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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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1)国内旅游总人次与SO2的排放相关

系数-0.85466,国内旅游总人次与能源消耗相关系数很高且反向变化,说明旅游业能源的消耗并没相应的增加SO2的排放量,这种现象可能一是因为技术进步使能源的利用率提高了,二是废气中的SO2排放含量通过废气治理来降低,这或许与近10年来中国增加了10倍的废气治理费用投入有很大关系。

(2)国内旅游总人次与生活烟尘排放量

相关系数为0.6937,可能是由于旅游活动带来的烟尘的绝对排放量低,在整个生活烟尘排放的比重不高而引起的。通过对国内旅游总人次与废水排放和废气排放的相关系数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旅游活动越频繁相应的环境污染就越大,不过10余年来也不断加大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有效遏制了其对环境的危害,解决旅游业对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环境治理和技术的进步。

2旅游产业发展对水环境影响及其治理绩效

旅游人次与废气、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有很大的关系,表明旅游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环境的负担,相应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定量论证旅游活动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在旅游人次与生活废水排放量存在某种函数关系假设的基础上,根据2000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环境统计数据进行函数模型拟合。休闲旅游人次增加与生活废水排放增长散点图分布特征几乎呈一条直线(除2002年以外),基于此,假设两者是线性函数关系,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如下:X生活废水排放总量=0.162914Y旅游总人次+0.847747R-squared=0.991361S.E.=0.0237D.W.=2.0724回归分析证明:每增加1%的旅游总人次,就增加0.16%的生活废水排放量,按照2000～2010年中国旅游总人次年均18.6%的增长速度推算,旅游活动造成了生活废水排放高达2.97%的增长率,生活污水是旅游活动中排放最多的,增加了景区的环境压力,以及污水处理的成本,使景区环境质量降低了。为建立旅游总人次与COD和生活氨氮排放量的函数关系,首先假设在技术不变和废水治理不变的条件下,以2000年污水排放技术水平为基期(即单位生活污水COD和氨氮含量不变),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的同时,氨氮和COD排放总量也在增多。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因加大了废水治理的投入而减少了生活废水COD、氨氮排放量与实际统计生活COD、氨氮排放量之间的差额。基于污染治理费用投入增加额与COD、氨氮排放减少量之间的高相关关系,通过分析三者的散点图,以2006～2010年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为:R-squared=0.99672S.E.=4.034D.W.=2.4145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水环境的污染以及污水的排放是在所难免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只有通过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从而降低休闲旅游业对水环境的破坏。

3旅游产业发展对大气环境影响及其治理绩效

第2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优良的企业文化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内容，这三者存在紧密相连的因果关系，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后两者的基础和前提，优良的企业文化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是结果，而前两者更是实施好第三者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主要就这三者的构建及其关系展开论述。

一、如何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基本规范中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1.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结合本企业实际，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层级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业应当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战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3.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配，正确行使职权。

4.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5.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

如上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造就出优秀的高管团队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履行好促进就业、保护员工权益和其他社会责任，高管带头垂范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二、如何构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基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1.企业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打造以主业为核心的企业品牌，形成整体团队的向心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企业应当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发展愿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团队协作和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当重视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平等对待被并购方的员工，促进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

3.企业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总结优良传统，挖掘文化底蕴，提炼核心价值，确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企业文化规范，使其构成员工行为守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4.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优秀品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影响整个团队，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环境。企业应当促进文化建设在内部各层级的有效沟通，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确保全体员工共同遵守。

5.企业文化建设应当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做到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规范员工行为方式，使员工自身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和内在素质。

如上所述，企业高管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起主导和垂范作用，如果没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构设置，是难以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而优良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所有团队和员工关注到企业的诚信和长远发展，关注到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关注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没有优良的企业文化是难以保障企业能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企业如何尽到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下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1.企业至少应当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下列风险：

(1)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可能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2)产品质量低劣，侵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形象受损，甚至破产。

(3)环境保护投入不足，资源耗费大，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枯竭，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停业。

(4)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不够，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挫，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往往都是致命的，企业必须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事件回放，从2008年6月28日兰州医院收治首个毒奶粉患儿，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团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产，不到半年时间，三鹿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事件还造成6名婴儿死亡，逾30万名儿童患病的恶果。董事长田文华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毒奶粉事件，我们发现其内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看，董事长田文华从1987年开始担任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职长达21年，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失效。②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看，该公司对购进原料奶疏于管理，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③从企业文化方面看，该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质量的投诉，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说明该公司在企业文化环境控制中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企业应当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2.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1)加强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不得随意降低保障标准和要求。

企业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视岗位培训，对于特殊岗位实行资格认证制度。企业应当加强生产设备的经常性维护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应当规范生产流程，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禁止缺乏质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流向社会。

企业应当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售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缺陷、隐患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隐患产品的社会危害。企业应当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企业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4)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人力资源政策，保护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保持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避免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批量辞退员工，增加社会负担。

如上所述，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与履行其他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员工就业与权益得到保护，员工满意度提高，会较好地执行企业各项管理制度，较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会促使员工强化履行社会责任的责任感，同时也有利于在企业高管的带领下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第3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伦理学论文1900字(一)：融媒体时代“辫子新闻”真实性的伦理学考察探析论文

摘要：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传统媒体是主要的消息生产者与者。但进入融媒体时代后，信息源与新闻观点开始成倍递增，许多公共事件或新闻故事均呈现出“辫子新闻”的特征，由传统媒体、自媒体和社会性媒体共同编织。三方共同对事件进行报道，一方面拓展了新闻事件的厂度与深度，形成了观点与意见的叠加与共振效应，另一方面，过于庞杂的信息量，也会让新闻事件陷入虚虚实实的叙事迷雾中。为此，如何让“辫子新闻”的产生与传播更具规范性，并严格遵循新闻真实性的伦理原则，已然成为融媒体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融媒体；真实性；“辫子新闻”；考察

一、“辫子新闻”的缺陷

今天的融媒体呈现出一种矛盾性：既大又小，既真又假。首先大规模的主流媒介公司继续存在，而且只增不减。但不计其数的个人自媒体与社会陛媒体，又频频在新闻阵地上不断发力，甚至将自己打造成了更为抢眼也更具存在感的信息传播者。且相对于传统媒介，这些自媒体与社会性媒体在对“辫子新闻”的参与与传播上，由于不受时间、空间与体制的限制，更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传播的巨大功能与潜力，以最快的速度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与传播。

许多新闻發布者没有经过专业素养的培养，对传播内容的选取相对盲目、主观，甚至是偏见。同时，有些自媒体人出于“制造话题，引发关注”的企图，也很少会从价值角度去对报道的内容进行评估与取舍，因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来自真实性层面的缺陷。而且，这些内容空洞、观点偏激的话题性新闻一经产生，就会以转载、转发等方式快速进行片面化传播，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新闻媒体人所禀持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专业操守。

而且，越来越多的媒介公司与知名门户网站，也正在向不聚合类平台转型，并将自身的聚焦点放在为用户提供信息、交换和共享的场所上，由此催生了大量杂合着流言、事实、猜想的信息内容，严重影响了受众的认知与判断。

