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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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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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三、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
第3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家 黄酒 绍兴 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以孔孟之学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就被看做是我国文化的中心。历史上儒家的各种学说更是被推崇为治国安邦的基本观点。所以，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酒文化。
儒家文化讲究“德”字，酒文化中也少不了“酒品”和“酒德”。从字面上就可知，酒品酒德是说饮酒者应具备一定的道德品质，不能像历史上的夏朝亡国的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除此之外，儒家所推崇的酒德也体现在《尚书》和《诗经》中，这就是“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实际上儒家没有建立反对饮酒的立场，相反，也用酒祭祀敬神，养老奉宾。而且，儒家在饮酒时候很注重正确饮酒，也就是饮酒时该有的德行。
在远古时代，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文化，饮酒早就成为一种大家应当遵守的礼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饮酒礼节也在不断改变和更新，变得越来越繁琐，且随场合的不同而不同。我们不一定要恪守既成的饮酒礼节，但在某些必要场合，要注意饮酒的分寸。明代文人袁宏道就曾写下传诵千古的名文《觞政》，其灵感就是来自于一次看到酒徒不遵守酒礼，有失酒德。这篇文章既是对行饮酒令之人写的，也是对一般饮酒人写的。
众所周知，黄酒位列大酒种之一，发源于中国，且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儒家学说主张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宣扬以清淡无为为中心的中庸之道；而黄酒正恰恰性温且厚重。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之道不仅是以和为贵讲究和谐的伦理原则，也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方式。黄酒同样也以“温和”著称，恰恰与儒家学说互相融合。黄酒本身集甜酸苦、新鲜涩于一体，六种味道融合得恰到好处，稍稍偏向其中任何一种口味，都会给人以美中不足之感。黄酒的这种“中和”确是其他酒种所没有的。白酒辛辣，不够温和；啤酒带苦，缺乏厚重；而西欧最为推崇的葡萄酒又偏向酸涩。唯独黄酒口味刚好，深得人们青睐，好似我们推崇的“中庸”之道一般温润，甚至被誉为国粹。
说到儒家的中心思想，非“仁”莫属，仁是儒家学说的最中心范畴和道德准则。孟子常常以“仁义”为重。“仁”字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尊重和关怀。黄酒，作为一个传统酒种，自古以来就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酒既可以成为善的指引，也可以助长恶的发展。所以在饮酒的度上来说，我们要正确把握。酒德基本功能有三个：一是使人解乏，消除疲劳；二是可以用于强身健体；三是可以成就礼数。黄酒有着表达爱心释放情感的作用，这就与儒家主张仁义的思想不谋而合。著名诗人王维就曾经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诗词，可见酒的确是表达情感、增进友情的一种催化剂。陆游也曾经写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名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借酒寄情的诗词流传千年，经久不衰。而这些约定俗成的酒礼在无形中成为了一种规范，深入道德、制度、习俗等各个方面，渐渐形成了酒文化。
子曰“己于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厚老实是一种人与人交往中的表现，且忠孝是仁义的基础，这个“孝”，不仅体现为尊重父母和长辈，更是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儒家的忠孝之学正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精髓。黄酒既以“温润”受大家称道，其酒俗一直以“尊老爱幼，朴实厚道”为主，这又与儒家学说所推崇的“忠孝”精神相承一脉。这从黄酒的发源地就可轻易看出。绍兴黄酒远近闻名，当地酿酒人薪火相传，不仅传酒也传酒之道。
儒家学者有着积极进取的顽强意志和观念，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在勇夺中原大地后置酒文台，大加庆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学派认为应当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方针，应当有献身国家与人民的精神和百折不屈的进取思想。这一点从黄酒中也可看出，且借黄酒得以升华。谈到近代，女英雄秋瑾一句“吾辈爱自由，勉强自由一杯酒”，正可谓把自己的赤胆忠心表露无迹。当时在绍兴有很多像徐渭一样胸怀大志的文人进入官府当师爷，他们有勇有谋，刚柔并济，处事方圆。就如黄酒所具有的温和性质一般，既不会硬去以石击卵，也不会趋炎附势。
绍兴文人身上具有的美德与胸襟完完全全在黄酒中可以体现出来。如清代文人袁枚就曾在《随园食单》中写过：“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袁枚这样一个比喻，不仅大加赞赏了绍兴黄酒，更加总结了黄酒之魂。这也充分道出了黄酒与儒家学派之间的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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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沿着“孝德”的逻辑而逐步展开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均较为推崇孝德，“以孝治天下”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道德，构建的一套道德体系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不光是对中国乃至对中国周边邻国一体的整个“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其中儒家孝文化中所倡导的孝德更是整个儒家道德的一个核心。对于“孝”，中国古代诸多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派的学者们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相关诠释。《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不违礼）。”那么，什么是无违呢?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孔子对孝有两个标准，即对老人生前的无违和死后的无违。在孟子看来，“孝”主要指的是“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也就是说遵循孝德，就是要让青壮年利用闲暇之日接受孝悌忠信的道德教育，在家里服侍父兄，在社会上事奉上司。东汉的许慎在其旷世著作《说文解字》中对“孝”是这样解释的：“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此外，《尔雅•释义》中对于“孝”的释义是“善父母为孝”。这也就是说，所谓孝，那就是要善待自己的父母双亲，以一种善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父母，同时在某种物质层面而言就是要将好的东西侍奉给自己的父母。
