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情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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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兄弟之情范文

2009年底，刚在长安汽车集团总部工作九个月的李立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辞去这份高薪、稳定、人人羡慕的国企工作，与清华大学的同学华剑锋、田硕一起创业。

也许是天性中的冒险精神，也许是跟大学时参加各种科技比赛的经历有关，决定创业这事儿，李立国笑说自己只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就说服了自己和家人。

“由于我国传统燃料汽车技术起步晚，和其他国家水平差距大。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与国外同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起跑’，前景不错，如果顺利应该会发展很好，这是可以赌一把的创业项目。”李立国说。

次年3月，三个清华小伙带着各自凑来的十万元（共计三十万元），注册了一家名为“科易动力”的科技公司，开始了他们万里创业路上的第一步。

半年后，在三位师兄的召唤下，已在常州一家微型电动车创业公司摸爬了两年的孟庆然也毅然返京，加入团队。至此，团队四位核心人物全部到齐。

公司虽小，但四个人术业有专攻，互相补充，分工明晰。田硕做市场，二师兄华剑锋做电控，李立国做机械这一块，最后加入的孟庆然做技术补充。

统一创业目标之后，就要考虑具体的创业内容，新能源汽车涵盖那么广，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在汽车市场分一杯羹？

四个人大学读的都是汽车系，对汽车都有比较深的认识。因为电机、电控、电池是纯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技术，电池是一个创造技术，不适合创业团队，电机目前的技术比较成熟，且电机在工业的其他行业也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所以也不太适合。那剩下的就只有电控，“我们本身学的就是电控方面的专业，以这个为切入点，发展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以下简称BMS）研发和推广，将此作为我们创业的核心工作，支撑我们公司的发展是相当恰当的。并且目前这项技术在国内还不成熟，包括整车厂的实力和我们也差不太远，所以才有我们生存的空间。”

“充电”变“换电”：关键时刻扭转发展方向

但在遇到第一个大客户之后，也是在接触“换电”这个全新的概念之后，几个人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换电”技术一定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趋势，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很强的可行性，而且可以弥补电动汽车目前固有的一些技术缺点。这才是公司更好的发展方向。所谓“换电”是相对与电动车的电池“充电”而言的，充电动辄几小时，如果车在半路上没了电怎么办，这是电动汽车一直不太被大众接受的原因。而换电时间极短，换上一块满电的电池，车马上就可以跑起来。

让他们惊喜的是，国内目前没有公司在研发电动车换电系统，这表示他们如果研发出来，必然就是第一家，很可能赢得开门红。

但令人忧愁的是，因为没有先例，他们成为吃螃蟹的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摸索。与此同时，客户只给了他们六个月的时间，团队中田硕主要负责市场，孟庆然当时还没有加入，只有李立国、华剑锋带着三个清华在读的小师弟一起做这个项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没日没夜，几个人投入到研发中，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加上准确的判断力，在经历多次调整演示后，他们竟然一次就成功了，如期顺利交付了第一套电池自动更换系统。

这项研发成功实现了电动车电池快速、高效、便捷地更换，解决了电动汽车快速能量补给的难题。整个电池更换过程耗时仅3分钟，并且在设计中，他们的电池更换全过程自动完成，最后自动结算，无须人工辅助。系统得到了客户和电动汽车企业的一致好评，据悉，该央企随即又订购了4套设备。不到一年，“科易动力”就成为电动汽车行业的知名研发企业。他们也因此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目前我们的系统已处在示范运营阶段。客户在当地已投建换电站，每个站约有四五辆车，最多的一个站有将近十辆车，最大的一个站有两套设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第二代的系统，这次我们考虑让它更实用。”孟庆然介绍。

让人艳羡的前提：自己先做出一番事情！

走过创业第二年，这家四人创业的小团队已发展成为有40多名员工的公司。比起当时青涩的纯技术男，四名主创者成熟了许多，他们开始思考技术之外的问题。

对于如此快速的人员扩张，主创者有一些担忧，他们甚至开始刻意的HOLD住。“从做公司来说，我们并不希望一个项目接一个这样一直做，项目的利润率比较高，但绝对值小，对养公司，或者公司的扩大化来说，都是不太好的状态。客户的需求很多，有些客户的需求并不科学，比如一个项目实际要半年甚至一年来做，但客户给你三个月时间，那你就需要招很多人，项目完成后，很多人就闲置了，当下市场的环境不太稳定，客户的决策要看市场来决定，这样公司就很被动，我们还是希望有批量的产品，稳定的现金流，这对一个公司来说是靠谱的发展模式。”孟庆然理性的分析。

谈到在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小伙子们显得很乐观，他们觉得那些困难称不上困难，如今他们最困惑、最迫切想提高的是管理水平。如何判断团队中成员价值的高低，怎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怎么定薪酬制度，怎么带领团队更高效的工作，怎样和客户打交道，这些都是他们在学的。“我们辨识人才的能力很有限，有些很有工作经验的人过来，他们可能说得挺厉害，毕竟也是做本行出身，但实际工作中，相差很远，相较而言，我更愿意找一些在校学生过来兼职，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他们在这里既能学到东西，又能尝试，体现自己的价值，他会做得很轻松。”

关于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孟庆然认为，必须先要公司活下来，要在市场里发掘机会。有时候机会是客户给的，有时候机会也是自己创造的。另外，内部的管理、组织架构如果做的不好，也影响公司的发展。公司发展到如今的规模，主创者们要学会怎么做领导，完善公司各项制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是修炼内功的过程。

从最开始的认准BMS到现在业务的多元化、客户多元化，“科易动力”的小伙子们一次次调整心态带领着公司往健康方向发展，2011年，公司发展很好，与国家电网、一汽、东风悦达奇等大公司都有合作。

“业务和客户的多元化，不是说我们多挣多少钱，还是我们挣钱的方向拓展了，意味着我们挣钱的能力增强了，靠偶然活着的企业肯定不长久。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适合风投，我们需要战略投资者，他看好的是我们的业务，这是我们在创业中对挣钱新的理解，我们要先把事情做好，再等待‘被收养’。”

后续：学长想对考研、创业的学弟说……

作为汽车系的研究生，李立国他们在读书期间便掌握了电动汽车相关的核心技术，并在导师的支持下，先后组队参加了很多科技活动，挑战杯、智能车比赛、电子设计大赛、机械设计大赛……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地积累，不断的锻炼，才让他们的创业之路走得很稳健。“创业和比赛很像，拿奖不是最关键的，历练很重要，尝试整个过程，如何克服困难完成目标，这都是宝贵的经验。物质之外的收获非常有价值。”

