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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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关健词]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互补性

对外投资是指资本突破国家界限在国外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是否拥有对投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可以把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与对外间接投资(FPI)。前者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本文所指直接投资是指外商在华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而把股票投资和对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资作为外商间接投资。

学术上关于FDI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解释成因和讨论影响两个方面。早期的FDI理论主要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出发,重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微观层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理论,雷蒙德·维农(1966)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和卡逊(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约翰·邓宁(1977)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折衷理论(OLI);宏观层面如日本小岛清(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近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即国家层面)上,主要讨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多为实证研究。

FPI的理论主要是证券投资理论,大都从微观层面即从投资者层面论述如何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如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60年代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开始有宏观即国家层面的论述。如有学者(于永达,2000)在分析FPI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力主FPI的健康发育、有序流动及相关法规的严密健全,趋利避弊。”也有人(马全军1996)考查FPI对东道国的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的文献尽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从直接投资的角度,要么从间接投资的角度去论述,而对于FDI与FPI二者关系角度去论述的则鲜有也。本文拟就FDI与FPI的互补性作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FDI与FPI的互补性

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第2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1.服务业利用FDI的总量变动分析

从总量变动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呈逐年上升之势,2001年为17.24亿美元,2008年为68.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8.79%(见表1)。

2.服务业FDI占FDI总量的比重变化与贡献分析

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39.25%上升到2008年的67.78%(见表2),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的比例总体上为55.67%。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2007和2008年,比重达到了60%以上,这与全球性的FDI流向服务业的趋势相符。

为了分析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应该计算FDI总量增长速度,服务业FDI贡献度和服务业FDI贡献率。

FDI总量增长率=当年FDI总量的增量/上年FDI总量(1)

服务业FDI贡献度=服务业FDI增量/上年FDI总量=(服务业FDI增量/上年服务业FDI总量)x(上年服务业FDI总量/上年FDI总量)(2)

由(2)式可见,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服务业FDI的增长速度,二是服务业FDI在FDI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由(1)式和(2)式可推导出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服务业FDI的贡献率=当年服务业FDI增量/FDI总量的增量(3)

根据(2)式和(3)式可以计算上海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见表3)。

从数据可以看出,2002年FDI总量增长率14.53%当中有3.73%来自于服务业,相应的增长率为25.71%,而到了2004年贡献率则跌至了-60.64%,2006贡献率年又上升到了357.20%,2008贡献率又降到了70.24%,可见上海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比较的不稳定。

3.上海三次产业利用外资的增长分析。这里主要上海2001年以来三次产业各自利用FDI总额、占FDI总量的比例、年度平均额、年均增长率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见表4)。

从结构比重来看,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占绝对优势,高达55.66%,远远高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总和。八年来,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均额为37.41亿美元,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总和。从增长速度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8.79%,高于第二产业FDI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FDI总量平均增长速度。

4.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分析

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服务业FDI的流入量占FDI流入总量的比重除以服务业GDP占GDP总量的比重。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服务业FDI业绩指数=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4)

根据(4)式可以计算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指数(见表5)。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2001年～2008年上海市服务业FDI业绩指数基本保持在1左右,服务业FDI流入量与其GDP规模基本相当。2008年上海FDI总量业绩指数为2.4(上海FDI总量业绩指数=上海FDI总量占全国FDI总量比重/上海市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重),服务业FDI业绩指数为1.26,低于同期的FDI总量业绩指数1.14个百分点,表明与利用FDI总量的业绩相比,服务业引资规模还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

5.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特征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对2001年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特征总结如下:从总量变动情况看,上海市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变化特征,2005年以来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上升速度加快。

2001年～2008年服务业FDI占FDI总量的比重,超过55.67%。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的变化与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率极不稳定,2008年服务业FDI对总量FDI的贡献率达到70.24%,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FDI对总量FDI的贡献,上海市服务业FDI对第一、第二产业FDI存在挤出效应。同时,从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和FDI总量的业绩比较来看,上海服务业引资规模还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实证检验

为了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上海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本文考察了1989年～2008年的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以服务业FDI为解释变量,服务业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其中衡量服务业FDI的指标采用历年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上海利用FDI的总额的比重来表示(以下简称F),衡量服务业增加值的指标采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以下简称S).在检验过程中,分别对F、S取对数(LNF,LNS),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1.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不平稳的,若直接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因此应先进行平稳性检验。

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检验结果表明,LNS,LNF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三者的原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说明三个变量都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注:*表示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表示变量在1%显著水平通过检验。

