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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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第2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环境 中小企业财政税收 政策创新

一、新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目前发展的数量与规模都很大，在贸易发展和经济发展中都对我国具有很强的推动力，也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基础。目前，世界经济开始向绿色化经济模式转型，许多中小企业因为自身无法快速和有效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所以被社会发展所淘汰，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因为自身难以强化发展动力，缺乏有效的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降低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步伐的缓慢、财政税收政策的落后、增值税与所得税缴纳比率额度的问题、行为税与财产税税种设立的角度模糊问题等，而且在财政税收中针对中小企业税收发展的优惠措施与福利待遇较少，没有合理考虑中小企业现阶段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的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优惠制度为减税免税、特许扣除、投资抵免、银行优惠利率等，优惠的范围虽然很广，但是与时展和经济发展背景不相符，各类技术发展项目的资本引进与研发过程存在问题，在资本的推广、应用到转化中还存在不全面和贯彻不彻底的现象，这些财政税收政策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中小企业的发展实力，但是却难以在中长期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创新与发展，不能提高中小企业的生命活力，激励性还不够。

二、新经济发展环境下企业创新财政税收政策的意义

新经济发展时期与背景其实指的就是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时期，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与绿色经济发展规划是我国中小企业应该注意的发展步骤和程序，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受到国内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财政税收制度对中小企业资本运营与健康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很大。新经济时期企业创新财政税收政策意义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汇率不稳定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原料与劳动力价格之间的矛盾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发展遭遇了劳动力选择与成本运营的障碍，因此发展受到了阻碍。而且我国财政税收的数额相对较高，导致企业选择经营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企业税收支出的风险，中小企业目前的资金运营匮乏，抗风险能力不足，我国应该适当考虑降低税率和调整税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的生命力，尽量挽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与濒临绝迹的现象，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中小企业必须不断减少资本负担和不必要资本的支出，合理规避税收风险，减少资本损失。

三、当前中小企业财政税收存在的问题

（一）鼓励中小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不完善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有效稳定平台，我国政府出台的税收政策虽然具有优惠力度却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情不相适应，降低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我国税收发展方案尽量在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税收政策体系，但是目前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宽松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在企业所得税，在企业所得收入中减少企业的所得税，企业发展可以获得相应的减免，企业的年度亏损可以获得国家五年递延的补偿。但是对于企业内部经营的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措施较少，而且在固定资产投入与无形资产研发的费用处理上存在一定的难题和障碍，没有给予进口技术设备的免征关税制度，也没有给予转让技术合作的税务优惠，技术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外，其他一些基础性的急需提高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的新兴产业享受到的流转税优惠几乎是一片空白，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普遍性、长远性和稳定性。

（二）企业财务人员对国家财税政策认识不够

中小企业发展由于资金有限，财务管理比较容易，但是人员数量有限，会造成发展过程中缺乏高级财务管理对企业资本运营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而且企业发展与经营过程中肯定需要涉及财税问题，税收筹划是中小企业发展中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由于内部人员缺乏相关的专业素质，财务与税收的知识匮乏，造成了企业发展的方向失误，对国家税收政策和制度的信息了解匮乏，造成了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税收政策的正确认识需要企业建立相关的税收风险筹划制度，处理好企业资本收入与税收的关系，还要在税收优惠中获得机会，但是目前我国企业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不强，普遍存在税收信息掌握不足，资本税收控制能力较差的问题，不仅不能帮助企业减免税款，而且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税收风险。因此企业在减税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理解好国家的相关政策，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筹划减轻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三）财政税收科技投入的结构不尽合理

目前我国政府的科技技术创新投入在高校和各种大型科研机构中占很大比重，而对中小型企业的自主科技创新投入较少，财政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由于政府科研所是国家现行资源配置体系下最大受益者，中小型企业因政府对其投入的研发资金少，一些企业本身对科研投入也缺乏兴趣、支撑和动力，从而难以成为科研创新主体。政府对科技投入普遍存在着重视研发过程及结果，而对结果转化为现实技术生产的能力和效益不够重视，没有根据市场需求发挥财政优惠政策的灵活性，鼓励企业对民众使用的创新产品进行研发生产，而且企业目前发展资金周转过程大，研发时间成本高，社会经济收益差等问题，造成了企业发展的资本运营障碍，降低了企业发展的速度，弱化了企业发展的规模，目前财政税收的科技信息投入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四、新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的创新

（一）建立健全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我国要尽快出台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以便于更好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快速稳定发展，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创新条例和创新财政税收的标准，以便于中小企业有效地开展资本高效运营。我国政府必须在税收政策方面大力整顿和调整战略方向，健全完善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使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能够享受到国家税收政策带来的优惠，从而更好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如可以考虑在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方面加大费用扣除力度，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缴纳，在增值税及营业税方面，也可增加一些扣除环节及项目，缩小税基，减轻企业负担。不断加强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基础项目的研究能力和分析能力，做到资本投入有收益、收益有限度的目标，这样就可以不断加强研发与推广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经济收益，获得更好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

（二）建立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目前发展中小企业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可以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与发展的税收制度，以便于不断地提高自我竞争优势和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命力，各个地方政府要认真分析地方政府和地区的环境，了解如何有效地改进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收益，政府要在税收方面增加、细化优惠政策，先对中小企业进行严格审查，然后按照规定和标准给予中小企业财政税收的减免和减征。通过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使中小型企业之间形成竞争的形式，促进中小型企业不断地自主创新、勇于争先。对于盈利中小企业来说，股东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占企业缴税总额的比重很大，因此政府部门能否根据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对自主创新的中小企业调整股东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适当降低适用优惠税率的准入门槛，让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能够享受优惠低税率的扶持；对小型微利企业的减半征收优惠形成长期一贯政策，增强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积极性。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建设

我国财政税收优惠力度要不断扩大，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中小企业员工个人收入，加强人员的素质提升，改善工作环境，在减免或者减征税收时，要设立一些奖金制度，给予中小企业内部工作人员一些工作动力，建立完善的个人激励制度。

参考文献

[1] 张灵.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分析.时代金融，2011(9)：90-92.

第3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疆;番茄加工业;竞争环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27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4-0041-04

1.国内外番茄产业概况及新疆番茄加工业发展

我国番茄酱生产集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北､宁夏等地,其中新疆是主要生产地,1999年占全国总产量的80%,2003年达90%以上｡我国番茄酱出口国分布在十多个国家,从近几年国际市场看,我国生产的低浓度番茄酱(28%~30%)主要市场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高浓度(36%~38%)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洲､中东和非洲等地,但主要集中在日本和意大利市场,1995年对这两个市场的番茄酱出口占我国番茄酱出口的61%,这说明当时我国番茄酱出口市场单一,1996年该比例下降到49%,1999年为44.5%,2000年该比例为48%｡我国的番茄酱出口市场逐渐向着多目标方向发展,市场风险逐步降低｡在日本市场上,我国番茄酱与番茄酱出口大国土耳其竞争十分激烈,在1997年我国番茄酱出口量首次超过土耳其后,日本市场上我国番茄酱的市场占有率就一直保持领先水平｡此外1998年以前我国对美国没有番茄酱出口,自1998首次对美国出口0.17万吨番茄酱后,1999年对美国出口番茄酱为0.77万吨,增幅为37%,此后出口量逐渐增加[1]｡

根据历史资料,1999年世界番茄产量为224.5万吨,集中在美洲､地中海地区和亚洲｡1999年美洲番茄酱的产量为104.3万吨,占世界的46.46%｡北美洲番茄酱的生产国有美国和墨西哥,1999年产量分别为78万吨和4.6万吨,占世界的比例为34.74%和2.05%,其中美国的产量排名第一｡南美洲番茄酱的生产国为巴西和智利｡地中海地区番茄酱生产国有意大利､土耳其､希腊､葡萄牙､以色列､法国和西班牙,1999年产量为108.2万吨,占世界的48.2%,其中意大利和土耳其分别为33.5万吨和30万吨,占世界的14.82%和13.36%,分别居世界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我国则居第六位｡截至2003年,全世界年产番茄酱约350万吨,其中美国15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2.9%;意大利及欧盟其他国家60万吨,占17.1%;土耳其25万吨,占7.1%｡

