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贡献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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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虽然11.5%的经济增长率令人欣喜，但乌拉圭依旧难以逃脱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由于传统欧美大国经济低迷，乌拉圭的出口贸易额持续萎缩。为减缓全球危机对出口的不利影响，扩大对华贸易，2009年春，乌拉圭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率领由财经部长阿尔瓦罗・加西亚和70多名企业家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

“外资在乌拉圭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港口、燃料、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等领域。乌拉圭希望进一步增加与发展中国企业在以上领域的投资。”加西亚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降低债务水平

《中国联合商报》：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深陷泥沼。相比传统欧美大国，中国、拉美国家等新兴经济体金融业虽然受冲击较小，但由于世界市场需求量下降，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也遭受不利影响。乌拉圭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2月，乌拉圭出口比2008年同期下降20.2%，是连续出现下降的第4个月。目前，乌拉圭实体经济受影响的具体情况如何？

加西亚：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从金融领域延伸到实体经济。就乌拉圭经济来讲，直接受到冲击的是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所导致的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一年前，乌拉圭出口产品的价格还位于历史最高值。但是现在，乌拉圭商品的价格已经急剧萎缩。除此之外，乌拉圭还面临着具体的市场和产业方面的问题。

为应对不利局面，乌拉圭政府谨慎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同时，政府更加重视和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乌拉圭大幅降低了债务水平。就当前来看，乌拉圭国家负债并没有出现显著增加。目前，乌拉圭国家信用风险指数水平同其他新兴国家的信用风险指数水平相当。

《中国联合商报》：投资乌拉圭的企业数量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迅速增长的趋势。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达到10%。最近几年，这一数字最高增至17%。在经济形势并不向好的今天，乌拉圭吸引外资的发展趋势如何？

加西亚：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乌拉圭就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和目标。通过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世界经济同样可以因祸得福。在国际投资贸易中，乌拉圭既有给予也有索取。乌拉圭向世界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牛羊肉、皮革、乳制品、大米、大豆、酸性水果、木材等产品。与此同时，乌拉圭也希望得到高质量的投资――投资项目既对投资者有利，也造福乌拉圭社会。预计将来外商投资对乌拉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20%。

南共市优势

《中国联合商报》：在传统发达国家经济日益萧条之时，新兴经济体以其富有潜力的市场、稳健的金融、经济体系等优势在世界市场中崭露头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目光。在庞大的新兴市场中，乌拉圭有何独特的优势？

加西亚：乌拉圭是南美洲的一个小国，人口只有330万，面积也只有17.7万平方公里。2008年，乌拉圭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04.53亿美元，折算成人均GDP是9200美元，达到了11.5%的经济增长率。在当前危机的形势下，预计2009年乌拉圭的GDP增长率为3%。

乌拉圭位于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同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组成了南方共同市场。这一市场共有2.65亿的消费者。玻利维亚、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是南方共同市场的联系国。投资者如果将乌拉圭同整个南共市联系起来，可通过进驻乌拉圭打开通往该市场的大门。

乌拉圭在投资方面有独特优势，如政府对资金回流方面没有限制、对投资类型项目免征税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乌拉圭还可以提供价值不菲的无形资产：人民和睦相处的生活价值、教育、工作能力和热情，以及市场对所有参与者一视同仁的游戏规则。乌拉圭人做生意一向光明磊落。

《中国联合商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乌拉圭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推进传统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非传统产业的发展，并且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从此次来华的代表团中也可以看到，参加此次洽谈会的企业涉及羊毛、食品、木材、汽车、电信、矿业、皮革、工程咨询和服务等多个行业。当前乌拉圭急需哪些领域的合作伙伴？

加西亚：不论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乌拉圭政府一直对它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经济低迷的当下，乌拉圭为吸引投资者，在税收方面对投资者进行了减免。乌拉圭企业同外国投资者的合作项目涉及基础建设、物流和能源、汽车工业、化学、医药、旅游等领域。乌拉圭正在努力促进与世界各国具有高质量、创新能力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实现高效、透明的管理制度基础上的专业化。这一过程将涉及农产品加工、生物技术、软件工业等领域。

《中国联合商报》：一方面，提起乌拉圭，中国企业家想到的或许是遥远的距离和难以理解的语言；另一方面，中国与乌拉圭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外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中乌两国企业应如何克服投资贸易的不利因素，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合作双赢？

第2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土地要素；土地出让金；经济增长；广州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062-04

一、背景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活动的载体，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

土地出让金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就之一，它是通过无偿划拨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转变为必须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才能获得土地使用权，来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产的转化。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交易，使地方政府扩展了收入来源，也获得了大量收益。据统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已达到29 397亿元，同比增长106.2%，而2010年的财政收入为8.31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占35%。有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我国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土地出让金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1]。贾奇峰等（2006）认为，土地出让金调动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积极性，激发了地方政府的趋利行为。汪利娜（2009）指出，针对土地出让金建立收支专户，并将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预算，从而实现透明化管理。辛波等（2010）在探讨土地财政与GDP 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中，将土地出让金作为土地财政的一部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土地财政对经济有较强的影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土地要素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04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以来，量化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成为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测度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基于要素价值而非数量的计量模型的研究结果会更准确。而中国土地市场的出现使土地价格逐步显化，因此，直接测度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得可能。国内外学者对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作了许多研究。黄裕婕等（2000）对福建省各市土地生产力与土地利用关系进行了检验[2]。王爱民等（2005）用二次函数的形式研究了深圳市土地投入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深圳市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166[3]。熊鹰等（2006）对湖南省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进行了数据分析，提出了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观点[4]。李明月等（2005）研究了土地要素投入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土地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4%，与资本和劳动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35%和3.40%基本相当[5]。

