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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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现状；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D4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77-02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增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已日渐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而青年社会组织已渐成为社会组织中的创新主体，如国内较为成功的如徐州汉唐公益、成都爱思青年等社会组织。2016年，中央下拨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且地方政府及企业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因此，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培育与发展、相关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以及对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已成为相关学者的研究热点。但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对策，对于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概况
在知网中，关于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文献共检索到75篇，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其中，2010―2013年每年文献数量在1―7篇，2014年15篇，2015年24篇，2016年年初至6月为止有19篇。可见，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绝大多数研究来自东部地区，少部分研究来自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尚未开展方面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仅有两篇文献使用了定量方法研究分析，剩余文献的多数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向、研究视角来看，主要由以下四个研究方向：一是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在新常态下关系发展应具备的特点，以及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作用，并指出目前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联动关系不够广泛深入这一确切问题（徐灿荣，2015）。二是青年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具备的社会功能以及如何良好地发挥该社会功能，具体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以及如何促进就业的研究（童潇，2015）。三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支持、扶持）研究：主要研究对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的培育路径、支持体系、扶持政策、孵化平台等。并将主要目光集中于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培育与组织结构、制度的构建（刘鸿方，2016）。四是青年社会组织的困境分析与对策建议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对策（赵亚静、姜力丹，2016）。
二、青年社会组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与建议
目前，我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受外部、内部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综述相关文献，可将此类研究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一是管理体制。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行政化色彩相对浓厚，使得准入前严格限制、审核检验多，而准入后则业务上的行政指导和服务较少。这样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青年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二是政策导向及社会认知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实；另一方面，政府对青年社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引导不够；与此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社会认同知低、公信力缺乏。三是政府与青年社会组织有效对接的枢纽力量急需发展。目前大多数枢纽型社会组织处于半官方半民间状态，与政府的关系较为模糊；且专门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较为稀缺，青年社会组织缺乏与政府的交流的合适渠道。
内部治理影响因素如下：一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上面临着“四缺”问题，即欠缺资金、人才、场地和规模。青年社会组织有着与社会组织同样的发展困境，而因其成员较为年轻，更为缺乏社会资本，在资金与人才方面，受限更大。二是多数青年社会组织在持续发展中缺乏现代社会组织理念，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效率不高。由于其成员因兴趣等原因结缘，青年社会组织人情味更浓，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或即使建立了规章制度，但执行度不高，导致其发展缓慢，人员流动性大。
（二）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探索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的探索主要有两类研究：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
关于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与推广：目前，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的发展存在以下困境：制度缺失、孵化模式存在风险、资源支持不足、社会认知存在偏差。其中，旨在完善社会组织孵化而提出的对策有：提升社会组织孵化平台作用；创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有效整合资源；营造良好的政府支持环境；加强完善社会组织的组织建设。
关于对培育青年社会组织的模式和有效经验的分析及对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的构建，此类研究认为，社会公益活动可以成为基层团建的重要活动内容，支持与发展青年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体制内团建的创新型工作方式。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党团建设非常有帮助。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而关于青年社会组织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有：将社会组织工作纳为各级党建工作内容；大力推进政府购买行动及其改革；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推动形成公益组织购买专项。
（三）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征与特点：童潇（2016）认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参与领域丰富多样；在资金来源上，自筹与外引兼具；参与态度较为积极并日趋火热；活动场所以一区县及社区为中心，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枢纽引领作用。
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展的相关思路建议：（1）发育主体，即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社会主体。（2）释放空间，即推动社会治理领域向青年社会组织开放，能够给予青年社会组织相应机会，放宽青年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充分信任青年社会组织。（3）完善政策，主要可立足于下述四个方面：一是推进以孵化园、孵化器为支撑的青年社会组织基地建设；二是大力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建立相应的信息体制和机制，扎实推进青年社会组织规范化评估工作，开展提高组织能力的培训；三是加强外部监管体系建设；四是建立青年社会组织扶持基金。（4）完善平台，主要是可以推进青年公益创投平台、供求对接平台和众筹平台三项平台的搭建工作，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刘春蕾，2016）。
三、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一）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在概念界定方面，由于目前对青年社会组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在研究时存在概念混淆的情况，将青年社会组织等同于社会组织。如黄科瑞、潘永弟对百色青年社会组织的定义中，并没有明确青年社会组织是否是社会组织，而黄婷婷也只对青年社会组织做了一个概念界定，并未提出明确的界定。
在发展困境的研究方面，以往研究集中于对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列举与描述性分析，缺乏对其内在因素的分析，且对于此类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主要是定性分析，缺乏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对于主要的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在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探索上，虽然学界对已有的孵化模式的风险已有研究，但尚未提出完善的新型孵化模式，在社会组织的培育问题上，孵化器平台的发展并非唯一路径，更应培育与发挥青年社会组织自身所具备的支持体系。
（二）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学界无论是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研究、困境及对策研究，还是对其功能的探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便是，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问题。既便是目前的公益创投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政府政策及资金支持，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部门，其生存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于政府和企业的扶持。实现社会组织的自盈利，即社会组织能够为创建或运营社会组织者提供工资支持并实现组织的自运行或转型为社会企业。而青年作为社会创业与创新的主体，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通过创建或运营青年社会组织来进行创业或就业具备较好的前景，其行为本身便实现了较高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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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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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一、本研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对公共安全的四个方面的分类，围绕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等相关事务，应对社会公共安全作相对狭义的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基于对犯罪活动的有效预防控制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使社会公众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或财产方面的侵害，并能获得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是与公众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等与社会治安秩序相关的安全，其实质是对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财产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路径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总体分布于多个学科领域，且多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观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安全研究社会秩序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的基本线索之一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冲突为主还是一致为主？