世界大部分番茄酱贸易在欧洲和亚洲进行｡2000年欧洲番茄酱出口量占世界的57.8%,进口量占世界的57.3%｡其中欧盟15 国番茄酱的进口量占欧洲番茄酱进口量的74%,进口额占欧洲番茄酱进口额的77%;出口量占欧洲番茄酱出口量的96%,出口额占欧洲番茄酱出口额的95%;欧盟十五国内部进口量占欧盟总进口量的79%,内部出口量占欧盟总出口量的65%,出口额占欧盟总出口额的61%｡可见欧盟的番茄酱贸易主要在欧盟内部进行｡2000年,意大利番茄酱出口量为56万吨,占世界番茄酱出口总量的34.6%｡同年,亚洲番茄酱出口量占世界番茄酱出口量的26.6%,进口量占世界进口量的16.9%｡土耳其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番茄酱出口国,2000年番茄酱出口量为17.3万吨,占世界番茄出口量的10.6%｡世界番茄酱进口分散在世界各国,进口量较小,主要进口国为德国､意大利､独联体､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分别占世界总进口量的9.84%､8.75%､8.66%､7.66%､6.10%､3.39%和7.68%,其中日本是世界第四大番茄酱进口国｡

目前,新疆番茄加工生产企业已近40家,占世界番茄加工企业总数的6%左右,其产量占全国番茄酱产量的90%以上,对于国内竞争对新疆番茄加工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应该说是没有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而且番茄酱的出口量大,国内市场消费小,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并不激烈｡2000~2004年期间新疆番茄加工业的番茄加工制成品(主要为番茄酱)出口数量以平均超过40%的速度增长,国际贸易量很大｡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影响显著[2]｡

2.新疆番茄加工业发展态势分析

2.1新疆番茄加工业比较优势

2.1.1原料优势｡第一,新特的自然环境｡新疆光热资源充足,日照时间2 900小时,昼夜温差大,加工用番茄所需供水以灌溉为主,调节力度易于控制,是我国加工用番茄生长的最佳地域｡第二,新疆有二十余年的种植加工用番茄的历史,具有较丰富的种植经验和较高的管理水平｡第三,新疆番茄产业发展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在规模化种植中,各大龙头企业在番茄的繁优育种上加大了投资,以提高番茄的坐果率,使得番茄果实个大耐压､丰产抗病､色素产量高,商品率高｡

2.1.2生产优势｡新疆番茄加工业经过发展､整合､深化阶段,目前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尤其以新疆中基､新疆屯河､新疆天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的发展,为番茄加工业进行规模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奠定了基础｡新疆目前现有番茄生产线137条中有67条引自国外,近60%是从意大利进口,部分生产线来自美国､法国､德国､瑞士｡

2.1.3产品优势｡新疆番茄制品品种主要有番茄酱､颗粒番茄､去皮整番茄､番茄粉､番茄原汁等,其中以番茄酱为主,占产品总量的95%以上｡新疆番茄酱与国际相比具有品质高的优势:其新鲜指标和粘稠度指标在世界最高,比美国商检机构的标准还高7%和10%,接近欧盟要求的一倍;番茄酱颗粒度大,可分装制造出最优质的番茄沙司;红色素含量高,可达55mg/100g以上,而国际番茄酱红色素平均仅为45mg/100g;此外由于新疆气候干燥,病虫害较少,重金属含量少,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和水环境等都符合生产绿色食品的要求,加之番茄较少喷施农药,属天然绿色食品,符合国际崇尚绿色天然非转基因食品的饮食消费时尚｡

2.1.4价格优势｡新疆番茄加工业中无论种植或采摘耗费人工较多,因此影响生产成本的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新疆有着较丰富的剩余劳动力,而番茄种植人员易于培训,无须较高的教育水平｡根据新疆农业厅资料,在番茄种植中,活劳动占总成本的平均比例为48%,新疆番茄酱每吨综合成本要比美国低150美元,比欧洲成本低的更多｡通过与主要番茄生产国和贸易国相比,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2.2新疆番茄加工业发展劣势

2.2.1番茄加工制成品结构单一｡由于注重加工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新建番茄加工企业对制成品产品缺乏创新设计,造成产品结构单一,主要依靠番茄这种粗加工产品进行出口创汇,而对能延长产品链的高附加值番茄制成品投入较少,例如番茄粉､番茄红素等产品｡

2.2.2加工用番茄生产和利用劣势｡番茄作为番茄加工制品生产最重要的中间投入品,直接关系到加工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与美国､意大利､土耳其三国的生产状况相比见表1:[3 ]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原料价格最低,但原料单产也最低,单位制成品的耗用原料量却最高｡

2.2.3人才和管理劣势｡在番茄制品的科技研发上,新疆番茄加工业相关的科研人员较少｡此外管理人员缺乏,在企业管理上难以适应与国际接轨,同时,缺乏有创造性､开拓性的国际市场营销人才｡

2.2.4国际营销能力不足｡新疆番茄加工业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自主的产品品牌或商标,番茄酱出口大部分都是定牌加工,影响企业的发展,又可能使企业沦为跨国公司的制造车间｡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的销售额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真正通过我国自己的营销渠道进入市场的产品却很少｡

2.3新疆番茄加工业发展机遇

2.3.1国际市场机遇｡ (1)由于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主要的国外番茄酱生产大国出现减产,从而导致国际市场上番茄酱供应不足,市场价格出现上涨｡(2)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农副产品资源日益减少,劳动力费用昂贵,番茄产量下降｡据统计欧美等国近三年番茄产量每年以3%~20%的速度递减｡

2.3.2国内市场机遇 ｡目前国内人均番茄制品消费较低,由于传统的消费水平和饮食结构的限制,国内消费者对番茄酱的认识不足,人均消费与其他国家相比见表2:

由此可见,国内市场前景可观,国内市场的发展将为新疆番茄加工企业带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

2.3.3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我国加入WTO 致使欧盟番茄酱进口关税将下调,并且番茄酱这种原料型出口产品将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这将有利于新疆番茄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2.3.4国家政策上扶持｡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新疆经济发展政策中都鼓励和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及深加工业,这将为新疆番茄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4 新疆番茄加工业发展面临的威胁

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歧视性政策,为保护其国内市场,采取贸易技术壁垒,对新疆番茄加工业的发展有所阻碍｡另外,由于新疆番茄制品具有的成本和价格优势,连年来新疆主要生产企业为扩大市场竞相低价出口,就有可能引起美国､欧盟等对我国番茄酱出口采取限制甚至制裁措施[4]｡

3.新疆番茄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3.1 生产能力与市场占有率的国际竞争力

新疆番茄加工业生产能力从1992年的6万吨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38万吨左右,增长幅度为6倍左右,增长迅猛｡同国际主要番茄酱生产大国相比,新疆番茄酱总生产能力排名迅速上升,1999年新疆番茄酱生产规模世界排名为第六位(前五名分别是美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葡萄牙)｡根据WPTC统计结果,我国1999年番茄酱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量的9.17%(1996年为6.85%､1997年为8.70%､1998年为8.07%),但在2002年,我国番茄酱出口总量为50万吨,占世界贸易的25%,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意大利的番茄酱出口国,且与意大利的出口数量相差甚少｡因此市场占有率将继续保持上升势头,说明我国番茄酱出口竞争力明显提高｡

3.2 番茄酱价格的国际竞争力

从表中可以看出,四大番茄酱出口国10年间出口价格都呈下降趋势,2000年意大利出口单价比1990年下降了40%,美国下降了24%,中国下降了50%,土耳其下降了40%;中国番茄酱出口单价相对其他三个国家而言一直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具有一定的价格竞争优势｡2000年后,新疆番茄加工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规模经济日益形成,必将导致价格优势在国际竞争中突显｡

3.3 番茄酱显示比较优势(RCA)指数分析

显示比较优势(RCA,Reveal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dex)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份额的比率｡其数学表达式为:

(1)

式中:RCAij为i国第j种商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ij为i国第j种商品的出口额;Xit为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额;Xwj为世界第j种商品的出口总额;Xwt为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该公式的经济学意义为:RCAij＞1,则说明i国第j种商品出口具有显示比较优势,如果该值大于2.5则表明该出口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如果介于2.5与1.25之间则表明该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果介于0.8与1.25之间表明该产品具有中度竞争力,如果小于0.8则表明出口产品竞争力较弱;RCAij＜1,则说明i国第j种商品出口具有显示比较劣势;RACij=1,则说明i国第j种商品出口既无显示比较优势,又无显示比较劣势｡RCA值越大,则表明竞争力越强｡