二、“辫子新闻”的反思

“辫子新闻”虽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缺陷，但依然没有改变其作为新闻的本质，也必须要遵从最基本的行业准则。不实的内容和偏颇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认知与行为。

毕竟人们都是通过所有个人接触范围内的资讯，去了解这个世界和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时化与未来趋势，从而为自己的即将要做的决定选择正确的方法与路径。如果信息失真，不能客观反映事物的本源与真象，就会让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发生偏差和错误。

三、“辫子新闻”的规范化路径

（一）政府法制层面的治理

由于受质疑的“辫子新闻”越来越多，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我国不得不针对互联网的新闻传播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行为，严惩了为谋私利、枉顾正义的信息传播者，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知名的法规，但鉴于融媒体时代的良莠不齐的特殊属性，既不能一概而论地予以否定，但也仍然需要跟进“辫子新闻”传播的现实问题，继续完善和加强法律化的规范治理。

（二）主流媒体的论证与引导

虽然自媒体的风头正盛，但传统媒体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只要能对一个事件或现象剥茧抽丝地进行客观深入的报道，并充分发挥出专业记者对专业媒体人对于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客观、公正的还原能力，就此形成两个--观点与境界不同，但又相互论证、竞争的舆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同时还是评判者。相信这种互动越深入，越能引导民众对新闻真实性伦理的认知与接受。

（三）公民素养的培育与提升

著名的传播学者克罗斯曾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谣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事件的重要性、模棱两可的程度与公众判断能力的对比，直观地反映出了批判能力在甄别真假信息时的关键作用。

而且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确保新闻真实性的行业伦理只是对专职业人员提出的要求。但在融媒体时代，这个伦理法则却覆盖了社会舆论场中的每一个人，传播权力不再只属于职业媒体人，普通老百姓也同样成为了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因此培育和提升他们对谣言和真假的判断力，也应该纳入伦理规范的完善路径中，必须让人们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对的信息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

四、结语

“辫子新闻”虽然存在着很多伦理层的缺陷与问题，但它作为融媒体环境下的一种新闻形态，只要在政府、主流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生态与法治环境，反而有助于增加新闻的多元性与人性化的一面，也更有利于促进融媒体的长远发展与繁荣。

伦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医教协同背景下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分析论文

【摘要】医教协同背景下，实施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主要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素质教育，其目的是对学生医德有效提高，以各种不同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促进医学伦理学教育改革的稳定顺利发展。

【关键词】医教协同；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2095.6681.2020.8..01

医学伦理学主要对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重视关心和尊重病患尊严、价值、利益等，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的培养和提高有重要作用。因此，医教协同背景下，高校医学伦理学实施教学改革要有新思路和新思想。

1进行课程定位提高，实施课程设置优化

现在的很多医学院校都设置医学伦理学，并设置成专业必修课，可是与医学专业的必修课比较，地位比较弱。进行课程设置优化能帮助提高医学伦理学课程定位。一些学校只是在低年级设置医学伦理学课程，学生也只是把它作为结业考试拿学分的课程。医学伦理学和临床医疗实践关系密切，医学伦理意识与临床思维互相促进和影响[1]。医学院的低年级学生接触临床的机会很少，进而不能做到医学伦理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不能对这门课程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深刻体会，也不能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而欧美有些国家的医学院会在各年级开设医学伦理学课，有不同开设方式。课程时间安排也分多个时期，比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各种教学时期，也有的学校设置在临床实习时期。

2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目的分时期设置

2.1基础医学教学阶段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基础医学教学时期是这门课程教学的第一个时期，其教学对象是低年级学生。主要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初步了解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基论知识，打好理论基础，使学生明确医德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这个时期的教学内容通常会有传统医德、医德理论、医疗人际关系、生命伦理等内容，其重点是医疗人际关系和生命伦理。如今医患关系是社会热点话题，要对医疗人际关系的性质、方式进行理解，给医疗实践的医患矛盾、和谐医患关系打好基础。

2.2临床医学教学时期的教学目的和内容

臨床医学教学时期是第二个时期，教学对象是高年级学生。其主要教学内容有临床常规诊治、临床特殊科室和特殊疾病诊治、医学科研、医学决策等伦理，他们具有很多理论知识点，可是因为和医学科研及诊疗等实践有密切关系。所以，高年级学生了解了医学科研和临床工作，接着实施教授，有些教学可以在医院门诊或病房实施，会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个时期的教学让学生利用医学伦理学理论及原则进行医学研究基临床医疗实践活动中伦理难题有效解决，明确进行医德规范遵守的重要意义。

3不同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不同

3.1基础医学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

基础医学教学时期，教学内容只是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伦理原则。这些内容具有很大理论性，要有选择性讲解知识点，可以应用问题式的教学方法[2]。老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计问题，在课前或者课堂中让学生对这些问题思考和解决，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老师结合课程内容实施讲解，同时给出问题解答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使学生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和区别，进而深入理解并掌握相应知识。另外也可以应用案例教学法，并注意选择案例及实际实施过程。应用的案例有教学和时事案例两种形式。教学案例比较简单，主要阐述和讲解知识点，使学生和案例结合理解理论含义，教学案例选择时，要重视例子的有针对性。而时事案例比较复杂，时事案例的选择要关注其典型性和时效性，比如，进行基因伦理讲解时，会选择“基因编辑婴儿”作为案例，进行患者知情权知识点讲解。

3.2临床医学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

临床医学教学时期主要使学生对医学研究基临床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难题进行分析和解决。所以，教学方法要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可以应用情景教学法，要根据场合不同应用不同实例，使学生融入情景，以当事人的心理进行分析、解决问题。这个时期的教学比较重视实践，可是要注意实践和理论相结合，需要老师进行指导和引导，帮助学生寻找问题重点，并总结选择依据及利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4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法律职业环境的不良以及部分司法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司法意识腐败等是当前司法腐败的主要道德成因。我们应在法律信仰、人格独立、公平正义、“民本”思想和职业荣誉感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和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等途径和方法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一支接受了专门法律职业训练、具有过硬法律职业伦理素养(包括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司法道德素养、强烈的法律职业荣誉感、良好的从业心理素质等)的法律人(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队伍。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职业伦理是不应该被怀疑的，然而目前有的法律人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不能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的现象并非罕见。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法律人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伦理要求，这是由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司法腐败的道德成因 

 

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职权，违反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以非正当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司法腐败是司法权的非责任化和权利化，是对合法利益的非法剥夺，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蹂躏，更是对法律的凌辱，它必然引起社会的混乱，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它是最大的、最严重的腐败。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究其产生的道德成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人际关系是有差别的，不同的人际关系圈，亲密程度不同，情感深浅不一，则承担的道德义务也不同。因此，当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发生矛盾时，人们一般会先顾及亲情义务，并依据亲情的疏密来权衡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所承担的比重。若法律人把这种私人交往关系原则扩展到公共关系领域，并以此厘定是非，进而作为利益和后果配置的依据就有丧失公正的危险。司法腐败中的司法主体办人情案、关系案，就是以人际关系的亲疏乃至地位、身份的高低作为司法的依据，若推而至极便是亲者、近者非亦是，疏者、远者是亦非，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显然，缺乏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和统一伦理标准的传统伦理观和行为方式，抑制人们平等观念和普遍性公平意识的生长，表现在司法领域的人情关系、人际私情向司法公正宣示着的严峻挑战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不无关系。 