冲突范式是西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强调社会异质性对于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整合或者社会秩序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如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亲密关系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他指出，“许多通常被看作是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过程，如暴力、抗争、越轨和冲突等在特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强着社会体系的整合基础，同时也在加强着社会体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经历了大分裂，这期间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为社会合作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出现了破裂，而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这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②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问题，却为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思维基础，是对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全观的研究上，安全观研究分为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主张以集体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强调规范主义和律法主义。二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保持权力均衡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以基欧汉（Keohane,R.O.）和奈（Nye,J.S.）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安全观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主张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际安全只有通过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够得以实现。四是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行为”（speechact）安全分析认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样，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也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都强调了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协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零容忍警务政策、安全节点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等。第一种路径：纽约警察通过处理轻违法行为来应对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务政策。这一政策以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为基础。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Q.Wilson）和犯罪学家凯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一栋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烂后，没有及时维修，就会暗示，这栋建筑物没人关心，与这栋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无人管理，从而纵容更多的人去砸烂这栋建筑物更多的窗户玻璃。破窗理论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失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种潜在相联关系。这一理论引用到犯罪学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一社会失序的蔓延必然会导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理论：维护社会秩序与解决犯罪问题同样重要，严肃处理小偷小摸等轻微犯罪行为能够预防更多的严重犯罪。从这一理论出发，针对纽约市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活动猖獗的现象，美国纽约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各种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和违法犯罪活动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即通过在警务工作中加强对日常侵犯行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的产生。在策略层面上，对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方面，要有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英国学者诺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认为，实践零容忍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是“防患于未然”，确保这种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减少轻微犯罪，将有助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①第二种路径：英国学者约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节点治理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从理性治理（即作为政府干预的对象和机制）的角度看，将逐渐被更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区”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模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安全的权力减少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现在只是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个。节点治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公共警察机构的功能正逐渐变成收集和分析从其他机构得来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到警务网络系统的其他节点上。②这一路径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在安全供给领域的角色和关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种路径：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务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等将警察服务当作公共经济的产业，从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对警察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制度安排会对警察服务绩效产生影响，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者相比，小规模、直接服务的警察服务生产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热罗尔（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兰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过改变第三方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实现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务，并认为，“在第三方警务中，许多合作伙伴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紧紧围绕遵守规则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这个中心展开活动。”④上述主张为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设想。以上三种路径都主张，伴随风险社会的出现，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责任不仅归国家一方，而要由社会多方共同承担，而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发起者、多方协作的方式、进程、焦点等方面有所差异。
三、中国学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警察职能的差异，我国的安全研究还要结合自身的体制和环境特点加以分析，相关理论的运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种视角：
（一）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稳定的类型及地方政府维稳困境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压力维稳的模式存在成本扩大化、价值预设与行为结果的背离等困境，需要改革当前的维稳方式，“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⑤二是从管理学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对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但主要是围绕项目或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内容实施评估，这种做法不够科学严谨。应以风险为核心设置评估指标，将风险与政府风险控制能力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风险值。①当前从量化视角考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应对研究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应对研究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总体呈现高涨趋势，且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点、原因、对策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许多对农村、城市或某一类型的具体对策研究，宏观对策分析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有学者认为首先要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主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其次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②此外，还有学者从当代的后果出发，对后果性质评估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分别进行综述，认为我国目前后果研究相对稀薄，国内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议行动的后果、拓展抗议行动结果的研究方法、探寻抗议后果的因果机制等问题。③近几年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网络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公共管理、公安工作、传媒、信息技术、传播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呈现多学科趋势，学者们从风险社会下政策冲突、社会资本、群体行为模式、协商民主等众多领域研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问题。三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质评价研究出现了争论，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立场，特别是将与社会抗争、民主转型、政府政策、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这无疑扩展了对分析的视野。四是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近两年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指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近年来，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综合性研究呈上升趋势，学者们纷纷对危机及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公共危机类型划分、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领域和范围以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论”、“公共关系论”、“经验论”和“全面整合论”等不同分析视角。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畴，主要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现状加以评价，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路径，并尝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相关模型。如有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探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为例，提出了系统评价预测研究的方法论，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⑤