第2篇：兄弟之情范文

【关键词】 胸椎结核 截瘫 减压 植骨融合术

2002年以来，作者根据国内外专家提出的治疗胸椎结核合并截瘫的理想手术应达到彻底清除病灶、有效减压和维持脊柱稳定性的三项要求，研究开展了经胸廓胸膜外病灶清除椎管前方减压带血管蒂肋骨椎间植骨融合术治疗胸椎结核合并截瘫。现已成功完成42例，取得了显著临床效果，为进一步研究观察该新手术方法的疗效，将其中40例与传统方法治疗该病40例用统计学方法对照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组40例，男26例，女14例；年龄17～61岁，平均38.6岁。术前截瘫时间最短15 d，最长95 d，平均55.5 d。截瘫指数平均4。Frankel分级B级5例，C级12例，D级18例，E级5例。病变椎体数平均2.5个，术前脊柱后凸成角平均31.5°。对照组40例，男23例，女17例；年龄15～56岁，平均39岁。术前截瘫时间最短7 d，最长90 d，平均45 d。截瘫指数平均3.5。Frankel分级B级4例，C级12例，D级19例，E级5例。病变椎体数平均2个，术前脊柱后凸成角平均30.5°。两组资料术前统计学处理分析P>0.05，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1.2 方法 观察组40例病人均采用经胸廓胸膜外入路显露病变椎体，彻底清除病灶后，根据截瘫程度不同分别对不完全性截瘫Frankel分级D级以上病人，只清除突入椎管前方的坏死椎间盘、游离死骨及结核性干酪坏死物，即达到减压目的；对Frankel分级C级以下者采用自制特殊器械清除椎管前方病变骨组织，至出现脊髓搏动保证充分减压。就地取材用带蒂肋骨椎体间植骨融合。带蒂肋骨的切取方法：将准备移植的肋骨切断肋间肌，在肋骨角及肋软骨交界处，骨膜下切断远近两端，切断远端的肋间肌、肋骨床，肋间血管用“7”号丝线缝扎，使带血管蒂及带骨膜的肋骨形成游离状态。此时，为避免血管痉挛影响血供，切勿反复牵拉、扭转已游离的肋骨。根据骨缺损大小，切取较缺损大小长1 cm左右的带蒂肋骨块，如骨缺损长2～3 cm，肋骨块长3～4 cm，本研究术中切除肋骨块最长达6.5 cm，最短3 cm。肋骨块血管蒂8～12 cm为宜，采用立柱式植骨方法，将带蒂肋骨植入。骨缺损超过2个椎体者同时行髂骨植骨，对植入骨块不稳的用椎体钉板系统内固定。将该方法治疗的40例病人与传统方法治疗该病的40例病人分别对术后患者截瘫恢复情况、卧床时间、抗痨时间、病灶治愈情况等方面进行对比观察，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观察组术后截瘫完全恢复95%，对照组为90%。观察组术后卧床时间50 d左右，对照组为90 d；观察组病灶治愈时间平均80 d，对照组为120 d；观察组术后平均2年随访后凸成角平均矫正16°，对照组无矫正。观察组术后无并发症，对照组有2例发生肺内感染，3例出现下肢静脉炎，尿路感染1例。

2.2 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术后截瘫及术后治疗分析情况分别见表1、2。表1 两组患者术后截瘫恢复情况组别n完全恢复部分恢复未恢复观察组表2 两组患者术后疗效对比(x±s)组别术后卧床

3 讨论

脊柱结核为骨关节结核的常见形式。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由于脊柱结核可引起骨质破坏、脊柱畸形，甚至截瘫（文献统计截瘫发生率10%左右），若未及时治疗，将导致残疾。目前国内外专家公认的脊柱结核的外科治疗应达到病灶清除彻底、有效减压和维持脊柱稳定性三项要求。同时正规的抗结核化疗、严格的卧床休息以及全身支持疗法是脊柱结核的基本治疗方法和提高手术疗效的保障［1］。

截瘫是胸椎结核最严重的合并症，国内文献报道发生率约为24%。目前对该病的治疗临床常用的手术方式是经肋骨横突切除入路病灶清除椎管前外侧减压及植骨融合术。近几年来，采取经胸腔入路病灶清除椎间植骨并前后路内固定术多见报道。作者体会传统方法治疗存在以下弊端：(1)经肋骨横突切除入路病灶清除椎管前外侧减压及植骨融合术常需切除2～3段部分肋骨，且显露对侧病灶较困难，椎管侧前方减压由于需切除术侧横突、椎弓根，甚至部分关节突破坏了脊柱稳定性，易造成术后椎体移位。近年来生物力学研究表明，椎间关节椎弓根有重要的抗剪切力的功能，在椎弓不连，关节突损伤以及椎体己发生骨破坏，产生骨缺损不能植骨的情况下，易继发脊髓损伤［2］。(2)经胸腔入路虽能显露病变椎体对侧病灶，但有使病灶污染胸腔的危险，开胸后对病人生理干扰大，术后并发症较多。(3)传统植骨方法多采用游离髂骨块、游离自体肋骨块、异体骨等行椎体间或椎板植骨，但均有使植入骨块坏死感染的危险。

作者根据目前国内外专家公认的理想手术方式应达到病灶清除彻底、减压有效和保持脊柱稳定性三项要求。自2002年以来，开展了经胸廓胸膜外病灶清除椎管前方减压并带血管蒂的肋骨椎间植入术治疗胸椎结核合并截瘫。已成功治疗病人42例，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本研究手术方法适应证：(1)胸椎结核合并截瘫，椎体有明显破坏或伴有椎旁脓肿、死骨等压迫脊髓；(2)病变位于胸椎中下段者，对T11、12结核应注意膈肌影响，因左侧横膈角低于右侧，宜采取左胸廓入路；（3）合并胸膜炎、胸膜粘连肥厚者，因选择经胸腔入路困难应用本手术方法最适宜；（4）合并肺结核者，经正规抗痨治疗4周以上，肺结核病变趋向稳定，ESR 40 mm／h以下或较化疗前明显下降。对10岁以下小儿和年老体弱、心肺功能不良或因高位截瘫肺通气功能明显减退者，不宜采用。

