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日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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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情日记范文

为进一步提高我区农民收支数据的及时性、全面性、准确性、切实提高我区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资料的质量，更真实地反映我区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高新区农村住户调查人员于11月12日至11月16日对我区农村住户调查点进行了访户调查。

    通过与记账户、辅助调查员的交谈，对我区农村住户调查的现状有了最新，比较全面的了解。此次共访户5个点，50户记账户，接触村辅助调查员5名，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现阶段调查点运行情况

1、记账的及时性

    通过对调查户的走访，我们发现，大部分记账户能及时记帐，基本上能做到当天记账。极少部分记账户存在当天的现金收支帐没有及时登记。

2、记账的全面性

    通过对记账户登记帐页的检查，发现个别调查户存在漏记的现象。如，利息、租金、收到或支出的赡养费、报销的医疗费、婚丧嫁娶礼金收支、赌博收支、取存存款、迷信宗教用品、雇工支出、美容美发费等。

3、记账的准确性

    农村住户报表统计指标5500个，指标之间逻辑关系复杂，基层帐页编码共有A4纸大小41页几千个编码，就最基础的记账户来说，也要懂得怎样准确地记好帐，能让辅助调查员对应地找到相应的编码，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例如，肉类要细分到 猪肉、羊肉、牛肉等；鱼虾蟹贝要分清海水还是淡水；买的水泥、砖木等建筑材料要注明是维修用、装修用还是新建房用的；超市购物要分到各细项，购买数量、公斤、用途都要写明；婚丧礼金支出和赠送亲友要分开记。

4、记账的规范性

     通过对现金账表头、表尾、轧帐日期、摘要清晰度、数量、计量单位完整等检查。在所有省级住户网点的访户中，尚有一部分记账户需要加强记账的规范化辅导和培训。但考虑到确实有部分农户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在记账的规范性方面，还有待日后不断地提高和完善。

5、调查户、辅助调查员对农村住户调查的配合程度

    在走访过程中，也有一小部分对记账表示厌烦；辅助调查员大多由村干部担任，一般对记账户的情况比较了解，在农户中有一定的**，缺点是工作比较忙，事情比较多，对农户辅导督促力度不一。如何精准地登记好每一户的房屋建筑情况；债权债务情况；各类粮食 经济 蔬菜 作物产量、自给性消费量、作为种子、饲料等用量，向外赠送量；瓜果类、牧业渔业产品的产量、各项支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外出从业情况等。 对辅助调查员责任心要求非常高，任何疏忽对记账的质量带来影响。

二、现阶段住户调查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

1、农村记账户的配合程度下降

    记账应该说是件比较繁琐的事情，由于制度原因，样本轮换周期长，不免存在厌烦情绪，虽然多次强调记账的重要意义，但效果有限，记账不全。不可避免地存在 收入和支出部分的漏记现象，造成住户资料来源存在误差性。

2、外出打工户记账存在困难

    这些调查户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客观上记账有一定的困难。一是文化程度低对指标理解不易，二是家中人员对外出务工人员在外生活情况了解在及时、全面上存在困难。这两种原因容易造成部分收入和支出不能记全和记准。

3、记账户对某些指标存在顾虑

    个别记账户不愿如实地反映家中的情况。例如，期末存款余额、漏掉或者削减大笔收入、欠私人款项等。

4、记账户、辅调员业务知识水平有限

第2篇：民情日记范文

《慎宜轩日记》稿本凡36册，为著者16岁至57岁日记，始于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十二日，止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廿四日。标点本近由黄山书社出版。作为新出史料，已经有学者加以研究，如祁龙威和徐雁平等②。但是，这一大部头、跨度达42年的日记，内容丰富，有待开发之处甚多。本文利用该日记探讨清末民初士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重点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心情调护与身体健康维护。

理学不仅是一套哲学体系，而且是一套心性修养体系。心性修养是理学的核心，也是其最后落脚之处。桐城派虽然是一个文学流派，但其鼓吹的文学功能是“卫道”，所谓“道”则是以理学为基本。姚永概出身于桐城世家，是清末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慎宜轩日记》中可以看出清末桐城世家依然沿用宋明以来日益成熟的修养功夫培养锻炼自己的心性。

首先，明末以来流行的“功过格”依然在桐城士人中传袭③。《慎宜轩日记》辛巳年（1881年）三月六日记载：“往马通伯，谈功过格事，余行功过格二月矣，今见通伯新订功过格尤佳，属为抄寄予余焉。”[1] （p.2）其时，姚永概16岁，即和其姊夫马其昶共同记录功过格，并互相参究，可见在清末桐城世家青年才俊中这一方法依然流行。另，同年十月九日记载：“偶见大人行笥中有《吕祖功过格》，取阅之，颇觉近来出口皆尤，举足皆悔，昏惰不堪，令人警发。”[1] （p.26）可见姚永概等行“功过格”有家学渊源。

宋明理学中盛行的静坐之法亦为桐城世家所沿袭。辛巳年（1881年）四月二十九日姚永概姊夫马其昶来访，五月三日《日记》记载：“通伯约余兄弟为七日静坐之功，许之。”[1] （p.8）此后，五月四至十日，马其昶（1855—1930年），与姚氏兄弟三人连续七日行静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静坐的情形。从静坐中经常出现“颇不能耐”“言笑过度”等情况看，这应是姚永概首次接触静坐。

静坐之法此后为姚永概奉行。丙戌年（1886年）三月二日，姚永概立课程如下：

早起，祖母、父亲前问安。摹字一张，临字五百。饭罢，散步一刻，看理学书一二十页，细心切究，不可浮浅读过。温制艺数篇。昏时或静坐一刻，或课奴栽花。晚饭罢，读古文数篇，看经济书一二十页，记日记。祖母、父亲前问安，归寝。[1] （p.249）

初三日，“钟韵轩静坐课许”[1] （p.249）。此后未见静坐行为，大约未能坚持。

丙戌年（1886年）十一月姚永概赴江宁，入学政王先谦幕。此为姚氏首次离家步入社会，加以人事、学术的纠纷，姚氏心绪颇不宁，再次实行静坐之法。丁亥年（1887年）一月二十二日记载：

君翁（按：王君豫，与姚氏同在王先谦幕府）劝予每日静坐一刻，写字数百，少与人争学问，此三言皆切实有益之语，可谓益友矣。[1] （p.286）

此后姚永概即开始坚持静坐。此后，一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四日，姚永概连续“静坐一刻”[1] （pp.286～287）。二月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九日，间断性“静坐一刻”[1] （pp.288～291）。此后有所间断，直到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才有“静坐片刻”的记载[1] （p.301）。

记日记也是姚氏父子进德修业的重要手段，日记不仅记录自己的日常行为，而且通过父子兄弟之间传观日记来达到互相监督提携的功能。如，壬午年（1882年）二月七日《日记》记载：

