家厂商会同时选择几家赛富这样的公司来管理渠道。“贸易的本质是赚差价。未来的零售看起来会更像厂家直销。”
2011年,高胜涛认为自己的生意可以做得更大,此后又完成了几轮来自产业资本的融资。不过,传统风险投资机构依旧难以理解他的模式。“他们会质疑,目前的经销体制不是运转正常吗?市场上怎么会需要你这样的角色?”
但这些他已经不以为然。“我觉得我的步点踩对了,在真正需要埋头苦干的阶段,没人来打扰,有很多理解我的资本来支持。”
高胜涛建立了互联网金融平台“1号链”,这是一个分销链上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供应链中的各种角色可直接进驻。平台还包括一些物流公司,由赛富设立物流标准,对方来对接数据。这让赛富更像是一个处于跑道中央的裁判员,每个角色都在外圈跑完自己的流程,赛富来负责统计所有信息,掌控风险,再导入银行资金,“确切地说,将银行的金融风险转化为产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