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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米之乡，并不是指某一个省，而是指中国长江三峡以东的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
中国长江三峡以东的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北接淮阳山，南接江南丘陵。地势不低平，地面高度大部在50米以下。中游平原包括湖北江汉平原、湖南洞庭湖平原(合称两湖平原)和江西鄱阳湖平原。下游平原包括安徽长江沿岸平原和巢湖平原以及江苏、浙江、上海间的长江三角洲，其中长江三角洲地面高度已在10米以下。平原上河汊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著名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高邮湖、巢湖、洪泽湖等大淡水湖都分布在这一狭长地带。向有“水乡泽国”之称，盛产鱼、虾、蟹、菱、莲、苇。气候温和，无霜期240~280天，江南可种植双季稻，粮、棉、水产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素称“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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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洞庭湖 变迁 历史过程
关于洞庭湖的历史变迁过程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严重的分歧，远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代表性的意见有二，一是张修桂先生的观点，一是卞鸿翔先生的观点。张修桂先生认为，从全新世初到公元3世纪，今洞庭湖地区属于河网交错的平原；4世纪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处于沉降扩展之中；19世纪中叶以来，洞庭湖则处于不断的淤塞萎缩之中①。张修桂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大部分人的认同。而卞鸿翔经过研究，对洞庭湖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全新世初期，洞庭湖区属于平原水网景观；全新世中期，洞庭湖重新扩大；先秦两汉时期(距今约4000年至公元3世纪)，洞庭湖已形成江湖连通的浩淼大湖；魏晋南朝时期(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洞庭湖开始受到分割与缩小；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至13世纪)，洞庭湖水面积进一步缩小；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洞庭湖水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日益淤浅；清代初、中期(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洞庭湖处于一个由大到小的逐渐萎缩阶段；晚清、民国时期(19世纪中叶至1949年)，洞庭湖有过多次缩小与短暂扩大；1949年以来，洞庭湖面进一步缩小②。卞鸿翔的观点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笔者以为，张、卞二人对洞庭湖的开始阶段(全新世初)和最近阶段(19世纪中叶以来)的看法基本上接近，分歧主要产生在全新世中期至19世纪中叶的5000—6000年中。因此，笔者这里只就张、卞二人的分歧时段在二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分析有关文献资料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使洞庭湖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能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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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按：下引张修桂观点皆出此文。不另注。
②卞鸿翔等：《洞庭湖的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43—93页。按：下引卞鸿翔观点皆出此书，除少数必须注明处，不另注。
一 先秦两汉时期(距今6000年—公元2世纪)：河网沼泽平原阶段
建国以来，洞庭湖区范围内各县，尤其是位于湖区中心的沅江、南县、安乡等市、县的漉湖、钱粮湖、大通湖一带，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①。例如，沅江市漉湖西面的南金山遗址位于一片地势稍高的湖洲上，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距地表2米，厚0．3米左右；而大通湖农场的各个分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多在地表以下5—7米。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喜欢选择在河流旁边的二级阶地上居住，这样既利于生产、生活用水，又可以避免遭受洪水的袭击，还能够方便交通往来。因此，单从今洞庭湖区中心地带分布有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一点，我们就大体可以知道当时的洞庭湖地区应当不存在一个浩淼的巨大水体。因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尚不知道建造堤防设施防洪，如果当时真存在一个多条大河交汇形成的浩淼的巨大水体，那么，靠近这个巨大水体的边缘居住将是很不安全的，而选择其中心地带居住，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关于可能的平原景观文献材料：
《庄子·天运》：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庄子·至乐》：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
“野”(古文本作“埜”)在先秦时代，既可指郊外②，也可指偏鄙之区③。因此，庄子(约前369年一前280年)所谓“洞庭之野”者，有可能是指今洞庭湖一带的平野景象，也有可能是指当时位置偏远的洞庭地区。
关于湘资沅澧诸水交汇分流入江的文献材料：
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鄂君启节》铭文：
自鄂往：逾沽(湖)，……上江，内(入)湘，……内(入)资、沅、澧、(油)[澹]。④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湘水……北至(酃)[下隽]⑤入江；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澧水……东至下隽入沅。⑥
东汉桑钦(?)《水经》：
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⑦
上引文中，“鄂”指今湖北鄂城，“下隽”县治在今湖北通城县西，“益阳”县治在今湖南益阳市东80里⑧。可见，三种文献关于湘、资、沅、澧四水下游河道走向情况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与湖沼相关的文献资料：
《山海经·中山经》(战国作品)：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
《楚辞·九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山海经·海内东经》(汉初作品)：沅水……入下隽西，合洞庭中；湘水……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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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邓企华、肖皓夫编著《沅江风情画》(广州出版社，2000年)及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有关资料。
②按：《说文》：“野，郊外也。从里，予声。茔，古文野，从里省，从林。”
③按；《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何休注：“野，鄙也。”
④转引自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见氏著《长水集》(下)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按：谭文从罗长铭先生释“ ”作“油”当误，应依商承祚先生作“澹”(参见《长水集》(下)第201页引)，即后引《水经·澧水注》中的“澹水”，该水上中游段为今澧阳平原北侧的涔水、澹水，下游段已为今松滋河袭夺。因为，一则油水是长江支流，无须“入湘”后再入之；二则油水不像澹水一样因沟通新石器时代以来经济文化发达的澧阳平原而具有较高的航运价值。
⑤据下文引《水经》改。按：汉酃县在今湖南衡阳市南，不在湘江下游。此“酃”当为“下隽”之误，当因古时直书“下隽”与“酃”字形状相近所致。
⑥分别见《汉书·地理志》零陵郡、武陵郡、长沙国条。
⑦分别见《水经》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篇。
⑧《太平寰宇记》卷114“益阳县”。
《水经》：
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
