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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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政策范文

2008年货币政策的转变反映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明显增强。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加速蔓延、我国资产市场大幅调整、经济景气度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抑制经济金融系统内在的紧缩趋势，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仍是中央银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展望2009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将更加复杂，国内经济形势也更为严峻，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

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更为严峻

第一，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

尽管在次贷危机转化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特别是美欧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政策，主要央行还联手降息、注入流动性。但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有出现根本性转机的迹象，其在2009年的走势仍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首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由于次贷衍生产品设计复杂、杠杆率极高，因此其风险之高、影响面之广难以预料。目前投资者对该市场的疑虑还没有消除，金融市场信心至今未见恢复，与次贷市场有关的任何负面事件都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并进一步加剧市场流动性紧缩。

其次，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表现为流动性问题，还表现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和金融系统功能的严重损害，这个过程尚未见底。而即便这种情况不再恶化，在短期之内也很难恢复金融机构和金融系统的正常功能。

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已向实体经济发展，全球普遍出现企业和居民财富缩水、消费者信心不足、生产萎缩、就业减少的情况。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已出现经济衰退现象。根据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在2008年的基础上进一步走低，三大经济体经济不同程度地衰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度降低。经济形势的恶化反过来会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造成恶性循环。事实上，这场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但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不平衡才是根本原因。长期形成的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不平衡的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调整，因此，2009年全球经济将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调整过程。

第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的风险较大。

一是外需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国际市场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受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的影响，美元可能继续走弱，将对我国出口形成不利影响。自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在20%左右，拉动经济增长2个多百分点。如果2009年净出口下降，无疑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并且外需下降的影响不仅仅只表现在净出口上，还会通过出口减少影响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对于2009年外需下降的不利影响不能低估。

二是投资较快增长的困难较大。尽管我国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各地政府进一步加大刺激规模，2009年的政府投资会以较快速度增长，但民间投资存在减弱的可能。其一，由于2008年企业经营困难逐步加大，企业利润增幅大幅度下降，因此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影响，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的增长。其二，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看淡，也会影响投资增长。其三，近些年来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08年，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已出现下降。2009年房地产市场调整能否结束、房地产投资能否恢复较快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消费需求可能减缓。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率与前两年相比大大降低，农村居民收入虽然在前三季度加快增长，但四季度后，随着大批农民工返乡或工资降低、再加上猪肉等农产品价格降低，农民收入增长将逐渐减缓。从当前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困难、财政收入减少等情况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还可能进一步降低。除收入外，财富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但2008年股市的深度下调已使很多居民的财富缩水，这将影响居民消费的增长。

此外，近两年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住房和汽车消费迅速增长是带动消费加快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近期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增长放缓，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放慢，消费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带动因素。这些因素没有对2008年消费增长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因为存在滞后效应，另外也是由于抗震救灾和奥运会刺激了消费增长。如果2009年不发生特殊情况，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会产生明显作用，因此2009年的消费增长形势不容乐观。

第三，需要防止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

进入2008年四季度后，价格水平迅速降低。CPI的上涨率9月份为4.6%，10月份为4%，11月份又降到2.4%；9月份，PPI还高达9.1%，10月份则回落到6.6%，11月份进一步下降至2%，创31个月新低。影响价格大幅回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二是在国内外供给因素的作用下，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下降；三是总需求迅速下降，致使供求关系发生改变。虽然2009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存在不确定性，但短期内不会出现明显上升的情况。

目前美国已出现连续的物价负增长情况，其他发达国家的物价也在降低，需要关注国际价格水平下降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我国总需求下降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持续下降，尤其是M1增速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这些因素都会对2009年物价水平产生较大的下降压力。

第四，金融风险将会增大。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金融机构在国外投资受损，二是引起在华外资机构的连锁反应，三是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急剧变化。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对外金融投资相对较少，在华外资机构出问题的也不多，至今尚未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现象，因此，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大，则需要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风险。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间接加大我国金融风险的问题不容轻视。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效益、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都会受到影响，致使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进而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而且，由于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并在调低利率时缩小了存贷款利差，因此，银行的利差会缩小，使银行的经营和利润增长面临较大困难。2009年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和化解这些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货币政策面临如何增强有效性的问题。

相对于抑制经济过热，促进经济增长对于货币政策更为困难。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存在局限性，并且对于货币政策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一直存在争论。从目前各国的实践看，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也不容易很快取得明显实效。从其原因看，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要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需要经过从中央银行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再到企业和居民的传导过程。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很强传染效应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将会更加谨慎，金融市场的功能也会发生萎缩，企业及居民的信心与预期都会受到影响，这些都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下降，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2008年下半年后，我国货币政策逐步放松，但货币供应量仍持续下降，就反映出经济和金融系统内在的紧缩效应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2009年，如何抑制经济金融系统内在的紧缩趋势，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仍是中央银行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二，货币政策面临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由于面临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但在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结构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这是必须逐步加以解决的。如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结构调整目标是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如何在短期内扩大需求的同时防止造成中长期内过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是当前我国中央银行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五大货币政策建议

第一，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总需求较快增长。

尽管对于货币政策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很大争论，但目前货币政策仍是各国重要的反周期手段。在我国总需求面临较大下降压力、价格在较低水平上还可能进一步走低的情况下，需要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调节总需求的作用。要创造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稳定增长，特别是要支持在国际分工中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先进生产能力建设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对外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二，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

