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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25-03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LIU Jian,XU Changhong,LV Yun
(P.E.Dep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 analysis.It analyses the inevita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e action pattern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 measures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n,it reconstructs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is study has theoretical meaning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inority;traditional sports; sports 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也正在逐步加剧。
文化重构,即文化的重新构建,指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长期流传的在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类体育活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是指在与它文化的交往中,通过整合外来的体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创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日渐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引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系列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和占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建构,这对于调适其外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因子,进而重构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背景下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顺应,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1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经历着被主流体育文化同化的危险。各民族创造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正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消亡的危险。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体育文化多样化也应当受到人们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但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融合现代体育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适应时展的新的文化因子。在现代体育文化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多样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现代化无处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必然。在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变成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尽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产生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当地”还处于不完全意识状态。现代化的体育文化可以使可能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复活”,但也让已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原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脱离出来,走向表演的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成舞台表演,说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变质,它在新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丧失保持其原生的稳定因素。因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价值、审美和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自然观、宇宙观、社会思想伦理等哲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相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它以相对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维系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他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有的本土性,是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而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当前的主流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无法与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相抗衡,其传统的体育文化正面临崩溃或已崩溃,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消失。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
2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重构即其与外来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时,原有的体育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分为被动的和主动的文化适应。主动地文化适应即自觉地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主要动力即来自自觉地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来自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部。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自觉文化适应决定其文化重构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心态:一种是自我中心,全盘否定;一种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一种是有选择的接受。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在这里也有反照。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自我体育文化的丧失,如果无力扭转局面,产生的就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但这种模仿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很容易在外来体育文化面前颓败,最终完全萎缩。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找到了自豪感,就可以促使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体育文化。这种源于集体自豪的文化将重新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重生。
被外来体育文化牵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称之为模仿型的文化重构。如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内部的自卑相结合,将彻底断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也将无果而终。
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文化重构,称之为创新型的文化重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原生文化,必须通过在外来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达成一种自豪的体育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创新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容易适应外来的体育文化冲击,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育文化因子,使自身的体育文化得到发展和前进。
3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构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也是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再认识。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上,有创造论,但认为创造中应有继承;有保护论,但认为保护中应有创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融合和重组外来体育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1首先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但不加改造和超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不应高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
