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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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2009年9月17日，南京g技术技工学校（以下简称g技校）向z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险公司）递交团体意外伤害和短期健康保险投保单，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在校学生386人申请投保学平险。   

一、案情概要

g技校提交的投保单记载如下：1、在被保险人健康告知栏中，保险公司问：现在或过去有无患胆、肠等消化系统病症的被保险人？g技校选择项为：无。2、投保单位声明栏中：兹我单位申请投保上述保险，贵公司已向我方交付了条款并详细说明了合同内容，特别是保险条款及相关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部分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我方已知悉其涵义，同意投保并愿意遵守保险条款及特别约定。本投保单填写的各项内容均属实，如有不实或疏忽，我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g技校在该投保单尾部加盖公章。

09年9月19日，g技校缴纳保费19300元，保险公司出具以g技校为抬头的保险业专用发票及保险单正本一份，一并交付g技校。根据保险单正本记载，保险生效日期为09年9月19日，保险期限一年。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部分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5）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

本保单项下386名被保险人均年满18周岁，女生甲系该校07级学生，为被保险人之一。2010年4月5日该学生因胆囊结石进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于4月14日出院，共支出住院及医疗费用11200元。2010年4月16日，女生甲向保险公司提交意健险理赔申请书，该申请书中对被保险人出险过程描述为：因9月前体检发现胆囊结石，2010年4月5日发作入院手术治疗。同日，保险公司对女生甲母亲进行了书面询问并制作笔录，在该份询问笔录记载：2009年7月3日，女生甲因身体不舒服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查出有胆结石，当时未进行手术的原因为希望药物治疗。之后，保险公司调取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病历，该病历记载，女生甲于09年7月3日因皮肤发黄、身体乏力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疗，该院确诊为胆囊结石，并建议其住院手术治疗。 

保险公司以“疾病属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2010年5月，女生甲委托律师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住院及医疗费用并承担诉讼费用。

二、双方争议

原告认为：1、保险公司未对被保险人包括既往疾病在内的身体状况进行询问，因此，被保险人没有对保险公司进行如实告知的义务；2、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份没有向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被保险人也没有进行任何确认，所以保险免责条款不具法律效力；3、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限之内，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

保险公司辩称：1、原告并非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而是被保险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无向被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2、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南京g技校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条款对合同相关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是保险理赔及法院裁判的依据；3、该事故属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本起事故的赔偿责任；4、虽然本案保险公司未援引“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拒赔，但应当明确：保险公司未向被保险人询问不能免除投保人的法定如实告知义务。

三、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386名在校学生投保学生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且已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在保险单后所附的被保险人名单中也包括了原告，所以原、被告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被告应当依照约定严格履行其合同义务。

关于被告应否履行保险义务，第一，本案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学生向保险公司投保，学生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保单只有一份即保险合同只有一个，就保险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只需向投保单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第二，依据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部分规定，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的，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且g技校在投保单及签收单中对此均盖章确认，所以就本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本案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根据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原告于09年7月3日因皮肤发黄、身体乏力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疗。09年7月3日，该院确诊为胆结石，并建议其住院手术治疗。另原告母亲的笔录与上述病案记载事实吻合，上述证据可认定原告疾病属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第四，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投保前原告身体的疾病症状已经消失。

综上，保险公司认为原告带病投保，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约定；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说明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观点，因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四、二审调解

本案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1月12日（本案二审期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该纪要第七条规定：学生平安险不属团体险，保险人应当逐一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仅对学校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或者保险人提供了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告家长书》但无涉案被保险人或者其监护人签字的《告家长书》回执栏的，对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会议纪要虽然不能在判决书中作为法律依据援引，但纪要确定的案件处理方式却能在所辖基层法院得到绝对适用，鉴于省高院对此类案件态度明确，保险公司为尽量减少损失，作出妥协，本案最终在中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五、法律分析

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中对学生平安险承保模式的判定，对本案二审产生逆转性影响，该会议纪要认为学生平安险不属团体险，只能以个险形式承保，从而得出学生平安险的承保保险人应当就免责条款逐一向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学生平安险的投保人以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是学生或者其监护人。而本案系学校自筹费用为学生投保，被保险人清单中学生均已成年，投保行为经得学生同意，保险公司以团体形式承保，学校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鉴于现行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并无就条款向被保险人进行说明的义务，虽然保险公司在展业时就保险条款内容通过发放文字资料的方式向学生进行了宣传，但并未要求学生书面签字。

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认定学平险为个险，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保险经营实务进行分析，均值得商榷。

一、现行法律并未绝对禁止学生平安保险以团险形式承保。认为学生平安保险为个险者所持观点基本为：（1）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和被保险人学生之间不存在法定保险利益；（2）另根据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学生为未成年人，因此学校不能作为投保人；（3） 学平险的交费主体是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所以学生或其家长才是投保人；（4）2003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要求从2003年8月30日开始，各大、中、小学校将不能再以投保人的身份为学生统一办理学生在校保险，这表明行政监管机构认为学生平安保险应该为个人保险。

