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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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文化 影视传播 探析

一、问题的缘起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其通俗易懂、极具趣味等特点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喜闻乐见。同时电影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传播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传播上无形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民族题材类影视作品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展示本国国家形象、传播本国优秀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形式。中国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样，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电影一贯存在的形式是独立的“类型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电影相比其他类型的媒介在全球化这一语境下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受众的传播中表现为语言上、风俗上、思维上、价值观上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其实都是来源于跨文化传播的特性所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在在观看民族类影作品时，他们对于电影中呈现的文化与现象的认知和兴趣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有时会大打折扣，其认知和电影原本呈现的意境南辕北辙。这就说明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文化折扣”现象。

学者希尔曼・埃格伯特最早提出了“文化折扣”的概念，指的是“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他提出文化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应得到更多关注。[1]在普通经济学中，文化折扣指的是在确定娱乐产品的经济价值时所要考虑到的文化差异因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于1988年在解释美国主导世界电视节目贸易市场时提出：一个节目是根植于本地文化背景的，其对于当地同样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受众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而这一节目对于国外受众的传播的影响力就会有所不同，由于观众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生活习惯、国家制度等存在差异，他们可能并不会认同这一节目，这种现象就是文化折扣。[2]同年“文化折扣”这一概念在他们发表的文章《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里得到了首次探析。此外，他们还将概念加以量化，得出一个经济学公式：文化折扣=（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进口价值）/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3]

二、文化折扣民族文化影视作品传播中的具体表现

其实中国的电影业起步并不算晚，从1913 年中国第一部古装电影《庄子试妻》到1927 年古装片《西厢记》、1936 年的《天伦》（后改名为《中国之歌》在美国放映），这些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对当地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影视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大大的满足了外国受众对不同于本国文化、生活习惯的好奇心理和求知欲望。

2002年，影片《英雄》在海外（北美）的票房达到5800万美元，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与突破。然而，中国电影在制作和技术上的劣势和文化差异使得其能够进入海外院线放映的影片数量很少，获得的票房也与其投入的成本不成正比。为了本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国外对于中国影片的排片量也并不多。

近年来，电影业的竞争日渐激烈，以独立的“类型片”形式的中国民族文化影视在海外放映的反响更是一落千丈。如《泰濉饭内票房为人民币12亿元，国外（北美）票房仅有57387美元；《致青春》国内票房为人民币7亿元，国外票房仅有9900美元；2014年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的影片《归来》的内地票房有2.33亿人民币，海外票房也只有37万美元。

电影《狼图腾》于2015年2月1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同年9月11日在美国上映。作为一部还未开拍就受到极大关注的电影，《狼图腾》将蒙古族文化带向了世界。但是，从在各国上映的票房和观众的口碑来看，《狼图腾》这部电影遇到了与姜戎小说《狼图腾》在国内发行时相似的处境，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给予的反馈存在很大的不同。

电影《狼图腾》是中法合拍的一部讲述蒙古人民、蒙古狼和北京知青的故事。虽然影片将重点放在了讲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上，这与原小说着重表现蒙古文化有所不同，但作为一部在蒙古草原拍摄，以蒙古文化为载体的电影，《狼图腾》可以被定位为一部新世纪少数民族的文化影视作品。

与以前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仅仅在国内进行传播不同，《狼图腾》走上了全球化的市场，其在中国上映后，先后在法国、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上映。 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狼图腾》得到的反馈也不一样。本文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数据来研究电影《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

根据美国票房网站Box Office Mojo的数据显示，《狼图腾》在中国从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110460000美元；在法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8811832美元；在美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210591美元。

根据文化折扣的公式，可以算出《狼图腾》在法国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8811832）/110460000=0.92。在美国传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210591）/110460000=0.998。由此可以看出，《狼图腾》在法美两国的传播都存在文化折扣现象，并且在美国传播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三、《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分析

学界目前关于《狼图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对小说版本的文化人类学分析和其英译本的研究，王萨日娜研究了《狼图腾》小说在不同文化圈中的接受程度，但并未提及造成这些接受程度差异的原因，但仍可从中借鉴到一些差异化的表现，比如文字互译的语意变化和文化习惯的接受差异等。王素亚在其硕士论文《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提到了导致文化折扣产生的两个原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明认为文化折扣是指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本文在分析电影《狼图腾》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时，综合了文化和理论的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媒介和受众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导演文化圈的不同导致文化折扣程度的不同

《狼图腾》为中法合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曾荣获多项最佳导演奖的奖项，其之前所拍的电影在法国都受到了很好的反馈。此次拍摄《狼图腾》，尽管剧本讲述的是中的文化和故事，但是作为一名法国籍导演，在叙事风格和影片表达上面，还是有贴合法国受众习惯的痕迹。导演在法国的良好口碑加上影片表达方式的近法国化，使得《狼图腾》在法国受众中获得了较好的反馈。这也使得影片在法国的文化折扣相对少于在美国的文化折扣。

据法国电影资料网站Allociné显示，《狼图腾》在法国公映后的两天，媒体评分3.4分，观众评分3.7分，以评分机制为满分5分来看，《狼图腾》在法国获得的综合分数相当于在豆瓣上的7.3分。能在眼光严苛的法国观众面前取得这个成绩，说明《狼图腾》背后蕴含的意义为国外受众认可，也说明这部影片确实值回票价。该网站下的评分显示，在44位评分人中，有43%（19个人）的人给了4颗星，16%的人给了5星。只有5%的人给了不到一星。[4]

（二）电影时长限制导致文化叙事的不深入和不完整，产生文化折扣

小说《狼图腾》在海外传播的主要限制为语言的不互通，电影在语言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弊端。但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近2小时的电影根本无法做到小说表达的细致和全面，对于熟悉电影文本故事的受众来说，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是对于不熟悉电影故事的受众，尤其是对于处于不同文化生活下的国外受众，短时间内的精简叙事容易造成其理解的片面性。

在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历程中，首先取得成功的便是李小龙的功夫片，成功的原因除了中国功夫对国外受众本身的吸引力以外，另外一个因素便是功夫片没有多少习俗和民族文化习惯的情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外受众接受和理解功夫片所讲述的内容。而《狼图腾》这部影片虽然重点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其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对蒙古族文化和狼文化的讲述，比如“图腾”、“腾格里”等，这种植根于民族深处的文化是需要长期的积淀才能理解的，短短的一部电影是无法表现其内涵的。

（三）文化差异导致受众的多样性解码，提高了文化折扣

思维方式是一个人看待一个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思维方式也是引导人们行为方式的主导因素。其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天为0。

其中积极的评价大多关注在影片的自然风景层面，如“《狼图腾》电影中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令人激动的自然场景”、“景观和精心训练的狼才是真正的明星。”

文化传播规律表明，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必然会形成某种压力和霸权，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不可避免。所以像电影《狼图腾》这类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产生文化折扣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文化为了自身的传承和发展，必须不能固步自封，应该走出去，走向世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文化折扣最小化的策略和措施。

据2015年全球电影市场数据报告显示，在2015年383亿的全球总票房收入中北美票房收入高达111亿美元，而中国的国外票房收入虽然有68亿美元，但和北美的票房相比还是相距甚远。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除了经济、军事之外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而作为一个民族传播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影视文化产品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本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提升本国文化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打造中国友善、团结的民族亲和力和向心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理应成为我们不断前行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薛华：《中美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学位论文

[2]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陈端：《传媒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3]王素娅：《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折扣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学位论文2014年

第2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 唐代；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研究方向；意义