由此可见，对于“孝”的释义，诸多名人志士均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解读，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见解，尤其是以儒家学派的释义较为深刻，更具代表性。儒家文化中的“孝”在具体释义上，尽管看似纷繁复杂，但通过对其进行精心的梳理、归纳与概括：儒家孝文化中“孝”的基本内涵集中体现在两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也，也即是表现在物质层面中的“赡养父母”、“爱惜自己的身体”、“传宗接代”等；表现在精神层面则是“敬爱父母”、“扬名显亲”、“葬祭以礼”。其中，在儒家孝文化看来，上述物质层面的孝与精神层面的孝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了儒家孝文化中的精华。具体而论，在物质层面遵循孝德，第一就是要“赡养父母”。孔子及孟子均认为，孝的首义那就是作为子女要侍奉自己的父母，尽量满足父母日常吃穿等基本需求，奉养是孝德的一个重要核心。其二，作为子女，务必要做到“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也是儒家孝德中的一条较为重要的原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儒家认为，子女的身体发肤属于父母的遗体，不能使之受到毁坏和伤害。”
再者就是“传宗接代”也就是说儒家孝文化比较注重子女承孝道而繁衍后代的职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章句上》）。在儒家看来，子女尽孝有一条重要的职责那就是要繁衍后代，如果未能完成这条职责，让父母的血脉中断，那就是一种大不孝。对于精神层面的“孝”而言，首先就是要“敬爱父母”，所谓“敬爱父母”，在孔子看来，“生，事之以礼”绝不仅仅是应付差事和对老人物质生活的关心和满足，更是要发自内心、关心和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层面真正做到敬爱父母、关心父母、孝顺父母。第二，作为子女，也不能安于现状而碌碌无为，要积极在事业上寻求发展与进步，做到“扬名显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此处所言的“立身”，其实质上“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创一番功德业绩，以显父母之荣耀，光宗耀祖，其价值仍归于‘孝’”。[3]第三，在精神层面尽孝还体现在“葬祭以礼”。也即当父母去世时，作为子女要按照一定的礼节来安葬，而且要根据相关习俗与礼节进行祭祀等。
二、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
通过对儒家孝文化基本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初步分析，不难发现，儒家孝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泽被长远。在当前形势下，作为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深入分析与认识儒家孝文化的基本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提炼儒家孝文化的精髓，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将儒家孝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同大学生德育工作紧密结合，注重发挥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儒家孝文化对大学生德育的重要价值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意识责任与担当，历来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所备受推崇的，也是各个时代对广大青年的殷切寄托与深度期盼。责任与担当内容丰富，语义深远，有包括对人类的责任、对世界的责任，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等等，担当亦如此。而儒家孝文化中所指的责任与担当主要是对家庭负责、对父母负责、对自己负责。例如古代传统儒家文化提倡的“诗书继世长”“非耕即读”等等重在教育子女要努力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对家庭负责。对父母负责，则强调不但要让父母能够较为舒适地养老、主动赡养父母之外，还要让父母心境安宁，尽量减少父母对自己的操心，如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也是一种对父母负责的体现。而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正如所提到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说明作为子女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当代在校大学生，尤其是部分独生子女等由于父母长期的娇宠，他们中的少部分人或多或少的存在对家庭责任淡薄，缺乏责任与担当意识；对父母更是缺乏一定的责任，很少能够做到为父母分忧，而对于自身更是放任自流，痴迷网游、熬夜等现象较为严重。大学生责任与担当意识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大学德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与难点。而儒家文化中的孝文化的引入则刚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儒家孝文化中相关责任意识的熏染，可以逐步帮助大学生树立责任与担当意识。同时，通过德育工作者的正确引导与帮助，大学生对儒家孝文化中的家庭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自身的责任可以进一步升华与转化为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责任等，从而促使大学生真正、全面地增强责任与担当意识。
2、儒家孝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儒家孝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感恩意蕴。孝与感恩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基因，可谓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基础。儒家孝文化十分推崇“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推恩及人”等，如上文所论述的，子女对父母物质上的奉养及其他生活上的满足与给养等均是从物质层面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对父母的敬爱与陪伴，对父母逝世后的“送终”“守灵”以及根据相关习俗，运用一定的礼节进行祭祀等则是通过一种精神上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回馈。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剧，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有些不良思想开始往大学生群体渗透，少数大学生由于放松警惕抑或是自身分辨素质还不够成熟，往往被一些不良思想所蛊惑。近年来，随着教育工作者对感恩教育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强，不少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对感恩的理解有了一定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将感恩意识付诸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上。