（四）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社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安全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和安全建设等领域。中国80年代开始社区警务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就社区警务的合作、预防、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社区治理与社区警务、社区警务的模式与工作机制、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需要调整府民关系，具体来说，要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通过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②有学者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以内湖社区为代表的台湾社区安全治理机制重视横向维度的建设，这值得大陆地区在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考借鉴。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模式研究这类研究从总体上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应重点关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体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会治安供给领域近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重研究其组织网络，认为在充分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社会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是中国社会实现平衡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相关评价体系，从“脆弱性——能力”的视角构建公共安全评价框架，提出区域公共安全综合评价核心指标体系应包括：脆弱性指标（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易损性指标）和应对能力指标（包含基础设施、管制能力、社会防御和经济能力四个方面的二级指标）。⑤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会治安的供给现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发展等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协同机制，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当前公共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进展与不足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在近年来受到多学科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安学为代表等，许多学科为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等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这些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出现多元化视角。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理论研究出现了零容忍警务、安全节点治理模式、情报主导警务、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社区警务等多元化研究视角或实践战略，为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研究向纵深扩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出现了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量化研究。在社会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数学分析模型，尝试设计社会公共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进行定量评估基础上的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系统研究。这些量化研究成果为寻找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4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社区居家养老；运行机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23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及其运行机制
2010年，中国老年人（65岁以上）已经达到了1.13亿人，占总人口的8%，按照联合国的相关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便可称之为老龄化社会。《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民函[2016]200号）提出，要重点支持试点地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通过政府扶持、社会力量运营、市龌运作，全面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能力。
1.1 社区居家养老的内涵
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社区中享受养老服务，具体形式有社区家庭养老、社区机构养老、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社区老年人互助中心等。需要指出的是，社区居家养老与传统的居家养老不同，它结合了社区中机构养老及老年人互助中心等形式，内涵更为丰富。
1.2 社区居家养老运行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区居家养老运行机制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①社区居家养老供给机制；
②社区居家养老动员机制；③社区居家养老社会协同机制；④社区居家养老监管机制。
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2.1 供给机制存在问题
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存在角色定位的困境。作为主要“供给主体之一”的角色和“管理者”的角色，其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实践中存在角色冲突。虽然经过简政放权和“一站式”行政服务大厅的创新，各级政府致力于加大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其他多元主体的管理上，管理者的身份要求政府对其运营资格进行准入限制和审查，因此，在如何进行有效管理与如何加大养老服务社会供给之间存在困境。
2.2 动员机制存在问题
社区居家养老动员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运营资格获取，需要消防、床位、员工数量等条件满足行政许可标准，这决定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投入较大、回收较慢的特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动员机制主要依靠政府宣传和民间慈善力量，但这种动员通常是偶然的，且效率较低。现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动员机制，缺少专门的制度规范，动员机制没有常态化。
2.3 社会协同机制存在问题
社区居家养老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动水平不高，社会协同机制有待改进。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同，政府“公办”养老院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占据绝大比重，近年来，各地政府在试点探索“公办民营”及“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等形式，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实际受惠人群数量来看，都远远不够。同时，其他多元主体之间，如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的实践中，联动水平较低。
2.4 监管机制存在问题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行检查评估机制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不具备发现问题和及时处理问题的效果。现行的检查评估机制主要是，每年向主管部门提交年度运营报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对硬件设施等进行检查，辅以主管部门的抽查。但现有检查评估机制流于形式，大量未能达到准入标准的民间“社区居家养老机构”，以“合法运营”或“透明运营”的形式存在。原因并非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具备责任感或者作风，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缺口以及监管之后的责任归属模糊，使政府主管部门难以处理，对部门社区居家养老设施采取“不出事就是好事”的策略。
3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行机制的建议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元协同，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创新形式和组成部分。相关人员应改进现行机制的不足之处，努力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行机制。
3.1 强化政府“治理者”的角色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么一个深入影响社会各阶层人员的领域，应该明确自身的“治理者”角色，以规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保护广大人民的养老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管理目标。近年来，老年人及其家属与养老服务机构的权益纠纷日益增多，政府作为治理者，应当创造更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氛围，规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和运营。不是追求以供给主体的身份更多地参与社区居家养服务供给，而是追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高速发展。
3.2 出台特定的动员制度规范
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或者是任何一份事业的成功，都建立在人、财、物等资源高效整合的基础上。同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对资源的整合利用，因此，这就需要有一个高效和常规的动员机制。政府通过出台特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动员制度规范，对政府力量、社区力量、非营利组织力量和其他民间力量进行科学动员，最大程度实现动员的精准、高效、常态化。
3.3 建立多元主体的联动机制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政府与其他主体相对互动较多，其他主体之间联动性则较差。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多元主体的联动机制，不仅仅是加快“公办民营”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试点及经验推广，还应当探索加强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联动，如企业以投资入股等形式，负责非营利组织名下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并以市场的力量促进其健康发展。同理，民间团体或个人慈善力量名下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以通过支付报酬的形式，聘用企业帮助其进行管理，实现成本和效益控制，从而得到健康发展。
3.4 落实检查评估机制，完善配套措施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出现，是完善社会养老体系的创新措施，是适应新时代的现实背景而产生的，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存在巨大缺口，客观上造成了，大量不具备市场准入资格的“透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存在，政府主管部门苦于没有良好的处理办法，大多是默认其存在于“灰色地带”。另外，已获取行政许可，具备运营资格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也存在着因检查评估流于形式，硬件设施投入逐年减少，养老服务质量下降，甚至带来安全隐患等问题。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检查评估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完善“透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重点防抓安全隐患，并给予政策照顾，还可适度降低准入门槛，将其纳入监管体系；对已具备运营资格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应严格落实周期性考核和抽查评估，且进行相应的奖惩，并建立区域内的养老服务供给设施的评分评级系统。
4 结 语
