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下柳青现象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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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文坛上，对柳青的评价不一，本文将从“柳青现象”入手，兼顾探讨关于“重写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比较文学学术视野，再次发现柳青青及其创作的价值。

关键词：柳青现象十七年文学重写文学史

《创业史》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对柳青及其作品的研究可以窥探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状况，尤其是“重写文学史”以后，文学评价中所兼具的中西文化关怀，以及所引发的评判价值标准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再思考。

一、“柳青现象”所引发的问题思考

“柳青现象”应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柳青及其创作《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二是关于《创业史》版本的修改问题。柳青及其创作的《创业史》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否定的评价过程，形成了一种“循环”形式的评价现象，客观反映了学界争鸣的普遍存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作品的时代意义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标准，80年代“重写文学史”后，柳青及其“十七年文学”有了更加多样化的评价，背后潜藏了不同思潮流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过第一次、第二次文代会以及文艺界的整风学习等一系列活动后，在5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明确规定了文学创作社会政治功能，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回顾这时期的文学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是主旋律，柳青的创作是坚定的执行者，符合“规范”创作要求。《创业史》在出版后不久被誉为“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1]，这部作品反映“农业合作化”，紧紧与时代相连，梁生宝带领蛤蟆滩农民集体致富大业的故事，符合了当时时代的审美要求。而随着极左风潮的日炽，“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了文学评价的标准。《创业史》因其没有深刻反映阶级斗争而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十七年文学”的重大成绩重新被肯定下来，柳青及其《创业史》也得到了平反。人们称赞柳青是人民作家的楷模，《创业史》重又被誉为社会主义文学典范性的作品。20世纪80时代年代末，著名文学杂志《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名为“重写文学史”，旨在“一是以切实的材料补充或者纠正前人的疏漏与错误，二是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2]，在这样的思潮中，对于柳青及其《创业史》的评价，再一次有了否定的声音，对其评价的多样化也从此展开。不是所有的作家作品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能够经历这样多的跌宕起伏，文学批评标准的变更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更加开放与多元化的价值标准的确立过程中，文学活动日益向文学自身回归。由此，柳青和他的创作所引起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一个拥有无限阐释可能的系统。《创业史》的版本问题，是我们研究“柳青现象”的另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柳青原计划写四部，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最终写完。第一部相对完整，二部是未完成稿，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篇幅做过修改加工。第三、第四部未曾动笔。对柳青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一部。《创业史》第一部有三个主要版本，1959年在《延河》4月号到11月号刊登的初刊本；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1977年该社和陕西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创业史》第一部修改本。在修改的版本中，除了一些章节做了个别的调整外，更主要的是柳青通过作品所宣扬的思想主题，已经有了很大的“规范”化色彩。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创业史》的再版在描写农业合作化时，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牢牢的植根于创作之中。柳青对他作品的修改是一种自觉的修改，能从中看出柳青在“大我”之下“小我”的一种自动隐身，甚至是刻意的掩盖。这其中体现着作者进行自身定位的努力，从作者的主观层面显示了时代对于作家的影响。“重写文学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能依附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那么如何使这两者很好的共存，成为了探讨的焦点。其中，1988年第4期《上海文论》上刊登的宋炳辉论文《“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对柳青及其《创业史》全盘否定，说:“我在柳青和他的《创业史》里，更多地看到了局限性和教训。”[3]作者不仅是对柳青，包括与柳青一样从解放区文学环境中成长起来作家加以否定，这不仅直接涉及一代作家的评价向题，也涉及一些重要原则问题：应怎样看待作家创作的“政治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文艺创作又是什么关系，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又该以怎样的价值评判来衡量呢？等等。