本研究体会：

1.病灶清除 本手术方法可清除切口上下各3个椎体病灶，可彻底清除骨病灶死角区，即病变椎体的对侧脓肿、坏死骨以及突入椎管前方的死骨、干酪肉芽组织、坏死椎间盘。病灶清除的彻底性是减少术后复发的关键。［3］

2.椎管减压 脊柱结核并发截瘫与外伤引起截瘫不同，外伤致瘫多为急性脊髓损伤所致。脊柱结核致截瘫的主要原因是坏死骨、坏死椎间盘干酪肉芽组织突入椎管前方，造成对脊髓前面的压迫［4］。注意清除上述病变组织，即可达到有效减压目的，这是结核致瘫临床治疗效果优于外伤致瘫的原因。本手术的优点是不破坏正常骨性椎管结构的同时，达到有效减压目的，并充分保持了脊柱的稳定性。

3.带蒂肋骨椎间植入 病灶清除后椎体间植骨，应注意植骨床的厚度即上下椎体厚度不得少于椎体的2／3～1／2，骨缺损大小一般1个椎体破坏3～4 cm，2个椎体为5～6 cm。为避免血管痉挛影响血供，切勿反复牵拉、扭转已游离的肋骨，术中带蒂肋骨可予先切取，也可在清除病灶后切取。作者均采用后者，以便于保护肋骨蒂，防止清病灶时不慎损伤。为保证植入骨的稳定，将带蒂肋骨块两端紧密嵌入预先准备好的骨槽内，且使肋骨凸面朝前，注意勿使血管蒂扭转、挤压成角。带血管蒂肋骨椎体间植骨的优点：（1）就近取材，减少病人其他部位取骨的痛苦及切口感染机会；（2）带血管蒂的肋骨植骨即是“活骨”的移植，彻底改变了传统游离植骨爬行替代的慢长愈合过程；（3）带血管蒂的肋骨植骨，可充分保证自体成活，改善骨病灶内的血液供应，防止植入骨成为死骨。

总之，本手术方法的利用，可良好的暴露，彻底清除病灶，尤其对合并胸膜炎胸膜粘连肥厚者采用经胸膜外入路避免了经胸腔分离粘连出血多的缺点。在不破坏椎管骨性结构的前提下，达到有效减压，同时就地取材，利用切口部位的带血管蒂的肋骨植骨，既维持了脊柱稳定性，又促进骨病灶愈合，提高了手术疗效。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周英杰，盖美茹.骨关节结核化疗进展［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00，7：101-103.

［2］ 阮狄克，何勋，沈根标.彻底清除椎间融合治疗脊柱结核［J］.中华骨科杂志，2002，22：28-30.

第3篇：兄弟之情范文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是唐朝大诗人王维写的。王维，字摩诘，是唐代著名诗人，蒲州（今山西永济）人。九岁开始写作，“年未弱冠，文章得名”，被视为“神童”。他是唐朝仅次于李白、杜甫的大家，不但精通诗文，而且擅长音律、书画。苏轼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还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著名代表。

15岁那年，王维就与胞弟王缙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长安谋取功名。繁华的对当时热衷仕途的年轻士子虽有很大吸引力，但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毕竟是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显得孤独无亲。

这样的日子不觉已过了两年。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也叫“重九”。这时，秋收结束，人们都佩插茱萸、登高、饮酒来祛邪避灾，为来年祈福。王维看到家家户户登高游玩、欢度节日的情景，思绪万千。胞弟王缙也回蒲州去了，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和思乡之情突然在举目无亲的诗人心中爆发，于是王维提笔写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借此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诗的一、二句运用了“直接法”。第一句是叙述，描写诗人的处境。一个“独”字和两个“异”字把那种独自在外、人地两疏的情景表达了出来，同时透露给人们一种寂寞的心情；第二句是全诗的诗眼和感情主线，直抒胸臆。一个“倍”字，真切地道出了诗人思乡情浓。这种摆脱不掉的思乡情感，平时亦有，不过是隐含于心，未加吐露而已；一旦遇到佳节，诗人怀亲思乡的感情潮水再也无法控制，只得任其奔涌，从肺腑间吟出这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每逢佳节倍思亲”后来也成为许多身处他乡的“游子”表达思乡之情的千古佳句。

第4篇：兄弟之情范文

但事实上，稍微多想一下，这投名状所构成的契约几乎如同建立在一层薄冰之上，分崩离析是其注定的结局。所谓的纳投名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失衡的契约。庞青云后来告诉姜午阳，他并不相信投名状，而只是相信他们两兄弟。显然，单纯的姜午阳和赵二虎当时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更不知道庞青云所谓的相信他们两兄弟，也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相信。从一开始，这份孱弱的契约就是依赖赵、姜二人的单方面纯真情感来维系的。而庞，只是在契约尚未掣肘他的时候默许了其存在而已。

从庞青云最初的诈死就可看出，这个人极为冷静、深沉，且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而其带来的目标牵引几乎可以让他对一切规则约束抛诸九霄。并且，除了他所展示的惊人的战斗能力，他的统御能力、诡辩能力都堪称卓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强化了赵、姜二人对他的信任感，甚至激起了后者的崇拜之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强势大大消弭了投名状的约束力，在后来几次庞、赵的对峙中，赵都完全处于下风。不论赵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庞都老练而迅速地将之驳倒。这并不是因为庞真的像姜所认为的那样，占据了观念和判断上的制高点，而更多是来源于赵、姜二人的“技不如人”。

遗憾的是，赵、姜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度互相怀疑甚至怀疑自己，也不曾怀疑过庞的真实居心。在不同的立场和目的面前，兄弟感情在实力差距面前被击得粉碎。赵的无力、姜的单纯，倒映出了庞冷酷和残忍的面孔。在深深的悲剧感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逐渐清晰，而唇齿相依的古老情感却慢慢风雨飘摇……

赵二虎和姜午阳是土匪，他们只为争自己的一口饭吃，哪里谈得上系百姓生计为自己的责任，对他们来说，在这样的乱世，兄弟之义才是他们活下来的一切，“从此，兄弟的命就是命，其他的皆可杀，这就是‘投名状’”。而开场姜午阳（金城武饰）旁白中所言“他（大哥）说他并不相信投名状，只相信二哥和三弟”，则道出兄弟之义对青云而言的狭隘，使他一开始就有利用兄弟之义达成他天下之义的计划，也深知他们会为“大义”所牺牲，真可谓为人生观不同，再痛也无法阻挡他的取舍。

