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印象主义新批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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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20年代末至50年代而言,与其说是比较视域的沈从文研究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中的比较视角,因为许多评论文章都不具有贯穿始终的比较视角,但是有此视角闪现的文论又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从评论主体看,当年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人多数拥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他们在评论中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比较视角;二、从创作主体看,20世纪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社会环境使得即便是乡土作家也不能完全游离于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之外。“闪现”即稍纵即逝,意指文论中具有比较意识观点的非系统性和碎片感,它零星显现,不深入,不分析,只抓住一种感觉,描述一个印象,这也是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批评的特点。徐霞村的《沈从文的<鸭子>———未必如此杂记之四》最早在沈氏作品研究中这样运用了比较视角。该文指出沈的作品“受过《圣经》的影响”,对话流利,叙事细腻并富有抒情意味。毕树棠将MichaelPupin的自传《从移民到发明家》和《从文自传》进行比较,一语中的道出了沈氏自传的凡人意识和关注普遍人性的特征。除此之外,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以及汪伟的《读<边城>》也都存在着比较性描述。苏雪林的《沈从文论》是这段时期比较视角运用得比较充分的一篇文论。苏不仅注意到沈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西方作品的相似性,她还发现沈氏《龙珠》等作品风格上的西洋化:“对话欧化气味很重”,故事中的情歌更“带着西洋情歌风味”。从体裁方面看,她认为《月下小景》模仿了薄加丘的《十日谈》。苏雪林的论证表明沈从文确实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并一直有意识地在学习、借鉴和尝试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综合而言,这段时期在沈从文比较研究领域尚未出现集中探讨的热点问题,相关评论常常只言片语,并不构成沈氏作品评价的主要视角,在沈从文评论中不具有主流话语的地位,但是,这些20世纪初期具有中外阅读能力的评论者以优秀西方文学作品为参照系对沈从文作品所做出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苏雪林外,大部分评论者未能深入阐发自己的观点,只是一笔掠过。这一现象在沈从文研究的第二阶段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

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英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研究是沈氏研究的历史转折点,沈从文作为文学大家的地位得以确立,在国际文坛能够拥有一席之地,此间海外具有比较意识的沈从文研究者的贡献功不可没。1948年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一系列批判文章将沈从文彻底从大陆文坛驱逐出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70年代末。此间无论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是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抑或是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对沈从文均采取了或贬抑或轻描淡写的态度。与此同时,60年代至80年代早期在海外,尤其在美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沈从文研究热潮锋芒渐露。华裔学者夏志清、聂华苓、於梨华以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瑞典学者马悦然等以鲜明的中西比较视角,运用西方文艺批评方法通过纵横方向的比对,对沈从文创作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使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大大提升。直至1988年,沈从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沈从文单设一章对其作品主题和人物形象深度审视,这是文学史上的首例。夏分析了《边城》、《主妇》等作品,将其湘西人物按照华茨华斯笔下的形象分成两类:一类是露西型态的少女,如三三、翠翠;另一类是“饱经风霜、超然物外,已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老头子。”如会明、《生》中的舞傀儡者和《夜》中的老者。他将沈从文的老者形象与英语作品中的类似形象进行比较,阐释其不同的精神内涵。夏认为沈的田园气息作品,“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理关注之情,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

他从沈从文与福克纳女性人物塑造上看出二者“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并且常以社会上各种荒谬的或残忍的道德标准来考验它),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他们两人都认为,对土地和对小人物的忠诚,是一切更难达到的美德,如慈悲心,豪情和勇气等的基础。”①夏自清深厚的英美文学功底,为这篇沈从文评论构筑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中英比较视域框架,夏先生在文中表现出的人文主义关怀冲击了40年代以来左翼政治话语构筑起来的沈从文研究壁垒。他将沈从文与西方公认的文学大家华茨华斯和福克纳进行比较,这本身也是对其成就的极大肯定。继夏志清的研究,70年代比较视角的沈从文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重要文献有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司马长风的《论沈从文的创作》及金介甫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第一部沈从文评论专著是美籍华裔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60年代盛行西方的新批评主义分析手法在这部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据邵华强节译的片段,该文有两大亮点:一、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核心概念“乡下人”的阐释;二、对作品象征意义的解读。作者例举沈从文作品中不同的乡下人形象,指出其与加缪《局外人》中“陌生人”的多重相似性。该文还认为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意识的作家,无论其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主题或是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聂华苓在此对沈从文的《柏子》《静》《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等诸多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均给予了细致解析。②《沈从文评传》精致的作品解读,层次分明的意义阐释为沈氏作品研究方法的拓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司马长风的《论沈从文的创作》是作者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的一部分,虽然未采用严格的比较文学批评视角,但可以鲜明地看出其受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和新批评方法的影响,明显不同于印象主义批评。