现代体育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育。应当承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主流意识。当然,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落后,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其文化,而是要究其不足,补其虚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才能自觉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自觉地吸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的发展。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树立现代意识,寻求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实现现代性的重构,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要勇于打破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单一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要勇于打破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束缚,要扩大交流,使之融入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之中。
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需要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扬弃“传统”,从而走向“现代性”。而现代体育文化所带来的异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体育文化则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进体育文化因子。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地融入与现代体育文化,改造和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使其朝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吸取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因子,通过整合而成的文形式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生活在隔绝的环境中,最终它们都将面临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存在纯粹的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现代体育文化。
3.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和发展的选择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吉登斯先生说过:“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所保持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和改变历史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即当本民族的人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后,才能觉醒、反省和创建本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才能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下,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改造和重构,以促进其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既要接受现代体育文化,也应该保持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各少数民族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吸取建构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又要吸纳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现代体育文化因子,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新的生命力。
4结语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生存发展下去,其重构是必然趋势,重构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区别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核心层面――民族的体育精神。在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精神,当然两者的变与不变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对立的。形式的变化会促使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会带来形式的根本变化。只有在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经过不断重组、整合和融合,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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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及网络产品构建情况
为调研网络文化建设情况,笔者通过对凯里、台江、黎平、锦屏、雷山、施秉、三穗、黄平、镇远、从江、天柱等县的13个乡村城镇化地区的考察,获取了第一批数据。为了利于比对,同时对部分尚未规划为城镇化的较落后村庄也进行了考察,综合各方面因素,得出这样一些结论:近年来,被列入城镇化的乡村网络产品普及率大幅攀升,14、15岁以上年龄的人都有手机,中老年人一般用于通信,通信费采用“村村通”方式,手机价格不高;年轻人讲究品牌,除了电话通信还要求能上网。电脑大多数家庭都已经拥有,少数家庭除了台式机还用笔记本。基本上都接入互联网,接入方式在旅游景区、经济较好的村寨已经是4M光纤接入形式,大部分地区是电话线2M或4M接入。从黔东南州移动部门了解到最新信息是:全州移动光纤已经覆盖镇一级地区,被列为开发区的村寨2013年内光纤要求覆盖,非开发的村寨实行“村村通”正在建设,而对于较偏远的目前采用无线CPE方式。电信网对列为开发的乡镇目前光纤基本覆盖,乡村还是电话线上网,月租都是100元以上。对于偏远村寨需要村民自行组团,往往是20户以上才安排光纤入寨。那些没有被列为城镇化的村寨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都普遍低于城镇化地区。
(二)城镇化地区的网络文化状态
网络的使用主要以问卷形式获取,每个村寨提出4到5个问题。我们发现一些跟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不一样的少数民族“城镇化”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1.大部分城镇化村寨的居民能充分意识到网络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利用网络产销农副产品已经是人们必备的手段。2.网络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除日常生活外,少数民族对汉语言的学习速度更快、使用更熟练。3.网络比之于电影电视给城镇化居民带来的信息量更多,人们在获取外在庞大信息的同时,一方面是兴奋,另一方面是无所适从。4.对于网络的接入,家长最担心的问题是小孩沉溺于网络游戏、荒废学业甚至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的问题。手机游戏、网络游戏及涉黄视频对城镇化中的儿童、年轻人的影响严重。5.曾经在城市里出现的网恋问题,对于城镇化的居民一样不可避免。有趣的是网络加速了苗、侗女子跟城市男子的通婚比例。6.大部分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对网络及网络产品的使用有明显的抵制情绪。7.被城镇化的乡村其文化特色对附近农村影响较大,有辐射作用。
二、原因分析
网络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信息数字化文化,它具有虚拟性又有开放性,即有个人化特点又富于互动性特色。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当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方式发生变化后,随着环境及社会组织的变迁,人们对事物的态度、文化观念、行为方式以及教育和学习都在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改变。对以下问题逐个进行分析和探讨:
1、针对网络游戏问题,大部分城镇化地区的小学生作了问卷调查,不做实名登记,在回收的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1540份问卷里,有1103人认为网络给他们个人最大的吸引力是“玩游戏”或者跟玩游戏有关。看来家长对家庭网络接入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个重要的特殊问题,就是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大部分成人都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多数是儿童和老人。儿童自身没有太大的约束力,老人对孩子的教育一方面是溺爱,另一方面是缺乏恰当的教育方法。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跟城市教育本来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现在由于网络产品出现,教育上的距离不是由于有了便捷的学习形式、良好的教育平台以帮助人们缩短教育差距而是由于网络监管不力造成游戏或黄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的问题。