兄弟之义对“抱负”的退让，庞青云以为是值得的。舍兄弟之义而赴天下之义，这就是他想登上巡抚的原动力和理由所在。可惜天下并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必将是他人的牺牲者，最可悲之处便是即便舍弃兄弟之义也无法成就天下之义。他是个如此复杂的人，即便是有自我的野心所在，却是不忘为天下百姓的抱负。对于他，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只要目的有一点偏移，他这个人物就会成为万众唾弃的角色。

庞青云是个最不能被理解的痛楚之人，但他至少有着明确的决心。而最为可悲的是最单纯的三弟午阳和徐静蕾扮演的二虎之妻莲生。午阳并不知道自己内心的义是什么，甚至分不清大哥和二哥内心所追求的那一部分。大哥的矛盾在于舍弃兄弟之情，二哥的矛盾在于相信兄弟之情，而他的矛盾却在于不解兄弟之情，单纯地以为签署“投名状”就能解决兄弟间的一切问题。最终以为嫂子莲生是乱兄弟之人，将她杀害，却发现依然无法改变一切。

庞青云说他不信任投名状，而相信赵、姜二人，其实他所没说出的是，他相信的只是他自己――他自己可以让赵、姜二人处于其可控的范围。从踏出那个小山村开始，从赵、姜二人接受庞的建议，弃匪投军开始，赵、姜二人就完全踏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的命运从未像如今这样充满不确定性，他们无所依赖，除了他们从村里带出来的兄弟情和那条羸弱不堪的投名状。不幸的是，凝聚他们希望、深刻影响他们命运、也是投名状意义的实际操控者的庞青云，只是一棵并不能完全托付的大树。赵、姜以及其他村民，充当了庞的筹码，加入到了一场充满风险的赌局。而庞本人的出村之路，却相对轻快得多――他只是回到一个原本熟悉的世界而已。前后相较，令人不甚唏嘘，三人表面一路同行，其实赵、姜二人所走的路和庞所走的路，一开始就通往了不同的结局……

第5篇：兄弟之情范文

——诗歌鉴赏中的对写法

对写法：对写法，也即从对面写来，也叫对面落笔，主客移位。诗人思乡怀人，不直抒胸臆，倾诉衷情，而是落笔对方，将作者自己深挚的思念之情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使得作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怀远或思归之情，既显得生动形象，富有意境，又显得具体充实，富有深度。既深化感情，又强化主题。

所谓“主客移位”就是移情于景、移情于物、移情于人的写法，这是我国古典诗歌常用到的表现手法之一，也称“对写”。

主：主体，即诗中的主人公；客：客体，可以是景、物和人。

明明是主人公对对方有所举动，作者却不直接描述，而从对方下笔，把深挚的情思表达得婉曲含蓄 。

对写法的表现形式：

1.移情于人

诗人不直抒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是从对方着笔，展开联想和想象，借对方来写自己，表面上看是写对方，而实际是写自己，是通过对方来反照自己，这是推进一层的写法，这样写更加显得情深意厚，并给人以无限的回味和遐想。这是诗词中“对写”艺术手法的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常常使用一些诸如“忆”“想得”“遥知”“遥怜”之类领字来结构全篇。

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前两句是“直写法”，使“每逢佳节倍思亲”成了最能表现客人思乡感情的格言式的警句；后两句作者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对写法”，笔锋陡转出新：反过来写自己“遥想”这一天“兄弟”们想念自己的情景和“少一人”的心理活动，烘托出对兄弟的思念之情，情感曲折有致，更浓郁，更鲜明。

邯郸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问：这首诗的三、四句使用了怎样的创作手法？

答：“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使用了对写法，不写自己思念家人，而写节日之际，家人深夜围坐在一起，念叨着我这个漂泊在异乡的游子，！“说”了些什么呢？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这样抒发思亲之情更有创意，也更加感人。

2.移情于物

诗人本欲表达自己对某物的一种情感，但在具体表达时却故意将自己的感情移注于另外的物上，表面上看是移情别恋，而实质上作者对此物的眷顾更深，感情也更真，能够受到“倍增情感”的效果，这就是诗词中“对写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移家别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有人评说"主客移位"是这首诗的构思巧妙之处。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柳条藤蔓、黄莺以人的情感，借景抒情，并使主客移位，通过对柳条、藤蔓、黄莺的描写，表现惜别之情，巧妙而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湖上亭的依恋之情。

巩固练习：

1除夜作 ------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简析“故乡今夜思千里”所用的表现手法及表达的思想感情。

答：

2送魏二 --------王昌龄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三四两句，明人陆时雍《诗坛总论》云：“代为之思，其情更远”，请做具体分析。

答：

3渡荆门送别 ------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第6篇：兄弟之情范文

2、短短的一段路，浓浓的兄弟情。人行江湖，无兄弟之情，朋友之义，怎可闯荡？

3、同事只能是同事，兄弟就是兄弟，我争取把同成兄弟，至于结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强扭的瓜不甜。

4、兄弟不是一堆华丽的辞藻，而是一句热心的问候；兄弟不是一个敷衍的拥抱，而是一个会心的眼神。

5、在这个世界上找个好兄弟姐妹不容易，找个兄弟就是难上加难了。有人说，前事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那么这种兄弟情谊怎样能够不在乎？

6、而小人到头来也只是小人一个，和这样的人与之为伍是我性命中莫大的羞耻。你的一切心计在我眼中但是一笑而过，你的背信弃义换来的但是是割袍断义。

第7篇：兄弟之情范文

而有些诗词作家却另辟蹊径，从对方的角度写相思，确实又别有一番风味。较早的如《诗・豳风・东山》中“洒扫穹窒，我征聿至”，即以征夫的口吻设想妻子如何打扫庭院，等待他归来团聚。后来的如杜甫的《月夜》诗：“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开篇即从对方着笔，想象远在州的妻子会在这样一个月夜看月思夫，隐含了自己的对月思家；颔联说年幼的儿女不懂想念长安的父亲，恰恰反衬了作者对儿女的思念；颈联诗人想象妻子在庭院中看月的时间长了，以至雾气沾湿了鬓角，清凉的月辉使肌肤生寒；尾联诗人期盼有一天会回到家中，和妻子双倚虚幌，不再两地流泪。通篇从对方假想，写尽了不能相会的孤独和牵挂，遂成为千古绝唱。

