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多语境比较文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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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界的国家文学:欧洲从文学比较到比较文学

国内比较文学界倾向于将1886年波斯奈特《比较文学》的出版作为比较文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比较文学讲座(维尔曼)、各国比较文学史(安贝格)、比较文学批评实践(圣勃夫)等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文学讲座和理论著述，这些可以视为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前的“黎明曙光”。这样确切的学科历史叙事，当然有利于教材讲述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过程，以至于当我们把比较文学作为19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时，我们对19世纪之前更为悠久的文学比较历史做了坚决的划界。问题就在于，作为文学比较方法的“比较”如何转化为作为整体词组的“比较文学”学科?法国学者在回应克罗齐的质疑时以“比较文学不是比较”为出发点，重新定义比较文学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从而确定了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的区分标准。我们认为，法国学派“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定义包含两个前提:一方面是现代民族国家已经确立。欧洲法、英、德、意等国有了独立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这一过程与欧洲文艺复兴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发展;另一方面是欧洲诸国打破国家界限，进入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得力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欧洲原来就有文化交流传统，这种交流在19世纪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达到了高峰。国内比较文学界对欧洲各国文化的联系多有论述，相对忽视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建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步发展的特点。法国“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定义与资本主义推动下的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发展欲望刚好同步，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欧洲诸国原本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传统，这种文化交流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内学者关注到了欧洲诸国文化的同源性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密切联系，却忽视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诸国文化交流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法国比较文学巨擘梵•第根在论述比较文学的历史时倒是注意到了这种区别。他认为文学比较历史早已有之，但是比较文学的诞生却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他说:“在古代，只有希腊和拉丁作者的那些对比，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从属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期的初期，各国文学都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负着种种的债;可是当时的学者、批评家，却大都只限于指出一些假借之处。那‘比较’只及于指出抄袭，或建立价值之批判。”［3］5梵•第根的这段论述表明，欧洲诸国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期的初期”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各国作家通过模仿、借鉴古希腊罗马文学开始自己的创作，此时的欧洲文化之间的交流属于一“洲”之内的文学来往，尚不具备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这种情形在文艺复兴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一系列封建统一国家如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国等先后建立，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打下了基础”。［4］136某种意义上，但丁的《论俗语》是这一时期民族意识觉醒和国别文学形成的理论先声。新兴的欧洲国家提倡运用民族语言和本土语言进行创作，有针对性地吸取古希腊罗马文学精华形成具有国家特色的文学传统，从而使欧洲文学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民族国家的形成，紧接着国别文学的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强化都在不断冲击着欧洲传统的文化交流，使欧洲的文化交流从共同模仿、借鉴古希腊罗马文学走向了有各自特色的国别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跨越国家界限的文学交流在18、19世纪的欧洲又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步发展，比较文学中的“文艺的共和国”与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需要相互辉映。应该注意到法国学派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时期的时代氛围，每一代学者在建构自身理论时总会受制于时代精神的相关历史意识。

19世纪欧洲比较文学兴起之时，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萌芽时期。①“‘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化过程在欧洲诱发了商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成熟，并于17、18世纪导致了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和世界贸易的发展，进而在18、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并推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此一时期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和殖民地掠夺已经充分显示出资本的扩张本性和能力。”［5］83针对这一时期时代精神，马克思有两段经典的论述，这两段论述也被比较文学界作为世界文学形成的理论依据而不断引述。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255这段论述已经讲得很清楚，“世界的文学”形成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马克思还说过:“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7］33资本有全球扩张的内在需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刺激了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从而将独立的国家卷入了相互影响的境遇，因此，19世纪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是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文化交流。