2、由于网络信息平台的出现,原来信息较为封闭的农村乡镇现在依托网络能较快地跟外界沟通交流。这使得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城镇化居民彻底打破了信息闭塞的局面,为养殖种植、小作坊生产的产品能与外界的供求紧密连接起来,生产和经营较之原有的盲目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网络接入迅速、电脑购置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当然,乡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校等更是积极配备电脑及相关设备,加强资源共享与办公自动化建设,这也给城镇化地区的广大居民提供示范作用。在回收的问卷中,有超过80%的人认为网络的好处在于更加利于人们沟通和交流。
3、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风淳朴,农民文化水平较全国其他地区偏低。城镇化地区的经济好转往往是由于出让土地而导致,面对网络文化的冲击,人们的表现形式出现多样性:对于曾经外出务工、对城市生活有所感知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欣然接受甚至不加选择的感知着网络文化。在他们身上,传统文化迅速消失。对没有或较少离开本地区的妇女和老年人,人们更多的是留恋本民族留传下来的民族文化,他们普遍缺乏城市化生活的习惯和观念,表现为对新兴的网络文化既兴奋又茫然,无所适从。于是,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在这里或者融合或者冲突。一些年轻人沉溺于视频观看,沉溺于游戏,也有迷失于网络出现网恋行为;部分老年人则由于网络操作的复杂性及自身动手能力较弱、学习能力差而拒绝网络、抵制网络。
4、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文化有辐射效应。当少数乡村被城镇化以后,看着城镇化地区农民变居民,人们迅速富裕,其周围村寨的居民无不怀着羡慕的心情。他们期盼着自己的家园也被“城镇化”。在叹息的同时、一些年轻人也不甘落后地仿效着被城镇化的居民开办养殖种植业,或者干起一些小手工作坊、农家乐等。他们会利用现有条件想方设法跟已经城镇化地区的人们一样拥有高档手机、电脑及相关网络产品,跟人们一起谈论网络上的新鲜事情,玩网络游戏等。经调研,在城镇化地区旁边的农村,网络产品拥有数远远超过偏远农村的数量。用农村话语来说就是为了“赶伴”。不会用手机上网、不懂得网络及相关事情就会被别人看不起。
5、在婚姻方面,民族地区尚未进行农村城镇化以前,原城市居民跟少数民族地区的苗、侗妇女通婚情况并不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不好,娶了这些地方的女子家庭负担重;二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女子理解不够,认为她们文化素质不高,生活方式落后,不利于共同生活。城镇化后,这些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经济方面由于土地赔付,部分苗侗女子的家庭经济状态发生急剧转变,有的甚至远比城市居民更加富有。网络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女子更加方便地仿效城市居民穿着打扮;另一方面使得双方通过网络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多的城市男性发现少数民族女子不仅纯朴自然,天生丽质,而且性格温柔大方,勤劳善良,相当多的人还非常通情达理,生活方式也相近。城市男性跟城镇化地区的苗侗少女结婚率越来越高,当这个渠道打通后,一个良好的互动模式就形成了。民族间的通婚不仅能促进城镇化建设,更能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三、结论
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文化因其独特的地域特性和文化环境,他同经济发达地区的网络文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
(一)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少数民族城镇化地区的网络文化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人们对网络产品的认识及其文化消费缺乏甄别,人们一方面急需网络知识的学习与使用培训,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管理及相关法制建设亟待加强。严禁网络诈骗、网络涉黄等在城镇化地区泛滥,这样才能使农村城镇化建设得到健康发展。
(二)网络文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城镇化地区的居民通过网络平台,加强了政治理论的学习,能及时了解国际形势、国家大事,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概况。通过网络文化的建设,有了交流平台和信息空间,不仅地区经济得到了相应发展,还能使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得到进一步加强,促进民族和谐与发展。
1四川彝族的酒文化彝族
自古以来就有生以酒迎来,死以酒送归的规矩。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民间活动,都离不开酒,有谚语说:“彝区贵酒,汉区贵茶”,“有酒便是荣,有酒便是宴”等等,这正说明彝族离不开酒,酒是彝族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凡事几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进行饮酒,彝族的酒文化是特有的并且是丰富多彩的。酒礼酒俗代表了彝族的文化意识、文化风貌,其中的酒俗文化一些是祖祖辈辈继承的原始文化,一些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彝族酒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又保留着彝族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是彝族人们世世代代努力积累的精华。彝族的饮酒方式是根据场合、对象、用途、条件等来决定的,每个饮酒方式都要遵循一定的饮酒规则。这其中的饮酒规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祖灵为大,行酒必先。凡是在节日里,宗教祭祀及家人亲友在家饮酒时,第一杯酒一定要敬给祖灵和各神灵。该杯酒在祖灵供桌上放置一会,然后由主家人分别分享后,别人才可饮用;主人和客人分别使用各自的饮具,客人到彝族人家做客,彝族家主人倒酒先敬客人,自己也会陪着饮酒,主人与客人的分别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各自用各自的饮具,各饮各的酒;尊卑有序,长幼有别,凡是饮酒时候,都要遵循先尊者后卑者,先长辈后晚辈的顺序,这其中有谚语曰“酒是长辈的,肉是青年的”;特殊的酒,还要贻赠。彝族人们尤其重视女性敬的酒,娃娃的认亲酒、拜年酒等,这时候彝族人不会一家人独自饮酒,会召集本村或者是本家族人一起来饮酒,并且饮酒者要向敬酒人赠送一些东西如钱、物品等等,以此作为纪念;见者有份,共分享,彝族人在饮酒时遇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就参与进来,采用就地围成一圈,一人分一口,酒杯依次传递给每个人,围绕着轮流喝酒,见到的可以一起分享,这就是彝族有名的“转转酒”。除此之外,彝族还有很多酒俗酒礼文化,如寡酒成宴席,先酒后饭;一边饮酒一边谈笑风生,不喝闷酒等等。彝族饮酒分很多种类别,如女性酒,在彝语中称为“尼知娆知”意思是女性敬的酒,不论是什么场合下,只要是女性敬酒,彝族人们看得很珍贵,被敬酒的人要回赠礼物,在火把节时候,姑娘们就会带着自己酿制的“姑娘酒”,来到村中主要的交通要道,把酒分发给行人,前来参加的人都要给姑娘礼物,并且姑娘给的酒不能不喝,如果赶上姑娘的有情人,其赠的礼物不在于多少,但一定要有纪念意义;又如安慰酒,当亲友有生病的、去世的时候,彝族人必带酒去看望、安慰,若去去世人家,进屋后要用酒来祭奠去世的人,然后劝慰亲人节哀顺变,好好生活。如果没有准备突然遇到了,那也要买酒再去安慰亲人。除此之外,彝族的饮酒类别还与很多:成人酒、订婚酒、娃娃认亲酒、家支酒、开戒酒等等,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饮酒方式、饮酒规则,彝族最壮观的饮酒类别当属吊丧酒和送灵酒,它是彝族人重要的社交活动,参与饮酒热的人数会达到成千上万,时间上会持续数日或者数十日之久。
2四川藏族的酒文化
在藏族饮酒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习惯,尤其是青稞酒,藏族的青稞酒算是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酒,青稞酒的制作很简单,以青稞为原料,把请客洗干净,用水浸泡一夜,然后放在大平底锅内烧煮约两个小时,然后将青稞捞出凉一下,去去水气,再把发酵曲饼碾成粉末均匀地撒在青稞水中搅拌均匀,最后装进坛子里面密封好,隔一两天就可以取出饮用。四川藏族有个特别的酒俗,在四川嘉绒的藏族人们,平日里对来的客人先敬一壶酒,然后吧食物用盘奉上,客人一人一份。而在阿坝的藏民,凡是见到熟人从家门前经过必回请进屋内敬一碗酒,熟人若不进去,藏民就会把酒拿出来请熟人喝,以表示慰劳。四川阿坝的藏民对酒的钟爱更是让人惊叹不已,他们用茶代酒,不论是吃糌粑还是吃干馍,他们都用酒代替茶或开水,甚至是吃烤土豆也要把土豆泡在酒里面。每逢盛大节日,藏族人民就会载歌载舞,畅快饮酒加以庆祝,唱歌是藏族饮酒是时不可缺少的环节,手拿酒杯载歌载舞,但酒还不能撒出来,在敬客人酒时,藏族人们先要擎着酒杯唱酒歌。藏族饮酒的酒具也很讲究,有酒壶、酒杯、酒碗,其做工精湛,外观晶莹剔透,上面还绘有“八吉祥”图案、“六字真言”等。藏民爱酒但不酗酒,饮酒是表达快乐,从没借酒消愁之说,这就是藏族的饮酒的最高境界,值得我们学习。
二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的传播方法
1通过非物质文化收藏进行传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久远,关于酒的文献也颇多,因此,历史文献对酒文化的传播具有极大意义。四川少数民族的酒文化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对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有极大地吸引力。利用历史文献大力推广宣传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如在明代冯时化的《酒史》中就有“酒自仪狄、杜康始,”古今智者把酒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酒乃春也,所以自古以春给酒命名的颇多,如“五粮春”,司空图《诗品.典雅》中有曰:“玉壶,赏雨茆屋”。还有关于酒的传说、酒歌、酒令、文章、论著、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收藏。这些非物质收藏可以称之为酒文化的灵魂。如苗族酒起源于一个传说:有人把剩下的糯米反放在锅里,然后就出远门了,几天后回来发现糯米饭表面长出来一层白毛,还发出清香味,此人就拿起来吃了,感觉味道不错,后来人们就这样开始酿酒了。此传说在晋代文学家江统的《酒诰》中也有记载。又如土家族的咂酒文化,很多文人墨客都为咂酒写下了很多诗歌,也为咂酒留下了宝贵的史书记载资料。唐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风,薰草铺坐席,藤枝注酒樽,蛮歌声坎坎,巴女舞蹲蹲”。还有李焕春竹枝词:“糯米新熬酒一壶,吸来可胜碧筒无?诗肠借此频浇洗,醉咏山林月不孤。”等等这些诗词描绘出的是土家族人们畅饮咂酒的热闹画面,体现了土家人的热情、豪爽的民族个性,也为咂酒注入了诸多文化内涵。对于咂酒的喝法也有一定讲究,它不同于往日的喝酒方式,咂酒是用竹管吸饮,主人给客人倒满咂酒后,前一个客人用竹管吸咂酒,后一个客人用毛巾擦拭下继续吸饮,该喝酒方式又称为喝“砸抹坛酒”,用咂酒招待客人是土家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有诗文曰“贵客临门共咂酒”,说明咂酒是土家人最具诚意的待客之物。还有在饮酒时彝族会唱《酒礼歌》,苗族会给路人喝拦路牛角酒等酒俗酒礼。这些非物质文化的收藏对传播本民族酒文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要充分保护这些非物质收藏品,通过这些收藏品来推动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的传播,酒文化的收藏是酒文化传播的桥梁。