由上述可知，目前对土地出让金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所引发的消极问题的分析，且多是定性研究，而缺少在土地出让和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分析方面的研究。因此，有必要重点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边界的扩大，在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主体的背景下，分析土地出让金规模与土地要素投入力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要素投入贡献率的变化规律，从而为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提高实施效果。

二、理论方法

（一）理论与方法

在定量分析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时，大多数学者都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构建分析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Y=AeλtLαRβμ （1）

式中，Y、L和R分别表示为t时间的为资本总产出、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α和β表示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素的弹性产出，表示该生产要素的投入改变对于资本总产出的影响；A为非零常数，λ为科技贡献率，μ为随机干扰项。

传统的生产函数未考虑土地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对于经济的影响，根据CD函数原理，为了测算土地要素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土地要素加入生产函数，则其式可写为：

Y=AeλtLαRβSγμ （2）

其中，S表示土地要素的投入量，γ表示土地要素投入弹性。对于该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lnY=lnA+λt+αlnL+βlnR+γlnS （3）

为分析单位时间了总量变化，将（3）式对于时间t求导可得：

■×■=λ+α×■×■+β×■×■+γ×■×■ （4）

其中，■×■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经济增长率，α×■×■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β×■×■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γ×■×■表示为单位时间t内土地要素投入对于资本增长的贡献。

（二）计算与检验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lnY=lnA+λt+αlnL+βlnR+γlnS （5）

其中，总产出 Y选用第二、三产业的GDP总和，劳动力投入量 lnL选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资本投入 lnR选用第二、三产业固定Y产投资总和，而土地要素投入lnS则选用建设用地总量表示。以表1中2005―2013年广州市统计年鉴数据，结合SPSS软件作回归分析得：

lnY=+-135.977+0.404t+0.002lnL+0.138lnR+0.732lnS （6）

R2=0.999，sig=0.000

从式（6）可以看出，土地要素投入S对于第二、三产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732，表明城市建设用地每增加1%，对于第二、产业总产值可带来0.732%的增长；劳动力投入L对于第二、三总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002，表明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为0.002%；资金投入R对于第二、三产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138，即资金投入每增加1%，对于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可带来0.002%的增长。其中，在资金、劳动力、土地要素三个要素中土地要素的弹性系数最大，表明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对于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

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土地要素投入三者的规模报酬总系数为α+β+γ=0.872

对于要素投入替代率■≈0.2

生产总值（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两者同为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两者也常常被用来比较。而两者也具有密切的联系性，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收入量；反之，财政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履行职能、促进消费与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基础，对于GDP的增长至关重要。因此，为分析土地出让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将选择2005―2013年广州市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正相关性明显，对于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收益功不可没，2005―2013年的数据显示，土地出让金收益所占财政总收益比重均值为26.86%，超过了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运用加入了土地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对2005―2013年间土地要素、资本、劳动力投入对于广州市的经济发展贡献程度进行了分析，通过数据统计，证实了土地出让金对于广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土地要素投入对于广州市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整体边际报酬递减而言，需调整建设用地规模、资金投入与劳动力投入三者的比例，在适宜的建设用地规模上调整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以达到效益最经济。

2.资金投入对于广州市经济发展也十分重要，需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设立发展战略专项资金，高效拉动广州市二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3.土地出让金依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创新机制将是各级政府推进土地出让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合理高效地对之进行管理利用。另外，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不稳定与不可持续的特性，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土地出让收入可能发生较大波动，在统筹经济发展制定相关规划时应考虑周全。

参考文献：

[1] 张昕.土地出让金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11，（11）：16-21.

[2] 黄裕婕，赵晓丽，香宝.福建省的土地济评价[J].资源科学，2000，（3）：66-69.

[3] 李明月，胡竹枝.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以上海市为例[J].软科学，2005，（6）：21-23.

第3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139-03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而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因此发展高等教育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规模、教育质量密切相关，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高等教育提供的人才与智力支持。本文通过研究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一、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

教育既可直接通过教育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后者的衡量指标一般被称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学术界考察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主要有两种指标衡量方法，一种为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另一种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

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量占国民收入总增量的比例。这种估算方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C.T.斯特鲁米林提出的劳动力质量修正法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创立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法为代表。但劳动力质量修正法和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法都忽视了个体差异、家庭背景、机遇等因素，仅将教育作为影响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工资或生产能力差别的唯一因素，导致出现高估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结果。

将教育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考察由教育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的比例，即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以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为代表。丹尼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因素入手揭示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构成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做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而教育程度差别只是影响劳动者质量的众多因素之一，他认为，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有60%的份额是由教育引起，其他40%归因于教育程度以外的因素[1]。因此，他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变形为：

Y=AtKαt（L0tEt）β

上式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常数，K为资本投入量，原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量（L）现转化为初始劳动投入量（L0）和教育投入量（E），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0，β>0，α+β=1，t代表时间变量。将变形后的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求时间t的全导数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可进一步得到经济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0+βe

