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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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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有效性分析

目前国内高校比较文学教学一般有三种模式。一是前沿性问题,如“女性主义与电影”的专题研究;二是与比较文学相关的专题讲授,如“尼采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三是先概括性介绍比较文学的特点及意义等,再具体地分为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形象学等进行讲授。第三种模式被多数高校所采用。其优点在于有利于学生总体认识学科理论的特点及历史,再细化到各分支理论的内容。它的不足之处则是由于比较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与某些方面的模糊性,导致上述看似有条理的知识体系之间仍然存在着盲点或晦涩不明之处,而学生在学习比较文学课程之后也对如何写作相关方面的论文仍感迷茫。根据笔者经验,我们认为根据这一学科方法论的性质,在教学中引入科研实践的维度,或许是深化学生理解比较文学理论、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对于如何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教学与科研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总体而言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就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来说,教师讲述比较文学理论与学生针对该理论的论文写作或研究报告相结合,甚至可以采取学生作报告并讨论为主、教师评述并延伸讲述为辅的方式,深化学生对这一学科的体悟与知识积累。这种方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较高要求,适合人数较少、有较扎实基础知识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二是就课堂教学的内容方面来说,教师在讲授比较文学理论时,以科研实践为导向对理论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教学,侧重理论知识的应用性问题,对教学内容做出适当调整。这不仅能有助于教师有效地解释比较文学领域中某些模糊甚至互相矛盾的问题,更能让学生深刻体会比较文学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契合比较文学学科特色的教学方法,本文将着重阐述这种教学方法。

首先,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说这种教学方法契合比较文学学科特色?原因在于与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相比,比较文学更具有科学研究方法论性质。从时代背景来看,它产生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研究思潮浓厚的19世纪。当时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自然科学蔓延至人文科学领域,使比较变成一种自觉的和普遍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意识。因此,比较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主要不是基于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而是对“比较”这种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的敏锐意识及对其现代性内涵的拓展。在比较文学之后的发展历程中,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等学者对于比较文学仅仅因为建立于比较方法之上,而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了质疑。为了回应这一挑战,注重文学影响的法国学派应运而生,然而此后这一学派因偏重实证性、忽略审美性又受到来自新力量的挑战,随之而来的是倡导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的昌盛。到了20世纪下半期,平行研究又面临了运用于跨文明文学研究时的有效性问题,引发了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思考与讨论。可以说,比较文学每次面临挑战与危机的原因,都在于它所界定的核心概念“比较”这种研究方法在科研实践中所显现出的局限性;而比较文学的历次发展,也与“比较”这一研究方法内涵能更有效地运用于现代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研究领域紧密相关。因此比较文学是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与科研实践密切相关,其教学重点应是让学生正确理解这一研究方法以及如何将之应用于科研实践。在讲授比较文学理论时,不仅要指出理论是什么和为什么出现的问题,更要使学生明确理论知识如何应用在具体操作中以及在科研实践中如何灵活地使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

不妨先举两个例子说明引入科研实践维度对比较文学教学及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例一从科研实践的维度看形象学、译介学等学科的归属问题。形象学与译介学的归属问题是比较文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形象学不仅涉及实证性的国际交流的客观材料,更要深入想象者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审美心理,因此它结合了实证研究与审美研究两个方面特点。通常人们认为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审美性,而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特点则是突出实证性,那么形象学到底是应该放在影响研究之下,还是应该置于平行研究之中呢?译介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增删、变动与改写,即“创造性叛逆”,但同样也重视对“创造性叛逆”的发生原因即译者与作者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等作深入研究,它也包含了实证性与审美性两个方面特点,那么译介学还应放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之下吗?这些疑问就造成了人们对形象学与译介学的归属问题的困惑。翻开各种比较文学教材,我们发现当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统一,教材的编者们或采取回避的做法,不置一词;或跳出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编写教材的框架,对此做出个性化的处理。如陈惇教授等主编的《比较文学》对译介学的归属问题未作探讨,“形象学”则被归入“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范畴”(陈惇孙景尧谢天振164)。这种划分由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典型内容,让人不免联想到形象学可能是属于影响研究。又如杨乃乔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把形象学作为一节放在“类型论”这章之下,译介学则独立出来,成为与“类型论”平行的“译介论”一章,但书中并未对归类原因做出解释。

再如叶绪民教授等主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一书认为译介学属于影响研究,而形象学则被划分至平行研究之下。(叶绪民朱宝莱王锡明31)这一系列各异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编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个人化思考。我国学者对于形象学与译介学归属问题含混与逃避的态度一方面由于译介学与形象学的归属问题比较棘手,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于编者们认为形象学与译介学所谓的归属问题并不重要,但是由于教材编写的清楚性与条理性等基本要求又迫使编者们必须进行归类描述。这些教材无论是从形象学的发生学角度与实证性特征出发,暗示它与影响研究的密切关系,还是看重译介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使之独立成章,或为突出译介学中的审美性而把它归入平行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似乎都能成立。但如果我们立足于科研实践的视角,对于上述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答案。比较文学教学与教材的编著各有不同的要求和目的。教材线性叙事的特点要求其论述必须明晰,所以形象学与译介学的归属问题需要明确出来。但在教学中,教师在讲授各流派的起源、发展以及代表人物与观点的基础上,更应侧重讲解如何最大程度地体现比较文学理论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性,即在科研实践中的运用问题。让学生明白“比较文学是什么”、“比较文学研究该怎么做”,并由此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才是教学的根本目的。