2.司法职业道德环境不良。从司法职业环境角度考察，造成司法腐败的因素众多，诸如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立法上的疏漏、重叠与冲突，制度上自由裁量权过大、党政干预司法、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从现实上讲，司法职业道德环境不良以及深刻影响和支配着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内在职业道德自律力量的软化是造成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并且这二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法律人的职业道德水平、职业道德观念都深受司法环境的影响。司法职业道德环境对司法主体的行为具有双重影响，即良好的职业道德环境和氛围，激励司法主体选择合法与合乎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发生，并对恶行有所抑制；反之则有助于恶行的发生，而对善行有所抑制和排斥。司法职业道德环境还会对司法行为后果的善恶影响起到强化与抑制的作用，即它具有明显的价值指向性，在具体的司法行为场中，它表现为相同性质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后果相适或相悖的两极。譬如在良好的司法职业道德环境内发生的公正司法行为，不仅会得到司法群体的肯定和认同，而且还会得到广泛传播；如若司法不公的行为发生在较恶劣的司法职业道德环境中，它不但不会受到抑制，反而会蔓延甚至恶化。 

3.部分司法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司法意识腐败。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政治可靠、道德素质高、战斗力强、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但是，当前司法领域中腐败现象的发展蔓延说明司法队伍本身存在许多问题，这需要从主体身上找寻司法腐败的根源。从根本上说，遏制司法腐败当然依赖于社会的大环境和司法职业道德小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司法体制的健全，但与司法主体的个人素质紧密相关。事实上，处理每个案件的司法人员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直接决定着在该案件中正义能否实现和实现到什么程度。司法人员道德素质的低劣，道德品质上的贪婪、自私和无耻，使得其司法意识走向腐败，最终导致其司法行为走向腐败。如果司法人员在道德上丧失良知和尊严，就会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深渊中，也必将把司法权力当作个人谋私的工具，把个人得失作为法律实施的根本依据，而把“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公正司法”等道德规范置于脑后，并故意加以践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又使得“作为司法权力对应方的当事人及其他公众认为，只要有钱就能换权，从而驱动司法权力为己服务，两者相互连动，司法环境就会更加恶化。” 

 

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 

 

法律人职业伦理，是指法律人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或从事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活动时所应当遵循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总和，它是法律职业化的伴生物，作为一种社会伦理现象，体现并服从伦理的一般规定性；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伦理，因为它与法律专业知识和技术紧密相连：在调整范围上，它主要用以指导、规范法律角色岗位上从事法律活动的法律职业者的言行；在调整内容上，它总是鲜明地体现和表达了法律职业行为的伦理准则、规范及道德心理和习惯。由此可见，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对于遏制司法腐败十分重要，其主要内容有： 

1.法律信仰。作为寻求和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特殊的职业共同体，法律人应正确把握法律、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自己的理性所确认的价值尺度来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这种选择的价值基点是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构成法律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它是法律人基于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和领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神圣体现，是对法律的理性认同和全身心投入。只有具有了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律人才能承受一切来自外界的干扰，保持操守和独立。 

2.人格独立。公正的司法来源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又与法律人的独立互为表里。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淡泊名利和不畏权贵上。它要求法律人秉持对法律的信仰，不为来自社会生活中各种诱惑所动，不受任何外在压力和威胁，不为权动，不为利惑，诚信做人，平等待人。人格的独立对于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群体又有着不同的标尺。例如，律师的责任是热心服务于客户并代表其利益，而法官则应保持公平、中立，注意防止任何个人偏见或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保证律师在出庭时履行职责合法并合乎道德，以便使双方在陈述案件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等。 

3.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即公正，它意味着在程序上当事人机会均等，在实体上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公正允许差别的存在，但这种差别对待必须在社会普遍正义感要求的范围之内，体现一种终极关怀；它要求法律人不存在任何种族、宗教、党派、性别、年龄、地域的歧视，不存在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尊重人权，以人为本，保障每一个当事人依照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维护；同时，它也是“法”这一词在词源上的要求。尽管对“法”的理解有共性和个性的差异，但“法”在世界各国语源上都兼有公平、正义等含义。由此可见，公正是法律人职业的本质要求。 

4.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中国德治传统的思想文化根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新时期法律人“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首先要服务人民。法律人的任务和职责，就是依据法律，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律师虽然没有执法权，但律师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和法制的产物，并且律师从事各项业务活动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服务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法律人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是尊重人权。在某种场合下，民众的权利诉求并不指向利益，而是指向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如果从人性的伦理学角度来解说权利之所本，就是权利本于人的社会本性。民之所以要权利为本，乃是因为自己的本性。在此意义上，民本的实质就是人本或以人为本，“民权的实质就是人权”。所以法律人要形成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包括保护违法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合法权益的道德意识，培养对人的权利和自由倍加尊重的现代价值观。 

5.职业荣誉感。由于法律人担负着实施法律、维护正义的重大职责，社会对他们寄予着崇高的期许，这要求他们具有高度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并在言行上维护自己的形象。例如，正因为法官具有崇高形象，才保证了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又加强了法官的自律意识和对公正的追求。社会的信任与法律人的自律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步。法律人崇高的道德形象来源于科学的司法制度设计以及法律人自身的不懈追求。在公众的眼中，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往往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度。 

三、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与解决“懂与不懂”、“会与不会”的法学知识与技能不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解决的是“信与不信”、“愿与不愿”的问题。国内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总结出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是通过“渗透方法”来教授的，即人们认为学生在学习其它专业课程的过程中，间接地、潜移默化地受到职业道德教育，学习和了解法律人职业道德问题；第二阶段：1970年前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克(tom clack)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当时的法律行业已处于令人惊骇的不良情形之中，1972年“水门事件”也暴露出律师存在不良行为。之后美国开始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改革：一是全美的法学院学生都必须学习30个或更多课时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二是人们在获得执业资格之前必须先通过法律职业道德考试；三是执业人员每年必须接受法律职业道德继续教育；四是在执业过程中进行道德强化，法律执业人员一旦被发现行为不良即要受到惩戒；五是在法学院专门增加了与职业道德有关的奖学金。这些改革对于促进美国法律职业的良好运转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国进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也提供了参考依据。 

1.应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先后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师法》、《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步规范了法律人的法律行为，最大限度地防止他们的法律行为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仍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根据法律职业道德的原则、原理将相关法律具体化，使之成为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要使法律人有法可依、依德而行，让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变为法律人的自觉行动。 

2.应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目前，我国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学科体系尚不健全。应组织一部分法律、伦理、教育专家，就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学科建设进行研究，编写具有实质性内容和可操作强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教材，撰写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专著，并以此为契机，不断丰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内容，让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准确性。 