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及分布结构的影响，加强对流动性的监测、分析，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必要时及时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防止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受阻。通过可行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增长的信贷支持力度。灵活运用利率工具调节货币信贷需求，进一步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从供需两个方面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

第三，进一步通过“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优化信贷结构。

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运用差别性货币信贷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促进信贷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对民生工程、“三农”、重大工程建设、灾后重建、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率；适当控制对一般加工业的贷款，限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第四，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目前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都说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密切配合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根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同作用特点，进一步合理搭配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手段，以更好地促进总需求扩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税收政策的刺激作用，带动银行资金加大对经济增长的力度。

第五，加强国际、国内合作，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第2篇：货币政策范文

05年以来的金融改革，波澜壮阔，牵涉面广，总体来说，可以分为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改革、货币市场改革以及利率、汇率等调控工具的改革，它们对货币政策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银行改革：加速市场化自立

无论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还是股份制银行海外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一个重要的结果都是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将有可能形成健康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并真正划清政府与银行之间的界限，形成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补充银行的资本金，将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尤其在后WTO阶段，金融逐步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改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

――通过补充资本金，使银行突破资本充足率的限制，信贷扩张能力大大加强，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

――由于银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利率的敏感度将增强，有利于央行以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作用于银行信贷渠道，使货币政策机制发挥有效作用。

――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快速推进，将彻底切断地方政府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可能性，这将逐步矫正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和方向。

与此同时，信贷渠道呈现出的阶段性新特征也值得货币当局关注。转轨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特有的信贷行为特征正在影响着信贷渠道作用机制。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和无利润约束使得国有银行呈现出某种“稳性合谋”，如为降低不良贷款比例，银行扩大贷款规模，用以稀释已有的不良贷款所占比重；而来自资本的约束出现了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中 “宽货币、紧信贷”的现象，这显然又与商业银行对于信贷发放的审慎有着关联；在信贷投向上，国有商业银行转向了投资回收期长、回报低、风险小的基础建设，并向大企业集中，这些实质上反映了国有银行贷款投放效率的下降和风险控制手段欠缺的窘境。

因此，信贷渠道在渐进归位中也呈现出转轨期商业银行行为的阶段性特征和金融开放特质，使得其传导的效应及信贷投向、期限结构复杂化，并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资本市场改革：融资系统理顺

200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是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矫正资本市场领域的双轨制，促进证券市场制度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化解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之间的利益对立，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对于货币政策来说，主要表现在：

第一，股权分置改革有助于资本市场市场化，形成合理的资产价格，打通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递的通道。

第二，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从而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性，削弱了银行体系作为资金供给渠道的垄断地位，也有利于合理的银行资金价格（贷款利率）的形成。

第三，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使企业融资更多地依赖正规渠道，减少了对地下金融的需求，从而减弱了货币政策传输中的漏出效应，有利于货币政策的顺畅传递。

第四，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资产价格，将会大大减少信贷资金流入股市投机炒作，减少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有利于货币政策的顺畅传递，为今后股票市场发挥货币政策的财富效应搭建了一个日趋规范的通道。

货币市场改革：企债市场发展提速

货币市场改革是以推出短期融资券为标志的，这项举措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短期融资券的出台作为短期融资渠道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在金融改革和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那就是我们希望能推出切实有效的企业债券市场，通过对实体经济领域短期贷款利率的影响，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化的利率结构，从而打破国家信用和银行信用在债券发行中的主宰地位，剪断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短期融资券市场的建立将使企业获得较银行贷款更透明的融资渠道，并在更大范围内分散信用风险。

截至2005年11月，短期融资券共发行67次，融资额累计1121亿元，而同期企业债券共发行30次，累计融资504亿。

短期融资券的推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短期融资券的推出意味着利率市场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将为存、贷款利率的彻底市场化和金融结构中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加大铺平道路。

事实上，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之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后有了飞速发展，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的相互促进效应，这导致优质企业主要依靠货币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形成更加市场化的资金价格。

其次，短期融资券的推出对于理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非常必要。

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中，银行间市场因其涵盖了众多金融与非金融机构，业已成为利率决定的主导性市场。在间接融资体制下，银行对存款和贷款业务的垄断显然使得央行多少有些力不从心。短期融资券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将有助于改变这种只能“隔山镇虎”的被动局面，因为央行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将能够立刻影响到企业的短期融资行为以及居民的短期投资行为。

第三，短期融资券的推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信贷渠道的传导力度、结构都将带来重大影响。

短期融资券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也将从外部推动商业银行的改革，通过市场竞争，将促使中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能力的提高，以前一味求稳不求利的格局将会被打破，并促进其业务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因而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信贷渠道的传导力度、结构都可能随之调整。

利率、汇率：调控工具更灵活

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2005年的一个亮点，并淹没了2004年以来的利率改革，事实上，2005年以来，利率改革在2004年的基础上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利率和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它们的改革将对货币政策带来重大影响。

