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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理论
经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累积离差的极差应与观测值个数的平方根成正比。为了使这个度量在时间上标准化,Hurst用观测值的标准差去除极差建立一个无量纲的比率,这个比率即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Hurst指数。ARFIMA模型大量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对于正态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对于R/S分析法,Mills(2002)发现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会影响该分析方法对序列长记忆性特征的分析。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及说明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该形成机制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以论文选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间每个外汇交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即对汇率中间价序列Pt!"取对数之后进行一阶差分:(5)论文采用比较常用的绝对均值偏离平方2ttR-R刻画收益波动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统计特征及平稳性检验
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统计特征分析,论文采用的统计量为均值、标准差、偏度系数、峰度系数、Jarque-Bera统计量、Ljung-BoxQ统计量、ADF和P-P统计量。由表1可知:1.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的偏度系数都显著的不为0,说明两时序均不是围绕均值对称分布的,且波动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显地强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数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动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强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统计量相应的p值都为0,两种序列都显著地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总而言之,两时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且波动率序列的非正态性特征更加明显。2.由Ljung-BoxQ统计量自相关检验结果可知,两时序均不存在显著的短记忆性;由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认为两时序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基于此,可对两时序进行长记忆特征的研究。
(三)经典R/S分析
由图1两种序列的时序图可知,两种序列均存在明显的波动集束现象,因此,进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类模型对序列进行过滤。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序列,论文分别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进行过滤,得到标准化序列,再对标准化序列进行经典R/S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它们的In(R/S)-In(N)图如图2所示。通过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拟合的可决系数均在90%以上,拟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认为估算的Hurst指数是较为准确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58158,与0.5相差不大,说明收益率序列虽然存在长记忆性,但是一种较为微弱的长记忆性,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91182,明显大于0.5,表明收益波动率序列的长记忆性特征非常显著。
(四)ARFIMA模型的拟合
根据信息准则对模型进行筛选,人民币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分别选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进行拟合。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01176,0<d<0.5,说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长记忆的特征,但是一种比较微弱的长记忆性。而对于收益波动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21796,0<d<0.5,说明波动率序列具有比较显著的长记忆性特征。总体而言,ARFIMA模型对序列的拟合结果和经典R/S分析法对序列的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三、结论
摘要: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的贬值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会刺激资本流入增加、加大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有效汇率,经济增长,影响路径
2005年7月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从盯住美元的间接浮动汇率体制转变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机制,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交易管制取消,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管制也逐步放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还通过影响资本流入、改变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进口产品占国内需求比重的提升,导致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一、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以来,各国的汇率制度呈多样化发展趋势,概括起来可分为浮动汇率和盯住汇率两大类。由于众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等重要经济大国实行独立浮动汇率,盯住汇率制度--无论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一揽子货币,抑或根据一组指数调整汇率,其名义汇率是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但从全球角度看盯住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浮动汇率安排:只要被盯住货币汇率发生波动,实行盯住汇率国家的名义汇率即使不变,但相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也随之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的假定前提下,对盯住汇率安排下汇率贬值或货币价值低估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1997)。他们的分析结论是,币值低估会导致盯住汇率安排下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和价格水平上升,最终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变得贫穷,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具体传导过程是:
在初始均衡状态下,M=EP*Q/V(I),且W/P=M/P+B/P+B/P,P=EP,I=I。这里M为货币供给,E为实际汇率,P为被盯住货币国家价格,Q为本国实际产出,V(I)为货币周转次数,I为本国利率,I为被盯住货币国家利率,W为国内私人部门金融财富,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国内生息资产,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生息资产。
在P、Q、V(I)不变的条件下,货币贬值或实际汇率E提高会立即引致M增加,出现超额货币需求。私人部门为满足货币需求,只有出售外国生息资产B;而中央银行为维护新的汇率稳定,必须购买私人部门抛售的外国生息资产、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加又会导致本国价格的上涨。这一过程直到“货币供给按与货币贬值及由此导致的本国价格上升相同的比例增加时”,才会结束。此时私人部门的超额货币需求得到满足,但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财富缩水,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
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的理论是在严格假定前提条件下的简单理论抽象,与现实经济运行存在很大差距,其结论自然与现实经济运行结果存在很大偏差:(1)理论模型的前提是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事实上,多数国家或地区对资本流动均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各国货币购买力存在很大差别。(2)理论模型隐含的前提是市场迅速“出清”。事实上,即使资本能够完全自由流动,现实经济中市场“出清”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我们将汇率波动对产出影响、资本管制和央行调控能力等因素纳入模型考虑后,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改变为:Y=PQ=C+IV+EX-IM,M=EPQ/V(I),EX=EXQEXP,IM=IMQIMP,且W/P=M/P+B/P+B/P=Y/P-G/P,P=EP,I=I。其中Y、C、IV、EX、EXQ、EXP、IM、IMQ、IMP、G分别为名义产出、消费、投资、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出口价格、进口价值、进口数量、进口价格和政府资产。