其中，y为国民经济年增长率，a为技术进步率，k为资本投入年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

因此，丹尼森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Ce=

Ce表示教育对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

在实际计算中，学者一般以教育综合指数①的年均增长率Re取代教育投入年均增长率e：

Ce=

由于本文要考察的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年均增长的贡献率，公式可进一步变为：

Ch=Eh×Ce=

上式中，Ch表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h表示高等教育在教育投入年均增长率中的份额。丹尼森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常用的估算方法，本文也将遵循其分析思路推导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有关数据，本文用从业人员代替劳动力人口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

（一）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数

可由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情况进一步计算出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数。

1996年福建省从业人员受各级教育年数如下。

小学以六年制为标准，可计算出人均受小学教育年数为：（2.1%+9.7%+28.9%+44.4%）×6=5.106年

人均受初中教育年数为：（2.1%+9.7%+28.9%）×3 =1.221年

人均受高中教育年数为：（2.1%+9.7%）×3=0.354年

人均受大学教育年数为：2.1%×4=0.084年

同理可计算出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年数分别为5.596年、1.742年、0.584年、0.29年。

（二）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Re

教育综合指数的计算需要确定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将各级受教育年限乘以劳动简化率求和。丹尼森是以工资作为劳动简化率，并且他只把工资差别的60%作为教育程度差异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考察丹尼森劳动简化率的基础上，本文按李洪天（2001）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情况，以人均受小学教育的年数为计算起点，依次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定为1、1.2、1.4和2[2]。

依据前面所推算出的1996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数和所确定的劳动简化率，可以求出福建省1996年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5.106×1+1.221×1.2+0.354×1.4+0.084×2=7.235

同理，可以求出福建省2007年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5.596×1+1.742×1.2+0.584×1.4+0.29×2=9.084

根据教育综合指数，可以算出1996―2007年间福建省从业人员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Re=-1×100%=2.09%

同时可以推算出福建省1996―2007年间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Rh=-1×100%=11.92%

依据相同的计算方法，可以算出在排除高等教育之后，1996―2007年间福建省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即在福建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2.09%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2.09%-1.7%=0.39%。

可见，1996―2007年间福建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所占比重为：

Eh=0.39%÷2.09%×100%=18.66%

（三）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GDP的年均增长率y

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y以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表示。根据表2数据，计算出1996―2007年福建省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y=yi=11.43%

（四）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教育及高等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丹尼森根据美国当时的情况所采用的数值――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总额的73%，将β值确定为0.73。同时考虑国内大多数学者的使用情况，本文也将β值定为0.73。福建省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Ce===11.35%

同期高等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Ch= CeEh=2.49%

三、对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计算结果的思考

1996―2007年福建省人均受各级教育程度都有所提高，人均受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年数分别由5.106年、1.221年、0.354年、0.084年提高至5.596年、1.742年、0.584年、0.29年，文盲率由15%下降至6.8%。这些数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推行和大学扩招的影响。1996―2007年福建省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1.43%，其中8.34%是教育实现的，占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的13.35%，高等教育的贡献只占2.49%，由此可见，福建省还未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此期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投资规模的扩大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非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科技进步的重视程度不足，高等教育与社会生产的联系则更加薄弱，导致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各省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样引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资料，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可将福建省与其周边浙江、广东、江西三省及全国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比较（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福建省及周边三省教育、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均属沿海省份，由于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吸引了大批中西部人才，加速了高等教育在社会生产中的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作为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其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率具有较高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较高的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

从横向区域比较来看，以GDP实际年均增长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和江西省，福建省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指标居于四省末位；福建省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于江西省，与广东省相同，其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高于广东省。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福建省与周边省份相较，尤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江西省对比，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

2005年福建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17%，已迈入大众化阶段，但高等教育竞争力低。根据赵宏斌（2008）从教育资源和效率角度对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所作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在31个省级区域中仅排名第十八位[3]，属中下水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原因：第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2002年福建省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81 243.6万元、234 573.9万元，仅居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第十七位 [4]。第二，高等教育地区发展不均衡。目前福建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83所，但多数集中在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其他地区高校数量少。要解决上述问题，福建省应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或中外合作办学，并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应改善省内高等教育布局，缩小地区间差异，在内陆地市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此外，还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加强与台湾、东南亚的高等教育合作。

总而言之，福建省应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重视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参考文献：

[1]Denison E.F.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New York： Committee for E- conomic Development，1962：33.

[2]李洪天.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6)：100-104.

[3]赵宏斌.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8)：25-64.

[4]米红，韩娟.福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3-8.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Fujian Province

CHEN Ying

（Financial Services Institut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第4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时间趋势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很多学者们通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包含两个方面：教育与健康，但在具体分析时只分析了其中一个方面，且方法不尽相同。