观大兄日记，其用功之精苦不懈，吾人远逊不如，择其言之尤佳者，以墨圈识之于下。大兄日记式较余为清楚，今从之而稍变易焉。[1] （p.47）

同年八月十六日，姚氏“阅二兄日记”，并随之感慨曰：

默念吾之一身，朋友望余者甚切，而度余者亦甚高。彼其心皆曰：姚某在家，不知何等用功也。岂知其悠忽送日乃如斯乎，可耻孰甚焉。[1] （p.79）

近代以来关于清代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及其衰落这一主流，而较少注意到理学这一伏流，即使研究清学者亦多注意于哲学层面的探讨，而较少注意于理学修养功夫的传承与演变。从姚永概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一套修养功夫在晚清依然得以传衍，细察历史，亦可以发现它一直到民国时期亦未有中断①。这样一套理学修养功夫除了作为“成贤成圣”的必要手段外，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什么意义与功能，实为儒学史上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若我们通读《日记》，会有强烈的印象，即理学修养功夫是姚永概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情绪平稳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从姚永概在王先谦幕府行静坐可以看出，静坐具有派遣烦恼的功能。而从姚氏的实践来看，为了保持心绪平静，更重要的是阅读宋明儒者的语录。

辛巳年（1881年）五月二十一日姚永概在《日记》中写到：

近来天气，人易昏惰，肝气颇盛，平日无涵养之功，故至于此，可叹，可叹。[1] （p.10）

可见，他将日常的心绪与平日的涵养功夫联系在一起，而平日涵养之功的最主要、最见效的手段则是阅读名儒语录。如同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云：

余每于游荡之后，心便挠扰不堪，及阅名儒语一二卷，心便释然，遇事亦不见其繁，可见人心至危，不可一刻为物欲所蔽。[1] （p.11）

七月十四日又云：

是日忿后有妄语。数日功课间断，此心遂荡，此气遂浮。人无功课以约束之，则言语行为皆放荡矣，可危哉。[1] （p.16）

甲申年（1884年）四月二十七日云：

近来昏气太重，功课疏散，此身荡荡如无归着。回忆癸未冬日虽专习制艺，而心颇定，间看名儒语录数页，便觉意味深长，浩然无际，今此乐不尝者年余矣。主人翁昏昏愦愦，能无惧耶？予尝秋冬凉冷觉心定气平，读书易人；当春夏则神气飞扬，读书皆不着痛痒，胸中毫无一点书卷味，只觉忽忽不乐而已。因思此亦是少学问之故。若学问真足，则一任他寒暑递迁，如何变得我一点。[1] （p.171）

甲申年（1884年）十月二十二日云：

连日胸中以疾病事加以理家政米盐琐碎，颇觉■■不宁。今日读朱子书与前数日读《近思录》时，皆觉甚有静趣，然册子放下，书味复杳然矣。[1] （p.194）

从以上所记可见，姚永概将日常的心绪和“学问”“功课”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增长“学问”的手段则是阅读“名儒语录”。

姚永概所谓“名儒语录”，《慎宜轩日记》所载，仅辛巳、癸未、壬午三年即包括多种。辛巳年（1881年）一年，计有《双节堂庸训》、端恪公（按：姚文然）《外集》、李二曲《四书反身录》[1] （p.41）。此后两年，又有《朱子文集》、张英《聪斋训语》《恒产琐言》、姚文然《日记》《思辨录》《传习录》、李江《龙泉园语》[1] （p.109）、《理学宗传辨正》《国朝先正事略》《曾文正公家训》《温公家范》等[1] （p.154）。其中，姚文然《日记》[1] （pp.85～89）、张英《聪斋训语》[1] （p.96）、李江《龙泉园语》[1] （pp.109～111）、《曾文正公家训》[1] （pp.135～136）等对姚氏影响最大，日记中皆有摘抄。

壬午年（1882年）二月，姚永概始阅张英《聪训斋语》《恒产琐言》，大为欣赏，《日记》中记到：

予独坐斋中，阅张文端《聪训斋语》《恒产琐言》，其中一一皆从阅历，故其言也恳切，令人悚惕。兹书之妙，当与先端恪公《外集》共为人生至要之书，不可不读也。[1] （p.46）

他并将自己通过读名儒语录保持心理健康的办法向朋友推荐。如他在给二兄姚永朴的信中云：

近来山中读文作字，兴致颇佳。间阅张文端《聪训斋语》及杂文，颇见古人所处境界未必胜似今人，而能雍雍和乐者，大抵能自派遣耳。……张文端《与叔兄西渠先生书》《河上先生传》，每读数次令人胸襟旷然。兄尝见之否耶？弟前日在城时，窃见兄精神不聚，颜色亦憔悴，退而揆之，必其有忧于家计小事而萦扰不宁者，故陈言如此。吾人心地总要如澄潭皓月，小小生计惟顺以应之，听其波委云属，不将迎事前，不留滞事后，一意专功举业、小楷，又不可不自寻快乐，以致扰达人之襟抱也。[1] （p.97）

与方樾亭书云：

山中人事颇少，可以读书，可以养心，然此心憧憧，无异处城市纷闹之境。比来读张文端诸文，窃叹其文华而腴、清而婉，非实有学问识见，不能具此。至《思过轩记》《湖上先生传》《与叔兄西渠先生书》，尤弟讽诵再三，不忍释手者也。兄曾一读之耶？汪龙庄先生《庸训》一书，乃家庭骨肉之至言，其论隐微琐事，无不亲切入理，恺恻动人，诚能守之而行，则闺门何至有不化者乎？[1] （p.98）

作为理学传人，姚永概并非仅摄取理学的话头，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依理学的要求严格地在事上磨炼。如，辛巳年（1881年）七月十六日《日记》中记到：

近欲克去己之大过四：一、戏言戏动，一、晏起，一、嗔怒，一、无恒。此四者乃余之大病，而嗔怒与戏言戏动尤为余所常犯，不勉力去之，何以为人。[1] （p.19）

此后日记中连续记载自己所犯错误，如当日“戏言五次，戏动一次，小嗔一次”，十七日“戏言二次”，十八日“戏言四次，小嗔一次”[1] （p.19），十月十九日记：“近来嗔怒时渐少，而戏言犹多，每念及之，可惧可恨。”[1] （p.28）十二月六日又记：“近来戏言戏动渐少，而思念不清，常觉忿气填胸，吁！可叹哉！”[1] （p.34）

嗔怒、烦躁为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情绪问题，这两者似乎是姚永概经常碰到的心理问题。如辛巳年（1881年）七至八月他大病一场，八月二十一日记曰：“平日无功夫，遇疾病遂觉烦躁，此后当着实用功。”[1] （p.22）九月十五日：“小嗔三次。精神不爽，气不能平，常觉胸中缠绕，此余一大病，当力改之。”[1] （p.24）