适应新时代现实背景而产生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完善社会养老体系的创新措施，对实现各阶层人民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权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要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行机制，应当在供给机制方面明确政府的治理者角色，在动员机制方面出台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在协同机制方面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在监管机制方面落实检查评估制度，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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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清代湘潭郭氏诗人世家及其家族
师德内涵的三个层次与两个平衡
遏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对策研究
冼太夫人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
论公务行为道德选择的应然与必然
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艺术的情感表达
关于儒家“和”文化内涵的认识与发展
基于政府采购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超越性与局限性
浅析中国物权登记中引入法定公证制度
西方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践及启示
农业上市公司财务安全与风险防范
O2O商业模式的应用与发展前景探析
前后李鸿章的“联俄”外交
珠海西区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
隐形设计的力量——浅谈设计的情感化进程
从张恨水小说看传统通俗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基于社区的城市中年女性贫困治理策略研究
珠海高技能人才资源开发管理战略研究
天津港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流程优化研究
以先进教育理念加强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建设
符号消费的谱系——鲍德里亚与《物体系》
高校图书馆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
以体育课的情境教学增进学生心理相容
时期中国易货偿债锡品数量辨析
保护和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研究
珠海市老年人口终身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话语分析视阈下的语码转换研究
从韩剧看全球化中儒家思想的现代性
从双向需求互动看商务英语教学改革
波德莱尔与爱伦·坡诗歌创作的比较研究
关于地方债管理中风险及对策的思考
日本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析论
控制理论变量: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
功能翻译论指导下的汉英公示语的翻译
广珠铁路珠海物流园区招商引资策略研究
高校教师合作文化构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以先进理念深化应用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珠海市大学生余暇体育行为特征及对策研究
学人之诗——浅谈屈大均诗歌的学问因素
现代农业发展视角下的耕地流转问题探讨
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理论分析
强势模因的生成、复制及传播——“凡客体”的个案研究
国际物化知识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与东北农村人口出生素质的提高
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困境分析
胜任能力模型在企业客户经理岗位聘任与评价中的应用
第6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环境问题；困境；出路；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3－2795-03
Analysis of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Ethnic Village Tourism
LIAO Jun－hua1，2
（1．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Guiyang 550025，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Ethnic village tourism had great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play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strategic role to build a harmonious new countryside．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sulted could not be ignored， it was bound to hi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 tourism． Therefore， adopting practical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priority， but was also the key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 tourism．
Key words： ethnic village tourism； environment issues； plight； outle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源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国家特殊旅游扶贫政策的指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生力军，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增进城乡文化交流，巩固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民族村寨旅游规模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如旅游资源遭到破坏、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等，使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受到威胁，如不予以重视，势必会影响到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现状
1．1盲目开发致使资源破坏
旅游要发展，规划需先行。但是，目前大多数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还没有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即使有旅游规划，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一些地区不具备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盲目进行开发，由于缺乏规划和指导，造成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同时，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有些村寨进行道路、宾馆、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保持与原有景观协调，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景观。这些都阻碍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2生态环境破坏趋重
由于缺乏足够的环境保护意识，部分村寨旅游目的地居民随地堆放农业及生活废弃物，污水随地排放，游客乱扔垃圾，这些行为造成民族村寨水体、大气、土壤严重污染，给游客留下民族村寨旅游环境“脏、乱、差”的印象［1］。此外，交通工具排放的废气、旅游娱乐设施运行产生的噪声等使景区形成多重污染，降低了旅游地的生态质量。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着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3民族文化被商品化和庸俗化
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2］。一些代表民族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一些落后的文化，如鬼文化、占卜文化等被刻意渲染；一些与本地文化无丝毫联系的“景观”或活动内容凭空出现，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使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了原真性和独特性而被商品化和庸俗化。
1．4城市化倾向破坏自然景观
许多发展旅游的民族村寨，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往往忽视对村寨特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挖掘，过分依赖现代技术手段，向游客展现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包括农舍铺瓷砖、路面水泥化、建筑现代化等方方面面，不仅使游客感觉到乡风民俗荡然无存，而且还破坏了民族村寨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民族村寨的城市化倾向破坏了自然景观，阻碍了民族村寨旅游的持续发展。
2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探因
2．1旅游活动的负外部性――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经济根源
在民族村寨旅游的经济活动中，开发商或经营旅游的村民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其追求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忽略环境成本问题。这种环境问题是旅游生产、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一种负外部性的后果，是开发商或经营旅游的村民的经济活动对不直接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其他方所带来的利益损害［3］。生活垃圾、污染物等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花费较多资源，增加成本。因此，受利益的驱使，开发商或经营旅游的村民往往消极对待环境问题，将污染物等直接排入当地环境中，从而对村寨环境造成污染，同时使村寨其他居民利益受损。旅游活动的负外部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2．2旅游环境的公共产品性――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根本原因
民族村寨旅游公共产品有生活和生产两大类。生活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生活用水、生活用电、生活垃圾处理、医疗卫生等，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村寨道路交通、通讯设施等。由于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不承担成本方的消费，即使个体不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因此，开发商和村民可以免费使用旅游环境这一公共产品，而且会刺激利益主体对旅游环境的超负荷利用和消费，将自己的获益建立在牺牲资源环境和社会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时，公共产品的产权往往不明晰，这就注定了村寨居民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一方面，村寨居民经营旅游带来的收益归自己所得，而环境成本却由村寨全体居民来承担，造成单个利益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与收益不一致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村寨居民的有限理性，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较少关注集体利益，很少有人愿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治理旅游环境而做出努力。因此，旅游环境的公共产品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根本原因。
2．3忽视村寨居民利益――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关键因素
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忽视村寨居民的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容易导致当地管理部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危害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村民利益被忽视，无法参与村寨旅游开发与管理，因而对发展旅游往往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予合作，有时甚至进行破坏或阻止旅游发展，致使村寨公共秩序混乱，公共事务管理出现危机。每户村民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招揽客源，如贵州西江苗寨，部分村民想法绕开旅游公司的门票收费，私自到村口拉客，甚至抢客，不仅破坏了村寨公共秩序，也使苗寨人文生态环境一度失调。在村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不会主动参与保护环境。因此，忽视村寨居民利益是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关键因素。