一、研究状况

唐代丝绸之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沿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情况在当时极为普遍，规模相当宏大，其中尤以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为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比较丰富，因此这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专门研究药材这一特殊商品在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沿丝绸之路贸易情况的论著目前还是比较少见，与之相关的成果大多散见于唐代“丝路”贸易的著作或论文之中，缺乏独立篇幅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李明伟的专著《丝绸之路贸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一直写到清代沿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其间唐代“丝路”贸易部分篇幅最长，内容极其详实，论及阿魏、荜茇等胡药沿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地区，后来为我国唐以降的医疗事业所利用。在这些被引入的胡药当中，有一类并非完全以医疗为目的的特殊药材――香药，颇受唐人欢迎，陕师大温翠芳博士的毕业论文《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出版）从各类香药的来源、用途以及贸易情况详细探讨了唐代香药经丝绸之路流入长安等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何敦铎的《唐代对外贸易及其成就》（载于《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程喜霖的《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载于《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卞蓉荣、韩海梅的《丝绸之路上唐与中亚粟特的文明交流》（载于《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岳东的《唐代六胡州、洛阳间的粟特商队》（载于《晋阳学刊》2015年第4期），这些学术论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唐代外来药材经丝绸之路由中亚地区进入内地的情况。我国的药材在唐代亦有沿丝绸之路运往中亚等地的，法国学者阿里・马扎海所著《丝绸之路和中国文明》一书中，有《大黄和丝绸之路》一章，论及中药材大黄在汉唐时期就已经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大黄是唐代的少数出口药材之一。以中亚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长安等地经商者甚众，葛承雍的《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载于《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杨磊、孟楠的《唐代西域胡商在内地的活动及其管理启示》（载于《兰台世界》2015年第24期）描述了中亚商人在内地经商生活的场景。这些商人中有些专门进行药材的贸易，陈明的《“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载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考证了唐代胡商的胡药经营情况，以及他们以次充好、真中杂伪，在药物的性能、形状、颜色、质地等方面作假的行为。在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唐政府一直在加强和完善对胡商的管理。李叶宏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以过所为例》（载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讨论了唐代针对胡商的过所制度，这是唐朝政府管理丝路贸易的重要手段，它的实施有效地维护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正常秩序，保护了商人与商品的安全。刘晶芳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析论》（载于《兰台世界》2014年第12期）则从法律制度的变更角度分析了唐王朝对胡商的管理。

目前需要针对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经丝绸之路药材贸易情况做以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试图填补该问题研究上的空白。具体来说，基本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二、研究方向

1、中亚药商将胡药带入内地并完成贸易的具体方式

我国医药学历史久远，体系完善，但是为何在唐代中亚等地区的商人能够将外来药材沿丝绸之路带入内地，并很快为国人接受，这很值得具体研究。另外，在唐代来自中亚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将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非洲的一些药材带入国内，完成交易。这些胡药是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买卖，这些药材在唐代究竟价值几何，均需进一步考证和研究。药材的买卖是在怎样的交易场所，存在什么交易形式，如何影响唐人的生活，都属于此方面研究所关注的内容。

2、唐代中国的药材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的相关内容

从汉代开始就有我国药材沿丝绸之路运往海外的记录，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宋代以前中药材的对外传播研究有限，因此，唐长安及其他内地地区的中药材出口情况研究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中药材中的哪些药材在唐代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以及西亚、欧洲、非洲北部地区，与此同时，来自我国内地的各类中药材如何影响这些地区人民生活，为当地人民祛病救灾、和谐生活带来怎样的帮助，亦是需要查考的重点。

3、唐政府对沿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的管控情况，包括相关的政府机构、官员、制度、法律等

唐代沿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规模巨大，因此政府出台了很多专门管理贸易的制度或者法律，但其中如何针对药材运输、买卖的政策、制度，仍需具体进行研究。另外，针对胡商或本地商人在长安等地经营外来药材，有着怎样的管控手段，亦须进一步研究探讨。

4、唐代胡药的活株引进和本地栽培情况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有大量海外药材活株引进并成功完成本地栽培的文献记录，较为有名的例如明清时期由印度引入中国的番泻叶。那么，唐代沿丝绸之路的药材贸易过程中，究竟有多少种药材被成功引入内地完成本地化的培育，值得深究，这也是一个涉及到中国科技史、医学史、农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历史问题。

概而论之，本课题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包括唐代中亚地区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的胡商、胡药以及我国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的药材等相关的全部问题，这涵盖了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医药、贸易、地理、科技、农业、人口以及百姓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问题，值得深入地进行探讨和研究。

三、难点突破

本课题针对唐代长安至中亚各国药材贸易的研究，主要需突破以下三个难题：

1、唐政府对于药材进出口贸易出台了怎样的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

药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汉朝开始沿丝绸之路的贸易中都存在药材的身影，但唐王朝是否和后来的宋朝一样针对药材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国家管控措施，有待进一步考证。目前所见各种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研究成果，均未明确指出唐朝政府如何管理药材的输入输出，本课题拟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考证和研究，尽可能地突破这一历史研究的空白。

2、非香药药材经由中亚进入长安及其它内地地区的原因、途径以及具体的贸易情况

唐代有大量胡药流入内地，这一点在唐代及其后的医书中可窥见一斑，但是关于药材在唐代如何经中亚地区、我国新疆地区完成贸易，在贸易过程中又是如何管控，目前资料较少，不易考证。故需要翻阅大量不常见资料，如有可能甚至需要查阅海外资料。

3、中药材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情况研究

中药材（如大黄）经中亚、西亚商队带出国门的记载，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我国史料往往记录极简，又未有中药材如何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的文献，因此中医药对海外的影响研究往往受到限制。近年来，随着不少海外资料，特别是西亚、中亚地区的文献资料的发掘和翻译，有利于我们对该问题重新认识和加以探讨，这也有利于我们更了解历史上中医药的海外影响，对今天中医药走出国门提供借鉴。

四、研究意义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我国唐代时期中亚地区与我国，特别是唐长安一代在医药方面的往来。从唐以降各种医书药方来看，大量的外来药物进入我国，丰富了祖国中医药学的内容，但是此前对于外来药物如何沿丝绸之路经中亚地区进入我国并为我国医家接受，学界讨论甚少。本课题希望通过发掘资料，对比中外史料，并进行个学科文献之间的交叉比较，能够尽可能详尽地将外来药物国药化的过程呈现出来，还原历史。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明确药材这种特殊商品在沿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中国》第一卷指出，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药材是仅次于丝绸的重要商品。但就目前来看，丝绸之路虽然已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学界对于沿丝绸之路药材的贸易情况研究还有待深入，本课题的研究，至少可以明确唐代药材贸易的情况，这对沿丝路药材贸易这个大问题可以有一定的贡献。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对明确我国医药学在海外地区的影响具有辅助作用。任何事物的传播和影响首先是实物的交流，医药学也不例外。中国医药学，特别是养生学，在海外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早期也是通过药材或其他与之相关的实物的交流而产生的，因此对于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医药学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中医药借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海外影响。近年来，祖国中医药事业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也掀起了学习中医药原理、利用中医药技术的热潮，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有力地推广中医药事业奠定一定的基础，找到一定的规律。与此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中医药应当从什么角度更好地融入中亚以及西亚医学，为当地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为“中医药”这个特殊商品和文化产品找到更好的海外传播途径，有利于为陕西中医药事业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研究历史是为了找到规律，目前我国正在全力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海外扩展，试图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人民接受接纳中医药，那么这就需要在历史中找到相关的规律，按规律办事，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 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J].云南社会科学，2001.06.

[2] 李叶宏.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

第3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新华日报》是我党在统治区创办并公开发行的一份合法性日报。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自1938年10月26日起在重庆出版，直至1947年2月28日被当局查封，经历了整个和的初期。【1】在《新华日报》九年办报历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办报经验是它能在险恶的办报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目前已初具规模，但还效果还且佳的对外传播事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转变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拟结合《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我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以史为鉴，不断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为何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对外传播？

本文之所以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的对外传播，主要是因为《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以英语媒体为主）有相似之处，具有可比性。

首先，虽说《新华日报》与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包括广播和电视媒体）不处在同一时期，但他们的办报环境却相似之处。

在历时九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工作环境与我党历史上创办过的许多其他公开日报都有所不同。由于它是在统治区创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不但受到当局的行政限制，还要面对国统区其他报纸的竞争。应该说，办报环境是极为险恶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新华日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成为我党联系统治区群众的重要工具和桥梁，并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2】在国统区为我党争取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多数在我国境内出版或播出。虽然创办媒体的实际环境并不险恶，但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入国际主流舆论，面对的主要是国际受众；而国际受众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如要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我们的传播方式就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设定传播内容，而必须把这些内容用符合国际受众接触媒体的方式发送到国际传播领域，这样才能使他们乐意接触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只有当这些国际受众接受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我们的对外传播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外传播的最高目标。因此，从软环境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新华日报》当年严峻的办报环境是相似的。

此外，《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是我党创办过或创办的媒体，无论是过去的《新华日报》，还是现在的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了向外界传播我们党或国家的主张，为了去影响外界的受众，并为我们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最终为我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因此，通过纵向比较《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更能使我们以史为鉴，发现并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的问题。

三、对外传媒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可以从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形势和自身存在的问题看出一二。