3.应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法律人职业伦理只有通过专业训练才能获得，也只有通过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才能统一。要营造良好的法律道德风尚，提高法律人的道德评判能力，形成良好的法律人道德品质，就要扩大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范围。一是要加强法律人的从业前教育，特别应使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法学教育的全过程。目前，大专院校尤其是法律院校的学生是我国法律人队伍的后备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伦理道德修养直接关系到司法的未来；二是要搞好在职人员的职业伦理培训和继续教育，并形成制度。要发挥各级司法培训学校的作用，不断强化法律人职业者的法律人道德素养，更应注重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形式和方法，注重养成教育和法律人人格教育。 

4.应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要改革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形式与方法，注重养成教育和法律人人格教育。要采取榜样引导和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法律人教育的特点，采取系统教育与专项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既要注重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严肃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又要探索灵活多样的切实可行的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的方式与方法，努力提高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贺志明.司法伦理与司法公正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刘玮.有关司法腐败的深层思考［j］．理论界，2004（2） 

3.唐永春.法律职业伦理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求是学刊，2003（5） 

第5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改进的思路有两个：第一是思想政治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第二就是改革“理论化”、“灌输式”教学现状，引进“辨析式”、“体验式”教学内容，先理解再记忆。

对“两难问题”的重视和充分利用，是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升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向；法学专业学生是开展“面向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难问题”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法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面向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结合专业特点开展面向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是站在法学的高度，坚持特定的原则，对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重新把握。法学院的辅导员应该与马列部的专业教师加强合作研究，共同探讨“因材施教”的内容和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1）：

表1：法学专业思想教育的特殊性

从国家和社会对法学专业学生的定位而言，要求法学专业培养的是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管理者和统治者。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以裁判员身份出现的，而不是各执一端充当运动员角色。

一般专业对于道德和政治的学习，目标是应然的，是解决什么是最好的状态、这样为什么好的问题。而法学专业的学生要解决的不仅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

一般专业学习政治的目的是理解当前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学习道德的目的是理解共同规范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意义。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围绕制度而从业，他们要解释规则、利用规则甚至攻击规则、推动完善规则。

对法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形式，不是灌输式的，而是辨析式的，学会辨证看待，教学生如何把握好“度”。

二、法学专业的“两难问题”的选择

所谓“道德两难”也称为“道德困境”，是指人们在道德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境地。“两难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解决这类问题时必须抛弃那种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坚持辩证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循环，都会在实践和认识两个方面比前一个循环更进步。

法学专业的学生与一般专业培养的学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专业培养的是适应社会的“公民”，法学专业的学生培养的是“国家机器”的“部件”。他们要掌握的不仅是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还要掌握为什么这样做。现实中道德问题不是简单的区分对错的问题，在法律实务中会面临很多类似“量刑”的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在解决“两难问题”中学会把握事情的“度”。

而且，法学专业要辨析的“两难问题”，也不能仅限于“难”的问题，而应该扩大到对立矛盾的两个方面，各有千秋，综合利用。传统“两难问题”是左右为难，但是现实中最终必须选择其一；法学专业选择的“两难问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题”应该上升更高一层次，如下图1所示。

图1 法学必须辨析的“两难问题”

1、治国经略的教育：法家与儒家的抉择

对于法学专业大学生的教育，应该不限于介绍“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二者的关系，应该通过辩论、论文等形式，加深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理解。法学专业的学生，以后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理解应该不止是理解的地步，还应上升到“为什么”和“度”的问题，学会协调，学会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

2、社会责任的教育：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

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在处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都是不正确的。只有将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统一起来，才是科学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的理解，不应该限于一般的能辨析和能理解，还应该上升到社会管理的层次。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比如中国的拆迁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能简单说西方国家个人财产至上就是好的；中国的城管出现问题，就说中国不尊重小商小贩的个人利益是不对的。

3、人性基础的教育：刑罚与教育的抉择

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学到了刑罚，也应该辨析和教育的关系。但是对于西方过度的强调其教育功能，也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法学专业的学生对于教育和惩罚的理解贯穿于整个学习和以后的生活中，是教育改造为主，还是惩罚、震慑为主，这是需要在这对哲学概念的深刻理解中才能慢慢把握好的“度”的问题。对这对概念的理解需要实践的方法、体验的方法、辨析的方法；需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社会的高度、发展的高度、公平正义的高度。

4、职业精神的教育：成功与正义的抉择

法律职业有特殊内容的道德要求，比如，“律师可以为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法官为民解决纠纷不像行政官员那样免费服务，而是要收取诉讼费；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抱有同情心；法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暴行不得嫉恶如仇，而应当保持超然中立进行无罪推定；等等。法律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大都是在法律程序当中必须遵循和实践的。离开法律程序也就不会存在这种法律职业的道德要求。”②应该通过辨析使学生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最终促进学生法律职业道德之养成，为其将来从事法律职业打下可靠的思想道德基础。

5、实践精神的教育：法理与现实的平衡

法学专业的学生，有时对于法律有一定的想当然的、偏执的理解。或者是知识面窄，或者是某些极端西方法学思想的影响，不顾中国国情大谈特谈国外发达国家的法律如何健全，如何人性化，如何科学化。一般专业的学生理解不深可以，法学专业的学生即使不能去说服别的学院的学生 ，最起码自己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认识，心中有一个“博弈”和“阶段性发展”的概念。认识到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可以依靠法律解决得了的。这与目前有些人遇到问题和矛盾就振臂高呼“立法”，好像法律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偏激态度形成冷静鲜明的对比。

三、法学专业开展“两难教育”的建议

高等院校的“两课”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发挥着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奠定了我国现阶段高层次人才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但是两课教育的“理论课”地位得到了单边强化，学生对于情感、意志、信念、行动等一系列高级要求更加大打折扣。

对于高校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改进的思路有两个：思想政治教师开展实践教学、辅导员结合专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教育形式中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出现偏沉，由于思想政治教师的职业定位和教学工作量等原因，实践教育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观；大学辅导员作为教辅人员，同时也有思想政治教师身份，其工作的专业化也要求辅导员向思想政治教育方向交叉，担当起实践教育的重任来。二者关系如下图2所示：

以法学院学生为例，目前大学的管理体制多是“条块结合”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条块结合的。单独的学院（或者马列部）是从事全校教学的单位，是条状的；二级学院根据专业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思想政治要求，是块状分布的。条块的工作缺少结合，出现了“责任分散效应”、“社会惰化效应”等很多形式主义的问题。

毋庸讳言，法律和政治、道德是同一层面的话题，不能把“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思想政治教育”在“法学专业学生”身上的应用，把它看作“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也不能把“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两课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属于“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问题。法学专业学生是开展“面向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最适合、最必要开展“面向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

“面向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结合专业特点开展面向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是站在法学的高度，坚持特定的原则，对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重新把握。法学院的辅导员应该与马列部的专业教师加强合作研究，共同探讨“因材施教”的内容和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详见本文作者主持的课题《面向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山东省教育厅的“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2013年4月，在研。

②孙笑侠.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J].中外法学，2002（3）.

参考文献：

[1]杨玮玉.“思想道德修养课”中的两难问题教学法[J].新课程研究（中旬刊）2012（6）.[2]徐嵘.一个诚实与集体主义的两难问题讨论[J].海教育科研，2000（2）.