2通过关于酒的收藏品进行传播
酒的收藏品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传播媒体,酒文化的传播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关于酒文化的收藏品就是一种较普遍的传播方法,酒文化的收藏除了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收藏,还包括关于酒的物质收藏如收藏白酒、红酒、药酒、民族风味酒等;还有酒器的收藏:酒瓶、酒杯、酒壶、酒盅、温酒的器具、取酒的工具、造酒的模具模型、酒盖等;还包括酒的标识、酒的说明书、酒的包装盒、有关酒的广告宣传单及图书报刊书画等等,酒具也是一种传播媒介,因为酒具承载着一个民族酒文化的特色,譬如很多酒具上的图案、造型都很别致,图案绘画栩栩如生,色彩斑斓,一些图案则是标有本民族的代表动物或几何图案等,从古就器酒具就有着极大的社会交际功能,随着礼制的形成,酒器酒具也逐渐发展为具有礼器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对客人的尊重程度,具有了等级的标志符号作用。因此,酒具也是少数民族酒文化发展传播方法之一。除此之外,少数民族酒文化的传播方法还有各种载体,如借助于家文化、地域特色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载体为酒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发展传播的空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利用网络媒介进行传播,引领酒文化与国际接轨传播到世界各地。
三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的发展策略
1)整合各民族资源,集中体现各民族特色
整合汇总四川各个少数民族酿酒方法、酿酒特色、酒器酒具等资料,向人们展示系统的民族酒文化信息。
2)建立系统的宣传平台,增强国际影响力
加大各民族酒文化的宣传力度,利用现代化手段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可以建立系统的宣传平台,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挖掘,让世界都来认识四川少数民族的酒文化。
3)对非物质收藏品进行整理汇编
非物质收藏品对酒文化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整理汇编,形成系统的资料信息,方便向世人展示,如整理相关的历史文献、诗歌、诗词、书画等,增强对阅读者的吸引力。
4)做好酒的外在包装,丰富酒文化内涵
“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要做好酒的宣传工作,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对酒外在包装要做精心研究,既要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还能凸显酒的特色,让人一见就能留下很深的印象,做好酒包装是促进酒推销的关键,也是酒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性环节,让四川少数民族酒包装的形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不论从材质还是形状等方面进行精心研制,使其成为世界上独有的特色包装。
四总结
关键词 旅游 少数民族 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1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正面效应
1.1传统文化得以复归和保持
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激活并得以再生。如:版纳经营傣家乐的傣族妇女们,结合艺术团的歌舞题材,自己编导,自行创作,使许多消失多年的民族歌舞重新在民间流传。旅游开发中,许多少数民族广泛参与到旅游工艺品制作过程的展示活动中,为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2旅游社区的少数民族认同凸显
少数民族参与旅游使当地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1.3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萌生
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的广泛参与。在民族地区,旅游参与中的少数民族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意识还不够强烈,对于保护意义的认识也是浅层次的,但毕竟开始保护意识的萌芽。
2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负面效应
2.1民族文化受侵犯
旅游开发使很多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受到打扰,例如,在现代文明没有进驻之前云南丽江摩梭人可谓是安居乐业,在旅游开发逐渐升温后,其传统的日常生活被打乱;大量的民族文化遗址、遗迹遭到破坏,由于长期接待来访旅游者,照相机的闪光灯、游客的汗水、呼吸,使很多地方历史古迹的原始风貌例如壁画、精美图案和雕像受到腐蚀甚至其存在寿命受到威胁;开发商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随意毁坏民族建筑和文化场所等。
2.2民族文化庸俗化
许多旅游景区为了金钱,拉客宰客、对于游客围追堵截,商品质次价高,份量不足、数量不够,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等现象屡见不鲜,结果使得民族旅游区铜臭味弥漫,民族社会淳朴的民风受到污染。在民族旅游的文化演示中,为了满足民族旅游者的猎奇心理,故意追求文化的落后与原始,把一些已经被摒弃了的封建迷信活动和陈规陋俗展现出来,民俗风情旅游脱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环境,大大贬损了民族文化价值和旅游形象。
2.3民族文化浅表化
许多游客其实没有真正理解文化内涵,从民族旅游的特质来看,民族旅游产品实际是文化符号。只有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旅游者才能够欣赏到其中民族文化的真正内涵,否则很难实现其旅游目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游客而言,对于民族文化中不以特定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宗教方面,不容易感知。
2.4民族文化过度商品化
旅游规划者为了使景区快速发展,获取收益,经常会出现歪曲展现原生文化的现象,冲淡了民族传统文化氛围,失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大大弱化了其真实性。 民族文化符号过度商品化,如: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服饰、节日、礼仪、饮食都是其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以及审美意识产物。
3注重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
在现代旅游业发展异常迅猛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
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进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的普及性教育,提高保护的自觉性。人们已受到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惩罚,如果不注重保护文化生态,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则面对的是文化资源减少、文化生态被破坏的恶果,其危害绝不亚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
二是加强对游客的教育和管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游客参与性强。游客又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体,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故在旅游过程中,应对游客加强管理,教育、引导他们自觉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学会尊重当地人的传统与文化。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当地政府作为管理者,可以利用其职能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引导少数民族文化的正态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居民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促使他们自觉地去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四是建立科学完善的保护机制。对那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蒙昧、落后、不能适应时展、即将消亡的文化,实行静态保护方式,即运用现代科技,通过保存实物、影像等手段,用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博物馆的方式加以保护。此外,要进行动态的保护,即对其可以赋予时代精神与新的内涵加以整合,在政府有关部门引导、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地对其进行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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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永进.民族旅游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91-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可见,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课题,其中,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的建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及现代意蕴