对于嗔怒、烦躁这样的心理问题，姚永概亦用理学功夫来平治之。如壬午年（1882年）八月二十六日《日记》记到：“早间与二兄论功名事，心觉不平，因取砚误碎一壶。遂思人之一心，天理、人欲而已，天理胜则心明，人欲胜则心昏。心昏则言必至忿厉，行必至倾踬，物必至损伤，气之所感然也。碎一壶小事，昏吾心甚矣，敢不省哉。”[1] （p.80）八月二十九日：“怒仆妇，因觉气不顺，此予心胸浅窄之故。”[1] （p.81）

九月初三日，姚永概收藏的一只茶壶，“其口为仆人碎，缺一小片，予深惜之。既又怒仆，憧憧胸中，几至移时”。作者采取的办法是：

因思张文端有言：人于珍惜之物，绝不可好，瓷器尤甚。瓷佳者必脆薄，一盏值数十金。僮仆奉持易致不谨，过于矜束反至失手。朋友欢燕亦鲜乐焉。……先训若是，阅历之言也。盖吾人读圣贤书，终日心之所当系属者甚夥。苟一壶之碎，心为半日不安，一盏之倾，心为终朝而惜，不亦劳耶。此后当悉屏去之，以全吾天君之德。静坐最有意思，默念一日之中言笑放浪之时多矣，何妨一一节之，试为静坐时乎。[1] （p.81）

再举一例：该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曰：

有佃人来，予命灌园，辞以忙迫，强命之，必不可，怒詈之，必命灌焉。嗟呼，此一小事，何至若斯。平日读《聪斋训语》，临时全不得用，可愧可愧。因亟另呼工灌园，而令之归。张文端文淡泊中有一段华腴气味，读之可以养心，人往往忽之者，以无大文名故也。[1] （p.97）

这样理顺心绪的策略，被姚永概一再实行。如，乙酉年（1885年）二月十七日记到：“夕看《国朝名儒事略》二十八页，久不读儒者书，胸中芜秽甚矣，今夕乃颇清凉。”[1] （p.205）丁亥年（1887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记到：

年来予心不似往年远甚，盖不亲宋明语录久矣，故立身之志渐忘渐怠，而过之集者已不胜指矣，可叹，可叹。此后有明窗净几之书室，无朝夕衣食之扰其心，若不大肆力于学问一番，不且辜负好岁月哉。盖予自反学问之道尚可，庶几有成，惟身心之际实宜着实自勉，不然虽读破万卷书，下笔千言，果于我何有哉。古之著书立说者虽不必皆贤，而贤者之书乃愈足重，盖以其人增价也。身心之发以家庭为第一义，家庭之道一亏，百行俱丧矣，可不自策耶。[1] （p.329）

同月二十七日又记：“心颇不怿二人久之，因思端恪公日记数则，乃渐气平。”[1] （p.330）这样的办法，姚永概晚年亦依然坚持。如丁巳年（1917年）元月十二日：“夕嗔仆，无明之火妄动不制，几有不顾身命之势。年来不读宋儒书，所以如此，书以自戒。”[1] （p.1350）

甚至失眠的问题，姚永概也采用理学家的办法加以克制。如，丁亥年（1887年）十月二十七日：

晚与二兄谈事，不怿者久之，睡后遂觉虚火上炎，烦躁不安。诵“天下何思何虑”一句，又久之，乃定（自注：此端恪公之法，见《虚直轩日记摘抄》）。[1] （p.327）

王■森曾指出，明代的心学家扮演了类似心理咨商或治疗者的角色。并且以颜钧治愈罗汝芳为例，指出颜氏发展出一套治疗“心火”的办法。所谓“心火”大致相当于今日心理学上所谓的“心理问题”或“精神危机”。同时，他亦指出心学家的这种角色，在清代几乎都消失了①。从姚永概的例子可以看出，虽然理学家或心学家直接出面担任心理咨询师的事例已经不再，但理学的一套修养体系和理论体系依然通过理学书籍的传播和理学功夫的实践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心理辅导、心理抚慰和心理治疗的功能，以使士人在处理日常生活各种问题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人格的完整。当然，姚永概所实践的是程朱一系的修养办法，主要是以“克”和“压”的办法来调理心绪，而颜钧所实行的解救“心火”的办法则是鼓舞性中原有之乐，正面的扶持人心中原有的善端，而不是消极压制心中之欲望。这两种不同办法，是程朱理学和阳明新学理论体系不同所致，但两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平复情绪、理顺心情的功能则并无不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理学资源外，诵佛经也是姚永概逢家庭重大变故时，为保持平静和信心所求助的资源。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姚永概最早开始诵佛经是甲申年（1884年），时年19岁。此年六月姚永概因夫人产后多病，加以父、兄、姊、嫂等皆多病，遂于九月一日“作字向通伯假《大悲咒》”。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予近来心不清闲，欲借佛氏之教以定其纷扰，兼有消灾种福之意焉”[1] （p.189）。次日，“得通伯信，劝予诵《金刚》《心经》二种”。初三日，父亲为姚永概借得《大悲咒》来。此后连续五天诵《大悲咒》，或九遍或十二遍。九月二十九日读《心经》成诵。自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初八日，除有事间断外，共8天，每日诵《金刚经》一遍、《心经》七遍[1] （p.196）。

另一次诵《金刚经》是在丁亥年（1887年）九月姚永概及二兄携家人舟行赴父亲安福任所途中[1] （pp.321～325）。此后再一次诵佛经是丁巳年（1917年），这一年姚永概子“康儿”得喉瘤，并在首善医院割治，是年闰二月十七日记到，“前数日发愿诵《观音经》千遍为康子求福，已诵一百四十遍”[1] （p.1355）。六月八日“千遍完”[1] （p.1364）。七月十一日，康儿赴医院将剩下的喉瘤割竟，时日“诵经”，页眉标注“九十”，想应该是九十遍[1] （p.13679）。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佛经亦在姚永概日常生活中具有平复情绪、保持信心的功能。当然，佛经和理学书的功能略有差别，理学书尤其是名儒语录，是日常行为的指导，而佛经似乎不具有日常行为指导的作用，更多起到排遣烦恼以及“消灾种福”的意味。

除了日常心理健康的调护之外，《慎宜轩日记》中还有很多身体健康维护方面的记载。身体健康的维护，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日常的保养之道，一是身体出现疾病时的治疗行为。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姚永概较为重视日常养生之道。辛巳年（1881年）六月二十九《日记》记到：“余以久热忽寒，失于保养，遂大泄，精神疲甚，仰卧竟日。”[1] （p.14）这一年姚永概18岁，为日记之始，足见他青年时代已经知道“保养”的重要以及疾病与日常保养关联。