综合上引文献来看，早期洞庭湖大体有一个从“渊”到“泽”再到“湖”的发展过程。在上古文献中，“渊”、“泽”、“湖”三者在表现水体概念时，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说文》：“渊，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也就是说，“渊”是河流中的回水处，后引申为河流中深潭。《释名·释地》：“下而有水曰泽”；《风俗通·山泽》：“水草交厝，名之为泽。”这是说“泽”为地势低平而水草丰茂的地区。《说文》：“湖，大陂也”；《风俗通·山泽》：“湖者，都也，言流渎四面所隈都也。”就是说“湖”为四周被陆地包围着的巨大水体，与今之湖泊概念略同。因此，笔者以为，其一，战国时期，在湘水下游，存在二个较庞大的河流回水区，即所谓“潇湘之渊”和“江渊”。在河流交汇处形成较宽广的回水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水文现象。“潇湘之渊”、“江渊”还不能完全解释为湖泊，尽管后来它发展成为了青草湖和洞庭湖。其二，秦汉时期，今洞庭湖地区存在面积较大的沼泽区，即所谓“东南西泽”。“东南西泽”，是指洞庭地区当时形成的东、南、西三泽。前引卞鸿翔书标点为“东南‘西泽”’，是不正确的，上古文献中没有这样的称呼习惯。东、南、西三泽大约分别为后来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的前身。其三，到汉代，今岳阳西面的东洞庭湖一带，在“东泽”的基础上毫无疑问已形成为文献中的“洞庭(湖)”。
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上述文献中的湘、沅、澧“入江”和“入湘”后再入资、沅、澧、澹的矛盾问题?笔者以为，由于其时“洞庭(湖)”有“江渊”之称，所以，前引文献中有湘、沅、澧皆“入江”之说；又由于其时人们可能最熟悉湘江，所以“洞庭(湖)”中的“洞庭之山”、“巴丘山”很早以来就有“湘山”①之名，甚至洞庭(湖)也被作为湘江的一段，于是，由长江进入洞庭自然就可称之为“入湘”了。应该指出的是，今洞庭湖地区此间虽然已经开始有湖泊景观出现，但显然还没有形成大型而统一的湖泊水体，总体上是属于河网沼泽平原景观。(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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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五帝本纪》：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汉书》卷28下《地理志》“益阳”条：“湘山在北”。
顺便说，卞鸿翔根据有关战国的文献中有“洞庭五渚江南”一说①，而认为“五渚江”即先秦两汉时期荆江分洪入洞庭的虎渡河，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则先秦时期单独一条河流没有“××江”这样的说法；二则更重要的是，此所谓“五渚”者是地域名，而不是河流名。这从《战国策》的最早作注者东汉高诱“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之注，以及现存战国官印中有“五渚正鉨”一印②就可得到坚强而明确的证明。“洞庭五渚江南”是指的“洞庭”、“五渚”、“江南”三个区域，大约分别为今洞庭湖地区在内的湖南省北部区域、湖北省武汉东南地区③和汉江以南的江汉平原地区。“洞庭”、“五渚”、“江南”连在一起大体是指当时楚国的整个汉水、长江以南区域。
二 魏晋南朝隋唐时期(3世纪—9世纪初)：湖泊迅速扩展阶段
关于魏晋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情况，由于有郦道元《水经注》一书的存在，我们今天能够有较多的了解。
首先，看看《水经注》中关于四水下游的有关记载：
《水经·湘水注》：
湘水自汨罗口，西北径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亦或谓之为青草山也。……湘水又东北，为青草湖口。……湘水左会清水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水经·资水注》：
(东与沅水合于湖中)：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处，谓之益阳江口。
《水经·沅水注》：
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氾洲，洲长二十里，吴丹杨太守李衡植柑其上。……沅水又东径龙阳县北，城侧沅水。……沅水下注洞庭湖，方会于江。
《水经·澧水注》：
澧水又东径南安县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径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盖其枝渎耳。……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澧江口也。
《水经·江水注》：
(江水)又东，又合油口，又东径公安县北。……县有油水，水东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东通澧水及诸陂湖。……大江右得龙穴水口，江浦右迤也。……大江右径石首山北，……江之右岸则清水口，……北对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
《水经·江水注》：
凡此诸水(指澧水、沅水、资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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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国策》卷3《秦一》：张仪说秦王，“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史记·苏秦传》：苏代约燕王曰：“……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这两段话较利于我们研究“五渚”的位置。
②见罗福颐编《古玺汇编》第60页0343号，文物出版社，1981年。按：“渚”字古印文字形作“ ”，编者未能识出。
③按：“五渚”一名，《水经·湘水注》以为乃因湘、资、沅、澧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郦注之说，实属附会。如依此说，则“洞庭”被包括在“五渚”之中，这明显与“洞庭”、“五渚”、“江南”三者的并列关系不合。其实，“五渚”就是《楚辞》中的“鄂渚”，因为，上古“五”、“鄂”二字，韵部分别为相邻的鱼部、铎部，声部皆为疑母，可以假借。“鄂渚”，准确地说，指今湖北武汉东南的古长江江段。先秦时期，这一江段两岸低平，容易泛滥成湖。定“五渚”在此，与注12所引《史记·苏秦传》正合。
上引文中，“汨罗口”在今汨罗江口之南，“磊石山”在今湖南汨罗市西屈原农场一带，青草山无疑指今湖南湘阴县北青漂乡严家山(海拔51米)，“微湖”当在今汨罗江口、新墙河口之间；“龙阳县”治即今湖南汉寿县城；今之涔水、澹水即古“澹水”西段，“南安县”即隋唐华容县前身，治所约在今湖南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作唐县”治约当今湖南澧县西新安镇左近；“赤沙湖”大约即今大通湖及其附近地区；“公安县”治即今湖北公安县城西南20千米的旧公安(今名南平镇)，“石首山”即指今湖北石首市城区附近的南岳山，而“油水”、“景水”、“沦水”、“龙穴水”四水依次在今公安县城左近至石首市城区之间沟通长江。此“油水”与先秦时期的“油水”相比，下游河道因受江水壅堵影响，可能开始有支汊南流．“景水”、“沦水”南走今荆江分洪区、虎渡河一段后，东注赤沙湖；“龙穴水”在战国时期就可能已经存在①，也就是后来的宋穴水，大体相当于今藕池河中支河道。“生江水”本是长江南岸的一条小支流，应有今华容河之一段。生江水与澧浦虽相距甚近但原不相连，由于晋太康元年(280年)杜预“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陵)、桂(林)之漕”的开凿之功②，才使二水沟通起来。
由此可见，魏晋南朝时期今洞庭湖区的情况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是在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地区形成了不少湖泊。最大的为“广圆五百余里”的洞庭湖。按南朝时“五百余里”，约当今220千米以上③。因为这里的洞庭湖应包括青草湖的面积在内(参下文)，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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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楚辞·哀郢》记郢都(今湖北荆州市)入东迁时有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此或可作江湖沟通的最早记载。
②《晋书·杜预传》，并参《读史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岳州府华容县“澧水”条。
③按：此据南朝刘宋现存骨尺长度(1尺=0．247米)计算。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从上引《水经注》所载洞庭湖地区当时的水道走向情况分析，洞庭湖连青草湖为长形的可能性较大，若设长80千米，宽30千米，则面积当在2400平方千米左右。据盛弘之说，当时的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①。郦道元并没有来过南方，上引《水经·湘水注》所谓“(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显然是对盛弘之关于青草湖的记载以及他人关于洞庭湖的记载的综合改写。青草湖既称“周回数百里”，至少应不会小于二百里，至多又当不会超过五百里，估计在三百里左右较为可信。因此，若以三百里估计，依前例则青草湖的面积当在1000平方千米左右．赤沙湖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没有记载，估计其面积已有不小。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应该分别就是在汉初的东、南、西三泽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他像“微湖”等相对较小的湖还有一些。把当时洞庭湖区的湖泊水体面积加起来，估计约在3000平方千米左右。其二是荆江开始有多口与四水中的澧水沟通。上荆江段有景水、沦水、龙穴水经赤沙湖南流进入澧水，下荆江段亦有生江水经生江湖、赤沙湖南流进入澧水。上荆江段江流经景口、沦口、龙进赤沙湖转入澧水河道的出现时间不得而知，但应在280年杜预开凿运河之后，因为，如果当时江、澧之间已有通道，杜预大可不必兴开凿之功了。景口、沦口大于今湖北公安县斗湖堤镇、杨家厂镇一带，龙即后来宋穴、藕池口的前身。下荆江段的生江口也可以分流一部分江流入澧水。不过，由于今华容、石首二县之间地势略高，当时江水由该口南入澧水的流量可能还很有限。生江口即清近以来湖北石首县(市)调弦口的前身。
进入唐代，尽管洞庭湖区地面仍处于沉降状态，但是由于洞庭湖地区的泥沙沉积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洞庭湖、青草湖的面积较南朝时的“广圆五百余里”变化不大，可能只是略有增加。到8世纪的唐中期时，据《元和郡县图志》说，洞庭湖为“周回二百六十里”②，而青草湖也不过“周回二百六十五里”③．按唐1尺约等于今0．31米，则洞庭湖的“周回二百六十里”约为121千米，青草湖的“周回二百六十五里”约为123千米：二湖相加周回达244千米。至于赤沙湖，唐时又称“赤亭湖”，其周回里数文献中仍然没有记载，故无从估算其面积，不过，从其仍在“(华容)县南八十里”④来看，唐中期时其面积较南朝时似乎没有明显地增加：这应当是因该湖接纳含沙量较高的江水(所谓“沙口”)而