学平险作为团险承保还是个险承保，主要区别是投保人是谁，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对学生不具有法定保险利益是否定学平险团体性的重要理由。关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立法例上可以划分为纯粹利益原则、同意原则、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所谓利益原则即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必须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私人相互间的利害关系，各国立法一般规定父母、夫妻、子女等互相具有保险利益。同意原则则是指，订立保险合同，无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均以投保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为前提。我国采用的即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被保险人若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视为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和被保险人学生之间虽不存在法定保险利益，但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若同意学校为其投保，学校则因同意原则而取得了对学生的保险利益。

保险法第33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该条属于禁止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但该条所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是指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新保险法第33条所称的未成年子女仅限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包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学平险中被保险人范围为各类大、中、小学及中等专业学校全日制在册学生，根据我国的教育体系设置，排除极端个例，初、高级中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部分学生不属于保险法33条禁止的非父母禁止投保范围。我们应看到，保险合同由于其带有射幸性质而容易诱发道德危险，人身保险中的他人之生命保险合同则更容易为不法之徒所滥用，为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确保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关系人的正当利益，对于他人之生命保险合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应以法律手段严格加以防范。但是，这种法律手段应当公正而适中，既要能起到防范各种弊端之作用，又不能过于严厉而妨碍人们利用此种保险合同。无论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原则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之投保人的限制规定，均是为了抑制道德风险。然而，学平险不论投保人是谁，被保险人为在校学生，受益人为被保险学生或其家长，如教育管理机构为学生投保学平险，将受益人指定为被保险学生或其家长，应该讲道德风险是基本可控的。教育机构自筹费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外的在校学生投保团体学生平安保险，既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同时也是教书育人、关爱学生的师德所在，是值得鼓励的合法行为，司法不应当干预。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保险展业实务中，大量办学条件较好的教育机构（特别是民营私立学校）为保障学生发生意外事故或疾病得到救治，也是为减轻校方责任，顺利解决可能与学生或学生家长发生的矛盾，愿意拨付一笔款项为学生投保学平险，甚至，一些地区的教育管理机构统一拨付费用，要求辖区内的教育机构必须为在校学生投保。此类投保意愿的教育机构大量涌现，禁止这类愿意为学生承担交费义务的教育机构成为投保人显然不恰当，司法机构对教育机构的投保资格进行限制，不但缺乏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断然排斥的做法阻碍保险功能的发挥。

关于2003年保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不少人存在误读，该通知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社会非议的教育机构乱收费问题，防止学校以集体名义强制学生购买学生意外保险，改善保险公司在争夺学平险业务中恶性竞争带来的混乱局面，并没有一律禁止保险公司就此险种以团体形式承保。相反，从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条款情况来看，一些保险公司报备学平险条款即以团体保险冠名，如《学生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附加学生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此类条款中一般均明确，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被保险人清单名册、声明、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附被保险人清单投保是典型的团体险，由此可见保监部门亦未禁止学平险以团险方式承保。

二、限制学平险以团体保险形式承保，使学生平安保险业务日益萎缩。学平险属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范畴，专门针对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设置，其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平安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学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及学生住院医疗保险。低保费、高保障是学生平安保险的显著特点，投保人只要交较低保费，被保险人就能获得较高保额的风险保障，因此，学生平安保险曾是诸多保险产品中较为受欢迎的一个险种。另与其他医疗及意外险险种相比，因承保对象特定、保障范围广、赔偿额度高、费率水平低，该险种具备一定的公益性质。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全面覆盖未成年人和学生的情况下，该险种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安全保障，对于减轻家长和学校的负担而言，更是不容忽视的。学平险的开办，保障了学生的人身安全，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

学平险的公益性其实溯源于大数法则，正是因为被保险人是在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保险公司将学生平安保险设计为团险，通过学校进行销售，按团险计费，经营和展业成本减少，从而导致保费较低。如果实行保单人手一份，由学生或学生家长和保险公司签订一对一的保险合同，销售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同时个体投保难以在兼顾承保面的基础上防范逆选择，逆选择会使学平险业务不断萎缩，使可保风险变为不可保风险，造成保费和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使保险公司不当赔付增加。禁止学平险以团险形式承报，实质是破坏了大数法则的基础，作为商业企业，保险公司必然通过精算方式将其计入费率，转由广大投保人承担，学平险的公益性将丧失殆尽。

第2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善意重复保险；恶意重复保险；通知义务；法律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2-0095-03

重复保险的概念和处理原则源自海上保险，其作为《保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控制因保险利益而引发的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保证现代保险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险制度。随着近几十年来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水平保持一个很高的发展速度，随之重复保险也开始出现在保险市场上，保险制度越来越广泛地适用于我们对相关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国新《保险法》第56条，虽然对重复保险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但是在保险实务中仍存在不合理、难操作的情况，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和实现保险人之间的责任公平。本文拟从保险法律角度探讨重复保险合同法律效力，从而为完善重复保险的制度进行相对系统的理论建构。

一、重复保险的定义与界定

重复保险的定义来源于海上保险，学理和立法上对重复保险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在广义说中，投保人基于相同的保险利益、相同的保险标的、相同的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行为可以被称为保险重复，与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无关。狭义学说则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小于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的保险。