法国学派强调实证性,是为了反驳学界对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批评,而美国学派推出平行研究,则是为了修正法国学派重实证轻审美的倾向,扩大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并丰富“比较”的内涵,使之更适应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显示的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趋势。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都是针对相关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具体科研实践上并非完全拘囿于某一方法,我们在研究中也不应拘泥于学派划分或学科归属问题的限制,相反应调动各种资源,运用不同方法深化对问题的解决。无论形象学与译介学属于哪种理论或学派,在实际运用中,形象学与译介学研究总是要兼顾实证性材料的梳理与审美性因素的挖掘。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先从归属问题的纠缠中跳出来,而直接关注形象学与译介学的理论重点及其在运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引导学生理解形象学与译介学学科归属问题时(相似的问题还有文类学与主题学到底属于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较好的做法是不急于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进行延宕性的剖析与思考:法国学派为何要把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定位为实证性?美国学派为何又要突出比较文学研究的审美性?它们在科研实践中是如何做的?我们该如何认识影响研究突出实证性及平行研究突出审美性的说法?形象学与译介学研究中又会运用哪些基本方法?等等,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开放性的思维习惯,深化对比较文学理论的认识,并最终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科研成果。例二从科研实践的维度重新认识“X+Y”式比较。比较文学到底是不是文学比较,这是自这一学科诞生之日起一直如影随形的难题;比较文学能否完全脱离“比较”,也是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解释清楚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本科教学中,学生在了解平行研究之后,马上会想到此前学过的许多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间有着令人兴奋的相同之处,而文学与文化间的同质性正是平行研究可比性的基础,因此课程论文选择“杜十娘与茶花女之间的比较”之类选题的人屡见不鲜。然而针对这一现象,很多学者指出此类比较只是一种比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行研究论文。

平行研究理论早已经指出,不同文化/语言/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行比较的。那么,该如何进行“X”与“Y”之间的比较,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进行恰当的“X”与“Y”的比较呢?目前国内比较文学界较认可的说法是适当限定比较的基础与范围,王向远教授曾将它具体化为三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之间‘建立关系’;要有‘问题’意识;论题要有一定的范围。(王向远92)他对“可比性”的限定切中了比附性研究宽泛无当的弊病,是被广为接受的一种观点。但如果对这一观点进行细致分析,就会发现上述三个方面其实就是为了突出比较的必要性、有效性及其意义,只是为突出科研的有效性与意义而对可比性做出界定,并非是对比较文学理论进行推衍的结果。而这恰好佐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从科研实践的维度展开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意义。诚然,为了比较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必须要明确比较对象的关系与论题的范围;此外,还必须注意创新性的问题。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原则即是创新。国内“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之流的类似论文不仅在观点上难有新意,而且论文结构也不无雷同。通常都有三个层次,先明确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之处,再分析其相异性特点,最后再上升至中西文化或哲学的差异层面;或者是从不同角度平行展开其相同与相异之处。所提出的观点也通常仅限于比较对象在文学规律上相同或相异的表现,落脚点则为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共同规律以及中国黄色文明与西方蓝色文明在文化体系上的本质差异。早期的跨文明的文学比较发挥了凸显中西哲学与文学特色差异、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与实现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重复性地进行此类中西文学的简单类比,就好比拿苹果与梨子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苹果与梨子虽然都是水果,但最终苹果还是苹果,梨子还是梨子,这就使我们的平行研究缺乏创意,而读者阅读起来也味同嚼蜡。因此缺乏创新性是“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之类选题不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在于它们未能确定所比较对象之间的关系与论题的范围,或是缺乏问题意识。

我们提出要重视研究实践的维度,并非对“X”与“Y”式的比较研究进行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强调该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怎么确定平行研究中比较的意义与价值,或者说比较对象之间的可比性,其参照系是已有的研究现状,其检验标准是创新性。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从科研实践维度来重新认识比较文学理论并进行教学改革符合这一学科的方法论性质。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解释比较文学理论中的模糊之处,更能够充分发挥比较文学理论阐释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问题的灵活性与有效性。科研实践的维度的引入可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而灵活多变。下面简谈三种可行的做法。第一,以论文为例让学生明确比较文学理论的特点以及在运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笔者在讲授流传学时,提前让学生阅读了两篇相同论题的论文,讲完流传学理论后让学生分析讨论两篇论文的特点。在经过对比分析后,大家得出了两点较重要的结论,一是进行流传学研究,材料一定要新颖、客观、翔实,这样研究结果才能有新意;二是在考察文学的流传时,要结合影响者与接受者的差异性,注意流传中的变异。这样的教学模式既加深了学生对流传学理论的认识,也为他们进行科研实践奠定了基础,显然比只讲解理论收效更好。第二,适当扩大比较文学理论范围,增加前沿性理论的比重。比较文学具有开放性特点,它不断吸收其他学科成果并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因此有意识地增加前沿性理论讲授的分量,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发挥。笔者在给研究生授课时,在译介学部分详细讲解了“翻译的政治”,许多同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人在课后马上写出来一篇讨论20世纪中国翻译小说译者序言的论文。第三,精通一门或多门外国语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打开一片新天地的钥匙,也是对比较文学学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尽量运用多种语言的原文材料,至少也应兼顾除汉语与英语之外其他语种的材料。由于英语的普及,教师在教学中为了便于理解,往往会大量地涉及英语文学及文化,难免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比较文学等同于中国与英语国家文学比较”的负面效应。如果在教学中应用其他语种的材料与例证则不仅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还能打开学生的视野,把他们导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一些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来组织教学内容,这也是值得赞赏的做法。总之,由于比较文学科研方法论性质,在教学中引入科研实践的维度,对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深化其对比较文学理论的认识并将之转化成科研成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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