为泥沙淤浅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如果把洞庭湖、青草湖以及赤沙湖等边缘小湖的面积加在一起，唐中期今洞庭湖的水体面积估计在3500平方千米左右。(参见图2)
三 唐后期至清前期(9世纪中—17世纪末)：湖泊的全盛阶段
大约从唐末五代开始，今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似乎在加快。沉降速度加快的具体表现是当时长江水可以从岳阳江口向南倒灌进洞庭湖，甚至于远达青草湖．这方面的材料可以举出不少。五代人孙光宪(?—968年)《北梦琐言》：
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⑤
北宋人马子严《岳阳甲志》：
荆江六七月间，其水暴涨，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南至青草，旬日乃复，亦谓之西水。
北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约成书于崇宁四年(1105年)左右]：
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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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见《初学记》卷7引、《太平御览》卷66引。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按：由于江湖水害的影响，历史时期华容县治数有迁徙。隋华容县即吴南安县(或作安南，治今华容县城，见《岳阳风土记》)，约于唐神龙二年(705年)迁于岳州西160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7，《太平寰宇记》卷113作166里)。其地当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因水害而复迁今治(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附陈仕元论)，东距岳州125里(《元丰九域志》卷6)。故705年—1054年间(唐中期至宋前期)华容县治当在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张修桂、卞鸿翔等以今华容县治当唐宋华容县治，有误。
⑤《方舆胜览》卷29“岳州”引。
约从11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江水变得相当浑浊，含沙量明显加大①，于是由荆江带入洞庭湖的泥沙急剧增加，又造成洞庭湖湖底不断淤浅，湖水水深逐渐变小。这种情况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反映：
北宋人张舜民(?—1100年)《郴行录》：
(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
《岳阳风土记》：
君山在洞庭湖中。……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舆以行。
(洞庭湖)冬春水落，往往浅涩，江道回曲，或远或近，虽无风涛之患而常靠搁。
湖上渔人有善没者云：洞庭湘湖，夏秋水涨不过数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
南宋人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28，孙迪《百氏昭忠录》卷12：
洞庭湖水旧不及丈，(杨)么置堰闸，十余年间，所以弥漫。
由于湖区陆地沉降、湖水水深变浅，汛期湖水水面较前大为扩展。
证据之一是，洞庭、青草、赤沙、生江、赤鼻(一作赤陂)等湖终于有可能连成为一个周回“七八百里”的浩瀚水体了。
《资治通鉴》卷164大宝二年胡注引《巴陵志》：
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
《太平寰宇记》卷113“岳阳县”：
生江湖与青草湖相连，大小与太湖相似。②
《太平寰宇记》卷u3“桥江县”：
赤鼻湖，半入朗州龙阳县界。湖中有赤鼻山(今赤山岛)，因以为名。
《郴行录》：
(洞庭湖)余时(指4—9月)弥漫，云涯相浃，日月出没皆在其中。
《舆地纪胜》卷69“岳州”引南宋人范子长《皇朝郡县志》：
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
洞庭湖“七八百里”的说法大约是从晚唐时开始的，如最早在唐末五代人僧可朋《赋洞庭》诗③中即见。“七八百里”固然是一个约略之数，但应非空穴来风。所以，笔者以为取其中数七百五十里来进行湖泊面积计算是有依据的。按宋时1尺约等于0．3l米，七百五十里约当今350千米左右，而从当时洞庭湖“西吞赤沙，南连青草”的情形看，如果截弯取直，其形状大体接近卧钻石状的五边形；为计算的方便，可设洞庭湖的五边长各为85千米、85千米、35千米、35千米、95千米，则其面积在6000平方千米左右(参见图3)。
证据之二是，宋初华容县城南距赤沙湖的距离较唐中叶时缩短了近二十里。前引《元和郡县图志》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八十里”，而到宋初则已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六十里”④。
元至大元年(1308年)，由于荆江南岸重开石首杨林、宋穴、调弦等三⑤，浑浊江流大量灌入洞庭湖内。进入明代以后，虽然杨林、宋穴二口淤塞，但调弦口一直存在，而且从枝江到石首的上荆江段还时常决口，使得灌入洞庭湖的浑浊江流较前并没有怎么减少，加之四水含沙量较前明显增加，这样，洞庭湖的淤浅速度并没有减慢，湖区淤出的陆地越来越多，围垸造田也就成为可能。洞庭湖区开始围垸造田的时间早至12世纪初的北宋⑥，但大规模的围垸造田行为出现于明代⑦。围垸造田的大规模开展，使湖泊汛期的洪水容蓄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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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下文提到江水含沙量的变化问题，皆参拙文，不另注。
②按：今太湖面积2425平方千米。宋初太湖面积较今为大，可能在2500—3000平方千米之间。
③《全唐诗》卷849。诗有云：“周极八百里，凝眉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按：可朋的描画与前引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说法不矛盾，应可信。
④《太平寰宇记》卷113“华容县”。
⑤(元)林元：《重开古穴记》，收入(同治)《石首县志》卷7《艺文志》。
⑥按：据(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时人陈仕元明确说：“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1111—1118年)以来”；又(明)养晦斋主人《钟相杨么佚事》云，钟相、杨么起事(1130—1135年)的背景即是当时(12世纪初)官豪地主在湖区“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围田，广袤百里”。因此，石泉、张国雄等认为两湖平原的垸田兴起于南宋晚期(13世纪30年代)，失之于过晚。其说见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1期，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87—134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按：这从现存明清湖区府、县地方志中所载绝大多数堤垸的兴筑时间为明代，即可得到证明。
自然洪水位抬升，因此，明中晚期，洞庭湖区水灾几乎无年无之，可以说湖区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湖泊淤浅围垸造田水位抬升垮垸还湖湖泊淤浅。这可以以沅江县作为例证。明初，沅江县本有11都，而到明中期嘉靖、隆庆年间，则只有5里了①。迄明末，沅江以及益阳、湘阴的湖滨地带，已是“堤圩不修，民皆转徙，弃为狐狸之场”②，一派荒凉景象。洞庭湖北岸的华容又是一个例子。华容县在明朝初年有76里，永乐年间并为35里，宣德年间并为25里，正统并为22里，景泰年间并为19里，成化年间增为20坊里，到万历年间又并为15里③。其他滨湖县的田土大致也有一个类似的盈缩过程④。
明中期，洞庭湖区的围垸造田活动虽然很盛，但洞庭湖的汛期水面较宋代并未因此缩小多少，相反，某些时候似还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有文献资料为证：
(嘉靖)《常德府志》卷2《地理志》：
每岁夏秋之交，(洞庭)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沅江、龙阳则西南之一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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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沅江县志》卷3《沿革》引旧志。按：“里”是明代乡村的基层行政单位，一般辖110户；“都”是“里”的上一级行政单位。明代沅江乡村政权大约是实行乡都里三级制。
②(清)孙良贵：《九江新收茈水说》，收入(嘉庆)《沅江县志》卷29《艺文志》。
③(万历)《华容县志》卷1《舆封》。
④按：关于此，可参见上揭卞鸿翔著作中的有关论述。
(隆庆)《岳州府志》卷7《职方考》：
(洞庭湖)南连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洞庭湖”条(所记为嘉靖、隆庆时情况)：
今道出湖湘间者，必问津于洞庭。……渡湖而南，则由长沙而之岭海，湖阔二百里；渡湖而西，则由常德而道滇黔，湖阔二百五十里；渡湖而西北，则入澧州，而取径于荆州、常德之间，湖阔亦二百里。