二、两类保险的法律效力

修订后的《保险法》第55条第2款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这种规定是建立在中国未对重复保险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即重复保险在中国新《保险法》中并没有进行分类，对不同种类的重复保险合同赋予同样的法律效力，并采用同样的赔偿方式。然而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投保人的主观态度将重复保险作善意与恶意的区分。

(一)重复保险善恶意区分的可能性分析

对于如何区分善意或是恶意重复保险，从立法规定来看，投保人的投保意图和通知义务起到了决定作用。

1　投保意图。在恶意重复保险的情况下，大多数立法例规定恶意订立的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为无效，因为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险制度救济、分散、填补损失的功能和目的的维护和实现。

2　通知义务。在重复保险中，通知义务是投保人的法定责任义务。例如，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7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通知义务的，保险契约无效”。可以看出，没有履行该义务在有些立法例中被推定为恶意，从而会因此影响到保险合同的效力。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规定：“就同一个风险分别与数个保险人缔结契约的，被保险人应当将所有的保险通知每一个保险人。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故意懈怠的，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从中可以看出，有些国家并不用“合同无效”这个字眼，但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规定了合同的效力会因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而受到影响。

在中国，对于不履行通知义务并没有具体的相关规定，但根据合同法基本原则可以得知，合同的合法性是其重要的生效要件之一。从客观角度来看恶意重复保险合同，其合同规定的内容并不一定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然而一般来讲签订恶意重复合同目的在于骗取超额赔款，因此从主观目的来讲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所以在合同效力上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善意重复保险及其法律效力

纵观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于重复保险的立法实践，投保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意图获得不正当利益即属于善意重复，此外投保人客观不知情而未被告知也属于善意重复保险。但客观情况并非如此，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投保人主观认识错误。即不存在谋求不正当利益之目的，而受使财产更有保障心态驱使，认为多买几份保险更安全而重复投保，这种情况下出现保险事故理赔时投保人一般会主动出示多份保单，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会谋取不当利益。第二，客观因素与保险产品本身因素共同导致。如单位为职工集体投保某种财产险而职工个人已购买此种险种，有可能也会产生重复保险。这种情况下个人根本不知道重复保险的产生，甚至个人也根本不知道单位为其购买了同种财产险，此时一般也不会有不当得利的出现。第三，因市场因素导致重复保险的出现。即市场波动或者对市场预计不足等导致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小于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

在善意重复保险中，投保人以增强安全保障为目的时，如果他通知了其他投保人并取得其同意，那么法律对这种行为采取了承认并肯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善意重复保险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可以减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所遭受的风险特别是在有些保险公司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等情况下。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律对重复保险应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而非禁止重复保险，除非被保险人有恶意(例如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也就是说以存在被保险人的重复保险为理由使保险合同无效应当极其谨慎而严格地适用。

(三)恶意重复保险及其法律效力

与善意重复保险相比，恶意重复保险不利于分散威胁、填补损失，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许多国家对恶意重复保险均规定无效，而中国对此却并未明确规定。此种以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将“是否有非法获利的目的”作为区分重复保险为“善意”或“恶意”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区分了重复保险的善意和恶意，才能用不同的法律责任规制这两类不同的保险，从而完善重复保险的法律制度。

关于恶意重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全部无效说。全部无效说是大多数国家保险立法与理论界所采取的观点。投保人先后与多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只有将所有的保险合同都归为无效，才能惩罚投保人的主观恶意，才能对他人起到警戒作用。德国、意大利、中国澳门地区都是持全部无效的观点。比如中国澳门行政区《商法典》规定：“重复保险若被保险人恶意不做出通知，所有保险人均不承担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对恶意投保人提起足够的警醒，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恶意重复保险的产生。

2　效力差别说。效力差别说认为恶意重复保险按照其重复又分为两种效力：一种是全部无效，只在投保人企图通过重复保险获得不当得利时适用；还有一种是部分无效，即只有后来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这一种只在投保人恶意违反通知义务时适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主观状态很难区分，而此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区分方法导致部分无效

说在适用上存在一定困难。

3　部分无效说。部分无效说即使先订合同的部分失去法律效力而非全部否认其效力。一般规定的无效部分是指重复保险合同中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还有些学者建议后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虽然这种部分无效说比起全部无效说相对恶意重复惩罚力度较低，有纵容恶意投保者的倾向，对保险人的利益保护不够，然而，它是唯一一种既能保护合同的有效性，又能兼顾保险人的利益的方法，因此这种方法兼顾了更多当事方包括保险业整体的稳定的利益。

中国新《保险法》仅对重复保险中投保人的通知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没有规定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所以此处笔者建议采取部分无效说，不但兼顾整个市场整体的利益，而且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三、完善重复保险制度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对重复保险制度的概念、法律效力进行了分析，还对构成要件、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等在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得出如下结论：从中国新《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看出，对重复保险的定义这个问题，新《保险法》倾向于采用狭义说，这是立法的进步，而且其对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采取了五要素说，对其构成的认定更加清晰明确；但对重复保险的认定和分类以及对责任的分配仍然有些抽象，希望以后能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部门规章来进一步规范。具体建议如下：