利率政策：2005年3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商业银行住房信贷政策和下调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利率，将现行的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施下限管理。这表明，房地产贷款利率进入一个自主定价、差异化的新阶段。而超额准备金利率的下调，则是顺应国际趋势，逐步降低乃至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促使商业银行更为积极有效地运用资金，而不是在信贷紧缩的政策环境下被动地依靠上存央行来获得利益。包括6 月15 日债券远期的推出、12月8日自动质押融资利率都可以认为是央行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有力举措。

利率改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中间目标，利率更为灵活和富有弹性，使利率市场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货币供应量逐步过渡到利率具备了可能性，直接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深远的正效应。而超额准备金利率的下调，将促进金融机构高效率地运用资金，提高其定价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为激励其资金的市场化运作，切断商业银行对央行的依附性，并成为市场化的微观主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为通畅。

汇率政策：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此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具灵活性，并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首先，由固定汇率制度改革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有助于增加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和有效性；其次，灵活的汇率政策，不仅可以减少国外“热钱”对我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冲击，更在客观上促使了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多元化。

第3篇：货币政策范文

有意见认为，央行最新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依然不够，应该全面降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有意见认为，即使央行全面降准亦不足以解决市场所需流动性总量问题，且无法将流动性导入真正有需求的部门；有意见则认为，央行定向降准偏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应着眼于解决总量问题；更有意见认为，定向降准主要着眼于有限的货币供应增量，而对盘活规模更大的货币存量效用不大。

众说纷纭，充分表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以及人们对如何解决当前困局之药方和药量的众口难调。宏观调控进入深水区，原本就难有立竿见影的万全之策，相关部门只能兼听之余保持定力，且行、且试、且修正。

前几年中国央行货币超发总量之大，难以遽然缩减，需要较长时段消化，因此通过一定的增量来维持一定数目的总量，以新续旧实有必要。近期央行也通过各种手段增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以避免去年此时的钱荒再度上演。

正是因为存量巨大，且需要消化，就限定了新的增量不可能太大，指望完全通过借新来还旧也就不太现实。中央也一直担心新增的流动性会进入通道类机构，继续空转下去，不仅于实体经济无补，还会继续助推资产价格泡沫。

不过近一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冀图通过限制增量来倒逼存量进入实体经济，效果也不甚佳。巨大的货币存量，在某种意义上像一个自我运转的黑洞，不仅倾向于吞噬任何新增流动性，还因其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支撑而成为导致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黑手”。

货币存量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呆坏账的核销、不良资产的处置、债务的展期等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共同加以解决，而这又离不开包括债券市场建设、资产证券化的推进等资本市场的发展。

眼下资产价格泡沫、房地产市场走势、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等一系列问题互相牵连渐成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之势，必须尽快通过存量资产的妥善置换，带来流动性和可变现能力的提升，金融体系可以更好地防范因房地产价格下跌等事件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只有将存量资产置换出来，才能真正盘活货币存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总量不足的问题，而也只有在此过程中将资产价格泡沫挤出，使作为抵押物的资本品能够回归合理价位，也才能降低虚高的整体融资成本。而这也将为正在加速推进中的利率市场化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宏观环境。否则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会因为普遍的资金饥渴症所导致的利率飙升，因持有大量泡沫资产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大型国企对利率不敏感所导致的信号指导失灵，从而面临类似上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所遭遇的污名化风险。

在存量货币盘活这一根本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出于底线思维而推出的定向降准，就难免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色彩。通过定向降准将新增流动性精准导向实体经济中某些具体部门的初衷，是彰彰明甚的，但市场对央行此操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意见并不统一。

首先，央行此操作与银行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财政部门的贴息、发改委等部门的产业政策相叠加，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聚合效应有待实践和时间加以检验；其次，针对特定金融机构和特定行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双方的风险辨别和把控能力会否起到反作用，让商业性银行去履行原本由政策性银行来承担的任务，会否引发角色紊乱待定；再次，在市场普遍面临资金饥渴症的大前提下，如何保证因此前针对特定领域和行业有放贷行为的金融机构，会继续严格重复此前的贷款走向，如若不然，谁来承担因此而出现的监管成本上升和可能带来的金融不良资产上升？

第4篇：货币政策范文

货币政策或收缩

虽然一季度的宏观数据还没全部公布，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经济止住了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对于财政政策，是继续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还是维持相对稳定还有待观察，但对于货币政策而言，维持目前相对稳定，甚至略加以收缩，是必然的结果。

在信贷持续高速增长，以及M2持续爬升20%，远高于央行的17%的目标并将维持高位较长时间下，对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进行微调是必然的。持续信贷扩张加大了流动性风险，而如此快速如此庞大的信贷投放，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信贷投放在短短一个季度内爆发式增长，必然蕴含着较大的潜在风险，相信货币当局很快就会很快将着手深入调

查和研究，以提早发现其中的风险因素。而“贷大贷长贷集中”将是其中最主要的潜在风险。

降息有空间并不代表近期会降息

与美国还是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相比较，中国还有一定的降息空间。但实际上，各国利率体系因中央银行调控方式、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在进行中，市场利率与管制利率并存，利率体系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比较国家间利率水平时，需要比较分析利率的性质和期限等特点。整体来看，降息的空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存在一定的降息空间，这并不意味着近期就会降息。相反，我们认为央行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甚至超过了原先预定的目标，降息已经变得完全没有必要；其次，CPI虽在2月份同比负增长，随后一个季度逐渐回升的可能性正在明朗，从环比来看，物价下跌动力并不足，基于CPI负增长对实际利率偏高的判断无多大依据。