按明1尺(量地尺)等于0．3265米，“二百里”约为98千米，“二百五十里”约为122千米，以不规则长方形计算(设长122千米，宽98千米、22千米)，则可得面积为7300平方千米。这与从嘉靖年间罗洪先《广舆图》上所量算的洞庭湖面积“7000平方公里以上”①是很接近的。因此，明中期洞庭湖“方八九百里”的说法是可信的。洞庭湖汛期水面最宽阔的时期可能就在16世纪的明中期。明末清初，洞庭湖面积虽有明显萎缩，但据估计仍有6000平方千米左右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元至明前期(14、15世纪)江水含沙量较小，洞庭湖区的地面沉降速度略快于泥沙在湖底的淤积速度。明中期嘉、隆以后，随着江水含沙量的再次加大，洞庭湖底泥沙的淤积速度可能快于地面的沉降速度，于是，洞庭湖的水深较前变浅，面积较前略小。明后期人王士性就说：“洞庭水浅，止是面阔。”③明末清初时，江水又变得清澈，含沙量的降低使得洞庭湖水浅面阔的局面大约保持到17世纪末。
四 清中期以来(18世纪初至今)：湖泊的明显萎缩阶段
大约从17世纪晚期起，江水的含沙量越来越高，洞庭湖的淤浅速度逐渐加快．道光十二年举人巴陵吴敏树说：“往闻故老言湖身淤浅，如艑山取鱼处，渔人言，较往时深减丈许，他处可知。”④而随着清前中期人口的急剧增加，淤浅的肥沃湖土不可避免成为围垦对象。乾隆时，严有禧说：“数年以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⑤郭嵩焘所记父老之言也说，“乾嘉盛时，濒湖开垦无虚土”⑥。道光年间，魏源说：“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⑦由于淤浅、围垦，到道光年间，洞庭湖的面积、容积大为缩小。魏源又说洞庭湖“向日受水之区”，因围垦“使去其七八矣”。道光中，俞昌烈说：“今之洞庭，非三十年前之洞庭也，是以容纳无地，故近年江水之为患也甚矣。”⑧道光末，湖北监利人王柏心说“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阔不及向者之半”⑨。这些说法中，有的虽不免夸大，但清康熙以降，洞庭湖总的趋势是因淤浅、围垦而致容积、面积明显变小，则为不争的事实。18世纪初的康熙末年，《大清一统舆图》上的洞庭湖，其天然水面积只有约4300平方千米了⑩，而到19世纪中的道光年间，洞庭湖的天然水面积应该更小。
由于洞庭湖容积、面积的萎缩，导致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小，堤垸越修越高，江堤湖垸大规模垮塌的潜在危险越来越大，这从上述道光年间诸人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咸丰、同治年间，随着荆江南大堤分别于1852年、1870年在藕池、松滋相继溃口，潜在的危险终于开始变为现实：太平、松滋、藕池、调弦四口分流入湖局面的出现，洞庭湖区堤垸大规模垮塌，造成了洞庭湖天然水面积的一度短暂扩大至5400平方千米⑾，但此景不长，洞庭湖很快又延续着淤浅、萎缩的过程，直至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湖泊面积只有2740平方千米了(参见图4)。关于近几十年洞庭湖变迁的相关论述很多，笔者于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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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上揭卞鸿翔著作第67页．按：卞鸿翔认为《广舆图》可用于量算面积，但又对量算出的结果不相信。
②参见(道光)《洞庭湖志》卷1《舆图一》之“洞庭湖三府二州八县四大水入湖全图”。张修桂据此图并参以现代地图估算其面积为6000平方千米，当可信。
③(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④(光绪)《巴陵县志》卷11《建置志四》引。
⑤(清)严有禧：《查垦滨湖荒土移详》，收入(光绪)《湘阴县图志》。
⑥(光绪)《湘阴县图志》卷25《物产志》。
⑦(清)魏源：《湖广水利论》，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
⑧(清)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1《洞庭湖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⑨(清)王柏心：《导江三议》，收入所纂(同治)《监利县志》。
⑩据卞鸿翔上揭书第72页。
⑾据卞鸿翔上揭书第75页。
五 余
论
综上所论，笔者以为，历史时期洞庭湖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主要有两大控制性因素，一是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一是长江干流的来沙量．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洞庭湖的早期之所以扩展很快，是因为受长江干流的泥沙影响很小。唐后期以至清初洞庭湖之所以能保持长时期的巨大水面，是因为此间洞庭湖地区的沉降速度与长江干流来沙的淤积速度大致处于平衡状态。清中期以来，洞庭湖萎缩速度之所以明显加快，则是因为长江干流来沙的淤积速度已快于洞庭湖地区的沉降速度，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随着三峡大坝工程竣工蓄水，长江干流的来沙量已经大幅度减少，这样，未来洞庭湖的盈缩变化主要取决于洞庭湖区的沉降速度。①至于湘、资、沅、澧四水的来沙以及围湖造田对洞庭湖的盈缩变化虽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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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本文基本观点及初稿形成于2001年上半年。最近，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rn)2004年11月29日的报道：“有关(地质)专家称。洞庭湖地壳总体呈沉降趋势。沉降特征表明，如果不再大规模围湖造田，并能有效减少泥沙淤积，洞庭湖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对定量数据的研究表明，洞庭湖区地壳总体呈沉降趋势，但不同地域有不同沉降速度。湖区中心区的沉降速度大于周边区，平均每年达10毫米左右。沉降速度最大地带集中于湖区北部偏东方向的华容砖桥—沅江漉湖断裂带与岳阳一湘阴断裂带之间，沉降速度每年可达10至25毫米。”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并证实了笔者的观点。
②采自《潇湘晨报》网(http：／／www．xxcb．corn．cn)2004年11月26日《浩荡大湖》报道。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Evolution of Dongti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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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车站坐公交去到提前预定好的客栈。公交车上苏州话的报站一下子就让人掉进了苏州的时空中。当我从公交车上下来，看到粉墙黛瓦花格窗的站台时，确定自己实实在在是来到了苏州，这次不是在梦里。
苏州园林就是苏州的名片，从小学课本上看到那篇《苏州园林》起，就对苏州园林充满了无限遐想和向往，所以在苏州的几天里，就去了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在这些园林中徜徉的时候，总是禁不住感叹当年这些园子的主人都是顶有钱的人，有这么大的地儿供自己种树、挖湖来折腾。园子里曲折迂回、移步换景的精妙设计，让你不得不赞叹这是些有品位而且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像拙政园的的原主人王献臣就是请了江南四大才子的文征明设计的，而园子到底有多美也就不用一一赘述了。
除了园林，苏州第二个值得去看的景点就是博物馆了。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地方的博物馆，所以各种秦砖汉瓦、青铜器兵马佣，早就见多了，单纯从藏品来说，苏州博物馆的那些藏品实在算不了什么，最起码没有惊艳之感，不过对于一个游客来说，从中也足已了解吴地历史文化了。苏州博物馆最值得看的还是出自贝聿铭贝大师之手的展馆设计，西方现代的简约之风，配以苏州园林的古典之美，用美不胜收来形容虽俗却很恰当。
在苏州的几天里，我觉得苏州除了不缺园林外，最不缺的就是桥了。无论是山塘街、平江路还是木渎，走上两步就有一座两座桥出现在你面前。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了我对江南最初的想象，而平江路把我的这一想象变为了现实。平江路的周末总是人满为患，所以选择一个周末以外的时间，避开主路上鸡脚奶酪臭豆腐的包围，随意穿入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都会有意外的收获。而这些小巷子连名字都充满了诗意，比如丁香巷、蒹葭巷，总是能引起我穿越时空，回到古代江南的想象。沿着铺着石板的小巷子漫步，走过一个个被岁月侵蚀的门环，听老头、老太太在河边坐着用吴侬软语聊天，看着家庭主妇从古井里打上一桶桶水来，你能发现时间在这里变得如此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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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08年的中国，大事喜事难事多，突发事件多，特别是地震和奥运，注定要载入史册。2008，对传媒来说，也是大考之年。
如何充分体现这些重大主题？晚会分四个板块组织节目，即快乐在路上、温暖在路上、拼搏在路上、希望在路上，分别表现人们迎接新年的喜悦之情，人们相互之间的关怀和温馨之情，表现人们对英雄拼搏精神的敬佩之情和对2009年的美好期盼之情。在开场歌舞后，主持人运用VCR将观众带入对去年湖南历史性发展的回顾中，与全国人民一起经历冰灾、抗震、金融风暴等大事件后，湖南经济仍获得历史性突破。这些展示，一下就把观众的情绪带动起来了。在对历史成就喜悦的回顾中，欣赏明星们演唱的有关“牛”的歌曲，《黄昏放牛》、《山顶一只牛》、《牛仔很忙》等，人们轻松愉快地融入节目。将历史大事件和2008年的成就展示融进节目，在一个很高的标点上凸显节目主题，是这台晚会第一个特色。
第二，嘉宾来自各条战线，代表面宽，又具典型性。有些嘉宾虽未到现场，但通过送观众的礼物和VCR祝福，同样让观众感动和鼓舞。如现场有体育湘军龙清泉、刘璇、鲍春来，还有电力建设者、高速公路建设者以及一些在华过年的外国朋友；通过VCR祝福的有宇航员等，这些人物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拼搏进取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国人。伴随着《洞庭鱼米乡》、《万山之巅》、《来跳舞吧》等节目的优美旋律，人们敬仰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他们的出现，有助于人们树立信心，努力拼搏，实现2009年的超越。