通过该表可知,虽然我国加工番茄酱出口竞争力在1990～2000年期间有一定的波动,但大多年份都保持在1 以上,这表明我国番茄酱具有显示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发展番茄酱产业时间尚短,生产规模扩张很快但总体有限,因此该指数的计算并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番茄加工产品的国际竞争情况｡但我国同美国出口总额情况相似,相比之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可信性,表中可以清晰反映出我国番茄酱在美国市场上具有显示比较优势｡此外,表中意大利和土耳其表现出不同的显示比较优势,意大利保持上升优势,而土耳其有下降趋势,但总体比中国的显示比较优势高,表明其竞争水平较高,竞争力较强｡但通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国番茄酱的国际竞争力正在迅速赶超这两个国家｡

4.新疆番茄加工业未来发展的竞争战略

在新疆番茄加工业未来发展中,为进一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新疆番茄加工业必须依据新疆的自然优势,根据产业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发挥新疆番茄加工业的优势,克服劣势,实施番茄产品多元化和差异化竞争战略,延长产品价值链,建立产品品牌优势,塑造加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新疆番茄产业内的战略联盟,不断开拓国外国内两个市场,力争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番茄加工制品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4]｡

根据前文对新疆番茄加工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力的分析,新疆番茄加工业具有规模优势､价格(成本)优势､市场占有率优势等,因此其可供选择的竞争战略主要是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中战略｡

4.1 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指为达到基本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从而达到在行业内的全面成本领先地位｡成本领先要求积极建立起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设施,在经验基础上努力降低成本,抓紧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控制,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小研究开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成本费用｡管理方的主要注意力在成本控制上,整个战略的目标是追求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但也不忽略质量､服务和其他领域｡

目前新疆加工业主要以粗加工生产为主,新疆的各方面条件造就了其番茄制品低成本的价格优势,也正是这一优势为新疆番茄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并形成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新疆番茄加工业低成本优势一方面在竞争中取得利润;另一方面构建了高的进入壁垒｡可以说,这种全面领先的成本优势为新疆番茄加工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新疆番茄加工业而言,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技术和资源要求:(1)持续的投资和良好的融资渠道;(2)先进的工艺设计技术;(3)严格的劳工监督;(4)为制造上的便利进行产品设计;(5)低成本的销售系统｡二是组织上的要求:(1)严格的成本控制;(2)经常的､详细的控制报告;(3)结构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责任;(4)以满足严格的定量目标为基础的奖励｡但同时应看到,新疆番茄加工业由于缺乏强大的营销能力､技术领先能力等,更多的依赖原材料的成本领先,进一步应说是劳动力成本的领先,而随着新疆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所带来的优势将逐渐削弱,这种动态的成本变化会给新疆番茄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挑战｡因此,新疆番茄加工业应在成本领先的基础上寻求其他相应的竞争战略加以组合,才能促进未来产业的良性发展｡

4.2 差异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即标新立异战略是将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标新立异,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实现差异化战略可以有许多方式:设计品牌形象､技术特点､客户服务､经销网络及其他方面的独特性｡

新疆番茄加工业在发展历程中,众多番茄加工企业主要依赖单一的产品占据和扩大市场份额,其一方面受制于技术因素,一方面受制于人才因素｡受制于技术因素是因为新疆番茄加工业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设备,但在产品多样化的广泛研究､产品设计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也是科研经费不足和重视程度不足造成的｡在目前全球其他主要番茄加工国番茄产量下降的情况下,新疆番茄加工业､番茄加工制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缺陷并不会带来利润上的损失,新疆番茄加工业可能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但一旦全球番茄产量提升以及全球番茄制品消费倾向的转移,这种单一的产品结构必将影响新疆番茄加工业的发展｡受制于人才因素是因为新疆番茄及工业人才流失严重,目前主要缺乏管理人才和国际市场营销人才｡

新疆番茄加工业实施差异化战略需要满足技术和资源要求以及组织要求｡在技术和资源上,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要具有:(1)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2)一定的产品设计能力;(3)创新能力;(4)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5)公司在质量或技术上领先的声誉;(6)在该行业内有悠久的传统或把从其他企业吸收的技术形成独特的组合;(7)来自销售渠道的强有力的协作｡在组织要求上,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要具有:(1)研究发展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等职能协调一致;(2)用主观测量和激励代替定量化的测量;(3)吸收高技术工人和创造性人才｡

4.3集中战略

集中战略是主攻某个特定的顾客群､某产品系列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个地区市场｡集中战略具有许多形式,它是围绕着很好的为某一个特定目标服务这一中心建立的,它所制定的每一项职能型方针都要考虑这一目标｡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企业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为某一狭窄的战略对象服务,从而超过在更广阔范围内的竞争对手｡结果是,企业或者通过较好满足特定对象的需要实现了标新立异,或者在为这一对象服务时实现了低成本,或者二者兼得｡尽管从整个市场的角度看,集中战略未能取得低成本或差异优势,但它的确在其狭窄的市场目标中获得了一种或两种优势地位｡

对于新疆番茄加工业,企业可尝试采用目标集中战略,以避开激烈的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实施集中化战略在技术和资源以及组织上的要求是针对特定的目标市场,组合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的技术和资源以及组织要求｡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软科学项目《西北地区特色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和新疆兵团软科学项目《兵团番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资助｡

参考文献:

[1]张军,朱磊等.新疆番茄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J].新疆财经,2001,3:13-19.

[2]秦放鸣,张效莉,师博.新疆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开发研究2005,1:5-7.

[3]王纳.新疆番茄产业资本运营问题研究[D],新疆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1,5:15-20.

[4]何若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番茄制品产业链比较优势和发展前景,走向世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外经贸发展与研究[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8.

第4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新经济时代,一个真正持续发展的时代,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速度制胜的时代。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家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时代。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企业家的竞争精神──高歌弘扬的时代。新经济,一种持续增长而不引起通货膨胀的经济,一种“一高两低”──一方面经济高增长,另一方面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经济;新经济,新在高技术×全球化──新经济是高技术和全球化相互激荡、彼此加强的产物。新经济又是技术创新、公开市场、放宽管制、财政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新经济,一个时代的标志──“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新经济,它是以高技术为核心的全球化的新经济模式。一种新的竞争机制和新的经济体制。一个资源──包括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金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更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在新经济时代,日本模式黯然失色,莱茵河模式开始崩溃,而英美的公众持股模式将再一次传播全球。欧盟正在向新经济进军。欧洲大陆充满着觉醒气息。“降税、私有化和放宽管制几乎列在每个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日本也在拼命的挣扎中奋起。日本内阁认为,日本经济中面临一场“历史性的大转变”,即从“现代工业化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变。基于这个认识,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通过激烈的竞争来培养个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新技术、新产业、新文化层出不穷。于是,“100%的日本大公司在改革”。新加坡也不愿再墨守成规。新加坡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形成同外部世界竞争所需的更加独立和更富创造性的思想。新经济时代,不是不要传统产业,恰恰相反,传统的产业,包括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将获得新的生机。全数字制造和全球化生产,使传统的制造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信息化和生物化,把农业带进又一个新的天地。

二:在新经济时代,企业竞争是创新速度的竞争

新经济,我们也把它叫做知识经济,其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不能产生更多的价值,关键是知识的生产率。而知识生产率又取决于创新的速度。创新的速度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储备、科学优势、教育状况、机制体制环境以及观念等等。新经济时代的创新,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第一,关键是新产品创新,即品种创新。在新的经济时代,一家企业如果没有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并转化为新的产品,那么,“劳动生产率”越高,产品积压越多,浪费越大,亏损越严重。近几年,美国每年新增加4万多种新产品。而70年代,每年只增加几千种新产品。第二,重要的是创新的速度。正如比尔•盖茨所说,80年代世界经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产品质量”,90年代世界经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再造”,2000年世界经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创新速度”。技术每年的淘汰率是20%,也就是说,技术的寿命周期平均只有5年。现在,人人都在提创新,重要的是创新的速度。慢了就要挨打。第三,技术创新取决于机制体制和观念的创新。最新的研究表明,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有六个层次的因素:1、现实的经济实力;2、技术储备;3、科学优势;4、教育状况;5、机制和体制;6、观念。如果说技术是经济增长之源,那么科学是技术之根,教育是科学和技术之本,机制和体制是这一切的关键,观念则是这一切的关键之关键。所以说,技术创新取决于科学创新,科学创新又取决于教育创新,科学、技术、教育创新又取决于机制和体制的创新,这一切又取决于观念的创新。