1．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所面临的形势来看。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以英语媒体为例：在过去20多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主要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约十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和十家英语杂志以及九大英文网站。【3】尽管相对于中文媒体而言，这些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但从我国英语媒体的历史发展看并考虑我国是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些英语媒体的建立本身已足以说明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另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变化无常的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传播中还较弱，“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换言之，光拥有这些对外传播媒体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看这些英语媒体的实际传播效果，要看他们能否有效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打入并影响国际主流舆论（尤其是涉华国际舆论），为我国的总体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这种形势当然有客观的因素，如西方国家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导向，总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我国，对我国采取遏制政策；此外，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占据强势，总是制造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的涉华国际舆论等等。但是也应该承认这当中也有我们主观的问题。

2．对外传播观念问题

《新华日报》办报经验最值得借鉴可能就是我国的对外传播观念问题。上述提到主观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与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有关。而对外传播理念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不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目前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理念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而这个“”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束缚自己的观念所造成的，其具体表现形式是我国相对不灵活的对外新闻管理体制。

笔者从1999年到2001年花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北京、上海各大英语媒体单位的有关专家和领导。【4】在采访过程中笔者有一种强力的感觉：大家都觉得我国现在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开放程度不够，过于保守，甚至管得太死，而且这样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做强做大，不利于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可信度，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舆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大家都认识到现在这么多“严厉禁止”和“不许”的文件并非最理想的管理方式。但是出于各种现实原因的考虑，大家都不愿意或者都不敢直接把上述这些问题说出来讨论，因为这样说了很有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结果造成有关我国对外传播的体制方面的正常研讨也无法进行，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是不说或不愿研讨体制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就越是无法提出来，当然也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去适应新的形势。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怕出问题”已不是个人的问题，已变成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这个“”如无法解决，我们就永远在稳定策略和发展策略之间的选择上犹豫不决，无法以一种积极的对外传播理念面对世界。这样，我们的对外传媒也就不能充分利用、甚至失去入世给我国带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国际竞争机会。

3．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还表现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中。概而言之，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具体问题：

其一，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活动还基本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注重宣传作用，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我国的对外传播。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其用意可以理解），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一些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更为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还不肯面对这一现实，经常会叫一些响亮的口号，但实际行动却较少。

其二，我国对外传播活动较少从经济角度谈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问题。我国的英语媒体有的由政府支持，有的由大媒体集团资助，有的则生活在收支平衡的“贫困”上，总之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却很少在对外传播战略中提及。我们总是在谈我们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条件或模式：是采用英语媒体自我发模式还是采用在政府部分支持下的自我发展模式？哪种模式在现有国家环境中更为有利？利弊各有哪些？怎样才是最好的模式？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么不想研讨，要么不敢研讨，要么就是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种局面对我国英语媒体做大做强显然是不利的。

其三，现在有些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看上去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十分完美。殊不知对外信息传播过程永远是一个在不完美、不利的过程中求得完美和有利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满着变数。完美和不完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是一个圆圈里的阴阳两极，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互不可分。换言之，我们现在看上去四平八稳的对外传播策略实际上可能并不一定完美。我们如要用四平八稳的完美原则来开展对外传播有时可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境，甚至是自欺欺人。【5】

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以上这三方面的问题看上去头绪较多，但实际上都可以从《新华日报》办报经验中找到启发，尤其对我国对外传播的观念启发会更大。在目前这种新形势下，只要对外传播理念的问题解决了，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就可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更显其可贵之处。

四、《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启示

《新华日报》是我党历史上创办的最有影响力的合法性报纸。《新华日报》的九年办报实践为我党创办合法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突出表现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有机结合；既注重实效，又能随机应变，既侧重信息，又突出舆论。《新华日报》这种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和灵活多样的办报经验对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英语媒体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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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一：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

一般而言，所谓合法性媒体就是在非我方控制区域内（包括外国）创办公开出版的媒体。可以说，《新华日报》是名副其实的合法性媒体。而相对于我国英语媒体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就是要推出我国能让多数国际受众接受的国际媒体。这些英语媒体在形式上可以属于我国国内创办的媒体，但是从其国际受众的接受范围（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而言，应该具有国际性。因此，从目前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理念对我国现阶段对外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如上文所述，我国英语媒体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总体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传播效果也还不理想，甚至还较差。

因此，要改变这一局面，树立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十分必要。我国英语媒体如要真正进入主流国际媒体，就必须去争取和影响国外受众，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传播既要符合国外受众的收视习惯、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诱发他们对我们英语媒体的信息需要，又要体现我国的立场观点。这就等于我们要到国外去创办合法媒体一样。因此，《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报纸的模式可以对我国英语媒体如何打入国际主流媒体提供借鉴。

从某种程度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可能更加严峻，因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目前某些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都是软性的，甚至是看不见的，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忽视。这也就增加我们英语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有效对外报道的难度，需要我们对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有更为灵活的理解。

其次，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的特殊意义还体现在：我党创办《新华日报》尚处在非执政地位；而创办多数对外传播媒体时，我党处在执政地位。我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有组织地创办各类对外传播媒体。这一点从近年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地蓬勃发展已得到佐证。但是同时应该承认，我们执政党的地位也容易使我们产生作风。随着的蔓延，我们的对外传播很容易产生以我为主的倾向，不注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在国际上的自身形象，甚至忽略对外传播的实际传播效果，出现上文提及的一些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深重的。所以，重提我党非执政时期《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性报纸的经验可以对我们产生现实的启示作用，使我们能够居安思危，充分认识到对外传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的理念的确立对改变我国对外传播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之二：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积极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这一条就是《新华日报》成功经验的具体体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一条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时会把党的领导（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灵活性）对立起来，甚至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原则性），我们宁愿求“稳”，牺牲传播效果。

这一问题与我国的现行的对外新闻体制有关联。我们目前的新闻管理体制是一种简单但有效的管理模式，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要求相对较低。这种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对对外传媒的宏观管理较少，而对业务管理则较多。虽然表面上具体“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最大的弊端是可能把我国对外传媒管得太死，使他们不可能有较大的余地去施展灵活的策略，因而束缚了他们自身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逐步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过渡。这种管理模式的关键是要把我们的管理程序化，这样对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会更高，在加强政府部门的宏观监控能力，同时也能给对外传媒提供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发展平台。如果我们将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宏观监管，而把对外传媒的具体业务对策交给对外传媒的业务领导确定，那么我们的对外传媒就能摆脱目前体制性束缚，能在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平台上，充分发挥策略的灵活性。

从某种程度讲，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应只是一种理论的探讨，也有现实的需要。首先，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产生都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险恶的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形的舆论环境。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此外，我国入世后虽然传媒领域还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这样的转变在体制上为我国的对外传媒发展提供了一个行政保障。从宏观上讲，为对外传媒改变形象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他们能更集中从事业务问题的探讨，使得一些技术性问题能够在一个开放的有效管理模式内由对外传媒自行解决。而要能做到这样，首先是要转变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就这点而言，《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五、小结

总之，本文认为，如何在严峻环境下争取对我有利舆论方面，《新华日报》和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具有相似之处。尤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对我国还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自身还存在一定问题的时候，《新华日报》的成功办报经验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将面临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转变观念并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将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注释：

【1】黄瑚，2001年3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60页。

【2】熊复，1981年4期（总9期），新闻研究资料，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新华出版社，12页。

【3】这些对外传媒包括：中央电视台英语九频道（CCTV-9）；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报纸指《中国日报》报系（在大陆发行六报）、《今日北京》、《上海日报》、《深圳日报》、《广州英文早报》等；英语报纸指《今日中国》、《北京周刊》、《今日上海》等；英语网站指中央六大新闻网站和北京的千龙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州的南方网。尽管有些网站是以中文信息为主，但他们都提供英语平台。

第4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地下电影”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影坛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文围绕中国“地下电影”的传播方式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地下电影”的传播情况和传播方式的考察，主要分析了“地下电影”的受众群及其在国内外的主要传播方式；其次是以“地下电影”在国内的传播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网络传播等方式进行分析和比较。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前后，在国际电影节上经常能看到中国电影的身影，其中很多都获了国际性奖项。从早期的《妈妈》(张元)、《北京杂种》(张元)、《活着》(张艺谋)，到后来的《小武》(贾樟柯)、《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鬼子来了》(姜文)等，它们分别在或大或小的国际电影节上以“中国电影”的身份获奖，然而等待它们的共同命运却是在国内(大陆)的禁映，即不能进入国内电影市场而获得公开放映的权利，有的导演还被处以禁止拍片的惩罚。对于处罚的理由，多是因为这些影片在送出国外参赛之前没有交给国家电影局审查，因此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合法身份就自作主张的行为。