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为19世纪兴起的比较文学思潮理出这样的发展线索:欧洲民族国家成立民族文学兴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萌芽———精神产品的跨国别交流———跨国界文学的互相影响———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跨国界扩张是同步发展的，歌德、法国学者的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构想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精神。尽管韦勒克等美国学者强烈批评影响研究的“外贸”倾向，我们仍然要肯定影响研究是法国学者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别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的精确把握，只要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影响研究就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经典范式。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影响研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和文化扩张倾向。美国学者韦勒克警醒地说:“法、德、意等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有许多基本上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结果成了一种记文化账的奇怪做法，极力想尽可能多地证明本国对别国的影响，或者更为巧妙地证明本国比任何别国更全面地吸取并理解一位外国作家的著作。”［8］56影响研究蕴含着先进文化“影响”后进文化的进化论思维，具有通过输出文化影响外国文化的文化“外贸”倾向，这是全球化萌芽时期商品经济模式和殖民霸权意识的具体体现，不利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二、全球化: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渐加强，于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发生了改变，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和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取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意识和经济、文化的垄断思维。这一阶段全球化的特点是:“这个阶段显然是以非殖民化为基本特征。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中必然要强化主权意识，强调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政治过程的独立性和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从而导致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和文化形态的多样化。”［5］83美国学者在这一阶段适时提出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设想，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弥补了法国学派的不足。我们认为，这一阶段世界文学交流的新特征是独立的殖民国家意识到了国别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平行发展的特性，同时，东、西方文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文化之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越来越凸显。基于这两个特点，跨国别的平行研究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经典范式。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经典论述来自雷马克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9］1这一定义的特点正如曹顺庆所说:“平行研究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论述其异同，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它对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艺术、哲学、历史、宗教、自然科学等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出人类知识体系的共通性及文学的独特性。”［10］157从世纪末全球化的发展状况反观美国学派，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会到美国学派“不管他们之间是否有影响或有多大影响，都是卓然可比的”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文学交流所具有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网络应用的全面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了相互交流的境遇，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的成熟，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对西方的依附关系，文化传统的独立性和民族性不断加强。在此情况下，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已经无法适应东、西方传统文学的发展现实，比较文学走向平行研究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当平行研究成为比较文学学科范式后，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两种平行发展的文学是否可以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呢?前一个问题，即使是美国学者也有不同意见。①相对于美国学者的谨慎，中国学者的态度更为积极，异质文化的比较已经成为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对于比较的目的是什么，中西学者的设想倒是近乎一致:平行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文学的规律。问题就在于，中西学者所热衷的文学的“规律”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解构得体无完肤了。规律这一概念来自近代自然科学，其方法论基础是归纳法。但是，即使是在美国，规律和归纳法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美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质疑了归纳法的合理性。

他认为，归纳原理的合理性是不可能得到确证的，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只能被经验所证伪，波普尔明确指出:“归纳法是无效的，因为它或者导致无穷后退，或者导致先验论。”［11］92因此，中国学者设想通过“X1:X2:X3:X4:X5……→Y在这里，X1、X2、X3、X4、X5……表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同类材料。……Y则表示研究者的新的见解”［12］87，这种平行研究的归纳设想只是近代科学方法的移用，西方众多学者对此方法已经有诸多批判。美国另一科学哲学家库恩则走得更远，他直接攻击的是“科学”的确定性。在库恩看来，科学“规律”只是科学研究中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范式，范式是可以通过科学革命而发生改变的，“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13］101库恩对科学的认识更为开放，这种开放的态度应该借鉴到文学研究领域中来。文学规律主宰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近百年的历史，但是文学是否有自然科学一般的“规律”呢?这个问题还没有经受理性的批判。我们认为，“规律”具有同一性的霸道，能够被权力所组织，构成压制其他声音的权力话语。在文学的领域，应该提倡的是想象与创造的独立性与个体性，文学经验的提法可能更适合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文学经验存在于每一个进入文学的“人”与外在于自己东西的“相互和解”，并使自己进入文学生活世界，具备文学的思维与文学的视域。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经验才是精神生命的本质，“精神的生命其实正在于:在他在中认识自身。

旨在达到自我认识的精神知道自身与陌生的‘实证东西’相分裂，并且必须学会使自身与这种实证东西相和解，因为它把这种实证东西认作为自己的和家乡的东西。由于精神消除了实证东西的坚固性，所以它与自身达到了和解。就这种和解乃是精神的历史性工作而言，精神的历史态度就既不是自我反映，也不是对它所经历的自我异化单纯形式的辩证取消，而是一种经验实在的并且本身也是实在的经验”。［14］449－450经验的概念由于近代归纳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被狭窄化为认识的低级形式。规律是物与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具有客观性、恒定性与可重复性，人面对规律只有服从而不能对抗。规律进入文学世界，容易演变为对人的支配和限制。文学作为人的精神产品，人与文学经验是一种天设地构的缘构关系。面对以往的文学经验，每一代新进入文学游戏场的游戏者可以服从，可以对举，可以替换，可以倒卷，文学经验也可以湮灭，可以死而复生，可以沉淀。经验期待人的来临，人开发了以往的经验，因此，文学经验与人之间是自由而灵动的开放关系。