2.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是非平稳的单整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其经济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他们是协整的,则他们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在ADF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LNF与LNS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通过估算可以得出,两个回归函数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了0.464894和0.931553,这说明拟合程度较好。当确定5%的显著水平时,rk(A)=0时,迹统计值为20.46137大于临界值15.41,所以拒绝零假设rk(A)=0;接下来进一步检验,因为2.013747小于临界值3.76,所以接受零假设rk(A)≤1,从而说明LNF和LN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法检验LNF与LNS之间,LNF与LN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LNS与LNF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LNSLNF的单向因果关系表明表明上海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

三、结语

通过对上海服务业FDI的现状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上海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近年来外商投资的重中之重,其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的变化与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我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上海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并设计有效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逐步向服务价值链的高端提升,进一步提升上海服务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庄丽娟陈翠兰: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8(3)

[2]戴枫: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3)

[3]王小平: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5(9)

第3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一） 题目

银行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停滞，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断传播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在 2003 - 2007年期间强劲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随后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强调了金融与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将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为本国和东道国带来净收益增长效果。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彻底的调查其决定因素。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对劳动力市场禀赋和公司税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发展，特别是两国之间的银行联系当然也应该加入这个名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测试银行联系是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这类不断增长的文献做出贡献。我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中，金融通过向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形成的银行联系的积极影响展现了对投资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证明这种影响可能对于当地金融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大。

第4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选取北京市1991—2010年服务业相关数统计数据，用F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指标采用代表北京市服务业批准合同外资金额来表示；用G来衡量服务业增加，指标采用服务业增加值来表示。在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变量取对数，得到变量LnF和LnG。实证分析中的数据来自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

（二）北京市服务业利用FDI的经济发展效应

首先， 在Eviews6.0软件中， 对本文需要分析的两个变量LnF与LnG作出散点，由两变量的轨迹看出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基于此，可以建立一个线性模型： LnGt=α+βLnFt+μt，模型中的α是常数项， β是弹性系数， μt是随机误差。其次， 对两个时间数列进行ADF检验，主要是判断LnG和LnF序列是否为平稳数列。于是对两序列进行水平ADF检验和一阶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ADF水平检验上，无论是LnG还是LnF他们的t-statistic统计值-1.02809和-1.474722 都大于在10%水平下的对应值。而在ADF一阶检验下， LnG的t-statistic统计值-4.632546小于1%水平下的-3.857386，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一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LnF t-statistic统计值-4.433117小于1%水平下的-3.857386，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一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因此LnG和LnF都是单阶同整。基于此可以对LnG和LnF进行协整分析，即对上述两个时间序列直接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服务业增长（LnG）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外商直接投资（LnF）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LnGt=-4.330056+0.862115 LnF t

R2=0.862115 F=125.4156

DW=0.883727

结果表明，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86，即在被解释变量服务业增长的总差异中有86%可以通过解释变量FDI得到解释。在5%的显著水平下方程和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用DW检验法对回归方程进行序列的自相关检验，发现存在较强的一阶自相关性（dL=1.10040 dU=1.53668 DW=0.883727）。根据VAR模型分析滞后阶数分析，发现上述模型滞后一阶时序列波动的水平最小。

现在考虑加入适当的滞后项消除自相关，得到LNG和LNF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LnGt= 0.382994LnFt-0.115301LnFt-1+0.692174 LnGt-1-1.270963

R2=0.94 F=74.01 DW=1.952743

结果表明，方程的可决系数达94%，拟合优度较高，被解释变量总差异基本上得到解释变量的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方程和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DW值知模型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dL=0.99755 dU=1.67634 DW=1.952743）。可见所设模型是合理的。

（三）北京市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选用三个因素从不同方面验证北京市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说明北京市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的程度。具体方式是把这三个因素分别加入本文第二部分涉及的模型里，观察LNF系数的变化。数据来自1991—201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三个变量如下：

市场规模（X1）：本文认为城市居民人均支配收入能不同程度上代表一个城市现实的市场规模。一般情况下，市场规模越大，越容易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

市场潜力（X2）：本文采用GDP增长率来代表市场增长潜力，考虑到GDP的增长率代表的一国市场的潜在规模对FDI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本文将其作为滞后一年的因子考虑。

服务业聚集程度（X3）：本文选用服务业FDI与固定资本形成比率作为反映指标，服务业集中的地方倾向于存在更多的服务消费，越容易吸引外资进入。

把三个变量分别加入本文第二部分涉及的说模型里，回归模型分别如下：

LnGt=0.235556LnFt-0.089424LnFt-1+0.053124LnGt-1-2.243285+0.764858 X1

R2=0.96 F=86.03059 DW=1.934392

LnGt=0.304231LnFt-0.095736LnFt-1+0.795883LnGt-1-1.426042+1.126894 X2

R2=0.94 F=52.81043 DW=1.876661

LnGt=0.685806LnFt+0.117838LnFt-1+0.049359LnGt-1-3.452571-23.61972 X3

R2=0.96 F=92.99673 DW=2.173320

结果表明，各个方程的可决系数达93%以上拟合优度较高，被解释变量总差异基本上得到解释变量的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方程和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DW值知模型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dL=0.89425 dU=1.82828）。可见，所设模型是合理的。