又如王维的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以猜想家乡的兄弟登高时感慨身边少了作者一人来表达作者不能与兄弟相聚的遗憾。这正与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中“料得闺中夜深坐，多应说着远行人”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白诗也是猜测家乡的亲人，在冬至团圆之夜因牵挂而谈论着远行之人，表达了作者不能回家的感伤。

另有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两句，同样假想自己所思念的人早晨照镜子会发现头发变白，夜晚吟诗会到月色生寒，这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写照，作者对对方的担忧与爱怜也显而易见了。

词中从对方着笔写相思的则有唐五代的韦庄《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词人从自己寝不安席，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想到对方也在惦念自己的形单影只，枕冷衾寒。

再如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中“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几句，更是将妻子在家登上梳妆楼远眺的情景写得如在眼前：妻子几次将天边归来的船误当作作者乘坐的船，一次次充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极其真切地写出了妻子盼望丈夫归来的思念之情；甚至更翻进一层：我能想见你在凭高等候归舟，你却不能推知我也在独倚阑干，凝愁远眺。真是无限情致。

第8篇：兄弟之情范文

关键词：《诗经》; 人伦传统; 亲情诗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理常的国度。所谓人伦，是指存在於人类社会中以维系道德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P125]《礼记·中庸》又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3]（P28），《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为“五教”[4](P523)，足见其重要性①。在古代人看来，人伦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所谓“无所逃於天地间”者是也。在这五伦之中，夫妇、父子（包括母子）、兄弟（包括姊妹）这三种关系，发之於“人之大欲”，归之於社会伦理，中国人常称之为“天伦”②，是因婚配、血缘和长幼等而产生的亲情。夫妇之道、孝道和悌道伦理，即是分别协调夫妇、父子和兄弟这三种基本家庭关系的规范和准则。“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亲，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整套人伦规范。“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 [5]（P292），由对故土的眷恋而产生的对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亲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它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而衍发的。

中国古代诗歌以情之抒发为本质特征，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毛诗序》）。由于中国古代有这种重视人伦亲情的传统，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亲情诗的源头。翻开《诗经》，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三百”中，表达亲情者不下20首，带有亲情的成分者更多。家族人伦亲情对“诗人”们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更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礼义规范中，亲情一直处於“礼义”的严密框架之内，由情发礼止情感抒发机制而融铸的“温柔敦厚”诗教原则，於亲情之表达得到鲜明体现。

夫妇人伦是周人的首重之情①。“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2]（P143）。新婚是男女生活中幸福的起点，是人生的终身大事；男女两性的结合组成家庭，由此衍生出父子兄弟之家庭伦理亲情关系。《诗经》以《关雎》为首，即含有敦厚夫妇之意，正如《诗大序》所云：“风天下而正夫妇。”有夫妇始有人伦，《韩诗外传》卷一载孔子与子夏论《关雎》，借子夏之口云：“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6]夫妇乃是人伦礼义中极重要之一环，如《礼记·内则》云：“礼始於谨夫妇。”[7]（P759）《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3]（P23）《周易·序卦》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8](P294)只有夫妇关系和谐了，才谈得上其它。故《礼记·昏义》云：“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7](P1418)人伦造端乎夫妇，而后有五伦次序，从而构成君臣之国家关系。东汉荀爽延熹九年对策云：“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9]（P2052）所以，可以认为《诗经》以《关雎》始，即象征它对人伦的关切。夫妇间的道德，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方能维系夫妇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首结婚典礼上的乐歌②，《关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之好”[10]（《孔子诗论》10、14、12），既有在雎鸠关关和鸣的河边与淑女邂逅的一见钟情，又有“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急切相求；既有 “求之不得”遭拒后对“淑女”情真意切的相思爱恋，又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夫妇和睦的挚情美满。

《诗经》写夫妇之义的诗篇尚未被后世儒家导向君臣国家的政治伦理轨道，而是充盈着浓浓的天然温情，从中可以领略到上古婚姻家庭生活的多彩图景。如《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 ，左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此诗题旨，朱熹《诗集传》认为是妇人乐其夫不再行役之辞：“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於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11](P43)诗人捕捉了一对情真意挚的夫妇奏乐舞蹈，相招相乐的行为片断：夫妇贫贱相守，心乐情爽，双双同歌共舞，自娱自乐，其形阳阳（洋洋），其情陶陶，於流美欢快的格调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对相敬如宾、鱼水情得的恩爱夫妻，和睦爱敬，其乐融融。如果说这里体现的是对“礼义”所倡导的夫妇之道的礼赞的话，那么《郑风·女曰鸡鸣》则恰似一幕夫妻家庭生活小剧，在率性朴质中表现出夫妇间温磬的爱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闻一多认为此诗是“乐新婚也”[12]。全诗通过这对勤劳的青年夫妇维妙难肖的对话，以几个依次展现的特写镜头表现出二人世界的无限温情，夫妇间互敬互爱、互助互勉，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春秋时期征战频繁，夫妇分离是家常便饭，《诗经》表现情深意笃的夫妇再次被宙斯之剑劈为两半时对当事人所造成的触及生存本质的深深挫伤，今天读来仍使人有心灵震撼之感。这方面以《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为代表。两首诗均为“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11]（P40）。《伯兮》共四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首章夸夫，次章思夫，三章写思之切，末章写思之苦，聪明英武的“伯”（夫君）使她自豪，分离又使她陷入生活紊乱的无尽痛苦之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愿言思伯，甘心疾首”，“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对“伯”的刻骨相思丢不了、治不好，一层深似一层，委婉曲折，真切感人，活画出一个鲜明而生动的思妇怀人形象，堪称千古“闺怨诗之祖”。《君子于役》共两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见景怀人，情思悲切，日落黄昏，这位思妇独自依门而望，鸡栖于窠，牛羊归栏，行役夫君，还未还家，“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声深情的叹息，感人至深；“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默默的祝愿中更见思之切、忧之深，在带有某种朴野色彩的情性表达中，显示出对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呼唤着生命性灵的完整；同时也以对“最难消遣是昏黄”的国人共通心理的敏锐捕捉，唱出了千载以下人们的共同心声。《邶风·绿衣》抒发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他穿上妻子生前亲手缝制为自己的绿衣黄裳，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启后世“悼亡”诗之先河。《邶风·击鼓》写一位“从役者念其家室，因言始为家室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3]（P19）感真情惋，动人心魄；《豳风·东山》写一位九死一生的戍卒在细雨濛濛的归乡途中思念家室的内心活动：“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心心相印，心灵感应，将征夫、思妇相互怀恋的真切感受和盘托出。此外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虽写弃妇之怨，不能算是亲情诗，但其中有很多对过去夫妇家庭生活的回忆，把那种爱恨交织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或哀怨或决绝，均表现出在合法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破裂时对周礼所规定的夫妇正道的渴望。