但是根据有相关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对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感恩意识、对涉及感恩行为的感恩意识、对自然的赐予和生活中细微的美好的感恩意识水平还有待提高。”[4]近年来，大学生感恩意识淡漠而被社会新闻所报道的事件屡见不鲜，诚然，其中有一定的媒体炒作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大学生的感恩教育亟待加强。而儒家孝文化这块德育“土壤”里恰好拥有感恩的“沃土”。将儒家孝文化中所蕴含的感恩意识，运用到对大学生德育工作中，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认识与理解感恩，树立感恩意识，最终将感恩自觉的运用于实践生活中。在儒家孝文化中，认识感恩、树立感恩、践行感恩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第5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图片； 提升版面价值
1 新闻图片版面价值的组成
说到新闻图片版面价值最大化，还要从新闻图片的版面价值说起。所谓新闻图片版面价值，就是传者和受众两个新闻传播主体对新闻图片这个客体的需要，新闻图片的版面是载体，这个载体可以实现传者与受众的需要。
总的来说，新闻图片的版面价值包含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再现新闻事件、吸引阅读。新闻图片的版面是一种用新闻版面呈现的具备独立报道、有新闻价值功能的新闻载体。新闻图片的版面价值主要是在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以定格其典型的、的瞬间起到再现事件现场的作用，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实现和新闻现场“零距离”接触的目的，吸引读者关注版面，提高阅读率。
二是使图片上传者与读者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图片上传者用新闻图片提炼的版面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其对新闻事件的看法、评价。因为新闻图片的直观性与生动性，“一图胜千言”有呼之欲出的效果，而且，新闻图片内囊括了人与事物、人与事件间的信息元素，因此，新闻图片的版面价值在于可以起到图片上传者与读者进行思想、情感交流的作用。
三是提升版面整体视觉效果及传播能力。使用新闻图片的版面可以创造出报纸整体上协调的风格，彰显出报纸的传播能力。在新闻传播中，新闻图片的流动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单一的。因此，新闻图片的版面价值应一直与提升报纸的整体视觉效果、报纸的传播能力联系起来，应具有整体性、动态性、现实性的观念。
2 新闻图片版面价值最大化
2.1 版面价值最大化的准则
（1）无论对图片做怎样的处理，都不能致使大众出现对新闻图片理解上的偏差。由于新闻版面处置不当或是处理的削足适履，使新闻图片本身的真实性受到一定影响，那么，不管版面如何的漂亮、如何的新闻有冲击力，其所具有的版面价值都不会出现正值。
（2）用最合适的图片来代替最精彩的图片。新闻图片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报道重要的新闻信息，若是新闻没有图片，其版面感、形式感再好，也不会具备版面价值。所以，最好选择只能对新闻起到最直接表现作用的图片，而且，图片在新闻版面上的运用，少而精为最佳。
（3）新闻图片要使用同性质的联合，并避免各种重复结构的图片。当一起使用新闻图片、文字等版面元素进行深度报道的时候，在新闻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图片、文字等版面元素要整体统一在一个新闻主题下，形成合力。另外，在新闻必须要使用不低于一幅图片的时候，为了避免没有意义的重复，一定要滤去或是避免相似角度、内容以及情感的同结构的图片。在报道比较相似的新闻事件的时候，最好去选择那些结构差别很大或是不同的图片来表现。
（4）编辑思路对能否体现版面价值起到重要作用。一个能突出价值最大化的新闻版面，除了具备良好的新闻素材、优质的新闻图片及其他新闻元素之外，要体现清晰的编辑思路。这就要编辑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在版面编辑中着重突出与时俱进的编辑思路，运用丰富的实操功底展现不同新闻图片版面的独特价值。这也是成就具备价值的新闻图片版面所必须的条件。
2.2使得版面价值能最大化的方法
2.2.1构建复线页式的新闻摄影专题、图片年鉴
母主题下复线多页式的新闻摄影专题不仅可以完全的适应现代阅读的需求、呈现新闻事件的繁琐层面，还可以承载各大媒体的追加、深入的报道思考，而传统形式上的使用一个母主题、线索或是版面却不能做到这些。《中国制造》这个专题就从内容表现力的强大和丰富以及新闻题材的形式驾驭、体现两方面做了有突破性的实践。但是，把图片潜在的能量直截了当的提升到了顶峰的是新闻图片年鉴，复线、复页式的新闻摄影专题在呈现新闻能量方面比起图片年鉴就稍逊一筹，图片年鉴纯粹是用图片来传情达意，用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图片报道重要内容，这种视觉极权的建构显示了视觉传播能力的强大。但是，在使用这个办法之前，要充分考虑版面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科学而合理地评估与运用这种方法十分重要。
2.2.2借助新闻图片的特殊质地性来开拓新闻版面新亮点
矢量图片、插图摄影、图片与图表的综合构图、漫画或是根据某一个新闻版面所需要的观念，通过电脑制片出来的图像，也愈来愈多出现在版面上，并构成新闻版面的全新亮点。从某一程度上来说，这些图像并不是完全相当于新闻图片，但是，它们却表现着图片的特殊质地，并发挥着其新闻图片的功能，为新闻版面更好的诠释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2.2.3对超出常规意义上的新闻图片的处理，能够突显奇效
一是集纳主题、突出内容式的图片剪裁。可以对要剪裁、截取的新闻图片中一样的主题部分加以利用，使之形成让人看来有“反复”的修辞效果，从而在版面上，形成新闻图片的整合价值。这种剪裁取其图片内容上最为摄魂夺魄的一部分，其版面价值得以最大化。
二是浓缩要点、统筹整合式的图片选择。在报道集中到来的多个重大新闻时，选择每个重大新闻的高度概括式的图片给予统筹安排与整合，进行一个中心版式下的集中处理，以耳目一新的版面让人众过目难忘，求得视觉上的奇效，突显版面价值的最大化。
结论：从上述的文中可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主流媒体和用传播资讯的高科技产物越来越多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电视、网络、IPAD、功能强大的商务手机……这些已经夺走了或正在抢夺着报纸的读者群落及广告客户。因此，针对于迫在眉睫的报业危机感，报业必须推出相应的应对策略，而使新闻图片的版面价值最大化就是重要的应对策略之一。使报纸出品质量更高，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而这些，仍是摆在报业目前的目标及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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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广场文化；建设；发展
所谓广场文化，主要指在广场举行的以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文化艺术活动。广场和文化应该是互为一体，广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广场的内涵，广场给文化提供了舞台和空间，文化给广场提升了人气和品位。