汉语“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顺和、协调之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安康富足,和谐相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愿望和梦想。《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理解为万物普适的普遍原则。《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把“和”与“谐”理解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还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讲的慈悲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在今天也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有序,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则已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蕴,是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构一个以和谐的理念为根本,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把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创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和谐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思想导向和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和谐文化视野下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
(一)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承炎黄,经春秋,历汉唐,经过各民族的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6个民族水融、和谐共存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诉求。有学者也把这种自身价值诉求用一个“56+1=57”的公式来加以表达,认为“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2]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包含了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自己的藏品,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3]所以,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直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由各民族共铸的。
(二)发展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谈到少数民族文化,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是对我国多元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注解。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艳、和谐共生,才能相得益彰。这里,“中国大花园”理论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谐的发展要求。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 [3]事实也证明,没有这些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态。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也说,多元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则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各民族政治、经济和谐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而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的建设。所以,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很多文化,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蒙古族的谚语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土家族过去的族谱家规中都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规定。这些文化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里面,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带有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和谐关系。“据云南学者的田野调查,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植物崇拜的痕迹。生活在云南富民的彝族,以竹为图腾,认为竹的兴衰象征族人的兴衰;怒江的傈僳族,往往以动植物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如茶树氏族、紫柚木氏族等等,而这些植物都是禁伐的”。[5]同样,很多民族也用自己的文化传递了对于动物的情感,侗族大歌四大类中最精华部分的声音大歌(侗语称“嘎所”),声音的标题常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命名,如《蝉歌》、《知了歌》、《三月歌》等;鄂伦春族崇拜虎、狼、熊这些动物;蒙古族将狼作为本民族的图腾;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对一些动物禁杀、禁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文化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的特点,但其中形成的维护生态平衡,万物有灵,保护自然的生态朴素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以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和谐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三、和谐文化视野下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一)和谐文化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疆和偏远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缓慢,保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很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富有本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但在日益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这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因而也就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和谐发展,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无疑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来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司马云杰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化都是有民族性的。” [6]不同民族文化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特性,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选择,这都是特殊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又是各民族在互动、交融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致认同的文化,是我国56 个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普遍性。用同志的话来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7]所以,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普遍和特殊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差异,重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原则,有机地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建设,这在很多具体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有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专门列举了多项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事项。