二季度末存款准备金率或下调

银行体系的资金来源已不同于2007年――07年由于贸易顺差高居不下，加上资本项目的大量顺差，造成央行被迫大量回收过剩的资金。在信贷持续高增长情况下，企业和居民户存款大增，这将为未来提供充足的资金。

我们分析认为，6、7月份由于央票到期量急剧萎缩，虽然央行会通过诸如3个月的央票或者正回购推移资金的注入，但低于正常值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窗口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幅度在0.5-1%之间。

人民币将小幅贬值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贬值或许不是最佳选择，因为虽然短期内贬值本币将提振出口，但从长期来看，贬值的负面影响应大于正面影响。但一季度出口增速回落的幅度明显超出政府的预期，从最近一季度的出口政策来看，提振出口主要依靠行业振兴规划，尤其是提高出口商品出口退税率。但显然在诸多刺激出口的备选政策中，人民币小幅度贬值是最优选择。人民币贬值1%的效果，相当于出口退税率上调1.5%至2%。

即使考虑到美联储大量收购国债发放美元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冲击，以及欧盟关于启动欧元印钞机的信息，世界主要几个经济体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贬值的压力，但我们认为中国通胀压力更大。中国由于金融机构的稳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资产负债表未受到明显的冲击，同时人民币货币供应的增速远超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更大。

第5篇：货币政策范文

舞台后面是隐隐绰绰的大人物，声音不大，说出来的都是命令，不讨价还价。大人物有支配剧情的力量，但经常在剧情发展方向上游移不定。是力保眼前企业利润和各级政府税收，还是让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以谋求更长久的活力？大人物总想着二者兼得，结果是不断地让后者让步。后者看不见、摸不着，最为难的地方是要拿自己人开刀。

舞台中间是货币当局，市场上称为“央妈”。央妈对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有信念，热衷学习新事物，尝试新工具。央妈没有愧对“妈”的称号，对自己赋予了超出其他货币当局几倍的目标，干一些别人看来超出职责范围的事。央妈不是自己说了算，有时候不得不委曲求全，还要替人背黑锅。央妈有犯错的时候，有时候是做了不该做的，有时候是时机和力度把握得不准，有时候为了干事方便没有对其他角色做出必要的解释和回应。于是，央妈干的越多，对她的争议也就越多。

大人物和央妈在舞台上的时间都很短，真正一直站在舞台最前面的是各路经济学家。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参与到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中。像往常一样，“左队”支持放松货币政策，“右队”则反对放松货币政策，左边和右边对大人物和央妈“既要”“又要”的定向宽松政策都持怀疑态度。

“左队”第一辩：受房地产投资减速和部分工业部门去产能的影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很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4月份降至年同比增速1.8%的低位，5月份中国通胀水平同比上涨至2.5%。尽管5月份出现反弹，CPI涨幅依然低于决策层在3月份设定的3.5%的年度指标。它可能只是缓解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中通货紧缩危险的担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抱怨不绝于耳。这种情境下，货币当局应该放松货币政策。

“右队”第一辩：房地产投资减速和部分工业部门去产能难道不是经济结构调整正想要的结果吗？难道不应该降低投资增速吗？中国现在需要新增固定资本6.2个单位才能增加1个单位产出。国际上，新增固定资本3个-3.5个单位能增加1个单位产出；中国过去30年，新增固定资本4个单位能增加1个单位产出。超出寻常的高投资、低回报组合可以看作是映射的一端，映射的另一端是强大的力量通过牺牲消费补贴投资，是强大的力量驱动着大量不计回报的低效率投资。中国不应该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支持目前低效率的投资，降低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

“左队”第二辩则以为：过紧的货币政策不仅不会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会让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从银行信贷、影子银行业务和债券市场上反映很明显：资金紧张局面下，融资更困难的是中小民营企业，低效率、预算软约束投资主体面临的融资压力反而不大。紧缩的货币政策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右队”第二辩则表示：这个观察很有价值，帮助把问题讨论引向深处。需要区分两个关系：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与货币政策松紧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对应于高的投资规模，这一点应该没有歧义，这也是讨论的前提。第二个关系，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加剧投资结构恶化？这是分歧的重点，需要分两种情景讨论。

情景1：低效率、软预算约束投资主体依然保持过去那样的投资饥渴症。如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资金主要流向还是这些投资主体，这对总体投资结构和效率还是坏消息。即便中小民营企业在融资环节上也分到了一小杯羹，但是对于改善中小民营企业经营业绩未必有实质帮助，需要考虑到低效率投资主体扩张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溢出效应，比如更高的原材料价格和更糟糕的市场竞争环境。

情景2：反腐败打击了低效率、软预算约束投资主体的投资热情，再加上对于融资规模和条件的各种新约束，这些投资主体对资金需求下降。这种情景下，即便货币当局不放松货币政策，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下降，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得到逐步改善。如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拖延甚至加剧总体投资规模过高的问题，不利于改善投资效率。

总之，上面两种情境都不支持放松货币政策。

“左队”第三辩：投资增速不能过快下降，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应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右队”第三辩：那也别用让人带上一百个问号的货币政策，可以给服务业减税，给中小企业的新增设备投资补贴，或者干脆给低收入群体发红包，效果更直接。