从整个1990年代到2003年前后，由于这些影片在国内遭到禁映，在各种主流大众媒体上都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导演和作品的介绍或者评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全国大中城市的青年人、特别是各大高校学生中间，这些作品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却拥有了一批坚定的受众群体，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在随着时间不断扩大。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地下电影”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都是令人瞩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下电影”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依靠何种媒介、按照怎样的过程传播开来的，“地下电影”在“地下”广泛传播的实现条件和受众基础是什么，其在海外的传播方式与国内传播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对今后电影传播方式的影响等，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电影体制之外的“地下电影”产生的背景

中国的“地下电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内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海外艺术电影的制片人与投资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大陆年轻一代的电影人的结果。从内部看，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国家对于电影生产只能重点支持，而不可能全面承包。相比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主旋律影片更吸引着国家始终不渝的兴趣，再加上主旋律影片在市场面前的脆弱性(无法收回成本)，更加强了国家对其投资的力度。这样就为海外资本投资大陆电影市场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这也是一种“内在需要”，因为作为自负盈亏的制片厂除了完成国家定购的主旋律影片之外，还有大量闲置的时间和精力来自谋生路或创收，显然也需要资本的注入。相比昂贵的好莱坞制作，投资中国大陆电影要划算的多：充足的实景、廉价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等条件，都是吸引欧洲资本、港台资本和少量的大陆民间资本的好选择。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相对电影工业生产的市场化运作，在消费渠道却保持计划经济的作风。虽然在1995年，中国大陆首次允许每年进口10部好莱坞大片，但却没有改革已经成为电影工业不可或缺的影院制度。从体制上来说，中国没有院线放映的机制，只有一个电影管理总局，下属16个合法的电影制片厂，电影的放映权以及电影的院线依然为国家所垄断。这样，对比广阔的海外艺术电影市场和日渐萎缩的国内市场以及垄断的营销策略，呈现在这些合资片和与国内没有资金关系的“外资片”往往走向“地下电影”的命运，这最终导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图景中呈现出一条独特的电影之路。

“地下电影”的制作和发行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地下电影”的拍摄方式主要是靠脱离官方的制片体系与电影审查制度、以个人集资或凭借欧洲文化基金会资助即依靠海外投资人得到拍摄资金进行制作。如前面提到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三部片子(《活着》、《霸王别姬》、《蓝风筝》)无一例外都是海外投资，而且都分别在当年的重要电影节上获奖。获奖之后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被打入“禁片”的行列，一些导演还因此受到禁止拍片的处罚。这些影片由于海外资金的介入，电影市场已经由国内转向了国外，所以他们不用担心市场以及是否能在本地上映等问题，进而也不用在乎影片的主题是否涉及禁区，因为影片只要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就可以打开海外的艺术电影市场。但对于那些独立制片人来说，他们不像张艺谋那样拥有一个稳定的海外市场和持久的国际声誉的优越条件，因而需要面对更多的尴尬和特殊境遇。最早进行独立制作的是张元，然后出现了王小帅、贾樟柯等人。一般来说，他们通常冒着背负债务的压力或在极其拮据的情况下拍摄第一部作品，现实不可能允许他们进行多次尝试。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只花费了10万元人民币，资金来自于几个朋友的拼凑；贾樟柯的《小武》花了30多万元，主要来自于香港的投资。然后，这些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出现并获奖，从而他们可以拥有充分的资金来继续自己“独立”制作的艺术生涯。几乎所有的“地下电影”都是小成本制作，一般来说，只要通过参加国际电影节得奖后进入欧洲艺术电影市场，就可以收回成本。可以说“地下电影”的市场诉求并不在国内，这样他们也就不必把重心放在能否在国内放映的问题上。

“地下电影”的受众群分析

根据统计，有将近三分二的调查对象接触过“地下电影”，而且网络调查的结果从总体上证明了之前根据现有资料提出的各项假设是基本正确的，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地下电影”的受众群体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　“地下电影”的受众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青年人为主。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年龄在18—35岁之间的人占到95％以上，其中18—25岁的年轻人高达63.5％，在校学生和非在校学生的比例大约为2:3，教育程度在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占到75％以上，可见“地下电影”的受众基本上是由在校大学生或者刚离开校门不久的青年人组成的。有31.8％的人生活在北京、上海等直辖市，38.6％的人生活在省会或大型城市，28.8％的人在中小型城市，而身在农村的比例则只有0.8％，可见有机会接触到网络的几乎都是居住或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根据“地下电影”的主要传播方式可以推测，观看“地下电影”的群体同样是以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为主。可能正是由于受众以年轻人占主体的原因，所以其收入普遍不高，其中有将近60％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以下，有30％左右的人月收入在2000—5000元人民币，而月收入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人的比例不到10％。

在随后观看的方式选择上，由于收入的限制和上网便利等原因，在观影方式和渠道调查中，通过院线看电影的比例也比较低，更多的人选择了通过网络和盗版音像制品的方式。

2　“地下电影”的受众以网络为主要媒介。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看过或经常看“地下电影”的人占到60％以上，但其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2000年以后看的，而“地下电影”出现数量最多获奖最频繁的时期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这一方面表明“地下电影”的影响力从海外传播到国内需要一定时间，另一方面可能也与中国网络媒介兴起和普及的时间有关。但从二十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短短几年中，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网民数量猛增，网络资源开始爆炸式地涌入网民的视野，其中电影作为最普遍的娱乐形式之一逐渐成为流通速度较高、传播范围较广、共享性较强的信息资源。可见网络已经成为接触和观看“地下电影”的首要媒介。

3　“地下电影”的受众以爱文艺和追求新奇时尚的青年居多，对中国艺术电影充满热情和期待，但大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地下电影”。显而易见的是受众对于“地下电影”的肯定和积极的态度。可见在不少受众心目中，“地下电影”仍然是一种带有“禁片”色彩和“实验”色彩的作品，“地下电影”作为中国艺术电影的组成部分，是文艺青年和时尚小资们追求“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电影的主题或内涵，大部分受众都表示能理解。而对于“地下电影”的存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有必要”并支持其在国内的发展，而且有超过80％的人认为“地下电影”在中国影坛和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但尽管受众们对“地下电影”是如此热情和充满期待，但真正了解“地下电影”的却并不是很多。实际上，大部分受众并不真正明白“地下电影”的定义和范畴，也不能清楚地区分“地下电影”与其他艺术电影在资金来源和制作方式等方面的区别，甚至会把已经在院线公映过的体制内文艺影片当作“地下电影”(比如娄烨的《紫蝴蝶》和王小帅的《青红》)。可见受众主要关注的是“地下电影”的题材风格和内容等，对于电影本身以外的拍摄、制作和发行方式等情况并不了解。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也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受众群，这一人群有着比较明显的整体特征，在对电影的选择上也有比较一致的标准和偏好，基本上构成了中国“地下电影”的忠实受众群，而中国“地下电影”得以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就是通过以“地下电影”投资人和制作者为信源、以一大批“地下电影”作品为信息、以群体性观影者为主要受众，以相对“隐蔽”、“自由”和“非主流”但传播效果强大的网络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可批量复制的盗版音像制品为次要渠道(网络媒体普及之前则是主要渠道)而进行的，而反馈和互动则来源于各种各样的网络论坛上的评论贴和讨论贴等。

第5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霸权 美剧 价值观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总体上处于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的霸主，美国一直希望以“美国化”来取代国际化，通过文化方面等的“软实力”来对别国进行欺压，①因而她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渗透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在文化交流中依然存在着国际关系的较量。②其中不容小视的当属美剧的传播，它愈益受到年轻人的热捧。

一、从传播过程看美剧中的文化霸权

相比单纯的暴力方式而言，这种文化上潜移默化的方式更具有摧毁性，一个国家的人心若是发生了倒戈，那么将不堪一击。就好比一座房屋，在坚固地基的维稳下，即使遭受外部的剧烈撞击也会相对稳固，但如果地基遭到动摇，只要外部稍加施力，必将轰然倒塌，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着重从传播的具体过程来探讨美剧传播中的文化霸权。③