在其他法规和政策中,还具体规定了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构筑了和谐的基石。如今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下,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不仅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还更加注重挖掘民族多元文化资源,强调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鼓励、扶持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等等,使各种多元民族文化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状态。正如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一段讲话中所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都是这座殿堂的瑰宝。”我们当今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这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其最终目标。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有效途径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各少数民族都要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不足,积极消除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意识和观念,同时,也要自觉抵制现实中一些不健康、不和谐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首由始至终都和谐完美的奏鸣曲,总会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的噪声。有的学者也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悖论” 也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精神食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鬼神观念极为普遍,用来祭祀的开支巨大,常可使有的人家倾家荡产;在有些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中酗酒成风,因酒致贫或引发矛盾纠纷的现象比比皆是;另外,一些民族婚俗文化中还有近亲结婚、一夫多妻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与时展不和谐的落后意识和观念,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来加以克服。
当今的国际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甚至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8将文化冲突定性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也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扼杀了其他文化“话语”,导致多样性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使弱势民族淡化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归属身份的信仰和忠诚,并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陷入一种绝望自卑的心理困境,以至出现信仰背离和失语症状,不得不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以迎合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欣赏,妨碍了自身主体的实现而走向边缘化,造成自身文化前进方向的迷失和衡量标准的错位,这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民族文化出现病态异化、一些迎合西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低俗文化、泛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得以大肆流行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还以发展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分裂活动之实。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轨道上来,通过有机整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文化。而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这将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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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J2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120-03
世界各民族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和发展了带有本民族特色、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民族文化。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数千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少数民族相对来说处于一种远离经济、社会、文化主流的边缘化状态,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促成了少数民族的地域性文化。
首饰本指人们头上的饰物,后随着发展其含义不断扩展,逐渐包括有发饰、耳饰、项饰、手饰等佩戴在人身上的饰物。首饰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中凝聚着人的审美思想与审美情趣,首饰也是一种文化载体,一方面体现着物质文化创造,一方面渗透着精神文明的精髓。首饰的发展深受文化的影响,就首饰和文化而言,如果首饰是流,文化则是源,两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同生共荣。中国文化网络、体量庞大,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与民族众多所造成的必然,中国文化不仅有着各异的体系化理论,也广泛地存在于各民族人民的生存方式、生活形态、民俗风情、审美情趣等非理论形态之中,其中就包括丰美华丽、美轮美奂的首饰艺术。同样,各少数民族的地域性文化特质也广泛地存在于其首饰艺术中,使少数民族首饰有着历史积淀美、宗教意蕴美、独特的佩戴美和材质工艺美等美学特点。
一、历史积淀美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在文明到来之前,首饰就已经出现,它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从古到今,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过程。少数民族首饰艺术与汉族首饰艺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考古发现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饰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如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物有耳坠、i、珩、璜等首饰,其中仅耳饰就有六十余件。西双版纳景洪县曼运遗址发现有几件贝壳,上有人工磨制的小孔,表明这里的古人已经有了佩戴饰贝的习俗。
历史上形成地域文化的重要原因是文化隔离现象,而造成文化隔离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自然地理的因素,少数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其文化的发展受外界文化的影响较少,地域性的文化特点表现在少数民族的首饰艺术中,则是更多地保留着本民族区域古老的图案造型,有着较多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讲述本民族历史渊源的神话史诗,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饰在图案、纹样、佩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与历史来源,形象而含蓄地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有人将民族服饰称为“穿在身上的书本、戴在身上的传说”,这一说法在无文字或少文字的民族中更贴切,首饰上的图案就是一个远古的神话,就是一段历史的记载。如苗族银冠上的“骏马飞渡”图案,由十几匹马和骑士排列组成,横贯在象征浑水河的带饰上,记载着苗族先民悲壮的迁徙史[1]。藏族的头饰,经常在骨角、金银中镶嵌绿松石、珊瑚、珍珠等,头戴珊瑚玉石可以使乌黑的头发闪烁着红绿色的光芒,据说这是当年文成公主遗留下来的发式,在藏民的心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文成公主联系在一起。少数民族首饰传承着历史、积淀着文化,形成了一种历史的积淀美、淳朴厚重的美,委婉悠长的美,有意味的美。
二、宗教意蕴美
在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中,往往带有浓厚的传统宗教色彩,在我国的少数民族的中,几乎包括了世界上各大宗教以及各大宗教的主要流派,有原始宗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萨满教、基督教、小乘佛教等等,通常是不同的民族区域有着不同的,仅以佛教来说,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信奉汉地佛教,汉地佛教的寺院遍布城乡村社;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傣族等少数民族信仰小乘佛教,显示了少数民族的地域性特点。少数民族的首饰较多地带有的烙印,这就使少数民族首饰具有着一种宗教意蕴美。如藏族是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嘎乌”是其特有的宗教性首饰,通常是在精致的佛盒或珍贵的呢革包中,装有佛像、经咒、舍利、金刚结等,将“嘎乌”佩于腰间或系于颈上,以求随时得到佛的护佑,禳灾祈福;水族人普遍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在水族的银饰中,出现有很多鱼纹、鸟纹、种子纹等自然界生灵的图案与造型;高山族人有用猛兽牙做项饰的习惯;拉祜族哺乳期的妇女要佩戴海贝胸饰和腰饰;壮族儿童身佩狗牙项饰和脚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用野猪牙和獐牙作项饰;珞巴族用熊牙做腕饰和腰饰。这些都体现出了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意识,他们相信牙、骨、角、贝等灵物暗示着某些巫术的愿望,佩戴它们可以辟邪护身,消灾祈福[2]。