三:企业精神,新经济的灵魂

企业家,一群靠知识发财,坚信科学技术可以无休止地、创造永久经济繁荣的知识企业家。一群具有无限制的思维方式,为新思想、新思维、新的思维方式而生活的智慧人物。他们不仅仅是商人,也是艺术家。他们了解历史,他们理解技术,他们理解创造‘新人’的那种力量。他们懂得:“速度”是决胜的关键。如果19世纪是“精雕细琢”制造产品的手工时代,20世纪是“大量生产”的工业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大量满足客户个别需求”的时代,“新经济就是竞争未来的经济”,要快速把产品或服务传递给客户,唯一的方法就是“快速向未来”调整。新经济不单是将时间越分越细、越来越快的问题,更将是“与时俱进”的问题,做生意要能够做到“在未来作业,同时又能够掌握现在”。有远见的企业家和伟大的运动员或大明星一样,要在“未来尚未来临的现在,就已经创造出完美的表现”,好比最伟大的守门员,球还没攻到门口,就已掌握其来路,“提早”把它挡住。他们驾驭的企业是以“时间为基础”的企业,他们将面临“零时间组织”、“零时间作业”的营业概念,以满足“客户随叫、服务随到”的要求。

第5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金融;经济刺激;货币信贷;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7-001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03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推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保增长。经济刺激政策很快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止跌企稳,在2009年1季度6.1%触低后反弹至4季度的10.7%,经济发展信心很快得到恢复。

一、把握适度经济刺激政策

经济系统是与社会系统交融的,宏观方面表现为复杂的比例问题,微观方面表现为对个体的激励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系统的稳定,其依赖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即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等于社会消费、投资和净贸易的有效需求,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就等于总有效供给或者总有效需求,公式表示为:GDP=消费+投资+净贸易(总有效需求)=有效产品+有效服务(总有效供给)。在生产力落后的短缺经济下,GDP由供给决定,随着生产发展的供给过剩,GDP转由需求决定。在生产力较落后下,经济发展等同于扩大供给,投资增长是决定因素,因而要节制消费增加储蓄积累,并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在生产力较发达下,产品和服务已出现了相对过剩,投资可能是增加过剩的无效行为,经济发展转变为由消费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由于外需急剧下降,扩大内需成为政策的着力点。需求论者因此提出刺激消费,甚至低通货膨胀有益的观点;供给论者强调扩大投资,以投资拉动消费和消化过剩产能。金融危机挫伤了消费和投资的信心,恢复和提振信心催生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但运用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不可简单化,扩大内需尤其要把握适度的问题。

(一)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我国经济特点表现为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明显偏低,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对这些基本经济理论认识没有异议,但对理论的应用却大相径庭,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政策的混乱。首先是扩大消费方面。由于消费由收入支撑,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收入-储蓄。消费最大值也就是全部收入,这时储蓄为零不能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对于个体还可以通过借贷超前消费,然而从全社会角度看消费应当控制在收入范围,而且从长期看个体消费也不能超过其总收入。如果说从静态看消费受到制约,是否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实现动态良性循环呢?比如有学者建议以温和通货膨胀刺激消费。从短期看通胀能够抑制储蓄刺激消费增长,但这种因通胀刺激的消费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人们靠劳动获得收入,对消费要求是物有所值,消费要符合劳动的付出,这样的消费基础才是对劳动的鼓励。如果推行货币贬值的政策,人们为避免损失而被迫消费,刺激消费目标短期是达到了,但这又意味着劳动付出不能获得合理的物质回报,当辛勤的劳动既不能致富又没有安全感,人们只好抛弃劳动而寻求更快捷的收入渠道,这时整个社会就会充斥着不劳而获和横财暴富的意识。因此,通胀刺激消费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不可持续且会带来灾难后果。

其次是扩大投资方面。投资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不容置疑,理论上投资是将储蓄转变为生产资料,不仅本身表现为对社会总产值的贡献,而且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投资即是对资源的投入,需要由储蓄转化而来,也是收入的函数,对于透支收入的投资要在未来变本加厉的偿还,而没有效益的投资是浪费资源,投资前提是存在有效消费需求,而且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这都制约着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扩大内需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发展是因,内需是果,经济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前提,内需不足对经济发展也有制约。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经济衰退导致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使我国内需不足而矛盾更加尖锐。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扩大内需,对恢复投资和消费者信心十分必要,但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双刃剑应当保持合适的度。我国2009年经济增长达到8.7%,成功实现“保八”目标,①投资和消费信心明显恢复,经济刺激政策要适可而止,及时转换到结构调整上。

(二)经济结构比例与资源优化配置

简单扩大内需能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因果关系倒置,但由于经济结构问题的内需不足可以制约经济增长,当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内需环境,就要及时推进刺激政策弥补内需不足。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受制于结构比例关系与资源优化配置,包括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按照木桶理论来解释,实现最大效用是由短板决定,弥补经济结构中的短板缺陷是经济增长突破的关键因素。从我国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看,消费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短板,但消费不仅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且也需要资源的支撑,如果消费局部增长过快,形成木桶理论中的长板,不仅将造成资源浪费,而且透支未来的发展潜力。扩大内需是调整结构的一个步骤,只有当消费属短板才扩消费,产业是瓶颈才扩大投资,通过内需调整来促进结构优化,而且要依托资源环境承受能力适可而止,不可把无限扩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永动机。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在80年代该比重高于50%,而1996年以来该比重就逐年下降,从47.46%至2008年的35.96%。无论从纵向比还是与国外横向比,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消费水平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而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呈下降的趋势,1990年前该比重大约为55%,由于90年代前期高通胀,居民收入跟不上物价上涨,该比重急剧下降至1993年的46.2%,2002年以来该比重从48.08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43.15%。对于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有从储蓄挖潜的空间,但消费比重过低主要还是受收入的制约,尤其是收入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抑制了消费增长。扩大消费可以考虑降低储蓄率的方法,但这样的措施效果非常有限,而主要应考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比重。对于我国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适度则要看是否达到优化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效果,特征指标要看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通胀和泡沫指标是经济体系运行的晴雨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无论何程度都是不良的,要摒弃关于通胀和泡沫只要适度就有益的认识,但经济运行中温和的通胀和轻微的泡沫难以避免,在经济决策中对此可以有一定的容忍度。

(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硬约束

经济增长本质是产品和服务的增长,表现为劳动价值创造及资源价值转移,产品的生产需要占用劳动、科技、资本、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资源,服务的实现也需要消耗劳动并且以产品为载体,因而都受到生产要素资源有限性的制约,可见生产过剩只能是相对过剩,而不是产品和服务的无限供给。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中央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恢复了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遏制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但是货币增长并不能创造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货币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持续经济高增长,而往往是经过短暂经济高增长后,经济增长就呈持续多年下滑(见图2)。经济高增长不能由货币高增长来支撑,这是由资源有限性的规律所决定的。由于危机的本质是资产泡沫积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美国金融危机的泡沫风险可以凭借美元货币垄断地位,通过货币贬值或资本流动将风险转嫁至全球,因而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由全球来为美国资产泡沫埋单,发达国家以相对优势也可能将风险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发生严重的资产泡沫,泡沫风险不仅无法转嫁,且可能遭受严重的风险损失。因而我国一旦发生危机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很大的破坏力,我国经济发展只能依托自身资源约束条件,货币供给也要与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高度重视防止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

二、货币信贷政策过度宽松的风险

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7.7%,人民币贷款新增9.6万亿元,增长31.6%,与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的年初货币政策目标的M2增长大约17%。①全年新增贷款5万亿元相比较,货币信贷增长速度明显超过预计,有从适度宽松迈向过度宽松的趋势。对于银行大量发放贷款,短期内肯定会导致需求迅速上升,但更需要真正转化成为长期的有效消费需求,如果最终消费领域吸纳不了,最后将推高资产价格和加剧产能过剩,经济复苏将会有反复,必将加大银行信贷风险。

(一)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在扩张性政策指导下,更会刺激地方政府扩大信贷规模和财政赤字。中央提出扩大内需政策,推出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2009―2010年)投资计划,各级地方政府迅速响应,制定了庞大的投资计划,陆续宣布了近20万亿元的投资计划②。但从全局的高度看,很多项目不仅存在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降低了产业准入门槛,给不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重生的机会,让陷于困境的高消耗、高污染企业又有机会复活,可能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更加严重,重新回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固化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增长很快,据银监会非正式统计,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达6万亿元,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银行信贷,仅当年新增银行贷款3.8万亿元,而2008年全国财政总收入才有6.13万亿元”③。融资平台运作机制本身也蕴藏了巨大的系统风险:一方面,在具体的项目选择和决策上,地方政府替代企业成为主要的决策者,不可避免地造成或加剧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银行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处于相对弱势,银行针对这些投融资平台投放信贷的风险管理难以真正落实,贷款资金实际上完全脱离借款人监控,而目前主要依靠的往往是没有真正法律效力的财政担保等,如果出现偿还问题,银行实际上很难顺利追溯,其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无力偿还后将债务风险转嫁于银行,成为银行新的不良贷款。因此,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完善银行信贷风险预警机制,促进信贷资金投入到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领域,防止出现新一轮的投资过热,避免形成更大的产能过剩。