二、基于上述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一）从反映服务业FDI经济发展效应回归方程的形式看

从回归系数正负来看，一方面，当期服务业增长与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38），这可能是由于外资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本身促进服务业为增长，另外本地企业迫于压力进行技术学习模仿也导致服务业的增长。另一方面，当期服务业增长与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115301），这可能由于本土企业经过竞争压力逐步掌握技术核心，再加上本土优势例如政策倾向，风俗习惯等导致外资逐步退出市场。这要求政府在制定招商引资时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应综合权衡长短期利益。

从回归系数的大小看，本期外商直接投资每变化1%，当期服务业增长变化38%，下一期服务业增长变化11%；本期服务业增长每变化1%，下一期服务业增长变化69%。这说明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长远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本土企业才是促进北京服务业发展的主力军。因此，政府要为其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二）从影响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看

服务业聚集程度这一个因素的加入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的影响提高，一方面他使原来本期外商直接投资每变化1%， 本期服务业增长变化38%改变为外商直接投资每变化1%，本期服务业增长变化68%，也就是说服务业聚集程度对北京市服务业利用FDI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LnFt-1前的系数由负（-0.11530）变为正（0.117838），显然服务业聚集程度这一因素的加入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显示出来。由于服务企业提供的是具有一定差异的服务产品，因此，服务企业之间会形成互补关系，他们的地理集聚会拉动市场需求。

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两个因素的加入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的影响降低，由原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服务业增长的能力由原来的38% 降为23%和30%。 但是 LnFt-1 前的系数由原来的-0.115301变为-0.089424和-0.095736，说明这两个因素虽然使得本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本期的服务业增长的带动能力下降，但是对后期的服务业增长能力比较强。

参考文献：

[1]施文慧.FDI与我国服务业发展关系的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3

[2]陈希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房地产影响的实证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3]万伦来，陈希希.FDI对中国房地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房地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7（3）

[4]罗立彬.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制造业效率提升[J].国际经贸探索，2009（8）

第5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 吉林省 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

1. 外商直接投资的含义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我国外商投资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对外发行股票、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装配。

2.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吉林省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将近30年，外商直接投资是主要方式之一，大体上主要经历了起步、快速增长、稳定调整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一1990)：起步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吉林省经济相对于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比较滞后，第一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引进于1984年，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8笔合同，规模仅有239万美元，之后每年也都在1亿美元以下。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低，外商到吉林省投资信心不足，外资项目少，投资规模小，基本都是尝试与观望的态度，进展迟缓。这一阶段虽然刚刚起步，但也标志着吉林省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阶段(1991一1996)：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国家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外商投资的政策环境也得到改善，相关规章制度也日趋成熟。在大好的环境下，吉林省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无论是流入数量还是流入速度都有了新的起色。1996年达到4.52亿美元成为该阶段最高水平，年平均利用外资项目数达到787个，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50%，处于迅猛发展态势，但是在这一阶段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只注重量的增长，结构不合理，外资大量投向房地产和娱乐业，这两个部门的比重高达28%。

第三阶段(1997一2003)：稳定调整阶段。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整体经济水平遭受严重打击，这一时期，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指标明显下降，竞争带来的投资风险加剧，使一些中小外商来吉林省投资决策更加审慎。直到2004年才基本恢复到1996年的实际水平，所以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增长，只是不断的调整和保持稳定。

第四阶段(2004一至今)：高速发展阶段。经历了上一阶段的徘徊之后，从2004年开始，迎来了吉林省利用外资的大发展时代。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4.81亿美元，是2004年的3倍还多，年平均增速15%左右，2012年仅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超过10亿美元。这一阶段重点是由数量扩张逐渐转向质量的提高，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扩大投资领域，强化产业结构调整。

3.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经过30年的发展，吉林省外商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平稳增长，投资的产业相对稳定。截至2011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90.27亿美元，其中累计外商直接投资117.14亿美元，占全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32%。

下面从四个方面分别对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进行分析。

3.1从投资方式来看，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有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这三种类型。其中独资企业占54%，达到一半以上，合资企业占39%，合作企业占7%，独资和合资企业成为吉林省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据统计，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数达到4309户，比上一年增加100多户，总投资额223亿美元，注册资本123亿美元。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早期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后期逐渐转变为偏好建立独资企业或直接并购。