1、传播者、传播对象和传播方式

虽然绝大多数的美剧并没有直接在电视上播出，但是随着当今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受众可以轻易获取关于美剧的视频，对中国大陆而言，绝大数人所收看的美剧都是从土豆网等视频网站上获取的。

美剧主要是通过网络来传播的，而当今使用网络最多的人群就是18-35岁之间的年轻人。从传播者而言，美剧的传播者与其说是电视剧制作方，不如说是网民来得更贴切。当一部美剧受到观众的好评后，它便会获得更多的受众和点击率，在网络中赢得更广泛的受众市场。网民在作为受众的同时，又承担了传播者的角色，除了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每一次的转载和跟帖，无疑都为美剧做了有效地传播。与此同时，网络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优于其它媒体，使得美剧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大的传播。

2、传播内容

美剧的文化霸权主要是从传播内容方面着手的，美剧在文化交流的掩盖下，其中有明显关于文化渗透内容的身影。至少美国在电视剧的海外传播中，动机并不单纯。

（1）对亚洲形象的损毁。上世纪60年代后期，格伯纳针对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提出了“培养”理论，该理论指出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对社会弱者的描述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同时认为，一般受众不可能对电视中的虚构做出明确的判断，而它们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社会观。在美剧中，亚洲人的形象通常都不会很好，且不说装扮上显得古板、俗气，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表现出一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的样子。《Gossip Girl》（中文名《绯闻女孩》）中，Nelly Yuki是一位亚洲人，在该剧中虽然她成绩优异，但给人印象就是一个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死读书、读死书的女孩。而且在与人交往中她总是随波逐流的那一类人，胆小怕事，不敢表达自己的主张。

随后美剧的传播，受众会对亚洲国家及亚洲人的形象产生思维定式，误认为电视剧中所提供的“象征性事实”就是客观事实，即认为亚洲国家本身就是封建、闭塞、专制的，而亚洲人也是保守、唯唯诺诺的形象。

（2）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渗透。如果要达到一定的预期效果，那在传播过程中就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传播技巧。美剧所采用的就是“诉诸感情”的技巧，它不是通过生硬地说理而是通过剧集所营造出的环境气氛或者是剧中人物看似非刻意针对的言辞，达到让受众民族意识削弱的目的。

美剧中所宣扬的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也动摇了其他国家受众的价值观。众所周知，美国一直标榜人权思想，在美剧中无时无刻不渲染他们对人权的尊重。在《The Vampire Diaries》（中文名《吸血鬼日记》）中，这一人权思想甚至上升到吸血鬼对生命的尊重。起初，吸血鬼是暴虐的，轻易吸人的血使人丧生，但当他们遇到善良的女主人公后便被感化了，内心沉寂了几百年的人性光辉顷刻萌发。

纵观看来，美剧中宣扬大胆、开放，强调平等、独立等人权，物质上富足，名牌衣服和包包琳琅满目，生活中更是惬意、轻松，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朋友间的打闹追逐，一片祥和的氛围。美剧对这些事物的呈现，加上对电视媒介的利用，大大刺激了他国年轻人的占有欲和享乐欲，而不是奋斗、拼搏的意识。

3、传播效果

（1）美剧的制播模式吸引眼球。完整地收看完一部美剧通常这需要耗费几个年头的时间。美国最长肥皂剧《指路明灯》从面世到最后一集结束长达72年，合计播出15700集。之所以需要这样长的时间，主要和美剧的制播模式有关。中国大陆的电视剧通常是在全部拍摄完成后再集中播出，每天播出一到两集，而美剧通常都是每星期更新一集，边拍摄边播出。如果该剧收视率不佳，它就会中途停播，反之，收视率好的作品则会连续播出好几年时间都看不到大结局。

（2）百转千回的剧情吊足观众胃口。美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能激发人的好奇心，情节百转千回，让人难以将它猜透，总是出乎人的意料。④热播美剧《The Vampire Diaries》（中文名《吸血鬼日记》）是一部集魔幻、剧情并稍带恐怖色彩的电视连续剧，在cw电视台首播就创下480万收视率，赢得不错的口碑。在该剧每一集的结尾处都给人留下悬念，以至于虽然要忍受一个星期才更新一集的缓慢进度，也让观众在期待中依然保持新鲜感。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总是推陈出新，一直有不同的人物出现以助剧情的反转，一个新人物的出现总是带着一段背景，开启另一个故事的源头。新人物的出现和旧人物的复活，如此反复，让观众难以猜透，被剧情牵着鼻子走，在上一个剧集所留下的悬念中揣测下一集故事的发展走向。

（3）美剧中的时尚元素让人垂涎。《Go-

ssip Girl》（中文名《绯闻女孩》）这部剧展现的是纽约贵族学校里一群富家子弟的生活状况，这部剧则生动体现出了美剧受捧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具有让众多追捧时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生难以抵挡的时尚诱惑。高中生们一个个身穿国际顶级名牌服装，女主角们的造型服饰更是光鲜亮丽，奢靡的生活如喝酒、滥交、在名流社会中轻松社交已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谁不希望自己成为潮范儿？就算自身资本不足，去瞅一瞅至少也可以得到些心理满足感。这些时尚元素的结合，自然让很多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去欣赏这部由养眼的帅哥、美女们联袂打造的时尚大片。

（4）美剧节目“类型”作为他国文化的补充引关注。Mattelart曾特别指出跨国节目“类型”的重要性，“这些节目类型或是对当地节目类型不足的一种补充，也是因为品质优势而受欢迎。他曾指出，某些节目类型通过不断调整改变，容易在全球流通，如许多亚洲国家长期播出西方节目，已经为西方节目口味打下良好基础，虽然本国节目仍是观众的优先选择，但某些西方节目‘类型’仍受当地观众喜爱。”就此推断，以吸血鬼、宅文化等为题材的电视剧在国内的缺失，使得美剧在对外传播中又获得一大优势。

二、如何抵御美剧中的文化霸权

1、正视美剧中的文化霸权

谨防美剧带来的危害，不是说要杜绝看美剧，而是要正视美剧中的文化霸权，不让那些享乐欲和对物质的奢望等观念悄悄入住了我们的大脑。更重要的是不要给美国贴上所谓的优等国家的标签，虽然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据此对美国神往，而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满是不可取的。

2、辩证看待美剧中所呈现的美好图景

《Gossip Girl》等美剧中所描述的都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底层人民的痛苦之上的。剧中的主角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某所常春藤大学，因为他们的父母赞助了该大学、对该大学有投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这其中渲染的美好的一面，还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生活得无忧无虑，还有很多人的日子依然艰辛。

3、努力塑造本国形象，提升民族自豪感

形象宣传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让别国加深对一个国家的认识，更有利于培养本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像中国所推出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就非常值得推广，在加深世人对中国崛起的认同感时，更能激发海外华人的爱国热忱。⑤同时要摒弃西方价值观中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的侵蚀，努力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⑥

结语

美剧在对外宣传时，除了带来娱乐，更在一定程度上掺杂了对别国的文化渗透，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他国受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就好比温水煮青蛙一样，让人毫不察觉。在当今世界，我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要更加正视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中努力发展本国民族文化，提升本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青年人更需要坚定立场，担当起未来国家主人的重任，不要让崇洋的思想入驻自己的大脑，须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①王，《关于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点思考》[J].《科教文汇》，2009（11）：253-254

②A.Mattlelart：《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89-191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03-227

④曲春景：《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23

⑤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14-122

⑥周苑，《当代文化霸权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及对策思考》[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6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家境贫寒的小乾良虽衣衫褴褛,却不自卑,他刻苦努力,积极学习外语,参加唱诗班,接受了良好的外语、美术和音乐启蒙教育,为他后来走上多才多艺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毕生求索 一专多能

1950年夏,林乾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福建医学院,在就读不到半个月后,他又欣喜地接到了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几经考虑,他用家族赞助的两担稻谷换32元钱作路费,乘汽车、轮船、火车,转辗从南平到杭州。入学一周,教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听说来了个“赤脚大学生”,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当他了解到林乾良是个成绩优良、能唱能画却家境贫寒的学生时,就写了3张条子:一张给解剖教研室,安排林乾良帮着绘人体解剖挂图;一张给学生会文艺部,发挥他的音乐演唱特长;一张给学生公社,安排他为人理发,每人每次5分钱,一周半天。这3张条子足以让他在专心学业的同时,有机会勤工俭学,解决后顾之忧,顺利完成学业。