(一)完善投保人通知义务的相关规定

对投保人通知义务的履行加以系统化规定是预防恶意重复保险发生的第一道防线。各国保险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中国《保险法》只是概括规定了投保人具有通知义务，对通知义务的具体内容及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重要事项并未提及。进一步完善中国《保险法》中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能够杜绝投保人通过恶意重复保险获利的意图，最终减少恶意重复保险的发生。

要明确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性质并非决定法律效力的要件，可以给予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违反通知义务时请求赔偿的权利，但本质上讲它属于一种附随义务，而并非判定主观善恶意的标杆，更不能依据其确认合同效力。

(二)采用区分主义的立法模式

关于重复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中国《保险法》未明确区分善意和恶意重复保险。因此笔者建议对重复保险按主观状态不同将其分为善意和恶意重复保险。因为不论主观目的而一概规定重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及责任承担是相当不公平的，并且有可能造成误用和误判：而根据不同的主观状态确定合同效力(比如对于善意的重复保险，保险人与投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恶意重复保险行为，建议采取部分无效说)，不但兼顾整个市场整体的利益，而且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孙积禄，保险利益原则及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民商法学，2005，(4)

[2]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

[3]覃有土，樊启荣，保险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陈欣，王国军，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王静，重复保险制度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3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以下法律后果：(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3)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投保人未交保险费的,保险人仍可以请求其给付。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告知义务并非给付义务，而仅是附随义务而已，因此违反此项义务，保险人不能以诉讼方式强制履行，而仅能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利即合同解除权，使投保人负担因自己违反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3]陈欣.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第4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财产保险台同 保险利益 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市场也不断发展完善,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增强,保险领域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其中财产保险利益案件不断增长,这与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立法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并作出了修订,逐步适应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财产保险利益制度,完善我国保险立法。

    一、财产保险利益的基本理论

    财产保险利益制度是财产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法学界和保险学界对保险利益的探讨从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保险利益的规定有所差异,认清保险利益的本质和功能,有利于探讨财产保险利益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不足,完善财产保险立法规定。本文主要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着手进行分析。

    大陆法系中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和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局限在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上,并以保险利益为标准区分保险和赌博两种行为,这对保险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所有权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其逐渐被取代的重要原因。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并将保险区分为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明确保险利益仅适用于损害保险中适用。该理论从民法体系中阐述保险利益,丰富了保险利益的理论,但同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民法规定中,认为在规定之外就没有保险利益,不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和保险损失补偿。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突破了技术性利益的形式局限,将保险利益界定为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其缺陷主要在于仅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保险利益,而经济利益判断标准不统一,容易被滥用。

    我国大陆地区保险业起步较晚,理论界关注保险利益也较晚,早起研究成果较少,但是今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界和实务界对保险利益关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较多,就保险利益而言,主要有“适法利益说”、“利害关系说”和“折衷主义”三种学说。通常认为,财产保险利益的功能体现在避免赌博行为的发生、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和限制损失补偿的程度三个方面。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以适法利益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保险利盏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看我国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其主体是被保险人,标的是经济利益,该利益为法律所不禁止的,且该利益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

    二、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进步性表现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产保险利益主体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区分开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规定了两者各自的主体:前者的主体为投保人、后者的主体为被保险人。现行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规定为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这是最明显的进步之处,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财产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有利于实现分散分先、填补损害的保险目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直接利害人,在保险标的出现约定情况时,损害的是被保险人,受益的当然也应当是被保险人,这能保障财产保险经济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确定保险利益主体为被保险人还能推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行为,拓宽保险业务范围,推进保险事业的发展。将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行为和赌博行为,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财产保险利益时效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对对财产保险利益时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能主张赔偿。强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自保险合同签订时起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对于拓宽财产保险业务范围和促进财产保险发展大有裨益;这一时效规定能充分发挥财产保险分散风险和填补损害的保障功能,促进商事交易活动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另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的进步性也有重要意义,保险标的转移后,保险合同的利益归为受让人,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转让权利,节约交易成本,只要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做到通知义务,保险人人在一定条件下就应当继续承保保险标的,尊重契约自由,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利益规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下文将简要进行论述。

    首先,对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规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该定义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操作性不强。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同的人对此理解可能都存在差异,如果认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将使得财产保险利益过分狭窄,在社会保险业务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肯定是不适应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产生未被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新利益,此种理解将使得新产生的利益不受法律规定,这显然与我国保险法的初衷违背。此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是所有被法律承认的利益都是保险利益范围的,利益有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之分,只有物质上的利益才可能属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而精神利益应当不属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法律具有先天的滞后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出现新的未被现有法律认可的利益,按此规定,新出现的利益将不受保险法规定,这样过于片面,束缚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法分散风险的功能。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仅作了概括性规定,而未作例举式等具体规定。当前国外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有三种立法例:利益主义原则、同意主义原则、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兼顾原则。无论何种立法例,都对财产保险利益作出了例举式规定,将实际中常遇到的利益予以明确规定,并用兜底条款进行范围周延。准确、合理地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能有效避免保险合同争议的发生,提高保险的目的性和功能发挥。