广场文化的广泛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公益性是它的特殊功能，观众不需要购买门票，不受座位与时间限制，就可以直接参与和观赏。广场文化以人民群众的参与为原动力，只有保持参与的广泛性和经常性，才会引发群众的参与热情。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城市广场的建立，广场文化应运而生，并在不断发展。宝安区文化艺术广场是全国的特级文化广场，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在这里跳广场舞，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在汗流浃背地跳着佳木斯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平时，宝安区文化艺术广场也举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手工制作、法制图片展，以及遥控车比赛、汽车飘移、龙狮舞展演、秧歌腰鼓赛等，吸引了无数市民驻足观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升，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新建的广场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全国的各个大中城市，并成为现化城市的标志与文化象征。这些新建广场其特点是规模大，环境美，功能多。很多的城市广场不仅环境美，而且配套完善，广场铺设有壮观的花岗岩大理石，并建有大型的表演舞台和大型电子屏幕，每天播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专题、公告、影视作品等。
2002年，深圳市宝安区提出全面创建文化先进镇，全区各街道、各镇都相继建设了上档次的文化广场、文化公园，为创建文化强区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给宝安区广场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目前，宝安区各街道、各社区均建设有一定规模的文化广场，这是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最大的舞台。区文化馆、街道文体中心都紧紧地利用了这一文化阵地，积极组织市民群众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活动，让更多的市民参与，从中受到启迪和熏陶。福永街道的万福文化广场，每星期都在广场组织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内容有舞蹈、杂技、京剧、魔术、相声、小品、合唱等，每一次晚会的观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营造了浓郁的广场文化氛围。每年一度的“深圳市外来青工文化节”，都在广场上举行开幕式，并在全市的各个广场上设有分会场和分赛区，吸引广大外来青工参与。
广场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各种含有文化与审美意味的艺术性活动。广场文化不同于庙会或在大型体育场所、展馆举行的各种文化性活动的地方，就在于它专属于“广场”。
首先，公共性是广场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广场是城市公共生活最集中的地方，是政府公益性最能体现的地方，也是城市公共文化集中展示的地方。广场，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成为市民社交、休闲与受教育的场所，也成为外来旅游者旅游与休憩之处。广场上所进行的任何文化活动，均向公众开放。这种公共性决定广场文化必走平民化道路，即使是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也要兼顾到雅俗共赏。
其次，节庆性是广场文化的又一特点。广场的起源就是为了公众的集会与庆典，这决定了广场文化必带有节庆的喧闹与热烈的色彩。所以，现在的广场文化多举办各种节庆，包括常设的文化艺术节。
广场文化的广泛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公益性是它的特殊功能，只要观众走入广场，不需要购买门票，不受座位与时间限制。因此，广场文化也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剧院”。
在广场文化活动中，人是主体，但参加广场活动的人们绝不是靠行政推动，在广场上，人们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可以参加广场文化活动，也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可以是活动的参与者，也可以是活动的欣赏者或是旁观者。除了有组织的演出外，更多的是群众自发的、自娱自乐式的各种文化活动。
广场文化的参与面之广、观众面之大，是任何形式的文化活动难以比拟，人们在这里既可以是欣赏者，也可以是表演者，在这里没有年龄、身份、地位的差别，大家可以轻松自在，无拘无束，自由流动，在广场上感受文化的熏陶。广场文化活动形式灵活，既可以有业余、通俗、普及艺术，又可以有专业、高雅、精品艺术；既可以有传统和现代的舞台演出，也可以有乡风民俗、民间艺术的广场群众表演；既可以是音乐、舞蹈、戏剧，又可以是武术、体操、演讲等。如宝安区新安文化艺术广场，每周开展具有创新意义的 “动感新安周末广场音乐会”，从年初至现在，共开展周末广场音乐会30次，观众达2万人次。宝安区西乡街道文化广场，每周开展“乐谷艺术团”表演和“街头歌手大赛”，吸引无数民间音乐歌手踊跃参赛，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宝安区石岩街道文化广场，每周举行“客家山歌展演”和“小小京剧少年”校园文艺广场赛，让市民过足了客家山歌文化和京剧文化瘾。
文化广场的以上特点，显示着广场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要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认真研究广场文化，正确引导广场文化，做好广场文化建设这篇大文章，牢固占领这块重要的文化阵地，打造广场文化的品牌，不断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的文化品位。
群众既是广场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广场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通过参与和观看演出，在潜移默化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品位得到提高。广场文化已真正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融入到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使整个社会氛围变得积极向上、欢乐祥和，也促进了群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广场文化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是提高人民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广场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它的文化价值、美育价值以及文化产业价值等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挖掘，使其能真正成为城市文化的新资源，体现出城市的个性与文化品格。
参考文献：
第7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可见中国人心智发展里程是早于欧洲人的。宗教与人文精神中道德价值相结合是周时宗教的一大特色。中国的宗教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政治保持联系，宗教不是独立的。甚至有一部分宗教成为了统治者进行意识统治的工具，因此宗教的神圣性与神的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被淡化了。在周之前，因为神与统治者是直接的关系，统治者的失德被看作是神的意志，因此天命权威在周代及其以后是衰落的，于是宗教力量逐渐淡去，人文精神与民本思想则不断演进，中国自此缺少宗教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人开始追求理性的事实，道德自律就是理性之事。儒家也讲天命，只不过由神性变成了道德法则性。孔子成为圣人，而不成为神人，打破了阶级上人的高低之分，转而从仁德上，把人为分为君子与小人。子曰：“仁者，爱人”，这种“仁”的思想，是“礼”的思想的内化。孔子讲求慎独的工夫，是一种由己身出发，逐步向外推演的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人的伦理秩序、长幼尊卑。孔子讲求个人如何塑造自己，从小的方面是服从于家庭间的伦理关系，从大的方面是要明确社会分工，规定各种社会角色。由此看来，从孔子起，中国的个人就是渺小的、不被发现的、个性被压抑的，这一点明显有别于西方。