二、从“一体化”到“重写文学史”中的“柳青现象”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一体化”进程。虽然“五四时期”，是一个包容并蓄，各种文学思想互相交融的时期，多元化的局面更加引人入胜，但从此时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逐渐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文学艺术为人民、为革命则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大批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对文学的创作目标，亦即“写什么”的问题进行了统一，以“左翼文学”为阵营，文学“一体化”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到了20纪40-5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掀起了又一场革命，《讲话》在总结五四文学的基础上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文学的“一体化”的雏形基本形成并在随后不断地发展完善。《创业史》就是“一体化”下的产物，怀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之情写下的《创业史》，深刻地表现了柳青在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崇高的责任感。作者通过《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4]小说通过梁三老汉一家三代把“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现实连贯地描写出来，表明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农民创立集体富裕家业的康庄大道，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创业史》一问世，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博得文艺界的高度赞誉，还在全国广大农村出现了学习梁生宝的活动。像这样引起如此巨大深远的综合审美效益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罕见的。他的创作对“一体化”的呼应无疑是成功的，一时成为经典。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以“无产阶级文艺”为目标的文学体系规范下，政治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以往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新的批评标准下，随时有着被放逐和被批判的危险，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不幸成了新标准的牺牲品。等到柳青文学重新被肯定，已经是十多年以后，此时的文学评价又一次将其视为《讲话》及“新文艺”的方向代表。其实，再次将柳青的创作评价推向更高顶点的是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随着新的文艺理论思潮进入文学中，对于文学“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更加兼具一种普适化的认同感。作家们也急于表达自己对文学的“个体化”体味，成为一种“私人化”的创作，无论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到后来的“先锋文学”，可以看出文学正在试图或者已经摆脱一种“一体化”的创作规范，最为明显的就是从文学的艺术技巧与艺术审美上已经全然不同往昔。那么，对于宏大叙事的“十七年文学”的创作规范，此时的作家需要继承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来看待这种“一体化”创作下的文学作品，成了此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对柳青的重新评价，也必然无法回避“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是西方思潮再次进入中国与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的共同结果。西方的学术思维对中国当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作家而言，不再是单纯意义的对于西方文学的模仿创作，而是在中国文学背景下的艺术再加工，读者的再接受过程。具体到柳青的创作，就是不能忽视其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在他所创作的人物身上有着深深的体现。无论是进步的梁生宝，还是代表固守后来先进的梁三老汉，柳青没有喜好的偏颇，只是单纯的描摹，这已经是一种脱离了单纯中国化个体参与的一种西方化创作。这种写作，不能忽视“写什么”的问题。柳青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托尔斯泰主义”、“心灵辩证法”等一些西方化的表现，但是柳青将其本土化，与中国的现实紧紧相连，柳青所写的真实就是农业合作化，这符合了文学对于写生活写社会的真实表达，也迎合了当时大众的审美要求。重写文学史将文学批评的眼光再次审视柳青时，包括审视与他同时期的作家时，认为他们所塑造人物的抽象单一、简单的对历史进行描摹、政治依附性的颂扬等，造成了艺术审美空间的萎缩，这些批评的声音再一次为文学应该“怎么写”提出了一次大讨论。对于柳青的评价经过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足以显现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困难。究竟是该怎样来评价柳青及其所代表的“十七年文学”，成了当下讨论最为激烈的论题。应该是肯定其作为政治话语书写下的一种肯定，还是在西方学术思想下对于艺术审美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应该更加理性的对柳青进行一种话语的书写，但都可以肯定的是，柳青的个案现象已经开始在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下进行一种重新的梳理，是朝着我们所期待的理想文学角度的书写进行的。

三、被遮蔽的“柳青现象”