那么，如何“保养”呢？同月三十日《日记》中记载：

予身体极弱，而又忽于养生之道，故小受风寒遂觉不支。此后当以保生为急，其道无他，节饮食，慎寒暑，寡言语，少嗜欲而已。[1] （p.14）

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姚永概还重视素食的作用。辛巳年（1881年）七月二十四日，姚永概得“时症，头烧，痰重”[1] （p.20），二十七日，“是日病成虐矣”。此病一直延绵至八月二十四日，共30天。期间，八月十七日病中，作者记载：“予欲戒数物，不食牛、犬、田鸡、黄白鳝、鸟、鱼、螺之类，以及鸽子，皆从今不食，能买放生则即行之。”[1] （p.22）壬午年（1882年）十一月十二日：“人不可日日食肉，惟尝食素，偶尔食荤，自有滋补。若尝食荤，小有寒暑则伤生矣。何为哉？”[1] （p.101）

壬午年（1882年）六月三十日，姚永概“夜与济川谈养生之道，予有数事开列于后：早起，饮食不乱（如早粥一碗，中饭二碗，晚饭二碗，余者一粒不食），寒暑宜谨（此最要紧），静坐，取圣贤语言日涵泳一二则。以上数事皆保生之要诀也，人能如此行之而不懈焉，不特可免一己之灾，亦可解高堂之忧虑矣”[1] （p.69）。从以上文字可知，在姚永概看来，“静坐”“涵泳圣贤语录”亦具有“养生”的功能。

该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记》载：

中午，吐出血一小口。比时心中忽忽，如有所失，至夜不爽。大兄急烹安化茶饮余。盖近来天气晴炕，胸中时有忿郁不平之事不能排解，故至如此，然身体之弱极矣。……夜，置灯于斋中，静坐片刻。溪声松声入夜愈响，此时境况殆清极矣。人生于小不称意事，须多方排解开去。养生之道，以欢喜为一义，苟时时忿郁，不且自戕其生乎？[1] （p.98）

甲申年（1884年）六月二十一日又云：“连日早泻一次，而心常若泛泛不宁，此气虚之故也，拟再服药一二帖焉。凡事静则和气生，喧则厉气生，而处家尤然。果何能静乎？各求省事，自在静矣。”[1] （p.180）所谓“欢喜”“静则和气生”等指的是心理状态，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姚永概显然意识到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之间的紧密关联。

碰到疾病，清末民初的士人又如何医治呢？从《慎宜轩日记》中可以看到，姚永概及其家族周围有很多的医生或知医之士，姚氏家族似乎亦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家庭医生。每当家人有病，一般首先延请医生诊视、立方，若无效或效果不佳，亦会另择人诊视、立方。姚永概亦略知医，往往会对不同医生的处方加以评估，以决定采用何人之方。

若碰到日常小病或急病，姚家备有流行的医书，会按书查验自治。如辛巳年（1881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载：“二姊病耳，为查《验方新编》，买药滴之，下午渐轻。”[1] （p.14）丙申年（1896年）12月初六“大兄吐血症又发”，初七日“用《验方新编》法，用羊肺蘸白芨末食之”[1] （p.668）。《验方新编》为清代鲍相■所著，是一部博载民间习用奇验良方为主而兼收医家精论治验的方书。因此书具有“亦精亦博，既简既便，病者可按部稽症，按症投剂，犹如磁石取铁”的特点，在民间广为流传。

除传统民间医书之外，姚永概也阅读西医之书。如戊戌年（1898年）三月二十六日：“昨夕梦遗，人小疲软。购西医《卫生要旨》《妇科精蕴》观之。”[1] （p.713）二十七日“阅《妇科精蕴》”[1] （p.714）。《卫生要旨》一书是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所著，《妇科精蕴》亦为嘉约翰所主持之博济医院所刊行。姚永概购此两书之时，正在北京参加大挑。

当然，除了正规医方之外，清末士人亦广泛采用今日所谓“迷信”的办法来治疗疾病。如，辛巳年（1881年）七月下旬姚永概患疟，一直缠绵不愈，八月三日，其姐夫马其昶“自城中寄符来”，但“服之亦无效”[1] （p.20）。十二日，“王健庵为余作符……勉从之”[1] （p.21）。癸未年（1883年）六月十四日，“夜，予已就寝，闻全儿哭声似中邪状，急起查《玉匣记》，以白钱五张送之”[1] （p.129）。《玉匣记》传为东晋道士许真人所著，是汇集各类占卜之术的作品。

除查医书之外，《慎宜轩日记》中还有很多自行治疗的方法，这些方法应是民间根据流行医学知识所随机采用的方法。如，辛巳年（1881年）十二月二十日，“余耳下忽痛硬，恐害肿毒，急取白蜜、灰面、葱头、捣烂敷之，然终不爽”。二十一日，“耳下痛甚，昨日左耳，今日两耳皆痛矣。以金银花、麦冬、甘草等洗之，肿渐消，而精神不爽也”[1] （p.39）。丁亥年（1887年）二月二十五日，“连日喉小痛，盖正月房中生火之故，亟以麦冬饮之”[1] （p.291）。壬寅年（1902年）五月一日：“左足胫湿疮溃腐，以银花、甘草洗之，敷二味拔毒散。”[1] （p.828）

此外，姚永概还总结出一套治疗眼睛发痒的方法。壬午年（1882年）八月一日记载：

余眼往往发痒或昏率。大伯父命余以洗面水加冷水，以温为度，将眼浸水中饭许，如此行之，终身可免目疾矣。余行之二日，甚效。当不间始佳也。[1] （p.77）

这一办法，姚永概此后坚持行之。如丁亥年（1881年）四月二十一日，“眼微昏痒，以水洗之”。第二日，“早眼红，亟以水洗之”[1] （p.301）。壬寅年（1902年）四月十一日，“目微红涩，桑水洗之”[1] （p.825）。

姚氏亦注重医学知识的积累，《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偏方。如癸丑年（1913年）正月二十九日日记（按：因后作者日记仍采用干支纪年，故本文也延用这一做法）载有：“小儿疝气：用极陈久戴之毡帽，用热烧酒喷之，乘暖包患处，时时换，可愈。男女均宜，已见效。（张厚田方）痰厥：用生鸡活剖取心，研汁生饮，可愈，终身不宜食鸡（邓孝先之女见效，某道人方）。”[1] （p.1225）是年三月四日日记中又详细记载了张厚田的数个验方，包括治头眩晕方、治连疮腿方、治走马牙疳方、治喉蛾方、治疯狗咬方[1] （p.1228）。三月八日记治瘰疠验方[1] （p.1229）。戊午年（1918年）九月二日记治风滥方[1] （p.1400）。己末年（1919年）九月三十日记豆疮方[1] （p.1433）。庚申年（1920年）五月七日记治白喉及疔疮方[1] （p.1452）。

晚清以来士人对于西医的认识和接受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从日记来看，不论是早年还是晚年，围绕姚永概及其家庭的周围的主要是中医。但也可以看出，西医的影响在逐渐加深。

《日记》中最早出现西医的记载应是种牛痘。辛丑年（1901年）四月初二日：“二兄自上海寄牛痘浆来，邀王医为小妹及四弟种之，五弟以发痧改日。”[1] （p.804）初六日，“小妹补种牛痘，五弟亦种，前日四弟所种亦未出也”[1] （p.805）。此后，随姚永概足迹日广，他对西医的接触也逐渐增多。姚永概夫人婚后患有耳聋之症，乙巳年（1905年）年姚永概代表安徽大学堂赴上海敦请严复担任大学堂监督，顺便考察上海西医情况。该年八月三日《日记》云：