(二)商业银行业自律不足

随着金融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推进,外资银行综合经营机制介入,银行业层出不穷的创新活动,利率管制将逐渐被利率市场化取代,这对我国银行业自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扩内需保增长的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在内部管理方面要加快提高自身治理水平,在经营活动中要防止过度竞争以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对信贷资金要防止流向虚拟经济以降低风险。银行业提高自律能力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风险意识不强。银行面对国有企业和国家支持的投资项目时,往往又会淡化风险意识,减弱约束控制;银行也可能出于局部或短期利益,抓住国家扩张性政策的“利好”机会,放松风险控制;有的银行职员在“业绩压力”下,风险意识也会淡化,这必然会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二是抢占市场份额的攀比冲动。国有银行本身存在市场份额攀比的土壤,曾经有不惜成本抢存款争份额的情况存在,现在是发放贷款和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也都在攀比。地方政府也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施压银行放贷竞赛,在2009年上半年贷款数据披露后,市场份额下降的银行领导在地方政府压力放宽条件下加大激励来促进扩大贷款规模。三是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在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放松风险控制而“宽贷”,被迫向大量过剩的基建项目和难以生存的中小企业贷款,这就容易留下贷款过程中道德风险的隐患,国有银行在1999年和改制上市的两次巨额不良资产剥离已有先例。

(三)资产泡沫风险隐患

信用扩张会起到鼓励投资者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投资,Allen和Gale提出一个基于信贷扩张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说明信用扩张对资产泡沫形成的作用,在用信贷资金投资于风险资产市场时,会诱发资产价格泡沫[1]。使用信贷资金存在着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情形,或者说存在风险转嫁,投资者将风险转嫁至银行,这是因为投资者借款投资于风险资产,风险资产收益高于贷款利率的部分完全归投资者所有。如果风险资产的收益低于贷款利率,则由银行承担风险。此次全球金融风暴源于美国,但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危机传导至全球,我国经济在全球金融风险前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也对投资自己所处的产业失去信心,转而将资金投入楼市和股市等虚拟经济,带来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股市和楼市。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使得流动性充足日益加剧。但制造业投资环境恶化及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资金持有人在货币供应量高增长下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只有将资金投入虚拟经济规避贬值风险。自2009年以来,在全球救市措施到位、货币条件较为宽松的大背景下,国际初级商品价格总体大幅上涨,而国内房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大幅反弹,又可能逐步回到严重资产泡沫。

(四)危机复杂性的决策风险

低物价与高资产价格可能长期并存,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在通货紧缩和经济稳定的同时,全球资产价格却出现大幅波动,股票价格指数变化远远大于物价指数变动,各国住房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2]。当经济衰退源于资产泡沫时,资产价格的暴跌使得企业和个人资产缩水,而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却没有任何减少,日本学者辜朝明对此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他认为,此时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偿还债务使负债最小化,修复资产负债表[3]。全球金融危机源于资产泡沫,由于企业和个人资产突然缩水贬值,的确没有资源来支撑更高的负债经营,而应当消化资产泡沫造成的风险损失,这样才能再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时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扩大消费的意愿很低。而目前国内不少优质企业也大大减少了银行资金的续贷,尽管银行主动给予了大额授信,这些企业也很少提款用于生产经营。公共投资短期内创造了大量的信贷需求,但信贷资金是受政策影响最敏感的,只要政策稍微一调整,就会有大量资金集中进场或退市,这容易造成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无论是财富保值的需要还是增值的诱惑,最可能的决策是将资金进入股市房市一博,这无疑将对资产价格泡沫推波助澜,既为资产市场搏击者带来丰厚的收益,也为经济发展留下巨大的风险隐患。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如果政府投资不能有效拉动民间资本的投资,就难以阻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一定是降低企业的偿债能力的,这将大大增加银行体系的坏账,尤其是经济繁荣期投放的贷款更可能产生大量的坏账风险。因而,对于扩大内需的决策主要应依靠财政政策,在财政可掌控资源范围内实施政策目标,注意给予民间资本更多参与公共领域投资的机会,让更多中小企业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直接受益。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提升社会信心,进而改善银行的信贷结构,有效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地运行。

三、对把握适度货币信贷政策的建议

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首先要认识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其次要诊断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再次要判断危机的影响程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市场规则和运行体系不够完善,经济高增长依赖高投资和出口导向,危机影响主要在于出口需求下降的产能过剩矛盾。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运用市场规则,借鉴常规时期由市场自由调节和危机时期由政府干预的方法,积极扩大国内投资拉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在结构调整优化下的可持续增长。

(一)货币信贷政策要着重调整结构的任务

经济增长受到资源投入的制约,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有成本,经济健康发展是资源合理配置利用而不是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高增长。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处置危机措施只能是对结构的调整,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通过调整结构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按照西方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对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划分为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当储蓄倾向增加而消费倾向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就趋于加快。经济增长是以节制消费即增加投资为代价,高增长的秘密实质上是高投资率。既然经济增长驱动力是投资增长高于消费增长,那么也意味着高增长就是产能的快速增长,并相应要求消费或出口的增长以消化产能,近年来我国高增长就是出口高增长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贸易需求大幅下降,我国经济增长下滑主要是受出口大幅下滑的影响,要恢复高增长要么等待外贸易需求大幅回升,要么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能够填补产能过剩,但对于一个大国发展长期依靠出口总是受人制约,以调整结构来促进消费增长成为唯一的选择。银行业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扩大信贷规模中要注意优化行业结构,落实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支农项目、小企业发展、消费信贷等领域,要按照统筹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要求积极予以支持。对高污染、高耗能及产能过剩的行业则要严格控制信贷投入,并稳妥适时退出。

(二)货币信贷政策要抓住扩大就业的目标

西方经济学奉行的分配原则是“土地得地租、资本得利润、管理得绩效、劳动得工资”,即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标准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原则在表面上看是合理的。当强调经济增长就要求资产升值和利润增长,生产要素分配顺序就必然为土地、资本、管理,最后才是劳动。由于土地和资本的稀缺性具有相对垄断地位,而劳动者高度竞争处于明显的弱势,在资产所有者和控制者(地主或资本家和经理人)合谋下,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在分配中比重就可能不断下降,这种分配原则的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即地主或资本家和经理人越来越富有,广大劳动者越来越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数百年历史里,由于压低工人工资,不断增加投资,使消费能力不断下降,生产能力不断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隔8～10年就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间隔有所延长,但爆发经济危机的本质没有改变。这是因为收入分配存在向资本倾斜的严重不均衡,广大劳动者人数众多但收入有限,对消费品购买力受到严重削弱,消费需求依赖为数众多的广大劳动者而不是几个资本家的奢侈消费,当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有效消费需求无法跟上快速增长的产出,这种供需差会随着生产过程的循环而不断累积,生产的相对过剩就不可避免,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用西方经济学凯恩斯的话说是“有效需求不足”。

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理论,都承认经济增长受资源投入的制约,资源具有可否再生、是否稀缺、能否流失和有否成本等性质,而人力资源具有稀缺但廉价、支付过成本但过期作废,实施就业目标经济政策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一是积极推进扩大就业的政策。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居民才有收入,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刺激消费需求的前提。银行要及时明确信贷导向,资金要投向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和企业以拓宽渠道增加就业。二是增加劳动要素的分配权重。中等收入阶层是支撑消费增长的主导力量,因而中等收入阶层扩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按劳动要素分配是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关键。2008年我国20%高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44.3%①,收入向少数人倾斜还在逐年呈扩大的趋势,远没有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银行信贷在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责任,主要是落实好扩大就业的金融政策,加大对服务行业、劳动密集企业及高科技产品的支持,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三是要促进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化是扩大就业有效途径,银行业要加大对城市化进程的支持,加大对城市建设及民生工程、安居工程及住房按揭的倾斜。

(三)货币信贷政策要以防止高通胀为底线

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内需,通过在经济低迷状态下增加流动性,为经济结构调整拓宽空间。但如果货币供给过度宽松,货币大量增发超过经济增长的部分,就必须通过物价上涨来消化,但货币超额发行流入实体经济,不是均匀推高各项物品价格的上涨,而是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哈耶克将这个特征称为货币的“黏性”,更强调通货膨胀具有“流体均衡”(a fluid equilibrium)的性质,表现为资产价格、资源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轮番上涨[4]。资产保值增值的预期最强,首先是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资产泡沫;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继而推动资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型通胀预期;而消费品由于受产能过剩的压制,最后才出现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