2．4利益相关者行为与目标各异――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深层原因
民族村寨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开发商和村寨居民。目前，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引导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各种制度不健全，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往往以自身利益为重，忽视公共利益［4］。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村寨居民很难全面掌握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必要信息，因而不能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抉择，旅游资源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也很难获得，也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活动。村寨居民对政府营利化的价值取向及其权力“寻租”行为深感不满，因此，对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民族文化传承常常采取漠不关心或者不予合作的态度［3］。同时，旅游开发商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常常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其他利益，例如过度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占用村民耕地建设旅游设施、忽视环境保护与生态效益、忽视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价值等，使民族村寨旅游环境破坏日趋严重。
2．5旅游资源超负荷开发和利用――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直接原因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的物质基础。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旅游资源超负荷开发和利用现象严重，给民族村寨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由于对环境治理不及时，村寨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带来水流量减少、水质变坏、环境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受损等负面影响。同时，客流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人文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丽江纳西族村寨，由于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目前当地纳西语、传统服饰等文化元素仅存在于老年人身上，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障碍，不利于纳西旅游人文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困境的解决途径
3．1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引导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就是按照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坚持资源的市场配置，在旅游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环节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更大发展。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村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村民收入水平较低，村寨或村民没有进行旅游开发和环境治理的财力。另一方面，旅游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负外部性问题需要通过旅游市场机制以外的途径来解决。因此，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从政策、资金、信息和教育等方面引导和扶持村寨旅游发展成为必然。同时，为了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和利益相关者的“搭便车”行为，需要明晰旅游资源的产权，切实保护参与方对旅游资源的合法权益［5］。为了有效解决环境困境，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旅游相关立法，特别是旅游环境和旅游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规范和制约不良旅游经济行为，防范负外部性产生。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开发商和村民在旅游经济活动中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3．2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规划
发展民族村寨旅游，首先要制定科学的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规划，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充分考虑区域旅游总体发展情况和旅游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因素，使规划既切合当前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实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特别是在规划之前要进行环境承载能力评估，强化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6］。民族村寨旅游规划不仅要与当地旅游总体规划相衔接，而且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体系建设规划、村寨环境建设规划相衔接，规划要突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色，防止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脱节，避免破坏当地资源和环境。
3．3建立村民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村寨居民是民族村寨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和载体，对旅游发展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得不到保障，其获利有限，因而对资源和环境保护动力不足，阻碍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如明晰旅游资源产权、建立高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土地征用和拆迁补偿制度、建立公平的收益分配机制等，赋权让村民参与旅游，让村民获得剩余索取权或额外的收益（如奖金、红利等），在利益得到保障后，村民将主动参与旅游活动，努力保护旅游环境。例如贵州西江苗寨，采取“分红制”的办法，每年拿出门票收入的大部分，按照村寨民居建筑保存的完好程度对村民实施奖励，提高了村民参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3．4建立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机制
民族村寨旅游活动中，各利益相关者行为与目标各异是村寨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因此，平衡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努力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机制，是突破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环境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各利益相关者在民族村寨社区中的责任与义务做到有序分工，同时又要强调合作与协调。其次，对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带来的利益，要在各利益相关者中合理分配。再次，应强调民族村寨社区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应该以各利益相关者的私利为重。最后，制定包括利益分配制度在内的各种规则，并由专门的部门来监督执行。
3．5努力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
各级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应制定出具体的环境保护教育计划。环保教育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方，即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地人员，由上而下依次包括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旅游经营业主、旅游从业人员和村寨居民；第二是客体方，即针对游客的环保教育，包括采取用书面材料如门票、宣传册、导游册等宣传教育方式，在景区（点）树立警示牌、挂宣传条幅等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旅游资源的价值及其遭到破坏后的严重后果，当然，通过村寨居民的言行来激发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7］。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对环境保护将大有裨益。
4结语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其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构建和谐新农村起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如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必将影响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好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当务之急，也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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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运行现状；多方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44-02
引言：
自2009年医改实施以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初步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构建了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运行新机制。然而，医改实施的成效到底如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的。本研究着眼于《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下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行现状，以W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探求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并提出建议，构建政府、社区、居民三方的合作治理方案，以促进其发展。
一、研究方法
调查中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编写《关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问卷》、《关于基层医疗服务工作的问卷》、《关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满意度调查》，了解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及居民对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从而发掘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矛盾所在。
2.个案分析法：对单一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分别以医护人员、居民、就诊人员为对象进行调查。
3.访谈法：对医护人员、居民、就诊人员进行访谈式调查，了解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及医护人员的待遇、居民满意度。
4.文献研究法：参考新公共服务理论、自治组织理论和社区管理理论相关书籍，为调查提供理论支持。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针对居民进行的满意度调查，共发放120份问卷，有效问卷112份；针对就诊人员调查，共发放120份问卷，有效问卷112份；针对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共发放20份问卷，有效17份。