70年代另外一位卓有成就的沈从文研究学者是美国人金介甫。作为史学研究者的金介甫从还原历史的角度出发研读沈从文的作品。他以大量详尽的资料,从实证主义角度论证了沈从文的故乡情结和忧国忧民思想,否定了作家不问时事,不关心政治,只关注一己小世界的论断。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金介甫论证了沈从文地方色彩作品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的异同,他认为沈笔下的湘西世界更加忠于“现实”,是按照“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地方来创作”的,不像福克纳作品细节多为想象的产物。沈将苗族老乡描写成行将衰亡而又高尚可贵的野蛮民族,与费尼莫•古柏的印第安人一样令人悲悯③。在探讨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时,金指出了沈所受到的西方心理学、神话学、人类学及现代派思想的影响。④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⑤事实的确如此。在政治话语统领一切的六、七十年代,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成为大陆文坛禁区,然而中西比较视域下的沈氏研究却在此时于海外率先迈出了人文与艺术评价的一步,特别是夏自清先生的评述将沈从文置于茅盾、老舍、巴金等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国内重新评价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提出了新课题;以聂华苓为代表的新批评主义的文本细读方法,她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准确归类、对情节内在逻辑的缕析又为沈从文研究开辟了新的角度。金介甫经过严谨考证发现的丰富史料为后来的沈从文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总之,60-80年代初期中西比较视域下的沈氏研究在批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开拓,代表了当时沈氏研究的最高成就,它所具有的学理性和人文主义立场对后来的沈从文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80年代后期对沈从文的重新评价之风正是由此间具有比较文学意识的沈氏研究者所掀起。60-80年代初期域外的沈从文研究学者与中国政治和文坛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所保持的距离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加之,六、七十年代正值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在理论构筑和实证分析方面都卓有建树的时期,因此,在美国的学者能够开创沈从文研究的阶段性至高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60至8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重地的沈从文研究填补了此时中国大陆沈从文研究的空白,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与传播引起了域内一场是否应该重新评价沈从文的论争。朱光潜通过《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和《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两篇文章明确表示出对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回答;而此时丁玲撰写的《也频与革命》和《记胡也频》则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一段时期里沈从文评价在国内依然不见踪影,真正打破这一沉寂的莫过于凌宇先生。继凌宇之后出现的沈从文研究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从中西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角度看,这一时期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与弗洛伊德思想的联系:1991年吴立昌在《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首先对此展开深入论证。他认为沈从文全盘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在肯定了沈从文运用弗洛伊德性认识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创作了大量具有社会价值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他又指出沈从文与弗洛伊德一样犯了用泛性论认识历史,分析政治、解释战争的错误,他说泛性论还导致沈从文在《长夏》、《厨子》和《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等作品中“把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性欲简化、抽象化为动物本能”,“把人性完全降低到单纯的动物性,把动物性本能与人性等同起来”,从而亵渎了人性,虽然这类作品只占沈从文卷帙浩繁的作品一少部分。然而凌宇先生的《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和《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则持不同的观点。凌宇认为沈的作品显然是受到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但是沈对“生命”和“生活”的阐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已经超越了弗洛伊德将性欲认定为人类一切行为原动力的思想。沈认为人生需不满足于知生知死,而应当有理想并愿意为之受苦,“时时刻刻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眸”。沈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与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可见,凌宇先生不认为沈从文彻底接受了弗洛伊德思想。