“父母者，人之本也。”[13](P2482）父母子女间有着直接的血缘的关系，存在着最为浓烈、深挚的亲情。中国古代，父母子女之间天然的至性至情，既关联着人伦理常也关联着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中出现一些关於父母子女亲情的篇章。如《邶风·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诗序》云：“《凯风》，美孝子也。”父母作为子女的直接养育者，“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豳风·鸱鸮》），是子女终生难以报答的。全诗表现母亲抚育子女的辛劳和子女的感激之情，而为不能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无私的母爱像长养万物的“凯风”（夏日的南风）一样，温润哺育着年幼的儿女，儿女长大成人母亲负出了多少辛劳，耗费了母亲多少心血！而自己却未能报效母爱以慰母心①，“其自责亦深矣” [11]（P19）！全诗用的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手法，以凯风、棘树、寒泉、黄鸟起兴，兴中有比，在有声有色的夏日图景中蕴含无限温暖的母爱亲情，“寄意远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14]（卷一），在重章叠句的复沓中，贴切地表达了对母爱的深情赞美和反躬自责的愧疚，“悱恻哀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蓼莪》皆千秋绝调。”[15]相比起来，《小雅·蓼莪》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父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语：“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全诗抒情跌宕起伏，回旋往复，艺术感染力强烈。“咏《蓼莪》则孝子悲”[16]（卷五五）“蓼莪”成了后世表达悼念父母之情惯用的意象。西晋初王裒父母逝去后（裒父王仪任司马时为司马昭所杀），“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17]（P2278）曹植《灵芝篇》：“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唐人牟融《邵公母》：“劬劳常想三春恨，思养其如寸草何……伤心独有黄堂客，几度临风咏蓼莪。”《翁母些》：“独有贤人崇孝义，伤心共咏蓼莪诗”。清人杨贞《闻鸦喧忆亲抒怀》：“三复蓼莪诗，叹息欲废书。”张梦莲《忆亲》：“幼累爷娘长适他，伤心生女负恩多。风诗不少闺人泪，只有男儿赋蓼莪。”《凯风》、《蓼莪》是《诗经》中表达对父母深情的最感人的篇章，此外，《豳风·鸱枭》以禽言形式表现母亲不畏艰险保护子息，《周南·葛覃》描写已出嫁的女儿将回娘家前的喜悦，《唐风·鸨羽》写儿子因服役不能亲自侍奉父母的痛苦，《小雅·四牡》写外出为官的儿子思念父母而不能相见的苦闷，均真切感人。

一母同胞，情同手足；同宗共祖，血缘情深。《尚书·君陈第二十三》：“惟孝友于兄弟。”孔疏：“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18]（P270）父子、兄弟同属天伦，兄弟之间友恭相处，也是对父母的孝行，因此兄友弟恭，就成了协调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横向关系的伦理规范，推而广之，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从而形成“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杕杜》、《王风·葛藟》，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邶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聚族宴飨是周人“亲亲”的重要方式，《周礼·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大雅·行苇》是一首周王宴飨族人的诗歌，以丛生聚居茂盛的芦苇起兴，引入此次宴飨的对象“戚戚兄弟”，以宴飨礼仪之隆重来歌咏兄弟之情。《小雅·頍弁》展现了一幅宴请兄弟亲戚们的和乐场面，十分热闹，最后又有一些伤感和及时行乐的思想透露出来：“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小雅·六月》亦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兄弟共享美食，孝友亦体现于其中。而《小雅·常棣》更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诗补传》：“言兄弟之相亲出於自然也。”表达的是兄弟在一致对外、平定丧乱之后相聚宴会的情形。以常棣华则覆萼，萼则承华喻兄弟间之自然亲情，以常棣花盛开之明艳起兴，赞美族人兄弟之亲近美好，极写兄弟欢宴，敦睦和好，张扬兄弟之情以巩固宗族。全诗共八章，从多个角度和层次来表现兄弟之情，朱熹《诗集传》对此诗的解说较为透彻：

此诗首章略言至亲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测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难，则浅於死丧矣。至於四章，则又以其情义之甚薄，而犹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丧，然后相收，但有急难，便当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犹必共御外侮。其所以言之者，虽若益轻以约，而所以着夫兄弟之义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宁之后，乃谓兄弟不如友生，则是至亲反为路人，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故下两章，乃复极言兄弟之恩，异形同气，死生苦乐，无适而不相须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穷极而验其信然。可谓委曲渐次，说尽人情矣。读者宜深味之。[11](P103)

“常棣”①、“脊令”已成为兄弟的代称，被后世诗文广泛运用。如王勃《自乡[还]虢》：“无使《棠棣》废，取譬人无良。”张九龄《和苏侍郎小园夕霁寄诸弟》：“兴逐蒹葭变，文因棠棣飞。”杜甫《至后》：“梅花欲开不自觉 ，棣蕚一别永相望。”白居易《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华。名作棣华来早晚，自题诗后属杨家。”高骈《塞上寄家兄》：“棣萼分张信使希，几多乡泪湿征衣。”薛稷《饯许州宋司马赴任》：“令弟与名兄，高才振两京。别序闻鸿雁，离章动脊令。”孟浩然《入峡寄弟》：“泪沾明月峡，心断脊令飞。”《洗然弟竹亭》：“俱怀鸿鹄志，共有脊令心。”杜甫《得弟消息二首》其一：“浪传乌鹊喜，深负鶺鴒诗。”《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其二：“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鶺鴒。”《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鸿雁影来连峡内，鶺鴒飞急到沙头。”戴叔伦《舟中见雨》：“功名何卤莽，兄弟总凋零。梦远愁蝴蝶，情深愧鶺鴒。”宋范成大《山会同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把酒新年一笑非，脊令原上巧相违。”明冯惟讷《秋日寄懐家兄》：“明月双悬江海泪，秋风一寄脊令诗。”