第三，亲情、温暖是节日永恒的主题，晚会表达得尽善尽美。当一群冰雪宝宝被父母抱上舞台时，主持人提醒观众轻声鼓掌，不要惊吓了宝宝。这些宝宝是去年冰雪重灾区郴州受灾期间诞生的200多名婴儿的代表，刚刚满周岁，宝宝们的特殊名字、爬行比赛、他们的哭或笑的表情，无不牵动着每个观众的情绪。还有送404名四川理县在湘读高中的学生回家过年，上火车、转汽车，与父母相拥喜极而泣，长沙学生在贾品丹家中放烟花等等。每一个画面都感人至深。李宇春、黄晓明演唱《掌心的太阳》，由汶川羌族童声合唱团伴唱，那些盛装的孩子们稚嫩甜美的声音，真实地让观众体味到“未来的路有多长，爱就有多宽广”。
第四，充分利用本台资源，为打造品牌栏目助力。今年的《春晚》不仅沿用以前的做法，采用了大量湖南卫视的艺人资源，例如快男、超女、自制剧明星以及主持人团队。更重要的是，《春晚》将大部分品牌节目如《天天向上》、《挑战麦克风》、《丑女无敌》等揉进节目中，更将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的元素如脱口秀、挑战、PK、煽情等较灵活的运用。如“快乐大本营”快乐家族到北京国家宇航中心接受宇航员送给观众的礼物时，连过三关（转椅、试穿仓内航天服、体验逃逸塔），终于将宇航员签名的书和出仓行走时戴的手套带到晚会现场；自拍电视连续剧《丑女无敌》的主要演员表演小品《我们的鼓舞》、集体出场给观众拜年；脱口秀栏目《天天向上》主持人表演《天天讲礼》，风趣幽默；大型群众竞唱栏目《挑战麦克风》在分会场108位选手，手持108个话筒，与被邀请的200名“不能回家过年的外乡人”和“家人不能回来过年的长沙人”组成两大飙歌阵营，一曲《真的好想你》，引发现场观众齐声高歌；晚会由金鹰网和互联星空同步直播；“超女”“快男”中脱颖而出的歌手成为晚会歌舞节目的主力军，李宇春、谭维维、吉杰等等与当红明星蔡琴、黄晓明、王宝强、萨顶顶、飞轮海等相互映衬，令晚会节目品位更高，娱乐性更强。这些不同于往年的设计使晚会不再是传统的综艺大联欢，它贴上了“湖南卫视制造”的标签，充分体现了湖南本土明星，明星节目，体现了更浓郁的频道气质，节目因此有效的击中频道的核心受众盘，受到观众的喜爱。
学校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报告1500字一：
刚进校时就听过我们系同学暑期社会实践的事情，当时特别羡慕他们，觉得能和大家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真的很好。青春就该这样，慷慨激昂，热情洋溢。于是在心里，我一直暗暗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在宣传画板上，我看到了暑期参加社会实践的消息。很开心，也很激动地报了名。接着就是参加我们系的面试，当时看到很多学生会的同学，心里想：可能没有机会去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试一试。抱着一线希望，我参加了面试，面试完后，心里更加没有底啦，觉得自己应该没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活动了。
接着，我在一张宣传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记得当天下午，我很激动。能有机会参加这项活动我感到很幸运。随后，三下乡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了，我走进学办，发现这次参加和我一起参加三下乡的同学，我都不认识。心里当时有些慌，想着：他们大都是学生会的同学，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了，当然很熟悉了，就算是有不是学生会的同学，跟学生会的同学也都很熟悉，而我呢?一个都不认识，那这次三下乡我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能很快融入这个集体中去吗?记得当时的心情真的很复杂，既有一种被选中的开心和满足感，有一种对即将三下乡的生活的憧憬，又有一种心慌和害怕的感觉。后来又开了几次会，看着大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又感觉自己融入不进去，心里很着急，想：这次来三下乡的选择是值得的吗?要是一直都融入不进去，那不就悲催啦。我有些迟疑，想着要是当时没有参加这个，我早就在家里，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啦，现在还要去农村住上一段时间，而且人都不认识，哎后来转念一想，这样才好呢，这样我就又可以多可以认识认识几个朋友了，而且这次是我当时期盼很久的，也是我认真争取来的机会，我怎么能被这些不算困难的困难给阻挡了呢?我要好好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为这个团队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终于等来了暑期三下乡了，我既期待又害怕，但期待的成分明显多些，坐在校车上，兴奋不已呀。我们出了合肥，来到了六安，来到了孔集村，虽然是安徽省的农村，但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对农村有一种亲切感。蓝蓝的天空，绿绿的田野，矮矮的房子，勤恳的老农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可爱。秀娟饭店，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很快收拾好了行李，拾掇拾掇东西，大家一起聊天，慢慢和几个同学聊得很来，然后我明显感觉自己慢慢的融入进去了，突然感觉自己不再孤独了，自己开始的紧张不安的感觉有所缓解了。第一天，主要是让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好接下来的活动和工作。
第二天是我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早上5点就起来了，我们上午在村里发问卷，要和村民进行交流，这个孔集村听说是原来是一个镇，我们住的地方，大多是卖东西的商家，所以口音还不是很重，来自湖南的我还是能很清楚的。
听清楚他们讲的什么。因为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很多村民并不知道我们的到来，所以不是很理解我们的工作，加上第一次调研，心里难免有些紧张，所以开始工作进展得不是很顺利。但是过了一阵，村民知道了我们的来意，我们也有了工作的经验，工作进展得马上就很顺利啦。这天的午餐让我记忆深刻呀!我们来到章军饭店，对着老板说：嘿，老板来24份炒饭。老板那惊奇的面孔，让我们觉得很好笑。是呀，这是我们
第一次在包厢里吃炒饭，光吃炒饭很难咽下去，我们拌着凉菜吃。吃着吃着，我发现我的饭碗里有一粒米粒在蠕动，我以为自己眼花了，仔细一看，妈呀!是一只白色的小肉虫，然后所有同学都放下筷子不敢再吃了。晚餐也很有意思，我们到一家面馆来吃面，那天蚊子特别的多，到我时，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阿姨把面条给我端来了，我一边吃面条，蚊子就一边掉到我碗里，然后我再把它挑出来，接着又有想找死的蚊子往我的碗里飞。
就这样，我边吃，边掉，边挑最后总结，有七只不怕死的小黑往我的面汤里冲，弄得我是哭笑不得呀!但是虽然是这样，其实心里都是很开心的。高兴的数着掉到碗里的虫子的数量，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件本来很不愉快的事情就这样变成了一件很搞笑，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的工作形式有很多：去参加竹叶打市场，发问卷(发问卷除了在街上，还有深入村落里)，帮村委整理农家书屋，到敬老院看望老人，到村里去看望孤寡老人，去看望小朋友，进行党史的宣传，还有最后的文艺汇演。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发问卷是我们那队深入到村落里，那天我们扛着系旗，来到一个村子里，村子的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啦，当时我们就向当地的农民进行调查，当时我就与一个大概在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家在交谈，因为他操着很重的乡音，我很费劲的完成了问卷，但是看得出来，尽管我总是说着：爷爷，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明白，您能再说一遍吗?但是接受调研的老人家丝毫没有感到厌烦，很是耐心的跟我交谈着、解释着当时我感觉很是感动，因为他很尊重我们这次活动，也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后来下起来了瓢泼大雨，我们来到一户农家躲雨，放眼望去雨一时之间还不会停，我们就想着干脆再做几份问卷。有一户人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是一户老人家，他们的子女在外地工作，他们俩独自生活在这里，和儿女们都没有什么联系，我看着他们的房子，心里很是难受，阴暗潮湿的房子，还若有若无的漏着雨，随便在里面待上一会，就被蚊子叮了好几口。年近七旬的老人现在还是靠着自己的体力劳动在养活自己。看着消瘦的老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开始了调研，在讲到他们家是否有补贴时，老人说：有。朴实的他，还走进房间，找了大半天，把发补贴的存折给我们看。还一一向我们解释。最后，我们说要和他们一起留影，老人很开心，急急忙忙地穿上上衣，整理好头发。我们把照下来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脸上显露出孩子般天真的微笑，大爷连忙叫着老伴：你看，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快看，快看当时，我心里感到酸酸的，一张照片竟然能让他们如此高兴。终于我们要走了，大爷大妈一直目送着我们出来，回头看着他们模糊的正在招手的身影，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为了他们的艰苦的生活，更是为了他们那朴实的情怀。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上的担子很重，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了能让在中国像这样的贫困地方的人们摆脱贫困而努力奋斗。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主要是准备文艺汇演的各项活动。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汇演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为期一个多星期的三下乡活动终于结束了，带着满满的成就感以及对xx这个原本陌生地方的丝丝眷恋，我踏上了回家的长途客车。望着窗外飞速向后退去的建筑，突然心头涌上一股酸涩，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匆忙?回到家才真的感觉好想在那里再多呆一会，毕竟有那么多同伴可以聚在一起。诶，我想我注定是一个群居动物。