在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框架下,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重大改变,名义汇率的贬值最终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1)名义汇率的贬值首先将改变贸易条件,即降低出口价格、提高进口价格,刺激出口数量增加、减少进口数量,只要出口数量的增加超过出口价格的降幅、进口数量的降幅超过进口价格的升幅,本国产出将扩大。(2)贸易状况的改善将扩大贸易顺差,在资本管制情景下,中央银行为维护名义汇率稳定,必须购买贸易顺差增加引致的外汇供给,导致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形成超额货币供给。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2005年7月份以前我国实行盯住美元、外汇和资本流动严格管制的汇率制度,2005年7月份以后我国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经常项目外汇管制取消、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在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符合修正后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修正后模型的结论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更为一致。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模型框架,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同样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论文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我国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以及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
汇率是一国货币单位兑换他国货币单位的比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中执行着价格转换职能。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平衡对外贸易收支的目的。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汇率的变动对外贸的影响越发显著。从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1994年人民币确立以市场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再到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更具灵活性,可以使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每一次大幅度调整都与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
1.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对此的有关论述。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并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主张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从而增加一国的社会总财富。其认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因为压低本国汇率后,本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币来购买本国商品,从而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分析是由马歇尔、勒纳、梅茨勒等人在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货币贬值实际上等于对国内出口实行补贴,对进口施加征税。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上升,进口的增长率削减,贸易收支从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成立的,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仍取决于其进出口数量的调整。弹性分析法指明了汇率变动平衡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并将贸易条件效应纳入到汇率变动影响的分析中。然而弹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马歇尔等人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随着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应运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对贬值的反应。该理论指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进一步影响贸易收支。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即国内经济是否处于非充分就业。如果国内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贬值不但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当国内的边际吸收倾向小于时,货币贬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强调本币贬值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国内产量和收入对贸易存在的反馈效应,故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小。
2.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
(1)货币升值对外贸的影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本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受他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国内商品进口的增加。
(2)货币贬值对外贸的影响。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要受本国国内价值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贸易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进口来讲,由于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很小。以贬值为主基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经济效益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不断引起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连续多年的顺差及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压力。
从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解决目前经济中流动性泛滥的关键。汇率的低估令外贸顺差过大和强烈的升值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流入,这才是货币增速过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目前我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将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贸易双方自愿调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会导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的产品价格变得更昂贵,但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这会对出口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美日等西方发达所提出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名义汇率是一国贸易收支和资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汇供求关系的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只能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外贸真正建立在互通有无及成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上,杜绝投机性贸易,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营造一个健康有利的内部环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
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增加汇率形成的灵活性在中期内以一篮子货币为中心,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在长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因此,要改革强制结汇售汇制为意愿结汇制,扩大充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及限额,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并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机制。
(2)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外汇的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减小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对银行间市场的头寸基金全部收购或供应,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后,中央银行应减少市场干预频率,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
(3)建立国际货币合作制度。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具有很强投机性的短期游资对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想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该国汇率制度不受冲击和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各国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于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制度崩溃意义重大。如我国可以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进一步国际化,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区域清算货币,使日本与美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责任。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将会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当一国出现问题时,会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注重静态的贸易利益,一味强调进出口的平衡,把贸易当作“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是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的。之后开始强调进出口的经济效益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为此,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给外国政府借汇率政策对我国政策施压的口实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自,要鼓励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