[3]冯雪姣.新时期道德两难问题探讨[J].职业教育研究2005（1）.

第6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1·1定位恰当,培养目标明确

西方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的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兴起,进入80年代以后,加强人文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强劲趋势。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984年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在《为21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生,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2];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在“明天的医生”(TomorrowsDoctors)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学科特殊学习模块”(humanitiesspecialstudiesmodules,SSMs),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以至包容[3];法国也提出把人文教育与医学各科专业结合起来,培养“不受任何学科界线限制的人”。

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强调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4。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综合上述要求,我们认为国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标主要在于:树立新的医学观念和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全面认识医学与社会;培植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professionalvalues,attitudes,behaviorandeth-ics);依靠人文的知识和方法,发展医学生的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skills)和协作精神;培养信息管理和社区管理能力。

1·2课程设置合理

为增强医学的人文特征,改变医学的“纯科学技术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对医学课程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同时,为了进一步克服因忽视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医预综合征”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学课程,并得到联邦基金,特别是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

美国大学实行选修制或半选修制和学分制教育体制,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教育贯穿前两年半课程,以后的必修课有:医学人权和医生、生物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医学实践中困境的伦理方面、健康和疾病的伦理根源、医学社会史、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学人类学等;选修课有: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医疗管理、生物科学的社会问题等[5]。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1978年已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6]。总的来看,国外的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在北美的医学人文学21个研究生教育点中,也是以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为主干课程[7],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医学人文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法国、日本约为10%-15%[8]。

相比之下反观我国的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仍然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偏少,课程学时大约只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类课程为主,约占人文社科课程课时总数的86·21%[9]。如作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先河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对其80年的课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该校人文社会课程由原来的无增加到目前的9门,但仍不到总课时的5%,且中国革命史、哲学等政治类课程就达5门,并占人文社会课程的73%[10]。

1·3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序惯性和实用性

1·3·1国外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表现出横向的“关联性”,即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呈现出交叉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法学、医学与文学等学科课程被大量开设,这些课程不是孤立地讲授而是彼此融汇一体,并与医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是推进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融合的有力举措,值得借鉴。

1·3·2人文课程体现出纵向的循序发展的“序贯性”,即人文课程在临床前期开设,但并没有在临床前期就结束,而是延续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如日本的医学院前2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开设续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法律、伦理、社会经济的关系[11]。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也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学年时间。

1987年英国的报告建议:医学伦理学应该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和反复进行,应该在临床教育中,按一定的间隔插入一定时间的、由医学以外很多专家进行的、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此外,医学人文教学并没有在本科教育划上句号,而是成为医学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内容。

1·3·3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国外认为,医学教育的核心是病人,医学院是一个专业学院,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实现医学与人文课程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并始终贯穿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病人为中心,二是密切联系实际,很注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

例如,“当代法律与医学问题”主要讨论影响医患关系的法律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法律基础问题,其教材从法律杂志、法庭判决、医学伦理学杂志和医学卫生政策期刊中挑选资料编写而成;再如在基础课中有一门必修课为《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内容包括行为现象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病理学、性心理学以及社会医学、医学发展理论等,并紧密联系地域实际,讨论各种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行为问题,例如上瘾、车祸、青少年自杀等等,同时也为进入临床阶段《精神病学》学习打下基础[12]。国外大学医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都是针对现实问题,针对现实问题是国外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特点。

1·4教学和考核的方法灵活多样

国外的医学院校为了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采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形式已被广泛采用,小组讨论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也倍受青睐,教师通过阅读材料来指导学生,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信息和观点,给学生以最充分的自由度;也有的采取指定学生阅读、实际写作训练、直接的角色示范活动;还有的特别注重教学情境与场所的设置,如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采取直接的讨论方式,如邀请医生———诗人、医生———作家、危重病人、自愿参加临床实验的病人及其主管医生一同讨论,甚至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戏剧表演,以便学生真正投入到情景中去。如日本在大学一年级安排学生“体验实习”,每4-5名学生为一组,通过体验唤起心中的感受,达到西方所强调的“移情作用”[13]。此外,国外评价学生成绩的方法有考试、写论文、讲座及参加教学、研究项目等。

2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对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2·1增进对人文教育的认识,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我国大学院系开始调整,实行了人文与科技教育分离的错误政策,高等教育推行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致使学科背景原本就单一的医学院校又严重削弱了人文学科教育,除“两课”外,医学生与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难以接触,医学教育中也越来越追求纯粹的技术知识的攀升,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和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的侧重,加之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这样,医学院校大学生既在早期社会化机构中缺乏文化素养,又在大学校园内缺乏文化熏陶,真可谓人文教育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反而随着市场经济下功利行为的泛滥,唯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医学教育对于技术的强调进一步加强,“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导致了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

近些年来,这一现状和医疗活动中发生的一些不良事实,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因而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强调医学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观点已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平离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还相距甚远,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的矛盾与困境,最主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说,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人文教育应该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组成,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最值得反思的是,常常热心赞教育的人,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却往往人言人殊,并无共识,因而我们认为人文课程本身没有“受尊重性”(respectability)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赢得“受尊重性”,是使学生向人文教育归心、向心的根本之道。因此,增进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与医学院校的院校长等决策层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克服把目光只集中在技术和设备、忽视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制订明确合理的人文课程培养目标是当务之急。

2·2明确规划医学人文教育核心课程与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效用性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医学人文学科课程仅有医学伦理学一门,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大多为选修,而且大多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盲目开课、为开课而开课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确定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医学概论等,同时可以考虑设置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本科生),目前国内已经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有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医学创新等。

其次,我国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试图让学生学会利用所学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但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近几年我国社会发展很快,学生学的与现实差距比较大,面对现实问题许多学生往往一筹莫展,有时甚至被错误的言行所同化。实践表明,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

这样,才可以避免人文科学与医学实践的脱节,才能提高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及体现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即:将人文知识整合到医学实践中,不是为医学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强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学习的不是文学、伦理、法律、宗教等学科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他们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医疗实践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使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科学、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

第7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梁漱溟 法的概念 西方法传统 中国法传统

一、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近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喜欢把他称作“行动的儒者”、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儒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究元决疑论》等。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20世纪中国所有的主要事件和运动他几乎都经历过，他一生所面临的法治转型问题，现在我国仍在解决，因此研究梁先生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进行社会转型有重要意义。

二、梁漱溟的法概念及对中西法传统的比较

（一）梁漱溟的法概念

什么是法？这是法学研究者所面对的一个永恒话题。与科班出身的法学家不同，梁漱溟从来没有对“法”或者“法律”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认为法律?习俗等都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他将法放在整个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在许章润教授看来，梁漱溟的“法”概念蕴含了广泛的历史及文化内涵，具体表现在“秩序的制度化”“ 公众意见”“ 生活方式的表达”“ 合理的人世规则”及“ 法律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秉性”五个方面。我赞同许教授的观点，在此我仅就个人的理解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内容如下：

