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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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传统教学中存在专业建制上各自为政，视野狭隘、中心与边缘学科等级制、学科话语失语等弊端。要解决上述弊端，必需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观念和教学方法。比较文学在学科本体意义上以比较思维介入文学研究，从而实现二者教学上的打通。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二者的教学提供了富于人文诗意的启发，其学科互融和专业兼容的发展趋向为建构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提供了宏伟蓝图。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理论，为实现西方文化与文论的中国化，重塑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的独立话语提供了方法导向。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国文学教学；外国文学教学

一、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传统教学的弊端

（一）专业建制上各自为政，视野狭隘

高校现有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建制始于1998年教育部的学科调整，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八个子类学科之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尽管作为一门二级学科而存在，但实际在教学过程中呈现分层而立维持传统教学方式的现状：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因为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和外国文学学科分别作为历代相袭的传统教学方式早已积淀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思维惯性和心理惯性。这种事实趋向和共同情感认同是二者保持目前课堂教学独立存在的依据，但从本质上，二者的密切关联也是学科合并的关键点所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向远就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实质就是对‘世界文学’的相关性所进行的具体的学术研究，两者互为依存。‘世界文学’是客观的实体概念，‘比较文学’则是对世界文学的相关性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概念。”［1］这里，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并不包含中国文学，因为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有属于自身的学科建制和教学传统，并且这种局限于中国文化范围内的传统教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教学观念。相比于中国文学教学拘囿于一隅之地的耕耘，外国文学教学则由于其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性而自然而然带上了比较意味：“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碰撞和融合，因而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2］但从实际教学来看，外国文学教学却不尽如人意。除了受限于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维主导下学科细分造成的各专业隔膜之弊外，外国文学本身的教学也困境重重，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外国文学教学复制了中国文学的教学模式。作为一门全面讲述各国（中国除外）文学的大学专业基础课程，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短暂。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规模性传播始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而进入中国教育领域的外国文学开端在20世纪初。如辜鸿铭1914年于北大讲授的“英国文学”课程和周作人1917年于北大讲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1926年，清华成立“西洋文学系”，其宗旨为：不分国家民族，将整个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看做一个整体。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教学实践来看，1980年以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外国文学教学注重现实性和阶级性；1980年以后，外国文学教学才开始迈向开放化和多元化阶段。短短30余年，外国文学看似是在跟随时代脚步和针对不同历史文化语境而开展教学，但实际情形仍然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中国文学的传统教学方式方法。无论是以人民性和阶级性为主导，还是目前运用各种西方文化批评方法开展教学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都脱离不了“作家+作品”分析模式的老一套。而这种传统教学模式是中国文学教育教学一贯视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其次，外国文学教学的语言局限。虽然外国文学教学对语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提出教师至少掌握一到两门外语，但实际上真正用外语来开展课堂教学的中文院系的教师很少能做到，这也是被外语院系国别文学教学者所诟病的地方。在别无参照的前提下，中文外国文学教学者只能转到模仿中国文学教学的老路上来。最后，外国文学教学并没有贯穿主动的比较思维。在模仿借鉴中国文学教学的情形下，外国文学讲授中自身携带的比较视域并不被教学者主动有意地贯穿课堂，而是采取外国文学是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隔绝式教学。因此，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双方的不服气和拆台，中国文学教学者瞧不上外国文学教学者的“漫天撒网”，而外国文学教学者也不满中国文学教学者的狭隘与固守。

（二）中心与边缘的学科等级制

在学科体制和接受心理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缺乏平等的视域，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分野。尽管二者并没有事实上的学科等级规约，但在传统教学方式方法的沿袭上，沉淀在一代又一代教学工作者无意识心理的仍是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和外国文学作为“舶来品”的边缘化。由此，二者虽无学科等级制之名，但却完全遵照学科一般发展的重点与次要、主导与辅导、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化思维在操作，最终导致学科资源分配不均和违背利益共享原则的不公允，越发致使它们向分道扬镳的道路发展。以论者所在的地方高校而言，在多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很多学生都对外国文学的专业设置十分隔膜，暂不论他们对外国文学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就学科专业的合法性上，不少学生都认为学习外国文学没有必要，直接理由竟然是不需要出国。看来，学科潜在规约下的等级制在有形无形地塑造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上的事实分野。如果说潜意识的学科等级制和传统因袭的制约导致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朝着二元分立的方向发展还情有可原，那么，人为干涉下的学科等级制造成二者无法相互融通的现状则需好好反省。我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在考察中外文学关系时指出：“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解放思想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文化支持。”［3］鲁迅先生也曾对外国文学作为“域外火种”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4］。“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5］。“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6］。看来，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者如果不思考这种中外文学复杂缠绕的重大历史关联，想撇清或忽视他者独立躬耕自己的一亩方田是不可能讲好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