以上所述的是《诗经》中有关夫妇、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情诗，另外一些篇章涉及到祖孙、姑侄、甥舅等亲情，兹不一一述及。《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虽不全然是亲情诗，但也有涉及到人伦亲情的地方。如《邶风·击鼓》写戍卒思归，其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数句，抒发对家中妻子的深深思念，非常感人。还有一些诗里面涉及不止一种人伦关系，如《常棣》中既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也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还有“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更涉及到朋友一伦。《魏风·陟岵》中既有“瞻望父兮”、“瞻望母兮”，也有“瞻望兄兮”，这首诗中父子、母子、兄弟间的三次对话虽然简单，但“犹来无止”、“犹来无弃”、“犹来无死”深切叮嘱，其“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14]（卷一），足令全诗生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它篇章中如《邶风·泉水》写外嫁别国的女子思归，回忆起当年出嫁的时候：“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大家族间的浓浓亲情。

家庭伦理是道德生活的核心，个人道德之养成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是家庭道德的伦理规范，以此来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亲爱和睦的家庭氛围，从而缔造全社会的和谐。家庭亲情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作为一个特定的生存空间，是个体身体与灵魂的栖居地。在中国文化中，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它的一切。”[19](P51)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起点，“国”是“家”的扩大，从家庭、亲戚到乡党、同窗，从社团、族群到社会、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亲情为主轴联结起来的，“家”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指向；从个体来说，“事亲”又关联着自身的社会声誉与社会地位，所谓“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13]（P3295）因此，人伦亲情不但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而且是保持社会和谐安定减少纷扰的重要精神力量。作为一部最具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诗经》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爱的人伦理想，并由此而形成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对培育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构建鲜明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融合统一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诗经》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渊薮，而且对中国文学而言也具有某种文化原型的意义，这是任何一部后代文学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0]（P65）血浓于水的亲情，形诸语言，协以音律，便成诗章。《诗经》以下，亲情诗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历代以“思亲”、“省亲”为题的作品每每见诸载籍，脍炙人口，一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把充盈于天地人间万物的伟大母（父）爱予以艺术定格，给万千儿女以强烈感染，给人间众生以亲情的滋养。不胜枚举的亲情佳作，凝结着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至情至性，其中所体现的天伦亲情，“家”、“国”同构的伦理观，维系着国家与民族血脉的传承，维系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华彩乐章。除直接在题材上开启后来的亲情诗外，《诗经》中一些有关人伦亲情的诗句、词汇，后来还变成典故、代称以及成语，在后世诗人的诗句中反复出现。如“凯风”、“寒泉”以喻母爱，“琴瑟”指夫妇（《郑风·女曰鸡鸣》），“脊令”或“鹡鸰”指兄弟（《小雅·常棣》），“渭阳之思”指对舅氏的思念（《秦风·渭阳》），伤父母辛劳则曰“哀哀”（《小雅·蓼莪》），祝夫妇和谐则曰“偕老”（《邶风·击鼓》、《郑风·女曰鸡鸣》、《鄘风·君子偕老》），说新婚则曰“于归”（《周南·桃夭》、《邶风·燕燕》）。这些都表明《诗经》中的亲情诗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此外，《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美刺意识、复沓叠章的表现方式等，也为后世亲情诗创作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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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舜典》也有“五教”，孔疏：“文十八年《左传》云：‘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见《十三经注疏》本130页。又称做“五常”，《尚书·泰誓》有“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疏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见《十三经注疏》本182页。 又有称为“十际”者，《吕氏春秋·壹行》：“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无以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08页。

② “天伦”原指兄弟，《穀梁传·隐公元年》：“兄弟，天伦也。”后泛称父子、兄弟等为天伦，赵汝楳《周易辑闻》：“父子天性，兄弟同气，夫妇瑟琴，天伦之至也。” 金履祥《大学疏义》：“一家之内，天伦之至爱存焉。”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① 《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② 《关雎》题旨诗义，多有聚讼。《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三家诗则谓是“刺康王晏起”，附会穿凿。姚际恒《诗经通论》谓此诗是泛咏“世子娶妃初婚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认为是一首民间普通夫妇的初婚之歌，兹从之。

①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三：“后二章，以寒泉之益于浚，黄鸟好其音，喻七子不能事悦其母，泉鸟之不如也。”朱熹《诗集传》卷二：“言寒泉在浚之下，犹能有所滋益于后，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于劳苦乎？”“言黄鸟犹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独不能慰悦母心哉！”

①唐以后，“常棣”亦作“棠棣”，后一直沿用。又因《常棣》篇中有“常棣之华，萼不韡韡”句，所以也用“棣华”、“棣萼”作为兄弟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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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孔颖达.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第9篇：兄弟之情范文

论文摘要：与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相适应，儒家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儒家家庭伦理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其基本要求分别是“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儒家家庭伦理在历史上有局限性，在当前也遇到了强大的挑战，但若经过创造性转化，仍然有其巨大的价值。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眼中，家都显得至为重要。中国古代“家国天下”并举，而家居于首位，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与天下只是家的放大，社会关系也不过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因此，家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与这一现实相适应，儒家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的。《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句话是说，仁就是爱人，但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也就是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主要包括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相应的儒家家庭伦理也就包括“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

父子关系是古代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慈子孝”是儒家处理父子关系的基本要求。“父慈”与“子孝”是相对的，一方面，父亲要爱护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孔子说“父父，子子”，就是要求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反映了父子间相互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父母亲应当养育子女，子女则应孝敬父母。

父母无不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情体现，是人之天性使然，所以儒家在这一方面论述不多。但是父母如何爱护自己的子女，却是大有学问。儒家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职，养而不教，就没有尽到父母的职责。在传统社会中，父母爱护子女，不仅在于生养，更重要的在于教育子女成才。儒家充分注意到了家庭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孟子之能成为继承孔子之志、光大儒学的“亚圣”，与其母亲的家教是截然不可分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为后来的父母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儒家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在儒家看来，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父母不辞艰辛养育了儿女，对儿女那份浓浓的亲爱之情，使得儿女自然而然地依恋父母、敬爱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克尽孝道是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儒家专门有一本讲述孝道、孝治思想的经典—《孝经》，汉代列人“七经”。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汉代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甚至把孝作为选拔官吏的最基本标准，足见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