首先，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开篇，梁漱溟就明确指出“法律制度”是“文化重要部分”，这与具有“公共观念”和“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及“法制精神”的近代西方相比，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法制之不见形成”。因为“文化”又可以是“民族生活的样法”，所以，法律也就是“生活方式”一种的表达。法律是被发现的而非被发明的，法的合法性、有效性的前提就是特定的生活方式。法律的规则、意义也就是生活的规则、意义，即使生活的规则、意义要比法律的规则和意义要广得多。既然法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那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公众意见”。梁漱溟在1930年谈西方的民主时，就指出“法律是出于公众意思所订定”； 七年后在《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他又提到：“西洋的所谓法律，就团体里面大家的一个公意；而团体公意如何见呢？就得由（选）票上见。”在他看来，法应该是国人所“公认而共守者”，如果不是出于国人的公共意思，那便不足以成为国法。他也说到，宪法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它尊重敬爱宝贵信仰。这样它才有用，才有灵魂。”而这一前提就是认为它是“合理的人世规则”。关于怎样才叫“合理”，许章润教授认为，在梁漱溟的理论体系中，“合理”不仅仅是指理性意义上的合乎逻辑与道理，而且也指知性意义上的合乎情理和合乎价值，即要合乎“天理”。另外，梁先生还认为法是一种秩序的制度化，这种“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作为“公共空间”的“人间秩序”，不但包含有“社会构造”的自治，还意味着这个文化资源本身也必须编织出足以养育、支撑此种“社会构造”的意义之网，而法律或法，在近代中国“救国建国”语境中，是秩序本身，也是秩序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梁漱溟的法律概念里，他讨论的不仅是法律本身，还触及到法律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他侧重于研究中西法律传统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因为法律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东西，他坚信“本来社会的秩序（包含社会上的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符合的”。

（二）梁漱溟对中西法传统的对比

上文已经简要阐述了梁漱溟先生对法律概念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反对将西方的法律强行移植到中国、主张复兴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这一立场的出现是基于他对西方法传统与中国法传统的对比后坚信中国传统社会自有一套秩序模式。接下来，本人也将采取对比的方法，试着理清梁漱溟先生眼中的西方法传统与中国法传统。

1.不同的生活模式。家族制度在中国的秩序模式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而西方人大都身在宗教组织之中，加上中世纪以来形成于西方的城市自治体，促进了西方人的团体生活的形成。而中国更多靠地方自治与职业自治，团体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由家庭关系推广出来，并被融入这种伦理组织的社会关系中了。

2.不同的社会构造。重礼使得传统中国的家族生活注重伦理关系，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纳入了伦理关系中。而不同行业和职业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及地位的差异，即为“职业分途”。但各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士、农、工、商之间也无不可逾越的界限、并未形成稳定的阶级。而西方是一种“阶级对立”的社会构造，阶级观念的牢固当然源于西方社会漫长的封建时代。只有“阶级对立”，才能形成一种均衡作用，不断地促进政治进步，正是“阶级对立”使得西方的政治渐渐走向正轨。

3.不同的法的起源。国家的法在西方总是有一个高于一切、“属神”的起点，去保证法律的合理性与崇高性。故而，在西方，神的旨意在各国的法律起源中都总是一个绝对的、不可缺少的保证。而在传统中国的法意中，法律一开始就被放置在一个相对较低、“属人”的地位之上，在中国的古代，法都只是“圣人”为公共福祉而造出来以止乱救暴的工具。所以，中西法文化传统中的“法”， 从起源上看就有着本质的差别。

4.不同价值取向的法。梁漱溟认为，“相与”、“相对”体现了中西方法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不同的态度，亦是二者法律精神分歧的起点。“中国伦理思想，就是一个相对论。两方互以对方为重，才能产生均衡。而由于不呆板地以团体为重，亦不呆板地以个人为重，而是一个活道理，于必要时自能随其所需而伸缩。——一个难题，圆满解决”。而西方法律，它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相互间达成协议产生的约定，契约是其内在本质，确定及保护权利是主要的目的，是双向的。在这一点上，梁漱溟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有的和谐理念要比西方的法治传统要高明。

5.不同社会角色的法。在中国古代，法被轻视、甚至受到排斥。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贵德而贱刑 ”，素来崇尚和谐自然，一切政治的运作均始于个人内省式的道德自律，其法律的最终目的实为“无讼”。而在西方，每一个体均视权利为最高价值，出现争端，人们动辄就要诉之于法律。法律是人们认为维护自己权利的有力武器，这与传统中国大为不同。

这样比较下来，在梁漱溟看来，传统中国的这种法秩序远比西方的法治传统高明，有着极大的优越性。首先，它有利于提高个人的修养。儒家强调“理性”，相信人类的“自觉自律”，这无疑是要使人达成完美的人格，这也是中国法秩序的内在要求。其次，它注重和谐、能够很好地解决西方社会个人自由与团体权力的矛盾。然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又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的不断胜利与中国文化的节节败退这一事实，梁漱溟亦不例外，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表现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

三、梁漱溟对建设中国新秩序的思考及给我们的启示

上文的分析是梁漱溟“认识问题”的一面，下面我们了解他“解决问题”的一面，那么他的“解决问题”之道是什么呢？上文曾提及，梁漱溟先生坚信中国传统社会自有一套秩序模式，所以他极力反对生硬地将西方法律引入中国。

（一）梁漱溟先生的解决之道

他认为改变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关键，因为“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而这个新秩序的核心还是加以改良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可以看出，梁先生为中国社会而寻求到的是一种法文化之路，它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揉合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成果、以望达到重建和复兴中国传统法文化。但是，这样一种法文化主张具有一定“中体西用”色彩，自身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在理论上，他觉得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可能会走到同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去，始终强调的是“文化特殊论”；但是他又在大力提倡西方的政治、制度观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交流，逻辑上这与他自己的“文化特殊论”又形成了悖论。还有，他在实践上试图用“乡村建设”去建立一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观念的新型的社会构造，走的是政治改良的路。但是，正如他自己指出来的，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文明程度以及传统精神通通都不具备直接去引进西方体制和观念的条件，所以，梁漱溟屡次进行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也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对现代中国的启示

梁先生的思考及探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传统是中国社会建立新秩序的根本，建立新的秩序必须以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为立足点；借鉴是建立新的秩序的活力来源，通过对西方那种团体生活样式的借鉴来组织中国民众，会激发中国人生命里固有的、人生向上的真精神，这可以使中国社会形成合力、结束散乱的局面。

1.保持好的中国传统。任何一个民族的前进都不能彻底抛弃自己本来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并不一定与现代化截然对立、完全断裂，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已经过几千年积淀的、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对整个的中国社会、甚至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儒家伦理在历史上曾产生很多弊端，但假若能正确认识并及合理运用传统里适应现代的那部分，并依据现实状况对其进行改造创新，应该可以克服传统与现代的两难状况。

第8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司法伦理;司法公正;社会正义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社会,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是司法行为的最终追求,也是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最后目标。然而,据社会调查,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的占5.98%,基本信任的占31.6%,表示不信任的占16.6%,不很信任的占20.95%,还有表示因人而论的占30.76%。[1]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这种低信任度表明,我国的司法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公正司法,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因而,针对我国司法人员伦理道德的现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司法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公正的平台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公平、公正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司法公正,这是当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任何公正性都是道德性,都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说,司法公正的伦理价值就在于其公正性,公正是谈论司法合理性的一个必需的道德维度。按照法学基础理论的要求,司法如果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意义。