1.存在的问题。国内许多学者都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行状况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投入经费不足、医疗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人才匮乏等。根据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1）基本药物使用率低，采购不规范，定价不合理。首先，基本药物范围小。至2012年为止国家基本药物种类已经扩大至520种，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药物仍然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据调查，有39.3%的居民表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种类不齐全，同时，基本药物使用率仅为70%。其次，基本药物采购不规范。有关部门指出“坚持以省（区、市）为单位网上集中采购，落实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监控等制度”。据调查，中心的药物都是自行上网采购的，虽然政策已经颁布并开始实行，但是地方对政策的落实出现了滞后的现象。最后，基本药物定价不合理。中心的基本药物对居民实行零差价销售，但是仍有不少居民表示基本药物价格太高。这是因为基本药物采购方式不规范导致药物价格存在偏高的情况。基本药物属于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运用其“暴力潜能”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并且取得相对合理的价格。但是若由基层医疗机构自行采购，则会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医疗机构在药品流通供求中的双重垄断地位，扭曲药品的价格。此外，在调查中，有35.7%的居民认为药价不合理。同时，也有医生表示基本药物的价格甚至高于正常药物，导致医生看病开药无从下手。
（2）计划生育指导、健康教育指导工作不到位，健康档案建立难度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75%的居民没有接受过计划生育指导、健康教育指导工作。同时，健康档案的建立也由于政府宣传不到位、居民防保意识未跟上、医护人员缺乏等问题导致困难重重。
（3）10元诊疗费迟迟未落实。《意见》规定“全面实施一般诊疗费，各地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标准，原则上10元左右”。调查显示，由于当地卫生局没有下发文件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10元诊疗费政策，因此中心也没有实施这一项政策，75%的居民都不知道这项政策。
（4）政府拨款不及时。根据调查情况显示，政府对中心拨款不及时，有医护人员在调查中表示几乎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有拖欠情况。我们了解到，中心的政府拨款由财政部拨给卫生局，再由卫生局下发给卫生服务中心，这一做法增加了财政流转的中间环节，使得资金落实存在时效性问题。
2.原因分析。
（1）政府政策制定程序的漏洞。政策规划应注重可行性分析认真考虑主客观多种因素。“10元诊疗费”难以贯彻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合理性。从总体来看，诊疗费10元包干，对于患者是则可以降低不少费用。但是，这是从整体考虑的。一旦分摊到人均次上，一些利好就会被大众化，毕竟，有些患者在门诊中并不用接受输液等相关治疗服务。所以，一些患者自然就会觉得多掏钱了，自然就不会接受这项政策了。
（2）社区卫生服务供给中的市场缺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多由政府进行投资创办，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导致社区卫生服务供给缺乏活力。同时，基本药物采购目前仍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行负责，使药物供给缺乏竞争，最后导致价格扭曲。
（3）社区动员力度不足。所谓社区动员，指的是把满足这区居民需求的社会目标转化成为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社会行动过程。社区动员对社区卫生服务供给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与社区的合作，导致宣传不到位，动员力度不足，使居民的保健意识不足，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缺乏信任，最终导致相关服务功能的不到位。
三、对策及建议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对国家的基层医疗具有深远意义，为了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行活力，解决现存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的对策及建议。
1.坚持政府在社区卫生服务供给中的主导地位。
（1）增强政府政策规划可行性。政策规划应注重可行性分析，认真考虑主客观多种制约因素，特别是人员方面的因素。凡是涉及民众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政策都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群众意见。
（2）拨款及时完整。政府从本国现有国情出发，结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安排财政拨款。虽然拨款远不能满足中心需要，但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资金超过规定实效，从而影响中心部分计划的开展和落实。特别突出的是医护人员的工资到账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还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合法性。
（3）加强药物采购的监管。监督管理必须采取政府和居民相结合的办法，没有政府参与，监督就没有权威，管理就没有效力；没有居民参与，监督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不能表明问题是否具有严重性和普遍性。对于药物采购问题，可以定期举行听证会，同时定期公布药物采购清单，设置反馈专线或专栏，最终达到监督实效。
2.积极利用竞争机制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供给。奥斯本认为“竞争是促进革新的永恒动力，而政府通常是缺乏这种动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社区卫生服务市场也是如此，只有社区卫生服务主体多元化，引导社会多方力量参与，通过政府、社团、居民群众、个人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有序竞争，才能使社区卫生服务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当然，竞争也不是放任自流的东西。奥斯本认为，不经规范的竞争很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公共政策必须建立竞争规则，防止垄断或其他不公平的出现。
3.发挥社区在配合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实现中的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主要解决社区的卫生问题，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利益。因此，要加强社区宣传，增强社区居民的防保意识，提高居民对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的信任度，这必定能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档案的建立以及相应功能的实现减少阻力。同时，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动员，积极参与社区健康活动。
四、结语
从分析W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状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公共管理理论提出合作性治理的解决策略以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行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性治理要想实施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策上，在履行各自的公共责任的同时，形成多方治理的局面，为切实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行困境而共同努力。
第8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当前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水平，不仅研究的成果较少，而且研究范围相对较窄、内容不够细致深入。蔡慧贤［9］从社会制度、利益关系和文化观念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医药文化出现传承危机的原因，并提出了若干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建议。张建中等［10］基于文化的力量和作用，提出了加快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建设的措施与构想，并设计了实现建设目标的保障措施。孙光荣［11］从战略视角，论述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提出了其传承和发展的战略措施。靳琦［12］、王键［13］、杨丙红［14］等对中医药院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的作用、思路、方法、内容等进行了分析。徐桢等［15］分析了我国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魏一苇等［16］从传播环境的严峻性和传播者自身的窘迫性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困境。目前研究仍多是从中医药文化的人才培养、支持、加大资金投入等老生常谈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分析、普遍功能、方式、模式、路径、策略、机制、理论依据等方面的创新挖掘少之又少。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实现，需要依赖新的传承与传播的理论机理和路径创新，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利益共享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性。
2中医药文化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理论依据
2．1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时代机遇
不可否认，西方科学主义在诸多方面对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客观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帮助，但其片面、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和不足。在科学主义思维下成长起来的西方医学，亦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一是还原论的局限性，忽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机械地把人体当做一部机器来看待，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却从根本上忽视了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最终没有办法解释整个机体的各种情况。还原论对于很多复杂性疾病的研究，比如高血压病发生原因的研究及各种自发性免疫系统疾病的研究等，凸显出它的局限性。二是单纯的医疗“治病”模式，忽视了人体健康的整体性及健康与自然、社会的联系。在西医机械的生命观下，通过各种仪器观察和检测生理、生化指标，按统一标准判断病症，对症下药，重视病的普遍性，不注意人的特殊性，不注重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对疾病所产生的影响，不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三是治疗上多采用对抗、攻击性疗法，少有调动机制、自身平衡、修复作用、养生保健疗法。西医在对疾病治疗中少有充分运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来对抗疾病，这在现代疾病谱的变化下凸显出越来越多的不足。随着世界科学知识的发展，在多元文化、多种知识的深度交流中，中医药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特色技术被世界重新认识，慢慢为世界所接受，中医药文化价值也渐渐走向世界。如在中医学中处于“圣度”地位的“和”的理念，不仅仅是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气的和谐，要求人的心身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再如“仁”的价值内涵，是中医文化价值中内涵极其丰富的关于个人道德情操修养的部分，“医乃仁术”和“医者仁心”有利于突破纯技术主义的框架。同时“仁”不只是蕴含医道和医德方面，普通人同样需要在道和德方面具备“仁”的思想高度，在处理情志及人际方面要有宽容的心怀。对中医药文化中这类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的传播，从实际意义上讲，有利于促进当代民众的身心健康，让人们在嘈杂的现代社会中在心理上寻找到归属，促进个人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这些优秀的价值观念逐渐传播，让世人更深刻地领悟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对促进社会的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公众对中医药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得到了公众的重新认识，不断积累着更加深厚的传承与传播的土壤。由于西方科学主义及西医科学面临的困境，西医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基础研究与临床问题解决之间脱节、疾病谱的转变使医疗成本大大增加、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及医学实践三者需要整合，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促使人类寻求新的医学转向。在此背景下，转化医学应运而生，其核心是打破基础医学、药物研究、临床医学之间的屏障，加强研究与应用之间的结合，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个双向转化的桥梁。转化医学遵循的是循证医学的原理，实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整合，聚焦于具体疾病，以疾病诊疗为研究出发点，以促进科学发现转化为医疗实践并最终服务于患者为目标。转化医学倡导“以患者为中心”，要求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问题，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解决问题。显然这体现和吻合了中医药学的特征：实践性、经验性及中医药以患者为中心、针对疾病个体实施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发挥自身优势的契机。与此同时，人类健康观念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中医药“治未病”理念的时代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和社会上完好状态。并且规定了有充沛的精力；处事乐观、态度积极、勇敢承担责任等十项健康标志。人类健康观念从只关注生理健康到生理与心理健康并重，且关注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与中医药文化中诸多生命观、生活观、治疗观、养生观，尤其是“治未病”理念相吻合。这些都为中医药核心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