3.2从行业分布来看，从1997年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约为83.5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五大行业，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合计高达94.22%，其他行业的比重仅为5.78%。另外，产业分布中还偏重于投资少、盈利高、见效快的第二产业，比重高达86%。

3.3从投资来源地分布来看，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包括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韩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几个少数国家，从地理位置的便利程度来看，吉林省与东北亚地区的国家联系比较密切，由此可见，吉林省吸收外资来源的范围仍然很有限。

3.4从区位分布来看，吉林省外资主要投向发展较早，工业基础较好的长春市和吉林市，长春市尤为明显，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即有少数民族特色，又处于俄、朝交界的特殊位置，更能吸引外商投资，这三个地区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总量的88%,成为全省外商投资的主导。国家批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建设就是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资的步伐，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

4.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水平总体上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以开放促发展，以投资促增长，经济突飞猛进。2007年，由于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外商投资到吉林省的热情高涨，吉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85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增幅创历史新高。2008年之后两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大企业投资意愿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增长。实践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促进本省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缓解就业压力、吸纳培育高级管理人才、推行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吉林省经济的增长

近几年，吉林省引进与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1984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174.39亿元，2011年达到10530.71亿元，是1984年的60倍还多，与此同时，FDI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0.032%到2011年的0.93%，增长了30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吉林省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吉林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吉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资大项目陆续到资，对实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大项目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农副产品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这说明外商在吉林省投资的信心增强。比较突出的包括中粮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锦湖轮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长春玉成淀粉糖有限公司、和记黄埔地产有限公司、吉林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

4.2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吉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外贸增长的来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来推动。对

吉林省来说，外商投资企业对吉林省进口贸易的影响作用也十分明显。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本身增加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还间接带动了本地企业增加出口，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增加了吉林省的进口贸易。从2001年到2007年，三资企业实现进出口额占该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过50%。2011年全年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20.47亿美元，增长30.9%。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9.4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4.81亿美元。

4.3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吉林省企业的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外商投资可以带来直接的技术转移，或者研究开发活动的转移，提高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直接带动吉林省技术的进步，即外溢效应。间接效应是有的企业通过学习、模仿，获得外来先进技术，另外，外资的技术优势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刺激省内企业加强技术开发，从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即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主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引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等途径使外商在当地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而且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的方式影响一个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加快人才流动，在竞争中提高劳动者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4.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吉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文章前面提到的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明显集中于第二产业。2012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速加快，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同比下降。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43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4.1%，比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35亿美元，占全省的比重为90.4%，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56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5.4%，同比下降2.7%。外资的流入刺激了政府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和居民对第二、三产业的消费，提升了第一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过优胜劣汰的 “竞争效应”使内部原有的资本得到高效率的利用，提高了第二、三产业的整体发展。

5.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几点建议

从上述四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水平逐年稳步的提高，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外商投资规模小、行业分布不合理，投资来源和区位分布不均衡等问题，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吉林省新批项目和合同外资额双双出现下降，表明后利用外资后劲不足。东北三省外商投资规模吉林省位居第三，如果跟国内同期其他省份比较，仍有很大差距。

吉林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注重质与量相结合。外商投资不能只追求短期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长期质量上的要求，要严把质量关，合理控制准入原则，优先引进高科技、低能耗、轻污染、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第二，产业结构、区位分布均衡发展。目前，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长吉图地区，在引资时要注意科学引导和调控，合理布局，明确重点项目，逐步拓宽领域，带动其他行业和地区共同进步，以促进全省利用外资协调发展。第三，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资企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引进高科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技术的国际化交流，提高竞争力。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邹积新.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5月.

[2]胡宁.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9年4月.

[3]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第4期.

[4]廉晓梅.长吉图先导区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6期.

[5]杨红，冯超.吉林省吸收外商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长白学刊.2010年第4期.

[6]马秀颖.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探析.吉林日报[N].2010年9月13日.

第6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第7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陆市场 直接投资 决定因素 新变化

一、大陆市场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外商对大陆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基本经历了四个阶段，始于改革开放的摸索起步阶段，后经历了1999年到2005年的飞速发展阶段，从2006年开始步入调整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变化。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15244.22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外商直接投资2269.37亿美元，中国大陆市场外商直接投资1239.85亿美元，中国近几年一直稳居第二，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8.2%。大陆市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力虽然巨大，但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外商直接投资额减少，一些外资企业纷纷撤资，大陆市场的直接投资比例大幅下降。2012年全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4925家，比上年下降10.1%。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17亿美元，下降3.7%。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的比例日益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也不断变化，如表1中数据显示，制造业仍以488.7亿美元占第一位，占总比例的43%。但与09年相比，下降了9%。在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从09年的34.3%上升到46%。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开始优化，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的比例开始增加，特别是05年后由于外资政策的调整，中西部地区受惠于相关政策、凭借成本优势，吸收外资增长相对较快，外资总规模中所占比例会进一步提高。在但始终未突破20%，东部所占比例基本维持在80%以上。