三、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学派比较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有自身的特点，这是国内比较文学界论证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前提。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个“特点”?我们认为，应该把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和学科理论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刚好同步。近代海禁之前，中国是与西方平行发展的“天朝上国”，海禁之后，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卷入全球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是主动参与全球化的主权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学比较的目的、方法和学科理论都有所不同，应该详加分析。中国比较文学的萌芽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刚好同步，比较文学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首先就在于其政治改良功能。杨周翰教授曾经比较了中西方比较文学起源之不同说:“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或萌芽状态的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比较文学则首先结合政治社会改良，而后进入校园的。”［15］5结合政治改良的比较文学，其实也就是成为中国摆脱传统文化惰性，积极吸取西方文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中西文化平行发展的模式，将中华民族卷入到了“文明中来了”［16］255期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不灭亡，要不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努力推动中国从传统形态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因此，这个阶段的比较文学并非纯粹的中西文学比较，大家关注的是比较之外的东西:即吸取西方文明推动中华民族融入现代世界之林。西方文化成为中国学者反思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文化和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他者”视角。杨周翰认为，这个阶段的中西文学研究即使是纯学者的王国维也没有脱离社会实际，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从而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是这个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说:“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17］435胡适以西学促进中国传统变革的思想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认识。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对举中西文化异同，并以西方文化对接中国文化的弊端，是这一时期比较文化研究的经典形态，［18］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可以唤醒国民对传统文化的清醒认识，从而为接受西方文化奠定心理基础。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凝聚了现代知识分子浓厚的民族感情，是现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以促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有力武器。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经验值得我们总结，也值得我们敬佩。

杨周翰先生说:“我们的先辈学者如鲁迅等，他们的血液中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中国文化是其人格的一部分。这样他们一接触到外国文学就必然产生比较，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19］22这是对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客观表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摆脱了被殖民的民族危机，成为与西方现代国家平等发展的主权国家，这时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平行发展关系，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成为中华民族立国的文化依据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中民族认同的基础，因此，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确立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成为新时期比较文学界的文化“战略”。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集中体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以及在文化比较中确定文化本土性的焦虑心理。季羡林先生说:“当年鲁迅主张‘拿来主义’，我们现在要在拿来的同时，大力张扬‘送去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但送之必有术。”［20］从“拿来”到“送去”，从学习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平等再到中西文化互补，当代知识分子运作中西文化交流的逻辑已经改变。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逻辑是:你很强大，我转变自己以求融入你主导的世界。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逻辑则是:你很强大，我也很强大，我们必须平等的对话，在此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曹顺庆提出“失语症”的焦虑，也就能理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变异学的理论诉求。曹顺庆说:“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学话语上是从根本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学则是生长于同根的文明)。这种异质文论话语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21］14曹顺庆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体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情结，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学者难以割舍的“焦虑”心理。

四、从分判到通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这已经成为东西方学者的共识。全球化带给人类最大的冲击就在于，它突破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国家联盟的封闭性与敌我对抗的二元关系，营造了以地球群体或者整个人类为主体的生活世界。当然，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文学作为跨国别文学研究的学科，在这一方面面临的挑战更为突出。近些年来，中西方文化的异质问题引起了比较文学界、哲学界的重视，不断有学者提出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方略。我们认为，承认东西方文化异质性只是文化交融的第一个阶段，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应该突破异质性的分判，走向以地球为载体的文化通化，从这个角度看，比较文学又是需要“扬弃”的在路上的学科。分判是哲学家牟宗三提出来的概念，它突出的是中西哲学的特殊性。牟宗三说:“普遍性自是有的，但不是只有普遍性，特殊性亦是有的，也不是只有特殊性……此特殊性是由于真理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的，特殊性是由生命这里来讲的。同样一个观念，通过个别的个人来表现就有所不同。”［21］3中西哲学有普遍性，这就是会通，这种普遍性经由不同的民族表现出来，构成了中西哲学不同的形态，这是分判。牟宗三这里讲的会通有些简单化，大有观念在先的嫌疑。他所说的中西哲学的分判，是国内学者的共识，也是比较文学异质文化研究的立论基础。邓晓芒认为中西文化比较的第三阶段就是同中之异:“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人们就致力于去发现同中之异。前一阶段是发现异中之同，本来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然后我们从中发现相同的、相通的方面。