重文轻武、向自己内心用功、圆熟老到、重面子等中国人的人性特征与儒家是有密切联系的。孔子之后，儒家理论进一步发展，孟子与荀子分别从德性与知性两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性善说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孟子则认为人性皆有善端，四端与四心一一对应———“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认为，之所以人与禽兽有区别，正是因为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善者，几希。庶民古之，君子存之”。孟子并不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善，人有的是善端，承认后天的作用。孟子的性善论最终要落实在社会的整合上，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即是以民为本、上下兼顾，孟子的理论体现着人人平等之义。最接近当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是荀子的思想，他的性恶论虽在中国不占主流，但是他天人分途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本主义者，其社会分析的起点是人而不是神。荀子认为善由“伪”而成，强调了礼义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在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中这样说道：“孔子思想之中心在仁，而荀子学说之中心在礼。且孔子将礼内化于仁，而荀子则将礼外化而法”。
看来，孟子重注内在修养，荀子重师法教化，这也影响了法家的思想。孟子与荀子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大体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孟子为劳心活动辩护，认为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分工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分工。当然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他宣扬了学术文化。荀子则更重视“分”的功能，认为这是使“群”有秩序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荀子曰：“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土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同时，荀子还主张要选一些“大儒”作为社会管理者，显然又是把劳心与劳力区分开来。荀子孟子这样论述社会分工的后果是，过早的将劳心与劳力这两者区分开来，使劳心的知识分子不关注于生产的事情（劳力）。这是由于中国人过早的向里用力，忽视了经济生产领域，心思全放在人生的问题上。生产技术、机械进步一直被知识分子（劳心者）当作“奇技巧”而不予重视。这样，劳力者心智不比劳心者高，又无闲暇可以思考。劳心者却只务于人事，便断了科学技术发展之路，西方机械工业的发达，正是因为劳心者又劳力，对自然界是一种求取生存与发展的态度，发明创造便由此产生。
儒家思想发展到董仲舒时代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糅和了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作了许多新的诠释。至此儒家思想不仅巩固了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深了对后世的影响，思想的初步统一也在此完成。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些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法家将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理想社会只有富强的社会，伦理、道德是无地位的。这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形成了伦理本位且阶级对立不强的中国过于偏离现实。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无论立法、执法都考虑伦理的因素。中国虽是一个强权政府社会，但单靠法治是远远不够的。“（法家）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太关心人的终极理想和精神超越，不太过问历史和理性的价值与依据，而是更关心一种思想、学说如何‘物化’为可以操作和实现的技术与制度，从而去解决日益迫切和紧张的社会秩序问题”。法家的这种实用性与功利性，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但中国的秩序是远远不能仅用这些法家理论来解释和规范的。
二、没有纯粹哲学的实践哲学
关于中国到底有无哲学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加深对中国思想及文化的认识。除了唐君毅、冯友兰提出中国有哲学的观点外，张东荪、傅斯年、、梁漱溟、张岱年等学者或是直接否认中国存在哲学，或对中国哲学的存在模棱两可。如梁漱溟认为中国哲学只不过是道德实践之副产物，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头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其实，我认为这些学者论中国有无哲学，其实都在述说一个意思，即这个问题起源于中西学术的不同。这些学者讨论中国有或没有哲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西洋哲学无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即使有哲学也是以历史为基础。讨论中国有无哲学，是将西方的标准和尺度放到中国来，并形成了一个框架，将中国思想中符合标准的理论归入到相应的框架当中。其实中国哲学也有着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注重知行合一，其思想理论无不与生活实践融为一体。反应在儒家思想中，如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以看出，“知之”不如“乐之”。“乐之”体现出中国人寻求思想理论，乃是为了得到一种涵养，一种生活的觉悟，是一种求“至善”的归依。同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另一重大区别就是讲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物我一体论，将宇宙论收于人生论之中，而西方却把天与人区分开来，将宇宙论独立于人生论并加以研究。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若将中西进行对比，则体现出西方是“知者”，中国是“仁者”。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自然要重视农业、土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大多出自于农民家庭。农民是要跟自然打交道的，因此，对可以直观把握的东西最为看重，这也成为中国思想家们思维的出发点。再说中国的汉字，这种象形文字在简化之前充分体现中国人感知事物的具体性。看来，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体。