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新文科建设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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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文科的理念与比较文学有着许多方面的重合。新文科的四个特色———国际性、跨学科性、前沿性和理论性———也正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特色。比较文学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为新文科理念的确立提供了实践的基础，而新文科理念的提出则为我们重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借助于新文科的跨界氛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将在国际学界彰显中国学派的特色：其一，立足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就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话题发出中国的声音，贡献中国的智慧，并提出中国的方案；其二，大力弘扬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从中国的文学理论视角解释世界文学现象，从而改变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释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其三，由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一个全新的话题，引领国际同行就此展开讨论甚至争论。可以说，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之于比较文学恰逢其时。

［关键词］新文科；比较文学；跨学科；中国学派

我曾在一篇讨论新文科与外语学科的关系时指出，新文科之所以“新”，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国际性、跨学科性、前沿性和理论性。①我现在将这四个特征稍作调整用于比较文学研究也同样适用。首先，在新文科的语境下讨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特征，表明这二者的关系最为密切。按照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20世纪60年代初为比较文学下的经典性定义，比较文学不仅要跨越语言和国别的界限，同时也要跨越学科和艺术门类的界限。因此，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启迪以及互证互释关系，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并非那种漫无边际的比较，它必须有一个立足点，也即比较文学研究首先应该立足文学这个本体，此外它在进行一番外延式比较研究后最终的归宿仍必定要落实到文学的本体，也即这种跨学科比较的最终成果必定有益于文学理论批评以及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这方面，中外比较文学的前辈学者都有着成功的实践和经验。例如，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虽然花了很多篇幅介绍和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但他最后的结论仍在于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提出指导性见解。而相比之下，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虽然讨论了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他的最终目的并非是帮助文学学科的建设，而是通过提出一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假想，完善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因此前者应算作比较文（艺）学研究，后者则应该算作比较心理学或比较精神分析学研究，因为二者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不同。

新文科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其国际性，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学术机构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自1985年成立起就自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团体会员，所以比较文学学科的国际性是这一学科不同于中国的许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的本土特征。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提出的各个具有全球化和普适意义的论题完全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讨论，并且在中国学者那里得到“本土化”或“全球本土化”的阐释和重新建构。可以说，我本人正是从比较文学的国际性特征中得到启迪，才尝试着提出“全球人文”或“世界人文”的概念，②并据此进一步提出我对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③此外，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自身所掌握的多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技能，不仅特别注重与自己的国际同行进行讨论和对话，同时也注重国际同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反应。因此，与国内的许多人文学科分支学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仅要经得起国内同行的评价，而且也要在国际学界发表原创性著述和论文，从而经得起国际同行的评价。可以说，我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践行者，正是由于我本人以及我的中国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才在国际学界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新文科的第三个特征就在于其前沿性。在这方面，丹麦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eorgBrandes，1842—1927）的《19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堪称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世界性影响的比较文学巨著，在整个国际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该书由多卷本组成，原为作者的讲稿，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述了自19世纪初至30、40年代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实际上主要论述了英、德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并着重分析了这几个国家的浪漫主义的盛衰消长过程。因此勃兰兑斯被誉为欧洲的“比较文学之父”就不足为奇了。当代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苏源熙（HaunSaussy）也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性有着足够的自信，他始终坚定地认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斗，它从未在美国学界得到更好的认可”④。在他看来，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争论已经结束，比较文学不仅具有合法性：而过去则不太具有合法性，此时我们的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们的结论已经成为其他人的假设”⑤。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也是如此，我们不仅在国内学界引领文学研究的潮流，同时也能从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一些国际前沿理论课题发出中国的声音。

新文科的第四个特征———理论性，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一大特征。可以说，当今人文学界的大多数具有国际前沿性并引发理论争鸣的论题都是由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像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Calines⁃cu）、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佛朗哥·莫瑞提（FrancoMoretti）等美国理论家本身就是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有思想有理论的学者，再加之他们所掌握的多种语言技能和跨文化知识，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更是游刃有余。而他们一旦介入广义的文化理论和人文学术界，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就超越了文学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并影响了更多的人文学者。

如上所述，许多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大师级学者都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建树，他们的实践为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新文科建设奠定了国际化的基础。那么人们要问，中国的学界情况又如何呢？前面提及的朱光潜等人的早期研究就基于跨学科的研究，因此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超越了文学研究领域。虽然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成长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未能娴熟地掌握一两门外语，并且专心致志地在某一学科及其相关的学科深入研究进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但少数更为年轻一些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力著书立说，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有些甚至直接用英文著述，或通过翻译的中介使自己的著作被译成西方的主要语言，而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有些成就卓著者还当选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院或学术院的院士，在这其中比较文学学者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无疑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国际性和跨学科特征不无关系。可以预见，在当前的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过程中，还会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迅速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因此真正的“三足鼎立”的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将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声音将越来越强劲，其理论建树和学术贡献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国际学界所瞩目。

今天，在这样一个新文科的语境下，我们重新提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我认为恰逢其时：借助于新文科提供的跨学科学术氛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并彰显中国学派的特色：其一，立足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就国际学界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发出中国的声音，贡献中国的智慧，并提出中国的方案；其二，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大力弘扬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从中国的文学理论视角解释世界文学现象，从而改变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释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其三，由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一个全新的话题，引领国际同行就此展开讨论甚至争论。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均有所突破的话，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不难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了。

作者:王宁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