而更高的阶段呢，就是要在相同、相通的里面再去发现不同的地方。”［22］334分判概念突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甚至可以说，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期望在这种差异中互证互通互补共存，是人类突破冷战思维后的最大进展，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承认分判只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人类文化需要在这种特殊性中进展到以地球文明为载体的普遍性，普遍性的文学研究就是通化。关于异质文化的会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许多探讨，但总是难以象“分判”一样得到大家的认同。原因正如潘一禾教授引用人类学家的发现:“一个部落敌视另一个部落是人类最本能的反应之一，除非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否则，部落的敌视会使他们分道扬镳。”［23］2在全球化进程中，如果我们纠缠于意识形态、领土边界、本土文化等“部落”意识，异质文化之间的会通即使可能也会演变成文化之间的“十字军东征”。异质文化之间的会通，需要现实的共同目标，这种目标随着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浮出水面。美国当代学者科布认为:“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世界，一个地球之上。对于实际的目的而言，这个地球已经变得很小，地理的距离已不在话下。技术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的许多问题不可避免都是全球性的。”［24］54科学技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模糊了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气候变暖、核武器的毁灭性威胁等人类发展的困境也关联着全球人类的命运，需要以全球的智慧加以应对。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会不断发展出全球性视野的思维方式，以此代替“部落”意识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对此发展趋势，栾栋评论道:“这是一次以全球为村落的走向宇宙的序曲。此后展开的境域至少是以全球为当下基点、以宇宙为未来舞台、以文明存亡为终极关怀的学术旨归。”［25］11汉代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通化已经具备囊括多元民族文化，融通历史的魄力，当代的会通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质文明。从地球文明整体性出发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这将是全球化进程带给我们的挑战与机遇。强调地球村文明并不是文明的一体化，从比较文学的发展来看，文化的通化面对的是人类的共同命题，需要调动诸多智慧加以考量，文化的分判为文化通化提供源源不绝的智慧来源。牟宗三讲到会通时说:“普遍性与特殊性均要承认，这样就可解消二律背反。以其有普遍性，通过中华民族或希腊、罗马民族来表现也可以沟通。

可相沟通就有其普遍性，由此可言会通，若无普遍性就不能会通。虽……可以会通，但可各保持其本来的特性，中国的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西方也同样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而不是互相变成一样。”［21］5因此，会通并不会取消分判的特殊性。在地球文明中，异质文化其实就是国家文化中的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汉语、英语、法语、德语……都是地球村的方言。人类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培养的就是异质文化之间互识互补和互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认为:“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26］172正因为有共同的问题，我们才能构造文明的普遍性。在文学这一人类最具有创造性和人文关怀的领域中，最是需要多元文化的滋润，最是能够兼容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文学通化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弄潮儿，其会通中西文化的心胸与魄力必将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经典范式。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30多年来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感到了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压力，从而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自有合理之处。

然而，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中西文化之差异时，我们也忽略了比较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带给我们的机遇。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已经浸染着西方的文化色彩，文化之间的融合勾兑越来越明显，乐黛云认为:“我们今天用以和世界交流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所谓‘固有的’、原封不动、只待发掘出来的‘宝贝’，而首先是我们用当代意识对这些既成之物———包括哲学典籍、文学艺术作品、既成的经济法律制度等加以诠释和利用。……当代中国人也很难完全排除百余年来的西方影响，复归为一个纯粹传统的中国人。”［27］6当我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民族国家的界线后，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无疑又是促进传统文化创新的他者维度。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单一的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都不能承担创造“地球村”文化的重任，未来的文化创造需要融铸中西，需要跨越学科边界，从而对文化守望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西文化已经走向相互交融的境域，我们应该更为开放的参与文化的融通，以兼他而在、他化而去的胸怀会通中西文化，创造出指向宇宙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