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马克思原理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高等院校;哲学教学;教育创新
《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必修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地面向社会和把握自我,从而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作为即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其思想意识方向的正确性至关重要。只有将思想植入大学生的头脑,才能真正树立和巩固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学生对的信仰,树立和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哲学公共课是基本原理中的哲学部分的教学,05方案以来,全国的高等院校,通用一本教材《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现行教材《基本原理概论》包含三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文仅针对哲学教育教学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讲出哲学这种爱智慧的寻本探源、认识自我的智慧,现行的哲学教育并没有培养出追问的哲学思维,也没有闪烁出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新课改后的哲学课教育教学显然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课堂上的上座率、抬头率、点头率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可是就教学具体过程来看,还是没有脱离概念、原理加例子的讲授方法,概念和原理介绍完后,就直接将形下的具体事例举出来说明概念、原理,并没有让学生贯通出形下的事例与形上的哲学的关系,从形下的事例中洞悉形上的哲学,填鸭式教学仍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因为教学的具体条件和学时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目前的教学现状缺乏对哲学本真意义的探究,并没有使学生真正的了解哲学、喜欢哲学、形成哲学的思维。
(一)从教学内容上看
在目前的公共课教学中,混淆了一些问题,开篇讲绪论,介绍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讲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学生往往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哲学,造成思维体系上的混乱,使学生误认为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造成了对哲学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依旧禁锢着目前的哲学教学,哲学依据是被砍成几大块,物质性、意识性、运动、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的、有机的把握整个哲学体系。对概念和原理的讲解仍旧是停留于知识点的讲解,让学生感觉仍旧是初中高中的老一套,而没有讲出大学应有的水平,没有形成通过哲学的理论而达到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养成。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总是先于这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和潮流,而作为公共课的哲学教学,教材的改革与更新,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讲解就异化为一种强行灌输而缺乏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大学的马克思哲学课程失去了做为哲学所应具有的当代性,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光彩与魅力。
作为公共课的马克思哲学教学,目前的讲授并没有把马克思哲学还原到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更没有达到中哲西哲和马哲的对比融合。而是单独把马克思哲学从哲学发展史中拽出来进行孤立的讲解,这样既没有还原马克思哲学的西哲背景,也没有真正达到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
(二)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看
05方案以来,各个高校都进行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例如加入社会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情形式教学等等,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讲多于思的现状,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培养,没有培养出学生对哲学体悟的能力和自我提炼的能力。以案例教学为例,在课堂上教师给出案例,然后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但目前的案例教学并没从形下的具体事例中去体悟形上的哲学,也没让学生体悟出形上的哲学与形下的案例中的关系,仅仅只是让学生讨论出案例所说明的马克思哲学的那个原理和方法论意义。这种案例的教学,就割裂了生活与哲学的联系,割裂了哲学的本真涵义,并没有为学生真正的树立起此岸世界的真理,而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如何树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哲学讲究的是体悟,更多的时候这种体悟远远重于讲解,体悟所需的时间和氛围就远远重于讲授,而目前的马克思哲学教育和教学中基本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在课堂教学中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师生互动,更别提学生自主的体悟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点正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教学中的最重要最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经验
尽管目前的高等院校哲学公共课基本原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概括如下:
(一)教学方式方法的多元化
05方案以来,关于教学方式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与探索,过去教学中的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观,开始尝试案例式教学、辩论式教学、专题式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多媒体教学也广泛的展开。多种教学方式方法的展开,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从注重传授理论向在注重传授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能力和转变思想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转变,培养学生思考和探究的能力。
(二)在现实生活中探究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各高校的课程教学开始在讲述原理和理论的同时,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国内外的实际,运用原理剖析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弊病,帮助学生摆脱认识上的扭曲和迷误,逐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目前的课程能够结合热点问题、结合学生所学的原理加以分析。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互动、教学相长,极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展示学生的个性,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 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创新
05方案以来,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仍需要继续创新。现代社会是网络和信息化的社会,电脑、手机、微薄、微信、人人网等等,使得学生轻松掌握的大量的资讯,在讲解的过程中举例子来说明原理的模式就亟待创新,如何在教育教学中,把这些形下的现实世界、现实事件挖掘出来形上的哲学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让学生真正达到对哲学的体悟,但是同时又不能让其失去哲学的逻辑性,同时在哲学体悟的过程中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不同角度看问题、多维度看历史、全方位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这种体悟的过程中教学大纲中所要达到的关于知识点的各要求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从教育教学中的形上哲思和形下的现实世界的关系出发真正达到哲学课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
在哲学的教育教学内容方面,不再单一的依靠教师的讲授,适当的章节部分,加入小篇幅的中国哲学的原著、西方哲学的原著和马克思的原著加以研读,形成学生读、学生讨论、老师讲解、学生形成报告这样一个研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达到体悟的一种方式方法。
就目前已尝试的若干个教育教学上的改进来看,重要的还是对考核制度的创新,这是整个教育教学创新中的重中之重,而考核制度的创新必须得到各高校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甚至是教育部的全力支持,大多数高校现行的考核制度依然是考试一纸定分数,虽然都计入了平时成绩,但是还是考试指挥着整个教育教学,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依然还是知识点与原理的展开,所以学生还是在授课的过程中,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性,只是着急于记概念、原理。作为公共课的基本原理的考核,可以分为众多的部分,课堂的部分、课堂研讨的研究报告、最终期末论文的形成,作为各高校本课程教学成绩的测试方式。而关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理论课试卷的设计,是整个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否可变成一个或几个短小的论文的形式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 [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林桂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教育思考[J]. 广 西社会科学,2012,(4).