图腾崇拜是少数民族原始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氏族源于某一动物、植物或自然物,这种假设构成了图腾崇拜观念的核心,图腾是神话了的祖先,是氏族的保护者,具体的图腾形象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为了表示与图腾同化,或者是得到图腾的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经常将图腾形象应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或是织绣在衣服上、或是描绘于自己的身体上、或是制成首饰佩戴在身上。如苗族是蚩尤的后代,因蚩尤爱牛敬牛,在苗族发饰中就有以银角冠为代表的牛图腾造型,在由银泡、银片组成的银冠左右,加以两支长长的牛角状银片,高高扬起的两弯牛角,既是美丽至尊的象征,也具有明显的牛图腾崇拜的色彩。畲族妇女的凤凰冠则是一种凤凰崇拜的遗迹,冠身和尾饰意味着凤凰的冠和尾,再穿上饰有五彩花边的凤凰装,便是一只完整生动的凤鸟形象,充分显示了畲族浓厚的崇拜凤凰的观念。少数民族人们对某一宗教的信仰或某一图腾的崇拜,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对民族情感的深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文化特点。少数民族首饰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该民族区域的,使少数民族首饰具有或崇高、或神圣、或威武、或吉祥的意蕴美。
三、独特的佩戴美
首饰是一种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装饰性是首饰艺术的重要特点,但对于少数民族人们来说,佩戴首饰不仅仅是对美的追求,而是具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的色彩和特征。首先是北方和南方、山区和草原的巨大差别,北方民族的居住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生产方式主要以狩猎、游牧为主,他们有着粗犷豪放的性格,这就使他们的首饰以粗大厚重为主要特点,另外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流动性大,他们的首饰非常注重实用性,装饰比较朴实;南方地区少数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对较好,气候温润,人们以农耕经济为主,穿着打扮轻便轻巧,表现在首饰艺术上则纹饰精美,工艺精湛。不同少数民族的首饰标志其最准确的文化归属,几乎没有哪两个民族的首饰是完全相同的,首饰可以作为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标识。如苗族的银梳、银冠,景颇族的银泡衣,藏族妇女的巴珠,居住在澜沧江畔阿佤山区佤族妇女的半月形发箍,傈僳族用珊瑚、贝壳、料珠编织的“俄勒”等都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首饰。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首饰的佩戴也能表现出区域性差异。以苗族为例,贵州凯里地区苗族注重头部的装饰,佩戴的是形如水牛角的大小银角帽,而贵州从江县苗族则主要以颈部来展示自己的美,佩戴的是银项圈和银项链。藏族妇女佩戴的巴珠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以拉萨地区为中心的前藏流行状似三角形的巴珠,以日喀则地区为中心的后藏则流行以弓形为主体的式样。首饰佩戴的地域性,反映了不同地域间少数民族的文化的不同,审美的差异。
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首饰以其特有的珍贵性而成为人们身份等级的一种标志,在一些等级森严的民族中,对服装首饰的穿戴都有严格的规定,少数民族区域性的等级观念影响着少数民族的首饰佩戴。过去,藏族妇女佩戴巴珠时只有世袭贵夫人才能佩戴全部用珍珠制成的“珍珠巴珠”,非世袭的贵夫人只能饰用由珊瑚做成的“珊瑚巴珠”,至于普通妇女戴的巴珠,只在上面象征性地点缀着几颗珊瑚。高山族各族群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其中排湾族的首饰只有其贵族才有权佩戴,贵族男子可以头戴由鹿角、豹牙和羽毛制成的头冠,而平民男子却无权享用[3]。在傈僳族,如果男子左耳上挂有一串大的红珊瑚珠,说明他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严。正是由于珠宝的稀有,才使首饰如此珍贵,正是由于首饰的珍贵,才使它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正是由于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使少数民族的首饰形成了一种高贵、典雅的美。
少数民族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物质,表现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有迥异的色彩,仅仅在显示财富的方式上就有着不同的表达方法,佩戴首饰是少数民族人们显示财富的一种方式,首饰的多寡与好坏被视为是财富多少的标志。苗家人偏爱银饰,用银饰将全身装扮得银光闪闪、熠熠生辉,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她们视银或银饰为财富的标志,一个成年的姑娘如果还没有几件银饰,不仅她自己而且家人也会感到脸上无光。藏族的盛装首饰常常遮头、掩胸、覆背、缠腰、绕腕,且粗大厚重,重可达一二十斤,价值数万,是最重要的家庭财产[4]。在侗族,不管多贫穷的人家也会有几件银饰品,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勤劳、没本事。在少数民族文化中,用首饰来显示财富,也是一种爱美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就曾指出:“贵重的就见得美,为什么呢?因为这联系着富有的观念[5]”。
少数民族人们对美有着独特的见解,在首饰的佩戴中蕴含了对美的体验。非常讲求首饰与人体、服装的整体性搭配,首饰一般大而突出,其色彩在整体搭配中常常起到强调与对比的作用。如苗族十分重视服饰的色彩和装饰,喜欢在领襟、环肩、袖口和裙子等处绣满五颜六色的花纹图案,而头、颈、胸前、手腕上的各种各样的银饰,使服饰在整体上艳丽而有凝重,服装与首饰的完美搭配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服中有饰、饰可成服”是少数民族首饰佩戴的重要美学特点,苗族的银冠、银角、银耳环、银项圈、银压领、银腰链、银手镯、银衣,从头、发、耳、颈,到胸、臂、腕、指,完全可以用“披挂全身”来形容,如果说首饰的概念在汉文化中是作为人体和服装的配饰,那在这里首饰不再是点缀,而是美的主角。少数民族的首饰佩戴以多为美、以重为美。传达出了少数民族人们豁达、爽朗的性格,显示出了一种大气磅礴、圆浑沉雄之美。藏族妇女通常用粗大的珊瑚、玛瑙、密蜡等穿成串珠挂于胸前,青海藏族姑娘佩戴的马尔顿发套,上面整齐排列着大大小小的银盾、珊瑚,有的上面缀着的银盾竟多达30多个,雍容华贵、美不胜收。在重大的节日或活动中,少数民族的人们身着盛装,佩戴尽可能多的首饰,来展示自己富有、美丽的一面。
四、材质工艺美
虽然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以及偏远的边疆地区,但仍不遗余力的装饰自己,首饰材质的运用并不仅限于珍贵的珠宝玉石,而是取材广泛灵活,既有金、银、珍珠、玛瑙、珊瑚、蜜蜡、绿松石、翡翠、琥珀等珍贵的宝玉石,也有铜、铁、兽骨、贝壳、料珠、竹篾、藤条、棉麻、织锦等普通材料,只要是美的东西,都可以做成首饰来佩戴。南北方的区域性差异在少数民族首饰的材质上也有所体现。如北方地区相对盛产玛瑙、玉石等,南方地区自古则盛产白银,具体表现在少数民族的首饰艺术中,蒙古族妇女喜欢用珊瑚、玛瑙、琥珀、翡翠等装饰头部,藏族男女通常在发辫上饰以绿松石、蜜蜡、珍珠等,而壮族、傣族等南方少数民族妇女有佩戴银梳、银簪、银项链、银镯的习俗,德昂族则用藤篾编成“腰箍”佩戴于腰间,基诺族用竹管和木塞制作成耳饰悬于耳际,佤族妇女用竹篾和细藤做成装饰圈戴在颈、臂、腿、腰,门巴族男子将孔雀羽毛插在帽子上作为装饰。少数民族的首饰制作打破了材质的束缚,充分利用了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各种财富,通常是红、黄、蓝、绿,五光十色、色彩鲜明;珠、宝、玉、石,晶莹璀璨、耀人心目;骨、贝、竹、木,自然拙朴、趣味盎然。
北方少数民族疆域辽阔,地势平坦,民族团结意识、民族扩张意识很强,他们更多地是向汉民族学习并尽可能模仿和运用,如藏族首饰的制作工艺与汉族很相近,通常用金银铜、宝玉石、动物骨角等材料进行雕琢,且经常在其上镶嵌绿松石、珊瑚、珍珠之类;南方多山、丘陵、河道,交通不便,少数民族聚居较分散,社会生活也较稳定,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对首饰精雕细琢,很多首饰都是制作精巧、技艺精湛。如苗族的银饰以纹饰精美、造型生动、工艺讲究而闻名。制作银饰一般都要经过铸、炼、锤打、编结、洗涤等几个过程,细丝有抽丝、编丝、穿丝、搓丝等工艺,雕琢有圆雕、浮雕、透雕、线刻等技法。根据工艺的不同可将苗族的银饰分为粗件和细件,粗件是用粗银条制成手镯、项圈等实心首饰,表面无纹饰或是偶有纹饰,自然、简洁、大方;细件则是做工繁复而精细,纹饰精美、构思巧妙,令人赞叹不绝、众口称誉。
五、结语
少数民族首饰作为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一种表象,有着与现代时尚首饰不同的美学特点和艺术风格,能让人感受到古老的风韵和独特的民族气息,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特别是在“回归自然、怀古复旧”的潮流中和追求首饰文化内涵的趋势下,少数民族首饰所拥有的原始艺术魅力、深邃的文化底蕴和清新自然的风格,被越来越多的时尚者和文化人士所喜爱。少数民族首饰以美的内蕴感动着我们,以美的形式征服着我们,它已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渗入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中,我们需要结合此种艺术形式出现的综合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等诸多因素,研究和认识这种美的特点,并充分地利用它,以期对现代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绘画、雕刻等艺术门类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杨源.头上的艺术――少数民族头饰初探[J].饰,1995(1):17-20.