台下观众笑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财政是“铁公鸡”，钱再多也是哭穷。

“右队”还在喋喋不休。货币当局和财政是政府的两个口袋，货币当局定向宽松等于是财政补贴，都是花政府的钱，只不过花钱方式隐蔽一些，货币政策的定向措施在合法性、效率等方面都让人质疑。

第6篇：货币政策范文

时过二季度,宏观经济企稳迹象明显,正是检视宏观经济政策之时。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达到7.1%,其中,二季度增长7.9%,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势头已基本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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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三岔口”

成就来之不易。尽管本轮经济疲软面临的外部危机,远大于上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从纵向观察,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略低于1998年的7.2%;从横向比较,全球主要出口大国均面临负增长,而同属出口大国的中国,全年经济增长或将超过8%的既定目标。

成就很容易让人飘飘然。然而,中国经济的复苏并无奇迹可言,无非是典型的投资拉动。数据比较显示,今年上半年,投资为GDP的增长贡献了6.2个百分点,消费和净出口分别贡献了3.8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而在2007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4.4个、4.3个、2.7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外需,则今年上半年内需中消费与投资之比大约为1∶1.6,较之2007年两者基本持平的局面更加难尽如人意。我们早已承认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现在不过是沿着旧模式轨道走得更远。

在投资“单引擎”驱动的背后,是货币和信贷的天量增长。今年上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8.5%,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34.4%,均创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相比之下,上半年名义GDP同比仅增长3.8%,货币政策之宽松无以复加。货币和信贷的巨浪固然可以载“GDP之舟”,但覆舟之险亦不可不防。

无论从哪个角度评判,现行货币政策的力度已经远远超出了“适度宽松”的本意。在政府部门、商业银行和投资者的多方博弈之下,货币政策已形同不设防(参见本期封面文章“货币宽松到何时?”)。

我们认为,现在应强调回归“适度”本意。在经济下行风险不可测的阶段,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即便有些矫枉过正,出现不设防的局面也情有可原。

但在经济企稳之后,不设防的货币政策已是弊远大于利,如不及时调整,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只是时间问题。

有些人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仍未牢固,应坚持目前事实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信贷高增长来维系市场的流动性和信心。我们对此万难苟同。因为本轮危机的实质是需求急剧下降,欧美国家大量的过度消费需求已经被危机摧毁,且在短期之内难以恢复,仅靠超前投资本身难以创造足够的需求。更何况目前中国政府虽有巨量投资,但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仍非常有限,期待中由民间投资增加而创造就业机会、带动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近中期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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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三岔口”

应当看到,全球主要经济大国无不是消费大国,鲜有依靠“投资立国”成就长久的繁荣。继续推行投资扩张的政策,固然可以维持表面繁荣于一时,却很可能耗竭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有限资源,高增长之后很可能是长期的经济调整和低增长。前苏联如此,日本如此,现在的美国也面临同样的危险。

在目前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过剩流动性并不会立即带来物价全面上涨。但是,同样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新增信贷并未全部进入实体经济,相当一部分违规进入股市和楼市,推动了资产价格走高,进一步吸引原本投入实体经济的企业资金和用于消费的居民收入投入资产市场,以博取资本利得。这不仅会削弱实体经济复苏基础,也会助长资产市场投机行为,催生泡沫。

为避免资产市场出现大起大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货币政策应当首重预见性。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则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中间手段。货币当局应该平衡经济增长与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更需警惕通货膨胀损伤长期增长的基础。在货币政策执行层面,则应该从事实上的“极度宽松”回归到真正的“适度宽松”。

当前央行已经启动定向发行央票,央票利率有所上升,从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发出了“技术性微调”的信号。但货币当局更应关注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一些金融机构长期贷款占比过高等不良信号、地方政府强力参与信贷活动等越位行为,都有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危机和新一轮不良贷款激增,甚至重蹈美国次贷危机覆辙。由于货币政策发生效力时滞较长,央行应未雨绸缪,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向市场表达维护经济增长和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心。

第7篇：货币政策范文

    物价的持续下跌和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低于潜在的增长水平,说明通货紧缩仍是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其趋势仍在发展:

    1.GDP增长率呈不断下降趋势

    我国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达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3%,二季度GDP增长降为7.1%。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趋势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启动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长率7%的目标仍有一定困难。

    2.各类物价水平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趋势依旧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2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反映经济景气的生产资料价格购进指数也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从第一季度的-2.9%和-1.4%进一步下跌为-3.2%和-1.8%,尽管近来这两个指数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费需求不旺,增长乏力

    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6.8%,1999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为6.4%。比1985-1997年间平均17.7%的增长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说明物价的下降并没有相应带来商品销售额的增长。

    4.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下降幅度大,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1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为-4.5%,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0.8%,两年累计下降了12.1个百分点,等于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却下降了12%。农村居民消费持续下降,1998年农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购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镇居民,却购买了另外61%以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过大。

    5.外贸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外需严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5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830亿美元,下降4.6%;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6.6%;顺差80亿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194亿美元,下降19.9%;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下降9.2%,预示着吸收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剧,外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