[3]张静,王惠玲. 对“基本原理概论”课教 学的思考[J]. 唐山学院学报,2011,(4).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现实思考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3] 霍其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马克思关于循环经济的几个重要思想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优化”美学“资源配置”论述。这是我对繁荣美学学科的真诚期盼,即希望国内有限的美学研究力量,不要再放到对马克思《手稿》中“美的规律”无休止地翻译、阐释、论辩之中了。正如逻辑先生
所说:“两个‘尺度’和‘美的规律’的探究已有数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某一起点,这确实令人遗憾。”[3]因此,当陆梅林先生有关“两把尺度”的译释得到朱立元先生的首肯时,我由衷感到高
兴——因为他们皆是精通德语的美学家,且观点对立——并长舒一口气:美学界终于可以摆脱因这段译文岐解产生的纠缠了。同时,在拙文中我借题发挥,将笔者认为事关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原则问题
列出,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共同促进美学研究。
遗憾的是,逻辑先生除去以笔者上述期盼为由,给我扣上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外,他在大作中并没回应拙文涉及美学建设的诸问题,而是自己又跳入那个“美的规律”阐释“大圈”之中。因此
,当我读完逻文后,只能为自己的真诚愿望落空而感叹!在诸多社科和人文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美学界还能再用几十年时间转这样“一个大圈”吗?为此,我决定在反驳逻辑先生的批评时,索性接过
他强于我的“终结论”的帽子,试图就“马克思美学”、“美的规律”等问题正面阐述我的“终结”性观点。即使我的这一“终结”愿望落空,并被扣上新的大帽子,但只要今后有关《手稿》或“美的
规律”讨论不再在原地兜圈,我便很欣慰了。
扭曲实事与逻辑的批评
逻文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拙文第一部分: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我在论及研究方法时,已经涉及到美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在“美的规律”研究中,靠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的现象太严重
了。拙文就曾例举了我国着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典型”论述。但没想到,逻辑先生对拙文的批评同样采取了一种“典型”的非科学、非逻辑的态度和方法,尽管他的批评不多,但这
不多的几处批评都是靠偷换概念、歪曲事实完成的。
先说逻辑先生文章开篇处,明褒暗贬给我扣上的那顶“终结论”帽子吧:
我十分赞同杨曾宪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随着陆梅林……对《手稿》中关于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一段论述的重译与辨析,“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
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同意为“终结”论打上句号的一些“盖棺论定”性结论。[4]
我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所谓的“终结”,仅仅是指“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但从逻文的标题《“终结”前的赘语》和内容可看出,他认定我要“终结”的是对
美学或《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并将我的几点意见视为“盖棺论定”性的结论。他这是在偷换概念(正因偷换概念,使逻文最后一句存有语病,容易被理解为他不同意对“终结”论的“
盖棺论定”的结论)。再说了,如果逻辑先生真的能一般地(不必“十分”)“赞同”拙文观点,他就不该在文章中继续再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来一番新探讨啊!他这又属
自相矛盾。看来逻辑先生似乎习惯于在论述中一面忘却自己的观点,一面再将自己臆想的观点强加对手,进行所谓批判。孤例不足为证,且看以下两段文字:
众所周知,……《手稿》,属于马克思的早期着作,……在学术界对它是否是成熟的着作,尚有不同见解。但基本形成共识的是,虽然它不是美学专着,却提出了大量的美学问题,而且都有
极为深刻、透辟的论述。它对美学理论的贡献,正如陆先生所说,“预示着美学的崛起,人类美学思想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特
别是《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着名论断,“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而杨曾宪先生对这一提法却表示反感。他说:“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
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率地拼凑或建构各种‘’学说,包括‘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
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者’一样,否认自己是‘美学家’!”在这里,杨先生虽然肯定,“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
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只能称为“美学遗产”,而不能称为“马克思美学”,
更不能称为“美学”。[5]
这段不长文字中,逻辑先生偷换概念之处多有。“学术界对《手稿》是否是成熟的着作,尚有不同见解”,这是事实,这里的“学术界”首先或主要是指理论界(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社理论界),学术界大量研究《手稿》着作,其关注的焦点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而不是其美学思想。但逻辑先生却一下子就让“学术界”形
成了关于美学的“共识”,这意味着逻辑先生将“学术界”概念偷换成“美学界”了。
如果说,这种偷换概念尚可归属无意的话,他对我的“反感”描述却令我反感了。因为在拙文中,我不仅没涉及或批评陆先生的上述论述,反而充分肯定了《手稿》巨大美学意义。这种肯定并不是
抽象地表白,而是渗透在我的美学着作中[6]。坦率地说,我的科学系统美学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为基石,是肯定建构不起来的。因此,对陆先生肯定马克思《手稿》的美学意义,特别是有
关“美的规律”论述中“包含有人类审美活动和艺术起源的内涵,是构筑美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的观点,我是完全认同的。逻辑先生如果认真阅读拙文,就会找到我的几乎相同的
论述(手稿“对审美发生学具有纲领性意义”)。既然如此,真不知逻辑先生有怎样的火眼金睛,竟能从拙文中读出我对此“表示反感”的意思。在这里,逻辑先生已不仅仅是在偷换逻辑,而是无中生
有、栽赃于人了。善意的推度,我想,同他开篇给我扣一顶“终结论”的大帽子一样,恐怕是为了他论文立题醒目、行文转折方便之故吧。且略过不究。
问题是,即使进入正题,他的批评也几乎全部放空。在拙文中,我明明是说“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因为 “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逻辑先生要反驳我,就要论证
马克思已经建构并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理论,马克思美学是客观存在。但他接过手去,就将我说的“马克思美学”换成“马克思美学思想”,然后在那里紧忙活一番,论证出“美学思想的理论
性、体系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论[7]。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逻辑先生还指出拙文这一观点“已不是什么新鲜论点。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就引发过一场关于文艺思想是否
形成理论或理论体系论争。……这场论争……最终是以‘体系论‘形成了共识……”[8]。原来在逻辑先生眼中,“马克思美学”=“马克思美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
想”!试问,面对这种时时扯断逻辑链条的批评,该如何应答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缄默,由着逻辑先生说去吧!