学者们研究证明：教育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渠道，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增加教育投资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 Schultz（1961）采用投资增量法，分析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提高带来的收益约占美国同期国民收入总增长额的33%。Denison（1962）采用增长因素法，通过教育程度在劳动投入中的比例，分析教育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在1929-1948年间为37%。20世纪80年代，教育与经济增长的探讨进入新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因素纳入模型。如：庄志军（2006）通过对比日、英、美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指出经济增长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王萍（2008）用回归分析法，研究1990-2005年甘肃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及促进作用大。这些学者使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得出结果，但都只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人力资本另一个重要方面――健康却只有少量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作用。Rivera与Currais（2004）用西班牙17个地区（1973-1993年）每名工人GDP增长率的对数对卫生费用占GDP比例的对数回归得出，卫生投人每增加1%，会使人均GDP增长0.16%。刘国恩与傅正泓（2004）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认为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且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王一兵与张东辉（2007）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1997-2004年的数据，用GLS、FE、HT几种模型分析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HT模型是比传统的FE模型更为有效的模型，且健康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和变量从不同角度得出结果，但都只分析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上分析大都是单独从教育或健康一方面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略了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没有将教育与健康结合在一起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良好的教育对健康有正的影响并推动经济增长；良好的健康才能保证教育的效果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只分析人力资本其中一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具片面性，会减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小和可靠性。因此，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将人力资本教育与健康两方面同时考虑，从投入角度来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解释结果，得出结论。

二、投入模型设定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时，主要是从消费者与厂商的最优化均衡来进行推理论证，其中厂商的生产函数是极为重要的。一般说来，生产函数中与人力资本直接相关且实际应用最多的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两边取对数后可以化为线性关系模型。

从前面研究文献中知，教育和健康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且已有学者分析教育或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在模型设定时，本文将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都纳入模型，用弹性表示，设定模型为：

lnY=αlnK+βlnL1+γlnL2+u

为了与单独分析时的结果作比较，本文先模拟出只使用教育人力资本或健康人力资本时的方程做回归分析；然后同时加入这两种人力资本，模拟出结果，从结果的不同给出解释。考虑到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与影响，本文还考虑用时间趋势来缓和二者的共线性问题及滞后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直接采用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数据，不足则从1991-2007年年鉴补全。由于不同人对各指标有不同理解，会采用不同的指标和数据处理方法。现在就本文几个重要数据分别解释其来源和处理方法。

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的度量：本文选择GDP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指标；物质资本用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指标可以从统计年鉴上找到，从建国后到近期的所有时间序列数据，便于分析。

人力资本的度量：人力资本指标可以从投入方面去采集。投入即成本，是培养人力资本所需要投入的费用。从投入看，国家教育投入经费是教育投入中的主体部分，可以用国家教育投入经费作为教育人力资本投入指标。健康人力资本投入的直接成本是指卫生、医疗、保健服务等支出，可以对应地采用统计年鉴上的卫生教育总费用来表示。

四、模型结果分析

为估算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采用第二部分设定的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及健康资本的弹性变化都是线性的，可以直接用线性模型分析物质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是从投入角度出发，模型为：

lnGDP＝αlnK+βlnEDU+γlnHTH +u

此方程是本文采用的投入模型，其中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L，在此模型中分别用教育资本投入EDU、健康资本投入HTH表示。单独考虑EDU或HTH及同时考虑EDU与HTH的结果对应于结果表1的（1）、（2）、（3）列。数据分析得EDU与HTH之间相关性达0.9以上，为了去掉这种共线性影响，加入时间趋势。t表示时间趋势，u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为扰动项。增加时间趋势后对应于结果表1中的（4）列。

下面将对模型进行估计与分析：

从表1中可知：

当只用物质资本K与教育资本EDU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498，统计很显著；而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363，统计比较显著，此时R2为0.9952。从数据分析上来看，物质资本比教育资本的贡献率大。

当只用物质资本K与健康资本HTH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274，而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607,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R2为0.9990。从分析结果来看，健康资本比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大。

当同时用物质资本K、教育资本EDU和健康资本HTH来估计对经济增长GDP的影响时，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307，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640,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R2为0.9991，比单独用教育资本或健康资本变量时要稍高。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069，不仅统计不显著，而且系数符号改变为负，这与理论现实相背。

为了找到使教育资本变量从0.363变为-0.069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结合理论做了更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健康是人们拥有的一种财富，一种本质上和知识、金钱具有同样价值的财富，没有一定程度的健康，人们不会有机会获得教育，成为高素质劳动力。教育和健康间有极大的相关性。考虑到教育投资的滞后性及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在变量中加入一个时间趋势变量更有助于分析经济问题。

加入时间趋势变量t，从表1中列4可知：物质资本贡献率为0.345，健康资本的贡献率为0.739,t的系数为-0.059，统计都非常显著。此时，教育资本的贡献率为0.133，统计比较显著，扰动项u更小。R2为0.99966，拟合度更高。

可见，经验分析与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一致，用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来共同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解释性更可靠。教育资本与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且从数据上来看，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健康资本弹性更大，更值得国家社会关注。

五、结论与建议

以上分析用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以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从投入方面揭示了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都是引起GDP增长的重要原因，能促进经济增长。只考虑一种人力资本时，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07，而教育仅为0.363。

同时考虑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只使用其中一个方面时的影响，与实际情况更相符。但要注意两种人力资本相关性大，存在相互影响。

投入模型结果表明，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133，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0.739，二者都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健康人力资本推动作用更大；而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0.345，不如健康投入大。这说明教育的部分影响通过影响健康进而影响GDP，也说明了教育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

鉴于以上分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是引起我国GDP变化的重要原因，应加强投入。物质资本固然重要，但其贡献比不上健康人力资本，且近年来国家物质水平已有很大改善，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教育水平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日益增大，但却未受重视。

加强素质教育与卫生设施投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我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素质教育缺乏。国家应改变教育体制，注重知识与素质教育并重，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因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更大，国家在资金投入时要更重视健康投入。但不少地区特别是农村，卫生设施不完善，医疗费用高昂，健康水平受影响。因此，要适当加大政府卫生设施投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高人们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Schultz,Theodore.Invest in Human Capita1[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2、Denison,Edward F.How to Raise the High-Employment Growth Rate by One Percentage Point[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2.