刘葆良来，问上海各西医，伊言有一日本人在伊本街，可往询之。又言芜湖赫医，美人也，与伊有交，如赴芜，可为作信云。午间偕四侄至葆良寓，三人同访中野医院，晤中野贡之弟子，问以耳聋可医否，答或膜破不聪，或脑伤不聪，须亲查乃可。又告以内人耳聋之故，答似可治，但非亲来考查不能断。又询问日本旅馆及住医院各情形。[1] （p.959）

但可能因路途遥远，此后姚永概并未偕夫人赴上海医治，而是到安庆当时唯一一家西医院“同仁医院”就诊。同仁医院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901年所设立，1905年之时正在扩建，新医院于1906年竣工。八月三十日姚永概考察了同仁医院，“询知华医生已回”[1] （p.962）。此“华医生”应为西籍耳鼻喉科医生。九月七日，姚夫人到安庆，九日“至医院，华医生以灯镜视之，又用测声器试，云膜未破，血管中有陈血未化。给药一瓶，另服至一月，有效，取单再换药；如无效，伊亦不能为力也”[1] （p.963）。治疗效果《日记》中未明言，但癸丑年（1913年）七月二十日日记中有云“妇聋妾孕”之语[1] （p.1242），则治疗似乎无效。

姚永概再次接触西医是甲寅年（1914年）在北京任教之时。这一年元月十一日，姚永概子“康儿”连日“发热、患耳”，“延木医”，第二日“延吴硕生”。十六日，“延西医徐泽霖（怀宁人）为康儿治耳”[1] （p.1260）。此后姚永概连续数日携儿赴医院洗耳。考之此后《日记》，可知该医院应为首善医院，徐泽霖亦应是该院医生。

乙卯年（1915年）十一月十八日“康儿腹痛”，十九日“招力旭东（阁人，西医）为康儿视疾，以药下虫及滞。又视其咽旁有胬肉，以药欲令之消，以肉碍呼吸令肺不宣，故鼻常气塞，大有妨发达”。二十日，“康儿下虫一长尺，红色，腹痛好。又访力君，小谈”。二十一日，“康儿咽肉昨夕视之较大，甚以为念，再招力君视之，云并未大，教以上药法”[1] （p.1317）。丙辰年（1916年）六月二十二日姚永概小女“女奴”“惊风”，亦“延首善医院人治之”，二十七日“女奴病，延日本原田治之”，原田亦应为首善医院医生。

从以上记载可见姚永概给家人看病越来越倾向于西医，但中间亦有波折。如丙辰年（1916年）十月五日记载：

自九月初胃疾大发，痛苦之至，先用西法治之，亦有小效，然时发不止，自觉胃中有寒，因与光州罗洲田商用肉桂炮姜，服下大吐，寒痰甚多，顿觉胃中宽舒，胸背涨疼立止，食粥亦舒泰。连服数剂乃改用补品，然犹少食，饮牛肉汤。至月杪乃全健，但觉精力差惫。[1] （p.1339）

这件案例，似乎使姚永概对中医的效力更有信心。因此，该年十一月一日“女奴”再次“小病，下泄”，第二日遂请“罗君视女奴”，但连续六天泄未止，遂于初七日换医，“延子善立方”。显然这两个中医的药方皆无效，因此八日，姚永概“访方石衫（按：方为首善医院医生），延视女奴，云消化力不足，易以西法治之”。初九，“女奴泄少”，初十日，“女奴大好”[1] （p.1345）。十二月三日女奴又得“寒疾”，姚氏“赴校及医院为女奴取药”，并于第二日“延方石衫来视女奴”[1] （p.1347）。因为女奴医治有效，方石衫显然大得姚永概信任，丁巳年（1917年）二月十七日，姚永概携康儿至首善医院找方石衫“割喉瘤一枚，尚有一大、二小，因幼不敢割，割后竟如常，心为之定”[1] （p.1353）。七月十一日，姚永概再次携“康儿”赴医院割剩下的喉瘤，据日记载“石衫云可以不再长，归乃释然”[1] （p.1367）。

首善医院西医的疗效显然使姚永概一度倾向于先找西医治疗。如，丁巳年（1917年）五月十六日姚永概一家避地天津，二十七日“家人多患泄，女奴加吐发热。早访二侄及恨吾，恨吾言井上医院有名，至院约之来寓视之，并视康子”。二十八日“早女奴腹疼泄，方筹赴院，又思易医，乃早餐后热退，精神亦起，因仍服井上药”。二十九日，“早携女奴赴井上院”。但是，西医似乎疗效不好，因此一度改延中医。三十日，“改延天长孙云■（均，六十四）来视女奴，云肝有暑热，无大病，服其药”。六月一日，“延王君竹圃（士暄，黔人）来视竹奴（按：应为女奴，似印刷错误）”[1] （p.1364）。这种“易医”行为，似乎表明姚永概并未在中西和西医中有所轩轾，而是根据疗效随时选择中西或西医。

但是，西医似乎在姚永概的疾病治疗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外科手术。如，戊午年（1918年）八月七日，“足溃烂，以西药治之，乃知右腿沟核子由此故也”[1] （p.1398）。同月二十日，首善医院附设之护产科有四名女子毕业，“方石衫招去演说”[1] （p.1399）。演说内容不详，但姚永概之被邀请演说，说明姚氏对于西医的疗效应是充分肯定的。此后，姚永概还曾多次到首善医院就医。如，辛酉年（1921年）三月十三日，“往首善医院割左臀小疮”[1] （p.1465），三十日，“方石衫来为割臀上疮，去冬所患者”[1] （p.1466）。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西医在清末民初中国士人的疾病治疗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中医也不可忽视，在姚永概越来越多倾向西医治疗之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日记中仍保留大量延请中医诊视和开方的记载。可见，清末民初时期正是中西医接触和竞争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在医疗选择上更多地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接受治疗的处所。

以上利用《慎宜轩日记》，对姚永概的日常健康维护行为作了简单的勾勒，其中遗漏的信息虽多，但亦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首先，在晚清桐城世家中，理学的修养功夫依然得以传衍。姚永概利用理学功夫克制自身的“易怒”性格，以及利用反省宋明语录来保持日常生活中的内心平静，展现了儒学修养功夫对心理健康的重要价值。逢家庭重大变故之时，姚氏亦求助于诵佛经，以克制内心烦躁、保持内心平静，也透露出佛教的类似功能。

其次，从大量日常患病及治疗行为的记载可以看出，姚氏对于日常身体健康甚为重视，随时总结“养生之道”。姚氏家族周围中医众多，家中且备有民间流行医书，遇小病则查医书自治，同时，姚氏亦开始购买、阅读新出西医书籍，并入西医院求医。姚氏医疗行为显示，晚清民初时期西医正逐渐深入中国社会，但同时中医亦有市场，当时士人更多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医疗的处所。