关于“马克思美学”
拙文中的“马克思美学”概念并非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它有着严格内涵,即指马克思在自己着作中建构的,合乎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特征并形成逻辑体系的美学理论。它是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等学说而
言的。如拙文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据说,《资本论》之所以没能完
稿,是因为马克思晚年遇到新的经济学理论挑战,他还想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9]。如果存在马克思美学的话,那么,它同样应当是以这样的理论体系存在的。
关于体系,逻过这样的解释:“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形成体系,不在于有无专着、有无编、章、节、段等理论框架的外在形式,而更取决于,第一,有无超越前人的新颖观点;第二,这些观点是否
涵盖了该门学科的重要方面;第三,这些观点是否对他人或后人造成了巨大而公认的影响。”说“体系”不在章节等外在形式,这很对。但后面三条尺度却仅仅适用于思想创新体系,而不适用于理论体
系,尤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经济学,自身有着明确的逻辑起点、严密的逻辑结构和严谨的理论范式,并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这才
使得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特征,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生命力。今天,尽管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有着不同见解,但却不会对其基本概念及理论范式产生岐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拿出其中
的一个概念或范式,就人言言殊、百家齐鸣,几十年拎不清楚,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实践性或革命性可言呢?正基于此,尽管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遗产非常丰富,我之“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仍是持
之有据的,除非能发现新的马克思的美学论着遗稿。
当然,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这是指“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理论”本身承继发展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按这样标准要求孔子、老子理论,那就大不合适了。由于缺少
科学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抽象思辨与逻辑思维能力发育不充分,经验式、感悟式甚或禅宗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结构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使国人的理论着述,不太注意逻辑链条。这往往给后人留下
“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广阔空间,也造成人们随意置换概念或将自己理论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对待马克思美学遗产的态度上,一些学者便深受此“习惯”的影响。因此,我之“不应自称为‘马
克思主义美学’”是有所指的。
本来,只要不轻言“马克思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消化马克思美学遗产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原则,后人是完全可以创建“美学”体系的。近期出版的中国学者着的
《美学思想史》[10]中,便列举了卢卡奇、葛兰西、杰姆逊的美学理论。这些美学家,都不是以《手稿》为其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观点对立的美学
派别,往往都自称为“美学”,而认定对方是反“”的。而这些自称的“美学”,几乎都离不开对马克思着作中的涉“美”词语或论述的搜罗整理,几乎都在对《手稿
》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理论建构,所以,这种“自称”便难以被美学界所公认。
对既往派别的评论非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提醒有志于创建“美学”的青年学者,能吸取前车之鉴,注意划清马克思着作中的一般性语汇与一般性理论语汇与马克思理论语汇的界限
,马克思话语与马克思理论与理论、思想的界限。马克思着作中也要用一般性语汇,这些语汇在没有理论语境规范时,并不能视为理论语汇;马克思在论述中,同样要用一般性理
论语汇,这些理论语汇在没有被马克思明确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理论语汇。同理,马克思的话语,是不能与马克思理论划等号的,在确立前,马克思的话语便不能构
成马克思理论。而马克思理论虽然属于正宗的,但范畴却大于马克思理论,思想的范畴又大于理论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一辨析。概念的明晰,是科学理
论建构的前提。象在逻辑先生那里,几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时,任何探讨都将失去学术价值。逻文作为典型,恰恰揭示了既往“美学”研究中搁浅或“绕圈”的原因。
容我再举“价值”为例。“价值”同“美”是等值的范畴,而且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我在拙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
值”;马克思着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陆梅林反复引用的视为“价值学”的“价值”概念,皆是取自《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概念,而
非哲学的或价值学的“价值”概念。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
种概念”[11],则根本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在这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美学界对它们普遍误引或误用,而在于这种脱离马克思理论语境将马克思着作中所有话
语都提升到马克思理论高度的不良学风。如蔡仪先生以对“美的规律”主观阐释为中介,将自己的“美是典型”说提升为“美学”观点,便更是典型一例。但眼下,蔡仪先生的“
美学”家称号,已不是“自称的”了,前述那本《美学思想史》中,当代中国的“美学家”,只提及蔡仪先生。这种评价是是否合适,且留给美学史家评论吧。
关于“美的规律”
回到逻文所重点讨论的“美的规律”吧。坦诚地说,尽管逻辑先生对“美的规律”的探究数十年没进步表示遗憾,而他自己有关“美的规律”的新阐释,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首先指他的阐释方
法。逻辑先生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对“美的规律”中的“生产”与“尺度”概念做了语义解析。如果这种解析如同陆梅林先生那样,依据德文原文进行的话,那它起码还具有信息价值或文本价值。但逻
辑先生却竟然以《辞海》的释义作为对这两个概念辨析的理论依据,这真真是匪夷所思!因为作为译文的汉语词汇,其外文原指内涵与中文语义往往是不对应的,这是语言学常识,我们怎能捧着《辞海
》对译学术探讨呢!国内学者根据“人文”、“人本”的汉语辞源大做比较文化研究(并得出中国早已有之的结论),已形成一大学术奇观,但愿这种泡沫学术之风别刮到美学界中来。
其实,逻文中已经引用了国内五种关于“美的规律”的译文。只要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在逻辑先生特别肯定的朱光潜先生译文中,就没出现“尺度”,而用的是“标准”。查《辞海》,“尺度”
有两个义项:“尺寸的定制;标准、规则”,“标准”同样有两个义项:“准则、榜样”。试问,如果再以朱先生译文为主,逻辑先生是否需要对“美的规律”一段译文再做新的解释呢?国内学者对“
尺度”理解本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大多源于对原文的理解。如夏之放先生在他的新着中,便认为“尺度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度”,意思是事物的质与量的统一”[12]。如果象逻辑先生这样,
再加上对汉语语义理解的分歧,那对这段“美的规律”文本释义将永远是浑水一团,无法廓清了。
而就对“美的规律”具体释义而言,逻文同样缺少学术价值。逻辑先生曾称,马克思有关“美的规律”论述是“清楚、明了”的,我们不该将它复杂化。实际上,将它搞复杂的不是别人,正是逻辑
先生自己。笔者不通外文,对“美的规律”的语义阐释本无缘置喙。只是在拜读了陆先生和朱先生的大作后,基于对两位着名美学家信任,我认同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应当纠正那种将“内在尺度”视为
“主体尺度”的观点,并在学界达成共识。但逻辑先生经过一番考证,却将这一几乎弄清楚的问题,又搞乱了——他依然认定“内在尺度”是“人的尺度”:“这里,‘内在的尺度’显然是与动物相比较
、相对照的人的尺度,是人在生产中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尺度,是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生产中的表现……”[13]这里的“显然”如果真是那样显“然” [14]的话,就不会有长
达几十年论争、释义和考证了。当然,逻辑先生有权坚持这种见解。但既然他的文章已冠上与陆先生商榷的副题,这说明他已熟知陆先生根据德文和英俄译文对“内在尺度”的反复译校了。根据通常的
学术规范,逻辑先生要推翻陆先生译释的结论,他就应当从德文、俄文、英文中拿出新的有力证据来。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一面重复着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一面却对陆先生的原文考证视而不
见,自说自话,从中译文中得出了一个旧结论。这只能使人联想到,逻辑先生不怕耗费自己的学术生命,准备沿着“大圈”重新起跑了。对此,我只能恕不奉陪了。
其实,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马克思这段话都不是对“美的规律”进行正面阐释的:人类能按美的规律创造是一回事,美的规律是否指人的能动性是另一回事。“美的规律”在这里虽可视为
美学概念,但其整段论述却属于“人学”而非美学理论。对此,朱先生的阐释是正确的。他认为所谓“美的规律”内涵都是我们从这段话中领悟出来的[15]。因此,两把“尺度”的翻译不应影响我们对
马克思美学思想、对《手稿》美学启迪意义的肯定。笔者所异于朱先生及美学界同行的,只是认为“美的规律”在不同性质的美学那里有不同的内涵,《手稿》所涉及的“美的规律”是很有限度的。
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对这种“美的规律”的探求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社会科学美学来
说,“美的规律”阐释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更应当具有可复验性、可操作性。在社科美学中,
“美的规律”既含有《手稿》中所涉及的文化审美生成规律,也包含社会审美生成规律,还包含前文化即纯自然审美发生规律,只是后一规律要受制于前两种规律。同时,“美的规律”除一般的审美生
成或发生规律外,从主客关系角度,还可分为审美价值规律与审美鉴赏规律。笔者完成的两部科学系统美学着作[16],所讨论的就是这诸多类种的“美的规律”。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些探索合乎马克思美
学思想,但窃认为,与哪种将《手稿》中“美的规律”思辨化的倾向而言,它更切近实践、因而也更符合的哲学原理。
关于“合规律、合目的”
已经说过,逻辑先生批评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结构的需要。他的文章既然开始于对我的批评,当然也要结束于对我的批判。在对人的“内在尺度”能动性进行阐述之后,逻文是这样结尾的
:
因此,笔者对杨曾宪先生针对“美的规律”的另一论断也持疑义。他说:“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
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原本是