所谓孝，是指赡养和敬爱父母。儒家认为，作为子女，应当竭尽全力使父母在生活上有良好的照顾，“事父母，能竭其力”;子女应尽可能地承担一切事务，有酒肉美食要让给父母享用，“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职责。儒家还认为，对父母的孝不仅在于养，还在于以合适的礼节、礼仪侍奉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在世的时候，应当按照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以后，应当按照规定的礼节埋葬，死后还应按时以礼祭祀。儒家认为丧礼应当丰厚，对父母应当实行厚葬，还应当为父母守丧三年。儒家对于丧葬之礼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一点在先秦曾遭到墨家的批评。

儒家强调，对父母的孝不仅是礼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真实情感的体现。对父母的亲爱之情是人天生具有的。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正是由于对父母的这种依恋之情，为了不使父母为自己担心，孔子要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父母的爱，使得子女时时把父母的身体状况记挂在心上，“父母唯其疾之优”。父母辞世，子女因对父母的爱和思念而“食脂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痛失亲人的子女怎能咽得下肥甘美肉?怎么心情快乐?孔子主张对父母厚葬和守三年之丧，都是出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恋之情。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子女出生以后，要经过三年才可以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难道作为子女，对父母的三年之爱也没有吗?在孔子看来，三年也不足以寄托子女的哀思。由此可见，子女对父母的孝主要在于那份真挚的感情。

正是由于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因而在侍奉父母的日常生活中，要始终保持虔诚愉悦的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孔子称为“色难”。但作为子女，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让父母顺心。在父母有什么不对的时候，固然应当婉转劝阻，“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但在父母不接受劝谏之时，仍然要恭敬地侍奉父母，任劳任怨，而绝不应怨恨父母。因此，儒家特别强调对父母要有尊敬的态度。孔子严厉批评那种对父母只养不敬的态度，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对父母只养不敬，那和养犬马有什么不同呢?孟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食而弗爱，泵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对父母养而不爱，和养猪差不多;爱而不敬，和养犬马差不多。

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还体现在继承父母的遗志、继续先辈的事业。《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子女孝敬父母就应了却父母未了的心愿，完成父母未竟的事业，以告慰父母的心灵。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可谓是克尽孝道。他的父亲司马炎立志要完成一部史学著作，以填补《春秋》以后史书的空白，但未能遂愿就撒手而去。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不辞艰辛，笔耕不缀，甚至在身遭奇祸、蒙受奇耻大辱之际，仍然忍辱苟活，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被后人奉为史书典范的《史记》。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行为是对父辈真正的孝。孔子要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虽显得有些保守，但从继承父亲遗志和事业而言，又是可以理解的。

夫妇的共同生活是组成家庭的基本条件，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所以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云:“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妥善处理夫妻关系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对此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夫义妇顺”。在中国古代，由于男女分工的差异，男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总的情形是男尊女卑。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指出:“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说明当时对妇女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顺从。到了汉代，董仲舒用阴阳理论来论证男尊女卑。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根据“阳贵而阴贱”的理论，男尊女卑就成为自然的结论。东汉《白虎通义》更是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作为对女子的基本要求。这种畸形的道德，经过封建统治者的有意提倡和培植，成为禁锢妇女的封建纲常，剥夺了妇女的合法权利。于是，在中国古代，男女婚姻就没有爱情基础、自由选择可言，而取决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

在家庭生活中，妇女以柔顺为美德，以被丈夫休弃为耻辱。丈夫尽管对妻子具有支配地位，但寡恩少情、嫌贫爱富的行为也要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传统戏曲中对陈世美的批判就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反之，夫妻间恩爱相亲、富贵不移、相互激励的行为则受到人们的赞扬，夫妻间长期耳鬓厮磨、甘苦与共产生的爱恋之情成为人们共同的向往。汉代文学家梁鸿，博学多才，性情高洁。他拒绝了多家高门大户的女儿，与又肥又丑又黑的孟光洁结婚。夫妻二人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传为千古佳话，成为夫妻恩爱的典范。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纵向的，而兄弟的关系则是横向的，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在古代，姐妹的称呼产生较晚，姐妹之间在早期也以兄弟相称。((孟子·万章上》云:“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兄友弟恭”的原则也是适用于姐妹之间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外，兄弟之间血缘最近，自古以来就被喻为“手足”、“同胞”。儒家十分注重二者之间的关系，常把“孝友”、“孝梯”并重。《尚书·君陈》说:“唯孝友于兄弟。”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人则孝，出则梯”，有子把梯与孝一起作为做人的根本准则，足见处理好兄弟关系在家庭伦理中的重要地位。

处理兄弟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友爱。孔子要求做到“兄弟怡怡”，即兄弟之间和睦相处。荀子则明确地规定:“请问为人兄?日: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日:敬拙而不苟。”作为兄长，应当爱护弟弟;作为弟弟，应当敬爱兄长。兄弟之间和睦相处，既是血缘亲情的自然结果，又是孝敬父母的必然要求。只有兄弟之间情同手足、互敬互爱，才能家庭和睦，才能使父母舒心愉快，才算是尽了孝道。中国人历来有“长兄如父”的说法，这是指兄长应尽到爱护、关照弟弟的责任，尤其在父母不幸辞世时，作为兄长应当接替父亲的职责，抚育、照料弟弟，而弟弟也多能尊敬兄长。兄弟之间的友爱，又可以推展到家庭之外，朋友之间也应该互敬互爱。当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犯愁时，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

自儒家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儒家家庭伦理起到了维护家庭团结、维持社会秩序的良好作用，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和淳朴风俗，在现代社会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无须赘述。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家庭伦理在历史上的局限性以及在当前所遇到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儒家的家庭伦理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它在要求父子、夫妻、兄弟之间应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的同时，更重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甚至把血缘亲情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视为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中心，结果就会走向极端。比如对于父子双方有一方偷羊、另一方应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孔子认为应该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被问到舜的父亲杀人、舜应该怎么办时，孟子为舜设计的方案是“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这都是把情放到高于法律的地位，甚至于不惜为情而违反法律，这种过分重情、以情压法的思想，给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法制观念淡薄、循私枉法等不良现象，与儒家这种过分强调亲情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另外，本来在孔孟等人那里，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该是相互的，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有意歪曲，造成这三对关系都走向一个极端，结果“夫义妇顺”变成了“夫为妻纲”，“父慈子孝”变成了“父为子纲”，“兄友弟恭”也只是强调弟弟敬爱兄长。这种变化背离了儒家以亲情调节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成为禁锢人思想的精神枷锁，今天必须加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