最后，笔者亦想指出，这部《日记》中的日常生活史和个体生命史的资料相当丰富，除了以上所讨论内容之外，还有大量关于亲人死亡以及安葬方式的记载、关于“梦遗”的记载、关于奇异梦境的记载，皆可为相关领域提供研究资料，值得深入挖掘和利用。

【作者简介】张笑川，男，1970年生，黑龙江省嫩江县人，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中国史学史。

第3篇：民情日记范文

2、建立一个困难户联系制度。乡镇、村干部必须固定联系一户困难户，除逢年过节个人要上门进行慰问外，平时应经常给予关心，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建立一个村党员、村民代表、村民组长联系户制度。各村要建立该制度，村党员必须长期固定联系5-10户村民；村民代表必须经常联系20户以上的村民；村民小组长必须联系本组所有村民。村两委会要经常检查制度的落实，每季度听取一次联系情况的汇报，并做好记录。

4、设立一个村民意见箱。各村在村务公开栏旁设立一个村民意见箱，专门确定一名村干部每天开箱收集、分类建立民情档案。

5、设立一个村民来访接待室。乡镇、村均设立村民接待室，每天由乡镇、村干部轮流接待，填写受理单，能解决的事马上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向群众说明情况，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并向反映意见的村民提供一份意见反馈单，事后由村民填写对解决问题的满意程度。

6、建立一项外出留言制度。乡镇、村干部外出工作必须在墙上或黑板上注明去向、时间、工作内容等。

7、继续抓好一个公开栏。各村每月要将村务公开的内容全面、及时、真实地在公开栏上公布，接受村民监督。乡镇要把政务公开栏及有关的便民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广泛接受基层群众的监督。

8、抓好一个宣传阵地。乡镇、村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简报、黑板报、有线广播等形式定期将村务管理、致富信息、蔬菜行情、农业应用技术、政策法规、村规民约、宣教活动等内容发放到每户家庭。

第4篇：民情日记范文

文章标题：“五夜五带”促党员干部作风转变

**镇“五夜五带”促党员干部作风转变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四个长效机制和我省18项基层党建制度工作，使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教育活动取得实效，促进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镇党委在全镇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了“五夜五带”活动。

“五夜”：一是“夜学”。为切实解决工学矛盾，巩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教育活动第一阶段学习教育成果，采用党员干部带头学、在家领导干部集中学、下乡领导干部分散学、创新方法深入学等方式，利用晚上时间，深入开展“夜学”活动，让领导干部真正学深、学懂各大会议精神，把准工作方向和目标。二是“夜议”。在查找问题中，党员干部充分利用晚上时间，召开村小组会、社情民意分析会，对农户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剖析，对农户普遍关注的增收难、致富难、结构调整难等热难点问题进行探讨，与农户一道研究如何抓好春耕生产。三是“夜谈”。结合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利用晚上时间深入开展“夜谈”活动，与贫困户、“钉子户”及有意见、闹情绪的村民小组长之间进行相互交心谈心，交流思想，商量具体工作，解决村组干部的思想问题及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四是“夜访”。利用晚上时间，带上“民情日记”，组织党员干部上门访问联系村、联系户，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困难，并千方百计想办法帮助解决。五是“夜训”。组成“科普培训流动队”，利用晚上时间或空余时间，采取课堂讲解与现场示范讲解、集中讲解与分散讲解等方式，深入到各村组进行种养殖、土壤平衡施肥、产业结构调整、烤烟种植等方面知识的科普培训，提高群众致富本领。

第5篇：民情日记范文

一是组织了一次全面摸底调查。为进一步构建和谐的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农村经济，“三送”干部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用发展的思维去引导农民的农业生产，把增加农民收入为基本，把增强村民好好过日子的信心为根本，对村发展水稻、花生、脐橙等作物种植、水面养殖等情况展开调查研究。同时，对村村所有低收入家庭、困难的党员、困难群众、下岗职工、老干部以及军烈属、优抚对象等群体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调查。

二是开展一系列宣讲活动。召集全村村民小组和在家的党员共30余人，由果业局工会主席廖永樑和市果业局果业技术推广站主持开展了“党的十精神”和“省委十三届七次会议精神”“集中解决问题调研活动”等专题宣讲课，宣传了“市干部下基层开展‘三送’活动”主要精神和宗旨；每个组员利用报纸、刊物等分别对村民讲解“三送”活动内容、目标和实施办法，让村民了解三送活动，接受三送活动，拥护三送活动的开展；在每个村组布置了“三送”活动宣传标语，让村民时时处处都能看到“三送“活动，都能想到“三送”干部，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三是制作一块“三送”宣传栏。一是公开“三送”承诺，在村委会醒目位置树立“三送”活动宣传栏，并将开展“三送”的干部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和干部“三送”承诺公示公开。二是公开政策方案，把省、市、市干部下乡开展“三送”的政策做到上墙上册宣传，进行公开公示，切实把上级利民富民政策向广大农户宣传；三是公开帮扶对象，大队要求每名开展“三送”干部都要对自己结对帮扶对象情况清楚、底数明了，并把结对帮扶对象进行公开公示，自觉接受帮扶对象群众监督和测评。

四是记好一本民情日记。为更好的了解民情民意，确保“三送”工作落到实处，驻村的“三送”工作的干部人手一本民情日记，做到三记录：一是记录各自联系村户的基本情况，积极主动的了解村组户的基本情况和思想动态，做到对结交对象的家庭情况、思想状态、困难原因和帮扶需求等底数清，情况明；二是记录群众困难帮扶情况，驻村干部每人结对联系帮扶所在村居的20户农户，记录帮扶对象家中的喜事、乐事、困事，烦心事等，与群众真谈心、真交友，为群众办真事，办实事，办好事；三是记录群众反馈回来的信息，对在结对帮扶对象谈心走访后，从群众反馈回来的信息一一整理并记录在册。

第6篇：民情日记范文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阆中市委老干部局结合老干部工作实际，创新工作方法，“立足微载体，激发新活力”，通过一系列小而精致的“微活动”，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触角延伸到每位党员干部身边。在做实规定动作的同时，确保“自选动作”跟得上时代，接地气、见实效。

一是小挂牌成“微读本”。在党员干部岗位牌醒目位置，注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要求，让“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12个字入脑入心，成为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催化剂”。

二是小屏幕建立“微平台”。把手机作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宣传的重要渠道，开通老干部工作系统手机v网信息传递、建立系统社情民意QQ群，借助手机发送短信，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传递正能量，提升教育实践活动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截至目前，发送活动开展情况16条，传递学习资料30多篇，借助网络的互动与涉老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对离退休老干部面对的问题和困难，积极跟进沟通协调，排忧解难。