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为什么偏要忌讳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是杨先生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思维定势所致?[17]
没读过拙文的读者不会想到,逻辑先生是将我的一段完整的话,一截两段,一段用在开头,一段用在结尾。他的文章前后呼应了,我的观点却被歪曲了。我之“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
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是我所说的“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的后文。它们都是我对陆先生、朱先生观点认同的结果。如果“
内在尺度”不是主体尺度,怎能再把马克思这段论述概括为“合规律、合目的”呢?我这里的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又何来忌谈“马克思美学”、“美学”的“
思维定势”?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逻辑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规律、合目的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另一面他却又批评了其它学者关于“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论述[18]。我不禁要问, “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如果是,逻辑先生为什
么反对别人这样概述呢?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对我横加指责呢?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逻辑立场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即使不能把“合规律、合目的”再归纳到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仍是合理的美学命题。我这里的所指同样很明确。作
为对“审美发生规律”的科学阐释,“合规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条件;而放到实践美学中,“合规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统一的重要逻辑思辨链条。正因为《手稿》中这段论述适应了实
践美学的这种思辨要求,“合规律、合目的”的阐释才不胫而走,进入多种美学教科书,成为“准经典”的阐释话语,甚至使人往往将其归于德国古典美学命题。
由于与实践美学的分歧,我之承认“合规律、合目的”是美学命题,只是就其揭示审美发生规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认它是“美的规律”的等值概念。就实质而言,“合规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
要是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规律[19],这种价值实践活动是文化审美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但并不等于文化审美价值的现实生成。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使人的实践具有不同于动物的
社会或文化动机。动物既不能按美的规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规律制做。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素质、品格所生成的动机,人却既可按美的规律、善的原则生产或创造,也可能按丑的规律、恶的原则
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因“合规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赢利而破坏自然美、城市美、艺术美的行为难道还少见吗?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实”亡
的局面,难道不都是目光短视领导者“合规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设造成的吗?实践美学缺少现实阐释力,症结也就在此:“合规律、合目的”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对象,大多数往往是不
美甚至丑或恶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自由”了。逻辑先生说:“自由则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要努力认识、把握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动地
去适应与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20]逻文所论,是基于哲学对“自由”的释义。但这一“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自由”的全部。美学所涉及的人类“自由”概念
,细分起来有十多种[21],其中包括动物性的躯体自由(如现代艺术造成的躯体解放感)、文化创造自由(如自由体操中的“自由”)、社会活动自由(如囚徒获得的人身自由体验)及“类自由”、“
诗意自由”等等。笼统地谈论“自由”,对于人文思辨美学是有意义的,但却经不起现实审美实践的检验。如逻文所说,人类认识“自由”便一定会“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达了一种
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价值观。而现实情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越多,主体创造自由度越大,人类可能面临的自身被毁灭的危机越严重。这种所谓现代化悖谬,正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家忧心忡忡之
所在。
人类能否避免毁灭,当然不是美学课题。但高速、超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使美学面临着挑战。当笔者2000年在内蒙出席美学会议,面
对草原严重沙化满目苍夷的情景时,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现实迫切需要美学的实践。眼下,一些青年美学家对“实践美学”提出挑战,这是好事。但挑战或超越“实践美学”目的,不应是仅仅寻
求新的美学派别命名,而是要推进美学研究真正切入实践。“实践美学”最大的局限是它脱离实践,无法指导美学实践。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样的论述,依然停留在对马克思“生命的自由
”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远离实践,那么,这种新美学也是难以承受时代赋予美学的历史使命的。这便是我呼吁美学界共同建设社会科学美学的原因。如果说,这将终止对《手稿》的重复讨论、阐释
或命名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恰恰是符合实践性原则的——对真正的美学来说,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释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规律指导和改造世界!
[1] 《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 《学术月刊》1998年5期。
[3] 同1,第62页。
[4] 同1,第57页。
[5] 同1页注1,第57页。
[6] 参见:拙着《审美鉴赏系统模型》第七章《审美文化—社会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7] 同1页注1,第58页。
[8] 同1页注1,第58页。
[9] 逻辑先生在文章中曾要我提供马克思一句话的出处,我在图书馆中费了半天时间也没能查到,请逻辑先生见谅。这里只能凭三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回答:那是马克思晚年面对众多庸俗化的“马克思主
义”派别而言的,原话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是‘者’”。年青时的记忆不会错,具体出处愿高人赐教。有了这一教训,此处便用了“据说”,以逃脱逻辑先生对出处的追究,因它属非专业
内容,没有笔记,也难查证。同样,后文中“合规律、合目的”的出处亦应有所交代,但因查证的结果难以验证,便也不注名,而是笼统带过。
[10]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页。
[12] 《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295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3] 同1页注1,第60页。
[14] 中国当代学者往往用“众所周知”、“显然”、“勿庸置疑”来逃脱论证,径直推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每当我遇到这样的语句时,便非常警惕,看看“显然”背后是否不显“然”,“勿庸置疑
”之后是否有“疑”。
[15] 《学术月刊》1997年12期,第31页。
[16] 拙着:《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7] 同1页注1,第63页
[18] 同1页注1 ,第62页。
[19] 参见拙文《价值—实践论》《学术月刊》2000年3期。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自创立以来,一直广受争议。国内关于劳动价值论经过多次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劳动创造价值,关于这一结论没有疑议,问题就在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要注意三点:首先是价值的概念;其次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最后是劳动到底是不是唯一源泉。
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虽然经过多年强烈的争论,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解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劳动首先是创造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在这一观点上学者没有形成分歧。不同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即非劳动要素是否创造价值。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进而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问题、转形问题、按生产要素分配等问题上产生不同的见解。
一、价值的概念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商品分析开始的,而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从商品中引出。“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对于这句话的理解要从以下几个层次分析:其一,这句话说明了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 的,所以不是商品的物品就无从谈起价值。其二,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这就说明了如果没有人类劳动的物品也不具有价值。其三,无差别的,说 明价值衡量的是一个共性问题,用共性来衡量区别个性,而这个共性就是人类抽象劳动。其四,马克思说的劳动不只是体力劳动,而是包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首先,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脱离了商品,价值就无从谈起。比如农民生产的粮食自己食用而没有拿到市场上出售的部分,这部分粮食就只能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但是如果农民把它拿到市场上销售,并且顺利的被买走,那么它就是商品,就体现出价值。同样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没有拿到市场上出售(即它是不是商品)就决定了他是否具有价值。是否为商品成为物品具有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价值是人类劳动创造的,如果缺乏人类劳动它就不具备价值。自然界中有许多物品有这样的特性。比如,自然界的水,没有经过人类加工,它就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但是,一旦由水厂加工,经过处理后的水就具有价值。因为现在水中含有人类劳动。人类的劳动成为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又一重要因素。