    最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消灭规定存在不合理。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主要是保险利益享有者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消灭将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经济利益归于消灭,保险合同效力自然终止。另外如果因保险事故外的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也将消灭,保险合同效力也会终止。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消灭没有做出规定,存在立法缺陷,亟需完善。

    四、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利益法律的建议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

    完善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规定,首先要改变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笼统的问题,未被具体规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上文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界定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财产保险利益界定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这一明确概念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产生经济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据其与保险人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请求其赔偿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请求权,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在确定被保险人时法律应予以具体限制,防范道德风险发生。“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可以是已经为法律明确认可的利益,也可以是法律制定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产生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这有利于拓宽保险保障业务的范围。“可确定的经济利益”是应保险填补损害功能出现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对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进行准确评估,确定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这一概念简洁扼要,也能完整、准确表达财产保险利益的内涵。

    (二)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

    针对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较为笼统和财产保险利益范围未明确划定的问题,在明确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的基础之上,应当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首先必须要确认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认定原则,一般来说,确定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应遵循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采用概括例举式规定方式明确我国财产保险利益范围。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是基于保险标的安全产生的经济利益或者是由于保险标的毁损灭失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风险、填补损失。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实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公平,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不能无所限制;公平原则要求在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确认定保险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要求认定保险利益范围时应当在具体规定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违反法律的禁止规定,保险利益范围为大众所认可。在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分类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将财产保险利益分为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现有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现实利益,如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期待利益是指由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险标的在合同有效期内基于现有权力而获得的未来可确定的利益,如租金、利息,期待利益产生可以是基于法律规定、可以是基于合同约定,也可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产生。

第5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浙江大学法学专业公司与金融法方向（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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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保证保险（Guarantee Insurance），是指债务人与保险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约定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保险人向债权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一种保险形式。 

保证保险最早起源于英美等信用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随着商业信用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陆续在西欧、日本等地建立。我国保证保险的起步较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保险业务管理暂行条例》才开始引入保证保险的概念。2009年保险法修订时开始正式将保证保险列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2014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个人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以转嫁银行贷款风险压力。此后，我国保证保险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由于保证保险立法缺失，法院缺乏统一裁判标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难以充分保障保证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极大增加了保险人的追偿风险和追偿成本，严重阻碍了保证保险的发展。 

二、保证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的现实问题 

1.保证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追偿权的理论争议 

司法实践中，保证保险的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履行赔付义务后是否享有向投保人代位追偿的权利，各地法院并未形成统一意见。虽然大部分法官主张保证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但仍有部分法官对此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保证保险的保险人接受投保为被保险人的债权提供保障，是一种接受保费履行的对价行为，若允许保险人向被告进行代位求偿，则无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是否进行了保险理赔，保险人在理论上均无损失产生，故保险人并没有向投保人进行代位求偿的权利。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保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从而也就无保证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之说。 

2.投保人被排除在代位求偿“第三人”之外 

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对象是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形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根据保险法基本理论，当存在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时，该第三人不能因为致损的保险标的投有保险而免责，应由该第三人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故保险人可依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向该第三人进行代位求偿。因存在着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第三人不宜进行追偿，《保险法》第六十二条对第三人身份的范围作了一定的排除，但对于第三人的范围以及其他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的处理，保险法并未过多涉及。随着保险业务的发展，保证保险的投保人是否在《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第三人之列，形成了争议。根据实践判例，部分法官认为投保人未能按时归还被保险人的款项不属于《保险法》第六十条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保险事故导致保险标的损失”的情形，而且，投保人投保意为转嫁风险，如果向投保人追偿则丧失投保意义，因而保险人不能向投保人追偿。 

3.代位求偿对象无法扩展到担保人或担保物 

在保证保险司法实践判例中，如果保险人并未与担保人就担保事项进行约定，没有被保险人将相关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的凭证，投保人的担保人仅与被保险人签订了担保合同，并未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因而部分法官认为保险人主张就代位求偿的对象扩展到担保人或担保物没有依据。同时，保险人根据保证保險合同支付保险金后取得债权，以这种方式取得的债权不同于担保法意义上的债权转让，担保人无需对保险人取得的债权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从而驳回保险人的诉讼请求。 

三、保证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的实体解析 

1.保证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的理论基础 

（一）保证保险补偿本质的根本体现 

保险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补偿性合同，补偿性是保险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损失补偿原则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由保险法律关系的补偿本质所决定的，是所有补偿性合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具有补偿性功能的保证保险而言，设立代位求偿制度亦在于防止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债务人因不偿还债务而获得额外利益，保证保险依然不能违背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的核心内容。保险人先行给付被保险人保险金后，在给付的范围内取得被保险人向对保险标的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求偿的权利，从而能够防止至损责任人逃避责任，维护保险人甚至整个保险行业的利益，可以说保证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设立是保证保险法律关系补偿本质的根本体现。 