西方多是海洋国家，有一种勇敢冒险的精神，重视商业与航海贸易，在交易与算数中培养了抽象的计算能力。科学起源于人与自然，即人与物的关系，中西之间的差别在于西方走的是科学之路，中国走的是伦理之路。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即从人与物的表面关系深化到人能否认识事物的认识论问题，正是从这种假设观念出发，西方的哲学家们是在追求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即本体论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看来，哲学追求的真理则是至善，由于中国人习惯于具体，喜欢从直觉出发。因此，中国的哲学家们重视不明确的东西，因此对于现实存在的事物没有认真对待思考，即科学与认识论都没有得以发展，其理论也多以经验与实践的融合，缺少理论论证，缺少本体论。总之，西方哲学求真而中国哲学求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用另一种话说，中国人讲求“理性”而西方人讲“理智”。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有对“理性”与“理智”的理解：“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特性，也导致了中国在入世思想中其实是没有哲学的，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出世思想上，《道德经》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反者，道之动”，哲学在这个范畴中。
三、中国思想文化的特性
由前一部分我们可知，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其小农经济使子孙不得不生活于一起，这便形成了一种家庭制度，其宗族制度的形成导致了集体生活缺乏。家邦与国邦的关系是联通的，父权、君权的思想关系也可以看作君权是父权的扩大与泛化。西方所信仰的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打破了欧洲人的家邦观念。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上帝为父，人人皆为上帝的子民，父子、兄弟关系被淡化。宗教所求不在现世在来世，形成了一个超家庭的团体且与法律政治相对独立而存在。因此西方人强大的集体观念也导致了公共观念与法治思想的强大，且个体在集体中是平等的，个体养成了对群体的亲切感，而后扩大到组织民族与国家。可以看到，西方人是重视团体与个人的权益的。西方的国家冗杂，民族性强大概也与之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就不同了，由于缺乏集体生活，个人几乎无法体现其权益。中国以伦理代替宗教的位置，宗教又是文化产生所依托的中心。因此伦理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发源之处，伦理深植于中国人的心性之中。正由于中国人的伦理本位，也导致了资产的分散性，即子女对于家庭财产的平均分配性，以及以伦理结成的人群中以富济贫现象的公理化，加之土地分配也有分散性的特点，这些使得中国的商业发展一直成为问题。直到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比较方便的，士、农、工、商都可以相互流通，这样也使得中国的阶级对立的表现并不强烈，一个阶层很难隔离起来与另一隔离的阶级对立。尤其是汉代以来，官吏多出自于民间，各官职也出现了职业化的倾向，而此时作为统治者则稍显势孤，作为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安的策略，防止统治矛盾激化。阶级的弱化导致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观念比国家的观念似乎更强。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深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另外，中国文化有着儒家赋予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在不同的文化对立中求统一。因此“天下”一词成了中国人的特有之物。中国讲天下观而不是国家观民族观，其兼容包并的色彩非常强，民族同化力也特别强。在古代中国，凡是外族侵占中华土地，绝大多数反而被汉化，即使外族统治中国也不得不采取民族融合的办法以维持统治，或许，这也是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却依然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四、对儒家伦理的再思考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农业被看为“立国之本”，因此小农经济得以发展，认为农业为本，商业为未；由于农业生产，家族人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个的家庭。在家庭中儒家“礼”的规范便形成了一套秩序（在最初“礼”是具有真实意义的）。“礼”在儒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仁”的外化，“盖礼者，兼指一切社会制度、社会风俗、人心之内在，与夫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者，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而共守，故只提一礼字，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都有可综括无遗”。
第8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法治；负面影响
中华民族从两千多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走来，直到现代社会主义建设，儒家文化无论是精华的一面还是落后的一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渗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可以说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在继承儒家文化的基因中向前推进着，所以儒家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甚是深远。
一、概述儒家文化的特点
（一）仁政的思想。儒家文化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缔造而成。“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本性。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一颗真诚纯洁的爱人之心。要求人们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处理人己关系时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帮助他人，以爱心协调人际关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①
（二）“礼”的设想。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孔子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仪教化，人皆可以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
（三）等级制思想。国家大一统是各朝代追求的政治目标，而此观念建立在儒家“天下定于一尊”的主张上，因此，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中，确立了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在政治体制上以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君主作为全国的最高家长，集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权力于一身。