2．2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和市场分工协作的理论依据
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达国家的社会再造浪潮，是“管理主义”或“新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结晶。其本质是重新发现公共品的价值，试图通过企业方法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和公共品异化。大卫•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的《重塑》一书提炼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十个方面：起催化作用的，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的，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17］。较之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了不同的特征。首先是重新定位了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要增强对“顾客”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更重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及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充分放权，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公共需求。三是强调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即并非所有公共服务都要由提供，而是应根据公共品的内容及性质，灵活采取供给方式以满足需求。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是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制度价值等方面进行丰富和创新的基础上，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夫妇提出的一个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务员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不是试图通过控制使社会朝新方向发展；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在思想上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具有民主性；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过程得以最有效并且最负责地实现；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公务员不仅仅要对“顾客”的要求作出回应，而且要集中精力与公民以及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责任并不简单。除市场外，公务员还应该关注法律、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重视人，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18］。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效率和生产力置于民主、社区、公共利益等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中，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
2．3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公共服务有效实现的路径
关于完全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出现，提供公共产品的无效、低效受到很大诟病。面对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与“失灵”，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要么“市场”、要么“”的二分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19］。基于此，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和这两个极端之间，公共事务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主体在功能、结构、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供给的优化配置［20］。显然该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主张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提供公共物品，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2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即超越了企业治理的局限，单纯的范围。以公民为主体，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加效益，缓解治理的压力。
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新探索
3．1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公共品凝集界定
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都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无不重视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市场配置的重要弥补作用。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如中医院、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及中医适宜技术等，都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尤其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普及，是一种共同资源。依据准公共品的“拥挤性”的特点，难以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针对广大群众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巨大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中医药公共资源的功能，提高中医药文化价值提供的质量和效率，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3．2中医药文化在现代公共服务中的特色与优势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性为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及传播的路径提供多元性思维。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为满足群众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医疗机构、高校、社会团体、企业、民众共同参与治理，既需要推动，又需要市场的补充；既需要学术建设的发展，又需要经济建设激励，以建立健全合理的、长效的运行机制。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主导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方向、政策，制定与组织传承、传播发展的计划，负责监督、考核，引导资金的投入。非社会团体可进行资源调研，推出公益服务。高校或中医药科研院所充分发挥知识技术优势，可进行学校和合作、校企合作，让知识真正服务公众，加快知识向实践转化。营利性组织在允许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活力，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多方协作，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承担各自的责任，分享应得的利益，满足群众需要［11］。
3．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实现的路径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循证医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增加，健康管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同时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开展健康管理已成为趋势。虽然我国也逐渐重视社区卫生服务的作用，但由于资源的不足，仍普遍“重医轻防”，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的危害。要充分调动各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健康管理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内容丰富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及具体措施，在饮食、起居、劳作、心理、中医锻炼方法、中医药知识、医疗药膳、顺应自然和避邪护身等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方面的诸多内容，在健康管理的实践中，应通过多元主体及多种路径，推广到各类人群中去。再者，从中医药文化价值自身角度，操作简单、安全，设备、场地的要求较低，诸多具体适宜技术简、便、廉、验，极适合在社区开展［22］。因此，应提高居民自我管理能力，努力探索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社区健康管理。
4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创新方法
4．1领航掌舵建中医药特色健康社区
中医药文化价值对社区健康管理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社区是中医药文化价值实现的前沿阵地，是传承和传播的基础，是中医药特色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场所，是最能为民众提供可及的地方。建设中国特色的健康社区，中医药必然能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依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应发挥领航掌舵的作用，协同各方主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做好基础工作。一是发挥战略导向作用，进行长期及短期发展的政策规则制定，为各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实现。二是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主导作用，弥补民间资本投入的不足。对体现中医药文化的健康社区建设，应主导优先配置资源，保障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培养与投入等等，有利于健康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发挥最重要的管理与监督作用，完善管理与监督体系，监督各方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以群众满意度为指挥棒，及时调整政策，激励与规范各方行为，有利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4．2中医药文化健康社区模式：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市场、社会多元共治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及上述论述，中医药文化价值在社区的传承与传播中，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中心，以公民健康为中心，、企业、非组织、公民应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社区健康自主治理新体制，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实现“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市场、社会多元共治”。这为其他非机构参与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实现了公共服务社会化，最大的优势是各方都能发挥自身最优势力量，相互整合、相互弥补、资源互补、协同增效，提高了供给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4．3中医药健康社区的协调效应：中医药文化价值增值，实现各方效益最大化
中国特色健康社区治理模式，公共品的利用可通过价格歧视增值。对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中医药文化服务及产品，企业可依据消费者的偏好、品味、收入、阶层等因素对不同消费者设置不同的价格，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情况收取不同费用，使消费者都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产品或服务。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区别定价，尽可能利润最大化，增进收益；公众又可最大程度上使个人福利最大化；中医药文化价值以这种市场制度获得社会认可，加快传承与传播，同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4非部门主动参与功能的扩大