（二）实现保证保险风险转移功能的基本要求 

保证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保险形式，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其业务功能与一般财产保险的目标一样也是一种风险的转移。但保证保险与一般财产保险所保的现实利益的损失不同，其设立的目标在于保障被保险人期待利益的损失，即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的风险，该风险属于被保险人不可预料、非故意的风险，有必要将其纳入保险范围。因此，债权人交纳保费、转移风险，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向作为侵害保险标的债务人追偿，与保险法代位求偿理论并无冲突。然而现实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其优势地位和谈判力量的不对等，将交纳保费的义务转移给了借款人，从而借款人成为投保人，因此有人主张，保证保险的保险费并非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对价，而是债权人转移风险的对价，但这一对价支付主体的转移并不能否认保证保险领域代位求偿权的存在。 

（三）维护公平原则、防范道德风险的现实需要 

“公平，简而言之即是利益均衡”，公平原则是调整民商事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保证保险制度。保险事故的发生系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导致的，如果否认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借款人投保保证保险后任由其违约不履行债务致使保险事故发生，而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这显然有违公平原则，极易诱发道德风险。 

2.代位求偿的“第三人”理应包括投保人

    　对于投保人未能按时归还被保险人的款项是否属于《保险法》第六十条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保险事故导致保险标的损失”的情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从“损害”一词的理解适用来看。《保险法》规定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这种损害并未限制为侵权。所谓损害，是指因一定行为或事件而遭受不利益，这种不利益既可以是因侵权行为造成的，也可以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甚至可以是合法、非过错的行为造成的，并不仅限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 

其二，从对第三人范围限制的原因来看。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在于防范被保险人的风险，以使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排除规定的设立意在于保障保险合同目的的实现，除非负赔偿责任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有“经济上的密切”可能因为代位的结果而在“实质上丧失保险的保护”或者是因为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具有家庭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不会向该第三人请求权，只有那些与被保险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其他均不是代位求偿的排除对象。因此，除非保证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关系，否则投保人仍属于保证保险人代位求偿的对象。 

其三，从保证保险的作用来看。保证保险的作用在于转嫁风险，而这种风险并非投保人的风险而是被保险人的风险，该风险产生于借款人对还款义务的不履行。在借款人违约后，保证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履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即完成了风险的转移，此时保证保险的作用就已经实现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意在增强自己的信用，保险人承诺投保人不履行支付借款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即完成了对投保人增信的效果，投保的意义也已实现，向投保人追偿并未丧失投保意义。 

其四，从保证保险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保证保险作为《保险法》规定的法定保险类型，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充分分担了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使银行敢于对中小企业、个人借贷，对中小企业的成长等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如果将投保人排除在代位求偿对象的范围之外，势必鼓励投保人钻法律的漏洞，出现故意违约的道德风险，这不仅违反公平原则，更会给阻断整个保证保险业的发展。 

保证保险代位求偿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基于合同法律关系产生的代位求偿权如果把最主要的求偿对象投保人排除在外，必然造成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上的矛盾与脱节。将投保人纳入保证保险的代位求偿对象之列，符合理论和实践的要求。 

3.代位求偿的对象应该扩展到担保人或担保物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向对保险事故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按照《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从被保险人处取得的权利，应与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相一致。担保人所签订的担保或抵押合同是附属于借款合同之下的，其担保的是债务人的履约责任，是被保险人在债务人无法偿还借款的情况下向担保人和担保物主张偿还借款的权利。保险人获得对担保人行使权利的基础是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进行赔付后获得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在完成赔付后依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这种权利，保险人作为法定的债权受让人理应享受被保险人向擔保人和担保物主张偿还借款的权利。保险人获得这种债权的转让在本质上与普通债权转让并无区别，只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已。 

不仅如此，实践中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的同时一般也会要求被保险人签署权益转让的相关文件，约定将该债权转让给保险人，那么要求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更具有了正当性。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也作出了明确的阐释，《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2013-2014年卷）第8条解答，赔偿请求权因保险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保险人时，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保证债权、抵押权等从权利一并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对保证人、抵押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2017年5月12日保监会的《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履约义务人，是指信用保险中的信用风险主体，以及保证保险中的被保证人。保证保险中的被保证人即指投保人。该《征求意见稿》也并明确要求保险公司作好向投保人逾期后的催收、理赔、追偿及对抵质押管理和处置等工作。可见，保证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及求偿对象的范围包括投保人、担保人和担保物已经为立法接受并开始明确规定。 

【注释】 

[1]《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第十五条。 

[2]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2196号民事判决书。 

[3]引自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2民初941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保险人诉讼请求理由，该理由在部分其他同类判决中也被作为驳回保险人诉讼请求的依据之一。 

[4]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7）粤1481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 

[5]肖益祥：《保险代位权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完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6]陈佰灵：《保证保险合同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7页。 

第7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

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

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

[2]王成．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李玉泉．保险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许崇苗，李利．中国保险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5]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8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Abstract： The system of victim direct request right is the core of the legal system of compulsory motor vehicle liability insurance. Analyzing and defining related issues of the system better helps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e concept of traffic compulsory insurance， which is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ur future legislation.