泡沫和通胀不仅防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而且对广大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造成影响,这必将导致内需增长不可持续。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下,经济停滞一般伴随着物价下降,经济低迷的时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符合菲利蒲斯曲线描述的反向关系。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和刺激的增加,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存在经济停滞与物价上升并存的“滞胀”现象。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其爆发了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了13.5%,1981年上涨了10.2%①。对经济进行政策干预一定要把握好度的问题,更不能用所谓适度通胀来刺激消费,因为在金融全球化和高度化下,通货膨胀往往滞后于资产价格泡沫,在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而仅在通胀预期下,资产泡沫已经将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使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恶化。

因而,一是及时遏制资产价格和资源价格的快速上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推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不仅要关注消费品价格防止通货膨胀,尤其要关注前端的资产和资源的价格,遏制资产泡沫和管理通胀预期,只有这样才可能遏制过高的通货膨胀,避免经济“滞胀”。二是适时调整利率以符合资金价格水平。全球央行不断降息刺激需求增长有限,反而是刺激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推动资产和资源的价格迅速反弹积累泡沫。刺激经济不可违背价值规律,资金低成本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将加大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性矛盾。我国央行应当敢于利率政策手段的超前性,先于世界经济复苏周期及时调整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三是“以改革开放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5]。我国不是真正缺乏内需,而是有效的内需,既受到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制约,又受到僵化的经济体制的压制。要及时把扩内需的着力点,由推进经济增长转向改善民生,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需求。通过改革为老百姓提供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把老百姓的潜在需求释放出来;通过向民间资本开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及金融服务,把民间投资需求释放出来就能够创造大量的内需。

(四)积极主动防范银行信贷风险

“要及时对经济走势拐点做出预判,‘反周期’操作―于经济上行之前增加放贷,或于经济下行之前收缩放贷,将有利于实现风险既定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或者收益既定条件下的风险最小化”[6]。目前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向过度宽松转化,银行信贷增长幅度明显过高,对于贷款越是增长快就越要注意防范风险。

一是推动民间投资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增长。目前投资增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及其拉动的贷款,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资金比较充裕,但对实体经济投资还处于观望等待状态,中小企业融资还存在障碍,民间投资尚未充分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如果后续投资跟不上就会形成大量的烂尾工程,银行坏账上升就可能导致中国式的金融危机。要注意解决对实体经济投资增长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及时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和产品,积极推出结构调整和减税让利的政策,以刺激民间资本投资增长。

二是推动贷款流向资金短缺的实体经济。新增信贷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及民生工程,构成了扩大内需和宏观经济向好的强力支撑,但货币过于宽松推高房市股市的泡沫隐患,而对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较少。银行对新增贷款要严格准入条件,向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倾斜,支持住房建设和自住消费而严禁房地产投资性贷款,以促进贷款流入资金短缺的实体经济。

三是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加剧产能过剩。我国经济主要问题在于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即无效供给太多与有效供给不足。扩大投资对消费拉动非常有限,因为消费制约因素是分配结构不合理和保障体制不健全,在出口还没有明显复苏时,扩大投资最可能加剧产能过剩。银行信贷要按照风险效益的原则,及时进行结构调整以促进有效需求,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及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四是各级政府要积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庞大的地方项目投资,银行是否积极介入取决于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只有努力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能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肖本华.投资成本、信贷扩张与资产价格[J].世界经济,2008(9):37.

[2]肖崎.金融资产膨胀下货币政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83.

[3]辜朝明.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4]周其仁.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J].北京青年工作研究,2009(7):52.

[5]许小年.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J].浙商,2009(4)(下).

[6]朱民.危机挑战政府[J].国际金融研究,2009(2):30-31.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9.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9.

②数据来源:法制晚报.全国各省总投资近20万亿元四川3万亿投资居首[N/OL].news.省略/system/2008/11/27/100962938_05.shtml.2008-11-27.

③资料来源:陈士铭.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地方融资平台问题[N].联合早报,2010-03-24.

第6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臧传琴(1969―),女,山东财政学院经济系(济南,250014),副教授。研究方向 :规制经济学。刘 岩(1983―),男,山东财政学院经济系(济南,250014),副教授。研究 方向:规制经济学。王 凌(1969―),女,四川省电力公司乐山电业局(乐山,614000)。研究方 向:工程管理。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一系列重大环境公害的发生,环境问题已引起了人们 普遍关注。特别是经历了70年代的“滞胀”之后,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环境规制、加 强环境保护已提上了各国政府的工作日程。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之后,环境问题更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 低碳经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正在研究制定一个发展低碳经济 的指导意见,并考虑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和地区开展小范围的碳交易试点。“低碳”越来越深 入到我们的生活。

进行环境保护必然要加强环境规制。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环境污 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①之间存在差异,于是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与 措施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这称为环境规制。从世界各国环境规制的历史实践来看, 环境规制按照其对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不同约束方式,主要分为命令―控制型环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中国电力产 业环境规制问题研究》(J09WH53)。 境规制(Command and Control,简称CAC)和基于市场的激励 性环境规制(Market-based Incentives,简称MBI)两种方式。一般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 ,政府无法实施最优的规制, 而只能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实现“次优”的结果。那么,信息不对称是如何影响政府环境规 制效率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提高政府环境规制效率?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环境规制效率损失的静态分析

在环境规制过程中,相对于政府而 言,企业更加了解自己的治污成本和技术水平等信息,我们称之为信息优势方;而政府则 对此方面的信息知之甚少,极易被污染企业的虚假信息所迷惑,从而制定出有利于污染企业 而不利于整体社会福利的规制政策,我们称政府为信息劣势方。新规制经济学充分考虑到了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运用委托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来研究规制问题。其中, 规制者被视为委托人(信息劣势方),被规制的企业被视为人(信息优势方),信息不 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②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③因此在信 息不对称条件下,不论是税费规制还是可交易许可证规制,④都会降低政府环境规制效率 ,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以下我们将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边际成本不确定条件下环境规制的效率损失 假如规制者预测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为MSC0(见图1),此时,规制者确定的污染税费水 平为F0,并预期在此税费水平下企业的最优排污量为Q0。但如果污染的真实边际社会成 本高于规制者预测的水平,如图1中MSC1所示。由此,最优的污染税费水平应确定为F1 ,相应的排污量应为Q1。对于所有介于Q1和Q0之间的污染量,由于边际成本大于边际 收益(即MSC1>MR),因此不排放这部分污染将会更好,由此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如图1 中ABE的面积所示。

如果真实的边际社会成本低于规制者预测的水平,如图1中MSC2所示。此时,最优的污染 税费水平应确定为F2,相应的排污量应为Q2。对于所有介于Q0和Q2之间的污染量, 由于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即MR>MSC2),因此排放这部分污染将会使整体社会福利水 平得以提高。这部分污染量应该被排放而未被排放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图1中CDE的面积 所示。

由于企业决策时不会考虑边际社会成本,因此社会福利损失不受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影响。 也就是说,不论是采用税费规制还是可交易许可证规制,在边际社会成本不确定条件下造成 的社会福利损失是相同的。如图1所示,如果采用可交易许可证规制,规制者将确定Q0的 最优污染量。当真实边际社会成本为MSC1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ABE的面积所示; 当真实边际社会成本为MSC2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CDE的面积所示。

(二)边际收益不确定条件下环境规制的效率损失 由于排污的边际收益影响企业的排污决策,因此在边际收益不确定的条件下,采用不同的环 境规制工具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必然会有所差别。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在边际收益不确定 的条件下,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效率损失。 1边际收益不确定条件下税费规制的效率损失

假定规制者预测企业排污的边际收益为MR0(见图2)。此时规制者确定的最优污染税费水平 为F0,相应的最优排污量为Q0。

当企业真实的边际收益高于规制者预测的水平时(如图2中MR1所示),最优排污税费水平 应 确定为F1,相应的排污量应为Q1。但根据MR=MC的利润最大化原则,由于规制者确 定的税费水平为F0,企业将会排放Q1的污染量(此时MR1=MC=F0)。所有介于Q1和Q1之间的污染量, 由于MSC>MR,因此不排放这部分污染将会更好,由此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如图2中DEF的 面积所示。