以中国特色健康社区为平台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价值，除部门发挥领航掌舵作用，高校、医院、各社会团体等非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尤其是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是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医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之地。其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之地，不能局限于自身范围内搞实验和学术研究，师生应当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群众，采取各种方式，给社区提供知识和技术，将中医药文化价值普及并应用，用中医药知识惠及群众。这不仅造福民众，同时能够更好地让中医药文化价值获得民众认同，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传播，促进高校的自身建设发展。医院同样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公立性医院应该采取短期或长期的多种措施，如开设社区中医服务门诊、举行各类义诊活动等，将中医药文化及技术传播到基层。各类社会团体亦应在健康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以各种形式补充资源。
4．5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竞争机制、效率机制主导、非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建设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健康社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中的作用，可为群众提供基本的健康需求。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将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偏好的人群手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俱乐部的“选择性进入”是使中医药文化价值资源更体现价值和效率的有效方式。企业组织依据市场对中医药技术与价值的不同需求，以企业力量提供设施、人力等资源，组建俱乐部，充分满足和尊重特定主体的选择性，以人为本设定具体内容。设定合适的准入制度，既提升企业的发展，又促进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同时增进社会福利价值。
4．6组建自主治理的健康俱乐部，民主程序化
第9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社区发展；城市社区自治；社区参与；社区组织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居民的民主意识增强，表达呼声需求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同时社区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要求创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因此必须在社区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一、社区自治的概念及法律依据
社区自治是指社区居民有自我决定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利以及权利行使的方式，同时社区自治是建立在具有共同意志能力的居民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上，并且社区自治是依靠社区内的自治性组织来实现的，除了能够代表社区居民整体利益的居民委员会以外，还代表一部分利益，满足一部分社区居民需要的社会组织，例如代表社区一定群体利益的社区维权组织――业主委员会，社区群众组织――老年人协会。我国的《宪法》和《居委会组织法》对社区自治作出了相关规定，《宪法》规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组织，这些为社区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与前提。虽然推动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城市社区自治是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正确走向和最终归宿，对于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社区自治的意义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历史环境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一样，在城市社区推行社区自治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么认识社区自治的意义，推行城市社区自治的实行是社区管理工作中社区发展的重点。城市社区自治有利于城市基础民主建设，为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发挥社区的潜在力量和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城市社区自治为居民参与城市管理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有利于改善居民与政府的关系；城市社区自治有利于化解城市基层的利益冲突，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城市社会自治有利于维护我国居民的民利，促进我国民主发展。
三、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高度行政化，社区居委会自治空间狭窄。当前，城市政府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职能下移，而下级政府组织又无力承担这些任务，便只好把有些任务再下移给自治组织，并制定具体的指标来监督实施，社区居委会承担了过多的行政工作，成为了变相的政府机构。社区居委会的高度行政化严重削弱了社区自治组织的独立性，挤占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空间，致使社区自治发展缓慢。
（二）居民参与意识淡薄，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长久以来的社区行政化管理使得居民对行政化产生了依赖感，使得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淡薄，此外居民缺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经验导致居民参与能力不强，进一步打击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社区自治是建立在具有共同意志能力的居民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上的，然而现今的社区与传统的单位社区相比居民共同利益较少，导致城市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参与社区自治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社区居民自治参与率不高，缺乏参与社区自治的动力。
（三）社区资金缺乏，阻碍社区自制的发展。社区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拨给，来源过于单一，因此社区对基层政府的依赖性较强。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社区行使自治权，制约了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社区不仅面临着财力投入不足的困境而且社区委员会没有任何财务管理权和支配权，使得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工作受到较大影响，日常工作得不到开展又谈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经费问题成为了制约社区自治的最大因素。
（四）社区自治组织缺乏，生存环境艰难。由于诸多社会因素，政府对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支持度不高，这就造成了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空间狭小，数量上没有优势。社区自治组织是连结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纽带，是联系广大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团体，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社区自治组织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很多社区自治组织的申请注册也是困难重重，不得不挂靠在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之下受其管辖，限制了社区自治组织的独立性。
四、完善城市社区自治的建议
（一）减少对社区的干预。1.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社区的行政干预，给予社区更大的自主空间。基层政府力量介入社区公共事务不仅会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社区自治进行干预和指导，而且有时会起到相反作用阻碍社区自治的发展，因此政府要减少干预，给社区更大的自治权。2.界定政府与社区的边界关系。政府与社区存在着一定的边界，明确了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治的关系，就可以清晰界定政府与社区的边界。政府的行政管理在于对社区进行宏观指导，为社区居民自治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制定合理的政策；社区的居民自治在于满足居民的需求，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以便利、高效为目标导向。
（二）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与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活动，有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就要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首先，应当完善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教育的管理，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培养居民主人翁精神，促进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意识的觉醒。其次，在群众性自治组织选举中，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鼓励居民全程参与和监督，增加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培养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大力宣传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最后，要给予自觉、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的居民相应的物质保障，增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动力。
（三）加大资金投入，保证社区财务独立。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的资金投入，给予社区财务管理权和支配权，要实现社区自治，社区必须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自。政府职能部门为社区管理投入一定的财力，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政府应将社区建设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由社区有针对性地支配资金，开展社区服务，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同时，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扩展社区资金来源渠道，减少社区对基层政府的过度依赖，让社区可以吸引社会组织和个人为社区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自治管理的中坚力量。现今，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数量少，并且没有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自治中的功能，工作成效不大。因此在增加社区自治组织数量的同时，也要提升社区自治组织的主体能力。增加社区自治组织的数量需要政府为社区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维护社区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提升社区自治组织的主体能力就要鼓励居民去成立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表达需求、发表建议，并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组织中去。
总之，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的基本走向，推动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就要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自治程度，逐步推进基层群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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