关键词： 交强险；受害人；直接请求权

Key words： traffic compulsory insurance；victim；direct request right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4-0309-02

0 引言

如今汽车已成为很多家庭的基本消费品。但是，汽车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突显。车祸的发生，不仅给民众精神上造成极大打击，也给民众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颁布和出台在分散风险、使受害人损失得到及时、有效赔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条例对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有关问题规定不明确或规定不甚合理，自条例出台以来，受害人直接请求权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广泛争议和讨论的话题。受篇幅所限，笔者将在以下文章中，仅就是否应给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话题对学界的相关观点进行综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对今后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1 学界观点综述

所谓“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是指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请求保险人直接给付保险赔偿金的权利。[1]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能保证受害人在事故后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济，是责任保险制度追求的宗旨和本意。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国并没有给予受害人向保险人直接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针对是否应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问题，学界主要形成两派观点。

一派认为，受害人不应享有直接赔偿请求权，主要理由如下：

1.1 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主张权利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 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讼。保险合同作为民商事合同的一种，也具备该相对性特征。因事故受害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其不能向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险人主张权利。

1.2 涉及法律关系不同，不能混同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确立的是“责任保险关系”，而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形成的是“侵权责任关系”，两种关系性质不同，因此要严格区分。受害人只能向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然后由被保险人对其作出赔偿或者由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直接对受害人作出赔偿，但是受害人不能向保险人直接要求赔偿。

1.3 易使侵权人放松警惕，助长社会不良风气 受害人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是被保险人因自己的侵权行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不利后果发挥着对行为人行为的约束和惩戒作用。如果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必然导致被保险人在侵权之后，没有任何痛痒，因而不去注意自己的行为和应尽谨慎小心之义务，最终使该保险“助长道德风险、助长行为、削弱民事责任制度对不法行为的遏制防御功能”[2]。

另一派认为，受害人应享有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相关理由如下：

1.3.1 “债的相对性理论的修正”为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谓“债的相对性理论的修正”是指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作为非债当事人的第三人可以依此约定取得对债务人直接请求履行的权利。这样就使债的效力扩及到第三人，使债具有了保护第三者的功能。合同作为最主要最常见的债，其相对性也随着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发生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反映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因此根据“债的相对性理论的修正”，被保险人可以为第三人的利益与保险人订立合同，该第三人（即受害人）虽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但可依此取得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直接请求履行的权利。[3]

1.3.2 承认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趋向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保险立法都赋予了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比如，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发生保有者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根据政令的规定，可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向保险人请求支付损害赔偿额。此外，英国、瑞士、法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均有类似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的经验，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吸取他们的教训，借鉴他们的有益经验可以使我国少走弯路，更快发展。

1.3.3 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更符合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宗旨和设计理念 “交强险是一种带有很强政策性的保险”[4]其理念已由责任险最初的分散被保险人风险、填补被保险人损失变为补偿受害第三人、保障受害第三人权益，更加强调和注重实现责任保险的社会目的。而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是责任保险中保护受害人利益最直接、有效、主要的手段。因此，实现交强险的理念和终极目的，客观上迫切需要给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2 笔者个人见解

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及法律现状，笔者认为应当给予交通事故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2.1 我国当前的现状客观上要求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居民对汽车的消费数量直线上升，与此同时，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大幅上涨。现实中，诸多不利情形使受害人的处境每况愈下。一方面，事故加害人可能逃逸，使受害人无法寻求合适的求偿主体，或者虽可以找到加害人，但耗时耗力，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济。另一方面，即使加害人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也有可能无力承担对受害人造成的全部损失或者会因赔偿数额与受害方产生争议进而引发诉讼，使受害人利益一时很难得到保障。[5]现存的交强险虽然为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开启绿灯，但是由于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请求权掌握在被保险人（加害人）手里，仍可能出现加害人不积极行使保险责任请求权或行使后将保险金据为己有的风险，在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利益依然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因此，为更好地解决受害人在事故后索赔无果，求偿不利的尴尬局面，为饱尝艰辛的广大事故受害者送去丝丝慰藉，有必要确立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制度。

此外，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保险市场和保险业与国际接轨的需求也日益增强。而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如英国、法国、瑞士、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都给予事故受害人对保险人直接请求权。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紧跟国际先进立法潮流和趋势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一方面可促进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更好地融入国际保险市场，进而使我国的保险市场放眼全球，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可弥补我国责任保险起步晚，理论不成熟的现状，促使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获得更好更快地发展。

2.2 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是法律自身需要，同时也有例可循 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同时该《条例》第31条还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根据以上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条例》没有明确授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但是从以上规定也可以看出，保险人是负有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受害第三人履行给付义务的义务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险人与受害人之间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6]，而该《条例》也为之后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预设了空间。

我国20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从此条规定可看出，《保险法》赋予了责任保险的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虽然有一定的前置条件限制）。《条例》作为《保险法》的下位法，从法理上讲，其规定应该符合上位法的规定，至少其理念和基本要求应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因此，《条例》也应为受害人设立直接请求权，以更好地实现我国保险法律体系内在的和谐一致与外在的统一性。当然考虑到《条例》所具有的政策性和特殊性，在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时，也可设置行使该权的相应前提条件，此处笔者不再赘述。