    6.基础货币投放下降,实际货币供给不足,货币流动性比率降低

    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下降,货币供应趋紧。1998年末,基础货币余额为29108.7亿元,仅比上年末增加29.2亿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货币余额降为28314.9亿元,比年初下降793.8亿元;6月末,基础货币余额降为28042.7亿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亿元,比年初下降1066亿元。

    在基础货币下降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长,其增长量约为基础货币运用余额减少造成的货币供应的收缩量。也就说,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在小幅增加的同时,货币流动性比率(即M1与M2之比,即全社会货币供应中,用于居民消费、企业生产和投资的那部分货币占整个货币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97年6月货币流动性比率为37.5%,1998年6月下降为35.7%,到1999年6月进一步下降为34.86%。造成货币流动性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两年企业投资活动不积极,流动资金减少,以及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由于企业资金趋紧,投资意愿下降,1999年前4个月企业存款下降355亿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亿元,定期存款却增加了487亿元。

    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8.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弹性应该更大一些。据国内学者对1979年以来的实证分析,我国的这一弹性应为2.3左右。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货币数量应该增加2.3%。以1998年经济增长7.8%为例,货币数量应增长17.94%,而我国1998年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M2的增长分别为10.09%、11.85%和14.84%,都远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速度太低,货币供给不足。

    明年应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投资意愿减弱,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政策衔接起来。

    进一步缓解通货紧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仍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实行这一政策取向的问题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看,政策传导机制障碍影响了基础货币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显,新的货币需求不旺也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货币供给。因此,放量基础货币、扩大货币需求,在传导机制障碍短期难以解决、利率政策不明显的条件下,基础货币放量须寻找新的途径,同时,从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看,提高非政府投资收益率是创造新的货币需求的关键。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发债空间有限,发债空间欧盟国家债务负担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国债务负担率约为12.5%,西方国家宏观税率平均在45%以上,我国约在12%,说明财政的偿债能力约为西方国家的1/3弱,1/4强,因此,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低线为15%,最高不能超过20%。

    我国目前大约有3万亿的隐性债务(估算),未来几年将部分体现为政府的显性债务,如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终都要由财政来承担。

    依据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当债务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当期的债务发行是对未来增加的税收收入的提前支付),当期的债务发行,必然导致未来年度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否则,财政将发生支付危机。因此,必须考虑灵活运用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具体思路

    1、货币政策方面:

    1)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核心问题是解决货币传导机制障碍。将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与信贷安全作为刚性考核指标,解决不讲效益,只求安全的问题。

    2)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一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在当前已经扩大商业银行存货差和增加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将存款准备金降为零利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扩大贷款投放和其他形式的资产运用,防止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套取利息。同时,将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调到5%。

    3)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不仅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推进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改革措施,还必须注意防止出现政策和导向上的极端化倾向。如果金融机构单纯追求防范风险而不积极进行投资和贷款,整个宏观经济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发展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各种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以分散国家的金融风险,拓展中小企业的筹资渠道。

    4)积极培育金融市场,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育,加快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为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创造条件,促进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放开票据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票据贴现业务,加大再贴现的规模,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运用中票据持有的比例,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2、财政政策方面:

    1)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调整支出结构

    建议2000年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增加1000亿元左右,主要考虑拉动GDP的增长与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

    调整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在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应该考虑将部分财政资金用于能够直接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领域。包括增加经常性预算支出,增加职工收入以促进居民消费。特别要将增加的预算资金优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力争使5000万贫困人口提前脱贫;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由财政拨出部分资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鼓励居民多消费而少储蓄;同时,可考虑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清理企业间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以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特别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带动民间投资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通过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和财政参股等手段,充分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支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的挑战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2)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弥补财政赤字有多种途径,其中,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不允许采用货币融资法,可考虑继续采取债务融资方式,但中央银行必须大力拓展公开市场业务。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发行低息或无息短期国债,由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市场当天等额购入,迫使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虽然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财政赤字扩大仍然体现在债务规模扩张上,形成政府债务负担。

    此外,采用何种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应在精确计算推动通货膨胀增长幅度的基础上确定。对控制通货膨胀总的考虑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连动,使物价指数由目前负增长,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长。鉴于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沉重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若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过9%的情况,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应是可行的。

第8篇：货币政策范文

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的负面效果。本文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涵义入手，在着重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潜在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之策，力争减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利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

一、引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了扭转经济形式，各国一方面不断加大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各大经济体纷纷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份子，也将不可避免的深陷其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及后果进行研究。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后果及对中国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1.货币非中性。与货币中性轮的观点相反，货币非中性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不只是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而会影响相对价格体系，从而对就业和实际产出产生影响。凯恩斯（1936）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古典”学派所谓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个特例，通常情况总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增加需求，就必须降低利率，而利率决定于货币的供求关系。因此，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为货币的作用是巨大的，货币是非中性的，国家应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克服经济危机和萧条。2.货币供需理论。在经济危机期间，交易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一般会降低，因此由著名的费雪恒等式MV=PQ可知，要维持产出水平PQ不变，就必须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广义的货币供给量M2是基础货币量和货币创造乘数的乘积，即M2=kM。因为在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为了避免出现挤兑，通常会持有较多的准备金，从而使得货币创造乘数下降。所以，为了维持和增加货币供给量，就必须增发基础货币。3.零利率与流动性陷阱理论。通常情况下，利率降低可以增加投资支出，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在危机期间，利率很低甚至为零时，人们会对持有货币具有无限需求，利率就不再具有调节经济的功能，货币政策失效，这就是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