[2]唐绪祥.中国少数民族身体装饰[J].装饰,1997(1):63-66
[3]王昶,申柯娅.中国少数民族首饰文化特征[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4(1):29-31.
关键词:社会经济;视野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阿坝州;社会体育
我国是由多族群(民族)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一体的数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谐相融的国家,在源远流长历史江河中,各民族创造出丰富多彩而又各具风格特点的传统体育。我国一直把发掘、保护与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而在目前四川省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用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藏羌民族聚居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中称简称为“阿坝州”)如何把传统体育文化的族群性、地域性资源生产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就格外地显得意义重大。
一、阿坝州具备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甘紧挨绵德,东切成都,南接雅安,与省触壤,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15个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大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通过体育艺术为载体进行传承的,所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意味着其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阿坝州实施“基础驱动”拓宽体育文化活动场馆设施,加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和健身娱乐环境,重点抓好汶川地震灾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在北京奥运会后,阿坝州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州文化体育广场、州体育馆等,并提供体育健身特别是藏羌传统体育项目的服务,逐步恢复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标志。2011年,总投资20亿元的茂县九顶山国际滑雪场一期工程顺利开展。近年来,汶川、茂县、小金、黑水等县开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车等山地户外运动,增加体育产业附加值。探索户外运动规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认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动行政许可,加强登山等高危体育运动监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科学规范发展[1]。
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保持社会稳定
阿坝州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有利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袭。通过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和比赛,能增强人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协作精神、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使人们的责任心、使命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同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经文教等融为一体,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表现在民族共同的国家、信念与心理等认知上。精神范畴的民族体育文化依附于肢体语言和其它载体形成一种促进内部同化的合力,为族群成员的、人生价值、美丑善恶等意识形态涂上相似的底色观点、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维习惯为族群的认同、趋同提供了内环境条件,有利于调和民族关系。共同利益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与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团结求同理念的中华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调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现着强大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
三、根据阿坝州实际情况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利于经济发展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符合阿坝州实际,也是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具体体现。辖区内有着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马术、推杆、锅庄等项目。居住在辖区内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开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如藏族的民族体育项目马术运动对于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和壤塘县的藏族群众尤为喜爱,他们通常利用在一些传统民族节庆日,举行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比赛[1]。羌族的民族体育常与宗教祭祀活动相伴而行,有教导本族人了解、遵循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功能,而后来演变成在传统庙会或宗教活动举行当中,使参与民族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作用。开展民族体育,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加强本地区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发展社会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2]。
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近年来,体育旅游以其内涵丰富、生动趣味、体验刺激的特点在满足现代人多层面旅游需求,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紧邻成都平原,辖13县。境内有九寨沟、黄龙、卧龙、四姑娘山、大草原、达古冰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游和浓郁的藏羌民族风情,是自驾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险、攀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上佳去处。适当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体育文化体系构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寻求纯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应该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过合理开发民族体育的商业价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阿坝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经文化发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复兴梦想实现的进程,当地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具有丰富内涵的藏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时代感,振奋着各族人民积极开拓创新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起着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儒、道、释等多种文化思想的结合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通过各民族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了解,从而加深、增进感情,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实现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竞争意识很强,因居住分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对缺乏,而民族体育活动作为少数民族集会的主要内容,在“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方式下展示优秀的原生态民族体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区域性品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尺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倡导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体育竞争公平,在竞技比赛中,要求将诚信,反对弄虚作假,零容忍于欺骗诈骗行为[2]。
六、结语
大力推进和扶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的需要。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底蕴的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剂,是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助推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剂。(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编号09SA003),阿坝师专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09-11)。
参考文献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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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少数民族美术创作的关键问题是观念问题: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近年来艺术市场化的影响.都使少数民族关术缺乏创新的动机,艺术表现方式仍然局限在非常表象化的方式上.使我们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价值。只有倡导人文精神和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十能真正发现中国各民族艺术中最高生命力的独特的艺术语言。
艺术的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观念的创新,没有观念的突破,中国的少数民族美术创作便没有发展的原动力;而少数民族美术中的观念的突破更需要对许多尚未认识问题的追问,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视角,开阔我们的视野,重新去理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价值,以及他们可能对中国当代美术发生的重要影响。
一个艺术家从事创作时、他是通过想像和感受去理解一个不同的文化的.不可能有考据式的客观性,他对这个文化必然会采取一种介入的姿态_在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时,应避免汉文化为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将影响我们对文化的诊释方式和态度:所以说,少数民族美术创作的最根本的观念问题不仅是艺术语言的问题,首先是一种文化介人方式的问题 实用主义是某些艺术家介入民族艺术的一种方式一在“”时代,艺术的这种“实用”被发展到了极致,那时的作品中都是高大全的形象,彻底排除了其他艺术样式存在的可能性。而一个民族的真实面貌、艺术家的真实感受,以及那些民族本身的艺术语言及他们的艺术需要则完全被漠视了:今天,人们对艺术的确已经有了多元化的理解,但实用主义观念却仍然深植于一些艺术家的心中.这些人在进行民族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时,习惯了这种介入方式。他们很善于将自己的主体理念,注入到披着民族图像外衣的主题之中,而将自己的作品变成传达某些“思想”内容的载体,基本上排除了将民族语言当做主体的观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