“柳青现象”在“十七年文学”与“重写文学史”中，存在一种遮蔽的现象。运用“间性研究”的思维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两者成一种互相遮蔽的现象；其二是两者都存在一种共同的遮蔽。“十七年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互相遮蔽，是指在“十七年文学中”尽力遮蔽的东西却在“重写文学史”中，进行全面的书写。“十七年文学”，所遮蔽的是对于艺术审美的建构，在追求“一体化”规范的语境下进行文学创作。“重写文学史”，则旨在尽可能地发掘文学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对话语权力一体化机制的释放下，对文学作品重新进行解读。柳青的作品经过一个反复的评价过程，就是这种遮蔽现象下的一种产物。《创业史》出版之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深刻性、人物典型的塑造、“两结合”创作原则和作品所具有的史诗风格几个方面，重视的是“三突出”及“典型化”的人物塑造，并具有一定的楷模作用和引导作用。其中关于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形象争执是最为激烈的。“十七年文学”中肯定了梁生宝的进步性及时代性，代表的是成长一代的青年形象，而梁三老汉的形象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农民典型来塑造的，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要做到四个必须：必须要参加农业合作化，必须要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必须要做好一个带头人的形象，必须要走一条农工贸一体化的大生产道路，人物是单一化的，情感是隐藏化的，生活是革命化的，所谓作品的审美塑造，只能在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时有着主体性的瞬间思考，转而被社会化所改变，“小我”自觉的隐藏于“大我”之中。1963年夏，严家炎对梁生宝这一形象提出了异议，这可谓在“十七年文学”中对于艺术化追求评价的先声。他指出“梁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5]虽然已经对这一形象有了不同的评价，但是在“规范化”体制下，话语的权利并没有立刻转为对于文学个体化的书写，很大程度上继续着对于作品“一体化”的追求。到了“重写文学史”，最重要的就是要肃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要提出关于文学自身的发展，那么怎么样开始对柳青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进行评价，却不尽相同。1999年一年间出现了近10种当代文学史。其中有北大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1917-1997)》，中国社科院、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文学研究所张炯编著的《新中国文学史》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等。这是“重写文学史”最突出的一种成就表现，达到了关于“重写”的目的，亦即文学史写作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繁荣，表现的是对于文学评价的一种多元化的繁荣，且多有集体写作，这就成为了人们在普适意义上对于“重写”的认同，及表达观点的一致肯定性。虽然在编写与侧重点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诸如陈思和重视对于文学史的写作要求有层次问题，也就是要有关于研究对象要注重地位的问题；洪子诚的文学史勾勒则更为清晰，更符合大众了解的意义等。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运用的是在重史实的基础上，对文学进行审美的梳理，有着对于政治话语的梳理，甚至尽量避免“一体化”的模式评述，人物塑造的单一化、审美的压缩等成为了这一时期评论的要话语。由此看来，对柳青及其同时代作家的前后两种文学评价，成为了一种互相遮蔽的现象，拨开遮蔽的层面，作品所流露是无法割裂的史诗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性，这两者的融合或许才能无限接近作家所要表达的艺术创作追求。“十七年文学”与“重写文学史”共同遮蔽的是“一体化”的政治性书写，亦即政治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柳青在他的创作中并不掩饰“路线的选择”问题，甚至是主动迎合路线应该怎么走，《创业史》中最富有创作表达的就是梁三老汉的语言，通过他表达的是究竟梁生宝做的是对还是错，是以他这样的农民为代表所看见的时代选择性，并没有政治话语在他口中的传述，但可以看见选择信念对于他的重要性。在“重写”之后，政治话语被视为“一体化”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禁锢，“十七年文学”在此时显得是一个异类，极力抽离政治话语对文学的影响，试图将文学以审美意识进行重新的包装。以对柳青的评价为代表，“十七年文学”在“一体化”要求之下的评价，是对于政治话语的迎合，而“重写”所要做的是对于政治的再次抽离，一种评价的怪圈由此产生，即过去由政治性肯定十七年文学，而现在又以政治性来否定十七年文学的现象。对于这段时期的文学应该这样评价，这成为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另外，从读者的接受视野来看，更多的是回避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包括时下对于“经典”的重提问题，那么又是怎样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又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些都值得我们再次展开讨论。以“柳青现象”作为一个窗口，来看十七年文学的一个评价问题，所要梳理的方面很多。在西方批评方法进入到中国文学语境中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正视这个文学现象的存在，而且对新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性都值得我们讨论。

参考文献

[1]李润新.评《“柳青现象”的启示》[J].文学理论与批评,1993(1):57.

[2]张豫.重说“重写文学史”———基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J]理论月刊,2004(12）:129.

[3]李润新.评《“柳青现象”的启示》[J].文学理论与批评,1993(1):58

[4]朱卫国,杨万寿.不同文学观视野下的两个文本:《创业史》与《大漠祭》比较分析[J].甘肃高师学报,2002(0):29

[5]程光炜.论50~7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4):192.

作者：宋珊 单位：延安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