（四）强调血缘关系的基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孝悌为官。“唐以孝著，为郎中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孝悌为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行政官员血缘亲属有任职特权，在任官员的子孙依据血缘关系和父祖的品位，有免试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
二、儒家文化对现代立法的负面影响
（一）等级制和血缘宗亲导致现代立法忽视个人权利。宗法伦理强调以血缘家庭关系为根本，注重家长的权利和整个宗族的利益，这就遏制了个人权利观念和个人追求自由观念的发展，造成立法中严重忽视个人权利，而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在当前我国的立法工作中，即存在这种过于强调国家或集体利益而损害公民个人利益的情况，比如对于土地征用方面的立法、国有企业控制方面的立法不足等，都体现出了我国立法对于公民个人权利考虑的不足。
（二）“礼治”使法律仅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在西方国家，以法律的发祥地古罗马为代表，人们对于法律思考较多的是如何实现公平、自由、效率、正义等法的价值；而在中国，人们考虑较多的是法的功能、目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这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把法律作为治国工具的体现，这反映了儒家文化中强调人治而非法治，强调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兴，其人亡则政息。这是漠视法律的作用和地位的表现。在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立法指导思想中，仍受儒家法律文化的影响，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而非作为一种信仰。
三、儒家文化对现代司法的负面影响
（一）人情干涉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关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为的因素在慢慢地侵蚀公正的灵魂。儒家强调血缘宗亲，这使中华民族把家庭看得非常重要，对亲人看得重要，这导致中华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之上，因此，数千年来，人际关系被看的很重，在司法方面，这就变成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难题，这导致人情大于法、不公正判决、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种种问题，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二）行政干涉司法独立。儒家文化重人治、轻法治，强调“三纲五常”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因此，行政权力成为掌权者最热衷的追求，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甚至没有出现独立的司法部门，均是由行政人员从事着审判的工作，这种历史基因无疑也被现代社会继承，我国当前严重存在的行政人员干涉司法独立进行审判的事件屡见不鲜就是儒家文化遗传下来的最好体现。
四、儒家文化对现代执法的负面影响
（一）“礼治”使执法人员权利滥用。儒家文化强调的“人治”本质是“礼治”、而非“法治”，传统行政文化中虽有“法治”，但更强调“礼治”。②“礼”处于统帅地位，“法”以“礼”为纲。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行政法制建设必然不受重视。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观念，还体现在“法自君出”、“朕即法律”上，法是“帝王之具”，君主和某些统治阶级成员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由此形成的“权法合一”、“政法不分”、“权即是法”的传统，反映到今天的行政法制建设上，就是有些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仍然认为法律是“治民”的手段，而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工具。②城管问题即是这方面的体现。
（二）血缘原则和伦理规则阻碍执法公正严明。在儒家文化中，血缘文化一直根深蒂固在我们的骨髓里，现在很多人际交往就是依赖于所谓的血缘关系。这样重血缘亲情的结果，就是造成人与人相处缺乏通用原则和一般标准，看对象和看人情办事。这种自我主义、血缘亲情在行政中的表现就是任人唯亲、偏私、不公、丧失原则、出卖公心等，严重腐蚀了官僚体制的理性基础，淹没了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性。这种血缘关系的影响，阻碍了依法行政思想的深入，在人情关系中也使得行政执法不理性，阻碍了行政执法的公正严明。
总之，传统文化中的仁思想、礼思想、等级制思想、血缘关系与现代法治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思想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法制建设，也导致法治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给政府形象、信任感、威信等带来冲击。但是，社会的法制建设搞好了，能够更好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释：
①王耀华.传统儒家伦理与当代行政文化重塑——发扬传统儒家伦理对行政文化的积极影响[D].湖北大学.20080501.25
②甘志强.国传统行政文化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J].高校论坛.2008年第2期.204
参考文献：
[1]甘志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J].高校论坛.2008年第2期.204.232
第9篇：儒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企业文化；竞争力；凝聚力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政府的宏观调控，房地产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房地产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也必然少不了企业文化的推动，必须要确立员工的主体地位，发挥员工的创造力，重视员工再教育，重视人的资源性管理，解放被管理者，营造“人本管理”的文化，更需要树立“品质文化”，倡导“品质致胜”的价值导向，树立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
1.房地产企业文化发展的现状
1.1企业文化起步晚。我国房地产业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市场空前繁荣，这一新兴行业在当时被视为“暴利”行业。随着国家1994年-1997年宏观调控政策到位，2000年-2009年可以说是房地产业发展的黄金10年，这十年，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企业文化在行业高速发展的浪潮中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催生了万科、万达、中海等一个又一个房产大鳄。随着2010年“国八条”的推出，房地产业的发展增速开始逐步放缓，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文化引领企业的发展？如何加强房地产企业的文化建设？对于目前的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1.2文化效能作用明显。房地产企业在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有很大的模仿性，文化建设缺乏适应性，建设过程中无创新性，导致最终的企业文化建设缺乏核心价值观和执行力的缺乏，企业的形象建设不到位，甚至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相违背。房地产企业企业文化只有建立在自觉更新基础上才最具生命力，片面地、不适应外部环境的文化建设是不适合企业发展的。