（三）学科话语的失语

在整体效果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都陷入了失语的境地。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认为：“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7］围绕此一问题域，国内外学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辨难、分析与思考，由此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带来了新的转型思考与发展契机。这种争辩和影响持续到新世纪，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失语”问题更突显了中华文化不断从失语走向重建，并融入世界文论体系，从而构建人类多元文化之具有重要文化战略的高度。从教学视角而言，无论是外国文学教学，还是中国文学教学，同样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规则和独特的言说方式，只能跟在西方人背后人云亦云，从西方各种文化批评思潮各领风骚几十年，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和校园的迅疾上演便是明证。中国从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便整体沉浸在西方科学主义理性思维主导下的注重学科细分的逻辑中。其分析文学的科学态度和形成评判文学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分析思维，以量化为标准的价值评价体系在中国文化场域空前高涨。中国传统的印象主义批评与以审美感悟为特质的独特鉴赏方式被置换为科学主义的文学分析研究。不独中国文学教学面临着失语，外国文学教学更是面临着更大的挤压，一方面要面对中国文学的话语霸权的压迫，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学共同面对世界科技主义潮流的压迫。要解决上述弊端，必需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观念和教学方法。比较文学在学科意义上以比较思维介入文学研究，贯通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中纵向史的勾勒与横向文化比较和文化诗学的联通，从而实现二者教学上的打通。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富于人文诗意的启发，其学科互融和专业兼容的发展趋向为建构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提供了宏伟构图。而要解决目前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失语，则必须引入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理论，实现西方文化与文论的中国化，重塑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的独立话语，重构中国文化的大国地位，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实现文化自信命意下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的比较文学渗透

（一）比较思维的打通意识

比较文学的比较并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前提下的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同于事物之间的任意比照和随意比附。因而，仅仅从知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认识比较的涵义还不足以构成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而是要将比较当作本体论来观照。如果将这种学科存在意义上的比较涵义纳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中，则会实现二者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打通，形成完整的文学教学。以讲授外国文学“莎士比亚”一节为例，在展开哈姆莱特人物悲剧意蕴和行为延宕的文本分析中，得知这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典型悲剧。从阐释学而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仅说明了不同读者的接受语境和个性阅读的相异，更是在中西古今对话的意义上阐明了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和跨文化沟通实践的合理性。任何历史阶段和个人的阐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在剔除了“强制阐释”之外寻求相对客观的“文本意图”进程中，在历史的文化语境中探求哈姆莱特的“延宕”真相，一种文化转型时期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就凸显于读者面前，从文化转型的视角出发探求哈姆莱特种种的矛盾、忧郁、犹疑、彷徨与焦虑，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如果把眼光放在世界文学的历史演进中，以比较的视域看待同时期中国的汤显祖，则显然具有某种类同性的思考。在《莎士比亚》和《牡丹亭》中，分别思考的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与“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不同文化向度问题。而更为深层的中西文化追问却是：死生问题在莎士比亚看来是一场无法解决的文化苦恼，但在汤显祖这儿却成为畅通无碍，由生死方显“至情”的方法论美学。从深层的文化传统看，汤显祖的“至情”论显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性依据。而对于莎士比亚而言，人的生死考验着人的善恶。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还能继续深入地思考一个大课题：中西文化转型时期觉醒者文学形象比较与当代价值研究。这可以举出若干这类的例子以及关联因素：但丁与屈原（神幻小说，爱国主义），歌德与曹雪芹（诗体小说，揭露黑暗纯审美），哈代与鲁迅（乡土小说现代转型），等等。比较文学的类同性思考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平行比较。鉴于外国文学本有的比较视域，有学者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8］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教授者主动贯穿一种外国文学的比较文学视野，才能实现“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的命题意蕴。同样，在中国文学的教学中，也需要贯穿一种比较文学的视域。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狭隘文化圈子。以讲授“鲁迅”一节为例，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教学不能按照老套路，讲授他的生平经历加上代表作品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征就完事，而是要切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深入思考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归属，才能清醒地认知鲁迅，从而得出一个较为深刻的分析。从比较文学实证分析的影响研究入手，鲁迅“弃医从文”的文化选择与最终的文化归属之节点分别在于“幻灯片事件”和尼采。而“幻灯片事件”是在日本完成的，鲁迅本身就与日本文化和日本文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这就是一种实证影响分析。日本之于鲁迅，起着一种桥梁和中介的作用，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崇拜“恶魔”的破坏精神，对尼采的精神接受都是通过日本这个桥梁来完成的，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一环。另外，在平行贯通的教学研究中，可以拿尼日利亚现代小说之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来与鲁迅做对比研究。同作为“现代文学之父”①，阿契贝和鲁迅在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表现出了异质文化中的某种深刻关联性。阿契贝学习西方的主要视角在于借鉴西方的表现技巧，立足本土，从非洲内部描写非洲人眼中的真实非洲，以达到抵抗殖民文本歪曲非洲的文化政治诉求；鲁迅学习西方的主要视角在于借用西方的眼光，批判传统，从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启蒙民智，以达到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目的。这样，不仅鲁迅的实证影响研究得到了切实分析，而且在世界文学领域，建立了横向的平行对比研究，将鲁迅摆在世界文学史的高度来进行教学和论析，从而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鲁迅形象，而不是传统教学中僵死的鲁迅形象。

