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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最先运用于外国文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日本与80年代我国的高等院校,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与教学模式。跨文化的理念认为语言教学与研究要结合本国的文化,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与之同时,它和多元文化研究并不完全相同,因其“在研究一种文化时,我们能找到某种共性的、跨文化的东西。‘跨’这个前缀代表一种比‘多元’更高的层次,它并不意味着为了保存某种东西而去牺牲别的东西”。在我国的比较文学领域,这一术语准确描述了我国80年代萌芽,90年代蓬勃发展的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事实上,文学评论家普遍认识到任何一种当前热点的文学现象,总是处于和民族文化纵的历时性的承嗣,或者与世界文化横的共时性接触之中。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动态非静止的文化坐标系中去定位、判断、解释、评价与研究,成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够排除人为的干扰和影响,探寻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还原文学本身的真正价值。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发展重要倾向之一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化”。
90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主流话语,甚至被某些人认定为文化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性质。中国比较文学界视跨文化研究为其重要使命之一,敏锐感知国际研究的前沿,注重于研究与探索跨文化交往中的同质和异质性问题,在东西方和多元文化中的文学经典、文化转型期价值与精神的重建、后殖民主义与本土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重新构建中国学术品格与跨文化的共通的学术话语而积极努力,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然而,这种认可来源于历史的必然趋势,除了当前的文学研究正面临重大改革,文学研究的概念、范围和其本身建构的理论意义等都发生了改变,后殖民时期的来临,使得跨文化研究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话语,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论,以宽容哲学为根基,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文化模式是并不存在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多种多样,都有其独有的价值。因而,在全球文化价值共享的探索过程之中,扎根于本土话语,进行跨文化研究,以求异质文化的融会相通,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回顾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方面,不同的文学体系不应实行自我中心主义,用自已的标准和模式去要求他人,而应该是平等独立的,互相参考与借鉴。长期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界推崇欧洲中心主义,其本质上是文学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是落后于历史与时代的。
不同文学体系、文化体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相似性是互相交流与沟通的根基,而差异性则为沟通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假设全球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都是相同的,没有区别,也就无法沟通交流,更不可能进步。所以,意识到不同文学体系、文化体系的差异性,并且予以尊重,是实事求是的,是客观的科学态度。在方法上,释异与存异相辅相成,并不需要彼此对立与取代。在沟通过程之中,不能站在奴役与侵略的立场,试图吞瓦解与消灭异质文学与异质文化,要善于借鉴与吸收异质文学与异质文化,以充实自身的内涵,使之得以可持续发展。人们给予比较文学很大的期望,旨在通过文学交流与文化交流,使得马克思与歌德期盼的“世界文学”时代能够早日来临。而“世界文学”必然是具有活力的“异质同构”。具体的某个文化体系与文学体系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的。
当今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与文化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人,除了社会在不断发展和变革外,这也和不断融合与吸收异质文学、异质文化息息相关,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深刻影响了千年来古老的华夏文明,使中国人民能够以新的视角和立场来深刻洞察自己的文学与文化。同时,西方人也借鉴与吸收许多中国佛教与儒学的观念。当西方将庄严肃穆的目光投向中国民族,投向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之时;当横亘中西方文化体系的跨文化研究真正实现相互具有共同话语,能够彻底的交流与沟通之时,比较文学才能真正实现繁荣与兴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已无可置疑的形成了新的格局,关于“文化共存”与“文化冲突”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导致了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一致的舆论反对,这证明了其论点的根本性错误,也说明它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全球未来文化发展的趋势。从近年来来世界范围的深刻变革来看,西方文化在对自身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反省、否定与批评后,其资源即将耗尽,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东方,开始探索古老的华夏文化中,试图寻找能够反思自身文化局限的精神食粮。中国比较学派是出现的时间并不长,现在还并不够成熟与完善。
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萌芽与发展,从最初就套用、借用、沿袭西方的批评方法与理论,而在中国的本土文学和文化中难以寻觅能够替代西方术语理论的话语。在中西的文学比较之中,西方话语独白通常一统天下,中国的本土文学存在着严重的失语现象,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过于年轻。在全球化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学特色符合世界多元化的需求,利用和发掘中国本土话语、构建中国学派的中国话语,以形成中国学派的特色,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当前文化多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比较文学学派面对着丰富的文化土壤,投身到构建真正的中国学派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美好前景中。而跨文化研究的出现,不但是比较文学的新的机遇,而且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化的传统国度里,有着更加灿烂的前景。比较文学具有跨越性的特点,在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包含了语言、民族、学科与文化的学科,我国的跨文化策略就是要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改变西方文化的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彰显中国风格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景中,重新焕发中国文学的魅力,在借鉴异质文化的过程里,增进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文学是文化生产和交流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媒介,一般讲,它的形式和功能将随着文化结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我国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要探索文学在文化交流中的演变,文化在文学互动中的影象,在文化文学沟通里的功能与形式因素。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中,要构建与发展中国本土文学的话语权威,在本土文化的土壤里探寻西方话语的验证体系。
中国学派始终坚持这样的立场,原因在于“本土文化人的责任不是只针对民族文化的责任,而是与民族总体有关的全球责任”。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中,年轻的中国学派探究文学的文化本质,确立中国本土的话语权,寻找中华民族的特色,反对欧洲中心论,消解西方话语霸权,其理想与实践都是为了在全世界寻求自身的位置,使世界在东西两极中达到话语的平衡,使其不为某一方面统治,而是达到全球化多声同奏,多元共生的和谐之境。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出现,给予我们找回自己的崭新机遇,也是赋予我们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义务与责任。在不远的未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将是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乃至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展望将来,所谓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文明冲突是非常荒谬,而且不可能出现的,我们要准备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因为人类文化发展史通常给我们启示,世界文化的巅峰是在文化大交汇,特别是异质文化大交汇处出现的。在这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之中,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必将有着更加辉煌灿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