外商投资方式逐渐演变，从改革开放之初以中外合资为主，到外商独资、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三种方式并存。

后危机时代，大陆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的特点和变化，努力朝“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大力迈进。

二、外商对大陆市场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后危机时代，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响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其新变化包括多个方面，这就需要结合实际的数据和相应的理论，建立相应的数据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的变化进行分析。

1.外商对大陆市场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1）经济因素

近年来，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外商在大陆市场直接投资的首要因素，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投资成本以及市场水平等多个方面。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实现资金的增值保值，进而实现资金收益的最大化。一般而言，经济持续增长区域具有良好的发展情景，存在着较大的潜力，因此往往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考虑因素。

我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投资成本低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直接诱因之一。以劳动力资源为例，外商选择直接投资区域时，会避免流向工资高且生产力低的地方。外商投资会更加倾向于那些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在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市场水平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外商对大陆市场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国有着广阔的市场，规模大且容量大，能够很好的适应外商发展经济和产业开发的需要，并且大陆的消费水平和能力较高，选择在大陆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更加便捷的接近消费者和市场，进而节约了运输成本，并能够及时了解市场的需要，最终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2）软硬件环境因素

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政府的调控措施、金融制度、东道主对待外商投资的态度以及投资环境，其中投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考虑中，会更加倾向于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完善、政治稳定性高、政府与东道国有协议和合作关系、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程度高、加入国际协议及法规的国

家和地区。另外完善的基础设施，才会为投资提供便利，基础设施与外商投资呈正比关系。

（3）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对于吸引外资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效的制度和环境可以有效的降低各种成本和风险，进而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投资的保值增值，大大的提高了区位优势。特别是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大陆市场的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并且对相应的地区给与政治优惠和支持，很大程度的调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例如江苏省的三个虚拟变量反应优惠政策，极大的吸引了外资。

（4）研发因素

经济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新型因素，特别是在科技是第一发展力的形势下，各个外商开始重视对研发人员和技术因素的考虑，会倾向于具有较高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区域，这样可以让产品和技术更加适应市场法发展。因此，先进的研发能力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型因素。

2.外商对大陆市场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的建模分析

（1）变量的选取

为了研究外商对大陆市场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的变化，需要建立一定的数据模型，这就需要选取合适的变量。以典型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以中部六个省的直接投资情况为例，分别对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进出口状况以及资本形成等方面进行分析。

潜在的市场规模可以为外商带来经济效益，充分为固定资本盈利的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最终实现规模经济，市场规模与外商的预期投资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成负相关。就某一个区域的进出口状况而言，其总额的变化直接反应了该区域与国外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是衡量经济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与外商直接投资成正比例关系。最后，资本形成是以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作为衡量指标的，并涉及到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表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较为活跃，进而有效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构建模型和分析

为了保证变量选取后不会对其主要特征造成影响，并且最大限度的消除异方差，保证变量的平稳性，需要建立多元线性对数回归模型，进而观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弹性。通过对直接投资单位根检验的分析，可以得出模型的多数变量的水平序列具有较强的平稳性，这就符合协整理论，即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并存在着明显的协整关系。根据各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可以发现其他变量的变化会对其他变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次的冲击可以造成短时间内的偏离均衡位置。为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需要借助johansson极大似然方法进行检验。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影响外商对大陆市场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市场规模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对各个省份吸引外资起到电力决定性的影响。在大陆经济不断发展和开放性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都放松了对外来资金流入的限制，竞相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吸引外来的投资，因此政策的限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越来越小。相对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及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资源和材料因素在外商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外商会选择那些具有丰富原料以及劳动力成本娇滴滴的区域进行投资，以便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此外，在信息技术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发展力，因此外商的直接投资还会考虑到研发人员对经济效益提高的促进作用，因此研发人员因素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对外商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三、应对新变化，促进外商在大陆市场直接投资对策建议

1.加强fdi的决定因素优势，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大陆市场是看中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外商投资的基础保证。中国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优化投资环境。一如既往的对外商直接投资推行鼓励政策，消除外商对东道主国家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的顾虑，降低投资的风险，吸引外商投资。从改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方面入手。

第一，改善外商投资的硬件环境。加大以交通、通讯、市政、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城市用事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产业体系，合理规划区域产业结构，明确重点发展的产业和投资

机会，规划好产业的空间布局。配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工业基础。加强市容建设和环保工程建设，美化城市的投资硬环境，依法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创造良好自然环境，使广大投资者安居乐业。