3、庄志军.美日英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式比较[J].商场现代化,2006(6Z).

4、王萍.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甘肃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2).

第5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2](EndogenousGrowthTheory)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C.W.Cobb和P.H.Douglas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

我国学者周天勇[3]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4],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年—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第一步,分别计算1982年、1990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1982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308,1•81,0•035①;1990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98,2•13,0.075。1982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0=4•308+1•4×1•81+2×0•035=6•912。1990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1=4•98+1•4×2•13+2×0.075=8.112。第二步,计算起止年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和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采用几何平均法,公式为:e=(E1/E0)(1/n)-1,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

按上述公式计算,我国1982—1990年间初等教育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828%,中等为2•056%,高等为9•995%,可见,高等教育指数增长速度最快,它对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应该最大,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均教育年限在数量上很小,采用麦迪逊的算法,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不会大。我国1982—1990年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e=(8•112/6•912)(1/8)-1=2•02%。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天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e=2•02%×0•6=1•21%。第三步,计算高等教育占年均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②。高等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为:Eh=5•45%。第四步,计算起止年间GN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y)。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设我国1978年GNP值为100,则1982年GNP指数为131•8,1990年GNP指数为274•0[5],1982—1990年间GN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274•0/131•8)(1/8)-1=9•58%。第五步,计算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e)。Re=βe/y=0.7*1.21%÷9.58%×100%=8.84%。第六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h)。Rh=Eh*Re=5.45%×8.84%=0.48%。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我国1982—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9•58个百分点中,有0•847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所占份额为8•84%,即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非常低的。

三、国际比较

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教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什么如此低?这是因为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最快,但是劳动力人均受高等教育的年限非常小,因而三级教育比较而言,它对GNP年增长速度的贡献也非常小。另一位美国学者利用AngusMaddison(1987)提供的数据(如),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六国1913年至1984年间教育及高等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作出估算[6],结果如所示。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模型、方法、指标与本文的相同,因而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从可以看出,我国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它五国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高于德国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5•9%)。而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比美国4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在所列六国中,美国在1913—1984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美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政策分不开。早在1940年美国高校在校学生数占同龄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16%,是世界上率先进入高教大众化的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非常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低。从中可以发现,至1984年15—64岁人口中,人均受正规高等教育年限美国为1•62、英国0•42、日本0•59、德国0•31、法国0•90、荷兰0•58,而中国1982年为0•035、1990年为0•075,相差达到了10倍左右。与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相比,中国的GNP年均增长速度在80年代要远远高于它们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是许多经济研究都表明,中国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而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而还属于粗放式、以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增长模式。由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以及高教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科技知识和劳动力质量提高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十分有限,这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整个80年代,我国高教发展严重滞后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失去了与国内经济、与世界高教同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第6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度假旅游城市，旅游业是三亚的传统产业，也是三亚市的支柱产业，“旅游兴市”不是一句空话，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三亚治旅工作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旅游管理体制的创新。领导对旅游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全国其他省市比较少见，如：早在2014年11月，三亚市就成立了书记挂帅的12301旅游调度指挥中心领导小组;还成立了市长任组长的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整合全市各区及35个涉旅部门的力量，将分散的旅游管理力量握指成拳;做强做实旅游发展委员会……

还有，在市领导的工作分工中，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岳进分管旅游工作。这种工作分工，也颇有“三亚特色”。近日，《小康》杂志就三亚市旅游业的最新发展情况，旅游业对三亚整体经济的贡献等相关话题对岳进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专访主要内容：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八成

《小康》：旅游业是三亚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业，2016年上半年发展情况如何？

岳进：我先介绍一下2016年上半年三亚市旅游经济运行基本情况：全市接待过夜游客781.73万人次，同比增长8.92%（全年预计接待过夜游客增长值10%），其中：接待过夜国内游客762.53万人次，同比增长8.81%;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9.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全市旅游总收入145.39亿元，同比增长15.25%（全年预计旅游总收入增长值13.6%），超出预计增长1.65个百分点：国内旅游收入139.41亿元，同比增长15.21%;旅游外汇收入9686.17万美元，同比增长16.21%。

2016年上半年，三亚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旅游总收入增幅持续保持超过游客接待量增幅，游客满意度为82.59%，旅游市场质效齐增，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特别是入境旅游市场高位回升，入境游客19.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占全省接待入境游客量的58.11%。新开通的境外航线，带动全市航空运输旅客周转量增长32.2%，带动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9.89亿元。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54.62亿元，同比增长11.3%，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6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9.1%。2016年上半年，三亚地级税收收入34.18亿元。旅游服务业税收收入9.85亿元，占全市地级税收收入的28.82%。2016年上半年，三亚市GDP247.85亿元，增长8.9%，旅游总收入145.39亿元，增长15.3%，旅游增加值72.70亿元，增长10.9%，占GDP比重29.3%。

三亚旅游业需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小康》：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三亚的旅游业，面临哪些机遇？