目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和日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美国和日本即产生了正面的作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就其积极作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短期内稳定了金融体系。在危机期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银行注入了充足的流动性，消除了流动性不足的威胁，避免了危机和恐慌的蔓延和恶化，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避免通货紧缩，经济预期向好。在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为了避险，一般会提高准备金，减少放贷，从而使得货币创造能力下降，市场出现资金短缺，经济增长受到遏制，进而出现通缩压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缓解了资金短缺问题，并产生通胀预期，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第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消费和投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以降低企业和私人的融资成本，刺激企业的投资和私人的消费。第四，随着利率水平下降和货币供给量增加，可能会导致本币汇率贬值，进而促进本国出口和抑制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并增加有效需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有正向作用，但是就其负面影响来看，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通货膨胀风险。适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稳定经济，但是使用不当则可能使得货币供给过多。危机期间，增加的基础货币并不会马上形成过多货币供给，但是在危机过后，过多的货币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风险在于通货膨胀风险。第二，资产泡沫风险。危机期间，实业投资预期收益较低，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市之中，结果会造成房价和股价暴涨，形成资产价格泡沫，给经济发展带来危害。第三，汇率贬值风险。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利率进一步降低和货币供给量增加，会出现资金的跨境套利，一部分资金会流向境外，造成本币汇率贬值。第四，货币政策的逆向操作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未来回收流动性的时机和方式都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经济恢复，央行在短期内需要在市场卖出大量的债券，而大量的财政赤字国债充斥市场，那么又可能造成经济大幅的波动。

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影响。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既产生了稳定国内金融和经济的效果，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人民币升值，贸易环境恶化。美联储大幅增加美元供应，相当于美元加速对人民币贬值，实际效果等同于人民币急剧对美元升值，这将大大减弱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将不利于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第二，热钱不断流入中国。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境内资本为寻求保值和增值，就会到利率较高的国家里寻求投资。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胀预期会形成本币的贬值预期，资本为了避险，就会流入货币预期升值的国家。第三，外汇储备损失。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强化了美元下行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1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31万亿美元，而其中绝对部分为美元资产。美国实行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相对于美元，人民币逐渐升值，使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下降而且不断缩水。

2.应对量化宽松的对策。第一，坚持外汇储备多元化，寻求安全和盈利的平衡。分散外汇储备投资以及创新外汇储备的管理方式迫在眉睫。可以考虑增持美国优质跨国大企业和国际组织的股票，这不仅可以抵御美国国内的通胀风险，还可以抵御美元贬值的风险。第二，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量化宽松引起的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但是，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就有利于中国贸易盈余的保值。第三，加强临时性资本管制，降低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资本管制主要是为了管制资本项目的国际资金流动，阻止热钱涌入。在目前全球量化宽松背景下，应暂缓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要加强外汇流入流出的监测和管理，加强对热钱冲击目标、渠道和方式的分析及评估，提高应对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遏制热钱流入。

五、结语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处于金融危机和衰退阶段的经济，可能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如果此项政策不能正确运用，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本文通过分析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稳定金融体系、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抑制通货紧缩、经济景气预期等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受到资金能否流向实体经济、货币向境外漏出情况和实体经济能否如期复苏等条件的制约；同时，这一政策也会带来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汇率贬值和资产价格波动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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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货币政策范文

一、经济金融运行高位加快是货币政策变化的主因

(一)经济运行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逐步加大

具体表现为：一是投资反弹压力依然较大，融资需求旺盛。尽管在强有力的宏观政策调控下，2007年前11个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比前10个月微降了0.1个百分点，但总体看当前投资反弹的压力并未减小。2007年前11个月全国城镇新开工项目21.1万个，同比增加2412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73584亿元，同比增长2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4.3个百分点，这说明下一步的投资增长有很强的内在扩张动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支撑固定投资反弹的重要因素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有所加快，不断走旺的投资需求必将对银行的信贷融资产生强大的市场需求。二是贸易顺差高位运行的总体态势难以改观。2007年前11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9690.9亿美元，已超过2006年全年的进出口水平。在大幅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调控下，11月贸易顺差262.8亿美元，同比增长14.7％，虽较10月271亿美元有所下降，但新增贸易顺差仍在高位运行。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的态势未根本改变。三是通货膨胀压力日见加大。2007年11月CPI同比上涨6.9％，涨幅创1996年12月以来新高。考虑到国际原油及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涨速加快，国内以肉禽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行压力仍较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税制改革步伐将加快以及居民通胀预期普遍增强等因素，未来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通胀的压力不容忽视。

(二)境内流动性过剩的疏导压力仍然很大

一是货币供应量高位增长。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不断增长，直接推动了货币供应的过快增长。二是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及对冲压力不断加大，使基础货币大量增加。三是资产价格大幅攀升。在流动性过剩和实际负利率的双重刺激下，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2007年股市和楼市交易活跃。资产价格大幅上涨。