再次,创造价值的人类劳动是无差别的。形成商品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是同一的力量的耗费。创造价值的人类劳动是无差别的,即人类的抽象劳动。人类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即一个物品的有用性,而创造物品的价值的是人类的抽象劳动。这就说明了创造价值的只能是人类抽象劳动,同时也说明了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只能是人类的抽象劳动。
最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脑力劳动为主或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我们日常所说的价值是有差异的,也就是亚当·斯密说的后一种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已将价值的概念讲的很清晰,并以此作为前提开展后面关于具体抽象劳动、社会劳动时间、按生产要素分配等等理论。如果非得把我们日常说的价值带进来,这是不符合学说发展的需要。价值是“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经济学所知道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既然马克思说的价值是已经定性的,产品作为价值应该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如果我们在理解上非得将其提出更改,得不出马克思所得的结论也是必然的。
二、创造价值的源泉
创造价值的源泉,按马克思的说法只能是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分析中,指出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一个物品如果没有通过人类的劳动,也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常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劳动。工人出卖了劳动力,但工人投入生产中的是劳动,而根据资本总公式G一W一G可以得出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只是列出土地作为资本的代表,而没有能够将现代经济学中常用到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作为一种资本。但这一点已足够说明马克思是重视资本投人对产出的影响,而不是像一些学者误解的那样。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并不是说别的要素没有参与价值的创造。别的要素同样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只是形成价值的是劳动,而且也只能是劳动。
这里关键是要区分一个关于财富和价值的概念。马克思关于财富和价值的区分很清楚。创造财富的包括各种生产要素,而创造价值的只能是劳动。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关于财富的讨论。对于这些问题,西方经济学讨论了很久。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一直到马克思,前后大约经历3幻年时间,主要都是围绕这个间题进行讨论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主张贸易以换取金银。重农主义认为农产品就是财富,除农产品以外的都不是财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所有的社会生产创造的东西都是财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第一句话就是回答财富问题。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也说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就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所有一切都说明了即使和马克思拥有不同观点的人,他们所说的财富和马克思所说的价值都是不同的。他们所说的财富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将两者很鲜明的区分开来,但是现在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部份人却仍然将二者混淆。而对这两个概念一旦混淆,得出土地、资金也创造价值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劳动明确地定义为“抽象劳动”,这就扬弃了“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增强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一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没有人类的劳动,什么也无法创造。但是离开了资金,人却可以创造。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有付出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只有资本,没有劳动不行。即便是用完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出某种物品,还是需要付出脑力劳动(管理控制),没有劳动参与,一堆铁矿始终是一堆铁矿,他怎么也不能变为桥梁上需要的钢材。但是,没有资金,只有原材料,我们可以将一块石头加工为工艺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形成新的价值。同样,在没有材料,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的脑力劳动,却可以创造价值。比如,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来设计出创意策划来,而这一切完全可以在不使用其他要素的前提下得到。创意一旦被采纳,就会得到一笔回报,创意就是商品,同样它具有价值。这就说明离开其他要素,劳动同样可以创造价值。
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社会财富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物质。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社会财富是属于使用价值的部分,而不是价值的部分。使用价值财富不同于价值财富,我们必须在真正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财富区别的基础上,深人了解马克思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理论。
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错误理解的回应
1.关于否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萨伊的三位一体说认为,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价值。中国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追随萨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不能再适用社会的需要了。其实他们和萨伊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即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误解。如果能对马克思的价值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就会发现,萨伊所说的共同创造的价值在马克思认为是使用价值,或者直观的说是财富的表现。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付出了劳动却没有得到价值,因此否认劳动价值论。这部分理解的错误就在于对创造的价值本身认识不足。说劳动创造价值,并不是说劳动就一定能创造使用价值。劳动创造价值是说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说有劳动就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属于正命题成立而反命题不成立的逻辑性推理错误。价值的概念是凝聚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付出了劳动,但不能使物称为商品,不能实现自在的价值,这不是马克思的错。没有一个物可以是有价值而不是有用物。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就白白耗费了,因此不创造价值。
2关于劳动的理解。关于物化的劳动的误解: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此处说的仍然是劳动,而不是像一些维护马克思理论的学者所认为的将物化的劳动等同于其他要素,于是得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结论。这种认识的错误是将劳动概念扩大化,而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概念已经明确化。
关于脑力劳动的误解: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只是体力劳动,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解。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人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很显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既包含体力劳动,也包含脑力劳动。
关于复杂劳动的误解:很多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复杂劳动中不再适用。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复杂劳动的计算。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它的物质内容。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折合为压缩了的简单劳动、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例如一个复杂劳动日可以等于三个简单劳动日。这里还不是研究支配这种折合的规律的地方。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这种折合事实上在进行:因为,当作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生产物在一定比例上就成为简均劳动的生产物的等价物,因而等于这种简单劳动的一定量。这就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复杂劳动中的已经运用,只是没有明确的罗列出一个通用的公式。
3.关于生产力价值论。有人提出生产力价值论,但这没有多大意义,这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类似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生产力价值论只是和劳动价值是同义的,是无意义的反复。如果承认价值理论的构建必须坚持生产力决定原理,那么,“基础论”及“劳动一元论”中生产力决定性体现在何处?可以明确地回答,生产力决定体现在劳动上。生产力提高了,技术进步了,生产同样品质或数量的产品,人们的体力劳动减少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技在生产上的应用。原来需要1小时完成的工作,现在只要8小时劳动就可以完成了,这难道不是生产力的进步在劳动上的体现吗?