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为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S0为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P1美国价格水平指数,P2为中国价格水平指数。(基期指数都设定为100)
(二)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三)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上述计算
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之间的两难,在一个资本账户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化汇率,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汇率制度安排。显然,中国与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安排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能选择稳定的汇率而牺牲一定的效率。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也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币值存在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币的初始升值强化了国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如果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后不投入非货币资产,外资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与国内利率之和,这个收益率与国外利率之间的权衡(这里没有考虑外资进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风险)来决定外资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从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关键词: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国际收支顺差
问题的提出
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不仅经常项目有大量贸易盈余,而且资本与金融帐户也有大量盈余。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帐户也连续三年出现正值,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资金悄悄地进入中国。在“三顺差”的共同作用下,为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我国的国际储备迅速增加,已居于世界第二位,这既对人民币产生巨大的升值压力,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形成了较大冲击。从理论上看,名义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信号应该在资源的国内外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实证上对此做出了正面的论证和解释。但是,为什么人民币名义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没有相应保持稳定,却是出现了持续和大幅度的顺差?学者们试图给予解释。刘光溪(2005)认为贸易的“奖出限入”和资金的“宽进严出”是造成持续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原因;张晓朴(2005)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是内部经济失衡的具体反映;胡鞍钢(2005)指出中国有必要改变现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自己的贸易地位和收益作出一些调整;张睿(2005)也认为,持续的顺差不能仅仅从汇率的角度来解决,要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下手。他们的讨论多数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的,本文力求分析人民币名义汇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我国国际收支却持续出现大幅度顺差的具体原因。
从表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95年—2004年,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而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的国际收支总体上持续保持了大幅顺差。这说明,人民币名义汇率并不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主要决定因素,还有更多的其它因素可以解释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原因
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大幅顺差,其主要原因是:
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相对于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应该更能够反应一国出口商品和劳务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采用人民币实际汇率(人民币/1美元)=名义汇率×(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公式,以1994年为基期,对1995年至2004年中美两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换算,计算出1994-2004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见表2)。
从表2和表1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以1994年为基期计算得到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之间有较大的差距,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确实被低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于名义汇率,有利于刺激出口,吸引外资,形成国际收支的顺差。
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基于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保持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定,但周边国家货币都有20%-40%的贬值。这些国家和我国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比较接近,而人民币与美元的名义汇率维持稳定,实际上就是周边国家货币相对于人民币进行了大幅度的贬值,其出口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比中国的更有竞争力。在1994年至2004年的11年之中,只有1998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很小,而在其他年份则有大幅顺差,就是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不无关系的。
实际上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从1994年1月1日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0年后,在美国经济走软,并有巨大的财政和贸易赤字情况下,为改善其国际收支,刺激经济发展,美国采取了弱势美元的政策。美元对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美元对欧元平均下跌了35%,对日元平均下跌24%,而这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在1:8.27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实际上也贬值了25%-35%。实际上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和劳务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扩大中国对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顺差。
投资环境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加上我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较多的优惠待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从2001年至2004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分别是468亿美元、527亿美元、535亿美元、606亿美元,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事实证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与金融帐户出现的巨大顺差,就是与大量外资进入密切相关的。
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有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中拥有明显优势,而且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方面不是产业替代而是产业互补的关系。因此,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贸易机会。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也有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扩大商品和劳务的出口。