2•与尼采、叔本华生命哲学的联系: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世界文化》是八十年代比较文学视域下沈从文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以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将沈从文作品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放置于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重新构建生命哲学的历史洪流中。结合对叔本华、尼采理论的梳理,赵学勇将沈从文与鲁迅、冰心、许地山等国内作家对生命哲学的文学思索进行横向比较。这就将沈从文对生命哲学的构建纳入世界文化史上对这一命题进行探讨的一部分。赵认为沈从文强烈主张生命自由、自主的个人意志和冲破一切禁律束缚的反叛精神,确立人的自我价值,这一切显然受到尼采的个人意志学说的影响。但是同时他也提出沈氏张扬的个人与民族“意志”不可避免地“注入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汁液。”⑥赵学勇广阔的文化视野及其对沈从文“生命哲学”文化内涵的透辟分析是其对沈从文研究的重要贡献,然而相对而言该著作中具体作家作品比较研究不够深入。

3.与基督教文化的联系:学者普遍认同基督教对沈从文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学富的《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做出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他提出沈从文当年随身携带的《圣经》、与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及诗人的接触以及阅读带有宗教色彩的作家作品(泰戈尔、托尔斯泰、歌德等),综合起来使这位当年从未走出国门的作家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他那些描写苗家女子爱欲生活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形象描写还是对苗家民歌的记述都可以看到《雅歌》的风格。沈从文早期的一些作品和成熟期的文艺观,他所倾心要构筑的“美与爱的新的宗教”都折射出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性吸收和利用。郭国昌⑦认为沈从文主要接受的是基督教的爱的精神。他提出生存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迫是个体迷恋宗教的根源。沈从文无论是在湘西还是在北京,他面对的现实世界要么充满血腥与暴力,要么冷漠和虚伪,这促使他在基督教中寻找精神慰藉。郭认为沈的“爱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张扬两个方面。这两点也是基督教精神的重要内涵。

4•沈从文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研究:90年代王德威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和彭小妍的《沈从文的前卫主义和原始主义》对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都有所阐释。王德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再次从沈从文的现实主义这一命题出发剖析了作家的抒情话语特征及其意义。王德威认为沈从文刻意运用的抒情话语其实是其“批判病态社会的修辞方法”,也是“小说叙事跨入诗歌领域的表征”,它还是一种“象喻行为”,勾画出“露骨的写实主义”和理性思维所无法充分诠释的复杂人性。因此沈从文的作品是“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而非例外。”这部著作虽然落笔之处在于确立沈从文的现实主义关怀,但分析过程则显示出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承袭了李欧梵对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释,并进而提出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和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它提出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又不同于以上海城市的现代特征为主题的上海现代主义。沈从文的作品《水云》中叙事主体分裂人格的“自我”和“本我”的相互辩难,是以分解主观性的方法探索主观性;《凤子》《看虹录》等作品的非线性叙事特征;过去和现在,抽象与具体、理性与原始在文本中的相互交融等都证明沈从文的作品充满现代性,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除了以上问题研究之外,本阶段平行研究主要在沈从文与福克纳和哈代两位作家间进行,也有学者将其与劳伦斯、梅里美、契科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进行比较。

80年代以后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国内学者刘洪涛、杨瑞仁在比较文学领域的沈从文研究方面都颇有建树。80年代后期以来沈从文比较视域的研究较之50-80年代初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挖掘,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者世界文学意识表现得更加鲜明,文化批评受到广泛青睐。批判方法由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发展为广泛地运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阐释作家作品,虽然这种方法受到部分国内学者的质疑,但不得不承认它为受传统束缚的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中西比较视角研究能够在沈从文———这位从创作主体到创作主题都如此乡土的作家———作品中发掘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是旺盛的。然而像所有比较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样,中西比较视角的沈从文研究,特别是平行比较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研究者为了说明比较对象的相异与相同,有时候难免差强人意,将作家复杂的文学思想简单化。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无论是从文化交流的目的出发,还是从正确评价作家作品的需要出发,比较文学研究都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让伟大的作品在比较与辨析中见出光彩,让东西方文化在交汇和碰撞中实现沟通,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