当企业真实的边际收益低于规制者预测的水平时(如图2中MR2),最优污染税费水平应确 定为F2,相应的排污量应为Q2。但根据MR=MC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企业将会排放Q2的污染量(此时MR2=MC=F0)。所有介于Q2和Q2之间的污染量,由于MR>MSC, 因此排放这部分污染将会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这部分污染量应该被排放而未被排放所造 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如图2中ABC的面积所示。

2边际收益不确定条件下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效率损失

假定规制者预测企业排污的边际收益为MR0(见图3),并据此发放最优排污量为Q0的可交易 排污许可证。

当企业真实的边际收益高于规制者预测的水平时(如图3中MR1所示),根据MR=MC的利润 最大化原则,企业的最优排污量应确定为Q1。但由于规制者预测失误,企业只能按规定排 放不超过Q0污染量。所有介于Q0和Q1之间的污染量,由于MR>MSC,因此排放这部分 污染量将会使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部分污染量应该被排放而未被排放所造成的社会福 利损失如图3中CDE的面积所示。

当企业真实的边际收益低于规制者预测的水平时(如图3中MR2所示),根据MR=MC的利润 最大化原则,企业的最优排污量应确定为Q2,但由于规制者预测失误,企业却可以排放Q 0的污染量。所有介于Q2和Q0之间的污染量,由于MSC>MR,因此不排放这部分污染将 会更好,由此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如图3中ABE的面积所示。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

假设规制者对污染企业进行排污检查的概率为p,1-p是规制者不检查的概率。污染企业会根 据规制者的检查力度决定自己的行为,如果检查的力度大,污染排放企业会谨慎地进行排污 活动;否则,企业会增加污染排放。假设环境污染企业不排放污染⑤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假 设正常利润为0),而排放污染就会获得超额利润A(A>0)。如果环境污染企业排污活 动被规制者查处,则企业会对规制者行贿。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规制者也是“经济人 ”,也会谋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接受企业的贿赂。假设 贿赂金额为企业所获利润的θ倍,只要0

在图4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中,收益组合的第一项为环境污染企业的收益,第二项为规制者 的收益,并且我们假设环境污染企业和规制者双方进行多期动态博弈(实际上规制双方的多 期动态博弈是常态),则规制双方的预期收益如下:环境污染企业的收益的期望值为:Rf =(A-θA)pq+ (A-F)(1-q)p+A(1-p)规制者的收益的期望值为:Rr =(1-v)θApq-Bv

从图4可以清楚地看出环境污染企业和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情况:企业不排放污染的收益为0, 排放污染的期望收益为Rf,只要Rf>0,企业就有动机进行排污活动。对于规制者来说, 如果规制者接受贿赂被惩罚的概率v很小,则规制者的收益Rr>0,那么规制者就有动机接 受贿赂。该博弈的子博弈的完美纳什均衡就为:环境污染企业排污并向规制者行贿,规制者 接受贿赂。博弈的结果使企业和规制者持续合谋,对环境进行破坏,损害了公共利益。

四、政策建议

1慎重选择环境规制工具,减少环境规制对信息的依赖程度。实践证明,不同的环境规 制工具对信息的依赖程度不同。如前所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主要政策工具是排污标 准,包括技术标准和绩效标准。不论采用何种排污标准,其前提都是规制者要准确了解企业 排污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能获取这些信息,其成本也高得惊 人。因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方式的行政成本和企业遵循成本都比较高。相对而言,基 于市场的激励性环境规制主要依靠市场信号引导企业做出行为决策,对信息的依赖程度较低 。而激励性环境规制的两种主要政策工具―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中,可交易许可证 规制更多依赖市场机制的调节,因而对信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1]因此,我们 要逐渐减少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适当增加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特别是适当增加可 交易许可证规制的领域和范围。

2加强监督与惩处力度,提高企业违规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污染排放 乃至超标和违规排放的成本过低,加之我国环境监测和督察设备、人员配置不足,以及地方 政府与企业的“合谋”时有发生,现有的环境规制制度不足以对企业的排污行为产生震慑作 用,企业排污成本远低于污染控制与治污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 订草案),超标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一般或者 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并责令关闭。但在美 国,根据其1977年修订的《清洁水法》,违规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罚款则可以高达25万 美元/天。[2]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污染行为的监测和惩处力度,提高企业环境违规 的成本,迫使企业不得不调整环境战略,按规定和标准排放污染物。

3进行环境规制政策创新,加强信息披露。“一个经济关于制度运行知识的信息成本降 低了,将有助于制度变迁的发生。”[3]加强信息披露,降低相关各方的信息获取 成本,将 有助于环境规制效率的提高。所谓信息披露,是通过公开企业或产品的相关信息,利用产品 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立法执法体系以及其他相关利益集团来对污染企业施加压力 ,以达到环境规制目标。目前这类政策主要包括:规制机构定期利用多种方式公开社会 环境状况和相关企业的污染信息,维护社会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并间接对环境污染企 业形成一定的治污激励(信息公开计划);环境污染企业与规制机构签订环境保护协议,自 愿进行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与之相配套的政府激励政策是,减免企业的治污投资税或进行 一定财政补贴,或给予企业在融资方面的优惠等(自愿环境协议);赋予企业或产品以“绿 色企业”或“绿色产品”标签,通过“绿色”标签引导市场消费,进而激励企业清洁生产( 环境标签);定期组织利益相关方就环境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并最终就环境决策达成一致 ,从而降低环境政策的执行成本(环境听证);等等。信息披露政策的基本原理是充分利用 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治理污染提供激励和监督,不仅提高了制定与执行环 境规制政策的透明度,而且增加了企业规制俘获的困难和成本,有效降低了规制俘获的可能 性。

4加强法制建设,为企业如实提供污染信息提供有效的法律约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是一个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相应地,为了最大限度 地保证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政府会制定各种法律 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行为,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所以,市场经济本身就是 一种法制经济,这一点已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不论是从世界的发展历史还是从当 今世界的发展现状来看,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的国家,其法制越健全。相对而言,在过去的 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 和完善,但中国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健康发 展。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已是迫在眉睫。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应 尽快修订或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应公开的污染信息,以及对隐报、瞒报污染信息 、误导规制机构和消费者行为的处罚措施等,并严格执行之,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保护环 境,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目标。

注 释:

① 环境污染既包括企业生产性排污也包括居民生活性排污,本文主要讨论企业污染的规制 问题。

②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人在签订合约前故意隐瞒真实信息,损害委托人的 利益,“高质量”的人被“低质量”的人挤出市场,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③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人在签订合约后故意隐瞒行为信息,做出损害委托 人利益的行为,从而破坏市场均衡。

④为了不至于使问题过于复杂,本文仅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使用激励性环境规制的 两种主要规制工具―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进行规制时造成的效率损失,而不分析命 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⑤环境污染企业不排放污染是不现实的,这里的“不排放污染”指的是企业的排污量在环 境的自净化能力范围内或社会可接受范围内。

主要参考文献:

[1]臧传琴.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税费规制与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分 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9(6).

[2]王俊豪,李云雁.应对环境管制的战略导向与创新行为[J].中国工业经济,2009 (9).

[3]张五常.经济解释[M].香港: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2002.

The Design of the Policie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Zang Chuanqin1 Liu Yan Wang Ling23Abstract: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第7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第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打击超出预期，保增长难度加大。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未来中国经济保增长的难度非常大。会议指出，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正是对于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才能使得中央的对策更加有力、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切实可行。因此，会议提出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又要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这些对策和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第二，保增长将是2009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点是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收缩。而我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第三，改善民生的力度加大，未来相继推出的措施更加注重实效。会议指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会议提出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和推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等多项措施。相信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将产生长远的积极效果。

第四，首次提出了四方面“调结构”的任务。不同于以往的提法，此次会议把“调结构”任务细化为四个方面：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三是改善城乡结构。以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重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四是调整地区结构。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这四个方面的结构调整同样重要，缺一不可，而四个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不仅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8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一、 信用担保机构经营状况

成都市现有备案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机构36户,注册资本总计35亿元,政策性担保机构25户,注册资本20.3亿元;民营担保机构11户,注册资本14.7亿元,全市担保机构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其中注册资本1亿元及以上信用担保机构13家,5000―10000万的3家,2000―5000万的7家,1000万以下的担保机构13家。

2008年各类担保机构完成在保余额超130亿元,同比增加30.68亿元,在保客户3208户,新增户数646户,在保客户增加销售收入超过180亿元,新增入库税金超过15亿元,新增就业岗位1.5万以上。其中,成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和成都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两家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余额占全市80%以上,充分体现了政府资金在担保行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扣除专项担保中小企业2008年期末在保余额89.94亿元,其中,单笔担保金额在500万元以下的企业2459户,担保余额44.91亿元,占比近50%;单笔担保金额在500-800万元的企业189户,担保余额17.06亿元,占18.97%;单笔担保在800万元以上的企业560户,担保余额29.97亿元,占31.09%。政策性担保机构代偿较低,2009年一季度,发生代偿2179.4万元,代偿率0.57%。