三是小课题开办“微讲堂”。围绕“入党为什么？为后人留什么？我为老干部做什么？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主题不限，轮流发言，每人3分钟，人人脱稿，确保内容丰富、生动、活泼，通过这种学习方式让大家讲出了真话和想说的话，保证了每位党员都是教育实践活动学习的参与者，组织者。

四是小本子记录“微民生”。为把教育实践活动主题体现在工作中，按照局班子成员包社区联系老干部；老干部工作人员包片、包街道联系老干部的工作机制，市老干局成立了4个小组，人手一册“民情日记本”，从4月下旬至5月上旬历时半月对全市60多位离休干部、长期瘫痪、行动不便、易地安置的30多位退休老干部进行了全面走访，与老人们零距离交流，征求有关“”问题和有关老干部和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意见建议，并记录在“民情日记本”上，及时梳理归纳，共收集整理意见40多条，为下一步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制定整改意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7篇：民情日记范文

一、大力推进“亲民”工程，着力营造党群、干群鱼水情深的良好氛围

开展“三民”活动，为民是过程，富民是目的，而亲民则是关键，是前提和基础。只有亲民才能准确地为民，才能达到富民的目的，只有亲民才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只有亲民，党的基层政权才能根植于群众之中。为此，我乡在开展“三民”活动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广泛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大力推进“亲民”工程，着力营造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良好氛围。一是广泛开展“亲民三十”活动，规定每位乡机关党员干部每月至少上10家门、认10家人、解10家难，通过走访、座谈形式，了解、掌握群众的思想、生产和生活情况，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二是着力推行落实民情日记制度，要求每名党员干部下乡必须如实记录民情民意，通过记民情日记了解农民所需所想所难，着力在“民情”二字落笔，在解决问题动情，切实做到“思路在知民情中清晰，感情在记日记中升华，威信在办实事中树立，作风在活动中转变”。乡党委每月调阅一次民情日记进行审批，核查落实情况，把此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活动开展以来，我乡广大党员干部累计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520多个，新近结对帮扶200余户困难群众。

二、心系群从，心贴群众，倾情为民办实事、谋发展

为民辛苦为民忙，自“三民”活动开展以来，我乡各级党员干部心系群众、心贴群众，倾情为民办实事、办好事。韩坊乡的老百姓都还记得今年春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为了保住梅街、长演两块800亩的仿国际型优质烟基地的烟苗，保住韩坊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全乡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不惧严寒，与大雪鏖战了一个彻夜，让群众深受感动。今年夏秋之交，为了降伏旱魔，乡主要党政领导白天顶烈日、冒酷暑现场指挥群众抗旱，晚上研究应对措施、调配抗灾物质，时常废寝忘食。在他们的影响下，全乡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深入一线，带领群众抢修水利设施，24小时轮流奔忙田间调度灌溉，甚至自掏腰包购置抗旱设备。等全乡农户完成秋种，不少参与抗旱的村组党员干部家的责任田却龟裂依旧。

要想富，修好路。乡党委、政府一班人一直把修路筑桥当做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重要举措来抓。为了保证砂园线韩坊段改建顺利进行，今年6月份，全乡干部集中力量，下驻到各村，在田间地头、山岭果林、村庄农舍，风吹日晒，丈量面积、清点果树，登门上户做好拆迁户工作。一个月下来，所有干部人黑了一圈，脸瘦了一圈，但顺利完成了境内35公里的征地拆迁户的丈量登记任务，大家没有丝毫怨言。韩信公路是韩坊乡人民的重要经济通道，在得知韩信公路信丰段硬化工程开工的消息后，乡党委政府更是主动给工程捐款1万元，并积极四处募捐集资，迳里村公路年久失修，一到雨天，泥泞不堪，连自行车都不能行驶，群众生产生活很不方便，乡党委政府一班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立即着手迳里村公路水泥硬化工程；红星村人行桥也已立项，准备年底开工。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韩坊乡党委、政府丝毫不敢懈怠。围绕水、电、路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里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筑桥修路，修葺水利溉渠20余里，完善各村文化娱乐设施，迄今，全乡100％的村组通电，98％以上的村小组开通有线电视，80％以上的村民小组通上了公路，50％以上的村民喝上了自来水，65％以上的农户安装上了程控电话，建好了3个移动电话信号基站，建成大型农贸市场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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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行“产业带富”工程，实现“富民强村”目标

第8篇：民情日记范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要求，在工信局机关全面推行认人、认情、认事“三认”服务机制，激励广大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改进作风、强化服务，锤炼队伍、提升能力，为深入实施“三个五”战略、建设“美丽”实验区、加快实现水秀天下蝶变梦提供更为优良的作风保障。

二、实施范围

推行“三认”服务机制的对象为本局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三、主要内容

（一）认人。工信局全体干部应主动深入基层单位、农村群众、服务对象，全面熟悉基层及服务对象的情况。

1.公开信息亮身份。统一为每位干部制作身份牌、公示牌。机关干部职工办公桌应放置身份牌，标明姓名、职务、工作职责等信息；在办公楼醒目位置公开干部的姓名、职务、照片、职责、联系的乡镇、联系电话、去向等内容（办公室负责落实），方便群众联系，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深入一线勤联系。一是组团分工。采取“班子成员+中层干部”的组团方式，划分为6个组团，组团联乡镇和重点招商项目，班子成员为各组团负责人，每组团指定1名联系人，并以文件的形式向乡镇公开联系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见附件二）二是认人范围。班子成员“六联”：联乡镇，认所联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工业、招商引资分管领导；联企业，认企业负责人；联重点招商项目，认项目负责人；联县招商领导小组，认领导小组成员；联村，认结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联户，认结对户。中层干部“五联”：联乡镇，认所联乡镇的工业、招商引资分管领导、工办主任；联企业，认企业负责人；联重点招商项目，认项目负责人；联村，认结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联户，认结对户。一般干部“三联”：联企业，认企业负责人；联村，认结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联户，认结对户。（见附件三）。成立局机关“三认”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王秀华、陈新忠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三是走访要求。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每季度走访服务对象不少于1次；按照“1+X”社会结对帮扶、“一户一策一干部”等机制的规定要求，每年到结对村、结对户走访联系2次以上，重点做好政策宣传、民情了解、意见征求、技术服务、帮扶解困等工作。四是认人要求。要求勤走访、勤联系，全年与服务对象的熟悉率达100%，走访谈心实现全覆盖。要求每人每年为联系的服务对象办一件以上实事。局党委将组织相关人员不定期对走访情况进行抽查、督促。

（二）认情。机关干部要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与服务对象的联系，全面增进与群众的感情。

1.建立联系服务群众“办事档案”制度。事档按机关干部办事档案登记表（见附件一）的格式建立，办事档案记录主体为机关全体干部，重点记录内容为：走访基层、群众和服务对象了解到的问题、情况，基层向机关单位和党员干部反映要求解决办理的事项，本单位布置安排的重要工作完成情况，县委、县政府部署安排的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其他办事情况。机关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执行“办事档案”制度，明确督查、考核要求，对需办理的事项，要抓紧办理。办事档案要客观准确、全面具体，如实反映办事群众姓名、事由、办理情况、结果反馈、群众满意度等内容。办事档案由干部本人每月初梳理一次，每季度统一交陈新忠处做好登记。