第二，要改善外商投资的软件环境。改变我国信用服务业弱势状况，努力营造一个全民守信的信用环境，给予外商良好的金融环境。政府应将公平、优良的投资环境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出点，从实际出发，更多地考虑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需要。避免为了吸引投资，轻率承诺。制定优惠政策，重点强调公开化、公正性，落实各项政策，促进区域内企业的发展，从而吸引区域外的投资者加盟。区域要发挥自身的区域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进而引起外商投资的兴趣，实现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

2.有步骤的提高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

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有序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领域；放松对商业、外贸、汽车、化工、某些能源、基础设施和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等领域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中国政府应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相关承诺，不断修改一些融资限制，股份限制等来迎合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发展要求。

3.加快服务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吸引了外商投资目光，金融危机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是中国吸纳外商投资的最主要领域，但我国政府不鼓励在这些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行业领域投资。因此我国应积极统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技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节能环保等领域，并逐步放宽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在地域、股权、业务范围等方面限制，推动垄断性行业和领域对内外资统一、有序开放。加大力度提高外资在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促进我们第三产业正常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莉.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j].中国市场，2012（09）

[2]金相郁，朴英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1（02）

第8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高技术产业出口,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实际上，在许多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不同程度地探讨过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也有着自己的不同见解。但目前研究更多的是在进出口贸易与FDI的关系上面，对于高技术产业对外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方面涉及较少。众所周知，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衡量区域核心竞争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发展后劲的决定性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要素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均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地，民营经济是台州的特色和优势。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要素资源约束的趋强，台州民营体制机制优势正在逐步弱化，而民营经济的草根与弱质却展露无遗，大部分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在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要求下，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台州经济的发展。因此，通过探讨高技术产业出口与FDI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找到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也不失为一个值得非常研究的课题。

本文拟以台州市为例，通过台州市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与外商在台州直接投资(1993-2008年)的计量研究，努力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到底是替代、互补还是不存在任何关系；二是两者何为因果。

二、文献回顾

在研究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方面，各国研究为数众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二个：一个是以蒙代尔（1957）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另一个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蒙代尔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标准国际贸易模型基础之上的。通过分析，他认为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产生扩大、创造和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该理论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验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补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

从总体上看，FDI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更有为数不少的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国外一些学者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当然这些研究更多地是针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邱立成（1999）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认为无论是在世界经济层面。还是在国家(母国与东道国)层面。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谢冰(2000)依据1980-1997年间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FDI对我国出口的增长作用显著。张小蒂、李晓钟（2001）利用1983-2000年的数据分析得出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及结构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江小涓（2002）对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进行了比较，认为FDI有利于优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许和连、赖明勇（2002）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分析得出不管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FDI都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戴金平和冯蕾（2003）选取1985-2002年的各省数据，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对FDI在我国东部地区10个省市出口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揭示了FDI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因地而异的原因。杨丹辉(2004)认为，随着我国利用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对我国出口总量扩张、结构调整以及出口竞争优势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朱玉杰、于懂（2004）以中国和其它24个国家或地区的最近3年的外贸和外资的实际数据为基础，用统计计量学方法对FDI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论证了FDI的贸易促进作用。史小龙、张峰（2004）运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也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口和出口贸易显著的促进作用。李琴（2004）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杨全发，陈平（2005）利用1979—2003年的相关数据，对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FDI确实在推进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提升出口竞争力、保持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张军、王伟华（2005）采用中国1982—2003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FDI与国际贸易增长的均衡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证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戴志敏，罗希晨（2006）年研究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对外经贸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我国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宏观上属于互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商品出口额有双向的格兰杰关系，即两者互相影响。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国家层面来研究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在区域层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研究地方性区域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意义显得尤为重大，而对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时期的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台州来说，这种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本文结合台州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出口状况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运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台州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与高技术产业出口的关系，并得出相关结论。

三、台州外商直接投资与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出口现状

（一）FDI发展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台州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经济跨越的新支点。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十五”、“十一五”以来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也对台州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吸收外商投资也成了台州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州利用外资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而近几年台州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际利用外资连年增长，2003年突破2亿美元，而在2006年突破了3亿美元，虽然在2008年略有回落，但也保持在2亿多美元的规模。总的来说，台州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自然发展阶段（1985—1992）。从1985年台州设立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实际外资从零到1988年的9万美元，再到1992年的548万美元。这个时期主要受到税收、进出口权等优惠政策的简单激励，外资自发进入，而政府的审批比较严格。2、逐步提升阶段（1993—1999）。从1993年到1999年，政府开始进行早期的投资促进活动。另外，一些地方性的优惠政策陆续出台。但是区域环境的先天不足和民营企业的排它性制约了台州外资的快速发展，年实际外资在25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3、快速发展阶段（2000—2008），从2000年到2007年，年实际利用外资从5083万美元增长到31150万美元，在图1中也可看出，这段时期台州的外资利用增长迅速（虽然在2008年数值有所回落，究其原因，是受国际投资整体环境影响）。这一时期内，政府也比较关注和重视利用外资工作，引资力度也在加大，而投资环境也不断得到改善，民营企业开始寻求合作空间，市场、产品和资本国际化理念开始萌芽。