4.关于生产要素的分配。一些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怀疑,说其他要素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这并不是承认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
摘 要:大众化不应仅仅理解为形式上的通俗化,而是要在现实生活的观照中探寻其当代进路。从哲学自身产生和发展的逻辑看,哲学源于生活;从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看,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理解人类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从大众化的当代路径看,回归生活是检视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生活世界;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38-0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学习型政党,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提了出来,如何在当代推动的大众化成为当前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生活世界是我们研究大众化不可或缺的领域,马克思将其哲学及一切理论活动都看做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从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的钥匙。我们探寻大众化的当代进路,不能仅仅局限于用通俗的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的基本原理,还应当在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生活世界的回归中探寻大众化的现实基础和路径。
一
作为人类理性反思的最高形式,哲学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为解决自己生存所面临的问题时产生的。当人类的思维跨过它面对的自然力量的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崇拜时,就踏进了哲学殿堂。[1]哲学究其本质应是生活的哲学,大众的哲学。哲学如果不善于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出生活的智慧,它就不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之,哲学如果不回归生活就难以体现其本真精神,当然,也不能掌握群众,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正是哲学与生活这种内在的张力,为我们探寻哲学大众化提供了基本动力和现实可能性。
我们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与生活之间的这种内在张力。很明显,哲学家们所要面对从而要解决的,不是别的,正是人们在生活中经验到的、感到困惑并以某种方式思考过的那些根本的生存问题。哲学总是与生活经验的感悟和体验分不开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就在人们对万物本源的探讨和对自己生活的追问中产生了。西方的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哲学与人的世俗生活相脱离,从人间上升到了天国,神成了主宰一切的救世主,哲学沦落为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的人们用一种貌似反叛生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关注和超越的期望,哲学的思辨贡献给了超验的精神领域。文艺复兴以后,主体性的高扬使哲学在西方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转变,再度从天堂步入人世。然而,细加考察不难发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宣言与其说凸显的是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理论主体的设定,把人作为理性的客观存在物。这种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的理性哲学在德国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的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那里走向了极致。相反,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所奠基的现代实践哲学,正是在近代的理论哲学陷入不可克服的困境的情况下,作为对问题的一种全新解决方式而发展起来的。与近代西方哲学纯粹的思辨不同,马克思由物质生产实践入手,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揭开历史谜题的钥匙,以实践思维超越主体性思维和实体性思维各自的局限,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
以人的活动作为哲学的对象并非只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发明,而应当被视为哲学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探索的结果。[2]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曾借用庙与神的关系生动地比喻生活同哲学。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地方都装饰得很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虽然黑格尔的哲学是站立在“绝对精神”这个基座上的,但他对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还是无比深刻的,比喻也是异常形象的。在对生活世界亲身体验和反思之后,马克思对哲学与生活实践关系的颠覆性理解使哲学思维方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他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不是一般性地谈论时代或生活,而是强调实践的生活或生活的实践之于哲学的重要性。马克思进行哲学探索的宗旨就在于要创立一种能够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并积极参与生活的哲学。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想透彻地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在马克思看来,传统本体论哲学虽然也是从“人”出发,但却是从抽象的、理性的人出发解释人的现实生活。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马克思选择“劳动”、“实践”作为切入点研究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并通过对二者的哲学分析,真正揭开了人的本质的哲学谜题,解开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奥妙。因此,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植根于社会生活,植根于社会实践的。而且在当今社会,哲学只有贴近生活、贴近实践,才有实际内容,才有生命力。当然,只有面对现实生活的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
二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首次论及的实践观指称的是哲学理论本身,这里,马克思已经开始尝试在哲学与生活关系的讨论中把能动性的原则引入实践范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在现实世界和现存哲学的融合中论述了政治实践的本质。马克思于1842年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提到:“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219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评德国哲学家“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并指出“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5]8。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哲学宣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马克思在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第十一条中所传递的不是对理论的鄙视和偏见,而是要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把理论理解为关联于生活实践并构成生活一部分的理论实践。马克思还在一首不常为人知的诗中写道:“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舞,寻觅一个遥远的国度,而我却只是想透彻地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6]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还原于人类生活本身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维的。在初步制定唯物史观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中,马克思提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152马克思进而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结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56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要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还原于人类生活本身,从人类生活本身引出那些抽象的理论问题,而后的任务才是说明这些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唯物史观制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论述了生活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72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73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的物质生活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5]92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中主客体对立和分裂的根源在于现实生活的分裂,其解决也必然有待于现实生活中对立和分裂的解决。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起点,从而超越历史唯心主义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在论及德国古典哲学与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时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5]67“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5]73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哲学的关切是与人类活动的最大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与以前哲学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如何看待人类生活中理论活动和生活实践的关系,而不在于如何规定实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面向生活世界是理解哲学革命的实质和关键所在,我们必须从物质生产实践中,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中理解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不了解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意义和实质,就势必会重蹈经验论者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而简单拒斥的覆辙。在当代,哲学转向生活世界不是要取消哲学,也不是要取消哲学原本作为上层建筑的应有本质。这种面向生活世界的转向终结的是那种作为寻求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科学化的哲学,开启的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以及对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发展的关注的哲学精神。面向生活的哲学是一种对生活世界和事情本源的创造性思考,是在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解蔽的基础上重新赋予哲学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力。
三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一种哲学都应该在对现实的关注和回应中得到发展,换句话说,哲学正是因为关注时代和现实生活才获得了发展的强劲动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220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5]11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出发点,也是不断发展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所在。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必须正确处理与实践特别是生活实践的关系,必须反映社会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56因此,哲学作为真理必须面向现实生活,面向生活实践。“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8]306生活维度是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
生活世界作为哲学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显现出来是在20世纪初。谈及生活世界的问题是绕不开胡塞尔的,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对现象学以及后现代的西方哲学家影响深刻。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阐明的还是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思想的不同之处,借以说明马克思和胡塞尔何以在相同思维范式下得出不同结论的缘由。胡塞尔在其名著《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并详尽论述了生活世界思想,他提出生活世界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抗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论证先验现象学,并试图拯救欧洲的科学和人性的危机。他指出:“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9]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一方面,用回归生活世界反对科学主义,反对把科学理论看成真实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把生活世界看成是源自人的先验的自我意识。不难看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一种理论的生活世界,所以其生活世界与海德格尔的“此在”世界一样,都只是主体世界的依存物。[10]
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之上的,它强调人的感性的现实生活是一种实践的生活世界。因此,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观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践的真实生活特性和革命性特征超越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具有巨大的超前性和超越性。在马克思那里,生活和实践不只是理论上悬设的一致性,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离开了生活的实践,就丧失了推动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止步不前;离开了实践的生活,就如缺失了繁星的天空,空无而干瘪无味。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只要揭示出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5]73。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7]191,创造历史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118。“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8]310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79。简言之,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生活发展史。这样,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不仅完成了对历史主体的生活解读,同时,也完成了对历史本质的生活解读,揭开了人类历史尘封已久的真实面目。这正是马克思实践思想的真谛。可见,马克思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不但比胡塞尔早,而且其理论的深刻程度也是胡塞尔无法企及的。我们要探知大众化的逻辑和现实理路,就必须最终回到现实的人和现实生活。
这里所谈的生活,指称的不仅仅是人的各种情感、本能活动等日常生活,也包括认识、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等实践,统称为“生活世界”。我们认为,通过对当代人们“生活世界”的研究能够极大地推动大众化的进程,甚至可以说,当代人们的生活世界是大众化的现实根基。姑且不用生活哲学之类的词语指称哲学的当代形态,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又遮蔽了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革命意义,从而会重新走向某种形式的本体论思维,但回归“生活世界”无疑是现当代哲学共有的特征。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生活世界,研究核心是人的生活意义。[11]从某种程度上讲,哲学观就是对人类生活理念的系统表达。哲学是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当然,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必然与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哲学在创立之初是从生活实践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么我们也应该在马克思“生活世界”维度的指引下审度其当代意蕴及发展。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真正意蕴,并非是要否认理论对现实生活的相对超越,而是要理论在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中与时俱进,发展自身,而不至于僵化为教条或是沦为幻想或乌托邦。在当代中国,通过回归人们的生活世界推动大众化,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让为群众所掌握,转化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形式和内容的张力的互动中实现大众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先达.论哲学与科学和生活的关系[J].教学与研究,2006(3):5.