1955年大学毕业后,林乾良被分配到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工作,走上了治病救人之路。次年,卫生部选派他参加在上海中医学院开办的中医研究班,使他有机会向许多全国名老中医学习传统的中医药学。3年后,林乾良回到杭州,在随之而来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他服从医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到浙江中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从此一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那里整整辛勤耕耘了35个春秋,成为著名的中医药学专家。

作为工作、职业,林先生在医学领域如中医、中药、医史、文献、老年医学、养生学、食疗、针灸等领域,广有建树,著有《中药学》等专著30多部,论文60多篇。他毕生课徒无数,桃李满天下,把脉问诊,药石解苦厄更无数。他的科研成果多次荣获国家和省市科技进步、优秀成果奖。他整理编辑的医林史料《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历代老年医学文献精华》等,都传于史林,鉴于来者。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为权威,却十分注重医学科普,编发通俗易懂文章。他医教相长,曾一人兼开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课程。

林乾良还出医入文,在文化艺术的多个专业领域显露才华。

他自幼酷爱金石书画,六七岁即能弄石治印。后拜沙孟海、陆维钊、韩登安为师,嗜印如命,至老弥笃,自称“印迷”,善以甲骨、古玺、砖文、瓦当、魏碑、汉印、小篆细朱文等入印,有“十相”之称。他还根据京剧剧目,独创京剧印谱200多方。他广交国内外印人,搜集印人作品及印学资料,于印史、印论方面,著有《中国印》《世界印文化概说》《篆汇》《瓦当印谱》等十余种,为西泠印社资深社员,浙江省篆刻研究会顾问,门下桃李遍布海内外。他雅好翰墨,以篆书为主,常以甲骨文入书,偶作隶书、魏碑,自创以古砖铭文体为范本的“一条香”“一笔书”,为中国、浙江书法家协会会员。他的国画讲究笔墨情趣,形神俱备,尤以小品为佳。

在文史领域,他也倾注了满腔热情,写作发表诗歌、散文、剧本等多种作品,创作有影视剧本《张仲景》《朱丹溪》《伟大的宝库――中药》。在科技史、茶文化、浙江地方史以及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领域,他都有专业造诣。如他通过对甲骨文“疾”字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商代人对疾病已分内、外、妇产及地方与传染病四科的创见。他根据茶的药用价值,首次提出了“茶疗”一词,出版《中国茶疗》等专著4种。他还主编了《浙江历代医林人物》《浙江历代医药著作》,撰写了《医学文字源流论》《青瓷研究》《铜镜研究》等论文。

他在上海期间随名老中医大夫出入剧院戏楼,耳濡目染,成为忠实的戏剧“票友”,对京剧、越剧、黄梅戏、福州戏和话剧等不仅能上台演戏,还自编剧本。他对弘扬京剧不遗余力,每年都正式演出一两次,青衣、老生、花脸都会唱,并专攻铜锤花脸。他还编写了《不朽的阮文追》《钱王射潮》两个京剧剧本,曾任浙江省京昆联谊会理事、长乐京剧团名誉团长。

他还是国内著名的收藏鉴赏家。他的藏品包罗万象,印章、书画、砖瓦、带钩、陶瓷、铜镜、邮票、钱币等。尤其是他的印章,业内有“新、精、奇、罕、趣”之赞评,更及印人、印学资料如书画、尺牍、文玩、图籍等,并加以整理研究。至于他所藏的“三笺”,即信笺、诗笺与中医方笺,尤其是古今1000多家诗笺和10000多张中医毛笔方笺,堪称天下绝品。

林先生的多才多艺不仅系禀性天赋使然,更重要的是他一生求索,不断进取,用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心态,去体验生命的美妙过程而结出的花朵和果实。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早在任教期间,林先生就因在中医药、茶文化等领域的独到研究而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访问讲学。退休后不久,林先生就被移居在美、加的女儿们接去同住,本可安度晚年,但他在异国他乡却仍然闲不住,忙得不亦乐乎,为在海外传播文化、促进中外友好,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1993年,林先生到美国探亲,白天在家除了早晚接送小孩上学外无事可做,这让他觉得很无聊。有一次他出门闲逛,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二胡声,就循声而去,在一间很不起眼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个自娱自乐的社区华人京剧社团,他热心地加入进去,并担任艺术指导,为他们排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年人活动中心,他义务为那里的老人们讲授中国茶、中医药、印章篆刻、饮食、汉字等,附近的特拉华州的老年人获悉后驱车3个多小时前来听讲。他还举办金石书画展览,在当地华人中招收10多名喜爱篆刻艺术的学生,成立美国金石社,应邀担任名誉社长。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他辅导学生创作了奥运图章,趣味盎然。他在加拿大多伦多时,参加多伦多国剧社演出,主演《探皇陵》的徐延昭一角,获得满堂喝彩。

他在海外看到华人华裔的第二、第三代往往不会汉语,深以为忧,就自己编写了《基本中文易读》,用每句四字的形式,概述中国山川地理、历史文明、古今人物、文化传统、典章制度、物产风情等,读来朗朗上口,容易阅读理解,深受欢迎。

第7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媒资本运营 迪士尼 途径 特征 启示

传媒资本运营主要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整合各方资源，扩张传媒资本的规模，优化传媒资源配置，实现有效经营，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增值。资本具有逐利性，当一国发展空间饱和或超出其资本市场的消化能力时，它必然要寻求更大的资本市场，以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更大的利润空间。①我国传媒资本与境外发达的传媒业相比，实力差距还很悬殊，必须改革传媒投融资体制，实行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加速实现资本和产业规模的扩张。②国内的传媒业需要从境外传媒资本运营的成功案例中探索经验，汲取其中有益的部分。迪士尼以家喻户晓的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明星人物及迪士尼主题公园驰名世界，以仅次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全球第二大媒体巨头著称，是传媒资本运营的典范。

迪士尼资本运营的条件

以生动的内容吸引受众眼球。高质量的内容是其系列衍生产品的母体，使得迪士尼拥有很好的金融界口碑和市场的号召力，成为资本运营的起始环节。迪士尼以高质量的影视制作产品为根本出发点，靠影片的票房收入加上发行、销售拷贝和录像带收回成本，获取经济效益。迪士尼平均每年生产50多部影片，为全世界的人们创造了多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画影片，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全球影视票房，2011年动漫《里约大冒险》造价6300万美元，在美国的总票房超过1亿美元；耗资4亿美元的《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在海外市场掀起“惊涛骇浪”，首映周末，影片在全球席卷3.省略，ABC.省略等。??还与搜狐合作建立起自己的中文网站。2009年，迪士尼先后与YouTube、雅虎、优酷等网站开展视频合作等业务，收购家庭网站kaboose、社交游戏开发商Playdom、以“企鹅俱乐部”为代表的多家儿童网站。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公司能把握时展脉络，以互联网为载体，将迪士尼的卡通形象及衍生产品通过网络传输出去，让消费者随心所欲地观赏，以增强产品的品牌形象，获得终端资本收益。

借鉴与启示

内容为王，努力实现跨媒体、跨地区的经营。影视内容的制作和表达要吸引受众的眼球，必须在搭建故事构架的基础上，生产出适合他们的内容。借助综合艺术功能，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原作的意蕴发挥到极致，并利用传播覆盖优势让受众从影视中间接地汲取生活的亮点、思想的感悟，引起公众共鸣，坚持“内容为王”，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从而提高 影视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积极介入有效的资本运营方式，注重文化创意和资本并购，打开主要突破口，构筑“影视内容+主题公园＋体验＋衍生产品”的产业版图。此外，要具有国际化意识，努力实现媒体规模和范围的扩张，实现跨行业、跨媒体、跨区域的集团运作模式，对媒体单位的做大做强具有促进作用。

明晰传媒资本运营效益性，实现经营业务的多元化。目前国内媒体的经营业务仍然是以广告为主，这种经营结构略显单一，没有延伸和扩展的可能性。如果脱离了广告市场，媒体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国内的传媒单位要实现对外经营的多元化，开辟出更多的经营领域，比如付费电视、移动电视或者是酒店、会堂、商店、传媒产品等，努力实现多元化发展，将传媒产品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结合起来，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培养复合型的资本运作人才，注重开拓创新。当前，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对于传媒产业的发展及实现体制内部创新至关重要，我国的传媒资本运营尚处较初级的发展阶段，专业人才紧缺。传媒企业需要顺应时事发展脉络，增强创新的机制和培养复合型传媒资本运作的人才，建立完整的激励机制和有利于资本运作的人才培养、引进体系，才能为传媒行业注入新的活力，资本运营才有充足高级的人力资源作为发展的动力系统。