另外，除《保险法》外，我国现行的部分法律也为《条例》确立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比如：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68条第1款的规定以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7条的规定等。

第三， 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消极效应微乎其微。

前述对“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持否定意见的一些学者认为，赋予受害人向保险人直接请求赔偿的权利，会使被保险人将自己应承担的因侵权造成的不利后果和风险转嫁到保险人身上，继而不去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行驶中应尽谨慎之义务，致使民法对加害人惩罚警戒功能减弱，引发道德危机。笔者认为，这样的消极效应是微乎其微的。首先，即使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人也只是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其余损失或者说是更大部分损失仍要由加害人（被保险人）赔偿。因此，加害人因侵权应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不会因保险人直接向受害人赔付而消失。其次，加害人在交通事故中除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外，还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而这些责任的承担并不能由保险人代替。最后，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仅给受害人造成损失，对于被保险人来说，也是不幸的。所以说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能辨别自己行为的被保险人都不会因受害人可向保险人主张赔偿权利而放松对自己行为的警惕或者放纵自己去挑战我国法律的权威。

参考文献：

[1]孙宏涛，刁雪峰.《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初探》，载中外民商裁判网，（2006-12-27），，访问时间：2012年6月7日.

[2]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3]渠慎坤.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第22页.

[4]江朝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95页.

第9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商事组织法；商事行为法；商事通则

一、我国商事法律制度构建的现状

1.我国商事组织法律制度。我国商事组织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和其他企业法律制度。表现为具体的单行法规为：《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商业银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

2.我国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我国商事行为法律制度包含以下方面：证券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海商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和其他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商事单行法规有：《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信托法》、《担保法》和《合同法》。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也是对我国商事法律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需求。然，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二、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缺陷

1.立法分散，缺乏“形式商法”。首先，虽然我国现行的商事单行法可以分为商事组织法与商事行为法，但各单行法之间处于分散的状态，缺乏协调性。

其次，每个单行法调整的是商法中某个具体领域的商事关系，至于商主体、商行为如何界定？以及商主体与商行为所具有的一般性特点都没有相关法律予以规定。

自清末变律以来，我国只是颁布了一个未及实施的《大清商律草案》，从未制定过一部商法典或类似的立法文件。这并不意味着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商法相较民法而言是特殊法，然，相较具体的商事单行法而言为一般法。商事关系不同于民事关系，商事行为不同于民事行为，商法的价值目标也有异于民法的价值目标。商法应该效仿《民法通则》，制定一部总则性的商事规定，对现存的商事单行法规起统率作用，也对商法的一般性问题予以规定。

2.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混乱。商事组织法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行民法规定与商法规定的重要区别之一。商事登记法在商事组织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一部系统的《商事登记法》，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散见于各类规范性文件之中。主要有：《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合伙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与规章。其中既有关于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立法，也有关于企业法人的登记立法；既对登记中出现的专项问题予以规定，又根据不同企业形式予以特别规定。这些规定相互之间并没有协调性，整体处于混乱的状态，且相互之间存在重复与冲突的现象。

三、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1.制定一部《商事通则》。我国学者对商法的立法模式早就进行了探讨，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定论，而是以多种学说告终。这些学说分为：一，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离，以徐学鹿教授为代表；二，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民法学者或部分商事部门法学者主张民商合一；三，超越民商分离与民商合一，主张制定《商事通则》，以江平、王保树教授为代表。主张民商分离，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因为我国已经有了多部商事单行法规，如果另外单独制定一部商事法典含括所有的商事法律制度，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典编纂的可行性角度来说，可能性不大，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主张民商合一的观点抹煞了商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区别，由于商事关系的特殊性致使再宏大的民法典都不可能对商事法包容无遗。

基于我国商事立法分散的现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是最明智的选择。它既尊重我国现有的商事单行法规的规定，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又针对商事主体与商事行为所具有的营利性特征予以规定；在弥补商事法律制度空白的同时，对现有的商事单行法规起到统率作用。

2.制定一部《商事登记法》。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在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上，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前置审批程序因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而泛滥；对商事登记的具体规定立法层次不高，多为行政法规与规章，且相互之间存在重复、冲突的现象，并没有形成一个协调的体系。

在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厘定，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的今天，现存商事登记制度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改革方向之间的冲突愈发明显，并已沦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对商事登记进行统一立法，规范商事主体的登记制度已经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针对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一部《商事登记法》。同时，我国制定的该部《商事登记法》应采用系统化的立法体例，摒弃过去单纯以所有制的性质、投资主体的国籍、企业规模、地域等为标准，对商事登记的要求、内容、程序作出分门别类规定的作法，改用统一的标准规定商事登记制度所调整的范围。

参考文献：

[1]王保树.中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中国人大，1999年第10期.

[2]司粲.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3]折喜芳.商事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河北法学，2005年，第2期.

[4]郑曙光.论“商法通则”创制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中国商法年刊，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