[2]王南.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哲学之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0.
[3]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1.
论文摘要:为了更好地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准确理解和掌握复杂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熟练劳动等范畴,运用比较和规范的方法分析复杂劳动及其相关问题。分析认为,复杂劳动是就劳动力形成过程的特点而定义的,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的作用结果而言的,熟练劳动是以同一劳动过程的重复次数为条件的。同时认为,复杂劳动不是创造性劳动,也不是熟练劳动,更不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性可能很不相同,应当重视发挥创造性劳动的作用。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劳动两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认为,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但究竟什么是复杂劳动,在理解上很不一致:有的观点将熟练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有的观点将创造性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复杂劳动有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这些理解既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又不符合现实,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危害;过高的评价了单纯的正规教育作用,严重忽略了个人天赋的差异在接受不同类型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在接受正规教育之后创造性劳动的重要作用,扭曲了个人收人分配激励作用的导向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因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复杂劳动的范畴加以认真讨论和澄清。
虽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的劳动量。李嘉图也说过:“不过当我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是几乎唯一地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因素时,决不可认为我忽视了劳动的不同性质……。但他们都没有明确使用过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这样的概念。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这一对经济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使用的。“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 “简单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阴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质上具有同一性。“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量上可以互换。“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是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复杂劳动与简单的区别具有相对性,它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简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含义、性质、数量关系、换算途径和它们的相对性都做了译一分清楚的阐述。但在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和发展的讨论中产生了一些与马克思的原意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人认为创造性劳动就是复杂劳动,把复杂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等同起来;有人把熟练劳动与复杂劳动等同起来;有人认为复杂劳动可以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也有人认为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仅有高中毕业水平的人按按电钮就可以操纵机器体系,就可以使其创造的财富成千上万倍地增加,用复杂劳动解释无人工厂、无人车间的现象难以令人信服,并进而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可以创造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马克思提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当代科技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知识经济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经济形式。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基本原理仍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剖析现实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我们应当紧密结合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一、复杂劳动并非创造性劳动亦非熟练劳动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力的形成过程中的特点而言的。他认为复杂劳动之所以是倍加的简单劳动,是因为前者的劳动力在形成时支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较多的教育费用和所放弃的收人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定义复杂劳动,也是为了便于考察“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能力的)各种不同价值”而对于复杂劳动的进一步分析没有必要也无暇顾及。我们要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有必要对复杂劳动作进一步分析。稍作深人分析就可以发现,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形成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边干边学。后者又可分为接受长期正规教育后的边干边学和只接受短期正规教育后的边干边学。从劳动力形成时所支出的教育费用和所放弃的收人来考察,不同因素在复杂劳动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中,正规教育要远远大于边干边学。这里的边干边学主要是指学习时要有一定的费用支出,同时要放弃休息或娱乐的时间。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来考察的,至于这种作用结果的原因可能很不相同。有的是接受了长期的正规教育;有的在接受短期正规教育后,边干边学;有的是对同一工作的经验积累所产生的创造胜劳动。一般而言,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其劳动越可能具有创造性。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获得1000多项发明专利,他的劳动可谓很具有创造性了,但他只上了3个月学,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自学,12岁就当了一名列车报童,一边卖报一边读书,21岁时就取得了第一项发明专利。一般而言,从事某一工作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就越多,其劳动就越可能具有创造性。而工作经验是劳动的副产品,其获取并不需要支出更多的教育费用,也不需要放弃相应的收人,因而很难与劳动的复杂程度相联系。劳动的创造性还与个人天赋、社会条件和环境机遇等因素有关,并不是所有的受过长期正规教育的人,其劳动都具有创造性,同样是大学本科,或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其劳动创造性的表现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把复杂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等同起来,就是把劳动力形成过程的特点与其作用结果混同在一起,这既不符合马克思有关复杂劳动概念的本意,也不能科学地解释现实经济问题。
关于复杂劳动与熟练劳动的关系,马克思在不同条件下曾作过不同的论述。如果从劳动力或价格的角度讲,两者具有同样的地位和重要性,因为它们对使用者具有同样的作用;如果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分析,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在偶然情况下甚至会互换位置。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包含了劳动的复杂程度,它与平均熟练程度并列,说明两者是有区别的。从内涵上来讲,劳动熟练程度一般总是随着劳动者对同一劳动过程的反复进行而提高,它也是劳动过程的副产品,一般不与其支出的训练费用成正比,而与同一劳动过程的重复次数有关,这与复杂劳动的含义是有明显区分的。
二、复杂劳动不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成千上万倍
复杂劳动究竟为简单劳动的多少倍呢?有人认为可能达到成千上万倍,甚至更高。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复杂劳动是从这种劳动力形成过程而定义的,而创造性劳动是从劳动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判别的。两者之间还有很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知识经济的作用尤为突出重要。一般而言,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具有创造性,越可能充分有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经济作用的成分就越大,劳动生产力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在形成时所多支出的劳动总是小于这种劳动的作用结果所节约的社会劳动。这是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航标。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也根源于此。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测算了美国1929一1957年国民经济的增长情况,他认为约有33%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并于1960年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人力资本之所以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回报率,就是因为人力资本在形成时所支出的劳动量,后者是创造性劳动形成的财富所代表的社会价值量,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其差别的根源在于知识经济的作用,在于人们对相应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中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就为中国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76年至1999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2. 2 x 108 hmr ,累计增产粮食3. 5 x108 t。而中国农业男性劳动者1996年每人平均提供的粮食产量仅为1.6 t,提高的粮食总计为36. 8 由此能否认为袁隆平劳动的复杂程度就是中国农业男性劳动者的近1 000万倍呢?显然不能。袁隆平劳动的复杂程度只能从他接受教育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放弃收人的角度来考查,至于他所作出的增产3. 5 x 108 t粮食的贡献,既与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和投人分不开,更与他的创造性劳动直接相关,也与其他相应社会条件的配合分不开。一种良种的增产效应,既取决于这种良种本身的质量和性能,也与它的推广速度和使用面积有直接关系,而后者又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倍数,恩格斯认为仅有数倍之多。恩格斯说:“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2倍或3倍的商品。中国学者朱延福曾在1986年做出测算,估计博士毕业生的劳动复杂系数为简单劳动力的18. 45倍。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由社会过程决定,就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由不同性质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符合社会需要的复杂劳动,由于其劳动力的培养费用支出总是小于它的作用结果所节约的社会劳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也总能给予较高的评价,因此,也就总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提供。如果社会评价过高,又会使某一特定部门的复杂劳动供给过多,从而超过社会需求,甚至造成这种劳动力的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使其市场价格下降。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较高级劳动与简单劳动者有时会出现互换位置的情况。
三、在当代更应强调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性