套利套汇动机的驱使。在2004年美联储连续加息之前,除1999年到2000年外,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一直高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见表3)。为了获得套利套汇收益,大量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市场。同时近几年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民币有较大的升值空间,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使国际游资涌入中国以博取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收益。据估计,2000年后,每年都有上千亿美元的短期资本进入中国,这些短期资本是国际收支顺差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公司海外采购增加。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亚洲的跨国公司,大多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它们在中国大量采购零部件和商品,然后再把这些零部件和商品销往世界各地。据估计,跨国公司的海外采购给中国带来的产品附加值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60%。
解决国际收支顺差的政策建议
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1994年汇率并轨后,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初步确立了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本框架。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面临着贬值的巨大压力,中国承担了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责任。时至2003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又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政策,也为许多国家所支持和赞同。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既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利于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如果升值,相当于人民币购买力增强,进口会增加,国内的物价水平则会下降,刚走出紧缩阴影的中国经济又将重新面对紧缩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如果增加的进口主要是为了改进设备和生产力,并有利于出口增加的话,那么对国内物价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降至最低程度。但从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市场庞大,而且消费者仍偏好进口商品,因此,消费品的进口可能会超过生产资料的进口,所以短期内消费品市场对物价的影响会大一些,从而可能会产生紧缩风险。同时,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出口减少,进口商品的增加,将直接冲击本国的工业,使就业问题更加严重。人民币升值还会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利润率下降,减少国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稳步进行。我国最终要放开资本账户,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但在最终达到这些目标之前,需要采取大量的改革措施,比如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银行问题,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问题等。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就非常危险,因此,需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制品,有助于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对便宜的出口商品价格,可以提高进口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在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会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助于其他国家的出口。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将经济困难归结到人民币汇率过低,并认为中国公司正在不停地抢夺全球份额,这种所谓的“中国出口”是极其错误的。中国出口更多地源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而不是纯粹依靠中国国内公司的发展,中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寻求成本降低的副产品。美国等一些国家贸易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方向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势在必行的
目前,中国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同时也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能灵活反映市场供求,汇率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国家承担全部汇率风险,经济主体外汇风险意识淡薄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增加弹性和灵活性。从长期看,应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逐步过渡到人民币的独立浮动。
放开汇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势在必行的。众所周知,资本管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宏观经济、金融以及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经济已取得了很大发展,具备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的情况下,逐步取消资本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带来福利的增加:第一,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助于吸引国外资本。第二,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增强金融部门、企业的活力,增加人民福利。
要协调好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目前,我国还远不具备放开资本项目的条件:国际贸易刚刚开始自由化,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微观基础尤其是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实现商业化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因此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尤其是短期资本项目必然带来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性攻击,造成国内经济的动荡。与资本项目放开的收益相比,放开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这种放开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综合体系,需要宏观经济、微观机制、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国际环境等多方面条件的改善。如果在这些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很可能导致国际上一些短期资金快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整体宏观形势出现波动,国际资金也很容易抽逃。在金融监管、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将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资本项目的放开应贯彻积极稳妥、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可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将那些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积极作用、与之相伴的消极影响可控的资本项目挑选出来,先行试点,逐步扩大。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之前人民币汇率应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之后再采用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放松对条件已成熟的资本项目的限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国内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有条件地批准部分外资跨国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调往境外运作,支持中资跨国公司补充其海外公司资本金或运营资金;允许合法移居国外的公民和非居民个人按规定汇出其在境内合法拥有的资产;有选择地引进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探索引入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外进行证券投资等。
完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应将目前国内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售汇制,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范围,企业通过对持有还是卖出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选择间接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还可以对现有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扩大可以保留外汇的限额;另外,结汇宽限时间可以延长,允许企业经常项目收汇后在一定期限内可以不结汇,这样企业可以选择适当的价格结汇。
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增加市场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买卖,以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增加外汇交易工具,目前外汇交易仅限于美元、日元、港币的即期交易,而远期交易,掉期交易、回购交易、外币期货期权等交易手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太低了,而中美之间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