2.建立联系服务群众“民情日记”制度。每名干部持有一本民情日记。民情日记要全面记录每次走访联系服务具体情况，如进村（企）情况、走访农户情况、村（单位）工作情况、联系人（户）情况、群众反映的意见、办理事项、需帮助协调的事项、问题处理结果等均须准确、如实反映。民情日记每季度统一交陈新忠做好登记，并交分管领导批阅，发现重要信息，提交局主要领导批阅。

3.建立联系群众“集中服务日制度”。规定每月25日为“集中服务日”，原则上，县委县政府及各机关部门召开的会议、举办的活动不安排在每月25日。在集中服务日，按照组团联片的方式，组织机关干部有计划性、有针对性的深入乡镇、农村、企业、社区、下属单位、服务对象、结对户、重点项目等，重点做好政策宣传贯彻、基层走访谈心、意见建议征求、提供便民服务、会商解决问题、项目攻坚推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与基层和群众的联系。

（三）认事。对结对帮扶村户、分片联系的乡镇、所辖的基层单位、重点服务对象等群体提出的各类事项，机关干部要直接或协助联系办理，进一步提升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1.定向快办。联系干部要及时办理各类诉求和事项。对符合政策规定，可以办理的事项，要即知即办，明确办理时限和答复意见；对暂时不具备条件办理的事项，要告知相关政策精神，妥善做好解释工作；对属其他单位职责范畴的事项，要主动帮助联系、衔接，并跟踪办理进度。对上述事项，要按“一事一档”的要求，建立办事档案，做到事事有回音和结果。

2.提效速办。建立健全联系服务群众的规范化制度，形成机关单位“三认”服务长效机制。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机关工作人员遇基层干部、群众咨询问题、反映诉求、办理事项时，应履行首问责任。规范完善限时办结制，对服务对象提出的申办事项，可当场办理或答复的，要在第一时间办结；如不能当场办理的，要承诺办理时限，一次性告知政策要求和需准备的资料，并在承诺的时限内办结。探索推行代办服务制，对于有较为固定办事程序，可直接代为办理的事项，各职能单位可明确相应的代办员，为服务对象提供代办服务。从严实施责任追究制，要重新分析、科学整理各类事项办理的程序、时间和要求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对出现违反政策规定、服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吃拿卡要、推诿扯皮、群众反映举报等情况的人员，要严肃查处、追究责任。

3.开门优办。建立机关“定时开门接访”制度，每月第一周的周五固定作为我局的公开接访日。在公开接访日，按照组团联片的分工，由一名班子成员牵头负责，其它工作人员参与，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诉求，现场解答疑难问题，及时协调办理相关事项（见附件四）。参加公开接访人员的名单、职务及办公地点应提前一周在本单位公示栏公开。加强与政法、等单位衔接、联动，就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公开接访日实行主动约访、现场协调、限时办理，充分发挥“定时开门接访”制度的作用。

4.联动合办。加强各科室服务力量的整合、联动，对“三认”过程中掌握、受理的疑难事项，多形式予以解决办理。建立群众反映问题交办、督办制度，在走访联系中发现的群众诉求或服务事项，如属其他单位职责范畴的，要主动帮助联系，或填写群众反映问题交办单（见附件六）报局办公室汇总，统一上报县委办督办科，由其统一进行交办，并定期督办、限期反馈。

四、工作要求

对工信局深入推行“三认”服务机制，全体干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创新推动，务求实效。

1.领导带头。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行联系服务群众“三认”服务机制的重要意义，认真抓好组织、宣传、发动工作，确保“三认”机制在局机关落到实处。班子成员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率先垂范、模范带头，主动参与“三认”服务机制，带头改进作风、服务群众。全体机关干部要进一步强化群众观点、宗旨意识，切实加强与基层群众的直接联系，深入一线听民声、访民情、解民忧，在为民服务中改进工作作风。

2.强化责任。全体干部要认真学习文件精神，熟悉“三认”机制的程序、规定和要求，明确各项工作要求。要对照文件规定，按照要求认真走访。推行“三认”服务机制相关情况要列入工信局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将作为干部年度考核等次评定的重要依据。各分管领导要加强对“三认”执行情况的督查，每季由各科室负责人将本科室人员“三认”开展情况报陈新忠处汇总登记（见附件五）。

第9篇：民情日记范文

这次下基层工作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其中，“访”是基础，是重点，“聚”是目的。要准确把握贯彻好活动主题，真“访”――以心换心，打动职工群众；实“惠”――雪中送炭，维护好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广“聚”――覆盖各界，构筑守望相助的铜墙铁壁，落实车俊政委提出的七项重点工作任务，打好民心、民安、民富这个长治久安的基础。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对于兵团而言，机关干部下基层并不是新鲜做法，但为期三年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数千名机关干部住进团场连队，这样的规模前所未有。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争当群众贴心人，为民谋福祉，无疑是开始了长治久安路上的“新”，其重大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做好“贴心人”，群众的心才“好聚”。正如一名下基层干部的《民情日记》写道：“我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了群众认可，虽然睡觉的床板硬了，但与群众的距离近了；汗流多了，但与群众更贴心了。”是的，以心换心，方能贴近群众，凝聚民心。要脱下西装换“农装”，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掰着指头一起算家底、想出路，帮助群众牵线搭桥，找项目、跑资金、引技术、办企业，让群众腰包鼓起来。要挨家挨户地到群众家里去，特别是多到困难群众家里去，掀一掀锅盖、摸一摸被褥、拉一拉家常，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孩子上学、家人看病、吃水出行等实际困难，把他们闹心的事解决好，让职工群众脸上的笑容多起来。这样的下基层，群众才会打心眼里欢迎。树根扎得越深，就越枝繁叶茂。工作抓到基层、抓在具体处，才能见功力、见实效，不至于“沙滩流水不到头”。

做好“扬声器”，群众的劲才“好鼓”。下基层的干部只是“助推器”，基层建设的主体还是当地广大职工群众，当好宣传队，关键是要激发当地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下基层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群众，用嘴、用眼、用心宣传鼓劲儿，多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让当事人说话，把党的立场和观点应用到事实之中，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说服人、引导人、教育人、宣传人，让加油的劲儿鼓在实处。

做好“播种机”，群众的事才“好办”。干部下基层既是践行群众路线最重要的实践载体，也是解决群众难题、助推基层发展的“播种机”。而下基层干部当一部合格的“播种机”就是百姓期盼。机关干部生活在基层，如何听取群众意见，如何引导群众投身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一个“播种”的过程。他们将在三年时间里，在基层群众心里种下希望的种子，让这些种子在关爱中发芽、开花、结果，将来，一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