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译介学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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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对具有跨越特征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自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翻译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翻译研究已发展成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然而，随着中外翻译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翻译研究究竟应该自成一派还是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还不清楚，对于把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何关系，或者说不明白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何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译介学和翻译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何为译介学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谢天振，1999：1）。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也可以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神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999：1）。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语言、文字与文学性相结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从文化角度入手对翻译研究进行审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视，成为比较文学中的热门分支学科之一。

三、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译介学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研究都普遍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间的转换，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是把一种文字材料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的过程。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研究视任何翻译行为的实质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视对原文语言的对等转换为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theory），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异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弗菲尔、巴斯奈特等比较文学学者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并且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也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而每种语言都无可避免地带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而作为对另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以及在此活动中产生的误译，也即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与误释，就必然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谢天振，1999：196）因此就要求翻译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翻译史上，在译介文学作品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晚清时期的林纾，他不懂外语但却成为闻名中外的翻译大家。再如：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几代读者，在翻译圈内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地位，直到1989年才有另一个新译本问世。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现在新译本很多（至少5个），但是新译本是否真能超出旧译本仍有待时间的检验（1999：148）。该译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优美的文笔，地道的译文以外——小说中的中国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美国南方的人物与地点都统统“穿上中国服装”，从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南方庄园主的口里可以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中国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十足的“牌楼、大地主、营丁”等词语。因此译语读者面对大量的中国化的信息，恐怕会觉得在读一本中国的近代故事，而不觉得在读一本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小说。翻译永远是对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译者只有尽可能接近原作所反映的艺术现实，并在译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再现”，才能使译作成为一件堪与原作媲美的艺术品。当然，若译者只精通原作语言而不了解原作所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不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或者缺少对原作内涵的感悟力就不可能胜任文学翻译工作，则不可能呈现给读者一部与原作具有大致相同价值的译作。

因而就要求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重新创作，凭自己的创作天赋来再现其艺术魅力。并且，从译介学的研究角度看，文学翻译毫无疑问是再创作，是译者在翻译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再创作的结果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本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保留其在原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一部译作，如果不能作为艺术品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那它就不会融入并成为译入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果不能保留其原民族作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被称为译作。可以说，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又赋予它第二个生命。因而，译介学研究的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是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不去研究翻译的标准和不同的翻译方法，而是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强调翻译作品中的形象、情感、印象以及其艺术效果是否与原文有等同性和相同的感染力，翻译作品其影响与效果是否与原作品有一致性还是另有独创性，抑或是没有达到原作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

四、结语

正如前面所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它研究的是翻译的结果作为历史事实的译本，而不是翻译的过程。译介学描述分析译本，比较同一个作品的各种译本，但不是如传统翻译研究那样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评论其优劣；不是对翻译过程进行规范，而是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理解翻译，对翻译的结果进行描述，研究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追溯历史渊源。这是一种文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新的视角。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之后的研究方法，则与译介学的研究要求有很多契合之处，他们都以译语文化为中心，以译语文化、文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视点，因此不能孤立看待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现象，而是要将文学翻译现象纳入译语文化语境中来分析。译介学的研究视角加深了我们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理解和认识；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也从理论上确认了翻译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