注重品牌效应，整合资源营销。良好的品牌形象对于传媒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迪士尼通过电影、主题公园、衍生产品的销售、并购强势媒体的方式实现品牌价值链的发展，提升其产品的影响力。国内的传媒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要注重本身传媒产品品牌效应的塑造，要善于利用传媒企业内部或企业外的资源进行交叉营销，⑦互惠互利，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A860013）“传媒资本营运――提升西部软实力对策研究”]

注 释：

①黄进：《中外传媒资本运营比较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谢耕耘：新浪博客，

③千龙网：ent.省略/4543/2011/05/23/4182@7026492.htm

④殷俊、孟育耀：《提升动漫产业文化张力的策略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

⑤新浪教育：edu.省略/en/2011-04-07/175660458.shtml

⑥张燕：《浅析迪斯尼传媒集团的运营模式》，《中国电视》，2004（10）。

⑦所谓交叉营销，是指与服务同类顾客的本企业的其他部门或其他企业建立共同合作的方式，更好地吸引现有和潜在的顾客。一旦两个企业间建立起交叉营销的伙伴关系，即意味着能使各自的潜在客户群扩大1倍。

第8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林外史；英译；统计分析

一、引言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所作的长篇小说，共五十六回，是中国十大古典名著之一。该书对于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之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儒林外史》以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读者的目光，因此对于该书的英译无疑至关重要。

二、 《儒林外史》英译本简介

与《红楼梦》、《聊斋志异》不同，最早译介《儒林外史》的均是中国人。我国学者葛传、徐真平、王际真、张心沧等人都曾翻译过《儒林外史》的片段。葛传是第一位英译《儒林外史》的学者，他所译的第一回刊载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英文杂志》。第二位英译《儒林外史》的是徐诚斌，他节译的《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于1940年刊载于英文杂志《天下月刊》。1946年，王际真翻译了第二回和第三回，其译文收录在《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中。1973年，张心沧英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和第三十二回，译文收入其专著《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一书。最为大家熟知的译本则为1957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The Scholars，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

三、国内学术界研究现状

本文收集文章共76篇，其中期刊论文50篇，硕士论文26篇。为了有效分析《儒林外史》英译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先统计出历年所发表的文章数量、所占比例及主要研究视角。

从（表一）中不难发现，自2000年起几乎每年都有研究《儒林外史》英译的文章发表，主要研究视角则集中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习语的翻译、文化缺省的处理、英汉语篇对比等方面。下面笔者将从这些文章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对这些文章做出分析。

文化负载词是特定文化中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民族心理等因素在语言上的集中反映。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王莉（2004）通过对《儒林外史》译文的探讨，总结其规律性翻译途径：即采用语义翻译+解释，交际翻译，交际翻译+脚注，源语词汇的义素拆分以及意象的转换等方法来实现跨文化翻译的最佳目标。陈莉（2006）通过对《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进行统计分析之后，提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取向与译者的把握度、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度和译入语文化的宽容度等多项因素密切相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该避免归化和异化的任何一个极端。柳晓辉（2007），郑（2012）则均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出发，对《儒林外史》中文化负载词及其英译进行分析。

习语是文化负载词之一，语言和文化的精华。因为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要想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汉语的语言现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宏斌（2004）认为《儒林外史》英译本的译者在翻译其中的习语时尽量采取异化手段，辅以必要的归化翻译策略，保留和传达了源语的文化信息，从而让译入语读者获取异域文化知识、领略原著之美。刘思、华燕（2014）也认为杨宪益夫妇在处理俗语翻译时娴熟地利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本传神达意。张秀（2009）则以关联理论为基础，对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儒林外史》 英译本中这些习语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探讨汉语习语英译的翻译策略。刘荣荣（2012）则结合直译、意译、套译、直译加注等翻译策略对杨译本中的四字成语进行了剖析，提出“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要联系上下文语境，理解成语在具体语境下的涵义，方能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郑意长（2002）结合英译本《儒林外史》，将“文化缺省”细分为三种类型：待补偿型文化缺省，可植入型文化缺省，以及可隐去型文化缺省。马孟春（2008）以杨宪益夫妇处理《儒林外史》中文化缺省的翻译方法和途径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依据文化翻译观，灵活运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可以成功处理文化缺省现象。” 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会导致文化缺省现象。因此，有必要填补这种文化空缺。金文韬（2009）以《儒林外史》为例，运用翻译补偿理论评述了英译本中使用的文化缺省和补偿策略。研究表明，翻译文化负载词要达到形式、功能以及文化上的等同，需要译者熟悉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根据不同类型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再现原语的文化内涵。

也有一些学者从翻译理论和策略出发对《儒林外史》的英译进行了研究。李希（2008）将目的论与文学翻译相结合，对目的论在《儒林外史》英译本中的应用进行描述性的分析，以此证明目的论对文学翻译同样具有解释力。此外，项西国，欧阳俊林（2008）认为尽管很多学者对关联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实际上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张秀（2009）也以关联理论为视角，对杨译本《儒林外史》中的习语翻译进行了分析。功能对等理论也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陈倩（2012）以《儒林外史》杨宪益译本为实例，以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为理论依据，探讨“春秋笔法”的翻译策略。李亦凡，肖英荃（2013）也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杨译本中叙事方言的翻译策略。

除了上述研究，从（表一）中可以发现，英汉语语篇对比也是主要研究视角之一。著名学者徐（2002）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指导，从文化语境角度对《儒林外史》英译文进行功能语篇分析，重点讨论文化语境中的语篇体裁问题。李纯玮（2013）则从语言功能方面对《儒林外史》及其英译本进行了赏析，具体从其语境、结构、对比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功能语篇在《儒林外史》的英译本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李冰（2010）基于韩礼德的衔接理论，以《儒林外史》及其英译本为例，对比英汉语中替代的异同。

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其他方面对《儒林外史》的英译进行了研究。陈菁（2008）通过分析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儒林外史》中的译句，指出译句对中国传统小吃的翻译过于单一。黄杰辉（2013）则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杨氏夫妇在译介这些饮食文化信息时，始终站在文化传播的高度，将作品中饮食文化、茶文化和酒文化忠实准确地传递给了目标语读者。郭晓辉（2010）则依据《儒林外史》汉英版本对照，详细探讨文本中的官职英译。黄莉萍（2011）结合《儒林外史》英译本，比较与分析其中各种人物服饰的汉英翻译，探讨服饰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四、 《儒林外史》英译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林外史》近20年来的英译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英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远不及《红楼梦》的英译研究，研究者人数不多，研究缺乏连续性。而《儒林外史》作为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国际汉学界的影响颇大，它所具有的文化传播价值必然需要有一批持续、稳定且专注的研究者。

此外，研究《儒林外史》英译所运用的理论除了上述提到的目的论，关联理论，系统功能理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等，还应该尝试从其他不同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如接受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具体研究对象除了上述提到的小吃，官职，服饰，酒文化等，还应该探索出新的研究对象，以期更好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因素。

翻译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典籍翻译则架起一座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李绍年（1993）指出，建立《红楼梦》翻译学已刻不容缓。同样，陈莉（2009）提出要“加快步伐努力建立起 《儒林外史》翻译史、《儒林外史》与文化、翻译内容 、翻译理论 、翻译技巧与方法 、翻译理论与实践等专门研究有关《儒林外史》的翻译学”。林戊荪（2011）在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会议上则提出，典籍翻译要以透彻研究原文本为前提、参考筛选已有的译本为辅助，必须抓住英语世界的读者，“中西合璧”是保证译本质量的最佳模式，他建议对现有典籍英译本进行普查、建立数据库，促进各种形式的合作出版和版权交易，扩大典籍的海外传播。如此看来，《儒林外史》的英译研究总体上处于发展阶段，但仍有许多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有待探索，这就需要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与合作，不断开展《儒林外史》英译研究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吴敬梓.The Scholars[M].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2]王燕.《儒林外史》何以在英语世界姗姗迟来[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3]刘荣荣.浅议杨译《儒林外史》中四字成语的翻译[J].语言与文学，2012.

[4]王莉.从《儒林外史》的翻译谈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J].皖西学院学报，2004.

[5]陈莉.论《儒林处史》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D].长沙：中南大学，2006.

[6]郑意长.《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文化缺省”的的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2.