我们xx队的几个成员从面试到一起出去挥汗搞活动，相聚便是一种缘分。难忘那段日子，我感慨良多，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动，还有成长。接触社会，社会也总不忘回报点东西给我们，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人际交往。我们将变得更加成熟，自信，果敢。积累的这些人生财富不是可以用物来衡量的!偶然一个时候，当发现自己能不假思索地热情微笑着上前与一个陌生人交流，向他介绍我们的活动，发放问卷时，才认识到自己已经成长了好多。
此次暑期三下乡活动给了我很懂收获：
第一，沟通交流。开展活动，与社区的居民交流了很多之后，才发现沟通的语态方式对人第一印象影响的重要。我们在发放问卷的时候，一次一次的被拒绝让我们都历练了不少。
第二，团队精神。 毋庸置疑，团队意识在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来自不同个体的人，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良好的团队意识是一切活动成功的前提。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不论是做什么工作，一切都应该为大家着想，为集体着想。
第三，周全的策划。活动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准备中遗漏了一些细节，对活动的开展造成诸多不便。或者是人员分工的不明确，直接导致很多人做同一件事情，而有的有不知道该做什么，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第四，理解与包容。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我们不能要求其他人都像自己那样做事，更不能把自己的意愿、想法强加给他人。学会理解，包容别人。其实从下乡的筹备活动到整个活动的结束，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既然矛盾不可避免，就应该积极看待，一起解决。争论多了，理解也多了，我们将更加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我们的三下乡活动也结束了。在这短短的七天里，我的收获很大。坐在校车上，望着消逝的孔集村，我心里想着：再见了孔集村，再见了秀娟饭店，再见了我们为之努力的三下乡!新的征程即将开始，三下乡的美好的回忆，我将永远珍藏在我心里的最深处
学校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报告1500字二：
今年假期我参加了由湖南城市学院城市管理学院组织的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本着让同学们更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发扬爱国热情，积极为社会、人民服务，让同学们全方位的接触、了解社会，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状况，并通过调查，发现当地存在的实际问题，分析并做出解决方案，并从中有所体会、领悟以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感。培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努力锻炼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用的当代大学生的目的，安排了城市管理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刘辉书记做我们的带队老师。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式下，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就定为服务新农村 建设新家园
针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下三个方面：
1、政策宣讲：上学难、看病贵、就业难一直以来是三大民生难题。近年来政府为解决这三大难题采取了很多举措，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由于农民在这方面缺少足够信息，对相关的政策的理解也不是很全面，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农民无法利用这些政策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尽我们所能的能够帮到农民朋友们。主要宣讲的政策包括农村医保、养老保险、计划生育补贴、惠农补贴、九年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
2、科技帮扶：针对家电下乡这以政策的落实，现在农村的电器设备明显高于以前，那么怎样合理的使用这些电器设备，怎样才能利用这些电器设备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需要我们的农民朋友掌握相关电器设备的维护、安全使用常识、以及多功能用途;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我们应该要注意倡导农民朋友们保护我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为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3、志愿服务：现在很多农村的青壮年都在广东沿海地区务工，留在家里的多是老弱妇孺，他们在生活学习上自然会遇到不少困难，我们将号召我们的志愿者，积极的为这些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他们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与方便。
在一切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后，我们去到了我们本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的目的地：湖南省沅江市南大膳镇。湖南省沅江市南大膳镇位于八百里洞庭湖畔，水产资源丰富并独具特色，以盛产野生乌鳢而闻名。垸外有广袤的湖洲，年产野生乌鳢4000吨;垸内有野生乌鳢放养面积5000亩，年产量1000吨，年创产值1.96亿元，全镇从事乌鳢产业的农户达3000户，去年仅乌鳢产业一项全镇人平增加600元收入。 近几年来，镇党委、政府把野生乌鳢养殖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来抓，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农民放养乌鳢。于1998年成立了南大膳镇乌鳢养殖专业合作社，为全镇乌鳢养殖专业户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成立了四个服务中心，即乌鳢养殖饲料服务中心、乌鳢养殖技术服务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集约销售服务中心。
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各地，并在深圳、广州、武汉、南京等地设有窗口，年产种苗达8000万尾，饵料供应冷库达1200立方米，药店2所，技术人员8人，大型运输车辆10台。已形成了以xx冻加工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特种水产加工企业群，开发了以洞庭湖洲为品牌的特种水产、饲料等系列产品，年加工乌鳢鱼片、鱼丸、鱼皮等系列产品达2000多吨，产品深受市场欢迎。英国、丹麦、新加坡等外商与该公司有贸易往来。
南大膳镇是著名的湖南百强镇。乡镇合并后在新一届镇党委政府和9万南大人民的建设下，如今更加多姿多彩，耀眼目夺了。南大膳镇党委政府，坚决贯彻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南大实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扎实工作中，各项工作取得辉煌成绩。全镇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07亿元。全镇有工业、企业714家，18个招商引资项目投入固定资产2600万元。南大膳镇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广农业实用科技，大力植树造林，打造南方型杨树品牌，不断发展畜牧养殖业，成为全省三大草食动物示范乡镇之一。南大还是全国闻名的中华乌鳢之乡甲鱼、黄膳、珍珠等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城镇建设、教育事业同样取得可喜成果。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颇有成效的地方，因为居民与外界的联系比较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多，因此思想意识斗相对比较开放，所以我们工作起来都相对轻松，村民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很多事情根本就不用我们说他们就知道，甚至知道的比我们还要多，还要全面。这使得我们基本上没什么事需要做，尽管这样，大家心里都觉得特别开心，毕竟我们这次来得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农民朋友了解一些国家政策，形式。既然大家都知道，我们也落得清闲，可以腾出更多得时间去帮助那些亟需帮助的村民，也很好得提高了我们得工作效率。村民们都很热情，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所以在农村跟大家在一起什么都很习惯，愉快得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七天的三下乡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要回去了，在这短短的几天日子里，我们跟村民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离别的时候大家都很不舍，并承诺说以后会常来。