但即便是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台州目前的外资总量依然偏少，质量偏低，同周边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在总量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增长速度仍比不上绍兴、嘉兴等地。另外在投资软环境的建设方面也缺乏长效机制，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较多的困难和问题。在整个浙江省各城市中，台州目前在利用外资方面仍处于落后位置。虽然目前台州的引进外资规模有所扩大，在1988-2008年当中，实际利用外资的最高额年份为2006年和2007年的3.11和3.12亿美元，均超过了三亿美元，但规模仍远远小于省内的一些城市。外资投向的部门结构不尽合理，像农业、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比例偏低，增长缓慢。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总额比例较高，农、林、牧、渔业实际利用外资非常有限。

（二）高技术产业发展及出口现状

自从1988年国家实施“火炬计划”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台州的高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状态，2001年至200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平均增长33.05%、增加值平均增长31.97%，高技术产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高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270.2亿元，出货值132亿元。

随着企业改革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台州涌现出了一批优势企业，成为台州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但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台州的高技术产业中，医药制造业是占了较大比重的，而医药类产品出口也在高技术产业出口中占了较大的份额。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化学原料药出口基地，台州的原料药出口量达到全国总量的10%，全省总量的三分之一。同时一些骨干企业也成了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和行业龙头。

虽然台州的高技术产业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长足发展，而出口额也在每年保持稳定增长。但其产业规模并不大，发展规模和水平与省内发达地市相比差距较大，统计指标中省内排名靠前，但总量只是杭州的五分之一，宁波的一半，高技术产业对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不够明显。另外，台州的高技术产业行业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方面，三大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97.9%。

在高技术产业出口方面，以医药制造为例，由于各行业产业链较短，产品相互配套能力差，企业协作程度不高，产业外向性较高，更多的是为国外制剂企业配套。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选取

传统的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在对经济变量进行研究时都是假设所分析的数据满足平稳性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计量模型中的参数作估计和假设检验，而一系列的分析表明，许多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并不符合平稳性要求，即是非平稳的。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使用传统的估计方法以及估计变量间的关系时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论断。近20年来，随着非平稳性时间序列分析，特别是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分析技术的发展，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数据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若数据是非平稳性，即含有单位根，就需要进行差分，以达到平稳性要求，如果多个数据序列非平稳，则要考虑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分析模型，并进行估计和推断，这已经成为宏观数据分析的标准模式。在进行上述的分析后还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来分析高技术产业出口与FDI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台州市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的流入量，以历年的高技术产业主要产品出口额来表述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主要数据来源于《台州市统计年鉴》历年数据，对台州市1993-2008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变量进行经济计量实证分析。由于部分资料的缺失，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其中，高技术产业出口额采用的是在台州市高技术产业具有代表性的三大行业，即医药制造业、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出口额的总额作为近似替代。

表11993-2008年HTEX，FDI单位：万美元

年份

HTEX

FDI

年份

HTEX

FDI

1993

1018

2596

2001

14844

5568

1994

2078

2589

2002

20564

11800

1995

2394

3700

2003

29515

21588

1996

3058

3510

2004

47494

21684

1997

3433

3697

2005

51076

25107

1998

4988

3849

2006

62478

31138

1999

7322

4347

2007

78444

31150

2000

10354

5083

2008

103760

23890

检验e的单整性的方法也采用ADF检验。由于协整回归中已含有截距项，则检验模型中无需再用截距项。如使用模型：

进行检验时，拒绝零假设H:δ=0，意味着残差项e是平稳序列，从而说明X与Y是协整的。做lnHTEX关于lnFDI的OLS回归，得到两者的回归方程：

R=0.914849=0.908767DW=0.935826F=150.4142

对该回归的残差项e进行ADF检验，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如表4），表明残差序列e是平稳的。

表4ADF检验结果

ADF 统计值

-2.611213

1% 临界值

-2.7411

5% 临界值

-1.9658

10% 临界值

-1.6277

如海正、东港化制剂生产的80%精力做原料药深加工为国外制剂企业配套，赚取的只是人家制剂企业20%的利润。为此，台州需要把利用外资与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发挥其竞争优势，引导外商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三是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台州的高技术产业需要发展，但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人才，就没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可以为台州的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的学习吸收能力，充分利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和企业的管理经验，从而促进台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尽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缩短了我们技术开发的时间，但大多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因此，不能片面地依赖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而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研发力量，加强R&D的设入，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积极研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提升本地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Mundell,R.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1957(47):321.