二、 信用担保机构所面临的问题

(一) 地方财政力量有限与担保机构所需资本高要求的矛盾

2009年一季度,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认可合作担保机构全省仅6家。主要依据是银监会原有银行合作担保机构注册资本应在1亿元以上规定,虽然该规定2009年初已废除,但注册资本仍是银行评估担保机构合作准入的重要标准。剔除8家大型政策性担保机构后,剩余17家担保机构户均注册资本1441万元,远低于全国担平均,对其业务发展及员工队伍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合理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促进担保行业的发展应成为主要途径。

(二)担保机构独立性要求与政府干预的矛盾

业务干预。政策性担保机构日常经营中受各级政府官员干预问题十分突出,大型政策性担保机构依靠较为健全管理体制尚能从一定程度保持独立性,区县级的中小政策担保机构则很难不受影响。客户推荐、企业调查、项目审批以及保后管理等各个阶段都要不断的面对关系户、长官意志等问题。使担保机构丧失了风险识别管理的独立性,提高了担保机构所承受的风险。

经营管理干预。客户产业结构干预。地方政府一般制定了能适应当地特点的产业发展规划或重点扶持产业,为配合相关产业发展往往要求政策性担保机构为该类产业有倾向的提供大量担保贷款。但行业内大多数中小企业同质性严重,缺乏创新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在面临宏观经济或行业危机时的生存能力更为脆弱,这严重违背了金融行业的风险分散原则,担保机构所承担的风险未得到有效分散,违背了金融行业的风险分散原则。

业务结构干预。地方政府要求政策性业务必须占到一定比例。该类业务具有低门槛、低费率(低于2%)特点,不合理的政策性业务比例使盈利能力较弱的担保机构持续经营更为困难,有损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导致担保机构信用担保异化为财政信用担保,丧失其独立性和存在价值。经调查政策性业务超过总量的50%,个别担保机构超过70%以上。

经营目标干预。担保机构成立初期3年是担保企业形成自身风险识别意识、构建风险管理体系的关键时期,随着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经营稳健的担保机构业务规模将迅速扩大发展。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各地成立了大量政策性担保机构同时,却往往忽视担保机构自身发展规律和人员缺乏的现状,要求其完成巨额担保贷款额。迫于压力,担保机构人员在开展担保业务时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调查不细、风险评估不充分、风险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增加了担保机构所面临的风险。

担保机构人事及财务干预。由于政策性担保机构政府出资为主,管理层主要从政府调任,业务人员也大多来自政府国资、财政、税务、经济等相关部门,其人事关系往往仍属相关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于自身利益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顾虑较多,影响其决策的独立性,甚至还存在注册资金挪用现象。

(三)分担银行风险与合作地位不平等的矛盾

担保机构承担着主要甚至全部的代偿责任,但在合作却处在极其不平等的地位。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协议有风险分担比例、保证金比例、代偿率警戒值三大重要指标。

风险分担比例指代偿发生时,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分担比例。成都地区担保机构一般承担着90%以上甚至全部的损失责任,远高于国际担保机构通行的70―80%。

保证金率是指担保机构应根据贷款额按比例存入相应保证金,影响着担保机构资本金扩大倍数。一般认为放大5―10倍比较利于担保机构的生存发展,但大型国有政策担保机构仅能取得5倍、8倍的放大倍数,民营担保机构资金放大倍数往往低于1,这阻碍了民营资本开展担保贷款业务。

代偿率警戒值是指担保机构代偿率超过一定比例时,银行有权终止合作。多家银行为担保机构设定的代偿率警戒值为2―3%,对于以次级贷款为业务的担保机构而言,该标准过于苛刻,以注册资本为1亿的担保机构为例,资本放大倍数为5,当5家左右企业发生代偿以后,担保机构就面临着被银行终止合作的可能。

三、 结论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政策性担保机构以较低费率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许多出资政府向下属担保机构提出过高任务要求,一定程度导致了担保机构间的不良竞争,商业银行只会选择资金实力较强、风险控制能力较高的担保机构合作。随着政策担保机构间竞争压低费率,商业银行设置苛刻的合作条款,民营资本望而却步,担保行业对政府更为依赖。

第9篇：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字】财政经济管理；企业发展；创新对策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面临着更复杂的风险。企业财政经管理模式的创新是新时期下企业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要依据自身条件，重视企业经济管理的地位，加强与优秀企业的交流联系，不断汲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构建适合自身发展又能推动经济进步的管理体系，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一、企业财政经济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当今社会，科技迅速发展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化的企业管理方式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的重视，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改革也朝着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客观上的必然。

第二，性质不同的企业，其经营环境和经济管理模式也不一样，但是从实质上讲其影响因素基本是一样的。一般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新兴经济的影响；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三是科技发展带动的网络技术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使企业的所处环境进一步的开放，面临更多的挑战，风险管理更加多样化，这就迫使企业要不断地完善自身管理，及时的创新内部经济管理模式，已取得市场稳定地位，更好的发展。

第三，企业财政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不单单是观念上的更新，也要注重企业的经济理论创新以及组织创新部分，在整个创新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是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基础的部分，要做到创新的多层化、系统化、全面化，而这也是企业取得最大化效益，不断深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当前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项目资金的管理存在缺陷

企业在每一个活动项目审批通过后，得到资金下发后，就很容易忽视对财务资金的有效管理，对于每笔资金的具体流动和详细数量都没有清晰的记录，这就造成了企业项目资金使用的混乱无序，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出现资金私用、乱用现象，对经济管理活动带来很大的潜在危险。

2.资金的使用与预算方案不成正比

在资金的具体使用过程中，任务完成的目标被曲解为项目资金的使用完，这样很容易给资金的私用留下漏洞，也就不能保证项目的高质高量完成。此外，资金管理的缺陷，不能发挥出资金转换为生产力的最大效用，使企业的投资预算与后期的利润收益不成规范，支出与回报不成比例，资金用途不规范，导致预算方案的执行不彻底，加上预算超支、资金私用、公款开销等现象，最终造成资金使用与预算不成比例。

3.项目资金的策划申请不严谨

企业在对于一项项目进行申请时会把重点集中在策划上，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来申请项目使用资金，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有的企业甚至会盲目夸大项目规模和建设。而一旦申请成功，有了较为充足的资金后，就忽视了资金的具体用途管理，形成资金的滥用，造成资源浪费，从而使经济管理出现一些列问题，这就是企业对于项目申请的具体策划方面不严谨导致的后果。

三、企业财政经济管理的创新对策

1.创新管理理念，贯彻企业发展全过程

财政经济管理创新首先要让企业上下员工树立创新的理念，通过意识的转变、观念的创新来推动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活动，这也是最基础的工作。理念创新就要科学的抛弃陈旧的管理理念，引用当代最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来指导创新改革，全员工上下一致开展，保证创新理念的系统化贯彻落实，从而建立起科学严谨的经济管理模式，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2.以战略创新为改革切入点，把握正确方向

战略创新简单地说就是企业在制定总体发展规划目标时，要着眼于形势的变化，把落脚点放在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上来，树立全局的观念。现代企业的竞争重点在于内部核心的强化，这也是企业经济管理的目标所在。企业科学合理的战略方案可以使企业的发展更好的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更强势的形象来应对挑战，从而在大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市场先机，更好的体现出战略方案的全局性和前瞻性。

3.加大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优化力度

竞争的加剧致使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企业内部也就随之出现了更多的机构部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要对这些组织部门进行科学的优化管理，一方面，通过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对企业部门进行智能缩减，减少管理的层次，紧缩横向结构，从而确保企业信息传达的及时完整；另一方面，构建柔性化的结构，相对于传统组织结构来说，对于企业有一定的束缚作用，不利管理，柔性结构可以大大的提高个部门结构的灵活性和高效性。随着科技的普及，也可以创新性的把网络技术引进管理当中，搭建虚拟化的组织结构，从而更利于企业的日常管理，给资金的流动动向提供了实时监测，确保了经济管理的高效有序。

四、结语

针对于企业财政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企业加大在意识上的认知，树立全局观念，贯彻落实创新对策，对于存在的问题正确解决，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进行创新工作，把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的提高作为重点，把经济管理的创新系统化科学化，从而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成彦博.企业财政经济管理的创新对策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4（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