回去后很多同学都问三下乡你收获了什么，我想说的是有些事情只有去体验后，才会懂得，有些收获不在终点，而在过程，目前我们都还是没有走出校门的学生，我们总是有着很多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正如我一般，我是大一的学生，我总想着自己在毕业后能够在那些发达的城市大展拳脚，心比天高。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一直把这种想法归为是我个人的上进心。但经过这一次的下乡，我似乎悟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积极向上的，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在繁华的地段工作，享受高的待遇，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懂得回报社会将自己的光芒在贫穷的地域散开的人，则是无比高尚的。三支一扶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拥有这样发光的机会。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
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 (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 (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 (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 (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 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 “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 (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 (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推翻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 (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 (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 (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 (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 (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 “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 (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 (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 (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 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 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 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 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 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 《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 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 第 期至第 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
(17)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 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 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 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徐鹏校注
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
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
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
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 孙映逵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
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
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
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
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李景白校注
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 （清）赵殿成笺注
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 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
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 刘开扬笺注
中华书局版
漫步于宜兴乡间，绿意掩映村舍，山间溪水潺潺，茶园依山就坡，一望无际。
宜兴古称“阳羡”，产茶历史久远，兴于东汉，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古时称宜兴茶为“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唐代“茶圣”陆羽为了研究茶的种植、采摘、焙制和品茗，曾在阳羡南山长时间考察，在他的《茶经一之源》中记及：“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陆羽在品尝同僧进献的佳句后，认为“阳羡茶”确是“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阳羡茶”由此入选贡茶之列，故为“阳羡贡茶”。
大致在唐代肃宗年问，常州刺史李栖筠开始，每当茶汛季节，常州、湖州两地太守集会宜兴茶区，唐皇特派茶吏、专使、太监到宜兴设立“贡茶院”、“茶舍”，专司监制、品尝和鉴定贡茶的任务。采下来的嫩茶焙炒好后，立即分批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送往京城，赶上朝迁的“清蝗宴”。当时称此种茶为“急程茶”，一刻也不能延误。诚可知，江苏宜兴距京城数千里之遥，累坏多少驿役，累死多少骏马。正如唐代诗人李郢《茶山焙焙歌》诗曰：“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路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里皇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后来，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并由饮茶而推崇紫砂壶，使紫砂壶也成为宜兴名产。
阳羡茶
明末四公子陈贞慧在《秋园杂佩》有记载：“阳羡茶数种，茶为最。”清朝冒辟疆著《茶汇钞》首语：“茶之为类不一，齐茶为最。”
齐茶先为“吴中所贵”，被誉为茶中极品。“”通“懈”地名，意为介于两山峰之间的空旷地。普通话芥读“介”音。宜兴、长兴比邻皖南都有带“”地名，当地人有二种发音，一念“”为“ka卡”音，另为“ko跨”。
齐茶生长在宜兴南部山区，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太湖水滋润茶树，金沙泉洗漱茶根。自汉到清末，论茶典籍四十多部，龙井有一部专著，而论齐茶的就有六部――明朝许次纡1 597年著《茶疏齐中制法》、熊明遇1608年著《罗齐茶疏(论)》、周高起1644年著《洞山齐茶系》、冯可宾1642年著《茶笺》、周庆叔失传的《茶别论》、清朝冒辟疆]683年著《茶汇钞》。
同为绿茶，齐茶更为出众。
古人评定好茶的第一标准是白，精品者不仅外观是白的，而且在冲泡后，投叶放多、放少、放长，汤色都要白，这样的茶滋味甘鲜，香气扑鼻。色白说明茶质鲜嫩，焙制茶的火候恰到好处，据《洞山茶系》齐茶描述，一品茶为叶脉淡白而厚，汤色柔自如玉露，二品齐茶为“香幽色白味冷隽”。
其二，清冒辟疆《茶汇钞》中，对其香气描述为“婴儿肉香，芝芬浮荡”。齐茶香气不会随着时间放久了之后而消失，而是越来越烈，尤其是梅雨过后，更如刚刚烘焙出来的新荼一样芬芳浓郁。
其三，茶之味，金石性。茶产于山问，浑是冈露清虚之气，非草非木，稍具金石气，故茶更带有一种灵气，若有若无，化而载之。
其四，茶于形，朵朵鲜活。据《茶汇钞》中对鲜活描述：“贮壶良久，其色如玉，犹嫩绿。”茶泡于杯中，一如茶叶从枝梢入水，叶底鲜活，久不变色，当别的茶在悄悄地变黄、变暗时，齐茶依旧春意盎然，清汤绿叶。与此同时，茶入口茶汤，舌根生津，贯彻心扉，水让茶活，茶更让水活。
茶盛行于明万历年问，失传于清雍正年间，主要因其工艺过于复杂。现在制茶从杀青到干燥，前后二小时就可以做出成品，焙茶一二十分钟，而茶的制作前后要历时近三十个小时。《茶汇钞》中对嵛茶的采摘、制作、烹瀹作了精妙之解，其中提到：“焙数则首面干而香减，失焙则杂色剥而味散”，意为焙茶不能干，干则香气锐减，更不能断火，失焙的茶叶味道就不纯正。不单焙好就算完工，而是焙好之后要复焙，复焙要明火，通宵进行，前后近三十多个小时。焙茶是制好茶的关键，火候、温度、程度、时机，整个过程由人力完成，全靠制茶人的经验来操控，所以，几近失传。一杯纯正的茶，一泡，汤色澄净，入口滑腻，香气幽远而来，淡淡的甜味充盈唇齿之间；二泡，可见茶汤白毫密布，上下舞动，滋味凸显，淡爽轻甜；三泡，茶汤更为清澈，茶毫渐少；四泡，茶味不减，然其轻逸略增；五泡、六泡虽至淡处，犹有甘淡在口。
一般而言，茶叶的收藏恶湿而喜燥，尤忌“走气”，当年的新鲜茗茶，往往需要放在冰箱里方能保鲜。然而，齐茶不老，盛夏酷暑，本色不变，依旧保持盎然春机，无须冷藏即可保鲜，即使久置于常温下，也不会变色变质。