岳进：中国旅游业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大众旅游进入中高级阶段，然而，三亚现有的很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要素产品和旅游业态，未发展先老化、单一、落后，未能体现三亚旅游度假目的地特色。这既是三亚旅游发展的瓶颈之一，也是破题的关键所在。从推动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淘汰一批落后的旅游经营模式、陈旧的旅游业态、同质化的旅游产品，打造一批精品产品、精品企业、旅游综合全要素度假产品，促进三亚旅游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这就是三亚旅游业要迎来的机遇。

加快全域旅游创建。以“旅游+”“互联网+”为推动力，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域“旅游+”产业格局;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三亚要立足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城市的地位，用好国际旅游岛、海南省旅游特区等利惠政策;旅游全产业链改造升级。以“双修”“双城”为抓手，推进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对“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产业链进行改造，开发旅游新业态和新产品;构建“旅游+”多元化产业格局;营造公平诚信环境。进一步健全旅游市场治理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12345和12301热线作用，推动以“123”开头的多号合一，畅通旅游投诉举报渠道，第一时间应对旅游舆情，以三亚市民游客中心为核心，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加强微信、数字平台、新媒体等综合运用，坚持市民游客中心区（局）长24小时值守制度，强化旅游警察等“四位一体”旅游长效监管机制作用。

通过结对帮扶实现旅游扶贫

《小康》：请谈谈三亚市的美丽乡村建设与全域旅游的关系，目前二者结合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成果？

岳进：三亚市一直将全市作为一个全域旅游区域来打造，美丽乡村建设是落实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之一。今年以来，三亚市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将美丽乡村建设融入全域旅游，培育乡村旅游业态，完善全域旅游接待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促进美丽乡村的长足发展。

根据《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及《三亚市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三亚市美丽乡村确定为基础型、提升型、宜居型三种标准。在规划设计阶段，通过将休闲农业、林业、渔业等产业与旅游业相融合的思路进行产业规划，策划旅游业态及旅游精品线路，规划配套旅游接待设施，为将来全域旅游发展做好铺垫;在实施阶段，通过产业主体的引入、对业态的培育，实现一二三产的融合叠加效应，通过旅游企业的产业结对帮扶，实现旅游扶贫。

目前，三亚市美丽乡村建设与旅游结合较好的村庄有吉阳区中廖村，该村结合生态环境、资源特色、区位优势、基础产业等，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农业、民俗文化体验游等旅游业态，已具备一定的旅游接待条件。

争取开通三亚至西沙低空旅游

《小康》：“一带一路”是国家发展战略，三亚如何利用“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位置的优势，发展国际性旅游业？

岳进：三亚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一）邮轮旅游方面。一是依托三亚旅游目的地的辐射力，发展“环南海与东盟国家”的邮轮游。二是依托南海旅游资源，发展环球邮轮旅游，实现邮轮旅游全球化。加大与境外邮轮公司、国际邮轮组织建立广泛的业务联系，发展“一程多站式”邮轮游，使三亚成为国际邮轮挂靠港。

（二）低空旅游方面。目前三亚开展低空旅游业务，有三亚美亚旅游航空有限公司和三亚亚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两家公司。鉴于目前邮轮至西沙的航程约13小时，且容易导致晕船，三亚至西沙开展低空旅游，单程约为1.5小时，有往返时间短、舒适度较高的优势。若国家政策放开，三亚旅游市场前景看好，旺季可天天有航班，还可减轻三沙旅游的游客承载量。

（三）帆船运动方面。依托南海海域优势，打造帆船赛事品牌，发展帆船运动旅游。

（四）依据TPO平台，深化与亚太地区旅游合作。2015年5月28日，第七届亚太城市旅游振兴机构（TPO）总会首度放在三亚举行。依托TPO平台，三亚与亚太地区深入探讨旅游营销发展政策、进行经验分享，深化合作交流，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五）争取有利的出入境政策，开拓旅游发展前景。三亚的地理区位优越，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享有国际航班过72小时免签证入境政策，如能仿照越南、印尼巴厘岛、泰国普吉岛和韩国济州岛等地做法，海南（三亚）对外国游客实行30天免签证政策，将为外国游客自由进出提供极大方便，同时将有力提升入境旅游市场份额。三亚要大力发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机场的中转作用，尽快成为国内游客出境游的转口地，将国内游与国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机场将成为内地第一个海上机场

《小康》：请介绍一下三亚新机场的最新进展。新机场与凤凰机场将来如何分工合作？

岳进：新机场设计年吞吐量6000万人次，将建设成为面向东盟乃至亚太、非洲等地区的区域性国际枢纽航空港和自由贸易及合作发展平台。航空条件改善后，将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当地商业和旅游市场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经济。

国务院目前已经批复了该项目提交的《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红塘湾海域）修改方案》，而项目选址红塘湾的报告，预计于今年8月31日获民航局批复，如选址敲定，三亚新机场将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海上机场。

旅游服务业税收占总税收两成多

《小康》：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过，旅游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新的“房地产”，三亚作为房地产发展的热点城市，如何看待旅游业新一轮发展热潮？