2 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88.

3 邱立成.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1999(6):33-39.

4 谢冰.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实证分析[J].财经评论,2000(4):30-35.

5 张小蒂,李晓钟.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7)107-110.

6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02(6):6-9.

7 许和连,赖明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预测,2002(2):10-13.

8 戴金平、冯蕾.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3(5):39.

9 杨丹辉.外商投资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J].改革,2004(3):79.

10 朱玉杰,于懂.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0):13-18.

11 史小龙,张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4):42-47.

12 李琴.FDI流入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9):75-79.

13 杨全发,陈 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作用分析[J].管理世界,2005(5):65-69.

第9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山东农业；农业

一、山东农业现状

2015年山东农林牧渔各方面平稳增长，农业增加值29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4.7%；特别是种植业增产增量，粮食总产量4700多万吨，增长2.5%，连续十几年增产提质。山东省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面积已经达到100万公顷。2015年农业产量在全国居于第一的位置，山东农业产量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山东农业产量的总量较高，同时也保持着较好的外商直接投资态势。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农业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视，都对海外资本拥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山东农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出现的问题

（一）农业FDI区域分布不平衡

作为农业大省和农产品出口强省，山东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存在“西冷东热”的现象。80%以上农业的FDI集中在东部沿海，并从沿海向内地递减，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不仅FDI投资小，而且发展缓慢。东部沿海的农业发展越来越强劲，而西部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东西部农业的发展不平衡，已经严重制约山东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二）农业FDI来源相对集中

山东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较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并以港澳台和日韩为主。其中香港比重最大，占据了全省农业FDI的49.5%，其次分别为韩国、东盟、日本、新加坡、欧盟、美国等。这些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可利用其其资本优势，然后结合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出口。

（三）农业FDI投资结构不合理

虽然山东农业FDI逐年增加，但是主要涉足都说初级型农业，由于附加值较低，对农业带动性小。缺少高科技含量和精深加工的投资。虽然政府对此加以积极引导，希望投资重心转向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品种改良和资源开发，但收效甚微，现有传统农业竞争却愈演愈烈，阻碍山东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对山东农业的影响

（一）出口创造效应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农业的逐年增加，而投资方式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山东建立分公司或者合资方式为主，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成熟的销售市场和农业技术，同时采购山东当地的农业原材料，利用山东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深加工和农业技术创新。据山东省统计局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山东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出口贸易额占整个山东农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农业的投资产生连带效应，如农业技术扩散、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山东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集聚，逐步降低山东农产品的成本，增强农贸国际竞争力。

（二）FDI有利于构建和延伸山东农业产业链

虽然山东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但并不算是农业强省，农业中仍然存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农业资源分散，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等因素都制约了山东农业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优势企业，连接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互通农业生产和消费的中间力量。一些外资企业逐步投资农业流通和农资服务，实现农业上下游、前后关联性，还影响了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方式，构建和延伸了山东农业产业链。衔接农户和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向产加销一体化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农户+企业+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资还使得一些非农产业资本汇入农业领域，增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农业企业实力拓宽融资渠道，从而加强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在山东农业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在外商投资山东农业中，一些跨国公司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加工、生产技术，全球化的营销模式和系统的管理经验。这些外资企业在山东省当地的企业中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农业企业也积极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生产产品和管理经验。当地企业为了增强行业内自身的竞争力，会注重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因此FDI的示范和竞争效应推动了山东省农业技术的进步，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

（四）加大农村基础配套设施

山东当地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注重农业的人才、技术等软条件的投入，还会加强农业的基础配套设施，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和财政投入。有数据显示，农业利用外资的投入比为1：7，意思是外商直接投资一美元，需要增加当地的农业配套设施投入七元。农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范农业风险能力。

（五）乘数效应

除此之外，在农产品加工这一中间环节中，外商直接投资也发挥深远作用，不仅带动了产业前后的互补性投资，还产生投资乘数效应。例如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科奈尔饲料公司，在青岛注册成立青岛科奈尔饲料有限公司和青岛加宏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经营农产品贸易和深加工和饲料原料进出口等相关饲料研发与销售等，产成品有苹果粉、玉米皮粉、花生壳粉、棉籽壳颗粒、胡萝卜颗粒等等。其在青岛莱西采购原材料时，与食品油公司、食品加工厂、蔬菜经销商建立产业连锁关系，带动相关产业的互补性投资。科奈尔饲料公司为了拓展市场渠道选择青岛莱西当地的企业做其分包商，还与饲料公司、养殖基地等国内外的下游企业建立产业连锁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