冲茶
茶注即壶，宜小不宜大。小别香气易于凝聚，大则失诸散漫。握茶手中，等滚汤八壶，随手投茶，盖紧壶盖，静候片刻，称为“酾”。酾者沉淀之意，亦即北方之所谓“焖”。等茶叶完全发开，香味始出。酾不宜早，饮不宜迟。酾早则茶神未发；饮迟则妙馥先消。
现今的办法是不论冲入壶中或杯中，初次冲泡，将茶汁倒掉大半；第二次再加滚水，往往很快便饮用，酾以七分钟为宜。
碧螺春香百里醉
碧螺春属细嫩炒青绿茶，创制于明末清初，原产于太湖洞庭山，然宜兴郊区亦有大片生产。
碧螺春茶，芽多、嫩香、汤清、味醇，是我国的十大名茶之一，对其名称由来说法颇多。据清代《野史大观》(卷一)载：“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产野茶数株，土人称曰：‘吓煞人香。’康熙己卯……抚臣朱荦购此茶以进……，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日碧螺春。自地方有司，岁必采办进奉矣。”又据相传，明朝期间，宰相王鳌，是东后山陆巷人，“碧螺春”名称系他所题。又据《随见录》载：“洞庭山有茶，微似而细，味甚甘香，俗称‘吓煞人’，产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若以此为实，则碧螺春茶应始于明朝，在乾隆下江南之前就已名声显赫了。又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清圣祖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春，第三次南巡车驾幸太湖。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处购得精制的“吓煞人香”进贡，帝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日“碧螺春”。
碧螺春茶区为茶、果间作区，茶树和桃、李、杏、梅、柿、橘、白果、石榴等果木交错种植，明代《茶解》中说：“茶园不宜杂以恶木，唯桂、梅、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茶树、果树枝桠相连，根脉相通，茶吸果香，花窖茶味，陶冶出碧螺春花香果味的天然品质。其成品茶条索紧结，卷曲如螺，白毫毕露，银绿隐翠，叶芽幼嫩。冲泡后，茶味徐徐舒展，上下翻飞，茶水银澄碧绿，清香袭人，口味凉甜，鲜爽生津。尤其是高级碧螺春，茶叶芽头壮实，可以先冲
水后放茶，茶叶依然徐徐下沉，展叶放香。
碧螺春茶从春分开采，至谷雨结束。采摘一般是在清晨，茶叶为一芽一叶，芽长1.6～2.0厘米的原料，叶形卷如雀舌，称之“雀舌”，炒制500克高级碧螺春约需采6.8～7.4万颗芽头，历史上曾有500克干茶达到9万颗左右芽头。中午前后拣剔质鱼叶、老叶和过长的茎梗，保持芽叶匀整一致。通常拣剔一公斤芽叶需费工2～4小时。而芽叶拣剔过程也是鲜叶摊放过程，可促使内含物轻度氧化，有利于品质的形成。一般5～9时采，9～15时拣剔，15时～晚上炒制，当天采摘。当天炒制，不炒隔夜茶。
每逢茶汛时节，茶乡入夜通常万家灯火，一番繁忙景象。焙茶手短衣紧袄，利索地把拣好的鲜叶芽倒进滚烫的大锅，叉开五指，在嫩叶中不住地翻拌。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揉中带炒，炒中有揉，炒揉结合，嫩叶如同一条青龙上下翻飞，煞是好看。随水分蒸发，叶芽颜色变深，条索纤纤，蜷曲成螺。这时一边降温一边揉捻、搓团，待到茶叶捏拢放开就能自行松散，已是满屋芳香。此时的茶叶干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细而不断。
碧螺春分7级，芽叶随1～7级逐渐增大，茸毛逐渐减少。炒制锅温、投叶量、用力程度，随级别降低而增加。即级别低锅温高，投叶量多，做形时用力较重。
品尝高级碧螺春颇有情趣。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总理在上海曾请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品饮西山碧螺春，因其与众不同的沏泡方法以至卓尔不群的高雅品味，令基辛格及所有在场人士惊奇万分，赞不绝口!当碧螺春投入杯中，茶即沉底，瞬时间“白云翻滚，雪花飞舞”，清香袭人。茶在杯中，观其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晶宫的三种奇观。饮其味，头酌色淡、幽香、鲜雅；二酌翠绿、芬芳、味醇；三酌碧清、香郁、回甘。
新茶
茶并非越新越好，喝法不当易伤肠胃，新茶含有较多的未经氧化的多酚类、醛粪及醇类等物质，这些物质对健康人群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对胃肠功能差，尤其本身就有慢性胃肠道炙症的病人来说，这些物质就会刺激胃肠黏膜，原本胃肠功能较差的人更容易诱发胃病。因此新茶不宜多喝，存放不足半个月的新茶更不要喝。
此外，新茶中还含有较多的咖啡因、活性生物碱以及多种芳香物质，这些物质还会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有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适量饮用，而且不宜在睡前或空腹时饮用。
阳羡溪头一丸土
宜兴自古是一个饮茶的好地方，文人墨客由饮茶而推崇紫砂壶，使宜兴落得“陶都”美名。宋代坡在宜兴讲学，不仅讲究饮茶，更讲究煮茶用的紫砂壶，为此，他还设计了一把提粱式的紫砂壶，后人称其为“东坡壶”。时至今日，宜兴人待客，不仅要用宜兴最好的茶叶，还要用家藏宝壶来泡茶，让客人在喝茶的同时又欣赏了他心爱的紫砂壶。
宜兴紫砂壶的起源，在学术界和紫砂器爱好者之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宜兴紫砂壶始于宋朝，其根据1976年宜兴鼎属镇地区的羊角山发掘出一条宋代龙窑窑址，出土了许多紫砂陶残器。有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有“喜共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的诗句，梅尧臣也有诗加以赞扬：“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另一说宜兴紫砂壶起于明代。此说的根据参考了明周高起《阳羡茗壶录》创始篇记载。
宜兴壶分三个时期，明朝的正德、万历与清朝的嘉庆；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时大彬、陈鸿寿，而“始祖”则是宜兴金沙寺不知名的一老僧。金沙寺附近有许多烧陶的窑，专制水缸酒瓮之类的粗陶器。老和尚闲来无事。挑上好陶土，水洗澄练，手捏成坯，加在转盘上刮圆挖空，加柄加盖，加壶嘴，入窑烧成茶壶，就此传了开去。
《正始篇》记载，正德年问有个姓吴名仕号颐山的秀才，在金沙寺用功，供春为吴氏家僮，心思灵巧，向寺人、僧人学习制作紫砂的技术，并在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前人单纯用手捏制的方法，改为木板旋泥并配合着竹刀使用。所以供春壶最显著的特征是，壶身隐起螺纹。供春壶都是小壶，好在土淘得细，型造得好；栗色，看上去像出土的金属。壶盖紧密，毫不泄气。供春充分利用泥陶的本色，烧造的壶造型新颖、雅致、质地较薄而且又坚硬。供春在当时名声显赫，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石”的说法。自此供春壶成为紫砂壶的一个象征。
时大彬号少山，其父名明；父子并为制壶高手。那时名家辈出，但推时大彬为首。造型亦精巧绝伦，不下百种之多，有龙蛋、印方、汉瓶、僧帽、诰宝、圆珠、美人肩、西子乳、橄榄、束腰、菱花、六方、莲子、番象鼻、十锦杯等等名目，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但时大彬所制之壶，砂质温润，色如猪肝；古朴典雅，不媚时俗；脱尽匠气，乃胜于时流。先喜作大壶，后来得陈眉公之教，方作小壶。
嘉庆年间，此业中出一良工杨彭年，制壶不用模子，随意捏成，自有天然韵致，杨家眷属亦善此技。其实宜兴县令名陈鸿寿，字曼生，杭州人，是一风雅之士，折节下交杨彭年，手画壶式十八种，命杨彭年仿制，名为“曼生壶”。曼生壶几无不有铭。陈鸿寿的幕友，颇多名士；吴江郭庆号频伽，声誉尤盛。壶铭多出幕友之手；刻铭须等泥半干时，以竹刀刻就，然后入窑。问或亦由精于篆刻的幕友，亲自奏刀，更为曼生壶中的上品。
宜兴紫砂壶是以紫泥、红泥、绿泥等天然泥料雕塑成型后，经过1200℃高温烧成的一种陶器。紫砂土是一种颗粒较粗的陶土，含铁、硅较高，原料呈沙性，其特征虽硬度高但不瓷化，从胎子微观观察有两层孔隙，即内部呈团形颗粒，外层是麟片状颗粒，两层颗粒形成不同的气孔。从其颜色上分。紫砂泥使用最多，绿泥、红泥较少。
紫砂壶有自己独特的制作方式，首先是制坯。由于基本的器物有圆形和方形两种。所以要根据作品的大小，各个部位的不同尺寸，打制身桶。接上壶嘴儿和壶把儿等部位。这样一件壶坯就算做好了。还有一种制坯的方法就是用模具，把打好的泥片等部件装进模具，按模具的形状制成壶坯，用模具做出的壶坯形状大小都一致，而且可以批量生产。无论用模具还是不用模具制出的壶坯都要进行精加工，精加工是一件比较复杂而耗费时间的工作，这些都得用手工进行。在壶做好还没有完全风干以前，要盖上作者的印章。印章上记载了作者的年代、身份，也有一定的装饰作用。一般盖三颗印，分别在壶的底部、壶把儿上，还有壶盖里面。
养壶
新壶新泡首先要决定此壶将用以配泡哪种茶，譬如重香气的或重滋味的，如果讲完都应专门备泡的壶，同时也可使新壶接受滋养。方法是用干净锅器盛水把壶淹没，用小火煮壶，将茶叶同时放入锅中。等滚沸后捞出茶渣再稍待些取出新壶置于干燥无异味处，自然阴干即可使用。旧壶重新使用，应做到每次冲完茶后，将茶渣倒掉并用开水洗涤残汤，以保持清洁。紫砂茶具使用越久，壶身光泽越加光润，而且据《阳羡茗壶系》载：“壶经久用，涤拭日加，自发暗然之光，入手可鉴”，也正是国人热衷的“养壶”。
现代紫砂壶可以分为三类：壶体上光溜溜的，不加任何装饰的叫光素器。壶体上有横竖的或旋转的线，叫筋纹器；壶体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的，被称做花塑器，行话叫花货。虽然紫砂壶被分为三类，但是每一类在造型上都有许许多多的变化。比如光素器中的方壶就有很多种类。花塑器也是通常模仿自然界里生物的形态。只不过它是用圆雕、浮雕、浅浮雕的手法来制作成型的。
紫砂壶取其泥料本色，朴素、雅致。里外不施釉，在烧结得十分致密的沙土中间有肉眼看不见的小气孔，故而透气性能良好。用紫砂壶泡茶，没有丝毫的化学变化，茶汁特别清醇，同时保温，提携无烫手之感。紫砂壶经久耐用，壁内存积的茶锈，名日“荼山”，如在空壶中注入沸水，也有茶叶清香。泡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味，可泡出“聚香含淑”、“香不涣散”的好茶。
值得一提的是，紫砂壶“注茶越宿，暑月不馊”。虽然就茶道而言，理应“旋沦旋啜”、“宜倾竭即涤去停渣”，但现代人生活繁忙，将茶渣留于壶中数日亦是常事。对此，清人吴骞记载了他的洗壶妙方：“壶宿杂气，满贮沸汤，倾，即没冷水中，亦急出，冷水泻之，元气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