岳进：当前，我国旅游业步入黄金发展期、结构调整期和矛盾凸现期，大众旅游向中高级阶段演化，某些阶段，一些旅游目的地房产“火热”，是投资者“搅热”了市场。

三亚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也是一座专业化的旅游城市，自80年代以来，坚持旅游立市的发展战略，从一个南海边陲的小渔村发展成知名旅游度假城市。三亚面临南海、地处南疆、坐拥南繁，被国家列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城市，陆地面积191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58.6公里，拥有阳光、海水、沙滩、森林、温泉等多种优质旅游资源。三亚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旅游业是三亚的支柱产业。

三亚以建设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为目标，决心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积极实施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创新思维引领产业发展，完善旅游产业体系，挖掘旅游市场潜力，在推动“互联网+旅游”、全域旅游创建工作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自2014年以来，三亚旅游收入增幅持续超过旅游接待人数的增幅，连续实现质效齐增。2015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1495.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57 %和12.08%。旅游服务业税收占全市财政税收的22.51%;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285.84亿元，增加值占全市GDP的65.71%。

上半年GDP增长高于预期1.4个百分点

《小康》：受国际国内形势影响，当前的经济发展整体表现疲乏。三亚市2016年的增长目标为7%-7.5%，现在时间已过半，全年能否实现这一目标？

岳进：2016年上半年，面对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三亚市贯彻落实中央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经济工作方针，全市经济总体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247.85亿元，增长8.9%。2016年的增长目标为7%-7.5%，2016年上半年GDP增长高于预期目标上幅1.4个百分点。经济社会发展亮点频呈：

一是房地产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去库存”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及海南实施的“两个暂停”政策，刺激潜在购房需求。上半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87.96万平方米，增长75.5%。上半年全市房地产业增加值38.64亿元，增长24.9%，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9.2%。

二是金融业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出台《三亚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办法相关细则》等多项支持金融业发展优惠政策，吸引各类金融业总部机构、分支机构进入。上半年全市保险企业实现原保费收入9.04亿元，同比增长32.2%;全市金融业增加值24.93亿元，增长14.7%，拉动GDP增长1.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6.0%。

第7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分析 浅谈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 简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受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观察 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实证分析 张家界旅游业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江苏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研究 浅谈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FDI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分析 江苏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基于R语言的湖南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青岛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 对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差异分析 区域金融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fromTitle=%E6%97%85%E6%B8%B8%E4%BA%A7%E4%B8%9A%E7%BB%93%E6%9E%84

[3]谢五届，孙丽丽.华东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实证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5，02：56-60.

[4]]刘春济，冯学钢，高静.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J].旅游学刊，2014，08：37-49.

第8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测度的计算方法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 （1）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2）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3）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4）

二、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根据公式（1）（2）（3）（4）分别计算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如下：

2001-2010年GDP增长率分别为9.72%、9.00%、12.17%、17.02%、14.99%、16.32%、22.24%、17.55%、8.01%、17.12%。

2001-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4.97 %、53.87 %、53.76%、59.53 %、53.65 %、57.32%、53.26 %、60.36%、74.00%、30.02%。

2001-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分别为14.27%、11.98%、3.58%、12.04%、14.06%、12.48%、11.58%、14.18%、11.89%、9.90%。

2001-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0.71%、41.88%、50.17%、47.49%、39.59% 、44.84%、41.67%、46.17%、62.11%、20.12%。

2001-2010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5.34%、4.85%、6.54%、10.13%、8.04%、9.35%、11.85%、10.59%、5.93%、5.14%。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0-2010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居民消费（城镇和农村）都在逐渐下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GDP的增长。就长期来看我国居民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一直不断增强，但是消费贡献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虽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偏低，但是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始终占据主导地主，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最大的需求。

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2000-2010年的平均居民消费率为55.07%，世界低收入国家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1.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0–2010年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5.07%，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为43.47%，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78.94%，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1.60%，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21.06%，这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都高于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即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同时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逐步提高，这说明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消费的快速增长。

消费需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以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总是小于GDP的波动，从长期来看，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波动应该大致相同，我国目前消费相对平缓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充分发挥贡献作用。

三、拓宽国内消费需求对策

（一）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措施，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根据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逐步打破垄断，尽可能让各行业公平竞争，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第二：强化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逐步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第三：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扶持和鼓励再就业，从而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二）加快发展更加开放、流动性高的劳动力市场

数据标明，农村居民收入中越来愈多的本分来自于工字形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提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快发展更加开放的、流动性高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抑区域之间的工资率差异。

（三）优惠财政支出结构

国家财政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过多，而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过少，导致在很多年份挤出了居民消费，因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关注以下二个方面。（1）调整优惠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资金保障，向明显偏低的农业支出、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项目倾斜。（2）加税收征管，严格控制减免税，严厉打击各种偷骗税等违法活动，同时严格控制行政经费支出，避免行政管理支出上涨过快的局面。

（四）中长期优惠消费结构体系

增加居民收入是消费稳定增长的关键。只有居民收入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增加消费，确保居民消费事实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深化改革是消费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形成一种正常的消费实现机制，减少消费环境不好对消费的制约。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消费政策，消费方式多样化。大力扩展信贷消费、网络信息消费、租赁消费等方式，改变传统消费观念，促进消费便利化。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贡献；贡献率

一、引言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动员储蓄、促进资本形成、增加就业以及提高生产技术和效率等方面。该贡献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即贡献度和贡献率。贡献度是指某一指标某一组成要素增加值在该指标基期总值中所占比重。贡献率是指某组成要素的贡献度在该指标总增长中所占比重。金融业的直接贡献，是将金融服务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核算其创造的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和份额。金融业的间接贡献，是从金融服务功能的角度考察金融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青岛市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