1.3企业建设重要内容。房地产企业文化包括企业全体员工的价值观、道德规范、思想意识以及工作态度，它基本概括了企业的各种文化教育技术培训、娱乐联谊活动等。
2.房地产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2.1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企业文化的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实力、企业形象的提升，促进企业开拓市场，向外界展示企业形象，是赢得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
2.2建立可持续发展型企业的内在要求。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精神纽带，可以有效的衔接企业各个阶段的发展。员工通过学习企业文化，充分了解企业发展前景，有利于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更多的力量；通过企业文化的学习和认识，在企业日常运作中有利于企业内部管理，调动员工的责任心和遵守规章制度的自律性，使企业与员工建立精神、观念连接，这样才能使员工和企业共发展，才能建造百年企业。
2.3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很多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没有注重与前期的企业文化衔接，造成企业文化建设断层，或者前后矛盾；并且多数企业领导对企业文化建设不够重视或者在建设过程中产生偏差，员工的企业文化学习不到位。
2.4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不能使员工认可，制度文化建设不符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或与精神文化不相符，物质文化建设力度或执行力度不够；房地产项目多，文化学习和建设过程不注重地域文化等，都将造成企业文化建设的困难性。
3.我国房地产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忽视品牌维护。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非常重视品牌营销，在经营中往往大肆宣传自己的品牌，但售后服务却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从而致使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受到损耗，长此以往企业品牌文化必然将遭到市场淘汰。
3.2总体建设水平较低。目前我国只有少数的房地产企业对企业文化的建设非常重视，并打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品牌形象，但是在打造企业品牌过程时，只是不断开发“项目品牌”，不注重品牌知名度的挖潜，致使“项目品牌”的知名度较低。
3.3滞后企业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房地产企业在短期内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企业的过快发展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滞后，使企业的动力缺失，让企业的发展形成虎头蛇尾的趋势。
3.4缺乏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在建设过程中受利润诱惑，房地产企业经营理念大多缺乏核心价值观，过分的注重利益攻取，在提品和服务时不能很好地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
4.房地产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路径
4.1正确实施企业战略。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选择对本企业有竞争力的项目和运作方式，如开发住宅还是商业建筑，自己经营还是出租、出售。积极完善企业内部产业结构，按照远景规划完善部门设置，注意人员精简，提高部门团结作战的能力和快速反应的能力，组建一支团结、高效、精干的业务团队。并且紧密结合实际建设与企业战略目标相一致的企业文化，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行为准则。切实改变员工的旧价值观念，培育其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在组织与成员之间建立依存关系，使个人的行为、思想、习惯等与整个组织达到有机结合，形成相对稳定的企业文化氛围，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达成组织的共同目标。
4.2优化房地产企业文化法制环境。房地产行业文化建设涉及面广、产业特色显著，并且与社会文化处处相融相联系，息息相关。房地产产业文化长期以来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企业没有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房地产产业文化建设迎来了明媚的春光，为房地产企业文化的建设营造了更多的空间。
4.3提高企业打造良好的品牌意识。品牌和形象是房地产企业文化的根本，企业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随着不同的品牌发展，也导致了不同产品的差异化，售后服务和质量承诺也不断得到提高，也使得消费者消费欲念和消费信心不断变化。树立诚信的企业形象与良好的品牌意识是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的，所以说房地产企业之间的较量也成了企业文化建设一场没有终结的信誉的较量和品牌的角逐。
4.5提高品牌品质保障质量体系。质量对于房地产企业是生命的命脉，住房质量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就注定房地产企业企业文化必须要建立在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基础之上。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有达到百年全方位质量的体系标准，在建设过程中房地产企业一定要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完善建设体系，严格施工监管，坚决杜绝工程质量通病现象的发生，使工程质量能够得到根本的保证，切实打造“品质文化”，树立“品牌质量”，倡导“品质致胜”的价值导向，正确树立行业“品质楷模”，用优异的质量树立企业优秀的社会形象。
5.结束语
我国房地产市场目前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市场，状态多样的房地产企业文化，经营模式各行其事，理念千奇百态，各有其合理性。但事实证明，房地产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突破一个诚信和质量的基础底线，在建设过程中房地产不管建设哪一种企业文化，都必须要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和人民大众的需要，不断完善或调整措施，而且在建设中必须要切实认识到企业文化与房地产品牌建设不可分离，房地产企业才能不断的打造品牌。（作者单位：宁夏银川隆光置业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华锐.21世纪中国企业文化实践与探索丛书.北京：企业管理.2009.
[2] 祁然.房地产企业文化.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3] 周鸿.房地产企业精细化管理全案.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