我国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原因之一就是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不能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上,司法人员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这是由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例如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就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司法人员的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因而司法人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尽管司法人员的德行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司法伦理道德现状还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司法过程中存在各种社会力量对司法行为产生的干扰。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人情交往强烈地涉入公共法律生活,许多人往往千方百计通过私人人情关系希望购买法律上的豁免,希望人为地干预司法判决,逃避由违法行为引起的司法制裁,这些都会影响到司法人员进行独立的司法判断,而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司法人员就容易受其左右;另外由于司法机关在行政上对政府的依附,造成各级行政机关的权力干预。所以,在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司法人员如何正确把握人情、权力、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张力尤为重要;再有,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索要或收受财物,进行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严重地影响了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因此,惩治司法腐败,走向司法清廉,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建立一套很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

一般社会大众对法律的感知总是受一些具体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从而决定他们对法律是信任抑或不信任,是要遵从法律还是违背法律。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说,公正司法,对每一个法官而言,就像阳光对于每一个人那样,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的和最具权威的,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社会公正。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最终裁判权,各类矛盾和问题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案件诉至法院,一经法院裁判则其他任何机关和部门都无权改变。如果司法腐败,则人们最终说理的正常渠道被堵塞,社会公平和正义则必然丧失。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的:“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2]所以一旦司法不公,对社会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打击的将是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因此,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以公平公正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

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司法伦理道德是由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具体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时有不同。司法伦理道德既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营造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树立公平正义、诚信和谐的社会风气。这种以“以人为本”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对现代司法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科学合理、并富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司法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公正原则

柏拉图说过,“正义,总是从自己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赋予公正以不同的意义和模式,这就使得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4],马克思曾经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5]这就说明,公正作为一种调节社会利益分配的原则,乃是属于价值和价值评价的范畴,因而处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们对公正原则的具体规定往往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于是便产生了不同的公正观,产生了不同的关于公正的理论[6]。

事实上,公正作为一个规范的概念,本来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与自身所拥有的利益相符合的正当关系或行为。公正是人们所追求的崇高理想,价值和目标,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7]。法与公正或者正义相联系的关系,自古以来即得到公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把平等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加以确认。这种平等原则,体现在法治上,就是司法必须公正——司法活动必须实现公平与正义。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也是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从人际伦理的视角来看,司法公正首先就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标准。司法公正与法律权威是相互相成的,司法活动中的执法人员是否能执法必严从而保障司法公正,成为司法部门是否能实践依法治国,保证法律具有权威性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权威要靠司法的权威来体现,司法的权威要靠司法信誉来实现,而司法信誉的树立,靠的就是司法机关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通过公正司法来赢得,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标准的宪法原则,则是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核心内容。所以司法人员应该从追求正义的目标出发,按照法的精神及其原则公平合理地处理事务,在一定范围内修补立法的漏洞,矫正立法的缺陷,实现法的正义。

(二)人性原则

以人性角度来看,司法活动必须坚持人权标准,司法道德伦理建设必须坚持人性原则,做到以人为本。联合国各会员国一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一开始就申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列举和说明了各项权利和自由,其中有在法律面前人格得到承认的权利以及享有司法补救和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等。司法的终极目的指向人权,保护人权,尊重人的尊严,这也是法治的最终目的。司法制度的人权保护目的要求司法公正应符合人权的标准。人的本性趋向于过一种社会生活,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保证人的这一本性,而所有制度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更能像人一样的生活且生活得更好。每一个司法人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人权意识:即在道德领域中,存在着好人和坏人之分,但在人权理论中不存在好人和坏人享有不同的基本人权。对于任何人,人权理论和实践都不应该存在双重标准,否则,法律和政府就会成为一部分人压迫和摧残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人性原则就是要求司法人员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而进行非歧视性、人道性、理性化的执法行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保障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树立和贯彻尊重和保障当事人人权的理念和精神,对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除告人以及服刑人员给予最大限度的人文关怀,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维护其尊严,以公民和当事人为其主体,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甚至被,任由宰割的地位,要让当事人始终感到有一个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间”存在。(三)平等原则

法律的权威要靠司法的权威来体现,司法的权威要靠司法信誉来实现,而司法信誉的树立,靠的就是司法机关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通过公正司法来赢得,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标准的宪法原则,则是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核心内容。

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平等原则是与宪法的平等权原则相契合的,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地受到平等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体现了司法活动作为公权运用的特殊活动的一种特有的维护平等价值的伦理精神。这些平等理念颠覆了以往不平等的特权观念和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的平等标准作为一种伦理价值标准,还蕴涵着浓厚的道义内涵,其中所蕴涵的扶危济困的伦理精神也成为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如对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用,使孤老残幼平等行使诉权成为可能等等行为就是践履司法公正的平等标准的现实表现。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因经济困难交不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这些都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

(四)理性原则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是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社会,是人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这要求司法伦理道德建设必须遵循理性原则。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的理性,司法伦理道德建设的理性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能够依靠其所有的智慧和道德力量准确度量各个案之间的差异,并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作出理性的适当的判决。司法的公正一是导源于司法程序的公正,即司法活动要运用司法理性来运作司法过程;同时表现为司法实体的公正,即司法活动必须坚持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司法判决的合理性、刑罚适用的节制性,保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正、合理地司法,也就是运用司法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再就是要求司法人员从业必须清白、廉洁,不贪私利,这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司法人员处于执法的第一线,接触犯罪等社会阴暗面的机会更多,受影响和腐蚀的危险性也就更大。因此,司法人员不仅要善于同形形的犯罪分子作斗争,还要勇于同自己头脑中不良的思想道德观念作斗争。只有道德“堤坝”坚固有力,司法人员才能任凭各种诱惑渗透腐蚀、侵袭,做到“我自岿然不动”。

当然,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除了应遵循上述原则外,还应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给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以外部约束;建立有效的责任与奖励机制,培养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的自律性;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伦理观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培养司法人员的价值观。

注释

[1]廖申白,孙春晨.伦理学新视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4.

[2]培根,水同天译.培根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3.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6.

[4]柏拉图,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46.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0.