(三)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程度有所缓解且稳定性明显降低，但资金总体仍然充裕

在2007年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下，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较以往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从微观看，许多中小银行在很多时点明显感到资金吃紧，银行间市场利率多次出现上升。但总体上看，目前银行体系资金仍然充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超额准备金率呈下降态势，但资金运营量明显放大，说明银行体系资金总体上仍较为充裕。二是存贷款差逐步扩大，但存款活期化加快致使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降低。从1999年至2007年11月底的数据分析，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差逐年扩大，存贷款差的扩大虽然有金融机构自主转型过程中主动降低信贷资产占比的因素，但仍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目前银行体系的资金较为充裕。三是人民币贷款持续高增，但贷存比仍未有明显抬升。2007年前三季度月均贷款新增量高达3700亿元；截至2007年三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额已超过2006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量的3.36万亿元：1－11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58万亿元，同比多增6203亿元，贷款平均增速16.8％，同比高1.6个百分点。虽然2007年贷款增速超出存款增速，但存款增量始终高于贷款增量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即便2007年银行信贷快速扩张，其贷存比一直保持在68％左右而没有明显抬升，亦说明银行体系内的可贷资金规模仍然可观。

二、中国货币政策变化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近15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过多次调整，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一)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3～1996)

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并行的情况，通胀率一度高达24％。鉴此，中央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其间两次加息，并成功地于1996年上半年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其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保障了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时有力地遏制了高通胀，效果较为显著。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7～2002)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及经济增长减缓的严峻局势。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加大了国内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基于此，中央果断调整方向，从1998年起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事实上，从1996年5月开始，央行就审时度势地采取了持续降息的调控手段，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1993年7月的10.98％降至2002年初的1.98％，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由10.98％降到5.04％。

(三)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2003～2007年)

2003年开始，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投资、出口、信贷及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在此期间，货币政策虽然名义上仍维持“稳健”的基调，但已逐步发生变化，一个主要变化就是根据经济金融运行形势的变化逐步表现出适度从紧的趋向。至目前为止一共加息8次，上调准备金率15次。尤其是2007年以来，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政策取向日益明显。年内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于年底开始重点严控房地产信贷快速增长。同时加大货币资金回笼。

(四)从2008年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从2008年起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从紧”。1～5月份已4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月7日央行宣布，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央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此次调整后普通存款类金融机构将达到17.5％的历史新高――这是央行今年第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之后，央行的又一紧缩之举，此时距央行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还不到1个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使用无疑会对市场产生紧缩效应，然而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创下新低，由此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需要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在不断缩减。根据央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3月末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率为2％。其中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低于2％，仅为1.5％和1.3％。在此背景下，下一阶段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综合上述货币政策基调变化的4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央依据经济金融运行变化情况适时进行宏观调控能力

不断增强，其政策的针对性和调控效果亦不断提高。同时，货币政策在保持基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遵循了一条“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这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波动的同时，实现了经济金融运行的总体平稳，并有效地拉长了经济繁荣期。

三、“从紧货币政策”的核心在于紧控信贷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明显增强，由商业银行、企业、居民等经济主体的共同行为影响的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得到强化，而信贷的快速增长通过作用于货币乘数大大增强了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因此，央行一方面加大流动性回笼.另一方面更加大了控制信贷快速增长的调控力度，这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已十分明显。

20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我们遏制信贷过快增长，同时继续加大资金回笼并加快信贷投放的结构调整。采取有保有压的方式加快相关的信贷退出及鼓励有关信贷进入。主要措施包括：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增强政策刚性和针对性，严把信贷关；加强政策联动性。逐步实现由总量控制向结构调整的转变；继续灵活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手段加快资金回笼；继续择机利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来控制信贷增长和稳定通胀预期：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进程，增强汇率弹性，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有望进一步加快，并加大利率与汇率调整的协调配合；同时加大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力度。

第一，加强窗口指导，增强政策刚性，严把信贷关。以严控银行信贷扩张为重点，降低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强化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主要措施包括：一是严格控制2008年新增贷款量；二是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实行按季调控，更好地把握银行信贷的投放节奏并防止商业银行信贷冲动过度扩张；三是对外资银行新增贷款规模加强管理，防止其信贷尤其是房地产信贷快速增长：四是加强窗口指导，通过加大惩罚性定向央行票据发行力度、提高特种存款使用频率以及强化定期沟通等方式来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五是加强落实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要求，重点加大对房地产信贷的现场与非现场检查力度，坚决取消转按揭和加按揭业务，并且不排除继续出台有关提高投资、投机性购房信贷门槛政策的可能：六是优化信贷结构，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快引导商业银行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退出。

第二，继续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诸如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严控货币供给快速增长。

第三，灵活运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考虑到2007年6次加息的滞后效应可能在2008年集中体现以及美联储未来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很大，2008年总体上加息幅度和次数将会少于2007年。建议2008年在加息方面注重结构调整，一是加大定期存款利率上调的力度，以尽快改变“负利率”状况，降低通胀预期；二是针对存款活期化趋势，继续降低活期存款利率：三是针对银行贷款结构长期化取向及居民自住购房贷款成本已经较高，五年期以上贷款利息进一步上行的空间较小，为更有效地抑制银行贷款冲动，应实行不对称加息，进一步收窄利差；同时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进一步放宽存贷款利率上下浮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