（二）跨学科中的共同诗心

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提倡跨学科性，从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两个方面进行学科兼容性的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教学者而言，二者同属于人文科学，都涉及到文学与宗教、哲学、心理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关联研究。二者都作为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体制下的二级学科建制，既是不同学科的交叉碰撞，同时也是不同专业的兼顾融通。而跨学科性，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凸显了跨文化诗学对话中的世界文学图景。由此，跨越学科的特性在中国文学的教学研究中便凸显了。而从外国文学教学而言，论述印度文学时，必然要讲到佛教和佛教经典，佛教的传播与衍变等流通史，于是，一种基于影响传播的实证分析便映入眼帘，其比较文学的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特性表露无遗。通过比较文学的中介性关联，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在“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性中得到了贯通，加深了联系，为人类从总体文学的高度瞻望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提供了研究前提。在当前，各种版本的“世界文学史”读本，就充分说明了人类不断找寻共同的文心与诗心的努力与探索。钱钟书就曾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9］不独佛教如此，从基督教的传播史和中国本土道教的衍变发展史都可以碰到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性。从人类早期的文学发展来说，文学、宗教、哲学、艺术本就是相融共生于一体的，如中国最早的诗歌这一文学类型就是诗、乐、舞的融汇，只是到了一定历史阶段，文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但其与各门类的学科兼容性和相通性却是真实的存在，这需要在教学研究中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总结，才能使学生获得深刻的教益。人类历史上早期民族的宗教经典，本身既是文学典籍，同时也是宗教圣典，其文学上的跨学科性通过宗教这一重要维度得以体现，从而实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上的密切联姻。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印度教的《吠陀》等等。在上古时代，“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的著作没有严格的区分，既是民族、国家的文献汇编，也是文学创作集子。印度的《吠陀》《摩诃婆罗多》，埃及的《亡灵书》、希伯来的《塔纳赫》、古波斯的《阿维斯塔》都是这样的‘百科全书’。”［10］这些都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深有体现，并通过比较文学的桥梁，与中国文学教学中的宗教主题深深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有明一代基督教东传与中国徐光启为代表的文人文学的交往影响，泰戈尔的宗教观对中国文人徐志摩、冰心等人的深远影响，日本的佛教和茶道等宗教艺术观在以中国为师后历经本造又对中国造成的回返影响，等等。

（三）变异学的“文学他国化”