第9篇：法律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一）法学教育目标

关于法学教育的目标，与会代表通过交流、研讨，形成了三种鲜明的观点。

第一，精英说。即将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为法律精英教育。如有学者提出，我国学院式法学教育应当突破非职业化模式，而转向重视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法学教育模式（如日本的“法律职业精英”模式），在法学教育上侧重精英教育。原因在于，一方面精英教育是作为高度经验理性的法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职业者作为“产品”要有众多的知识，更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

第二，职业教育说。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当定位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法学教育的使命在于进行职业教育或者说在于进行职业训练。

第三，通识说。有学者指出，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首要价值标准。平等、公正、正义的民主思想应当是法律人才职业道德品质的应有内容。有学者指出，法学教育作为现代普通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应当是一种通识教育。

（二）法学教育理念

对于法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指出，现在我国的法学教育应当侧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却往往会只是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知识的传授。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国近代法学是作为一种人文知识而非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引入的，因此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法学职业的转化。但是现在教师的知识格局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加上现在中国即将加入WTO，因此法学教育改革就必须从这批人开始，实现知识的转型。由此，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在教育理念上不能忽视法学知识的重要性。

二、法学教育体制和内容

法学教育体制的科学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法学教育质量的好坏和高低。因此，与会代表都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体制和内容方面的改革给予了极高的热情和关注。

（一）关于法学教育体制

1.关于法律院校（系）的设立。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法律院校（系）在设立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到目前为止，全国除了原有的法律院校（系）、科研院（所）外，最近几年内其它各类财经、理工、民族、师范、农林等院校也纷纷设立法律系专业，此外还有法律函授、夜大学、全脱产的成人学历教育，以及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政法干校、广播电大、业大、职大、自学考试等。可见，我国高等法律教育一时间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局面。从而导致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在教学、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相脱节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当从改革传统办学体制、制定严格的法律教育准入标准、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和独立的、非官方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

2.关于法学院的管理。苏力教授提出，作为高等院校的法学院院长，必须要具备相应的管理才能，而不能仅仅凭借学术声望。固然名教授对于提高法学院的声誉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作为院长不懂管理是不能带出好的法学院的。法学院的院长需要具备的是学术鉴赏力，而不一定必须具备学术创造力，院长应当具有长远的视野和把握人才流动的能力，院长管理应当职业化，从学术研究中脱离出来。同时，法学院的管理人员也应当职业化，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人员流动，从而形成行政管理的职业化。此外，还要通过法学院的协调实现教授知识的互补。有学者提出，我国高等法律院校的行政化色彩相当浓厚，由此产生了不利于法学教育现代化、国际化，不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等问题。为此，要取消行政的管制和压抑，使高等法律院校独立并自治；并通过简政放权，实现高校自治；通过校际合作，加强行业自律；通过裁并高校，实现高校资源整合等。

3.关于法律专业的设置和学制。有代表提出，在法律专业大学本科阶段不宜将其划分得过细，因为我国的本科教育应当着眼于通才教育培养，而非专才教育。另外，有代表指出，不能因为法律是现代社会中的热门专业就一哄而上，有条件的办，没条件的也办。国家对高校中法律专业的设置应当严格控制。关于法律专业学制时间，与会代表提出，应当吸收西方国家法学教育的成功作法，适当延长现行的高等法律院校的学制年限，将现在的4年制本科教育延长至5—6年。这样有利于学生能够除了认真学习法律专业课程外有时间学习其它与法律职业教育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经济学、历史学、逻辑学、社会学等等）。

4.关于高等法律院校的师资。要想改善现行的教育体制，在高校教师的选任上要彻底进行改革，年轻的助教应当花更多的时间去搞科研，只有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后才能够上讲台，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教师的教学实践当中来，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标准。当让高校名师都走进课堂，上大课。

（二）法学教育内容

关于法学教育内容方面的讨论，与会代表主要集中对现行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法律教材的编撰、课程的考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的很多学者提出，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除了开设法律专业基本课程外，还要增开像经济学、法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从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去认真思考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品质。与此相对应地便是法律教材的编撰和应用体制问题。有学者指出，应当为学生指定两到三本参考教材，以便于学生能够自己进行比较学习、研究；另有学者指出，应当将市场机制导入法律教材的编撰和应用体制中来，以取得更大的效益。

有学者提出，在法学教育当中要充分重视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把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品质放在法学教育的重中之重。因为良好的法律思维品质是法律职业训练和法律职业综合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为此要在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包括课堂教学、案例教学、论文写作、考试方式、社会实践等方面）、法学教材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三）关于成人法学教育

有学者提出成人法学教育已由过去的补偿教育转变为继续教育，成人法学高等学历教育的历史使命尚未终结。在成人的法学教育的改革方面，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使教育市场在成人法学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成人法学教育要转变观念，强化改革和服务意识，并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的研究，做好相应的准备。另有部分代表认为，在法学教育日趋精英化的背景下，成人法学教育应当逐渐取消，更不能运用所谓的市场机制来调节它。

三、国外法学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与会的很多代表对国外的法学教育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很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性建议。近些年来，我国学者针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呼吁改革我国的法学教育，彻底改变我国的学院式教学机制。国内已经有相当的法律院校（如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开始在法律教学实践中引入英美法的案例教学法。有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司法体制在不同领域的不同需要，以及针对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育对象在法学教育的选择上应当采取多元化的原则。

（一）国外法学教育动态

1.意大利法学教育。有学者通过对意大利高等法学教育（包括课程设置、教材、课堂教学法、考试）的介绍，提出我们不能完全以英美法上的案例教学法取代我们国家长期沿用的大陆法系国家学院式教学法，而应当以演讲式教学法为主，同时吸收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2.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是将医学院诊所式教育的模式引入了法律教育中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有学者指出，我国在法学教育改革中应当吸收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方法。有学者明确提出，在我国的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中应采用“法律诊所课程”，并且目前在我国开展法律诊所课程的许多条件已经具备，只是在学生从事法律实践的过程身份合法化仍然存在问题。还有学者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运作模式及在中国的现状作了介绍。

3.德国的法学教育。邵建东教授通过考察德国的法学教育，指出我们应当从德国双轨制法学教育模式中借鉴有益的作法，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适当延长学生实习时间，加强学生法律实践（法律职业）训练等是很有必要的。

4.英国的法学教育。周世中教授向我们全面介绍了英国大学的法律教育模式。英国大学的法律教育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育评估以及素质能力培养等方面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由此，周教授指出了英国大学法律教育对我们的启示：（1）法律理论的学习与法律实践的培训相结合；（2）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相结合；（3）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4）法律教学与科研直接结合；（5）大学的法律教育必须开放且富有创造性。

（二）网络法学教育

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通过互连网络进行远程高等教育不再是梦想。有的与会代表对此也给予了关注。有学者以知识产权教学为例，分析了信息化背景下的三种法律教学模式，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技术方案，改革教学内容，转变教育观念。有学者指出，网络法学教育具有很多传统法学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但目前我国网络法学教育也存在着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在严格控制试点高校的设立、建立网上网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和严格的质量评估体系等前提下，稳步地发展我国的网络法学教育。

四、法律职业教育

法律职业（LegalProfession）是指直接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的总称，通常又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公证人和法学教师等。但主要指法官和检察官，特别是律师。法律职业教育就是针对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

1、法律教育与职业教育：有学者回顾了我国法律教育大发展的20年，指出我国法律教育中存在法律教育与职业教育脱节的突出问题，并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建议我国法律教育要改革传统办学体制，引入市场部分机制，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独立的非官方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有学者认为应将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技能训练或培训，将本科阶段以上的法学教育阶段定位于学术培养。一些学者从我国现行高等专科法律职业教育的模式出发，对法学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内容方式与目标、引入市场机制、办学层次与规模及教育机构设置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2、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针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学者通过比较法律伦理与一般伦理、法律职业伦理与一般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伦理三组概念解析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关注的目标及实现途径，转变大学教育观念，改革我们的教育手段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