[7]马孟春.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及其对策――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有关科举制度词汇的翻译[D].扬州：扬州大学，2008.

[8]徐.《儒林外史》英汉语篇对比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尝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9]陈莉.近年《儒林外史》英译研究回眸[J] ].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 ），2009.

第9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李院长，您好！我们知道，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在您担任院长后的一次重要改革，那么学院更名后与之前在发展的目标及教育模式上有怎样的变化？

李院长：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采访。2015年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20周年。我们学院是重庆市第一所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建设的新闻学院，筹建于1994年，199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在我国法科大学里第一个开设新闻学专业，是全国第一家以法制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色新闻学，在重庆市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开创性意义。我院在办学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主新辅法”的培养模式，形成新闻学和法学相结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并整合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哲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资源。提出以培养具有“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的高素质法制新闻应用人才为目标，并逐渐形成“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三者并重的办学特色。

学院2010年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我们保持发展法制新闻特色办学15年之后的一次理性拓展。经过全院师生的努力，2010年12月，我院成为重庆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0年，新闻学专业被确立为教育部财政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11年，新闻传播学学科成为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2013年12月，新闻学专业入选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先后建成了新闻演播实验室、新闻编辑实验室、新闻节目制作实验室、数字媒体制作实验室、5.1数字环绕声实验室，拥有重庆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实力最强大的实验教学平台。

与此同时，学院成立了“法治新闻研究中心”、“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广电与新媒体研究院”，这三驾马车成为学院科研的创新高地，每年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并反哺到教育教学之中，同时也为地方政治文化发展服务。坚持“法治新闻”与“国际视野”的研究特色，形成了明确的研究方向：新闻与法治、国际新闻、影视与新媒体、政治传播。经过20年发展，新闻传播学科已成为重庆领先、西部一流、全国有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科。2013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院新闻传播学科位列全国第二十三位、西部第三位、重庆第一位。

记者：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特色是以全球新闻视角打造国内一流新闻学科，请您谈谈，贵院具体是如何去做的？贵院在全球化新闻教学方面，对未来还有什么思路和愿景？

李院长：我院在学科建设方面一直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实行国际化办学，主要是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第一，每年举行1～2次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成果已引起国内外的重视，部分成果已写入政府文件。2010年1月12日，我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尼泊尔驻华大使以及中外新闻学院院长、教授等百余人参加了大会;2010年12月29日，主办了“喜马拉雅论坛暨喜马拉雅研究所成立仪式”，尼泊尔副总理亲临会场;2010年7月举办了西部新闻教育师资培训班，邀请了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4位专家进行授课，西部多所高校教师参加了培训;2011年7月18日～19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清华大学联合举办“新闻采访写作课”师资培训班，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新闻学院的50名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2012年12月1日，与联合国文明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了2012亚洲媒介素养教育大会，来自日本法政大学、东京学芸大学、尼泊尔特里布汶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等高校院所的50多位学者、嘉宾出席会议，包括我院在内的国内外13所大学和院所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协同教席资质。

第二，鼓励学院教师赴国外访学。2011年以来，学院相继有十余位教师前往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美国布朗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美国俄勒冈大学、美国蒙大拿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进修或访学。

第三，鼓励学院教师“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近3年来，我院教师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韩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土耳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参加学术活动25人次，参会人员均在会议上发表报告，极大地传播了学科的影响力。

第四，将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请进来”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近年来，邀请了国际新闻泰斗Seymour Topping教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校长吉姆・派伯教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Julian Knowle教授、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Naren Chitty教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Joseph Weber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传播学院Jock Lauterer教授、日内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Paolo Urio教授、日本东京东芸大学和田正人教授、巴基斯坦大使马苏德・汗先生、国际记者中心主席Joyce Barnathan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李喜根教授等一批国家知名学者和专家来学院举办学术讲座，召开学术沙龙，扩展了学科视野。

第五，学院更名后，不断吸引海外学者和海归博士加盟。近三年，每年都有2～3位海归博士加入学院的教学科研团队。与此同时，我们也请国外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到校作短期的教学示范。

第六，学生与世界联系加强。每一年选派学生参加“大篷车课堂”，到斯里兰卡、图瓦、巴基斯坦实地采访。每年夏天，参加奥地利萨尔斯堡全球学生论坛等。

记者：随着互联网及移动媒体的发展、媒体的不断融合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贵学院在教学上，包括对教师的要求以及对学生的培养等，是如何适应当前的新媒体环境的？

李院长：20年来，我院坚守“主新辅法”的教学特色，并融入全球化视角，探索一条契合当今新闻传播教育变革发展理念、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教学改革新思路，确立了“坚守本体、融合开放”的新闻传播教学理念：坚持以与法学学科优势相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根本，充分实现不同专业和学科、课内与课外、中心与媒体、学院与海外名校及机构之间的融合与交流，通过全面、立体、包容和开放的教学体系建设，培养具有“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的高素质法制新闻宣传人才和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要求教授实务的教师要到实务部门挂职培训一年，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三年;要求教师要有海外学习背景或海外访学背景，这项工作已开展了五年。

为了适应新媒体对人才的要求，学院近几年在人才引进上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新闻传播类的博士毕业生，同时也引进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博士，形成科研团队，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

在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中，提出向课堂要质量，组织了七个教学团队，在教授、副教授的带领下，对课程进行了大胆的设置，对教学方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融入更多实务教学的内容，一些课程采用双师教学，本院和实务界教师共同授课。

记者：目前国内一些新闻院系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顽疾，谈谈您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李院长：在我国，一些院校的确存在理论和实践脱节现象。我院在教学方式上，尽力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主要有六大方面：第一，与《重庆商报》联合培养新闻传播本科创新实务人才。2015年3月26日，与《重庆商报》联合推出的培养新闻传播本科创新实务人才――“蓝鲸计划”启动。根据“蓝鲸计划”培养方案，学院选拔本科生进报社实习，双方通过互聘方式实现校企双方深度合作;第二，与CCTV社会与法频道合作创建研究基地。CCTV社会与法频道研究基地创建后，深度访谈栏目《崛起》《热点面对面》等均在我们新闻演播实验室完成节目制作，学生参与节目制作的全过程;第三，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创建节目评估西部研究基地。2013年5月18日，学院承办了“移动互联与媒介创新高峰论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西部节目评估研究基地正式挂牌;第四，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签署了《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共建“西政――零点媒介传播基地”;第五，创建了29个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已覆盖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初步形成立足重庆、辐射西南、北上南下东进的格局，满足了学生实习的需要;第六，与国外名校合作办学。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美国俄勒冈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国图尔大学、法国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等国外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多种合作关系。

我院不断尝试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改革。第一，设立“大篷车课堂”。大篷车课堂的基本理念是“走在路上的新闻”，边走边思考边采访边成稿，即“不断思考+不断实践”。“大篷车课堂”由学院教授带领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国外进行实地采访和实习，目前我们已到访的地点包括巴基斯坦、图瓦、斯里兰卡、蒙古人民共和国、萨尔斯堡;第二，创建社区媒体平台。我们创办了重庆首张面向社会的《回兴社区报》，每期30名学生全程参与，每期2000份，还形成了依托一份报纸、一个网站、一个微博和一个公共微信，构造了一个立体的《回兴社区报》媒体平台;第三，设立新生研讨课。为新生开设新生研讨课这种模式20年前始于哈佛大学，它是国内高校前沿的教学方法，这种模式2011年被引入新闻课堂，成为我院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新生研讨课以讲座形式为新生开设10堂新生研讨课，全部由国内知名学者、实务界精英和本学院教授担任主讲教师;第四，坚持情景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在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教学中广泛运用，如定期举行模拟新闻会、模拟公务员面试、模拟现场采访等;第五，鼓励学生创办院报、院刊、院栏目。《新报》是我们学生创办的院报，《西政观察》是院刊，《西政故事》是品牌视频栏目。特别是《西政观察》凭借其独到理性的视角、针砭时弊的文风，在广大同学中拥有很大影响力，连续多年荣获“重庆市校园刊物研讨会报纸类”一等奖;第六，每年举行“新闻传播杯”专业技能大赛，内容包括文章缩写、改写、新闻标题、新闻导语、电脑排版、数字摄影、网页制作、文字录入、电视节目制作等，夯实专业基础;第七，每年举办记者节活动月。每年11月份是我们学院学生记者节活动月，一般分为 MTV大赛、PS大赛、法制新闻摄影大赛及以法治为题材的短剧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