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失语问题，不是一时一事造成的，而是所有非西方文化文学都要面临的重大文化转型问题，是世界整体现代文化思潮（主要是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文化的失语问题。要解决目前教学研究中的失语问题，必须引入比较文学的原创性理论“变异学”。学者曹顺庆是变异学理论的创立者，他提出：“变异学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11］无论是针对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接受学和译介学，还是针对比较文学的主题学、文类学，都存在文学的变异现象。而以往我们教学研究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求“同”，殊不知求“异”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其中，“文学的他国化”在处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中的失语现象问题和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方面尤其意义重大。以禅宗在中国的形成演变为例，它本是来源于印度的佛教，但在传入中国的语境中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与中国的道教和儒家思想深刻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禅宗。这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杂交产生的文化新枝，已经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当今中国文化全面被西方文论包围下的失语之际，佛教禅宗的变迁轨迹却给予中国文化以强大的文化自信感，这种自信源于中国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权是一种具有较强隐蔽性但又无所不在的真实权力，谁熟悉其中的规则，并拥有对‘真理’的发言权与书写的权威性，即意味着谁就可以制定规则、维护权威、决定真理、书写历史甚而压制他者。”［12］而话语权的赢得就需要靠“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我为主，吸纳他方，才能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有价值的思考。在变异学“文学的他国化”题域中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中国文论的西方化，一种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前者可以举出王国维和朱光潜为例。如王国维就曾说出“《红楼梦》与吾国之精神大相违背”的错误认知。朱光潜也曾提出“中国没有悲剧是因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误判。他们提出这样的认知，并非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无知，而是他们运用西方的学术规则来研究中国文化文学，自然得出与中国文化传统不相一致的结论。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必须在教学研究中贯彻坚持中国元语言的地位和反对纯西方主义思维的原则。所谓坚持中国的元语言，就是指坚持中国文化传统所凝练出来的文学理论。如风骨、意境、妙悟、滋味、神韵等文论范畴，这些文论范畴既是中国文学文化精神核心的关键词，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学理论语言。现在的教学课堂上，动不动就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暂不论其符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就其针对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来说，都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认为李白和苏轼是浪漫主义的，杜甫和屈原是现实主义的，汤显祖是现代主义的，鲁迅是后现代主义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难道李白和苏轼就没关注现实的诗歌？杜甫和屈原就没有豪放洒脱的一面？汤显祖不是传统中的文人？鲁迅就是脱离了中国文化现实的墙头草？如果从中国自身的文化语境出发，以自己的文论范畴为核心来研究这些作家，比上述主义之流要深刻得多！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文论范畴是回到复古的老路，是一种僵死的表现，那么，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宗白华的《意境》等著作就是一种鲜明有力的反驳！他们采用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注、疏、笺、传的方式来对一些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进行总结概括，凝练熔铸，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文本。这怎么是复古呢？又怎么是僵死的呢？那只能说明我们被西方文化的思潮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可悲的境地！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中要反对纯西方主义思维。反对纯西方主义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西方，而是不同意西方主义的霸权思维和统治。这鲜明地体现在学术规则上，以西为尊，不尊重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学术实情。比如，现今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置，就存在很大的争议和问题。评委不懂中文和中国文化传统，他们在欧美文化语境中和以英语为尊的阅读习惯中只会评选出符合他们自身审美习惯和意识形态的作家来，而不会关注到东方尤其是中国这样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有着巨大差异的作家。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从已获奖作家来看，拉美、中东、非洲甚至中国都有作家在内，但深刻分析这些作家身上的审美倾向和文本底层，就会发现一些不是秘密的所谓机密：这些作家的意识形态和审美情感倾向都会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西方评审家的阅读习惯和意识形态偏好。仅从中国来看，高行健（文化归属上的中国）的文明批评，赛珍珠（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异域发现，莫言《蛙》中的计划生育问题，等等，他们获奖的各种深意恐怕作为中国人都会深有体味。当然，这样论析，丝毫不是抹杀这些作家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的贡献与探索。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中国化的学术规则，否则，只能沦为为他人添砖加瓦的边角料。尽管在目前的学术语境中，提出主导型的学术研究规则似乎不太可能，但要尽量发声，提出自己的问题域和看法，尽管微弱，但已表明这是一个开端。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乐黛云提出，人类文学领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共同问题，比如生死爱恋、希望绝望、分离团聚、欢乐痛苦、喜庆忧伤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取舍与阐释，只有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最圆满的解答，并向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13］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王宁在提出构建世界诗学时认为中国：“关键是要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这样才能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各种理论话语的众声喧哗中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当然，这种声音开始时会比较微弱，甚至完全有可能为国际学界所不屑。但是，随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的日益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论的地位也会相应得到提高，这是需要我们自己进一步努力的方向。”［14］

作者：秦鹏举 单位：玉林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