从生产角度分析，GDP等于各产业部门增加值之和。产业部门贡献是指产业部门增加值的增长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额；产业部门贡献度即在经济增长率中各产业部门的贡献所占的份额。用公式表示为：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金融业可比价新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可比价新增加额*100%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拉动百分点）=金融业贡献率*国内生产总值可比价增长百分点

金融业的贡献率和贡献度两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金融业增加值对GDP产生的直接影响及贡献能力。本文以上一年为基年计算各年的金融可比价格产值和GDP可比价格产值，进而计算出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在2000-2003年期间，不存在十分明显的变动趋势，波动性较高，甚至大部分年份的贡献为负值。但自2003年以来，二者呈现逐年上升之势，2004年二者均转化为正值，2006年发生了飞跃，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开始突破5.0%，至2008年已经达到了7.93%。通过青岛市金融业对GDP贡献率和贡献度的走势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逐年增强（见表1）。

表1青岛市金融业对GDP的贡献

三、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

资本形成、劳动投入、技术实现是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因素。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变化，金融业通过上述三个要素的传递对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间接推动作用。

为了研究青岛市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入两个参数ρ1，ρ2，其中ρ1的经济含义为资本形成投资资金来源中金融性资金供应总量与资本形成投资价值总额之比，ρ2的经济含义为技术实现投资资金来源中金融性资金供应总量与技术实现投资价值总额之比，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衡量，而是根据相关的资料取其近似值来表示。

（一）青岛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间接贡献的度量

1、青岛市金融-资本相对形成量。为计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金融业发展对资本形成的作用，引入金融-资本形成相对增量（d），同时引入储蓄率相对增量（s）、储蓄―投资转化率（β）、金融中介费用率（Φ）、投资-资本形成率（χ）和资本产出系数（К），资本形成投资资金来源中金融性资金供应总量与资本形成投资价值总额之比（ρ）。金融业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公式可以表示为：d=ρ*

其中d表示金融-资本相对增量；储蓄率相对增量（s）=储蓄增加额/国内生产总值；储蓄-投资转化率（β）=投资增长额/储蓄增长额；投资-资本形成率（χ）=生产能力增长额/投资增长额；金融中介费用率用金融机构的法定存贷款利率差额如表2所示。

近10年来青岛市金融―资本形成相对量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2年其值基本在1%左右，2003-2005年其值基本在3.5%左右，2005年达到最高值3.828%，但是2006年又下降到1.291%，随后连续两年上升，至2008年其值已经达到2.634%，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资本形成相对量的变化体现了金融业通过资本形成途径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资本形成对于青岛市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递增。

2、青岛市金融-就业相对增量。劳动力追随货币与实质资本，引入金融-就业相对增量（m）来表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金融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将其定义为金融体系就业相对增量（e）与产业部门就业相对增量（n）之和。其中金融体系就业相对增量（e）等于金融体系就业相对增量除以总就业量（L），产业部门就业相对增量（n）等于产业基本就业相对增量（h）与由资本形成增长而引起的就业相对增量（j*g）之和。经验表明，金融体系就业相对增量与金融发展规模呈正向相关关系，产业部门就业相对增量在超过基本就业率以后与产业部门资本形成规模呈正向相关关系。在经济增长时期，产业部门资本形成与金融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金融-就业相对增量反映了金融与就业的基本联系。其公式表达式为：m=e+j*g

青岛市金融-就业相对增量，如表3所示。

青岛市金融-就业相对增量的波动性较强，2000-2008年的9年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1年，这两年青岛市金融-就业相对增量都是负值，表明在这两年中金融业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二阶段为2002-2004年，青岛市金融―就业相对增量自2002年开始呈现正值，并且连续三年上升，2004年达到最大值8.657%；第三阶段为2005年以后，青岛市金融―就业相对增量开始逐年下降，到2008年仅为0.244%，这一过程体现了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正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趋于稳定。

3、青岛市金融-技术实现相对量。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无法对其进行比较准确的衡量，根据相关数据假设其历年值为0.12%。

（二）青岛市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间接贡献的衡量

1、经济增长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度量。金融业发展通过资本形成、就业与技术实现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主要是通过加速资本形成，并利用先进技术，吸收就业，将观念上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来实现的。因此，要研究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首先需要衡量经济增长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根据青岛市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研究可知，青岛市科技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和劳动贡献率分别为46.7%、42.4%和10.9%。

2、青岛市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间接贡献。采集青岛市经济自2000到2008年的有关统计数据结合青岛市经济增长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对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进行计算，具体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四、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综合评价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为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部分，将二者进行加总便可得到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08年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5所示。

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波动性比较大，在2003年以前，金融业贡献率较低，2000年和2002年甚至出现了负值，2004年以后青岛市金融贡献率比较理想，基本都在7%左右，只有2005年降到了3.35%，但2006年马上又开始上升，2006年和2008年青岛市金融业的贡献率都达到8%以上。青岛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波动性比较大，但在整体上青岛市的金融贡献率是在提高的。

参考文献：

1、王广谦.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因素及金融贡献度[J].经济研究,1996(5).

2、闻岳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度测量研究[J].金融管理与研究,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