复杂劳动的创造性由社会过程决定,也意味着社会总是把复杂劳动的支出与其作用结果加以比较和选择。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技发展水平和知识经济的作用远不及当代,复杂劳动支出与其作用结果之间的差距也远不及当代,用这种比较来近似地折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至于具体的劳动换算问题无暇细究。“在阐明各特殊劳动部门中(劳动能力的)各种不同价值时,对这种费用的考察是很重要的,而在这里我们只是研究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时,这种考察却是无关紧要的。” “复杂劳动的产品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
至于劳动复杂程度并不高的高中毕业生按按开关就可以使整个自动化生产体系正常运行,即进行高效率、高质量、高技术的物质生产活动,就认为物化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人们常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人的劳动依然是决定性要素,任何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用生产劳动者范围扩大的观点;用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观点;用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转移剩余价值的观点以及用从事自动化生产的工人劳动是复杂劳动的观点来解释无人工厂和无人车间现象,虽符合理论逻辑,但缺乏现实感和说服力。劳动复杂程度并不高的高中毕业生之所以按按开关就可以操纵整个生产过程,原因并不在于这些高中毕业生劳动的复杂程度如何,也不全在于这些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复杂程度有多高,而主要在于后者的劳动很具有创造性,特别是少数设计和研制这种生产自动化机器体系科技人员的劳动更具有创造性。这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劳动,能够准确认识和掌握并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相关的客观规律,像人类社会白白地使用风力、水力等自然力一样无偿地使用了自然界赐予的强大的自然力。所不同的只是后者表现形式隐蔽,不像前者那样明显,需要科技人员深入发掘罢了。这与只会按按开关的高中毕业生劳动的复杂程度没有直接关系。
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4]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R].“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2006.
[5]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6,(6
论文关键词:理论课;教学模式;综述
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历来党和国家对高校理论课都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理论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学术界对理论课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本文对1998年以来理论课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并加以总结,力求全面展示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为更多致力于研究该学科的学术界朋友及广大教师提供一个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资料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年限为1998年一2009年,以“理论课”为检索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查阅212篇论文,其中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篇。从文章数肇看,平均每年约有2040篇。但是在较高等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更少。研究内容涉及了马克思理论课各个方而,但是重复研究也较多。从综合的期刊等级和研究内容来看,虽然论文数很多,但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论文较少,约占总论文数量的10%左右,近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二、理论课研究成果综述
1998年至今,理论课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98教改”方案实施到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丰_要针对教改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但时间较短,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从2003年至2006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高校理论课的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促使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从“05教改”至今为研究的第三阶段。“05教改”在总结1998年以来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解决了教材内容重复等问题,并且添加了体现时代要求的内容,更加适了高校教学的需要,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成为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理论课研究分述如下。
1理论课困境的根源
关于理论课困境的成因,分析最为广泛具体。造成理论课困境的原因众多,但可以归纳成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教学方丽。包括:教材内容重复,这个问题在“05教改”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教学方式陈旧,“灌输”式教育已经不符合目前高校教学的要求;随着近年来高校的扩招,从事理论课的专职教师数量不足,致使众多高校采取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不能很好地控制课堂秩序,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青年教师队伍迅速扩大,青年教师那论功底薄弱,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方式单一,也影响了教学质。第二,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研究者普遍认为,各个高校大都存在表而匕的重视与实践中的忽视的情况各高校普遍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那论课,认为德育对提升高校地位和学生就业没有太大的帮助。各个高校普遍出现精简理论课学时的倾向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坪论课实际地位的下降,阻碍了对该学科进一步探索与创颟。第三,大学生对理论课的情感。现在部分学生对理论课存在抵触情绪,在课堂上出现被动应付、编造理由请假甚至逃课等现象。
以上三方而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理论课的困境。教育方而因素和理论课的地位问题,学术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而关于学生对马克思丰义理论课情感问题,研究的还较少。事实告诉我们,教学是一个教者与学者互动的双边过程,现在尤为提倡以学生为丰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单纯解决了教育因素和地位问题没有提升学者的积极性,也很难达到教育的同的。此,关于学生对理论课情感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2.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基本原则
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在《关于高校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通知中有明确的规定:“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建设有中因特包利: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丰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学术界对此教育目标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从宏观理论课的教学目标的规定。具体地讲,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培养的学生人文素质和培养大学生问题素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理论课教学目标缺乏准确而科学的定位。这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描述,在国家、政党的层面是适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缺少层次性的细化环节,落实到各个具体主体时必然缺乏操作性而显得无所适从,在学校与教师的层面是模糊的。尤其对于学生来说,显得很遥远、很渺茫,他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掌握理论知识,变成理论课的唯一目的,脱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失去了理论与大学生的内在结合点,也不能揭示出理论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
学术界广泛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课的根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又指导社会实践。理论课作为宣传理论的主要工具,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学生掌握的基本啜理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而能运用来分析社会问题,指导社会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首先,需要讲透理论,使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的内涵,这是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其次,根据课程内容需要精心选择案例,使实际和原理有机结合,应用原理分析实际问题,二者不能脱节。也可以直接提出实际问题,以案例带出理论,根据所讲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使学生掌握理论。
3理论课的教学模式
理论课一直采用“灌输”、“注入”式的教学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教学的要求。近年来,各高校都逐渐开始对理论课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形成了几种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主要有:对话式比较式教学、开放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研究性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研究性教学、对话式比较式教学。这两种教学模式囊括了其他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优点,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教学体系。研究式教学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教学模式,将其运用刘理论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科学家研究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教育者应建立一种合适的体系,采用一种合适的模式,激励、引导和帮助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取知识、训练技能、培养能力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发展个性,使学生知识、道德、智能、体能等均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发展。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性教学模式是以学生及其探究式学习为主体,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研究与创新能力为目标,很好地体现了指导与自主、规定与开放、统一与多样、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者宋志勋提出了对话式教学和比较式教学模式。并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探求和把握基本原理与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交融点,其关键是提出学生所关心的自身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并结合课程需要,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与学生对话交`使学生掌握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
沈阳医学院学者朱红等提出了理论全程教育的思想,强调把理论课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理论教育为轴心,带动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联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一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研究者较少,具体方案还有待深化。
4理论课的杜会实践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